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甄岩
毛泽东通过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抓住了关键问题，加以解决，这就是自上而下的教育和指导领导干部的问题。他早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通过总结民主革命的经验，找出了根本问题是教育干部的问题。只要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上政治上统一了认识，作风正派了，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就有了自1942年到1945年上半年，全党的整风运动。经过三年半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真正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不断总结经验，解决它的关键问题，同样还是，教育干部的问题。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由于从中央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大刮“五风”，致使1959年开始，不仅有极端严重的自然灾害，而且还有“刮五风”的“人祸”，再加上赫鲁晓夫的“逼债”，这就使我国的严重困难，更是雪上加霜。从毛主席1958年11月最早觉察到“刮五风”的严重问题，开始纠正起，通过不断总结经验，不但要解决工作方法问题（颁布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还要逐步地结合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和一整套的工作条例问题（通过了“六十条”，克服两个平均主义，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同时，特别要抓好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的问题。
上面我曾经讲到，在召开三南会议和三北会议时，毛主席曾专门写信给LSQ等人及参加三北会议的全体代表，尖锐地批评他们，“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440-441）
（一）毛泽东搞工作，总是把走群众路线作为党的领导干部的根本路线和根本方法。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中央总结出来的“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是否行得通？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广州会议后，毛泽东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人带着“六十条”，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毛泽东十分关注和急切地想知道群众对“六十条”的反映。
1.广州会议后，他一直到3月29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了解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和要求。毛泽东听完汇报，即乘专列北上，到长沙再听湖南省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他在专列上看到铁路两边，正是广东农民插秧季节。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问几个农民，那几个农民都赞成6X6寸的插秧密度。毛泽东说，瞎指挥生产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2.毛泽东除了抓好中央一级的领导干部问题外，还注意抓好省一级领导干部的问题。他到长沙，在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毛泽东听了一段汇报后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毛泽东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干部和群众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简要记录，1961年3月31日）
对于一个中央文件，毛泽东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经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见，从大跃进以来，实属罕见。以后，毛泽东越来越看重“六十条”，把它当作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
谈话结束已是下午四时，第二天，毛泽东要在武昌会见古巴客人，须立即赶赴武汉。他对张平化说，我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毛泽东在武昌。除会见外国客人外，还同王任重谈话（食堂问题和供给制问题）；同周恩来谈今年的经济计划问题。在短短七天中，毛泽东游泳两次，跳舞两次，这同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心境大不相同。说明他的健康状况比较好了，心情也比较好了。经过这一段调查研究，情况更加明了，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政策心中都有数了，看到了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经济形势好转的希望。
4月9日，毛主席又回到长沙，在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他们都刚从乡下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他们畅所欲言，毛泽东听的津津有味，偶尔插几句话。
张平化反映，在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争论比较多的是三个问题，一个是供给制，一个是食堂，一个是粮食定购问题。关于粮食定购，他说，生产队普遍要求包死，就是把上交大队的、交给国家的粮食数都定下来，其余都是生产队的，这样就有个奔头。讲到食堂问题，张平化说：“讲食堂好的，讲得很多；讲食堂坏的，也讲得很多。我听了以后，觉得原来自己对食堂的看法有些片面，好像不喜欢食堂的就是那些富裕中农。”毛泽东说：“才不是哩！”张平化说：“现在看来不见得。”毛泽东肯定地说：“不是。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张平化汇报供给制问题时说：“现在初步地可以说，供给部分超过百分之三十，肯定不必要，过去搞那么多是错了。估计百分之十左右基本上就解决问题了。”毛泽东说：“如果只包五保户，补助困难户，百分之一、二、三就可以解决问题。百分之三十是多了，这不是真正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调，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对人民公社，毛泽东总是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根据这个新生事物的具体发展情况，去扶持它，爱护它，帮助它成长壮大！绝不是如1980年代后，有人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一个成长得很健康的新生事物——人民公社，一刀砍掉。使十亿农村人口，一夜之间又复辟倒退到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的农民小私有者个体经济。
