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上）
甄岩
自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中苏两党开始了新的一轮大论战。中苏新的一轮大论战爆发之前的历史背景：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破坏，使我国在西北、西部边界地区出现紧张局势，以及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也蠢蠢欲动。
（一）中苏关系，从1962年开始，由于苏方的破坏，使基本平稳的关系，渐趋恶化。毛主席党中央为平息这一事件，采取一系列措施。这是中苏论战爆发之前的历史背景之一。
1.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
2.三月中旬，毛泽东听取刘、周、邓汇报政治局常委会议情况，并研究给苏共中央复信。3月29日至4月3日，毛泽东多次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稿。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复信。复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建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
3.此时的中苏关系，因为苏方破坏，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62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由于苏联政府的卷入，从3月中旬至5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6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4.毛主席党中央为平息这一事件，采取一系列措施。
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比较复杂。这时，毛主席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个材料，反映赛福鼎同志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4月27日，毛主席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86）
随后，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文件，迅速平息这一事件。5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6月底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5.这一事件，使得毛泽东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北戴河会议期间，8月3日，毛主席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摘要，1962年8月3日）
（二）中苏论战历史背景之二：中印边界问题。由于印度尼赫鲁反动派的破坏和捣乱，发展到武装冲突，我被迫实行自卫反击。
1.1962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印度反动派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段更为突出。到7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2.毛主席党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1962年2月26日、3月22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4月12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4月30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5月11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 （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澳】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P390）
到了6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7月5日，印军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外交部在7月8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
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3.毛主席作出战略决策。
7月7日和11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11日向毛主席作了汇报。7月14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转引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P143）在毛主席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1962年8月10日）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在同毛主席商量后，周恩来7月23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与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给陈毅并代表团的指示，1962年7月23日）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后来，印度军队终于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犯，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反击。
4.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中印边界冲突，从这年8月以来，中印边境紧张局势逐步发展。为了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中国政府再三提议两国尽快讨论中印边界问题，却遭到印方拒绝。1962年10月17日，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方进行猛烈炮击。
10月17日，毛主席主持召集会议，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当天，中央军委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主席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回顾下决心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过程时说：“开头你们是要打的，我是死也不要打的。西边加勒万河那一次，总理、少奇、小平、罗瑞卿同志，实在要打，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一九五九年开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张国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报告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东线情况时毛泽东的插话记录，1963年2月19日）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10月20日晨，中国边防军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还击。从10月20日到29日，东段收复了克节朗河以南、达旺河以北、不丹以东的全部领土；西段清除了加勒万河谷和新疆阿克赛钦地区部分入侵印军。这是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
