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葬在国内的烈士

“除抗美援朝战争初期著名志愿军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牺牲后运回祖国安葬外，一些负伤的志愿军官兵回国治疗身亡者也在祖国进行了安葬。”曹家麟对本刊记者说。

国内安葬志愿军烈士比较集中的有三处，它们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位于沈阳市北陵公园的东侧，由原东北军区政治部修建，1951年8月落成，同年12月10日移交给沈阳市民政局管理。陵园占地24万平方米，地势居高临下，拾级而上，迎面矗立着一座23米高花岗岩砌成的四棱锥形纪念碑。碑体正面是董必武1962年9月题写的“抗美援朝烈士英灵永垂不朽”。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分为东、西、北三个墓区，安葬着123位志愿军烈士。其中，有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还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3位志愿军军职干部：志愿军第39军副军长吴国璋、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第23军参谋长饶惠谭。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的123位烈士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年底，从朝鲜战场运送到沈阳的。翻开烈士陵园档案“志愿军烈士入园登记表”，123位烈士的自然情况历历在目；每个登记表上，都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大印，留有组织部部长谭开云等领导的亲笔签名。

第一位安葬在这处陵园的烈士是赵兴玉，他是66军588团团长，1916年出生，四川省达县石岗岭人，1933年9月于达县入伍，1937年12月在山西省入党，历任县大队长、营长、副团长、团长，1951年1月在朝鲜战场牺牲。他的入园时间为1951年5月，当时的墓地番号为17组5号。

最后一位安葬在这处陵园的烈士，是1994年安葬的沈阳军区政治部原副主任何渠若。何渠若1920年出生，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入党。1953年9月12日，何渠若牺牲在谈判斗争岗位上。

当时，志愿军烈士们牺牲后，都直接掩埋在战场附近。运送遗体前，东北军区派出人员寻找烈士坟墓、起出烈士遗体，先运送到丹东部队留守处，用棺材装殓，然后用火车运送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有的烈士遗体在丹东来不及装殓，用帆布包裹着运送到沈阳，然后在沈阳入棺装殓。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建立以来，每年前往凭吊、祭扫的国际友人和各界群众达数十万人。

最早的烈士陵园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在风景秀丽的丹东市锦江山北麓，陵园占地面积14000平方米，始建于1951年5月1日，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最早在丹东修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

园内现有烈士纪念建筑物2处，一处是1971年由丹东市革委会、丹东市驻军修建的主体纪念碑“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另一处是1951年由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修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园内设有烈士事迹展览室2处，建筑面积280平方米，展出园内18位烈士英烈事迹。陵园重修于1971年10月25日。1984年3月，丹东市各界群众和驻军指战员又对烈士陵园进行了全面修缮和绿化美化。

沿着陵园正面花岗岩台阶缓步而上，在一片苍松翠柏之中，耸立着一座12米高的花岗岩纪念碑，上面铭刻着“抗美援朝烈士永垂不朽”十个金色大字，在纪念碑前后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等13位，团以上干部8位。

丹东地处抗美援朝战争前沿，许多重要的悼念活动都安排在这处陵园进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志愿军副司令洪学智，先后来到这里祭奠抗美援朝烈士。

丹东全市有多座烈士陵园，该地区的五龙背、花园沟、蛤蟆塘、七道沟、四道沟、浪头镇、凤城大堡等地，还有几处小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和零散的烈士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根据丹东民政部门统计，这些分散安葬的志愿军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振兴区有612名，元宝区有622名，振安区有235名。另有部分无名烈士。

据元宝区民政局局长刘伟仁介绍，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始建于1952年6月，最初为散葬土墓。陵园内一共安葬了688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负重伤转移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后医院，经抢救无效而牺牲的烈士。这些烈士来自中国21个省市，分别隶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军、空4军、安东军分区、辽东军区等部队。

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在湖北省赤壁市城西南30多公里的羊楼洞村老营盘茶山上，共计安葬着124名志愿军烈士。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赤壁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7预备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位志愿军伤病员。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经救治无效牺牲。根据碑文介绍，抗美援朝战争最惨烈的时期是1952年4月至1953年1月，1952年在第67预备医院99人牺牲，其中，7月牺牲24人。

