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史学对19 、20 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思考与认识
王玮
【提要】 对19 、20 世纪之交美国海外扩张的研究是整个美国外交史学的极为重要的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研究折射出美国外交史学陷入困境的症结与原因，同时也映现着美国外交史学发展的出路和方向。美国外交史学在以下两个问题上无法解释美国海外扩张的合理性：其一，海外扩张是否违背了局限于大陆拓进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其二，海外帝国的追求是否有悖于美国人视为立国之本的民主理想。自20 世纪初美国外交史学产生以来，无论是理想主义史学的“背离说”，还是现实主义史学的“国家利益说”，都不能说明海外扩张的历史逻辑性。修正派史学虽然揭示了美国扩张外交的本质，但由于其“由内到外”的研究体系的局限,最后难免落入孤立主义的陷阱。本文着重介绍了“后修正史学”的“综合研究”和“国际研究”的研究方法，指出不同民族的观念、情感的平等沟通和交流才能代表着美国外交史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美国外交史学 海外扩张 后修正派 综合研究 国际史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以一场战争（美西战争） 和一项政策（门户开放政策）为契机，美国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掀起了海外扩张的狂澜，美国以帝国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心，为“美国世纪”的到来拉动了序幕。19 、20 世纪之交美国由大陆迅速向海外发展,这不仅是美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注释】贝斯纳认为：1890 年以后美国外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个更富有进攻性和扩张性的世界强国,从此告别了孤立状态,向太平洋和远东迈进。Robert L. Beisner , From the Old Diplomacy to the New , 1865 —1900 , Illinois , 1986 , pp.2 , 157.【注尾】，而且也是美国由近代走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一百多年来美国外交史学对跨世纪海外扩张的研究兴趣经久不衰，史学观点和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从一个方面将美国外交史学乃至整个美国史研究推向前进。
一
19 、20 世纪之交美国外交历史的研究，一直被视为十分棘手的难题。有人断言，在几乎所有的美国史著作中，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是写得最为糟糕和冗长的一章，史学家们总是没完没了地探寻美国是怎样以及为何在1898 年出了差错【注释】James A. Field , Jr. ,“American Imperialism: The Worst Chapter in Almost Any Book”,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83(June , 1978) , pp. 644 —668.【注尾】。这种现象可以从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面对突然到来的扩张狂潮表现出来的思想混乱和困惑中找到原因。
19 世纪70 年代，产生于欧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传入美国,掀动了美国的整个思想界。受其影响，以种族论为核心的“新天定命运”论席卷美国社会，加上西部开发的结束和边疆的消失引起的向海外寻求新边疆的冲动，使当时整个美国处于一种全民族的集体狂躁和昏乱状态。当时学术界也卷入到海外扩张的风潮之中，如“边疆论”、“文明兴衰循环论”等学说或假说主导了美国史学的发展大势，马汉的“海权论”对美国军界和政界也有着极大的影响。就是在这种“新天定命运”思潮的鼓动下，美国兼并了夏威夷、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将古巴变为保护国，从而完成了海外扩张的最初进程。
一般来说，当时的大多数美国人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这一结果，而不去反思其中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19 世纪末出现的新天定命运思潮虽然是一种海外扩张思潮，但实际上，在鼓吹海外扩张的内涵当中，仍然夹杂着旧思潮的遗传基因，保留有大陆主义思想的一些印痕，而这对大多数固守传统的美国人来说，还是能得到认同的。首先，新天定命运的鼓吹者在追求海外市场的商业利益的同时，仍然将领土的空间扩张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克利夫兰总统的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在1895 年7 月发出那封关于要求介入委内瑞拉危机的著名照会后不久，就流露过要吞并古巴的想法。他要求西班牙将古巴“拿到市场上公开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鼓吹要“把星条旗插到古巴岛和美国想占有的任何南美地区”。【注释】Samuel F. Bemis , ed. , The American Secretaries of State and Their Diplomacy ,vol . 8 , New York , 1963 , p. 286.【注尾】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约翰•摩根更是主张直接兼并古巴，他说，向古巴大量移民可以使该岛“美国化”，然后使之以“州”的身份加入联邦【注释】John A. Garraty , Henry Cabot Lodge , A Biography , New York , 1953 , p. 194 ; August C. Radke , Jon T. Morgan , An Expansion2ist Senator , 1877 —1907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1953 , pp. 241 ,281 —284.【注尾】。西奥多•罗斯福则煽动性地表示，为了美国能行使对南美事务的干预权，美国不惜同英国交战，他说：“如果必要，让战争来吧⋯⋯我们将夺取加拿大。”【注释】Thomas G. Paterson , et al . ,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vol . 1 , Lexington , Mass. , 1988 , p. 191.【注尾】在加拿大问题上,为数不少的美国人仍然没有放弃从领土上予以兼并的想法。1892 年，一个名为“大陆联盟”的社团组织分别在美国和加拿大成立，该组织主要是在美国开展活动，其成员包括各种政治派别的人物，包括像约翰•海、西奥多•罗斯福、安德鲁•卡内基以及纽约《太阳报》主编查尔斯•丹纳等政界和社会名流。卡内基和丹纳在1893 年为联盟募集资金的呼吁书中写道：“(本联盟) 致力于消除本大陆的混乱和分裂，将其集合到北美共和国的权力、影响和声望之下。”在其影响下，共和党在1896 年的纲领中呼吁“将欧洲势力最终驱逐出本半球”，“让本大陆讲英语的部分在其居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实现最后的联合”。【注释】Donald F. Warner , The Idea of Continental Union : Agitation for the Annexation of Canada to the United States , 1849 —1893 ,Lexington , Ky. , 1960 , pp. 234 —235.【注尾】在夏威夷问题上，一些美国人将古巴和夏威夷用门罗主义这根纽带联系起来。纽约《论坛报》1897 年的一篇社论写道：“3/ 4 世纪以来，美国的‘历史性政策’是倾向于兼并古巴并且使之成为一种最终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而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又将兼并夏威夷看作是一种可能发生的和可以期待的事件了。在美国决策层中有近一半的政治家们都参与决定和实行这一政策。”该社论列举了一连串的名字:杰斐逊、约•昆•亚当斯、亨利•克莱、丹尼尔•韦伯斯特、威廉•马西、西沃德、布莱恩等【注释】New York Tribune , June 29 , 1897.【注尾】。这些人的思想,除了从商业的角度看待夏威夷问题之外，还经常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抒发他们对夏威夷的欲望。如亨利•洛奇认为，美国作为大陆国家，就如同一个“堡垒”，夏威夷是这个“堡垒”的“必不可少的外围工事”“作为一个外岛，（夏威夷）理应属于美国”。对菲律宾这个非美洲地区和民族，美国的扩张主义势力也是从传统的领土兼并的角度来对待的。虽然菲律宾在地理位置、人种血缘、民风习俗等方面与美洲没有一丝一缕的联系，但是这并不妨碍一些人将其纳入传统的扩张思路当中，比如执政的共和党一直力主按传统模式将菲律宾作为殖民地实行直接统治。