毛泽东对张平化说，湖北在群众中讨论“六十条”的时候，也集中在这四个问题：供给制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体制问题。他说：“供给制，是多劳多得，还是多劳不能多得？平均主义问题嘛！食堂也是个平均主义问题嘛！” （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记录，1961年4月9日）
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明确地把供给制和食堂看作是平均主义的东西。他对于平均主义表现的认识，已经不限于队与队之间、人与人之间，而且深入到供给制和食堂这两个敏感问题。他还说：“就是要恢复一九五七年那个时候的评工记分、多劳多得，要恢复那一套。”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对于公社化以来由中共中央决定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决定，统统都推翻。正如毛主席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信中所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的判断和决定。”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韶山，是毛主席的家乡，对毛泽东来说，这里是熟人、熟路、熟地方，听起汇报来，自然有一种亲切感。
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干部很敏感，群众也很敏感，一谈就是食堂。原来我在长沙看到的情况，是食堂搞得好的。同时还有这么个原因，就是过去省委一贯强调这个东西，干部不敢议论这个问题，群众也不敢议论，所以就没有发现怀疑的言论了。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我们在韶山大队为着先试探一下，找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一起座谈‘六十条’里面的主要问题。座谈会一开始，就对食堂问题展开了非常尖锐的争论。双方都举出理由，针锋相对。”毛泽东问：“你参加了？”胡乔木答：“我参加了。我们原来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我原来对于食堂还是比较热心的，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列举了一些理由，肥料减少了，山林破坏了。毛泽东说：“还有，浪费劳动力。浪费劳动力，破坏山林，不能养猪，就是广东提的那几条。还有一条，是不是浪费粮食的问题。”胡乔木说：“他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家里吃饭，多一点少一点，他就是量体裁衣了；而吃食堂呢，有那么多定额，反正要吃掉，吃掉了还觉得不够，吃得不会。”毛泽东又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接着又问：“现在马上散行不行呢？”胡乔木答：“农村里头有些问题了。”毛泽东：“锅灶、柴火、粮食。”胡乔木：“主要还有房子问题。根据韶山公社五个大队的统计，89个食堂，已经散掉50个，讨论‘六十条’以后，估计还要继续散。”毛泽东又问：“他要维持干什么呢？”胡乔木：“有个思想没有解放，因为省委宣传部宣传得比较久，都说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毛泽东：“河北也是这么宣传的嘛，什么社会主义食堂万岁。”胡乔木：“人民日报写过社论，也说公共食堂万岁。我觉得，第一，现在解散有利；第二，现在可以解散。”毛泽东：“要看现在有没有锅灶，有没有粮食，有没有柴火，有没有房子。”胡乔木根据实际调查的情况说：“我们倾向于快一点解决为好。虽然有些困难，分过了之后，群众还是会陆陆续续自己去解决的。”
湖南调查组在食堂问题上态度的改变，说明要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食堂这样的敏感问题，必须做深入的调查。走马观花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只调查一个地方也不行。胡乔木这次对食堂问题的汇报比上一次汇报，要全面具体得多了。他的汇报，把广大群众对解散食堂的希望和要求，生动具体地展现出来，所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听你这一讲，我现在到韶山去，也看不出什么名堂出来，还不是你讲的这一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应该说这次毛主席亲自组织的三个调查组的调查，特别是湖南调查，对后来毛泽东下决心全部解散食堂，是有重要影响的。
胡乔木又汇报分配问题。他说：“食堂问题也跟分配问题连在一起，如果把食堂问题解决了，分配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毛泽东说：“现在不是顺三七的问题，也不是倒三七的问题，而是保五保户和酌量照顾困难户的问题，其他统统按劳分配。”（所谓“三七”是指工资部分与供给部分的比例）这样，毛泽东就否定了在分配中的供给制。胡紧接着说：“多数的社员和干部都倾向于这个意见。但是还有一种办法，大队三七开，小队全部按劳分配。这样做的结果，大体上就是一九开，这样五保户有了保障，一些人口多劳力少的户，也可以过得去。”毛泽东说：“这种户可以喂猪。”意思是说，对他们不必用供给制的办法照顾，但胡乔木仍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毛泽东问：“他们赞不赞成呢？”胡答：“这个意见可以得到多数的同意。”毛泽东又说：“还有另一种照顾的方法，湖北的办法，在分配工作时给他一些便利。”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总想不采取部分供给制的办法而采取其他办法，来解决困难户的困难问题，尽量体现按劳付酬的原则。他再次强调：“基本原则是这么个原则，叫做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付酬。这里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生产，一个是分配。分配中又有交换，按照价值法则实行等价交换。”
