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青海大屠杀案说起
近30年，走资派、文痞们频繁地在死人问题上大做文章，开始我对走资派、文痞们这一伎俩并没有引起重视，后来发现他们造成的影响极端严劣，似乎共产党的天下就是个“屠宰场”。把一些毛主席去世后出生的青少年教唆得不仅忘掉了他们的爷爷、奶奶、老祖宗在解放前受地主、恶霸的残酷压迫、剥削的悲惨家史，忘掉了他们的爷爷、奶奶是靠毛主席、共产党才翻的身，反误认为他们的老祖宗吃了毛主席、共产党有说不尽的“苦”。如果是解放前地主、恶霸的子孫后代是如此仇恨毛主席、共产党，我完全能理解，因为这就叫阶级烙印。不信可以调查一下，凡如此仇恨毛主席、共产党的走资派、反动官僚资产阶级、文痞们，绝大多数是地主、恶霸或被我们镇压了的“四类分子”的后代。反动分子的后代，虽大多已教育好了，并自觉改造成了囯家干部、军人、革命知识分子等等，但其中总有少数是不可教育的，是要当反动分子继承人的，是要复辟反攻倒算的。只要气候一适合，这部分人反毛主席、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决不逊于他们的老祖宗，因为他们的老祖宗在解放前的历朝历代，都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横行霸道、作威作福的，他们决不愿退岀这个舜台，必然垂死挣扎。但在反毛主席、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队伍中，也确实有少部分是贫苦农民、工人等在旧社受尽压迫、剥削苦难的子孙后代。才引起我花了点时间探讨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十年，谁要说沒有死人，就成了奇谈怪论。别说是十年文革，即便是全国任一次学生考试，也常死人，只是近30年死的人数猛增。我从“精英”们20来万字的否定文革的长篇大论中，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有一段很长的统计，现将其中讲的死亡人数归内如下(注：力争原文照摘)：
**“文化大革命发生的10年期间，按照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
** “由于文革的打击面太广，至今仍然无法统计出文革各种非正常死亡和失踪的正确人数”、“全国自杀人数达到20万人。至于整个文革期间死亡的人数可能超过200万到700万人，占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个数字需要确切的统计资料证实。”
**“由于文革期间各国家职能机构均陷入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可能这一总数早已无准确记录、统计的可能。同时文革期间中国基本对境外完全封闭，而国内正常信息的传递也陷于瘫痪，所以国内外非政府机构也无法做出可信的计算。国外科学家依靠在国内出版的县志资料计算1966-1971年在中国的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因受文革的迫害而死亡。”
**“中央委员会1966年十一中全会……其中10人被补选为正式委员，替换已去世的10名正式委员（其中两人自杀身亡）”。
**“非官方统计，一年多的武斗导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主，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被抄家、殴打、杀戮，全中国被杀者应不下十万，这是文革中集中死人的第一个时期”。
从上述各不相同的数椐，其数字多寡悬殊之大，发生在同一篇“巨作”中，实属罕见。但也可能是我少读“改革开放”文章、书籍的少见多怪。其中，除叶剑英讲“死了2000万人”是“不争论”、并居数字顶峰外，其余大多留了“商讨余地”，即“无法做出可信计算”、“非官方统计”、“应不下…”之类表述。
另外，那个反文革长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1964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毛泽东批评有那么多的地方将坏分子划成20%（包括地主富农、新生反革命、和平演变的）。毛强调运动重点是‘整当权派’。刘少奇则认为，运动重点是整下面，整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整社会上对体制不满的敌对力量”。结合他们搞的56天“前文革”打那么多“右派”、“反革命”(这在下面介绍)， 不仅引证了反右扩大化该是谁的责任，而且文革期死人他们有无可推卸的责任；56天的群众斗群众，可以说严重干扰、破坏了整个文革，邓小平自己也承认：“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撒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
我在这里想讲的是，讲历史真相、讲党纪国法，要求追究恶意凭空捏造死人事件，诬陷、诽谤毛主席、共产党的一些人的法律责任。
先回忆毛主席、党中央在文革中的有关讲话、指示、文件。
首先声明，这部分内容全凭回忆，如有原则岀入，请知情者指正。
