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可以上溯到中共成立的伊始。如果说陈独秀期间,中共除了需要依靠苏联的经济支持还能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独立的话,那么,随着“留洋派”撷取了中共最高领导权,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则完全演变成“媳妇与婆婆”。不能否认中共革命过程中受到苏联方面政治和物质的支持,但是,更加不能否认苏联以“婆婆”这种居高临下姿态的对“留洋派”的影响甚至操纵,给中共革命带来的更为巨大的损失。
“遵义会议”使毛泽东成了中共的实际领袖。“留洋派”在苏联的“虎皮”下给革命带来的不可估量的损害,不能不使毛泽东对“中共和苏共”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的考虑。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基本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调整到可能达到的良性极限:苏共再也不是中共名副其实的“婆婆”,而变成了名义上的“婆婆”。虽然中共不能不认真对待来自于斯大林的影响,但是,再也不存在“留洋派”的那种惟命是从,而具有了基本的独立。
即使如此,毛泽东也仍然对这种“沙文主义”的直接干涉国家内政的“斯大林作风”有着相当强烈的不满,但出于对斯大林必要的尊重,毛泽东也只能在策略上给予斗争,而不能在根本上给予改变。赫鲁晓夫的上台,尤其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和妖魔化,既使毛泽东看到了改变“共产主义阵营”中的那种“沙文主义”的“斯大林作风”的契机,同时更看到了“赫鲁晓夫效应”对“共产主义阵营”带来的严重危害。
“不管国家大小,各兄弟党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显然是毛泽东对“阵营”之间的基本定位。由于斯大林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巨大影响,不仅使得苏联国内存在对斯大林的盲目“个人崇拜”,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内,也存在着对斯大林的盲目“个人崇拜”,包括中共在内。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仅产生了“国际阵营”回归“平等关系”的契机,而且,也带来了彻底消除中共内部对斯大林盲目“个人崇拜”的契机。但是,毛泽东却更加看到了“赫鲁晓夫效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严重危害的一面。毛泽东曾斥责赫鲁晓夫“没有资格”对斯大林评头论足,对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也讲了另外的一些话。这是毛泽东与国内其他高级领导人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根本不同。毛泽东不是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看作忘恩负义的个人行为问题,而是看作国际阵营生死悠关的问题:不论赫鲁晓夫的那一方面,都无法及得上斯大林的万一,更不可能在否定斯大林后建立一个让人民更满意的社会,而且,只能恰恰相反!这样的趋势下,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必然走向终结。因此,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论断: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一定会灭亡!
对于国际“两大阵营”的对抗态势,毛泽东无论在判断还是战略上,无疑都是列宁和斯大林无法比拟的。对于“自己”阵营之间,毛泽东主张国力强大的政党,只能对弱小国家的政党给予政治和策略上的建议、给予尽可能的物质帮助,而决不能进行粗暴的直接干涉。对“资本主义阵营”,毛泽东的战略不仅仅放在“战争”这个特殊事物的着眼点上,而是全方位的、与经济战略相并存的。在和平对抗阶段,如何在经济战略中战胜“资本主义阵营”?毛泽东有过形象的论述:美国强大,是因为许多国家给它抬轿子,都不给它抬轿子了,它就得自己走了(大意)。这也是毛泽东终其一生的外交战略的出发点,而在毛泽东这种外交战略的策动下,世界态势终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势力逐渐被削弱、甚至孤立,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势力”在急速扩大,绝大多数的“不发达”国家,基本都围绕在中国的周围,而不再给美国“抬轿子”;同时,“发达”的国家,也纷纷向中国表示亲近和友好。
了解世界经济当代史的人们,都不否认:毛泽东时代,中国迅速建立起了基本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则在这一阶段的发展是颇为迟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解体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得到了真正的发展和膨胀!