另一方面，大扩张满足了每个人追求国家强大的欲望和民族优越的尊荣，更满足了国内利益集团对海外市场的需求，却又因为它违背了美国人历来信守和标榜的准则而导致美国公众心理上的失衡和信念上的动摇。所以，当时也有对海外扩张持批评态度的呼声。比如耶鲁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谴责对西战争“是在与美国人民最优秀的传统、原则和利益进行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是“对民主政治的大屠杀”。【注释】Albert G. Keller and M. R. Davis , eds. , Essays ,vol . 2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1940 , p. 295.【注尾】斯坦福大学校长戴维•约丹认为战争的胜利将带来一场真正的危机【注释】David Healy , US Expansionism : The Imperialist Urge in the 1890s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76 , pp. 3 —4.【注尾】。反对派主要是站在维护开国之初所确立的民主、自决等原则和传统的立场上，起而抨击帝国主义扩张的。这些反战的意见仅是政治见解，谈不上是历史观点，并且这些人士的立场和观点又是极为模糊混乱的。比如上述萨姆纳原本是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仰者和传播者。再如来自马萨诸塞的参议员乔治•霍尔曾从《独立宣言》的基本精神出发否定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和征服的合法性，但是，在经过一番“良心上的反思”后，从1893 年以来就开始支持兼并夏威夷，他认为该岛应当是作为美国的“自然边疆”，而不应是作为向太平洋和远东扩张的踏脚石合并到美国联邦。霍尔除了在表决夏威夷合并议案时投了赞成票外，还投票支持将古巴变为美国的保护国的普拉特修正案，他的立论基础一个是门罗主义具有合理性，一个是保护不等于殖民。【注释】Albert K. Weinberg , Manifest Destiny : A Study of National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 Chicargo , 1963 , pp. 65 —68 ;George F. Hoar , Autobiography of Seventy Years ,vol . 2 , New York , 1903 , pp. 305 —307 ,310 —311.【注尾】一些反战的民主党领袖虽然认为对地处遥远的非同文同种的居民实行统治，尤其是在没有得到当地居民同意的情况下实行统治，违背了美国的传统和立国精神，但是他们并不反对利用菲律宾的商业价值。如威廉•詹宁斯•布赖安一方面不赞同像兼并波多黎各那样去兼并菲律宾，但是他认为可将其作为美国在海外的加煤站。民主党中反对美西战争的人士并不反对宽泛意义上的扩张。来自得克萨斯的民主党议员霍勒斯•奇尔顿在致布赖安的信中说：“反对在本半球的扩张有悖于民主党的传统⋯⋯如果你制定了类似于反对所有扩张的原则，则会使我党最终失去赢得公众拥护的机会。”另一位著名的民主党领袖、前国务卿奥尔尼出于同样的理由反对兼并菲律宾，但是不反对在该地建立海军基地，更不反对对本半球的古巴实行兼并【注释】David Healy , US Expansionism : The Imperialist Urge in the 1890s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76 , pp. 54 —55.【注尾】。
共和党中的反帝国主义力量也同样具有这种矛盾心态。卡内基在谈到波多黎各和古巴时曾说：“时机已经到来,我们将拥有这些西印度岛屿，他们将自觉自愿地归并于我们”。坚定的反扩张主义者、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里德曾反对夏威夷的兼并，但他在1897 年辩解说，他的立场不是反对领土扩张，而是要等到美国的国家权力充分发展、地方主义的分歧得到消弥之后才有条件进行扩张。他如此表述他的“渐进扩张主义”观点：“过度喂食会引起消化不良⋯⋯切勿操之过急⋯⋯指日可待的帝国必须等待。”【注释】David Healy , US Expansionism : The Imperialist Urge in the 1890s , pp. 55 —56.【注尾】独立政客、著名报人卡尔•舒尔茨作为一名帝国主义政策的坚定反对者,后来也转而赞同对海外基地的占领。1898 年，他劝诫麦金莱总统不要在海外夺取殖民地，因为对美国来说,殖民帝国只能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但是他认为“应当建立我们需要的加煤站和海军基地”【注释】Frederic Bancroft , ed. , Speeches , Correspondence and Political Papers of Carl Schurz , vol . 5 , New York , 1913 , pp. 196 —197 ,472 —473.【注尾】。
因此，在扩张问题上,尤其是在菲律宾问题上，美国各界的看法是混乱和模糊的，有关扩张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可行性都有着形形色色的见解和立场，存在的争论不是要不要扩张的问题，而是以什么方式和模式进行扩张的问题。从中可以窥探到当时风行美国的反对运动的实质。
这场规模宏大的运动，有时名为“反战运动”，有时名为“反帝国主义运动”，有时名为“反海外扩张运动”。这些命名都不是十分恰当的，所以姑且命名为“反对运动”。这场运动最早开始于1896 年总统竞选之际，结果，主张奉行海外扩张政策的麦金莱击败了民主党的布赖安，这届麦金莱政府一上台就着手准备并发动了美西战争。战争爆发后，美国出现了许多反战组织，影响较大的是成立于1898 年11 月19 日的波士顿“反帝国主义同盟”【注释】1899 年10 月改组为全国性的“反帝国主义同盟”。【注尾】,共和党元老乔治•鲍特韦尔担任主席，布赖安、约翰•谢尔曼（前国务卿）、龚伯斯（美国劳联主席）、哈佛大学校长伊利奥特、斯坦福大学校长约丹、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等人为副主席。但是,由于参加者成分复杂，目标和立场也不尽相同，所以不久都纷纷解散。《巴黎和约》签订后,国会内外围绕和约问题又展开了一场辩论。反对派认为吞并菲律宾有悖于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的精神，卷入远东事务会导致列强干涉美洲事务，造成“门罗主义的死亡”【注释】Julius W. Pratt , Expansionists of 1898 : The Acquisition of Hawaii and the Spanish Islands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36 ,p. 350.【注尾】。赞成和约的一派站在政府一边,为海外扩张辩护。他们认为海外扩张能导致美国的“安全”与“稳定”，一位参议员在谈到菲律宾的价值时说：“在菲律宾的另一边，便是中国无边的市场。”【注释】David Anderson , Imperialism and Idealism : American Diplomats in China , 1861 —1898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85 , p.191.【注尾】他在波士顿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天命已为我们写下了我们的政策，世界的贸易必须而且应该是我们的⋯⋯我们将在全世界设立贸易站作为美国商品的集散地⋯⋯广大的殖民地将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扩展开来。”为实现这一目的,“菲律宾是我们逻辑上的第一个目标”【注释】Lawrence H. Battistini , The Rise of American Influence in Asia and Pacific ,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 , 1960 , p. 196.【注尾】。铁路大王詹姆士•希尔尽管一开始反对美西战争，但此时他已无法抵御东方贸易的诱惑，他声称：“如果你回顾世界商业史，你将会发现，谁控制了东方的贸易，谁就掌握了世界的财富”，因而他赞成夺取菲律宾【注释】Julius W. Pratt , Expansionists of 1898 : The Acquisition of Hawaii and the Spanish Islands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36 ,pp. 268 —271.【注尾】。《世纪》杂志则把菲律宾看作是打开东方大门的锁钥，马尼拉是香港的天然对手【注释】Foster R. Dulles , America in the Pacific : A Century of Expansion , New York , 1932 , p. 233.【注尾】。资深参议员亨利•洛奇这时也转变了其反战立场，他在参议院表示在古巴建立保护制度“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来说是多么的麻烦和不近情理”，主张对古巴实行直接统治。他极力拥护对菲律宾的兼并，他说：如果美国不拿来菲律宾，“那对我们的贸易、商业和我们的一切企业将是一个不可估计的巨大损失”【注释】杨生茂等编：《美西战争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280 —281 页。【注尾】。这种海外扩张派的意见逐渐成为主流。