毛泽东向胡乔木提出另外他十分关心的问题：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胡乔木认为：“现在由小队分配，恐怕还有点困难。因为大队可以超越小队范围组织一些生产、组织一些收入，这一部分收入是为小队服务的，作用很大。搞得好的，都是靠大队这方面的收入来补充小队。”毛泽东进一步提问：“比如讲，韶山大队十一个生产小队，水平也不一致，分配的时候拉平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胡乔木说：“这个问题不怎么突出，干部和群众反映不多，实际上各小队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很多。”毛泽东说，这是私分的结果。胡乔木认为，这里有一个经营得好不好、超产不超产、养猪养得好不好的问题。
谈话最后，胡乔木问：“主席，你对我们这里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就是要用真正听群众的意见这种态度，不能学那个桥头湾小队长那样一种态度。”胡乔木在汇报中，曾讲到韶山大队桥头湾生产小队队长，不给社员分自留地，不让社员养猪，茅房也只有公共的，没有私人的，思想比较僵化，又坚持自己的意见。
3.毛泽东认为湖南省委领导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还不大懂。
毛泽东在听张平化、胡乔木汇报的时候，讲话不多，主要是听，提问题，听得很仔细。对他们的汇报以及对湖南的工作，没有提出什么批评性意见。但他敏锐地觉察到湖南工作有些问题，却丝毫没有流露。这是因为毛泽东觉得单纯靠他们自己很难解决问题，需要外力帮助一下。所以，4月11日，毛泽东致信汪东兴，要他打电话给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觉得，湖南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有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古人有言：‘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见兔顾犬，为未迟也。’在这次三级会议上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做到的，无所用其忧虑。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465）
4.毛主席不仅善于发现干部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要具体指导干部解决问题。他不仅派王任重和王延春两同志去帮助张平化等湖南领导同志，还批转一些典型材料，指导他们的工作。
4月14日，胡乔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附了四份材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六十条’的时候，我们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因此，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报告在列举公共食堂种种问题之后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没有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 这是毛主席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毛主席立即将报告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予以讨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467-470）
之后，毛主席又召集LSQ、陶铸、王任重、胡乔木开会，研究食堂问题。根据《王任重日记》1961年4月16日记：会上，“谈到食堂问题，大家都认为这是脱离群众、最不得人心的一件事。办了公共食堂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对于救灾非常不利。”过了十天，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是在公共食堂问题上的真正突破。毛泽东是想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
（二）毛主席写信和批语，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毛主席仍然着重抓好中央和省两级领导干部问题。
毛主席离开长沙，经南昌到达杭州，后经上海、天津，返回北京。
1.毛泽东要邓小平与田家英起草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会议定于五月在北京召开。4月25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在国外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小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475）
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随即纷纷到农村，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要求做调查。
2.毛泽东给李井泉、陈正人写信。5月初，毛泽东收到陈正人从四川简阳县一个公社写来的信，借复信机会，再次敦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到农村去做调查。信中写道：“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484）
3.毛泽东分别批发了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电话汇报的调查情况；转发了胡乔木在韶山调查情况的报告；还转发了邓小平、彭真的来信。毛泽东已陆续收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来信。又连续转发了其中的四封，有张平化1961年5月10日关于浏阳县大江大队调查的来信；李井泉5月13日关于恢复供销社试点工作的来信；王任重5月10日关于湖南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来信；阎红彦5月9日关于调查农村几个问题的来信。
（三）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前一段中央和省两级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会议开始阶段（5月23日到26日），讨论毛主席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5月29日、30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5月31日、6月1日，讨论粮食问题。6月初的几天，讨论了林业、商业、手工业等问题。最后讨论了一下城市整风和工业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毛主席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象的。
