长征胜利后，当时红五军属于红四方面军序列，参加了西路军。在攻占甘肃高台后，被马步芳部2万多人团团围住，董振堂和红五军三千多人全部牺牲。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马步芳还将董振堂烈士的人头挂在高台县城墙上。
对董振堂的牺牲，叶剑英有诗：英雄战死错路上，至今犹忆董振堂。悬眼城头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如果能把找到的各种书籍文章、当事人的回忆录看一遍，西路军的历史大致还是清楚的。近几年西路军研究之所以出现“迷雾”，是有人故意的，想颠覆历史，把这个结果说成毛主席“借刀杀人”，通过一段段“切割”翻案，以此否定共产党。仅此而已，如果看清了，就知道所谓的“揭密”，就是想重新“制造”历史。
武警服是武警的正装，是解放军的马甲。新疆7.5、西藏3.14都有改穿武警服的野战部队进驻“驻训”的。穿着军装总部首长去看穿着武警服的部下，可能觉得太显眼，也穿一件马甲，很合适呀。
附1 西路军究竟奉谁的命令西征
1936年10月11日，中央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
10月23日，彭德怀授命携根据《十月作战纲领》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至打拉池与朱德、张国焘会晤，征求他们的意见，朱张均表示同意。
当日9时，彭德怀将三人商定的《宁夏战役计划》电报军委：
“此战役分两个步骤：第一步，野战军主力略取灵武、金积，于黄河南岸努力解决渡河技术。三十军、四军略取景泰，向中卫攻击，吸引马鸿逵主力向中卫增援。控制兰州、一条城、靖远黄河左岸。第二步，渡过黄河袭占平罗城，控制石嘴山、郑白桥、聚保堡地区，在可能时进占澄口，控制宁夏门户。以一部袭定远，接受苏联物资帮助后，再进攻省会。为接运远方资财，已收集百余只骆驼作运输工具。
但也就在当日，张国焘以红军总部名义致电徐陈，命令红30军立即渡河，红9军跟进；如渡不成，南敌继续突进，则以9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
10月24日，彭才得悉红四行动并告军委，军委回电，要彭与“朱张”商量，“30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控制定远营，9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希望作为红四头号主力的红9军暂不渡河。
同日，张再次致电徐陈，“渡河成功时，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王佛寺、宁夏方面发展”。
10月24日24时，毛致电彭并朱张、徐陈，明确表示支持彭23日9时上报的作战计划，强调先击退南敌的重要性，希望张徐陈依该命令行动。值得注意的是，毛从此时开始越过朱张的红军总部，直接对徐陈喊话。
彭并致朱张，贺任，徐陈：
甲、同意二十三日九时电之计划。
乙、胡王毛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有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蒋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丙、前电各项请即复。
25日，徐陈不顾中央电令，致电张及红四下属各部，决心九军渡河：
甲、我三十军已渡河成功，今夜三十军可全部过河。对岸敌打数枪即跑，我一团已占四儿湾并在继续前进中。
乙、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九十一师一个团今下午即接五军防，九十三师两团位其后，作预备队，节节制敌。
同日16时，红军总部发出一封朱张彭联名电报致电军委及贺任，徐陈，明确下令红四主力渡河。（2日后，彭致电中央，申明此电盗用了他的名义，他事先全不知情。）
控制西兰大路十月份在我手中之任务，已大体完成，三十军渡河成功，开辟了执行新任务的第一步胜利。一、四方面军布置我们原则上同意徐、陈二十四日电所提意见。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地区，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并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的拒止。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从中卫、灵武段渡河。其河右岸郭城驿前线部队，尽量迟滞和吸引会宁方面之敌。该掩护部队将来如必须渡河时，其一部可于掩护任务完成后，在靖远下游至五佛寺段渡河。
同日，军委致电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再次强调要先打南敌，要求红九军不要渡河：
朱张，彭并致贺任，徐陈：
甲、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黄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
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面作战带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两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
乙、因此，部署应如下：
（一）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三眼井堡、大营盘、大塘驿地
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攻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
（二）四方面军除渡河之两个军外，尚余以九军为中心三个军。二方面军除派赴七营部队外，尚余其主力。
同日，张国焘以红军总部名义给中央发电，不同意军委部署，强调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
26日1时半，军委向总部妥协，同意九军过河，但强调红四其他部队不要再急于过河：
甲、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
乙、等二、三日后，如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封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抗击手段不够。
同日，徐陈致电朱、张、彭，决心以三个军渡河，电后即率军直属队尾随9军渡河：
甲、为开展目前战略方针，争取主动，吸引敌人于兰州方面，并尽力能迟滞会、定前进之敌，我们即遵二十五日收到总部158号批准二十四日提议之电示，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大力压迫，两个军速控五佛寺、一条山、红水一带战略地区，留五军在河岸监视靖远、一条城之敌及守船任务，四军位现阵地扼阻会、定敌人。
乙、今十七时我们即出动过河指挥，总部有何指示，望速告。船工会（队）是否立刻可分一部归总部，待我们今晚到河边把详情弄清再报。
同日17时，总部回电徐陈，“同意你们部署”。
同日21时，毛密电彭：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
10月27日，张国焘的态度一度发生变化，当日5时，总部致电徐陈并报军委，命令徐陈其他部队遵照军委指示停止渡河：
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系注意击破南敌，停止追击。我各部应即遵照这一指示执行。四方面军除三十、九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四、三十一两军即以一部逐渐迟滞敌人，准备于郭城驿附近与敌决战，消灭敌之突进部队，而停止其前进。
这一次，徐陈直接站出来唱了黑脸，他们当日即回电总部及军委，强调四方面军必须全部渡河。
10月28日13时，军委得悉张国焘态度转变，连忙致电总部、彭、贺任、徐陈，对总部27日5时电表示欢迎：
完全同意朱、张二十七日五时部署。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照张电位置眼井堡、三塘驿地区，准备以一军向中卫、一军向定远营，其余以坚决击破南敌为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现当敌人轻我锐进之时，正是我打胜仗的时候。必要时拟请德怀赶前线指挥此次战役，在政治上立即开始大动员，坚决消灭胡敌。
但同日，徐陈态度强硬的再电总部并转军委，强调自身困难，“三十一军无论如何须抽出随指挥部行动”。
同日19时，张国焘态度再次转变，致电军委表示支持徐陈意见，并要求一四方面军全力配合红四行动，电报末尾称“究应如何？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留给军委5小时答复时间，过时不候。
军委拖至10月29日12时，终于再次妥协，复电总部同意三十一军过河：“根据朱、张、徐、陈意见，为迅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
当晚8时，彭致电军委，提出海打战役计划，要求红三十一军留河东作战。
10月30日，军委同意彭议，致电总部，再次劝说张国焘。
朱张：
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住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
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同日，海打战役计划未能实现。河西红军与河东红军被切断。
11月2日，徐陈致电军委及总部，把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正式提上了台面，至此，毛之前担心的“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成为现实。
“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