在反击战开始后，中国政府仍然为和平解决争端作最大的努力。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以前，双方尊重实际控制线（所说的“实际控制线”，是指1959年11月7日存在中印边界全线的实际控制线。），并将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当天，印度政府发表声明，拒绝了中方的建议。11月4日，周恩来总理再次写信给尼赫鲁总理，呼吁重开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但印度不予置理，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进行军事动员。11月14日至16日，又一次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进攻。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第二阶段。从11月16日起到21日结束，中国边防军在东段推进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传统习惯线附近，西段清除了入侵阿克赛钦地区的全部印军据点。
11月19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处两次召集周恩来等开会。随后，周恩来和陈毅约见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还表示，可以去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5.毛主席作出重大战略决策，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取得伟大胜利。19日下午，毛主席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8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他抓住这一契机，作出了一项没有先例的大胆决策：中国边防部队在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的情况下，主动实行全线停火，并主动后撤。
11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研究决定，先走一步，主动采取积极的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
11月21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一）从本声明发表之次日，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二）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一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二十公里。（三）为了保证中印边境地区人民的正常往来，防止破坏分子的活动和维护边境的秩序，中国将在实际控制线本侧的若干地点设立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配备一定数量的民警。还宣布：如果印军继续进攻，重新推进到实际控制线或越过实际控制线，中国保留进行自卫还击的权利，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印度政府承担全部责任。（1962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到第二年2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完成了预定的后撤计划。4月2日，又宣布释放和遣返全部被俘的印度军事人员，共计3213人。
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的我国政府的努力下，中印边境局势得到了控制，这对中印边境局势的长期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1962年发生的中印边界冲突，是非曲直十分清楚。赫鲁晓夫12月12日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国进行不公正的指责，实属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的理屈词穷、无理取闹。但这的确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们掀起新一轮猖狂反华的信号。
（三）中苏论战爆发之前，历史背景之三：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做好充分准备，随时迎击蒋匪帮的窜犯。
1.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严重困难之机，蠢蠢欲动，叫嚣“反攻大陆”，并作了部署。顿使东南沿海局势紧张。
2.4月间，中央军委就开始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5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中共中央根据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6月10日，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3.6月8日，毛主席在杭州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6月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主席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毛泽东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时的指示记录，1962年6月8日）
6月11日，毛主席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将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因此，全国军民，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及其纵深地区的军民，必须提高警惕，从各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便随时迎击蒋匪帮的窜犯。”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101）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18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102）
4.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主席指示中央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6月24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这篇电讯稿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6月27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
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主席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日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
综上所述，我们清楚地看到：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处理和解决中苏、中印边界冲突和准备蒋介石窜犯大陆的斗争中，既表现出多么伟大而宽广的胸怀，又表现出多么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战略战术原则，堪称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的光辉范例。
（四）中苏论战爆发之前，历史背景之四：中苏矛盾和分歧进一步发展。
中苏关系，由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破坏和捣乱，其矛盾和分歧，到1962年底，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1.1962年10月，加勒比海危机。
所谓美苏加勒比海危机，就是1962年上半年美国积极准备入侵古巴，肯尼迪政府准备发动一场入侵古巴的战争，推翻卡斯特罗政府。此时，苏联表示支持古巴。但是，在6月左右，赫鲁晓夫竟然把中程核导弹和能够携带原子弹的苏伊尔-28轰炸机，秘密运进了古巴。
这一冒险行动虽然十分机密，仍然被美国情报侦察到。美国在八月间，开始发觉迹象；到九月初，肯尼迪发表声明，警告苏联不能在古巴设置核导弹武器。9月11日，苏联塔斯社受权声明，否认企图在古巴设立导弹基地。