总体来看,参加反对运动的人士，在早期主要是站在传统的地域性扩张的立场上，反对过度的海外商业扩张；而后期则转为反对将菲律宾这块远离美国的“飞地”建立殖民制度,但不反对将其建成用于商业目的的基地。这就是像霍尔和洛奇为代表的一大批人脱离反对运动，投入到海外扩张集团当中去的真实原因。19 、20 世纪之交针对海外扩张问题,美国思想界表现出来的混乱和失措，是美国外交史学对该问题的研究陷入困惑的原因。
二
美国外交史学形成于20 世纪初。形成的背景是美国步入帝国主义时期，开始上升为世界性的扩张大国。美国外交史的研究者不再满足于个别外交事件和外交活动的叙述，开始着手系统地搜集和积累资料，并且对美国的外交活动的整个历史开展研究，其中有的专业学者此时也开始接触到美国外交原则和政策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对美国跨世纪海外扩张的历史根源和性质评价进行系统研究和探寻，出现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美国外交史著作。影响较大的有泰勒•丹涅特的《美国人在东亚》(1922 年) 和狄克斯特•珀金斯的《门罗主义,1823 —1826 年》(1927 年) ，这两部著作分别对门户开放政策和门罗主义做了系统的论述。30年代是美国外交史学的丰收时期，出现了高质量的系统、综合性的美国外交通史，其中首推塞缪尔•比米斯的《美国外交史》(1936 年) 。珀金斯也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写出了《门罗主义,1826 —1867 年》（1933 年）和《门罗主义,1867 —1907 年》（1937 年）。此外还有A. 惠特尼•格里斯沃德的《美国的远东政策》(1938 年) ,朱利叶斯•普拉特继《1812 年__________的扩张主义者》（1925 年）之后，又写成《1898 年的扩张主义者：夏威夷和西班牙群岛的兼并》（1936 年）；A.K. 温伯格写出《天定命运:美国历史中的民族扩张主义研究》（1935 年），比米斯和格里斯•G. 格里芬还编纂了美国外交史工具书《美国外交史指南，1775 —1921 年》（1935 年）。至此，,美国外交史已经成为一门具有学术性的学科,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40 年代，美国外交史的研究范围和角度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比较突出的是托马斯•贝莱于1940 年出版的《美国人民外交史》，该书摒弃以往从官方的角度书写美国外交史的传统写法，改从普通美国人的视角观察美国外交发展的历史进程，颇有些新史学的笔法。这一时期美国各大学开始加强美国外交史的专题课，培养和训练专门研究人才。1939 年，美国开放了截止到1918 年的外交档案材料，由政府组织编纂的《外交关系文件》每年出版一卷或多卷，选印国务院始自1861 年的外交文件,到1938 年已出至1923 年。1938 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成立第一个总统图书馆的计划，此后历届总统图书馆都保存了大量的外交档案。总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外交史已成为一门独立的专业学科。
二战前，美国外交史学的主流是所谓“理想主义”流派，该流派的主要观点见之于比米斯的论断，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渊源来自于“自由的赐福”，美国的一切外交活动、外交政策和原则都是由此出发的【注释】塞缪尔•比米斯在1961年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做题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自由之赐福》(“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67 (1962) , No. 2) 的主席演说。【注尾】。其他人如格里斯沃德则认为美国外交的基础是开国之初所确立的民主、自决等原则【注释】A. Whiteney Griswold ,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 S . , New York , 1938 , p. 11.【注尾】。他们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对外决策正确与否的尺度只能是道德标准和国际公法，而美国的外交之所以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它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民主制度。这一派学者有很大一部分在政治上属于孤立主义者，他们反对帝国的扩张，认为过度的扩张会导致美国民主制度和信念的崩溃。理想主义史学基本上受一种乐观主义情绪所支配，这种乐观来自于对美国民主自由传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然而,美国在19 世纪末大踏步地走向大规模的海外扩张，庞大的美利坚殖民帝国开始形成，这就使得理想主义的传统史学观念从一开始就受到冲击,并陷入困境。理想主义史学家们着力探寻美国跨世纪海外扩张的历史根源，他们从道德和法律的标准出发，对美国何以在19 世纪末发动帝国主义扩张感到迷惑不解。在他们看来,追求帝国扩张、掠夺大量的海外殖民地、不顾一个民族的自决权而把统治强加给他们，这不仅违背了美国人历来标榜和引为自豪的民主传统，也冲击了他们一贯恪守的孤立主义准则。外交史学的元老艾伯特•哈特曾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在自己的国境内有足够的空间供国家发挥精力，为什么还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建立新的殖民体系，因而增加矛盾冲突，使我们卷入其他民族的纠纷之中呢？”他斥责美国的扩张矛头是指向“人类自由”【注释】Albert B. Hart , The Foundation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New York , 1910 , p. 52.【注尾】。哈特流露的情绪感染了20 世纪初整整一代史学家,如约翰•拉坦尼(John H.Lattane) 和阿奇博尔德•库里奇(Archibald C. Coolidge) 认为，对西班牙的战争是麦金莱政府屈从国内压力，因一时冲动而发动的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艾尔弗雷德•丹尼斯(Alfred L. Den2nis) 断言美国当时无力扮演世界强国的角色，却贸然发动了战争，卷入外部世界的纷争，乃极不明智之举【注释】Gerald K. Haines and J . Samuel Walker , eds. ,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A Historialgraphical Review , Frances Pinter Limited ,London , 1981 , p. 66.【注尾】。朱利叶斯•普拉特则认为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美国公众推动麦金莱走向战争，这场无计划的战争本身是盲目的、随意的，因而也是轻率的【注释】Julius W. Pratt , Expansionists of 1898 : The Acquisition of Hawaii and the Spanish Islands , pp. 23 —24.【注尾】。美国外交史学巨擘比米斯断言美国在1898 年是出了某些差错，对此他曾表达出一种迷惘和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认为这场战争对古巴人来说是“仁慈”的战争，对菲律宾人来说是一种“德政”和“善举”；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兼并是“不体面的”、“完全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为”,是违背孤立主义传统原则的“失常”表现。他无法运用传统的理想主义观点体系解释美国的扩张,只能将其归结为美国在不成熟时期中的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国家的一个灾难性的“重大背离”。【注释】Samuel F. Bemis ,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 New York , 1965 , pp. 463 —475.【注尾】具有类似看法的还有珀金斯、格里斯沃德、贝莱等人【注释】Dexter Perkins , The Monroe Doctrine , 1867 —1907 ,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1937 , p. 437 ; A. W. Griswold , The FarEastern Policy of the U. S . ,New York , 1938 , p. 376 ; Thomas A. Bailey ,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 NewYork , 1940 , p. 437.【注尾】。比米斯等人的著作问世于30 年代，当时的史学尚未走出孤立主义思潮的阴影,因此比米斯等人的“背离说”基本上代表了那一时代美国史学的一般趋向，甚至一直持续到二战后的15 年间，影响不衰。