同日，军委电复河西红军，希望他们原地发展，间接否定了他们的凉州计划：“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
11月3日22时，军委致电“朱、张、徐、陈”，同意河西红军西进至永登、古浪一线，但一定要保证和后方的联络：
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
11月4日，徐陈再次向张提出：“我方情况实不允许久控现地区，等待配合右岸行动”“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
11月5日，张致电徐陈，指示他们“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和军委指示完全背离。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1月1日，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彭德怀等在海原关桥堡会商，当时就做出了三个方面军由彭的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军总部不再干预的决定。而此时张国焘仍在直接给河西部队作指示。
11月6日，徐陈按照张的指示拟定向凉州进军的《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上报。
11月7日，该计划得到张的批准。
同日，河西红四的徐陈等七名首长联名致电党中央，要求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独立开展行动。
11月8日，中央回电同意，西路军自此正式成立。
附2 红军西路军历史真相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后，张国焘拒不执行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强令三十军和四方面军总部带九军、红五军团二万多人，西渡黄河与中央分裂。十一月十日组成西路军向甘北进发，妄图到新疆建立在自己的势力范围称王称霸，被西北军阀分割围歼在河西走廊。后经中央营救，仅剩八百人在李先念带领下到了新疆。我三个整军被敌歼灭。这是我军建军史上少有的失败。当时，杜发树在西路军总政治部当宣传员，是西路军少有的幸存者；周萌文在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当卫生员（未参加西路军战斗），是西路军失败的旁观者。我们从亲身经历中，感到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量敌不准，指挥失误。西路军西渡黄河之前，张国焘、陈昌浩等错误地估计西北形势，认为马家匪军是“破铜烂铁”，不堪一击。而我们渡河的三个军都是能攻善打的主力部队，消灭马匪军，打通国际路线，到新疆占领一块地盘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红军一过黄河，便遭到西北军阀的联合围攻。青海军阀马步芳，宁夏军阀马鸿逵，甘肃军阀于学忠等，在反共的旗帜下联合起来，调集重兵围攻红军。马匪当时有十万人，我们只有二万五千人，敌人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而且在战斗力上也不象原来估计的那么差。他们大多数是骑兵，步枪上装有两条长铁叉，架在马头上可进行射击，下马在地上可以当支架，打得很准。且熟悉地形，以逸待劳。占了天时、地利等有利条件。而张国焘、陈昌浩看不到敌人的这些优势，盲目进击，渡河后接连攻下了古浪，永昌等几个小县城，便被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俘虏采取了杀光政策。记得有次战斗抓了上百名俘虏。除留下几名当翻译和舌头外，其余全部杀死。我们不仅得不到兵员补充，而且迫使敌人拼死一战。红军只有消耗，没有补充，仗越打越困难。中央多次电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东渡黄河，但陈昌浩顽固执行张国焘西进路线，令各军急进，占领山丹、临泽、高台等地，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里西是祁连山，北是大沙漠。在几十里宽的一条狭窄地带，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到西摆成一字长蛇阵，相距近千里，分散防守各个支点，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敌人调集大量骑兵，利用我兵力分散、战线太长的弱点，对我进行分割包围。我们全是步兵，武器装备又差，虽然红军将士英勇奋战，但伤亡惨重，部队连连受挫。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占领古浪，十八日便被敌攻陷，红九军损失惨重。三七年一月一日我占领高台，二十一日被敌打下，红五军团全部阵亡，军团长董振堂壮烈牺牲。三十军在张掖附近与敌苦战，和九军、五军团突围出来的少数同志一起共八、九千人集中在倪家营子，陷入敌重重包围之中。党中央派出部队前来营救，并电令陈昌浩突围东撤，而陈昌浩不听劝告，突围后重新西进，把西路军引向绝路。红军将士与敌血战九昼夜，绝大部分战死。陈昌浩化妆后逃回陕北。剩余部队一千四百多人在李先念带领下突出重围，撤退到祁连山上。三月二十三日收到党中央电报，指示西路军现有部队保存力量，团结一致，设法进入新疆，并派陈云同志迎接。西路军余部根据中央指示，靠打黄羊为食，经过千辛万苦，番过了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一九三七年四月到达守敌不多的安西县境。本应避开敌人，沿小路向新疆撤退，但因当时部队艰苦、疲劳已极，想打下安西补充休整。没想到刚拿下安西，就被敌人骑兵包围，突围后又在红柳园与敌遭遇，部队被打散，只有八百人零零散散到了新疆星星峡。杜发树就是这时被打散的，当时他和排长李先觉、战士胡友贵等三人一起走到新疆。敌我兵力悬殊，是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料敌不准，指挥不当，不听劝告，则是主观指导的根本错误。
二、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部队不能及时补充。西北地区民族混杂，荒凉偏僻，由于长期的民族隔阂，和敌人多年反共欺骗宣传，人民群众对红军不够了解，加上五马军阀的严密控制，他们也被迫在土围子里同军阀一起与红军作战。红军打下一个城寨，老百姓要么逃走，要么被红炽俘虏后当敌人杀掉了。特别是四方面军过去受左的影响，离开川陕根据地时，张国焘就提出“不给敌人留一粒粮食”的口号，打土豪得到的粮食、房屋不分给老百姓，带不走的都烧掉了。到西北后仍如法炮制。人民群众视西路军如“洪水猛兽”，远远躲避。西路军远离后方，兵员又无法补充，物资没有来源，伤员无法安置。得不到当地群众的有力帮助，西路军成了无水之鱼，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三、部队来不及休整，非战斗减员严重。在张国焘错误路线指挥下，四方面军曾三次过雪山草地。长途跋涉，频繁战斗，使部队疲惫不堪。没有来得及休整。先头部队就匆忙西渡黄河，战斗力已经明显下降。部队没有喘气的机会，到河西干什么，和谁打仗，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西路军开始进展还比较顺利，但因敌人骑兵部队机动性强。我打下了一个城寨即被包围，部队来不及休整，便又投入新的战斗。且西路军大部队同志来自川陕根据地，不习惯西北的水土、气候，也吃不惯高梁、黑豆。艰苦的生活，紧张的战斗，使伤病员大大增加。医疗条件又差，医药供应不上，大量伤病员无法医治，冻、饿而死。西路军余部向祁连山撤退时，伤病员无法安置，部队要翻过海拔五千多米的大山，带不了他们，只好留下打游击。正规部队尚不能取胜，伤病员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敌人搜山时，大部分伤员被敌杀害。这批翻过了雪山，走出了草地，身经百战的优秀红军战士，就这样在张国焘错误路线坑害下，葬送在强敌手中。
附3 红军西路军史研究中有关问题的再探讨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 199005
【作 者】张嘉选
近十年来，党史学界对红军西路军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彻底否定“传统观点”的基础上得出了全新的结论。
这的确是值得令人称道的好事。它不仅使辛存于世、漂落八方的原西路军战士得到了公正的待遇，而且，在党史学研究领域也带了一个活跃学术气氛的好头。
但是，统观西路军史研究的结果，我们在拍手称贺之余，心中尚留一丝小小的遗憾学术界在对西路军史研究中，特别是对西路军失败原因之“传统观点”的否定中，有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比如，我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这样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在西路军研究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否定了传统的观点”。“传统的观点”指的是什么呢?“长期以来传统观点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执行了张国焘错误路线而造成的。”接着，以十分强调的语气说：“这种观点最早来自毛泽东”。（周忠喻《对红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点看法》、《攀登》1989年第4期）
诸多文章在否定了毛泽东的这种“最早”的“传统观点”之后，得出了千篇一律的结论：“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即定方针”；“红四方面军三个军的渡河、西路军的组成、西路军的西行，建立永(昌)凉(州)根据地，建立临(泽)高(台)根据地等都是执行军委命令的”。“西路军的行动是党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周忠喻《对红西路军失败原因的一点看法》、《攀登》1989年第4期）