会议还根据连续两年严重自然灾害，致使粮食问题特别困难的情况，决定从1958年招工的2500多万人中，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6月12日上午，发表了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大有收获。去年北戴河会议时不甚清楚。后来十月开了几天会，搞了“十二条”，但是还要办食堂，还要搞三七开。今年三月广州会议，大有启发，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不彻底。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林业问题，没有提到。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毛泽东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从历史的回顾中总结经验。后把毛主席这次讲话，整理成文稿，题目是：《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现引录于下：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耳报神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厂，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在座的都是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教育了自己。通过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这三级干部教育好了，他们就会回去教育公社一级、大队一级、小队一级干部。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里讲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
领导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刚才讲了，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给六级干部的信、庐山会议，一直到六十条和这次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了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我是怀疑的。我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横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吗？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有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毛泽东文集》第8卷，P273-277）
从这个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毛主席是多么伟大！他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总是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调查研究人手，真正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克服困难，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他为了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总是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教育好革命队伍内部的领导干部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毛主席建议，下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庐山去开。他要求，这一段时间先把农业问题搞好，下次会议主要讨论工业问题，城市整风问题。他说，今年这个庐山会议没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那个急风暴雨了。上山之前，他对秘书田家英说：“这次要开一个心情舒畅的会。”
（四）第二次庐山会议。中心议题：仍然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育干部。
第二次庐山会议，从8月23日开到9月16日，共25天。会议的主要议程是：粮食问题，市场问题，两年计划和工业问题，工业企业管理问题，高等学校工作问题，干部轮训问题。
开会之前，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同志，都作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1.毛主席召集中央常委和大区负责人开会，安排会议议程。
毛主席先问了各地的年成，又问到贯彻“六十条”及农村的情况。中南的同志谈到“六十条”解决了生产队的问题，但土地、耕畜、劳力等归生产队所有，而分配则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这样，所有制与分配有矛盾。这正是毛泽东长时间以来反复考虑的问题，他是这个问题应当加以研究。
对于搞社会主义建设，搞工业，毛泽东曾经很自信，认为没有什么神秘，不要把它看得那么困难。但经过1960年的大挫折，改变了看法，认为人们对社会主义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对工业，就他个人来说，也是不甚了了。他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很重要的话：
“我们有把握的、有成套经验的还是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搞了几十年，经过了陈独秀的错误，三次‘左’倾错误，又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错误，犯了许多错误，碰了许多钉子，最后经过了整风，才搞出了一套包括理论的和具体政策的为大家所公认的教科书。”