整个文革期间，毛主席不只一次讲，对走资派这类犯政治路线错误的，“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据我所知，文革期间所有中央领导、包括中央文革成员，都沒有超出这个原则的讲话和文件。这个原则，是1957年当时的中央以邓小平为总书记的书记处指示按人数3至4％的比例抓右派，造成反右严重扩大化，把毛主席预计约5000个右派，他们扩大打了55万个右派。毛主席提出了对右派大部不抓、一个不杀，留得人在，搞错了可以平反，人不像艽菜，艽菜割了能长出来，人的脑袋割了长不出来。从此，直至毛主席去世，所有政治运动，对犯政治路线错误的人的处理，都是这个原则；超出了这个原则是毛主席去世以后的事。1967年，7月，毛主席说：“前一段时间报刊点名打倒成风。我就要王力限制报纸点名。我让他搞了个单子，列出已经被中央和各地报纸点名的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和中央各部委”。可见，即便点名批判的，数量也不大。关于两派群众组织，毛主席、中央都一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方面不仅有中央领导不少讲话、指示，而且中央文件也多次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还专门给周总理亲笔写信，现抄录如下：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
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
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主席还讲了文革三、七开，批评了“怀疑一切、全面内战、不优待‘俘虏’”，并对在这方面不听劝阻而造成不良后果的干部、群众组织的“头头”及时进行了处理。例如，处理武汉、青海问题等，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从一些互联网报导，毛主席去世后，武汉、青海问题平反了，这就要考虑了，是谁支持武斗？不正证明毛主席给周总理信中指出的：“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约1968年起，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花了不少精力促使两派群众组织大联合，毛主席还有工人价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关于促进大联合的一系列讲话。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讲话、指示、文件就更多了。约1969年，全国已基本上业余闹革命，文革事实上基本已结束，上述长篇反文革的文章，也承认这个事实。如果对以上这些事实，沒有实质性的争议，则把死人的责任推给毛主席就毫无道理。从法律角度讲：是对毛主席的诬陷、栽赃、陷害。
还是那篇达20来万字的反文革的文章中，有关于“前文革”有这样一段话：“刘、邓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造反派镇压下去，结果引起很多激进分子‘造反派’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和争斗事件。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大家知道，他们仅干了56天，就打了这么多“右派”、“反革命”， 他们后来都是大力宣传文革“迫害知识分子”的，而他们是无比“爱护知识分子”。在此算一笔帐：56天迫害了这么多知识分子，平均每天打了182.34个“右派”、46个“反革命”。 参照这个打法，文革10年，每年按365天计，则共3650天，就该打“右派”665541个(66万5千多)、“反革命”167900个(16万8千略少一点)，合计为83万多，平均每校打34580个“右派”、“反革命”，即把当时全校师、生都打成“右派”、“反革命”还不够，还得借调不少人来打成“右派”、“反革命”。假设当时全国为500所院校，则就该打成1729万多“右派”、“反革命”。这还不包括中专、科研院所、县以上政府机关和工矿企业等。这就是“精英”们大力宣扬的他们“不打击、迫害”人的真相。可喜的是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他们的暴行，并给予了迎头一击，沒有造成更惨重的后果。
为搞清问题，不妨以青海问题作个典例解剖一下。
青海省革命委员会的结案报告：
“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捆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百七十九人。青海省军营会平反组1967年7月15日”。
“二• 二三事件”后，“青海省军区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省会西宁，有个自称八•一八的造反组织，在北京来青海串联的一些红卫兵的支持下，藉口《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有问题，强行冲进报社。他们在里边大搞打砸抢，对报社的工作人员实行‘白色恐怖’，有的人已被活活打死。他们拥有从别处抢来的枪支弹药，对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部队人员进行武装威胁。……因此，西宁驻军调集八个连队对占据报社的闹事分子实行武装包围，命令他们撤出报社，交出手中的武器，揪出坏头头，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青海方面的报告说，占据报社的那些歹徒向包围他们的部队开枪挑衅。部队被迫进行武力还击，一部分负隅顽抗的死硬分子已被击毙，其余的人已被驱除报社，一场反革命暴乱已被平息下去了……”。 “三月初 ，总政要刘贤权、张江霖、赵永夫到北京参加军以上干部会。刘、张是武装押送来的，两人在京西宾馆惴惴不安了十几天。赵永夫却多次在会上介绍‘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