不能一概认为上述结论都是错误的。但至少可以认为其内之关键问题是有悖历史真实的。这里，我们本着事实求是的原则，对西路路军历史研究中的有关问题提出讨论，就学术研究中的某些观点予以辩正。
初读毛泽东的一番话，心中暗自惊诧：作为一党之领袖竟如此出言之轻率!然翻阅历史之案宗，方判定毛泽东并非“信口雌黄”。
所谓来自毛泽东的“最早的传统观点”，是指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人时的谈话。毛泽东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转引《社会科学》(甘肃)1980年第2期）
关于西路军的历史，我是从1986年以后才开始有所接触、逐渐有所了解的。当然，在这一时期所了解的，均如上述所云的西路军从组建到西行等概为党中央之战略部署，头脑中自然也就形成了这样的概念。而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席话我是在此后看到的。二者对比，大相径庭。因此，在暗自惊诧之余，内心顿生疑窦：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一党之领袖的毛泽东何以如此出言无据?难道仅仅是为推脱责任(何况并不由他一人承担责任)、仅仅是为了政治斗争之需而要欺骗一个中国、乃至欺骗一个世界不成!更何况他讲此番话是在西路军战场硝烟刚刚消尽，而此事件之余波尚未平息的1937年12月讲给西路军当事人听的!如果此说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话，毛泽东就不考虑其后果吗?
作为一个科研工，责任心鞭策着我寻根摸底去探讨个究竟。于是，我带着满腹的大惑不解，埋头于党史资料的海洋之中，去寻找可令自己信服的佐证，来彻底释解漂浮于内心世界的疑云。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要求我必须让历史事实站出来说话。我注意到，十年来研究西路军历史的论文、论著大都是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中央领导人与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相互往来的电报来探讨这一历史的。那末，这里亦用同样的资料来源双方的往来通电来验证毛泽东的这番话能否经得住历史的评判。
一、红四方面军三个军十月底全部西度黄河，不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的时间是1936年10月，在此之前，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来电言明的“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的意思，即行调整与部署了我军占领宁夏的军事行动。1936年9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绝对秘密”电报中指出：“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1)……略；(2)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10月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
1936年10月，中央军委拟定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对红四方面军的具体部署为：“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通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从中央军委的《十月份作战纲领》看，中央丝毫没有让四方面军之三个军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意图。红四方面军之主力部队的任务应是南下防御，尔后参加宁夏战役。
直到1936年10月24日，中央仍不允许四方面军主力部队渡河。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周恩来(来下简称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指示：“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似以暂不渡河为宜。”三十军渡河是《十月份作战纲领》之即定决策。于是，在10月24日夜半，三十军之263团驾驶木船在强渡黄河成功。25日晚，三十军全部渡河。即日，毛、周致电朱德(以下简称朱)、张国焘(以下简称张)、彭德怀(以下简称彭)任弼时(以下简称任)徐向前(以下简称徐)、陈昌洗(以下简称陈)等人，再次强调了防御南敌进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电报说：“根据敌向打拉池追击及三十军已渡河的情况，我们以为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注意力于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我处南北之间，北面作战的阵地战性质，需要准备至二个月时间，不停止南敌，将使尔后处于不利地位。第二步重点集注意力于向北”。可见，中央军委的作战方略一向明确，对四方面军的军事部署前后一致。
但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没有或没有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决策，他执意不肯坚守南线抗击北进之敌，而是要西渡黄河将势力发展至甘肃西部。对之，党中央已经察觉。毛泽东在1936年10月26日给彭德怀的绝密电文中密示：“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10月30日，林武给王明的电报中亦称：“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迫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
张国焘这一行为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由于他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中央令其停顿南敌之命令，方使敌人得以在不受抵抗之情况下，从容地、快速地向北压来，迫使红军处于南北两敌之间回旋余地极狭的“夹缝”里。同时，一方面军攻打宁夏的部队因疲于应付南来之敌的追击而再没有渡河的机会，宁夏战役计划再也没有实施的可能，不得不中途“流产”。渡过黄河的三个军只能处于孤单无援的境地。(事实上此时已埋下了河西部队走向失败的伏笔)党中央的《十月份作战纲领》遂告“流产”，不得不在11月8日重新提出《作战新计划》。这一新计划“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徐向前：《血战河西走廊》）这又是一次在被动局势下不得已采取的主动转移战略。如果不是以后西安事变发生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一战略大转移就有可能被写进中共党史、中国工农红军的战史史册之中。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1937年12月讲张国焘“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并不是强加给张国焘的“莫须有”，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二、对已渡河之部队，中央军委令其向宁夏方向进军，而不是向甘西运动。
在什么时候占领甘肃西部，中央军委早已作了部署。在四方面军长征未达会宁之前，林育英、洛甫、博古、毛泽东给朱、张、任的绝密电报中向他们详细传达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第一，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第二，确保抗击胡宗南取得胜利、至少不使其成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障碍；第三，当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时，二方面军仍担负筘制敌军之任务；第四，“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中央的意见非常明确：占领甘西不是现阶段的任务。1936年9月16日，毛、周、彭在给朱、张的回电中再次强调了中央、中央军委的近期军事行动目标的重点为宁夏：“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
近年来，在有关研究西路军历史的论文、论著中几乎同执一词，认为组成西路军、打通新疆的目的是同苏联取得联系，以期接受共产国际对红军的武器援协。事实上这里存在有误解之处。欲打通苏联接受武器援助是事实，但在路线、地点等具体问题上作如是说与中央的决策是有出入的。1936年9月19日，毛、周、彭在给朱、张的回电中明确说：“……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我们已将宁夏、甘西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且城坚难破之困难条件报告国际，并说明须取得苏联飞机大炮之帮助，才能破城。现据回电说，到宁夏地区后给帮助，则我军只要占领宁夏之乡村，靠近贺兰山，便可取得攻城武器再行克城”。这里反复强调了要接受苏联武器就必须占领宁夏，决没有占领甘西到新疆去接受武器的意思。这是关键之处。近年来学术界同仁在研究西路军史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1936年10月24日三十军渡过黄河之后，中央军委对四方面军的指示仍未变化：四方面军之河东的两个军仍须执行南下御敌的任务；河西部队向宁夏之中卫、定远营一带进军。10月2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三十军占领永登是对的，九军必须占定远营，这是接(?)(原件如此)物攻宁的战略枢纽”。10月30日，林武给王明的电报亦说：“依照国际指示占领宁夏。红军三个方面军业已会合，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约一万七千人已渡过黄河占领靖远西北地区，准备向定远、中卫进”。