10月16日，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发现苏联在古巴装配伊尔-28轰炸机。此时，美国总统肯尼迪一面派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去见苏外长葛罗米柯；一面下令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顾问和他的白宫班子紧急讨论应急方案。讨论中，有三种方案：一有人主张马上轰炸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基地；二有人主张马上在古巴登陆；三也有人主张实行海上封锁。肯尼迪决定采纳海上封锁方案。
10月22日，肯尼迪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因苏联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装配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为此他下令，对离古巴500英里的范围内，实行海上封锁。
同时，肯尼迪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澄清此事，要他停止在古巴搞导弹基地。赫鲁晓夫在第二天（23日）的回信中，矢口否认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而且宣称苏联不遵守美国的封锁，认为这是海盗行为。这样一来，形势更加剑拔弩张。肯尼迪又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之后决定：如果发现苏联船只进入封锁区，美国军舰将加以拦截，并上船检查。
肯尼迪政府很快得到情报，说有21艘苏联船正向古巴方向行驶。这时白宫的气氛非常紧张。开会的时候肯尼迪一言不发，拉长了脸，脸色惨白。据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回忆这段情况时说，当时好像地球停止了转动。大家就这样紧张地等着苏联的船究竟是不是要越过封锁线，如果越过这个封锁线，美国海军就要登船检查，这就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以至爆发核战争。肯尼迪下令：所有美国部队进入戒备状态，B-29飞机携带空对地核导弹升空盘旋警戒。同时还有20个中队的空降部队整装待发，准备袭击正在古巴修建的导弹发射场。可是最后传来消息说，苏联的船只驶到警戒线的地方就停了下来，随后就掉头回去了。肯尼迪的弟弟事后说，地球好像一度停止不动了，现在又开始转动起来了，参加白宫会议的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之后，隔了一天，美国发现古巴的导弹基地还在继续建造。肯尼迪又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再次重申美国的立场，要求赫鲁晓夫把导弹撤出古巴。
肯尼迪政府虽然实行海上封锁，但美国军舰并没有检查过往的所有船只，只选择了一艘苏联向巴拿马租用的客轮，检查以后就放行了。据罗伯特.肯尼迪讲，当时考虑检查客轮的时候，一方面是不要把苏联逼到墙角，留有回旋余地；另一方面是给赫鲁晓夫一个警告，要他不要继续把导弹核武器运进古巴。
赫鲁晓夫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这本身就是十足的冒险主义。因为美国政府绝不会容许别人在它的卧榻之侧放置核武器。苏联已有远程的洲际导弹，何必要在离美国这么近的古巴设置导弹基地呢？可见，赫鲁晓夫真是愚蠢之极！
赫鲁晓夫这个人骨子里并不硬，他骨子里害怕美帝国主义。所以在肯尼迪政府采取封锁措施之后，他就软下来了。他在26日晚上给肯尼迪写了一封复信，说美国的封锁已经毫无意义，导弹已经在古巴了。因此他建议：一、苏联不再向古巴运进核武器，已经在古巴的导弹撤除或者销毁；二、作为交换条件，美国解除封锁，并且保证不入侵古巴。
10月27日，美国一架U-2飞机在古巴被击落，白宫会议决定轰炸古巴导弹基地，整个白宫空气紧张到极点。后来肯尼迪又不赞成，最后决定向赫鲁晓夫提出建议：赫鲁晓夫下令撤出在古巴的导弹，并在撤出时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并且同意美国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这是公然侵犯古巴主权）。
这样，加勒比海危机以赫鲁晓夫的完全屈服而结束。
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写了一本叫《十三天》的书，主要是回忆10月16日到10月28日这十三天的情况。他记录当时情况说，10月27日白宫开会时空气紧张到极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终生难忘。从此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实际上也是很心虚的。赫鲁晓夫先不该冒然把核导弹武器运进古巴，后来也不应该采取完全屈从美国的做法，表现了十足的投降主义。
2.赫鲁晓夫恼羞成怒，把一切怒气发泄到中国的头上。
我国政府在加勒比海危机事件中，曾于10月25日、30日两次发表声明，支持古巴反对美国入侵，也支持苏联反对美国入侵古巴的立场。当然，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支持赫鲁晓夫把导弹运到古巴去，也没有反对他把导弹撤出古巴。我们反对的是苏联在美国的要挟面前惊慌失措，放弃维护古巴政府的主权，也反对美国要求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侵犯古巴主权。
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受到了美国公开的羞辱，在全世界面前大丢面子。他对我们坚决支持古巴的立场，对我们反对肯尼迪提出而经他同意的对古巴进行国际监察的侵犯古巴主权的行为，恼羞成怒。于是从这个时候起，赫鲁晓夫发动了新一轮的反华浪潮。他在12月12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不仅为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做法辩解，不指名地攻击中国，而且在谈到中印边界冲突时，一反他在十月间曾经赞成中国反击印度的立场，公开攻击中国自卫反击并在反击后主动后撤。他这样翻脸攻击中国，不但因为这时加勒比海危机已经过去，他不再需要中国支持，而且因为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大丢面子，羞恼非常，迁怒于中国。赫鲁晓夫这次讲话，是他发动新的反华浪潮的信号。
（五）赫鲁晓夫挑起新的中苏论战。
1962年冬，在赫鲁晓夫的操纵下，欧洲一些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向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主要有保加利亚党、匈牙利党、捷克斯洛伐克党的代表大会，而且攻击的调门越来越高，使之卷入的兄弟党也越来越多。
1.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
第一篇答辩文章，是12月15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这篇社论原先的标题是“坚持真理、弄清是非，团结对敌”。毛主席看了，觉得不够响亮，便重新拟了这个标题。毛主席是12月14日凌晨修改这篇社论的，当时他正在杭州。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223）
从这篇社论起，中国共产党抓住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旗帜，对各种攻击进行有节制的反击。
12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中共代表团出席。12月2日，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总报告里点名攻击中国共产党。我党决定给予还击。
12月4日，在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12月2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出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邓在传达中还说：“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12月4日）
2.毛主席面对敌人的挑战，总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并且又善于斗争、善于胜利。
面对苏共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及其操纵下的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围攻，毛泽东更加表现出他的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英雄气魄和胆略。他在12月22日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都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飒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是毛主席默写的，只错了三个字：第四句中的“犹”应为“且”；第七句中的“飒”应为“瑟”，“下”应为“畔”。