“青海问题的翻转，源于中央文革的一个报告，戚本禹这样回忆：
‘我们文革小组开始也不太了解青海的情况，只看了赵永夫的报告。但不久，来信、来访的人多起来了，有从青海逃回来的红卫兵，也有北京的学生家长。红卫兵有的送控诉信，有的送血书，家长则哭诉孩子去青海串联生死不明。’‘关锋也从红卫兵的来信中了解了青海二•二三惨案。我们俩人商量这件事，关锋说：‘如果是林总表的态，主席会知道，因为这么大的事，林总一定会向主席报告；如果是叶帅表的态，林总不一定知道，主席也不会知道。但也许他们要报告总理。这事大了，文革小组解决不了，得请尚方宝剑。’于是我们决定写个报告给主席。’”
“3月11日，主席在戚的报告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根据主席的批示，中央先后开了四次调查会。第一次是3月13日晚上，由戚本禹和关锋向逃回北京的红卫兵了解情况。参加会议的都是在《青海日报》社现场的红卫兵，事情叙述得具体、真实。第二次是3月21日晚，有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萧华参加，调查的仍是逃回来的红卫兵。戚本禹说：这两次调查会主要是围绕主席提出的谁先开枪的问题进行的，调查的情况由我和关锋向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作了了详细汇报。他们听得很仔细。在汇报会上，总理曾反复核对赵永夫组织专人，搜查八•一八组织的枪支、结果一无所获的情况。他听后叹了一口气，说‘义和团还有几支鸟枪，可怜这些娃娃连义和团都不如，你干嘛还要开枪呢！’接着又问反映这一情况的学生姓名，用笔记下。”
“第三次是3月23日晚，总理主持，江青也参加了。调查对象有：青海八•一八、首都三司驻青联络站、地院东方红、北航红旗赴青战斗队、外地赴西宁红卫兵红旗造反团等组织的代表。调查会之后，总理留下康生、江青、叶群和小组成员商量如何向主席、林彪汇报。总理说，经过几次调查会，二•二三事件的主要问题都弄清楚了。主席所提的谁先开枪的问题已是一目了然。工人、学生根本没有枪，就连赵永夫搜查了几天几夜也没搜出一支枪，工人、学生也没杀过人。开枪杀人的是赵永夫。事后又谎报军情，假造林总回电，欺骗大家。康生插话说，赵永夫在青海私自扣押司令员刘贤权，又擅自调动野战部队开枪杀人，简直无法无天。”
“第四次调查会是3月24日夜11点35分到25日凌晨，主持人仍是总理，江青、叶群、杨成武都来了。调查的范围除前三次的人外，还有刘贤权、张江霖、杨植霖、高克亭、赵永夫、王昭、张晓川、张洪。这次会上，总理和赵永夫面对面地落实了一些关键性的情节。”
会议结束时，总理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川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3月25日，中央决定下达，西宁市又一次开了锅。八•一八成了坚定左派，捍卫队虽然没打成反革命，但也是刽子手的帮凶，‘坏头头’们遭到残酷批斗。”“一个月前拷打八•一八的种种残酷刑罚，如今轮到了捍卫队。一次，近200个‘坏头头’被带到‘烈士’墓地，通通下跪，打得血肉横飞。
最惨的是‘走资派’，他们都被定为镇压群众的黑后台，横遭摧残。民族学院院长戴金璞，不堪凌辱，自缢身亡。”
“1976年后，青海形势再次逆转，叶剑英两次指示洗恒汉作青海同志的工作，把赵永夫从监狱放出来，给予平反。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张江霖和兰州军区司令员冼恒汉都坚持认为：赵永夫的事情是中央决定的，放赵应由中央下文。1979年3月，青海省委报请党中央批准，撤销了1967年3月24日《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并对由这一决定造成的冤假错案一律平反昭雪。”“赵永夫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
“刘贤权和张江霖，1977年都被免去青海省的职务。张江霖同时免去省军区司令员职务，行政级别由十级降为十四级，改离休为退休。”
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虽然头上也有“老干部”、“开国功臣”两顶桂冠，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倘若确如孙言诚文章所披露的那样的话，那这个赵永夫就是混进党里、军队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看他，千方百计篡夺了青海军区的领导权后，立即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法西斯与政，把拥有十五万余人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等革命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除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七人外，逮捕革命群众一万三千四百一十四人。