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载人航天被下马的真相--读《曙光号全解密》的杂感 -

“曙光号”飞船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员，老专家，积累了无比珍贵的经验，他们的付出，都为今天中国人真正走向太空筑就了天梯。

读《曙光号全解密》的杂感

兽这段时间被钱逼得有点疯，想想手里有不少资料，就想写点东西去骗钱花花，开始写了个关于640工程的提纲，后来想起早年写过一个关于载人航天的文章，所以有想再写点东西的冲动，于是就无意中看到了梁东元的《曙光号全解密》一书，读后感慨万千。

李鸣生的《千古一梦》也谈到了曙光号飞船，而且还采访了曙光号飞船的负责人，和大多数纪实作家一样，李鸣生也是以小说家的态度来写历史，读起来像在读小说，而梁东元则要严谨得多，有很强的可读性，也有很高的可信度。

兽原来是想在书中找到一些曙光号飞船的资料，遗憾的是书中对此着墨不多，不过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叙述了宇航员生命系统的研制情况，倒是意外之喜。即便如此，书的结尾对714工程（当年载人航天工程的工程代号）有个总结，这个总结和李成智编著的《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稿》对714工程的总结文字上有不少雷同的地方，这应该是从官方的一些文件抄过来的，实际上代表了官方对714工程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客观的，对得起历史的：

几十年前的那些艰辛工作，都为后人积累了无比珍贵的经验于财富，当年那些优秀人才的付出，都为今天中国人真正走向太空筑就了天梯。经过8年多的预研，“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取得了不少成果，培养了一批从事飞船的技术队伍。在飞船工程大系统方面，提出了对运载工具，地面测量控制，发射场，测量船的总体要求，推动了航天工程技术发展，刺激了相关配套系统向更高层次规划发展。在飞船总体设计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飞船外形设计，质量特性，返回走廊设计和安全救生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分析计算，特别是在气动力风洞试验方面走了大量工作。在各分系统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结构，能源，热控制，制导导航于控制，测控与通信，数据管理，环境控制与生保系统等进行了原理性探讨和技术攻关，其中不少分系统已通过地面试验，有的完成初样研制(兽补充《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稿》还补充了一些内容：飞船弹射座椅进行了地面弹射试验，回收系统成功进行了三伞系统的空投试验，软着陆正常。制导，导航和控制系统完成了全姿态仪和船用计算机研制。有不少成果成功应用到卫星系统的研制中)。大型地面试验设备和航天员选拔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对多名锻炼员进行了大量的人体科学试验，取得了“人-机-环”系统工程的应用研究成果，研制出了第一套舱内宇航服，以及独具特色的系列航天食品。此外，“曙光一号”飞船的搞需求，在预研阶段向国内18个省市，部委提出425项协作项目，推动了中国光电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新材料，新工艺的开发和应用。　　

更难能可贵的是，梁东元还采访了当时参与空间规划和管理工作的杨照得老人，杨老对714工程的评价则更高了：

从1967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中国的“曙光号”飞船做了很大的贡献，一个是培养了大量的科技人员，老专家，设计队伍都是搞飞船的，当时60年代许多大学生都参与搞载人飞船，有很多技术储备，培养了很多人才。现在六七十岁的专家大部分都是那个时期出来的，当时主要搞“东方红一号”卫星，后来接着搞载人飞船。更主要的是摸索了经验，怎么选训宇航员，需要什么条件。在钱学森系统论的指导下，507所陈信所长和龙升照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人—机—环”系统工程，这是一个创举，你要研究宇航员的问题，就要研究“人—机—环”系统。宇航员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机械操作，经过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所以我们说，中国选宇航员，并不是像有些不懂的人所说的那样，是跟在人家后面跑，而是有我们自己的数据，有自己的经验。我们在1970年的时候就想，看了苏联宇航员挤牙膏，我们说中国人要吃大米饭，能不能压缩米饭，压缩饼干，这些东西后来都有了。像我们穿的衣服用拉锁，当时中国没有，是用纽扣的，那么就想能不能搞移动拉锁。宇航员食品问题，宇航员服装都要考虑，从下的方面提出课题。当时曙光飞船的贡献，在全国到处播种，安排了很多科研项目，全国当时有十几个省市1000多个科研单位，参加了我们“曙光一号”的飞船工作，同时安排测量船，向测量船提要求，应该怎么打捞，救生，回收，这些是早期的规程嘛。另外也对火箭提出要求，用什么样的火箭，怎么发射，怎么返回，因此“曙光号”飞船任务带动了各大系统的一大批人员，也就是说在中国广为播种。虽然19870年以后飞船没有搞，但是对科技的带动是很明显的，很多新产品都出来了，尽管飞船没有用，在其他方面还是都用上了，效益也很明显。　　