12月26日，是毛主席69岁生日。他在这一天写下了《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这首诗在刚写时，毛主席把第三句写成“高天滚滚寒流泄”，后发表时，改成“高天滚滚寒流急”。
请看：毛主席面对帝修反，特别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巨大压力“滚滚寒流”、“微微暖气”，他那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壮志豪情，在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他那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更是多么鼓舞人心，给人以无穷的革命精神力量。这是诗真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完美结合，又是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高度统一的颂歌！
毛主席亲自审阅发表第二、第三篇答辩文章。12月29日，邓小平把起草好的《人民日报》社论搞《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收到社论搞，连夜看完，30日凌晨2时写批语给邓小平，说：“文章已看过，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可以于今日下午广播，明日见报。”这是第二篇答辩文章。《红旗》杂志也在1963年第一期刊登长篇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这是经毛主席亲自审定和发表的第三篇答辩文章。
这两篇社论，各有侧重。前一篇，着重批驳陶里亚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包括战争与和平、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纸老虎”论断、和平共处以及陶里亚蒂主张的“结构改革论”等。后一篇，着重从正面论述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区别。其中包括关于时代的看法，关于两大阵营和平共处的问题，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过时等。这两篇合在一起，都是对在欧洲几个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转对我党进行攻击的反击。这些文章保留了一个最大的余地，就是对苏共和赫鲁晓夫没有点名。
毛泽东1963年1月6日下午，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时，谈话中曾讲到：“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的路线。”在谈到当前的论战时，他说：“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还说：“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毛泽东同袴田里见等谈话记录，1963年1月6日）
毛主席在离开杭州之前，1月8日，作了一首大气磅礴的词《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郭沫若的词发表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一月九日，他又将这首词书赠周恩来。
毛主席对自己的诗词要求非常严格。在他生前，几乎没有一首是不经过他修改（有的经过多次修改）就公开发表的。这首词也不例外。发表时，将原词中“欲学鲲鹏无大翼”改为“蚂蚁缘槐夸大国”；将“千万事”改为“多少事”；将“革命精神翻四海”改为“四海翻腾云水怒”；将“工农踊跃抽长戟”改为“五洲震荡风雷激”。题目改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诗言志。这是毛泽东用诗词抒发他面对帝修反的强大压力下的大无畏革命气魄和壮志豪情。正如陈晋在讲解毛主席的诗词时所说的，毛主席越是在压力大、处境险恶时，越是诗兴大发。的确如此，在长征中，面对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面对党内错误路线排斥和打击，他的诗作最多；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前后，面对国际上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巨大压力和国内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他绝不向恶势力低头，他蔑视一切鬼蜮蛇蝎和魑魅魍魉，这时他的诗兴勃发，诗作最多。这前后还不到半个月，就连续发表了两首大气磅礴、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真是令人惊叹不已！
（六）苏共对中共的攻击继续升温。毛泽东约见苏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理直气壮地批评苏共中央。
1.苏共对中共的攻击继续升温。1月7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随后，在1月15日至21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党代会上，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和批评他。
针对赫鲁晓夫和苏共的假团结、真分裂阴谋，党中央决定发表了第四篇答辩文章，就是1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当时还在武汉的毛泽东，审阅了这篇社论搞，认为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这篇社论点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就是：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指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公布的修正主义纲领）基础上的团结？并且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22大开始的。
2.毛主席约见苏驻华大使，理直气壮地批评苏共中央。
毛主席很重视苏共中央2月21日来信（苏共在信中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23日晚，毛主席为了党的事业，带病在卧室（因为最近几个月毛主席很劳累，患了感冒，还未好）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之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
毛主席说：我刚刚看了你们中央给我们的信，就是昨天晚上8点钟交给我们的。我们欢迎这封信，这封信的态度好，我们赞成。虽然有些地方我还有些意见，基本的态度是好的，是商量的、平等的态度。
针对苏共中央信中关于停止攻击的解释，毛泽东质问：谁首先攻击？谁发动了40几个党攻击我们？谁首先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外一个党？他说：“我们首先提议不要公开争论，就是他（指在座的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来的。我们去年四月七日回你们二月二十二日的信又提议要停止公开攻击，并且建议为开会创造良好气氛。但是，在你们这封来信里面，只讲到你们五月的那封信，好像停止公开争论、建议开会的发明权只是属于莫斯科，北京一点份也没有。其实中苏两党的发明权都只有那么一点，首先发明的还是印尼、越南、新西兰的党。”毛泽东说：“一连五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中国，就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东德，有几十个国家的党向我们公开指名攻击。这很好！把问题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也摆在全世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面前。我们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在你们四十三国共产党的手里。好，是不是可以建议我们的文章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在四十三国的报纸上发表，学我们的办法，然后你们批评，索性展开论战。索性展开有什么要紧呢！是不是天就要塌下来？北京西山山上的草木就不长了？我看天也不会塌下来，草木还照样长，妇女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照样游。”