据不完全统计，被拥绑吊打的一万七千二百九十三人，被搜身抄家的五千九百六十八人，集中劳动的四千二万七十九人。被迫害的还有支持“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据孙文披露，原兰州军区司令员洗恒汉在《风雨八十载》中写道：赵永夫在指挥开枪屠杀群众后，还“搞了个尸体展览”，“还押解着刘贤权（注：青海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张江霖（注：青海军区副司令员）及其家属到现场参观、认罪，死难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几岁的学生，尸体堆积如山，院墙上、木桩上、树干上到处血迹斑斑，有的尸体还在烧烧，发出熏人的恶臭”——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由周总理宣读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是这样下结论的：“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0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枝，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枝。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调查，亦未搜到一枝枪。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注：以上参见2010-12-1 云鹤：“‘文革’史的研究，心须‘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从‘文革中的青海二•二三武斗惨案’的真相所想到”一文。文中介绍的事件经过，沒有见说有分歧，但对事件性质有两种观点，包括周总理同叶剑英两人对立观点，有异议者请查看全文)。
另外，周总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发言说：“(1)、叶剑英派工作组，好多都派到肖望东那里去了，所以肖望东对主席那么凶；(2)某某也是二月逆流的一部分，是跟叶参座的；(3)、二月大闹怀仁堂后，17日某某起草镇压群众的传单，叶剑英修改后，还加重了，加上‘如不立即撤退，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用飞机大量散发。接着就抓人，抓了十万人，还说少。军队刚开始发动群众。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个镇压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亊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4)、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冲军亊科学院(王树声同志为保护档案)，大字报也上亍了，叶是知道的，他沒有制止。叶向真用绑架的方法，只用了七分钟时间，就把彭真、罗瑞卿抢走了，引起了以后的全国绑架，……；高干子女作坏亊，就是高干纵容的。陈云的女儿陈伟力，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滨，反动得很，现在还直接攻击毛主席，…；(5)、赵永夫是副司令员，把司令员刘贤权同志关起来，23日镇压群众，《青海日报》的‘8.18’给围起来，打死300多人，叶剑英还打电话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赵永夫倒(谎)说是林副主席祝贺的。2月开军委以上干部会，就是要纠正他们的错误，但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中央看了不对头，林副主席讲了话，才制止了。”
以上从事发过程，尤其是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进了多次慎密调查研究，而作岀符合事实的处理结论，并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严励揭露了类似严重问题。正因这些事实真相的逐步败露，因此某些文痞，来了个急转弯，急转成这些文痞短期内岀了好几本攻击、诽谤周总理的书，有的竟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岀版的，如《新发现的周恩来》。这一动向，很值得注意。这伙资产阶级文痞们，正如齐婕雯同志所说：“有人认为，文革…没有把工农群众主导国家政治的理想作为一种机制予以制定并传递下来。那么，中国的当今宪法上规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无产阶级专政’等，这可是宪法上的机制呀！……，为何敢于和宪法作对说‘不论姓资姓社’呢？可见‘机制’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当代政治文化里，是可以被玩来玩去的，比妓女还不如”。当资产阶级文痞们“拥护周总理”的假面具被揭穿以后，就显出反周总理的真面目。
恽仁祥
2010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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