关于714工程有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1975年总理有个关于载人航天的指示，大意是：不与美苏大国开展太空竞争，要先把地球上的事搞好，要搞国家急需的应用卫星。李鸣生采访过不少老人，都谈到过这个指示，但有人说是毛主席说的，也有人说是周总理说的，但有这个指示是确凿的。梁东元在书中对这个指示有这样的叙述：

兽认为，这个指示是有文件的，只要找到这个文件，就可以找到源头了，这显然需要下工夫来考古了，不过有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这个问题主席和总理的意见是一样的。

这个指示普遍认为是当年载人航天下马的指示，但兽不这么认为，兽早年在些那篇关于载人航天的文字的时候，就认为：这个指示不是714工程下马或暂时下马的指示，而是拉长研制周期的决定，梁东元在书中也承认“1975年，中央虽然决定载人航天工程下马，但还保留了‘曙光一号’飞船的许多研制项目”，李鸣生在采访了一圈人以后，也承认没有下马的文件，所以当时工程不是下马，而是对研制周期和相关工作做了大的调整。当初，714工程要求在1973年发射载人飞船，这个进度追得太紧，就是到1975年也是不现实的，这是因为：

一：运载工具是个问题。在1975年之前我国的火箭技术还在技术爬坡阶段，长2火箭和风暴火箭的前3次反射均失败，技术还是不够成熟，而且载荷也不够，前者是　1800kg　，后者是　1500kg　，“曙光一号”的方案设计重量是　3800kg　,1975年以后这两种火箭的技术才成熟起来，所以运载工具是个大问题。

----在这里，兽再啰嗦几句，简单谈谈长2火箭和风暴火箭，这两种火箭都是东风5导弹，长2火箭的前4枚就是东5导弹01批做试验剩下的4枚，所以在载荷上面考虑不多，长　2C　才是长2火箭从东5导弹独立出来的；风暴火箭虽然是新研制的，但也是在东5导弹基础上做的，由于是上海航天系统的新生力量搞的，所以早期的方案不宜定得太高。-----

二：卫星监控系统当时还没有完全建成（实际上就是640工程的预警系统），这对飞船的发射，运行以及回收是相当不利，可以这样说，73年即便把飞船打上去了，也很难收回来。

三：“曙光一号”飞船和宇航员生命系统还有大量的技术需要攻关，短短3年时间还是不可能完成其中的工作的，如负责宇航员生命系统的507所的很多试验设备和试验是在1975年以后才完成的。

但是到了1978年，这些都不是问题了，相关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首先，火箭已经不是个问题。长2火箭在1978年就已经成熟（1975年到1978年长2火箭连续3次发射成功，同时在这段时间，风暴火箭进行了6次发射和试验，其中5次成功，这些都说明我国的火箭技术到1978年已经成熟），长　2C　火箭虽然是1983年才投入使用，但投入使用后鲜有失败的记录，其使用的技术在1978年就已经成熟，后来的长2E火箭就是在长　2C　的基础上加了4台发动机而已，而这些发动机在1978年就已经成熟，长2E火箭的研制周期只有14个月，就是使用了大量的成熟技术，这些技术在1978年就已经成熟。就是从1983年开始搞载人航天的火箭，有个3，5年的时间怎么也搞完了。另外1977年和1978年，风暴火箭成功进行了两次低弹道试验，这两次试验还进行了　3100kg　的试验配重，很多人认为这是为载人航天准备的，但考虑导曙光号飞船有　3800kg　，加上资料太少，所以也不能确认其真实目的。不管是否为载人航天准备，都说明风暴火箭的近轨道的有效载荷达到了　3100kg　。这些都说明用于发射载人飞船的飞船不是什么大问题。

其二，1977年随着7010雷达和110雷达的相继投入使用，640工程陆基预警系统也就是卫星监控系统基本上建成，1978年远望号的投入使用，海基航天监控系统建成，直到今天，我国航天监控系统也还就是这些家当。另外从1975年开始我国返回式卫星的近呼完美的回收记录，也表明飞船的运行和回收在1980年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其三：通过上面的两段关于曙光号飞船的引文，兽认为曙光号飞船的图纸设计工作已经完成，其分系统的工作也已经完成得七七八八了,从1978年开始可以做样船了，有个几年时间就可以做出正式的产品（实际上神舟一号飞船就是一艘地面测试的样船）。至于宇航员的生命系统，读了梁东元的书，就明白这部分的工作到1978年已经基本上做完了。相关的试验已经做的差不多了，相应的产品也全部做出了样品，如果投资强度得到保证的话，2，3年时间生产出正式产品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到1978年，我国载人航天的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如果投资强度能得到保障的话，到1985年我国完全可以进行首次载人飞船的飞行，而不是14年后。