“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则不甚了了。公社工作六十条，讲的是所有制、分配、人与人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究竟如何？你们说有了一套了，我还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我看还要碰三年，还要碰大钉子。会不会亡国（蒋介石来，打世界大战）？不会。会不会遭许多挫折和失败？一定会。现在遭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再搞两三年看看能不能搞出一套来。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的。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先学养子而后嫁者也’。说没经验，已经搞了十二年，也有些，但也只有十二年。我们现在还处在斯大林时代即苏联两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还没有原子弹。这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时间还短。……现在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比如工业，我就不甚了了。计划工作怎么搞，现在总搞不好。”（毛泽东在中央常委和大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传达记录，1961年8月23日）
2.这次会议共听取了六个报告，讨论通过了三个决定。主要是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关于市场、物价问题的报告；李富春关于工业计划的报告；薄一波关于《国营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的说明；陆定一关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的说明。邓小平作了长篇讲话被认为是这次会议的总结。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
3.毛主席这次会议心情比较舒畅。
毛泽东没有在全体会议上讲话，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几次话。关于经济形势，他认为，问题暴露出来了，将走向反面，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年，是一天天向上升了。达于极点，天下大乱，要转向治了。困难是暂时的，会逐步好转的。我们碰了钉子，有了经验，这是最宝贵的，现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了。他说：“这次会议搞了几个好文件，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证明我们的经验比较多了。”
毛泽东认为，经济形势1961年到了谷底，从此一天一天向上。后来刘邓等人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估计。
这次庐山会议的气氛同第一次庐山会议迥然不同，总的说大家心情比较轻松舒畅，比较敢于批评和议论工作中的问题和失误。会议中间能够正确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气氛生动活泼。
毛泽东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有闲游览庐山含鄱口、仙人洞等名胜。9月9日，赋诗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有同志考察说：此照片是1959年庐山会议江青同志所摄，毛主席题诗是1961年9月9日）：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首诗既是写景，更是抒情，写景是为了抒情。是政治内容与文学艺术形式完美的结合达到了极致。“乱云飞渡仍从容”，“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含有哲理的诗句，相当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也可以说是他那不平凡经历的艺术概括。
9月16日，会议闭幕那天，毛主席又书写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赠给庐山管理局党委诸同志：“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很能反映毛泽东此时此刻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五）毛泽东第二次会见蒙哥马利。
毛泽东离开庐山，9月21日到达武昌，准备在此会见蒙哥马利元帅。这是他们第二次相见，也算是老朋友了。
23日下午，他们在武昌东湖第一次谈话，然后共进晚餐。24日上午第二次谈话，仍在东湖，后共进午餐。下午，毛泽东约蒙哥马利游泳，蒙哥马利不会游泳，坐在船上观看。上岸后，毛泽东到蒙哥马利住处胜利饭店，同他进行第三次谈话。蒙哥马利见毛泽东喜欢抽烟，送给一盒三五牌英国香烟。毛泽东书写他在1956年6月第一次游长江时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词，回赠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向毛主席提了两个问题。他先问：“主席对解放十二年后的中国的看法如何？以及主席现在考虑的是哪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取得经验需要英国过程。我们过去搞反帝反封建，或者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没有经验，后来才有了经验。我们搞社会主义，情况也大体相同。”毛泽东向蒙哥马利大致介绍了中国民主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的情况。
蒙哥马利又问：“在一九四九年，你们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什么？主席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哪些头痛的问题？”毛泽东说：“一九四九年，全国很困难，首先是恢复经济的问题。那时候，革命的性质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蒙哥马利进一步提问：“当时按照轻重缓急来说，哪些问题占首要地位？”毛泽东说：“首先必须解决土地问题；还有经济恢复问题，其中包括工业；扫除帝国主义的残余问题。介绍这些问题。怎么干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我们没有干过，没有经验。过去那一套我们会办的事情没有了。要办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我们没有经验。”
蒙哥马利又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回答十分干脆：“一开始就看到了。”蒙：“我用的是一句英国成语，意思是在什么时候你们才感到前途明朗了，找到一条道路了？”毛：“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蒙：“我想，那个过程就好比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摸索，只能看到隧道出口处的一点亮光。在摸索前进的过程中，你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感到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毛：“没有那么黑暗。大局是光明的，但是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遇到许多过去没有遇到的事，如一九五四年这里的大水灾，汉口都几乎淹掉了。还有最近几年的大旱。”