比米斯理论上的迷惘和矛盾甚至影响到30 —40 年代的进步派史学。进步史学强调从国内经济、政治和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寻找外交的基础和动力，断言国内的冲突导致外交政策的差异和对立。可是他们也同样困惑于19 世纪末的大扩张，不理解有悖于美国民主经验的海外扩张何以会发生。其结果，进步派的外交史学最终走向两种极端，一种是试图对扩张与民主经验的关系做出圆满乐观的解释,这种解释最后被利用来为帝国主义扩张行径张目（如弗雷德里克•特纳）【注释】特纳在美西战争结束4 年后(1903 年) 写道：“在我国建立的最初25 年中，曾不懈地使我们不卷入欧洲战争⋯⋯美国开始向西部移民并开发我国广阔的内地⋯⋯这个过程已告完结,美国又卷入世界政治之中,这是毫不足怪的。”以后,他又多次鼓吹向海洋推进“边疆”，迎接一个“新世纪的出现”。Frederick J . Turner ,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 1921 , pp. 246 ,312 ,315.【注尾】；一种是坚守民主传统的最后阵地,抨击美国“轻率”的帝国主义扩张，最后回归到孤立主义的立场（如查尔斯•比尔德）【注释】Charles A. Beard , The Open Door at Home : A Trial Philosophy of National Interest , New York , 1935 , p. vii .【注尾】。
二战后兴起的一批史学新秀面对战后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感到用传统理想主义所诉诸的“人类理性”已远远不能说明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作用。他们提出,美国的外交行为无需用道德标准和国际公法来规范，而应以是否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尺度做出选择。这些被称为“现实主义派”（或“国家利益派”）的史学家批评美国政府不理解国际政治体系中现实政治的实质,指责美国决策者置国家利益和实力于不顾，以致造成一系列外交失误。他们认为麦金莱政府错误地屈从公众的压力，盲目承担“解放”古巴人和“教化”菲律宾人的空想式责任,而无视美国是否具有承担这些责任的条件和实力。这样，现实主义派站在与传统派不同的角度，同样否定了美国在1898 年的战争决策【注释】Hans J . Morganthau ,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New York , 1951 ,pp.267 —273 ; and his article“The Mainspring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 The National Interest vs Moral Abstractions”, in American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 49 (1950) , pp. 853 —854 ; Robert E. Osgood , Ideas and Self - Interest in America’s Foreign Rela2tions :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Chicargo University Press , 1951 ,p. 383.【注尾】。对门户开放政策,现实主义派也以“不合时宜”为由予以抨击【注释】George Kennan , American Diplomacy , Chicargo University Press , 1951 , pp. 11 —15.【注尾】。他们尤其对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外交全盘加以否定,认为威尔逊外交失败的原因在于过于“天真”和“单纯”,不能对不同的挑战做出反应,不能在多变的国际实力对比格局中适时地调整政策【注释】Selig Adler , The Isolationist Impulse : Its Twentieth Century Reaction , New York , 1957 , p. 217.【注尾】。尽管现实主义派的基本观点与理想主义迥然不同，但是他们也同样无法解释美国外交中存在的目标和手段之间的矛盾和悖论，他们实际上是想用“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来回避海外扩张的历史逻辑性这一难题。就这样，19 、20 世纪之交的美国外交转折困惑着几代历史学家，他们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解答问题。原先对美国的民主传统充满信心的人，面对这一转折都不同程度地变得沮丧悲观，无所适从【注释】Bemis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Blessings of Liberty ”,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67(1962) , No. 2 ; ThomasBailey ,“America’s Emergence as a World Power : The Myth and the Verity”, i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30 (Feb. 1961) ,pp. 1 —16. 其他人如利比(J . Fred Rippy) 、珀金斯等人也在60 年代表达了同样的悲观情绪。【注尾】。
60 年代，一些年轻的学者试图另辟蹊径，想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寻找新的结论。他们扩大了自己的研究,从多种角度考察世纪之交这段历史。其中欧内斯特•梅着重研究了传播媒体和公众舆论对外交决策的作用，认为当时的政治领导人陷入公众的好战狂热中无法自拔,不得不在多种选择中选定了战争。这一结论在观点上并无新鲜之处，并没有摆脱三四十年代普拉特和贝莱的窠臼，仍未找到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逻辑性【注释】Ernest R. May , Imperial Democracy :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 New York , 1961 , p. 159.【注尾】。
60 年代是美国外交史学走向现代化的起点。1959 年，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威廉•威廉斯的《美国外交的悲剧》一书问世,开创了美国外交史学新的流派。在威廉斯的周围聚集了一批被称为“修正派”（或称“新左派”）的年轻史学家，他们以风行五六十年代美国的激进社会思潮为背景，重新解释和撰写美国外交的历史。他们反对传统史学只描述外交过程的治学风格和方法，也不赞同现实主义派只从国际均势和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利益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做法，改为从研究国内社会经济入手，探寻美国外交的历史渊源、主流和动力。威廉斯认为,美国立国以来从未间断过扩张进程,贯穿美国外交进程的主线是以“门户开放”政策为主体的对外扩张，美国历史上任何阻挡扩张的尝试都没有成功。他认为，美国脱胎于重商主义和商业资本,因此，追逐海外经济利益，夺取海外市场，就成为美国推行扩张外交的动力。尤其是1898 年之后,美国全力进行海外扩张,建立不同于旧殖民体系的门户开放式的商业帝国（即“非正式帝国”），以保持国内的经济繁荣,缓解国内危机。威廉斯断言，建立帝国是美国一直追求的目标，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始终孜孜不倦地埋首于帝国扩张，帝国已成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注释】William A. Williams ,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 1959 ,pp. 47 —48 ; and his From Colony to Empire : Es2say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New York , 1972 , pp. 476 —487 ; and his 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 ,Cleveland , 1961 , p. 75 ; and his compilation ,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Diplomacy , Chicargo , 1972 , vol . 