徐向前元帅在《血战河西走廊》一文中也这样说：“渡河后的我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首要目标是横扫沿岸守敌马步青部，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打开北进宁夏的门户。下步，向宁夏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当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徐向前：《血战河西走廊》）看来渡河部队对中央的部署很明确，他们正是按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一步步接近宁夏，而不是向甘西发展靠近新疆。
形势发生变化是在1936年11月初。河西三个军占领一条山、五佛寺一带后，宁夏战役不能如期进行。攻打宁夏的一方面军主力没有西渡之机，四方面军主力只好背靠黄河固守待机。然这里自然条件极差，大部队在此长期集结难稳脚跟。于是，在1936年11月2日，徐、陈电告朱、张、毛、周：“甲、此方人户稀，粮缺水苦，大部队难久作战。×(原文如此)山地区河车(谷)间还不能放重兵。乙、我们建议：一、若主力能够速渡河，需此方带(待)接时，即向中卫、宁夏进；二、或单游击定远营；三、或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停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东转来接主力过河。”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河西部队在处境不允许久停一地，之情况下已有被迫改变行军方向、向甘西进军、建立甘北苏区之意图。
接徐、陈电报后，毛泽东、周恩来与张国焘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毛、周在11月3日电告朱、张及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毛、周的意思很明确：河西部队分兵力可以向西移动，但不能离黄河太远；一条山、五佛寺不能放弃，以便策应河东部队及红一方面军主力过河。
张国焘于11月5日给徐向前、陈易浩的电报内容就大不一样了。他在电文之第五条中指示徐、陈：“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着重号为我加的)“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张国焘的这一命令与中央的指示相去甚远。其一，中央没有让河西部队“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的部署。宁夏战役虽未按既定方略实现，但此时并未放弃这一战役计划，因此，四方面军渡河部队的任务没有根本变化；其二，张国焘提示河西部队迅速占凉州，事实上已擅自改变了河西部队的行动方向，因而也就等于置中央决策于不顾，放弃宁夏战役，朝河西走廊延伸。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意义上讲，此时渡河部队进入河西走廊它不仅不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恰恰是与其背道而驰。同时，张国焘还指示徐、陈：“你们尽可能派一部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渡口在我手中，但不能因此防(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流(留)兵力守渡口”。
在接到张国焘电报的次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中央军委：因我兵力不能分散，故“决定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至此，河西部队已事实上无法执行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部署，在没有得到中央的明确指示之前，其行动方向及任务已完全地发生了变化。由此可见，所谓西路军西行是执行党中央命令之说缺乏历史根据。
三、组成西路军，不是中央军委的既定方针，而是在既成事实面前，中央及军委作了认可罢了。
上述已经证明，中央并无在进行宁夏战役前后组成西路军的计划。因为占领宁夏南部区是为了接受共产国际的武器援助，并不需要在河西走廊打通什么路线。那末，“西路军”是怎样组成的呢?只需翻阅过有关历史案卷的人都会明白：西路军的由来是出自河西部队自行决定、自行发起、自行组成，在报请中央之后，由中央及军委作了了认可并更改了名称罢了。下面有三份电报可为佐证。
1936年11月7日，徐向前、陈易浩等七人致电中央提议成立“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电报全文如下：
洛甫同志转党中央并毛、周、张：
一、为加强与统一河左岸四方面军部队党政军的领导及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我们提议左岸的部队在目前独立行动中组织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简称西北前委，拟昌浩、向前、传六、李特、国炳、克明、树声、先念、海松、翰斋、卓然等十一位同志组织之，并由昌浩、向前、李特、卓然、传六等六人组织常委，以昌浩同志为书记。
二、在军事指挥方面，提议组织军委西北分会。以上二提议当否，请中央与军委复示。拟便我力胜任，提议由向前、卓然中一代昌浩讨(?)呈厘(?)李、李、曾、树、传六。
七日
接收徐、陈等人7日来电之后，毛泽东、张闻天于8日作如下复电：
朱张、徐陈李等七同志：
(甲)提议河西部队组织前委与军分会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似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他们来电批准。
(乙)二兄有何意见请复
张毛
11月11日，中央及军委复电如下：
徐程(陈)李并转各同志：
甲、你们所部组织西路部。
乙、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政治委员会(原稿如此)，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统一的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
丙、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临时改为西路军总指挥部，其组织照旧不变。
中央及军委
十一月十一日
这就是西路军组成的前后经过。它似乎出现得比较突然，在中央及军委浑然不知之情况下，已由河西部队领导人打出了旗号，且党务、军务组织及其领导人名单等一应俱全。这里，笔者并非指责其作法有什么错误。相反，我们认为，河西部队孤军奋战于河西走廊，在同中央军委只能取得遥控联系之处境下，自发地加强政治、军事组织是必要的。这里想说明的是，西路军的组成出自于河左部队自发，我们不能因“西路军”的名称是中央及中央军委更改的就认为西路军从组建就是受命于中央及军委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同时，中央及军委等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但并没有对西路军有新的重大安排。因此，更不能将组建西路军与中央的战略部署联系起来。
总括上述三条，本节的结语可作这样表述：毛泽东在1937年12月接见西路军所剩部分领导同志时讲的话出言有据；张国焘不仅要对西路军的失败负责，而且对宁夏战役的流产及河右红军的被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之，近年来有关西路军历史研究中提出的西路军从组成到西行都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之观点值得商榷。
历史案宗表明：党中央确有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设想。但是，完成打通苏联的任务，党中央选定的是红一方面军属部。而不是红四方面军属部。由此可认定，以后的西路军西出凉州、兵发新疆行动，不是出自党中央的既定方略。
诚如大家所说的，在红军长征之前，红军长征之中，党中央已有创造西北苏区、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武器援助的设想。到1936年6月，毛泽东同志对这个问题谈得更为详细、更为明确。他在给彭德怀的绝密电报中具体谈了打通苏联及其道路、时机问题。毛泽东说：“以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一任务是必须一及十五军团担负”。(着重号是笔者加的)这份由中央档案馆珍藏的电报，将问题说得不容许我们有半点疑问打通苏联事在必然。但是，打通苏联只能由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十五军团来承担，中央断无由红四方面军组成西路军、打通新疆的考虑。这是唯一的一份由中央领导人指明打通苏联任务由××担负的电报，以后再没有如此明确的指示了。
此外，在与苏联建立联系的地点及路线问题上，前后明显发生重大变化。比如1935年6月16日，中央军委曾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朱永馨《从新疆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青海党史通讯》1987年第2期）但自此以后，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到1936年10月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会师陕、甘、宁边区，在这一年时间里中央决策由占领陕甘川改为陕甘宁，打通苏联取得联系的地点亦不是新疆而是宁夏。所以，用党中央一年前、甚至两年前的战略设想来证明1936年11月西路军西行出自党中央战略部署，那委实十分牵强。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西路军是缘何西出凉州，兵发新疆的。