毛泽东说：“你问我对中国怎么看法。我要说，我对前途乐观。对于搞社会主义，我们已积累了十二年的经验。……我们搞经济的经验还不很充分。同英国相比，我们还没有像你们那样会办工厂的经验。”蒙哥马利问，一九四九年着手恢复经济的时候，有没有足够数量有能力的人。毛说，根本没有。蒙说，但你们得到苏联的技术帮助。毛泽东说：“我们第一靠国民党留下来的工程师、知识分子、技术工人，第二靠苏联帮助。我们讲苏联帮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厂，上海就没有靠苏联，苏联专家没有去过，全部是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办学校也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我们自己没有大学教授。我们连唱戏也不会，要靠国民党留下来的人。这批人对我们来说是宝贝。”
毛泽东回答蒙哥马利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他说：“你问我的第二个问题，我主要考虑的有哪些问题？首先是国内问题，其次才是国际问题。”蒙：“你说的国内问题是哪些？是不是关于粮食问题，住房问题，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问题？”毛：“就是这些，无非是人民的吃饭、穿衣、住房、走路、生活用品。”
在谈到革命问题的时候，蒙哥马利说：“中国革命胜利已经十二年了。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但不可能在十二年内把两千年遗留下来的暴虐一扫而光。”毛泽东说：“对，多少还要遗留下去。”蒙：“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毛：“做了一点，还不够，要有几十年到一百年的时间，比如五十年到一百年。一个世纪不算长。你们英国的发展用了两三个世纪。”蒙：“你们在十二年内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很可观了。各方面都在行动，人民对祖国感到自豪。再过五十年，你们就应该很不错了。”毛：“可能好一点。但是我看不到共产主义了。”
共进午餐之后，继续谈话。蒙哥马利说想跟毛主席谈谈三原则问题。所谓三原则，就是“一个中国，两个德国，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他说，在德国和中国问题上，西方完全缺乏常识。西方的人民越来越强烈地要求一个和平的世界，但除非各国把武装部队撤回各自的国土上，就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的世界。他说，这三个原则，多年来都单独提过，这一次要一揽子提出。毛泽东表示支持，说：“提得对，提得好。”（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记录，1961年9月23日）
蒙哥马利又问对核武器怎么看。毛泽东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蒙：“刘主席告诉我，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苏联都有，你们也要搞一点。”毛：“是，准备搞一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 （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记录，1961年9月24日上午）
第三次谈话是在毛泽东游长江上岸之后，游泳便成为宾主之间的一个话题。蒙哥马利问毛泽东：“为什么不去游泳池里游？”毛泽东说：“哪里能修那么多游泳池，要利用江水河水，长江就等于几万个游泳池。多游几次胆子就放大了。”然后，又问蒙哥马利，英吉利海峡有多少公里宽？水有没有长江这么急？他还说，密西西比河是世界第一大河，想去游一次，还有亚马逊河，不过恐怕不好游，太热。（毛泽东同蒙哥马利谈话记录，1961年9月24日下午）
游泳，是毛泽东的一种特殊爱好。他特别喜欢到大江大河大海中去游泳。全国几条著名的大江，长江、湘江、珠江、邕江、钱塘江都游过了；黄河想游而没有游成。在他的词作中，以游泳为主题的就有两首。在海里游泳，他更喜欢有狂风巨浪的天气。与大自然挑战，对他来说，“其乐无穷！”他从一九五四年在北戴河游泳之后，年年游泳，几乎没有间断过。一九七四年在长沙，他当时已是重病缠身，走路都要有人搀扶，但到游泳池一下水，却又恢复了那种自如的体态，看不出是一个重病人。那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游泳。
（六）毛主席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要求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搞好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1.1961年9月的第二次庐山会议虽然主要讨论工业问题，但毛主席着重关心和注意的仍在农业方面，在“六十条”。
毛主席虽然在会议期间也批发过工业方面的文件，但都没有写批语。写批语的只有一个材料，那就是中共中央农工部关于各地贯彻执行“六十条”的情况简报。批语写道：“此件很好，印发各同志。并带回去，印发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委员同志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有地委同志参加，对此件第二部分所提出的十个问题（见《毛泽东传》1949-1976 P1175注释），作一次认真的解决。时间越早越好，以便在秋收、秋耕、秋种和秋收分配时间，政策实行兑现，争取明年丰收。”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548）
2.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的第一天讲话中，曾讲到，“不要迷信广州会议、北京会议搞了一套，认为彻底解决问题了”；“刚搞了一个‘六十条’，不要认为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事实确是如此，至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六十条”就没有解决，而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念念不忘。他9月21日到武昌，同王任重又谈到这个问题。据王任重26日日记记载：“21日主席到了武昌，下午我去看了他，除了谈灾情以外，着重谈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主席是主张生产队核算的。22日下午又找我去谈了这个问题。”“23日晚给主席送了关于生产队改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份材料。24日午后，主席对我说：按照这两份材料办就很好，没有话说。主席接见了书记处书记和地委第一书记，主席表示了他的看法。”（《王任重日记》1961年9月26日）