“这些牺牲的英烈都是我们的病号，那真叫惨烈啊！”73岁的刘芳是当年野战医院护士长，她颤巍巍地拿着烈士名单老泪纵横。

刘芳回忆，随着战争的深入，伤病员越来越多。病房不够就在空地上搭草棚；没有消毒剂就用煮饭的锅煮沸杀菌；因为缺少青霉素，大量伤员因伤口感染而亡。有的战士在战斗中跟敌人拼刺刀，内脏外露而感染；有的是肢腿被炸断，骨头外露被感染；有的是在朝鲜战场被美军飞机扔细菌弹，感染严重肺结核；有的在长期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环境下身患重病。因为长途转运延误治疗时机，加上当时的医疗技术条件有限，导致有些战士救治无效，被就地安葬。

当年担任野战医院指导员的白玉发老人回忆，一位从前线送来的18岁的女战士因伤口感染牺牲了，大家特别难过。这位女战士叫唐文英，河南省邓县前近乡人，系志愿军机要收发员。她16岁时，与家人失散，家人虽四处打探其下落，终无消息。唐文英的母亲生前经常伤心垂泪，临终前还喊着她的小名。后来，烈士的妹妹找到了姐姐的墓地，感慨地说：“要是我妈知道了姐姐的消息，一定会又悲又喜。为她早逝而悲，为她有音讯而喜。”

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籍贯包括24个省市118个县市，将近七成牺牲时不到30岁。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大量的志愿军伤病员被送到国内治疗，地区广泛，接收的部队医院非常多，在转运途中和治疗过程中，一些重伤员陆续牺牲，就地分散安葬。

此外，个别牺牲的志愿军高级领导干部迁葬国内。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安葬着志愿军67军军长李湘烈士，他是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级别最高的军事指挥员，年仅37岁，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1951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我军三天歼敌一万七千”。这是李湘带领67军打出的战绩。李湘是受美军细菌弹感染，导致败血症牺牲的，当时安葬在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1952年12月10日，李湘的灵柩被运回祖国，安葬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朝鲜桧仓郡志愿军烈士陵园留有李湘的衣冠冢。

韩国境内的烈士遗骸

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三八线”，占领汉城。此后，在“三八线”以南还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战役等多次战斗，相当一部分战士牺牲在今日韩国境内。

曹家麟向本刊记者提供了许多韩国境内志愿军烈士资料，本刊记者又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到军事分界线以南，也就是今天韩国境内发现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情况。

曹家麟介绍，1954年，也即抗美援朝停战后的第二年，朝鲜开城市政府当局特地在北郊“三八线”松岳山南麓的山坳里，开辟建立松岳山志愿军烈士陵园，以便安葬从敌占区搬运回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离休干部孙佑武当年参与了接收工作。2006年他在回忆文章中说，在1954年9月的一次双方军事人员遗体交接中，“联合国军”方送还的志愿军遗体，总数略超过1万具。

在敌占区，即“三八线”以南的志愿军死亡人员遗体，包括三次战役的烈士遗体。他们是1950年冬至1951年6月志愿军第三、四、五次战役期间，在越过“三八线”的原敌占区作战时牺牲的战士，部队在后撤时就地作了掩埋。

二是金城战役的烈士。他们是1953军7月中下旬朝鲜停战前夕志愿军发动金城战役期间，在突破敌防线并向纵深推进时牺牲的战士，部队在完成战役歼敌任务后撤退时就地在战场掩埋。

三是志愿军战俘烈士。他们是在“联合国军”战俘营死亡的志愿军被俘人员。

抗美援朝战事最为激烈的第三、四、五次战役，都发生在“三八线”以南“联合国军”占领区。按志愿军司令部战后通报，第四次战役志愿军共歼灭韩国和“联合国军”7.8万人，志愿军伤亡5.3万人；第五次战役歼敌8.2万，志愿军伤亡8.5万人。

战争期间，志愿军随时推进或撤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敌我双方打扫战场都尽量会对战死者进行掩埋。志愿军离开时临时掩埋好战友尸体，以便战后妥善安葬。但战后特别是在原敌占区对零散掩埋的战死者遗骸的收集难免会有遗落。

近年来，韩国不断发现志愿军遗骸，他们大都是志愿军作战时临时掩埋的、散落在各个战场的烈士遗体。

2005年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韩国陆军部队透露，在京畿道加平郡北面花岳山一带，共挖掘出朝鲜战争期间遗骸52具，其中30具属“联合国军”，22具属中国人民志愿军。

2007年1月，韩国成立朝鲜战争韩军战死者遗骸发掘工作专业部队——“国防部遗骸发掘甄别团”，下辖企划课、发掘课、甄别课、支援课等4个课和4个发掘班。

截至目前，发掘甄别团共在韩国境内挖掘出2537具遗体，包括1963具韩军遗体、8具“联合国军”遗体、386具朝鲜军队遗体、180具中国军队遗体。中朝军队遗体被安葬在韩国坡州的“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凤凰卫视记者秦晴今年在韩国坡州寻访了“朝鲜和中国士兵墓地”。