因此，1975年714工程并没有下马，而是拉长了研制周期，进度不那么追得紧了，老人家和总理的这个指示是抓住了当时研制中的主要矛盾，有针对性地提出来的：先做好地球上的事实际上就是要把航天监控系统做好，把火箭做好；搞国家急需的应用卫星，实际上1970年代我国卫星的重点是返回式卫星，把它做好了，飞船回收的问题不也解决了。老人家和总理显然很清楚714工程研制中的问题的，老人家在714工程研制之初就说过

要搞你才能知道能不能搞成，要搞你才能知道花多少钱。　　

像载人航天这种技术难度高于原子弹，对国家科技能力的提高有着重大意义的工程，如果要到条件好了再搞，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日本的条件够好的了吧，到现在还没有把载人飞船送上天。而且不搞的话，究竟有些什么技术难题，怎么解决，谁也搞不清楚。所以先做起来，一段时间后，有什么问题很清楚了，根据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调整研制计划，才是这个指示的真实意图。

既然714工程没有在1975年下马，那为什么很多人认为下马了呢？这是因为在研制过程中，资金经常被卡。李鸣生认为是四人帮在搞鬼，梁东元则说国家穷，乱，穷的揭不开锅，到处要钱，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主流精英的口径：这是一个崩溃的年代。但是他们的书中都提到了当时很多人反对搞载人航天，是因为这个没有经济效益。李鸣生引用负责曙光号飞船总体设计工作的范剑峰的话说就是：

中国应不应该搞飞船？为什么要搞飞船？为什么人要上太空？这些问题在专家内部一直有争论，有不同看法。有人说，花那么多钱，把人弄上太空有什么用？我们就说，可以带动其他科学技术呀，像半导体材料什么的。还有人说，人上去了，能有经济效益吗？这个问题我们就说不清了，因为当时人都还没上去，有什么经济效益谁说得准啊？　　

梁东元引用神舟飞船的副总师刘济生的话就是（《中国航天技术发展史稿》也有这个记载）：

当时有人说，与其搞飞船，还不如把钱花在建水电站，化肥厂上，更有实际效果。　　

这才是无米下炊的真实原因：市场。中国历史上是个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很多人在做什么事之前，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赚钱的问题。不是到了新社会，思想就转过来了，老人家在文革前后说很多人的思想是旧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市场的力量仍然渗透到国家的方方面面，毛在的时候，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干，只是暗地里下黑手，到死人终于挂掉鸟，他们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意大干鸟。梁东元在书的结尾详细谈到了507所在1977年以后的命运。

1977年大年三十，国防科委一位副主任接见了507所的新任所长霍俊峰和政委王旭东，和他们谈了半天，说照上面的意思可能要裁掉507，而且载人航天也不搞了。这个副主任说着说着把自己的想法也说了出来：要说撤，我首先就反对，但上面定了基本国策，他也没办法（这说明要下马也是有很多高层不同意的），后来可能是遭到了包括钱学森在内的很多人的反对而未果，但裁掉了2/3以上的人员，没有项目，不给经费，任其自生自灭。这样的正面强攻还不够，还要迂回进攻。这就是1978年的农大回迁事件，（501所和507所占用了农大马连洼的地盘）农大文革期间搬到了乡下，还一度分为5份，命运也是比较坎坷的，现在要搬回来享福也是可以理解的。校舍在文革期间被搞714工程的两个研究所501所和507所占用，可能当时没想到农大会搬回来，所以也就大兴土木，热火朝天地干起了载人航天的事来。实际上这是完全可以商量的事，况且当时马连洼的空地多的是，农大在旁边在搞块地修校舍，也是完全可以操作的。但事情的发展却让本野兽嗅到了个阴谋的味道。

本来501和507所要搬家也可以，而且1970年代中期，507所就有搬到西昌的考虑，而且还派人进行了选址，1979年也有搬到涿州的计划，但都没有下文。既然要给人家腾地方，也要有个搬家的地方啊，现在地方都没有，要搬到哪里去？而且光507所就建成了100多个实验室，用梁东元的话说就是“许多大型试验设备都是花国家巨额经费搞了多年才建成的，已经安装就位，落地生根，是国家独一无二的宝贝，岂是说搬就能搬得了的？”除非把这些都当做废品卖掉，一了百了，这倒是很多人想干的事。农大这时候也不安分，本来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事，他们偏不这么干，又是贴大字报（这些右右们倒是也很擅长此道），又是到国务院去告状：