3.毛泽东会见蒙哥马利后，乘专列北上，途经邯郸时，听取河北省委、山东省委汇报，进一步深入调查研究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参加汇报会的有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省委分管农业的候补书记王路明，山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周兴、山东省委农工部副部长，石家庄、邯郸、张家口、邢台、保定五个地委书记。）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问刘子厚：“你们想扯什么问题？”
刘说：“还是上次谈的大包干问题。”
一提大包干，立刻引起毛泽东的兴趣：“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脚去生产，腰在分配，闹平均主义。”作了所说的脚是生产队，腰是生产大队，是一种形象的比喻。
毛泽东问山东是怎么做的，周兴介绍了山东一些地方搞大包干的情况。毛泽东说：“噢！那就是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还有征购粮。我过济南时说，河北唐县有一个公社几年来连年增产，并不闹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他们分配大包干，年年增产，生活好，也能完成征购任务，真正调动积极性靠这一条。三包一奖，算账算不清，强迫命令定局，搞平均主义。三包一奖搞了六年之久，从来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刘子厚说：“三包一奖太麻烦，保定有个调查，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1128笔账。”毛泽东：“这是烦琐哲学嘛。”刘：“三包一奖年年吵个一塌糊涂，一年至少吵四次，一次吵多少天。”
毛泽东说：“广州会议时，河北要在全省实行小队核算。山东开了个座谈会，提出了这个问题：生产在小队，分配在大队，这不是矛盾吗？在广州开会时我批了一个文件，让大家议一议，大家议的结果都不赞成。农村现在二十户左右的生产队，有人说规模太小。二十户不小了，山里头更小一些也可以，十来户，七八户搞一个核算单位。二十户有八九十人，三十个、四十个整半劳动力，不算少啦。生产队有四十来个劳动力，就是个大工厂嘛，再大了管不好。河北平均四十二户，有八十个到九十个整半劳动力，已经很大了。这个工厂难办，它是生产植物、动物的工厂，是活的，钢、铁是死的。”
就对基本核算单位规模这个问题的认识来说，毛泽东对中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认识，比过去、也比中央其他领导人更接近实际。毛泽东认识上的变化，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自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起，反复讲人的认识要通过实践，就是这个道理。
刘子厚说：“今春在北京开会讨论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时候，有人开玩笑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有人说对基本建设不利；第三是说征购辫子多了，头绪多了；第四是说有的队遭灾，不利于互相支援；第五是说不利于向机械化发展。”毛泽东对这五个问题，逐个作了回答。他说：“整风整社，‘六十条’是根据，可是‘六十条’就是缺这一条。”
刘子厚又汇报到按劳分配问题。毛泽东觉得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顺口说来：“按劳分配就是搞嘛。还有什么问题？还讨论了什么？”刘子厚介绍了他们准备实行的实物分配办法。所谓实物，当然主要是粮食。毛泽东说：“唐二里那个地方，口粮按劳分配部分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太少了。湖北孝感规定每人口粮360斤，这不行。有了这些基本口粮，就可以不做工了。最好定180斤，吃不饱就得努力。看来基本口粮高了不行。”（毛主席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9月26日）
第二天，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形成《邯郸谈话记录》，日期署为九月二十七日。
从“吃饭不要钱”到废除供给制，再到压缩基本口粮，从这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公社演变的过程——从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逐步推进到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实行。从此之后，人民公社就健康地巩固和发展，并且茁壮成长。后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越来越好，非常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性质。然而，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个正在蒸蒸日上的新生事物被一刀砍掉，又回复到小农私有者的个体所有制。给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关于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毛泽东在1961年3月广州会议上就提出，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多方商量，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他回到北京，9月27日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各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说：“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糊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565-566）
4.10月6日，毛主席主持召开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问题。
