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几篇关于张闻天的网文，其抬张贬毛的用意十分明显，甚至或明或暗地指责毛泽东是篡夺了张闻天的所谓“总书记”的职权，才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其中，还涉及到遵义会议是推举张闻天“负总责”还是担任“总书记”的问题。
但是，这几篇网文都忽略了一个至关紧要的事实，即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对党的领导人的任命，共产国际的意见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在一般情况下，共产国际的看法和倾向是起关键作用的。
杨奎松在其1998年所著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中，曾专门论述了这一历史情况，现在看来是比较客观的，并有大量的事实根据，证明在遵义会议之前，共产国际已经将毛泽东视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领袖，只是由于通讯不畅，这个带有决定性的意见才没有影响到遵义会议对党的“负总责”的领导人的选择。正如杨所说，“如果这个时候莫斯科有机会指导中共中央并选择其总负责人，它是否会像遵义会议那样把张闻天推出来负总责，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下面，就是杨著第一章的第六节，标题是：“遵义会议推举张闻天为党的领袖，共产国际宣传毛泽东”。
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好感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不满博古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发现，随着临时中央进入苏区，排挤了毛泽东之后，中国南方苏区的军事形势正在日益悲化。到了这一年的5、6月，中央苏区已经无法继续坚持下去，以至不能不提出撤出苏区，向西转移的问题了。面对这一严重的军事形势，莫斯科的领导人再度想到了毛泽东。事情再明显不过了，如今的结局多半是一年多以前排挤毛泽东的后果。如果中共中央能够严格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即使只是保持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辅助领导地位，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未必会落到今天这步田地。
由于交通不便和通讯困难等等原因，关于中央苏区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资料，莫斯科几个月之后才只收到有关大会开幕典礼的记载，和毛泽东以上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名义所作的报告和结论两个小册子。很显然，即使出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目的，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结论也未必需要过分渲染，毕竟莫斯科清楚地知道中共中央这时对毛泽东是怎样一种态度。但是，在见到毛泽东的这两个讲话之后，无论共产国际还是苏共中央领导人，都一致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要将其迅速印成各种文本的小册子广为散发。王明8月3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密信就曾颇为兴奋地通知中共中央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除了个别地方有和五中全会决议同样的措词的缺点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的同志都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丰富的经验。这个报告的中文单行本不日即将出版（其中欠妥的词句已稍加编辑上的修正），其它俄、德、英、法、日本、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也正在进行译印。中文本印刷得极漂亮。”
如果读者从上面的信中还不清楚莫斯科这样做究竟是为了宣传中国苏维埃，还是想要更多地宣传毛泽东的话，那么，看了一个月之后王明的另一封信的内容，恐怕就不会再有疑问了。王明在9月16日的这封信里进一步通知中共中央说：莫斯科不仅印制了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而且还为毛泽东同志出版了著作单行本。他不无骄傲地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
明知中共中央在压制毛泽东，莫斯科却不仅坚持要让毛泽东进政治局，而且特别提醒中共中央：毛泽东才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有“丰富的经验”的领导人，坚持要用毛泽东的名义向全世界出版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单行本，并且别出心裁地为毛泽东印制精美的文集，莫斯科想要对中共中央说什么，难道还不清楚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候博古等人已是大权在握，不仅从上海来的众多留苏学生把持了苏区的各种权力，而且他们还自觉不自觉地正在把自己摆在党政军最高的领导地位上。依据当时报纸以及从中共领导人后来的揭发中，都不难看出，博古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公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选举名单时，曾经特意把他自己排在第一位，将王明（陈绍禹）排在第二位，而将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排在后面。莫斯科后来当然了解到了这些情况。但即便如此，莫斯科这时既不去宣传博古，也不去宣传王明，更不去宣传刚刚取代了毛泽东政府主席职务的张闻天，却刻意宣传毛泽东，其中的意图也许不难明了。
1934年10月，红军因战争失败，被迫撤出了江西苏区。这时，共产国际正在为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工作。从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有关材料上看，莫斯科对于毛泽东的作用又有了新的提法。先是在为七大准备的相关文件里，继而是在苏联公开出版的报刊当中，都开始把毛泽东称为“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考虑到莫斯科向来注重统一宣传口径，可知这是有特殊含义的。
果然，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尽管当时还没有谁知道中共中央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被补入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但毛泽东的名字却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与这两位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领导人并列的惟一一位中共领导人。
应邀在大会上第一个致贺词的来自中国苏区的代表滕代远，按照中共代表团拟就并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发言稿公开宣告：“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拉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保护和捍卫它，在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共产国际的旗帜下，领导群众走向胜利。”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发言中，也同样赞扬毛是“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苏共中央正式批准共产国际在这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盛会上给予毛泽东以如此殊荣，其意义自然不可低估。
共产国际七大之后，莫斯科的舆论对于毛泽东的评价进一步跟着提升。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以及苏共中央《真理报》等，均开始以专门的篇幅撰文介绍这位“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真理报》的一篇长文对毛泽东颂扬备至，不仅称赞毛“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说他亲手“创建了屡战屡胜、威名大振的中国红军”，“创建了江西省的第一个苏维埃地区”，作为红军第一位党代表，参加了红军各次重大战役，培育了各级指挥骨干，具有丰富的军事经验，而且赞扬他作为“苏维埃国家的首脑”，来自人民，懂得百姓的心理，制定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新国家的许多基本法令，“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国务活动家的非凡才能”，“十分出色地贯彻了党和共产国际的各项决议”。文章在结论部分的评价充分显示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器重和期望。其结语称：“钢铁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出色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高贵品质”。（黑体为引者所标）
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许多著作仍旧有意无意地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推举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事，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相提并论，说是正因为这种情况，博古中央才得以被推翻，毛泽东才得以进入领导核心。注意到上述情况，这种说法显然容易让人生疑。尽管历史很难去假设，但是，从莫斯科几乎从未宣传过博古和张闻天，而从这时正全力宣传毛泽东的情况看，如果这个时候莫斯科有机会指导中共中央并选择其总负责人，它是否会像遵义会议那样把张闻天推出来负总责，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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