1 , p. xv , pp. 83 —90.【注尾】威廉斯的学说影响了整整一代史学家。如他的学生沃尔特•拉菲伯明确提出美国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占领海外市场，主要是远东市场，他认为发展在远东的利益是美国兼并菲律宾的最直接的背景【注释】Walter LaFaber , New Empire :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 1860 —1898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80 , p. 374 ,383 , 408 , 411.【注尾】。威廉斯的另一学生托马斯•麦考米克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美国建立“非正式帝国”的核心是争夺中国市场【注释】Thomas J . McCormick , China Market : America’s Quest for Informal Empire , 1893 —1901 , New York , 1967 , pp. 2 —4.【注尾】。因此,威廉斯等人认为，美国在完成大陆扩张后迅即走上海外扩张的道路，当然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历史逻辑，而非不可思议的所谓“重大背离”【注释】W. A. Williams , Americans in a Changing World :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20th Century , New York , 1978 , p. 35 ;Walter LaFaber , New Empire , p. 7 , 60 , 4 , pp. 8 —18.【注尾】。就这样,修正派史学找到了揭开所谓“背离”难题的钥匙,其对美国外交史学的影响因此大增，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70 年代仍持续不衰。康涅狄格大学的托马斯•帕特森曾道破问题的实质，他说：“美国全力追求帝国目标是出于理性的、有计划的考虑以及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审慎估价？还是出于无理性的、感情用事、下意识的、无计划的考虑以及对突发事变和公众观念的轻率的、一时冲动的反应？美国人是误入，还是故意进入帝国主义的？”他回答道：“夺占领土，征服他国人民，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新鲜，他们的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拓展边疆的历史”,其结果,美国在20 世纪前后从一个大陆国家变成世界性帝国主义强国。【注释】Thomas G. Paterson &Stephen G. Rabe , eds. , Imperial Surge : The United States Abroad , The 1890s —Early 1900s , Lexington ,Mass. , 1992 , pp. xv —xviii .【注尾】帕特森在这里出色地概括了修正派的学说观点。
修正派也面临着各种批评和挑战。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越来越多的人指责修正派过分片面强调经济因素，而忽视其他社会因素对外交的作用，就经济因素而言，修正派也没有区分对立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差异及其对外交政策的不同的影响；第二，他们指责修正派的视野狭窄,只囿于美国国内，而没有把美国外交置于国际政治的舞台上进行审视，他们尤其批评修正派忽视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涉及到的国家对美国决策过程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事实也是这样,修正派史学对美国外交的研究缺少一种世界性的大视角,即大世界观。因此,在威廉斯等人的眼中,外交政策的调整仅仅是解决国内危机、改良社会结构的灵丹妙药，他们主张抛弃海外门户开放,致力于在国内实现“社会合作”，建设“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注释】W. A. Williams , The Contours of American History , Cleveland , 1961 , p. 488.【注尾】。就这样，修正派史学从国内角度出发研究外交，最后又回归到国内，难免重蹈比尔德由经济分析而步入孤立主义的歧路。
三
70 年代之后，对修正派的批评意见逐渐汇合起来，形成更新的外交史学体系，一般称为“后修正派”,从此，美国外交史学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确切地说，“后修正派”并非是一种史学流派，而是由于对修正派的批评而形成的多种学派和观点体系的通称，其中也包括从修正派中派生出来的一部分史学家。由于海外扩张是否“背离”的传统问题已不再重要，“后修正派”主要着眼于研究方法的更新。他们的贡献集中在两点：第一，从多种角度对美国外交做综合研究;第二，站在美国之外的世界观察美国的外交。
关于综合研究，不少史学家呼吁向其他学科汲取营养，借来观点和方法,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国家实力、决策精英、官僚体制、企业集团、社团组织、宗教信仰、思想意识、群众心理、传播媒介、公众舆论、民族性格、文化根基、地理环境等视角对外交做全方位研究。为此，罗伯特•麦克马洪提出所谓的“边际化”（Marginalization）的口号，他指出，现在多数美国大学历史系中,学生无需选学一门外交史课程，不用读一本外交关系教材，便可以获得博士学位【注释】Robert J . McMahon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National History 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 14 (Autumn , 1990) .【注尾】。托马斯•本德也极力反对割裂各种学科，主张把它们汇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吸收七八十年代新创立的派生学科【注释】Thomas Bender ,“Whole and Parts : The Need for Sythesis in American History ”, i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 . 73(June ,1986) .【注尾】。迈克尔•亨特和欧内斯特•梅则强调外交史学家必须不断涉足意识形态问题【注释】Michael H. Hunt ,“Ideology”, i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 . 77(June , 1990) ; Ernest R. May , American Imperialism : ASpeculative Essay , New York , 1968.【注尾】。迈克尔•霍根提出一种称为“合作主义”（Corporatism）的分析结构，实际上也关系到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对外交的影响。他认为,美国政府与工业财团、农场主和工会等功能集团通力合作，以规约制度和平等互利关系结合为统一整体，创造一种互相贯渗和实力分配平衡的由管理专家进行管理和协调的和谐的社会模式，这种合作模式运用到世界秩序当中，就是美国外交的实质,这种合作精神反映了美国外交家的思想基础【注释】Michael J . Hogan ,“Corporatism”, in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 . 77 (June , 1990) ; and his“Corporatism: A Positive Ap2praisal”,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0(Autumn , 1986) .【注尾】。上述种种，见仁见智，各有千秋，为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展现了新的视野和思路。但是这种“综合”研究缺乏学者之间的通力合作，所以仍谈不上“综合”，而是盲人摸象,各执一端。近来有人主张把国际关系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社会文化现象去研究,但成效尚不突出。实际上，各种因素的综合并非拼盘,而应是主次分明,需要抓住主流,否则会不得要领，陷入相对主义。现在，许多美国学者对这种多学科综合研究能否拯救危机中的外交史学感到怀疑【注释】Robert J . McMahon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National History 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 14 (Autumn , 1990) .【注尾】。更有甚者，向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学科的靠拢，导致史学日益脱离人文学科而归属于社会科学，加强了“科学化”。尤其是定量分析，计算机的应用更使史学离不开数字和图表，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史学的可读性,从而丧失很大一部分读者，这也使很多学者包括外交史学家感到困惑【注释】见威廉•麦克尼尔在美国历史协会1985 年年会上的主席演说。William H. McNeill ,“Mythistory , or Truth , Myth , Histo2ry , and Historians”,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91(Feb. 1986) , pp. 1 —10.【注尾】。