会前，毛泽东印发了胡耀邦报送他的《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农村察看》报告。报告说，形势确实比去年好。所到之处，群众都说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调了，不瞎指挥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劳多得，生产、生活有了奔头。根本问题在于认真而具体地贯彻农业六十条。大队统一分配，在当前是保护队与队之间平均主义的一个堡垒。经过邯郸时，听说主席早就说过这个问题，并且说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奖”，是解决生产在小队而分配在大队这个矛盾现象、真正调动小队积极性的一个大问题。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同时，报告对一些地方实行分田到户或包产到户，担心会导致降低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
当时，在中共党内，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认识，并不一致，包括一些省委书记和相当数量的地委、县委书记在内。在高级干部中，像胡耀邦这样，以正式报告的形式，如此鲜明地表达对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的肯定和支持，为数不多。毛泽东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在批语中写道：“此件写得很好，印发各同志，值得一看。”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574）
5.大区第一书记会后，在毛主席号召下，又一轮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全党兴起。
毛泽东派田家英再次率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这次田家英选在山西长治地区一个农村（这是老解放区，有良好的农业合作基础。）调查。经过调查，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完全正确。
邓子恢到福建龙岩，调查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试点。经过十多天调查，11月9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指出，对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但有少数大队干部感到权力受到限制，有抵触情绪，小队干部和群众中，也有一部分人主张维持现状。报告对体制改变后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解决办法。23日，毛泽东把邓子恢的调查报告批转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他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因为目前各地正在普遍试点，此件可发至地、县、社三级党委参考。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在十二月十二日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十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605）
6.毛泽东和党中央委托田家英起草《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文件里，有针对性地批评了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不热心、不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反对认为基本核算单位越小越好的意见，而主张大体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就全国大多数地区来说，以二三十户为宜。12月12日写出初稿。毛泽东决定提交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1962年2月8日田家英向毛泽东报送的指示稿中，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多少年不变的时间写为“例如四十年内”。XXX主张改为二十年。田向毛泽东请示：究竟写“四十年”，还是写“至少二十年”？毛泽东将“四十年内”改为“至少三十年内”。并在批语中写道：“以改为‘至少三十年’为宜。苏联现在四十三年了，农业还未过关，我国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过关。”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48）
后经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讨论通过后，1962年2月13日发出。之后，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规定，载入了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七）简要总结。
毛泽东在1961年初，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又紧紧抓住“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顺利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使之越来越正确地认识了人民公社的发展规律。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毛主席对怎样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主席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解放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62年以后，直到70年代末，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260至300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600万担的速度增长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粮食生产以很快的速度增长，这不能不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所以，毛主席为了进一步从哲学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他在1963年5月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开宗明义，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只有深入调查研究工作，才能从这三项伟大的革命实践活动中得到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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