先是告状，总设计师指示：给吃饭让路。聂荣臻也批示：吃饭比上天重要，给人家让路。同时，当时农大副校长王明远在全校教职工大会上大骂解放军比国民党还坏，占个茅坑不拉屎（不是原话，是兽读书后的感想），还组织几百个师生静坐示威，到了这个地步，507所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估计很多人不想承担这个历史责任，507所的那些试验设施还是暂时保留了下来，几年后，507所在农大对面建了新的办公地才搬过去，921工程后才正式搬到现在的中国航天城。兽一直想知道那些试验设施的命运如何，梁东元在书中谈到：1980年代初期，有人想拆掉这些试验设施，但遭到了钱学森的强烈反对，钱老说：虽然飞船暂时不上了，但研究工作是一定不能停下来的。他们的命运究竟如何，就是兽想知道的，对于这些，兽一直很感慨;民国一个尿壶现在都要当做宝，毛时候的大飞机，载人航天的设施就是垃圾，怪不得现在蒋光头要比死人无上荣光的多。（吃饭当然重要，但农大搬回来30年，国家农业的种子被人给控制了，干个屁啊！）。

-----最近兽才拜读了韩毓海老师的《500年来谁著史》，兽多年的一些思想碎片开始拼接起来，兽形成了一些固执的想法，这和很多左派的看法不一样，放在这里，提供批评讨论之用.

中国财团和西方财团500年的投资理念是不一样的。

对于西方财团而言，主要是投资战争来获利，其必然要强化国家机器，提高国家能力，才能持续不断的进行战争。其标志就是中央银行的建立，国家同意金融和财政；国家对经济的清理干预以及直接主导工业化。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德国，俄国都是由国家主导工业化的（直到今天法国和德国还有不少大型的国有企业，如法国的雷诺，德国的大众有40%的股份在政府手里），后来的苏联更是做到了极致，直接取消了财团，由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直接投资，国家厘定价格，形成以技术官僚为核心的国家管理团队，也就是俗称的计划经济。所以在兽看来，苏联的成立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总结和西方经济史的开端），而是500年西方投资理念的一种异化，是有深刻历史渊源和传统的。

中国古代农业和商业经济极度发达，政府掌握的财富比较丰富，即便财政有困难，也可以通过部分商品专卖（入盐，茶，酒）和征税来解决。大部分时间，财团投资战争没有太多好处（王朝更迭有例外），主要是通过市场商品交易来获利，因此对于国家干预市场是很抵触的，我国古代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主要是均输法（调控物价）和抑并豪强（反垄断），大商人是极不愿意看到这些。另外如果和外来势力勾结也可以获利，那么损害国家利益也在所不惜。最好的例子就是明朝的倭寇。明朝的倭寇的首领大部分就是浙江和福建的商人（主要是福建），抢来的货物又是通过这些商人来交易，到了明朝末年，闽商就已跻身中国10大商帮之列。所以，在这种投资理念下，中国财团所培养并通过科举输送的国家管理者就必须无为而治，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这从教育内容主要是文章辞赋可以看出来（相对而言，西方财团由于通过战争获利，对自然科学技术相反高度重视），这样国家的衰亡，国家能力的下降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毛在建国后所力推的教育革命和1960年代所强烈批评的三门干部（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机关门）就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讲，近代的买办集团的产生就不是偶然的，现在中国能够高度接受完全市场化的理论，是有历史习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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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714工程的下马，梁东元有着不同于主流精英的深刻认识：

当年毛主席有远见，拍板搞国防尖端事业，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现在国家虽然一时有困难，但从长远来看，载人航天肯定是要搞的，只不过是早晚的事情。谁不知道做成一个东西多不容易？真要砸碎它，不过是顺手一下子就完了。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散摊子。而一旦把摊子给散掉了，将来想再搞，可就难了。　　

而我国载人航天的元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首任航天员生命保障医学研究室主任贾司光老人对当局几十年的无作为提出了强烈的批评：

“曙光号”载人航天工程的下马，可能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对载人航天认识不太清楚，觉得这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再加上尖端的项目头绪太多，顾不过来。那些年西方给我们设了好多圈套，连诱带骗，一下子就把不少好东西给砍掉了，包括“运　十”　这样非常有希望的大飞机项目。这一砍，偶的是出于无奈，有的是出于失策了。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想用讨好人家来改善关系，甚至幻想人家能够给我们尖端技术，后来又说等将来有了钱，可以买上他一万架飞机，结果是美梦一场，造成了非常大的遗憾，很长时间都弥补不了。中国历史上一直用仁义道德来对付魔鬼强盗，只能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后来南海撞机，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美国人一炸，才把我们炸醒了。　　

杂感走笔至此，行将结束，兽想起了贾司光老人对梁东元强调的一席话：

现在咱们国家最怕的是什么？不是没有高精尖的东西，而是没有一心为国家安全着想的人，尤其是在要害岗位的人。我不是哪个单位的，我是国家的人呐。国家培养了我，我就必须为国家着想，为国家说话。　　

人啊人！

附图片

http://www.xhmil.cn/html/wuqizhuangbei/200903/27-1011.html

中国在70年代进行的早期载人航天计划（曙光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