河西部队在自动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口西进凉州之后，已呈现出向河西走廊纵深处发展的态势。党中央明确地看到了这一迹象，即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提请他们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过去有的同志就是据此电文来认定西路军西进新疆是接受中央命令后而为之的。事实上这是严重误解。首先，电文从语气上是询问，从内容上是商量，是征求意见；其次，从三个疑问句看，中央倾向于西路军返回河东。中央用询问、商量的语调，意在提醒西路军领导人不要免为其难，必要时应知难而退。但得到徐、陈的答复是：“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
对于这一过程、徐向前元帅在《血战河西走廊》一文中这样写到：“在西路军西进还是东返问题上，“陈昌浩拿不定主意，召开军政委员会讨论……我列举了五、六条理由，说明西进的必要性。大家赞成我的意见，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与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于是下决心西进，向中央表了态。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中央复示：同意向凉州进，新疆接济正准备中。”从徐帅这一番话中可以看出，西路军领导人对中央询问、商量的电报内容心领神会，但作出决定性行动“下决心西进”计划的是西路军自己也就是说，西路军西出凉州，兵发新疆的决定出自于西路军自己，而不是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
由此看来，西路军向新疆进军这一决定的诞生与组成西路军这一决定的诞生，具有着相似的经历，即：均由渡河部队提出决策性建议，而后由中央及军委许可照准。
总结上述，这一节的结语可作如下表述：党中央确有打通苏联的设想。但指定担当这一任务的部队是一方面军之一军、十五军，而不是四方面之五军、九军、三十军。假如形势发展需要组织西路军的话，按中央之部署也只能由一方面军属部来组建，此其一。在四方面军之仨个军抢先渡河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之后，西路军面临的是东返或西进的两种选择，而西路军选择了西进。至多可以说，西路军的这一选择得到了党中央的准许罢了，此其二。因此，从根本上说，河西部队从组成西路军到西征，均不是出自于中央的战略部署。我们不能因为党中央早时曾有过打通新疆的设想，就认定西路军西行是出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这的确是属于两件事情的巧合，我们不能将之混为一谈。
附4 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认识西路军历史
司马无痕的blog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更不是可以随意戏说、歪说和胡说的。西路军的历史虽然尘封了数十年，但并不是说党的历史没有记载，可以任人不负责人的随意评说的。对于某一历史件事的结论、评价是对真实历史进行严肃的、全面研究的结果，而不是凭借一些似是而非的文学作品的情节得出的结论。对于一些人撰写的传记、回忆文章，由于他们常常对一些革命的功臣怀有偏爱之心，因此，在一些文字中，对于他们的过失往往不愿去采信，这应该说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人常常有“为尊者讳”的传统。但是，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将这些传记、回忆作为党的历史并作出一些不负责任的结论则是十分错误的。笔者在网上，不同的文艺作品中，在报刊上都看到了一些对西路军历史有过一些不同的评说，有的直指当时的中央军委甚至毛泽东同志。甚至说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中央军委战略指导错误酿成的备受屈辱的历史。”、“毛泽东把西路军的失败完全推到张国焘头上，说西路军不经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张国焘有野心，要到河西搞块地盘称王称霸。”、“西路军与‘张国焘路线’毫不相干”（见《百科知识》2004年第10期58、59页，陈铁建文）。如果说我们只用文艺作品，一些回忆录，一些特殊时期加工过的历史片断认识党的历史，从而得出结论并试图影响一代人的话，那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一是取证偏好，许多传记、回忆录并非不实，而是出于某种原因只取有利某方面事实的“证据”，而不顾全部的、整体的事实。二是传记、文艺作品对党史资料占有不足；三是研究方法不妥，将某些文艺作品作为研究论据。正如我们不能把《三国演义》的文字作为对曹操、刘备等人的历史研究和考证一样。因此，作为党史研究的学者有义务澄清这些情况，从而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当然，谁都不是天才和完人，世界上也没有事后诸葛亮。历史就是历史，除非你有更新的证据证明以下一些事实不实，否则以上的一些结论就肯定是轻率的。
首先，应该申明的是，西路军的失败确与张国焘路线有关系 ，并不是说西路军将士们应该承担责任。事实正好相反，正如新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对西路军战士的历史功绩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那样：“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然而，从领导责任来看张国焘路线肯定对西路军的失败是应该负责的。资料显示，早在 1936年月6月10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同意率红四方面军北上，但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在青海、甘肃、新疆边远地区另辟局面。
毛泽东6月19日 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思来、秦邦宪、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转任弼时，指出：“关于二、四方面军的部署，我们以为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以避免引起回汉冲突，利于争取青海三马，也利于以后东出陕南策应时局。”（全文所引均可从中国共产党正式、非正式出版的历史资料找出，本文不一一引出。）
当然，过去出版的历史资料是否全部属实，且不讨论，但在得出某些结论之前，应该认真研究本文所列资料，或可实事求是的、全面的认识西路军历史情况。）
1936年9月19日就夺取宁夏、打通苏联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并致任弼时、贺龙：“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
9月22日 朱德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周思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刘伯承，指出：“张国焘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九月十六日关于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与中共中央及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
9月24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
9月25日 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
9月26日朱德、张国焘致电林育英、张闻大、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并告贺龙、任弼时、关向加、刘伯承：“红四方面军已决定西渡黄河，并已按西渡计划行动。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则请中央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
9月26日毛泽东 致电彭德怀：“国焘动摇，老总（指朱德）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说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其参谋长周子昆电告，部队已动，在通渭者二十四日撤，其部署是经永靖渡河向乐都进。他们有造船工人，据云渡河不成问题。但我所虑者，毛、胡（指毛炳文、胡宗南）将先据乐都，且将先据永登、凉州，遮断其西进路。所谓一部出中卫策应，恐是空中楼阁。”
9月26日毛泽东又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王稼样、秦邦宪致电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
同日，针对张国焘畏战，毛泽东又与林育英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有充分把握控制隆、静、会、定大道，不会有严重战斗。一方面军可以主力南下策应，二方面军亦可向北移动钳制之”。