后修正派抨击以往的外交史学单纯从国内背景出发的“由内向外”的研究方法，呼吁从外部世界或从国际的宏观舞台来俯瞰美国外交，也就是说，把美国外交史从美国史的一个分支变为“国际史”。早在60 年代就有人试图向国际史靠拢【注释】Ernest May , Imperial Democracy :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 as a Great Power , New York , 1961 ; Akira Iriye ,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 1921 —1931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65.【注尾】。80 年代以后,要求从美国以外的世界来透视美国外交的呼声更加高涨。1980 年,即有查尔斯•梅尔提出跨国式研究的必要性【注释】Charles S. Maier ,“Marking Time : The Histori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omas Paterson , ed. , Explaining the History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Cambridge , 1991 , p. 24.【注尾】。其后，又有萨利•马克斯附和梅尔的意见，认为若对美国外交做出评价,必须正确地估量真正的世界而非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所想像的世界，因此，史学家应当开阔视野纵观全球【注释】Sally Marks ,“The World According to Washington ”,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1 (Summer , 1987) , pp. 265 —267 , 281 —282.【注尾】。克里斯托弗•索恩和约翰•加迪斯指责外交史学表现出的民族和地方狭隘主义，主张要恰如其分地估计美国对他国的影响【注释】Christopher Thorne ,“After the Europeans : American Designs for the Re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2(Spring , 1988) , pp. 206 —208 ; John L.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 In2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4(Spring , 1990) .【注尾】。迈克尔•亨特则建议加强对外交史学家的多国语言训练，鼓励他们出国旅游、讲学，投身非美文化的社会，他提出，美国外交史学家在学习美国历史和文化的同时，至少还应学习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成为国际史学家而非单纯的美国史学家【注释】Michael Hunt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eign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在美国历史协会1988 年年会上的报告） 。【注尾】。日裔学者入江昭呼吁撰写“国际史”,以更好地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美国的国际关系【注释】Akira Iriy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94(1989) , pp. 1 —10.【注尾】。费正清则倡议走出“文化区限”,学会使用一种外语去理解另一种文化，探寻美国政策针对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注释】John K. Faiarbank , China Watch , Cambridge , 1987 , p. 1.【注尾】。这些学者批评传统史学仅把美国外交作为美国的民族经验的外延来解释，他们认为要考察X国对Y国的影响，最说明问题的的材料应到Y国去寻找,因此必须从美国以外的国家的历史档案中发掘材料。在这方面，比米斯和梅尔曾做过尝试。60 年代后更多的学者发展了多国研究的方法,如入江昭的《帝国主义之后》（Af2ter Imperialism）一书（1965 年）使用了至少以六个国家的文字书写的档案材料。此外还有亨特、沃伦•科恩(Warren J . Cohen) 、斯蒂芬•佩尔兹(Stephen E. Pelz) 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
后修正派提出了各种理论和方法体系,用以解释美国19 世纪末以来的海外扩张。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曾提出较完整的世界体系理论，他以经济模式和劳动分工为基础把世界划分为核心（资本密集型）、边缘（劳动密集型）和次边缘（介于二者之间）三个部分，核心国家把边缘国家变为原料产地和市场，从而操纵其政治，成为自己的附庸。沃勒斯坦的批评者认为他过分强调了核心对边缘的支配作用，因而抹杀了边缘不发达国家的历史地位和其对世界体系的影响能力，沃勒斯坦后来也接受了这种批评【注释】见史蒂夫•斯特恩(Steve J . Stern) 和沃勒斯坦的讨论文章《, 美国历史评论》1988 年第93 期。【注尾】。世界体系理论吸收了修正派的经济分析法，,因而被一些修正派史学家所接受。其中较卓著的是托马斯•麦考米克【注释】Thomas J . McCormick ,“‘Every SystemNeeds a Center Sometimes’: An Essay on Hegemony and Modern Foreign Policy”, in LloydGardner , ed. , Redefining the Past : Essays in Diplomatic History in Honor of William A. Williams , Oregon , 1986.【注尾】，他把世界体系论同依附论结合起来，认为世界体系论实质上是从全球眼光来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国家、民族下降为从属性角色。在体系中必有一个强国通过一系列历史变革控制国际经济优势而成为“霸权”国家，霸权国家迫使其他国家放弃其经济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并接受一个贸易自由、资本流动自由、通货交换自由的世界秩序，为此它不断运用其政治力量去维护自由贸易和门户开放原则，运用其军事力量，充当世界警察,以保护现存体系免遭民族主义和地区性冲突的破坏。这就是美国自19 世纪末以来扩张外交的根源和基础。美国的海外扩张及霸权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的产物，更是世界体系自身运作的结果。麦考米克还认为，霸权国家由于其对外经济扩张和军事—工业复合体的膨胀而导致国内经济的凋蔽，其世界责任与实力发展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结果会造成核心转移、霸权旁落,美国的霸权也难逃由盛及衰的厄运。【注释】Paul Kennedy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 rom 1500 to 2000 , New York ,1987.【注尾】