如果说斯大林还真正具备一点“国际主义精神”的话,那么,赫鲁晓夫们则在把“大国沙文主义”发展到一个极致外,还多了一些政治上的无赖行经。粗暴干预南斯拉夫、武装干涉波兰等等,赫鲁晓夫们表现出比斯大林还要趾高气扬的做派。
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摆在毛泽东面前的问题是:或者象以往那样,在接受“婆婆”指手画脚的情况下取得苏联的物质帮助,或者,摆脱这种指手画脚、独立自主的建设国家,而既不听指手画脚,还要得到物质上帮助的第三条路,根本不存在!还有一个问题,即:中国能否独立自主的把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
因此,当代一些人诬陷毛泽东“想当世界领袖”,或者说党内得维护“毛泽东的尊严”,因此才支持毛泽东在中苏关系上的态度,这些说法的无知与幼稚,是多么可鄙!
在国内,对于中苏关系的问题,毛泽东所面临的情况,也是极为复杂的。中共长期以来受到的苏联方面的“帮助和指导”,使得为数不少的高层干部对苏联产生了“倚赖”心理,这是一种历史的惯性。同时,还有一部分高级干部的行为极其“矛盾”:既强烈响应反“个人崇拜”,又在重大问题上盲目的倚赖苏联。在中国是否搞核武器的问题上,就突出的表现了出来。
就是说,即使中苏关系不发生破裂,毛泽东也需要扭转高层严重存在的“倚赖”心理,而使中共成员树立起“自力更生为主、依靠外援为辅”的坚定信念。而高层无疑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有着极其微妙的心理。什么是“个人崇拜”?“个人崇拜”与“崇高威望”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唱个《东方红》、喊个“万岁”就是“个人崇拜”么?这个问题,不要说当时,即使当代,也没有什么客观的观点。高层一些干部的微妙心理,就表现在既极度拥护反“个人崇拜”、又把国内的“个人崇拜”仅仅与领袖毛泽东相联系,而不敢明确表示。因此,有些做法和解释,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十分的微妙和莫名其妙。
高层的这种微妙和不可思议,时常干扰着毛泽东。当代一些人,总是把毛泽东定位在“死死抓住权力”这个“为个人”的角度上,这样做当然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无耻!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毛泽东时代,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代毛泽东,更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小集团敢于用正常和不正常的手段胁迫毛泽东“下台”,这样做,不用毛泽东说什么,也只能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就是说,毛泽东根本不用担心有谁要取代他,毛泽东一直担忧的是麾下的人相互争夺和争斗。
著名的“九评”,是毛泽东彻底解决中苏关系问题和国内高层严重倚赖心理的“得意”之作。对国际态势,毛泽东从战争和经济诸方面考虑,对国内的事情,毛泽东则更加考虑的周全。对中共革命的认定,毛泽东从来都是坚定的:土地革命与文化革命,是中共革命并行的两大内容。建国后,则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革命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也就是说,毛泽东对社会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向来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把意识形态的革命看作其他革命的基础和前提。而且,离开这个思想的基础和前提,任何革命都是一种欺骗人民的把戏。
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主义,本质上也等于全盘否定了列宁主义,而赫鲁晓夫以降的苏共领导人,不能也不可能建立起一套比列宁、斯大林主义更完善的理论。对国际阵营的思想冲击,必然造成“共产主义”阵营的思想大混乱,对中国国内,也必然发生同样的冲击!因此,澄清国内的混乱思想,使干部树立坚定的独立自主的信念、认清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就成了一种当务之急。
邓小平在当政后说“九评”都是“空话”,显然是当时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的邓并没有理解其中的意义。由此,社会意识形态的建设,也就必然成为邓当政后最大的败笔。倒是刘少奇当时有所理解,刘少奇说,好象是给世界看的,实质上主要是针对国内情况的(大意)。
而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本质上在毛泽东和中共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或者撇开意识形态的问题,在经济上依靠苏联;或者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信仰,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两个问题,在当代人看来也许可笑,但对第一代革命者而言,却是不容回避、更不容退却的首要原则问题。
尤其是,毛泽东更加看透:即使在政治信仰上有所退却,甚至在实际中完全放弃,如果不接受赫鲁晓夫们的指手画脚,那么,外来的帮助,不仅是摇摇欲坠的空中楼阁,而且,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突然变成套在脖子上的绞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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