毛主席说，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很有必要，现在你们来信说公开论战有很多害处，根本不提你们过去所讲的很有必要。在这封信里，你们说意见分歧不要人为地把它夸大，不要发展成为深刻的冲突。你们这个意思我也赞成。但是是谁人为地夸大呢？是你们嘛！是你们造了很多谣言嘛，说毛泽东不行了，不能工作了，没有用了，老了，要死了。你看，我今天在床上接见你，大概是快要死了。你们说中国有个人崇拜，崇拜我这个老而不死的人。你看，是谁人为地夸大呢？是谁引起深刻的冲突呢？这是我发点牢骚。我总的还是欢迎你们这封信，但是你们也应该允许我稍微发一点牢骚吧。你们过去骂了这么多，那不是人为地夸大吗？有意造成深刻的冲突吗？
关于举行两党会谈为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我也赞成。但是你们在信中说你们早在去年5月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这就不符合事实了。其实，比你们来信早一个月，我们去年4月7日给你们的信里面就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并且提出为开好这个会议，要进行包括中苏两党会谈在内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二你们去年五月的复信说什么呢？恰恰是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或者说是实际上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你们同时也拒绝了印尼党、越南党、新西兰党，以及英国党、瑞典党的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毛主席说，你们这次来信说，信中是面临一个严重的时刻，是关系到我们今后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还是陷入一场沉重的斗争的问题，这取决于我们。你们信里的这句话我看也不错。的确，我们中苏两党是不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现在倒成了问题了。像你们最近几个月那样搞下去，那我们互相之间就走不到一起，你们是制造分裂。五个党的代表大会那样跺脚、那样起哄不让我们代表把致词念完，这叫什么？这叫民主吗？还有你们的赫鲁晓夫同志的两篇讲话，《真理报》的两篇社论，都公开地攻击我们，这能使我们走在一起吗？你们批评我们，我们就得回答，但什么时候回答，回答哪些，这是我们的事情。最近我们留了一手，没有直接回答你们赫鲁晓夫那两篇讲话和《真理报》那两篇社论。我们只回答了捷克党、德国党、意大利党，还有法国党。他们骂了我们那么多，但是我们每次只回答了一篇，不多也不少。当然，这是打笔墨官司。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君子动口不动手”。
毛主席还说，你们信里讲，如果我们不克服分歧，子孙后代是不会饶恕我们的。这个话也对。但是我说，不要等到子孙后代饶恕我们了，现在广大群众已经不饶恕我们了。中苏两党、两国有什么仇，为什么这样公开大吵特吵。既然有吵架的勇气和力量，就应该有解决分歧、达成团结的勇气和力量。闹那么一阵该休息一下。
毛主席又说，你们来信讲，这次来信再一次对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会议加以肯定。这是文过饰非。去年初印尼人、新西兰人就提出要开会，我们去年四月也赞成他们的建议。可是你们五月的信，表面看似乎赞成，但实际上是拒绝了。现在说“再一次肯定”，其实，肯定要开国际会议、停止公开论战的是这封信，而不是去年五月的信。不过，这也好，我们还是欢迎这封信。所以我们一收到你们的来信，就把你这个大使找来谈。
毛主席说，为了准备会议，我们政治局常委商量了，认为中苏两党先要举行会谈，会谈的时间、地点是不是可以在赫鲁晓夫访问柬埔寨之前或者之后路过北京的时候面谈，如果这个做不到，那我们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一点请你向赫鲁晓夫报告，有什么决定快点通知我们。
毛主席又说，如果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就不能像1959年那样子到北京来把我们骂一顿，说什么“不要用武力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啦，还说什么“公鸡好斗”啦！请问，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他自己是母鸡，不好斗？毛主席说，如果真正想搞好关系、达成协议、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是欢迎他到这里来的。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还有陈云同志和林彪同志更不要说了，他们两个有病，我们都没有一个人公开发表演讲、公开在报纸上批评你们，没有批评赫鲁晓夫同志。所以赫鲁晓夫到这里来，我们还是当面谈好。至于要我本人到莫斯科去，我现在不准备去，我的身体衰弱，你们那里经常骂我，我还是隔远一点好。与其送到你们那里去挨骂，不如避开一点好。不过，我声明，我不是怕吵架的人，我1949年也跟斯大林吵过架，1958年也跟赫鲁晓夫吵过架。
毛主席说：关于筹备各兄弟党开会的方式，“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一九六0年莫斯科会议那样，两党会谈各讲各的，达不成协议再到二十六国兄弟党起草委员会和八十一国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去争论。另一种是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那种方式，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达成协议，用两党名义提交大会。我看还是一九五七年的方法好，再用一次。总而言之，最好要达成协议。”（毛泽东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3年2月23日）
毛主席这次跟契尔沃年科的谈话，充分体现了常委会议的意图，也生动地反映了毛主席的性格，这就是索性把问题捅开，谈透彻，毫不隐瞒自己的意见，态度鲜明，有些问题提得也很尖锐，但总的来讲是一种和解的态度。
（七）毛泽东感到最紧迫的是国内的反修防修。
1.党中央于2月11日至28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1963年的经济计划等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国际反修斗争问题。
2.毛泽东主持2月25日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毛主席不断插话：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2月21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主席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主席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主席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主席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主席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3.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第五篇答辩文章，题目是《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2月27日，经过中央常委审阅、毛泽东亲自审定发表的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20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4.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