秦晴打听到，这块墓地属于韩国军方，他们必须得到韩国国防部的许可之后才能去拍摄，便向韩国国防部提出请求，但一直未得到回复。

焦虑等待中的秦晴终于等来了负责他们此次韩国行采访协调的韩国文化中心的电话，约请她去文化中心面谈此事。

见到韩国文化中心新闻处的两位男士，秦晴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墓地是我此次来韩国最想看的地方，是我们最重要的行程。我是一个中国人，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

秦晴讲了一个她刚刚从同事那里听来的志愿军故事：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刚出生时父亲就去打仗了，最后战死在朝鲜战场上。母亲含辛茹苦把他养大，九十多岁的母亲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找到父亲的遗骨。带着母亲的嘱托，他去了东北，后来又到了朝鲜，遗憾的是，都没能找到父亲。最后，他带着从朝鲜的志愿军墓地挖来的泥土来到已经昏迷五天的母亲床前，令人吃惊地是，母亲听完他的话居然又有了意识，双手紧紧握住那个装满泥土的罐子。

历经周折，秦晴和摄制组终于来到坡州墓地。按照韩国的传统，墓地一般面向南方，但秦晴发现这里的志愿军墓碑全部面向北方，她想，这是为了让死者可以面向家乡的方向，遥望故乡。

志愿军撤离之后

1986年6月，韩国京畿道杨平地区发现一具志愿军烈士遗骨，同时出土部分遗物。有图章三枚，其中两枚骨质，均刻有楷书体“蒋立早”三字；一枚水晶质，刻有篆书体“孙敬夏”三字；哨子两个，一为电木质，标有“上海制造”字样。另一枚为铁质，有“GHYKYAN”字样；铁卷尺一条，有“中商出品”字样；药瓶一个，有“四野卫”字样，并有五星图案。另有武装带、铜钮扣、钥匙环等，计25件。“联合国军”方面将遗骨和遗物交给了当时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驻开城联络处。烈士的遗骨安葬在开城烈士陵园的合葬墓中，遗物交给抗美援朝纪念馆。

在韩国乡间，志愿军遗骸也多有发现。1989年5月12日，新华社电告，新近在南朝鲜境内发现的19具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朝鲜军事分界线边境城市开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这是自朝鲜战争停战以后，在南朝鲜境内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骨最多的一次。

本刊记者了解到，1958年10月，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朝鲜。之后，对志愿军战死者遗骸的挖掘，朝鲜也做了相应的工作。

志愿军原本在板门店的军事停战委员会有100人的代表团，撤军后只剩下一个7人工作小组，全部由军方人员组成。留守的军方小组除负责停战协议后的善后事务，还负责协调接收在韩国境内发现、转交的疑似志愿军失踪人员的遗骸，参与鉴定，并把志愿军的纪念章、尸骨、标志牌等遗物移送国内。

1991年3月，美国提出由韩国将军担任“军停会”首席代表，遭到朝方拒绝。其后，朝鲜撤走其驻“军停会”代表团。9月，中国方面鉴于“军停会”已实际停止工作，决定撤回原驻“军停会”代表。中方7人小组撤回后，志愿军的名称就此成为历史。寻找、挖掘和掩埋志愿军失踪人员遗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

中国小组最后一次履行职能是在1989年11月。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检寺里的一个高坡上，朝鲜人民军的一支部队在非军事区的前沿进行修路施工时，意外发现一枚中国全国政协1951年颁发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章。当他们继续下挖至地下约1米处时，一具零碎的烈士遗骨显露出来，遗骨附近还有另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发行的18万元纸币和一张“中国人民志愿军391部”字样的空白临时介绍信。“军停会”中方人员和朝鲜军方前往现场检验后认定，这是一具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挥员的遗骨。这位无名烈士终于同他生前的14233名战友长眠在松岳山下的烈士陵园中。

在韩国境内还会不会再发现志愿军烈士遗骸？可以肯定的是，遗留在韩国的只是少数零散掩埋的志愿军烈士，不会有大批的志愿军烈士遗骸发现。

从19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9年间，世界上大大小小几十个列强侵略过中国，区区两万多人的“八国联军”就把一个泱泱大国打得支离破碎、千疮百孔。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屡战屡败的屈辱史。但抗美援朝战争改变了这种情况，中国人民志愿军把以世界头号强国美利坚为首的17国部队打得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