9月27日 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致贺龙、任弼时、刘伯承，告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关于坚持四方面军执行北进方针的意见，指出：“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冀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
复电还强调说，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北上方针。从红军战略指导思想来看，西进明显不符合中国革利益。因为红军北上抗日是得民心之举，师出有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西进去干什么？“接通国际援助”的理由有牵强之处，师出无名，民众不易理解。
9月27日，毛泽东又与周思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中央明令已下，请速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1936年10月8日，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会宁胜利会师，这标志着三大主力红军历时两年的战略转移正式结束。随后中央军委制定了“宁夏作战计划”，目标是夺取宁夏，再占甘西，直至新疆，打通国际路线，从苏联获得军事和经济援助。
1936年10月16日 毛泽东在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就林育英去红四方面军问题，讨论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和中央的方针。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更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能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工作怎样做?第一，任命他为前线指挥；第二，张浩(林育英)同志去的任务主要在政治方面完成统一团结，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与程度问题，原则上是不说的。但如说到时应指出：这一错误是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另方面应指出是个别的、是机会主义性质的(对中央路线的估计不足)，但不是整个路线的错误。因为就其整个历史来说，还只是某个时期个别的错误。还有一点，如果他以后不再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将来不一定提这一错误，如果仍继续发生这样的错误，那是应与之作斗争的。”
1936年10月26日，红九军、三十军强渡黄河成功，红五军、红三十一军受胡宗南部、王均部、毛炳文部、王以哲等部四路围攻，强渡黄河失败。从河边撤退，后红五军撤退至三角城后再次强渡黄河西进。26日至30日，红三十军、九军、五军全部过河。中央确曾电令三十一军停止过河，两岸红军虽有黄河阻隔但，可进可退，中央并未有调动命令。而在 1936年 10月30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从河边撤至贺家集、同心城。于是从31日起，国民党军陆续向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进攻，全面隔断了红军主力同河西部队的联系，因此，西进部队的悲惨命运从此开始。毛泽东一再告诫的“在当前—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张国焘当了耳边风。将第四军、第三十一军从河边撤至贺家集、同心城这一错误程度不亚于“失街亭”。同时由于这一步错棋，使海打战役计划以至夺取宁夏战略计划被迫中止，红军主力被迫向东转移。当然，从全局来看宁夏战役的中止也并不能认为全都是由于张国焘的这步误棋造成的。当是时，1936年10月31日，由宋美龄发起的总统50诞辰献机活动在洛阳举行，蒋介石望图利用用国内外同胞捐款购买的68架美国军用飞机，给红军致命打击。这些情报也是当时宁夏战役不能实施的因素之一。从党史资料多方情报来看，宁夏战役中止还有许多因素，但是张国焘自作主张撤三十一军和四军于贺家集、同心城确是一大错误，不但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宁夏战役，更重要的是断了三十军、九军、五军的退路。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指挥失误，从军事常识角度来看，他客观上起到了“上楼抽梯”、“过河撤桥”、“悬崖催鞭”甚至“推瞎子跳岩”的作用。
1936年11月5日当天，西路军收到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电报“你部主力西进占领水登、古浪一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及后方行动。”
就在当天（ 1936年11月5日），张国焘也有电令西路军：“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跟。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另，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右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己时可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可见，中央军委意见是“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这是留有后路的做法。而张国焘电报意见则明显是不留后路的做法。“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实际上张国焘早已于 10月30日，已电令第四军、第三十一军撤至贺家集、同心城。接通之事只是空话。三个军过河后，出其顺利，不断报捷。11月中旬，三个军急速攻入、高台、临泽、古浪，并成一字摆开，成了马家军案上之鱼肉。当毛泽东11月25日得知情况后，急电指挥已经为时过晚（毛泽东11月25日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应该力避如过去那样的消耗战，我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如此方能解决问题。毛泽东11月25日”）；但由于孤军深入后不久即陷入重围。当然，时势变化过大也是客观原因。如以上史实不虚，在没有更新的历史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是有一定关系的。后来西路军正式组建后，张国焘确实未再插手，但西路军已步入歧途，有如一步形势严峻的残棋，一步走错谁也无回天之力，况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的毛泽东也只是一个四十来岁的青年，他也不是神人。毛泽东接手后也曾请西路军考虑三个方案，其中之一便是东返。毛泽东提出三个问题请他们考虑：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是否有把握? 2、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3、能否解决寒衣、粮食问题?。显然毛泽东从6月以来的电报来看，都是不赞成西进的，但事已如此，他也只有听西路军负责人的意见。”将在外，他当然不能代替西路军决策。如果说他有错的话，应该坚决命令西路军东返，而不应该让其选择三个方案。但西路军经过集体讨论决定继续西进。虽然以徐向前为首的几个同志表示过异议，但由于陈昌浩的坚持，一些同志也同意西进，徐向前等也只好少数服从多数。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陈昌浩，他主观上也并不一定就是要坚持“张国焘路线”，他也有想忠实执行中央指示，勇敢完成中央交给的“打通远方”的任务的思想，但他对徐向前意见不予重视确实是错误的，这也是西路军失败的原因之一。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有战略上的，也有战术上的，有领导上的，也有指挥上的，更有环境上的、气候上的（南方同志不适应北方生活，）。既有敌人的凶恶（马家军的凶狠），也有中央指挥的不当，也有各军将士自己的失误；还有共产国际不合作（突然坚决不同意红军退入新疆）；还有信息不通，（九军电台损坏，三电台落入敌手，后中央军委从保安急迁延安十余天时间电台法联系）等等因素。因此，我们不能割断西路军西渡之前和西渡之后的历史的联系，不能把过河以后的指挥全部算在中央军委的头上。轻率地将失败归昝于中央军委的领导或某个具体的个人的失误。因为这些随机因素的出现，其事件因果的走向（如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都不是哪一个人在当时就能事先预料得到的。
附5 西路军历史真相--评为什么要颠覆历史？
对于长征途中张国焘路线所发生的西路军事件，毛泽东指出：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宣布了张国焘路线的彻底破产。此外，党内对西路军并无其他结论。有那么一些对毛泽东怀有敌意的人们，处心积虑地寻找毛泽东的“错误”。毛泽东对西路军的评述他们也要进行攻击。说什么四方军部队西渡黄河是中共中央的命令；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是毛泽东定命的；西路军始终保持着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联系；因此，西路军失败，责任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甚至还有人说：张国焘要打通苏联，毛泽东也要打通苏联，为什么张国焘是错误的，而毛泽东是正确的呢？
凤凰电视台也在其中搅和，特意安排了专题节目。杨锦麟先生为凤凰台叫好，夸赞凤凰台敢讲真话。凤凰台讲的是真话吗？不是真话，是对历史的曲解和篡改。奉劝杨锦麟先生，不可太随意，还是谨慎点。人贵有自知知明。杨锦麟懂得多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让我们追溯那段历史，回顾事态的演变，而做出真实的结论吧！