近年又有人提出更高层次的“全球体系模式论”，其核心是对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等做整体分析，加强对超国家角色和全球问题的研究【注释】Ole R. Holsti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odels”,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3 (Winter , 1989) .【注尾】。此外,约翰•加迪斯提出“断裂带说”，认为国际政治中有一条地震断裂带，当张力平衡时方能达到稳定，这种张力就是统一和分裂两种趋势，历史就在其中蹒跚前行。19 世纪末的帝国主义企图把世界统一在殖民主义体系中，而民族解放运动又把世界分裂为约一百七十个独立国家。美国的门户开放是当时能包容和平衡这两种相反趋势的最佳体系。【注释】John L. Gaddis ,“The Cold War , the Long Peace , and the Future”,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6(Spring , 1992) .【注尾】又有查尔斯•维威尔提出美国由大陆扩张走向海外扩张是15 世纪以来西方对东方十字军征讨的继续,是西方资本主义洲际海外扩张中的一环【注释】Charles Vevier ,“American Continentalism: An Idea of Expansion , 1845 —1910”, i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65(1960) .【注尾】。这种把美国的海外扩张置于一种超时空的高度去鸟瞰的方法，颇有启发性。
美国史学家艾米丽•罗森堡号召生活在“体系中心”的美国人抛弃优越感和民族狭隘主义，走出中心“, 涉足周边”【注释】Emily S. Rosenberg ,“Walking the Borders”,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4(Autumn , 1990) .【注尾】。实际上这很难做到。美国外交史学向国际史的转化，其背景是美国实力相对衰落，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要求摆脱奴役贫困、争取进步发展的斗争空前高涨,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迫使美国在外交决策时不得不改变过去那种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的作风，不得不顾及世界各国对其政策的反应。另一方面，美国自二战以来的全球扩张战略也要求美国史学克服“地方主义”,加强世界性研究。所以，一般来说,美国史学的这一动向并不等于种族优越感和民族偏见的消除。因此，他们不可能找到美国海外扩张陷入困境的真正原因。
四
美国运用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征服弱小民族，创建庞大帝国，最后以一个超级大国的雄威，在二战结束后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1941 年,当亨利•卢斯欢呼“美国世纪”到来的时候,体现了山姆大叔踌躇满志、昂首阔步地走进新时代的傲然姿态，反映了美国人对国家扩张所具有的民族自豪和满足感，以及民族良知的麻木不仁。尽管对征服一个民族的行为有种种不安和自责，有些人甚至起而抨击政府的政策，但是，这些并未消除对扩张和征服连连得手的陶醉心理，更谈不上影响政府的决策。直到20 世纪60 年代以后美国外交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美国的世界地位有所下降，美国的形象迅速恶化，才使人们开始清醒，从各种角度寻找外交失误的原因。
美国外交史学，从正统学派到修正派以及新保守派，都已无法回避美国地位削弱这一现实【注释】盖尔•伦德斯塔德认为，左派在70 年代的“回到国内”的口号，现在也被极右派所接受，他们无疑都承认美国的地位正在不断衰落。Geir Lundesta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the New Role for Europe , and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6 , No. 2 (Spring , 1992) , p. 252.【注尾】。不少学者着重从美国国内实力的相对衰退，以及国际上各国实力的消长，美国在政策上的失误，来解释美国的地位何以削弱。他们抱怨政府的决策缺乏灵活性和应变能力，指责政府一味地寻求国外门户开放，而忽视国内的开发和改革。近年来又有一些美国学者提出，仅从美国的角度对美国政策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试图从世界各民族社会文化间存在的差异、隔膜和误解在国际关系中引起的冲突对抗这一角度去探寻美国外交失利的原因。他们已不太强调美国优越的独特性，而是尽力把美国文明与其他民族文明置于同一水平线上进行审视。他们认为不仅要把目光投注到美国一国的利益上,还要想到其他国家和民族，做到“既了解自己，也了解别人”【注释】Louis Hartz ,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 , New York , 1955 , p. 308.【注尾】。“文化史学派”的出现不能不是史学研究的一个进步。
美国比任何帝国主义国家更注重文化扩张，从办学、传教、行医直至今天的以广播、报刊、影视、文学、艺术、广告、餐饮、乃至《读者文摘》和迪斯尼的唐老鸭为形式的文化输出，目的在于树立美国的世界形象，促进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美国化”进程，加强美利坚帝国的凝聚力，这是一种更隐蔽而又更深刻的帝国主义【注释】小詹姆斯•汤姆森称美国的文化扩张为“情感帝国主义”和“劝导性帝国主义”,James C. Thomson , Jr. , Sentimental Impe2rialists :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East Asia , New York , 1981 ; 盖尔•伦德斯塔德称之为“受邀请的帝国主义”,Geir Lun2desta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 the New Role for Europe , and the Declin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16 , No. 2 (Spring , 1992) , p. 253 ; 智利裔学者多尔夫曼则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Ariel Dorfman ,“How to Read DonaldDuck : Imperialist Ideology in the Disney Comic”,in Emily S. Rosenberg ,“Walking the Borders”,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14(Autumn , 1990) .【注尾】,同其他形式的帝国主义一样，受到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批评和抵制。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提出批评，认为19 世纪末美国在中国施行的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政策，而中国人则把美国视为同英法一样的西方帝国主义而加以敌视【注释】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America’s China Policy to 1898 : AMisconception”, in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 . 39 (Nov. ,1970) , pp. 409 —420.【注尾】。迈克尔•亨特运用这种“文化冲突论”对美中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他认为，美国把“满洲”问题上的受挫归咎于中国的落后、迟钝,而中国人则因美国的排华运动和参加对义和团的镇压而对美国佬持敌对态度【注释】Michael H. Hunt , 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 : Manchuria in Chinese - American Relations , 1895 —1911 , Yale Universi2ty Press , 1973 , p. 76.【注尾】。斯坦利•卡诺指出,来到菲律宾的传教士、慈善家、教师、医生等，同官僚、军人、资本家一样，都是帝国政策的推行者，他们努力改变菲律宾人民的文化和价值观，实现菲律宾社会的“美国化”，也许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怀着良好的愿望，但是他们永远无法使菲律宾人民接受美国统治菲律宾的现实。菲律宾人把这种“教化”看作是对民族传统的威胁，予以抵制，以致使一些热心教育的美国人感到困惑和沮丧【注释】Stanley Karnow ,“The Philippines : Americanization Through Education”, in Thomas Paterson and Stephen G. Rabe , eds. , Imperi2al Surge : The United States Abroad , The 1890s —Early 1900s , Lexington , Mass. , 1992 , pp. 178 —189.