2月28日下午，毛主席在最后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这次会从五号算起，开了24天。平行作业，小平、伯达、康生等同志，还有其他一些同志，搞国际问题去了，我也卷到这里头去了。国内问题，这一次我就没有管。刘少奇同志是两面都管。《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又说：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谈到国内的反映时，毛主席说：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赫鲁晓夫两篇，《真理报》社论两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毛主席说：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10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最后，毛主席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八）发表《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3月1日至4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1.毛主席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他建议文章分四天连载，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文章共八个部分，11万字。2月3日最先送给毛主席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主席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一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
毛主席修改引言部分时，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的我们没有别的路走”。（这段话写得多好啊！真是痛快淋漓。至今已过去近50年，仍然使我回忆起当年阅读这篇文章的情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笔者注）
2月14日，陈伯达把毛主席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主席。毛主席又在“这篇文章准备就陶里亚蒂等同志多年来发表的错误言论，更详细地进行一次分析和批判”的后面加写了一大段话：“作为我们对他们再一次攻击的回答。待陶里亚蒂等同志看了我们这个回答以后，看一看他们表示什么态度——还要说我们‘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确性’吗？还要说我们‘十分抽象和概念化’、‘缺少实际感’吗？还要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情况和意共的工作‘没有确切的了解’，对意共的立场是‘明显的捏造’吗？还要说我们是‘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用过激的革命巧语掩饰他们的机会主义’吗？待我们看一看，那时再作适当的处理。总之，只许老爷开腔，不许小的吭气，是不行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是不行的。从古以来也没有这样一条被公众承认的不公平的法律。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如果只许奴隶主们向奴隶们挥舞指挥棒，口中念念有词，说是‘团结，团结’，那其实说的是‘分裂，分裂’。天下的奴隶们是不能接受这种分裂主义的。我们要的是团结，坚决不允许一小撮人闹分裂。”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248-249）
17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主席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毛主席的这段加写的话是：“一种很有趣味的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的运动中普遍地出现了。什么现象呢？就是那些自称手中握有全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英雄好汉们，却十分害怕他们所使劲地斥责的所谓‘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了答辩他们的攻击所写的文章。他们不敢在他们报纸、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他们胆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对我们的答辩文章，不敢让自己国内的人民同它们见面，严密封锁，水泄不通。甚至用强大的电台干扰，不使人民听到我们的广播。可爱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这难道还不算公平合理吗？现代修正主义的老爷们，你们敢不敢这样做呢？好样的，就敢。心亏理怯，色厉内荏，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那你们就不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是不是这样的呢？请回答吧。”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250-251）
过了一天，毛主席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2月20日，毛主席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251-252）
2.《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文章梗概。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1960年4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文章，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观点，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观点。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
文章一共阐述了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主席在1946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16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848年到1851年经验和1871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评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评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文章重申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强调要“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对“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改良主义或投降主义思想。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阐明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正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并划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文章重申1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观点，强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即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3月8日，发表了第七篇答辩文章：《人民日报》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从1962年12月15日到1963年3月8日，作为第一轮论战，中国共产党先后共发表七篇答辩文章。这些文章都没有对苏共领导人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以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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