一 中共中央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
中共中央经与东北军协商，于1936年8月12日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1）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打通与苏联的陆上交通，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出兵绥远，以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2）9月底前，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县地区，作为临时根据地，支援东北军于学忠部占据兰州，控制河西走廊凉州（武威）、甘州（张掖）、肃州（九泉）。（3）10月和11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完成夺取宁夏的准备。（4）12月，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根据地，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期度过黄河，占领宁夏。（5）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兵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出动，将全国的抗日运动推向高潮。
二 中共中央再次识破张国焘西逃意图
但凡熟悉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红军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北上抗日路线，而主张向四川、西康退却，打通新疆国际路线。他不但带走了四方面军全军，而且裹挟了一方面军之第五军、第三十二军。
1936年7月2日，北上之贺龙、任弼时部二、六军团在甘孜同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电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另将第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部队）编入红二方面军。
此时的张国焘在全党全军的反对下，于6月6日被迫取消第二中央，10日电告中央，同意北上。6月19日，中共中央再一次警示张国焘：“红四方面军北上，宜出甘肃南部，而不宜向临、洮地区”（临夏、临洮在兰州西南60公里处，贴近黄河右岸）。中共中央非常警觉地预感到张国焘的故态复萌，逃往新疆，故此预先告诫张国焘。果不出中央所料，张国焘带领四方面军北出甘肃后，屯兵临夏、临洮地区，9月13日，张国焘命令四方军：“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
9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就夺取宁夏和一、四方面军行动问题明确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并强调“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而目前占领静宁、会宁地区为上策。并命令张国焘即刻率领全军进占静宁，会宁。
迄9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的战场态势：红一方面军前出至打拉池、靖远，将台堡（静宁北20公里）一线；红二方面军攻占了成县、徽县、两当地区。红一红二两个方面军，夹西安——兰州大道南北呼应。红四方面军则陈兵临夏、临洮，呈西渡黄河之势。前述中共中央9月19日给张国焘的电令，其要点有两个：一是反对西渡黄河；一是抡占西兰大道交通枢纽静宁、会宁，使红军三个方面军靠拢，为下一战略步骤实施宁夏战役创造条件。
9月21日，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迅即抡占永清——循化地区，西渡黄河，直取永登、凉州。继续实行他向新疆逃跑，所谓打通国际路线的预定方针。
朱德将此情况报告中央。
9月22日至26日，张国焘又连电中共中央，反对宁夏战役。提出进军甘肃、新疆，打通国际路线。并谓红四方军占领甘北后，可接应一、二方面军渡河 ，同时打通新疆、蒙古两地国际路线。
张国焘在狡辩，他把自己的西逃新疆，与中共中央北进宁夏混为一谈。
9月24至27日，中央连续命令张国焘，取消打退新疆国际路线。服从中共中央决定。
张国焘被迫接受中央的命令，从9月30日起，红四方面军分为五个纵队，从临夏、临洮等地向静宁、会宁开进。10月9日，红军总部、四方面军总部到达会宁，同一方军会师。红二方面军于10月4日从两当、成县、徽县、康县等地出发，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一方军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实现了中共中央预定的会师计划。
三 海打战役计划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为贯彻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向全军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
红一方面军：10月前作好夺取宁夏的一切准备，全军集中在同心城、定边、盐池一线集结休整，并对宁夏敌情进行侦察。
红二方面军：在静宁、隆德地区集结，向平凉方向警戒，监视、阻击、迟滞胡宗南部，并准备尔后接替一方面军地区。
红四方面军：以一个军进至靖远、中卫地区，11月11日前完成造船、训练等方面的一切准备工作。
夺取宁夏作战构想大略如下：
四方面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休整，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11月11日前各参战部队完成一切战前准备。中旬起，发起全线进攻：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六个师，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进攻宁夏；红四方面的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独立师组成防御集团，抗击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保卫根据地。
10月下旬，敌情发生了重大变化：10月20日，敌军几十个师向我发起大举进攻。22日，蒋介石来西安督战，其部署：毛炳文部第三十七军两个师为一路，王均部第三军两个师和关麟征部第二十五师为一路，均经会宁、静宁、向静远方向攻击前进。
胡宗南第一军四个师为一路，经静宁向打拉池，古西安州实施主要突击。
王以哲、何柱国两部，步兵三个师、骑兵两个师共五个师，以及马宏斌部第三十五师残部，经隆德——固原北进，以保障胡宗南部右翼。敌军的战场态势：毛炳文在左，王以哲在右，胡宗南居中。左中右三路，齐头并进，向北攻击前进，寻红军主力决战。
10月23日，朱德、张国焘与彭德怀在打拉池会合。
10月24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对今后行动做出如下部署：红三十军渡河成功后，第九军、第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活动。尔后，第五军、第四军继续渡河。
10月25日，第三十军在包河口（靖远南7公里）渡河成功。
当日，中央电令张国焘：已过河之第九、第三十军迅速占领黄河拐湾处（黄河在靖远迤北呈弧形）并向中卫侦察，准备向该方向发展（预定一方面军渡河点）。
10月26日1时30分，中共中央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三十军、九军过河后，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占领红水及其以北枢纽地带，并准备夺取定远营（阿拉善）。此为极重要一着。
同日21时，毛泽东电示彭德怀：目前以打击胡宗南，夺取定远为首要任务。这是夺取宁夏的战略枢纽。
中共中央26日1时30分、21时两次电令，指出了整个战局的两个关键：其一，占领永登、夺取定远，是攻取宁夏的关键，永登封闭兰州，定远堵住银川，两头掐断，为一方面军从中卫渡河开避战场。其二，打退胡宗南进攻，为实施宁夏战役创造条件。反之，不打退胡宗南，胡军逼临黄河，则红军无法实施西渡。故而中共中央夺取宁夏战略计划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取得海打战役的胜利，逼退胡宗南。所有这些条件随后被张国焘全部破坏。
10月26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决以第三十、第三十一、第九军西度黄河。27日，又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一、二方面军也应随后跟进。
10月27日5时，朱、张电示徐、陈：毛、周电令，目前作战重点，要注意击破南敌。四方面军除九军、三十军外，第四、第三十一、第五军迎战胡宗南。已西渡之第三十、第九军，一个军向中卫挺进，一个军占领定远营。
10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全军，一方面同意27日5时朱、张致徐、陈电，一方面部署海原、打拉池战役（称海打战役）。任命彭德怀为前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
28日19时15分，朱、张要求第三十一军渡河，留第四、第五军于现地（实际过河系第五军，不是三十一军）。
29日12时中央同意朱、张之电。
四 张国焘破坏了海打战役