【注尾】。简•亨特着重描述了美国女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指出，女传教士们“出于爱心和勇气”在中国做了不少工作，有的还致力于唤醒中国妇女的女权意识，但是她们的目的是“振兴帝国”，并且由于受到中国文化传统的抵制而归于失败【注释】Jane Hunter ,“China : Women Missionaries and Cultural Conquest”, in Thomas Paterson and Stephen G. Rabe , eds. , ImperialSurge : The United States Abroad , The 1890s —Early 1900s , pp. 189 —204.【注尾】。上述这些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都以大量的事例表现了美国人面对动机与结果的相悖所具有的困惑和怨怼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有一批属于其他族裔的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他们精通多国语言，熟知美国之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因其血统而产生的民族情感，因此他们能以全新的眼光和广阔的视野对美国外交进行冷静、客观的考察，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日裔学者入江昭提出所谓“交叉文化分析法”，他认为19 世纪末科技发展和社会变化的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国家安全的重新估价,给日、中等国造成的影响不亚于美国。文化背景不同于西方的东方各国正走上现代化道路，使得美国文化优秀的一元论神话受到冲击，也使美国感到一种文化上的危机感，这是美国决定兼并夏威夷的关键原因。【注释】Akira Iriye , Across the Pacific :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 - East Asian Relations , New York , 1967 ; and his Pacific Estrange2ment :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ism , 1897 —1911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2.【注尾】入江昭断言，国际关系实质上是国际文化关系，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采取的行为（系统外行为），是其文化价值和传统的一种功能（系统内定位）【注释】Akira Iriye ,“Culture and Power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in Diplomatic History , vol . 3 ( Spring ,1979) , pp. 115 —128.【注尾】,应从文化（即人类本性）的角度而非地缘政治和经济的角度去理解各民族间的互相交融和对立【注释】Akira Iriy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 vol . 77 (June , 1990) .【注尾】。按照这一命题，入江昭认为，美、日、中三国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一种“历史经验、文明背景等方面的差距”，甚至“敌意”。【注释】Akira Iriye , Across the Pacific : An Inner History of American - East Asian Relations , New York , 1967 , p. xvi .【注尾】华裔学者邹谠也认为美国人对中国文明特性的误解导致其对华政策的失败【注释】Tang Tsou（邹谠），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 1941 —1950 , Chicargo , 1963 ，该书主要分析了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以及对共产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中的影响和作用的低估。【注尾】。此外还有菲律宾、古巴、智利、印度、波多黎各等族裔的学者也都以“文化冲突论”著书立说分析美国的文化扩张。
不同文明的相遇与碰撞、融合与抵制的互逆作用，本是历史的公理。但“美国化”的失利还存在着更深刻的原因。美利坚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使命观，他们自信是响应上帝的感召，肩负上帝所赋予的发扬基督文明、启迪黑暗蒙昧的使命，向世界上的“落后”地区进行征讨和扩张。这种征讨和扩张既是天经地义,又是利他式的献身。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信念，它驱使成千上万的美国男女不图报酬，不畏艰危，甘愿到异国他乡从事各种文化活动。严格按照资本意志行事的美国政府为了动员公众支持其政策，在向世界扩张时往往也打出“无私”、“利他”的旗号。19 世纪末美国发动的对西班牙战争以及对菲战争，就涂上了一层“合理合法”的色彩,如“反对西班牙的暴行”、“解放古巴人民”、“教化菲律宾人使之免于无政府的厄运”等。后来，又以“保全”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实体”的名义推行“门户开放”政策，并标榜“利他主义”在中国和远东实行金元外交和文化渗透，甚至直接干涉中国的内政。
不可否认，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美国人士当中，不乏热忱、正直、无私、勇于献身者，他们的具体工作和活动在发展世界落后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文化事业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们带着美国式的使命观来到被征服的土地上，试图推广美国模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会以一种“救世主”、“施惠者”、“保护人”的面目出现在异邦和异族面前。加上他们对异族文化的隔膜，不了解被征服民族饱受屈辱、饱经忧患的民族心态和历史体验，不理解这些民族争取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的要求和决心【注释】康马杰承认，美国人“轻视其他国家和民族几乎达到旁若无人的程度”，见其所著《美国精神》，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13 页。【注尾】，所以，在“受惠”民族的眼中，这些“施惠者”常常成为“征服者”而受到敌视和抵制,他们的“善举”因为是强加于人而遭到拒绝和排斥。以中国为例，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施于中国的种种屈辱和欺凌，如残破的圆明园废墟至今仍存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任意蹂躏和宰割，记载在中华民族百年史上永存万世；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泣血斗争，永远铭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对于这些，即使是真心为中国人民做些好事的西方人也并不完全了解。如果说中国自鸦片战争后的百年史是一出民族悲剧,那这些西方人往往是观众，而不是剧中人。对拥有自己的历史文明的民族来说，当一种完全陌生的西方文明伴随着坚船利炮突然袭来时，不能不是一种文化上的强行征服。平等的、双向的文化交流是一回事，强加的、单向的文化征服又是另一回事，曾遭受过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民族对这个问题必然是敏感的，而作为美国人则是考虑不多的，他们对遭到误解和敌视的抱怨和困惑也在情理之中。这也说明，由中国人自己来研究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不能被美国人的研究替代得了的。当然，作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民族，应当克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偏执狭隘的“殖民地心态”，以冷静平和、博大宽广的胸怀走向国际社会，追赶现代化的历史潮流。而作为美国人,则应当放下大国的傲慢，倾听曾被美国征服的民族的声音，了解他们的历史体验。因此，美国外交史学由“国内史”走向“国际史”，不仅要拓宽视角和视野，还应当加强各国各民族学者的讨论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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