10月30日，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计划：一方面军主力6个师及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集结于古西安州一线，在古西安州地区从东西两面夹击胡宗南。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五两军，在靖远——打拉池之间地区阻击、钳制毛炳文部。
同（30）日，张国焘命令第五军西渡黄河，第四、第三十一军撤往同心地区。
同（30）日，中共中央电示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军，执行彭德怀命令，但已时过境迁。第四、第三十一两军已退往同心。
由于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擅自撤走担任钳制、阻击毛炳文任务的第四、第三十一军，从而敞开了海打战役的左翼战线，使毛炳文、胡宗南两部得以合扰，海打战役被迫终止，同时殃及宁夏战役。红军渡河对日作战，不得不作新的考虑。
在变化了的情势下，中共中央新的计划是：
三个方面军的主力仍在原地寻求战机，待黄河结冰期到来，根据形势再部署渡（黄）河作战，实施宁夏战役。
12月上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和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第一步占领镇原、宁县、正宁、合水；第二步夺取淳化、耀县、宜君，洛川、延长。红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两军，在灵武，盐池地区待机，以观战局。当时傅作义部正在绥远同伪蒙古军作战（史称绥远抗战），红军待机而动，一旦形势变化，则向东行动。准备从山西渡黄河，实现对日作战。
此时，毛炳文第三十七军西渡黄河，“追剿”红四方面军的河西部队。与我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队，经我劝阻，行动迟缓，第三军进占同心后也停止前进，行动迟疑；唯胡宗南军跃跃欲试。毛炳文西渡黄河，王以哲部和第三军行动迟凝，胡宗南失去了两翼配合，顿呈孤军，战场形势发生了于我有利的变化。
10月22日，红军全歼胡宗南主力第七十八师于山城堡。至此结束了历史两年的红军长征。红军在环县、定边、盐池地区休整。
五 西路军失败，张国焘路线破产
10月30日，毛泽东电示：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于现地休整待命。不做作战部署。准备打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
11月1日、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张并毛、周：建议西进大靖、古浪、平番，凉州。
2日12时，毛、周电复徐、陈：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展占领地，大的方向仍不变。
3日22时，再次电令：所部西进古浪，但现渡口阵地五佛寺地区必须留兵固守，并附电台。
4日18时，徐、陈复电：我方情况不允许久控现阵地，等待配合右岸行动。
6日，张国焘向中央提出，放弃现阵地，集中全部五军、九军、三十军西进。发动平（番）、大（靖）、古（浪）、凉（洲）战役。
至此，张国焘终于彻底破坏了中共中央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公开举起逃跑主义的旗子——打通新疆国际路线。事实告诉人们，中共中央命令四方军西渡黄河，是为了北取宁夏。而河西部队所实行的则是张国焘的逃路主义。
11月6日，四方面军河西部队领导人陈、徐电告中央，准备实施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并请示部队名称、指挥机关。
8日，中共中央电复陈、徐：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党的领导机构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11月12日，毛泽东，同恩来先后致电西路军，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重返河东可能否。
14日，张国焘再次以红军总政委的名义指令西路军领导人：必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
16日，毛炳文部西渡黄河，“追剿”西路军。
17日，西路军向中央报告：“我们决以打通远方，与争取甘州、凉州、肃州建立根据地。”
18日，中央领导人复电西路军：我们己告远方，但恐远方接济不及。并对行动作了部署：控制古浪，远拒毛炳文，部队留驻现地，休整训练，进一步加强和改善与当地人民的关系。
11月23日，中央领导电示西路军：“远方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中央坚决反对你们退入新疆。”
25日至28日，毛泽东又两次致电西路军，要他们在打败马家军后，主力应准备东移。策应河东。并指出：“远方接济三个月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奋斗，开创局面。”
在作战方面：“应该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力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兵力”；“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总之，不打则己，打，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一个团。”还指出：我的意见把全部一万八千人集中于四五十里内进则集中的进，退则集中的退，打则集中的打，不打则己，打则必包围消灭一部。
12月6日，西路军领导人致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打通国际路线仍成为抗日共同立场”。要求红军全部主力速来与我们共同西进，完成打同国际路线的任务。
当（6）日24时，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远方可于两个半月将货物送来安西。主力不能西进。”
12日，西安事变爆发。
22日，中央致电西路军，征询他们东返。
23日，西路军领导人电复中共中央：“建议西路军应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如东返须两个条件：“一是兰州友军以六个团及骑兵进到古浪接应，消灭二马于凉州一带，二是新疆出六个团带货物至甘州。”
24日24时，中央军委主席团电复西路军，“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返为有利。”
25日10时，西路军领导人电复中央：“东进，须友军接应，建议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至少出二三个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兵，向古浪出动。
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等，不执行中共中央命令，却听命于张国焘。如此，便只有失败一途！
27日，中央军委电复西路军领导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隹，西路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
1937年元旦，西路军第五军袭占高台。
4日，西路军领导人致电军委，要求中央军委速派第四、第三十一军西渡黄河，支援西路军。
5日，中央军委电示西路军；在高台临泽地区勿动。
7日，中央军委电示西路军：中央未变更你们的任务，只是要你们休整。二马（马芳芳，马步青）反对西安事变，与二马搞统战不可能；第三十一军、第四军集结在西安附近地区，不可能支援你们。
1月中旬，敌人集中步骑七个旅，向西路军进攻，高台城于20日失守，董振堂军长壮烈牺牲，全军5000余人全部战死。
21日，西路军撤出高台转向东进。
当（21）日24时，中央军委电令西路军领导人：东进路线由你们自己选定，以保存实力为原则。中央可派三十二军 、二十八军去靖远接应你们。
西路军一路拚杀，艰难的向东移动。
25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通报了我党与国民党谈判情况：“蒋允许红军主力驻陕北；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武威）以西，事实上停止‘剿共’。我们虽以各方用力援助西路军，但唯一的仍须依靠你们用自力在战胜‘二马’条件下完成你们的东进任务”。
31日，敌骑4个旅向临泽（高台东40公里）地区进攻，被击退。
2月5日，敌骑五个旅向倪家营（临泽东15公里）地区发动进攻，西路军在倪家营周围43个村庄，与敌血战5昼夜，第九军几乎全军复没，第三十军损失逾半。
11日，西路军沿祁连山麓东移途中在梨园堡（倪家营东10公里）再遭袭击，第三十军受重创。
至此，西路军仅余3000余人。编为三个支队，分散活动。两个支队被打散，李选念率一个支队退入祁连山腹地。
1936年5月1日，中共中央派代表陈云、滕代远，通过统战关系从新疆派车队前往星星峡迎接，至迪化（乌鲁木齐）。全军仅余400余人。
一支能打能拚，身经百战的2万余人的红军部队，被张国焘路线所断送。西路军广大干部战士的英雄主义气概，在中国革命历史上谱写了一曲悲壮的乐章，它将永远的在革命历史的天空回荡！
我们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回顾那段悲壮的历史，而以极大地的愤慨，怒斥那些对毛泽东怀有恶意，而向毛泽东泼污水的人们！
张宏志
2005年10月30日
附：
张国焘解密西路军失败之秘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7/164780.html
国焘含笑九泉矣--“西路军”疑云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007/1647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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