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怎样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的？

毛主席是怎样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的？

孙焕臻

贵州省铜仁学院，[email protected]

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他通过总结民主革命的经验，找出了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干部。只要党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统一了认识，作风正派了，中国革命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这就有了自1942年到1945年上半年，全党的整风运动。经过三年半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真正统一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同志领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经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解决党的领导核心的问题，同样还是教育干部的问题。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前夕，本文结合学习《毛泽东传 1949—1976》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中的有关著作，回顾在1958年以后的几年间，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教育干部的历史，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在1958年开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在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人LSQ、XXX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领导作风，全国各地大刮“五风”，以及后来连续几年的严重自然灾害，再加上赫鲁晓夫的“逼债”，在这些天灾人祸的作用下，致使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遭遇到严重的困难。毛主席在1958年11月就最早觉察到了“刮五风”的严重问题，开始着手纠正。他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到党的领导不但要解决工作方法问题（颁布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还要逐步地结合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和一整套的工作条例问题（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克服两个平均主义，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要解决好这些问题，就特别要抓好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的问题。

我曾经写文介绍，1961年初在召开南三区会议（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日至十三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的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和北三区会议（指同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的华北、东北、西北三个地区的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会议）时，毛主席曾专门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及参加三北会议的成员，尖锐地批评说：“我看你们对于上述两个平均主义（指生产大队内部生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注）问题，至今还是不甚了了，不是吗？我说错了吗？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大都也是如此，总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务工作，不作亲身的典型调查，满足于在会议上听地、县两级的报告，满足于看地、县的书面报告，或者满足于走马看花的调查。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样犯了的。我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改正。……可以提出反对意见，但不要置之不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440-441）可见对党的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干部进行教育的重要性和艰巨性。

一、毛泽东总是把群众路线作为党的领导干部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方法。

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党中央总结出来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集中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确，是不是符合实际？在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是否行得通？还有些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这就需要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检验。广州会议后，毛泽东要求党的各级领导人带着“六十条”，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1. 毛泽东十分注意督促各级领导同志亲自调查研究，然后听取他们汇报，了解情况，发现问题。

1961年3月23日广州会议闭幕后，他一直到3月29日才离开广州，就是为了等陶铸、陈伯达从番禺大石公社回来，听他们下去了解群众对“农业六十条”的意见和要求。毛泽东听完汇报，即乘专列北上，到长沙再听湖南省负责人和湖南调查组反映群众对“六十条”的意见。

他在专列上看到铁路两边，正是广东农民插秧季节。发现插秧还是太密，便派身边工作人员下去问几个农民，那几个农民都赞成6X6寸的插秧密度。毛泽东说，瞎指挥生产有许多出自领导生产的部门。瞎指挥是由于没有生产知识，既没有实际生产经验，也没有现代农业科学知识。

2.毛泽东除了要求中央一级的领导干部走群众路线，还要求省一级的领导干部走群众路线。

他到长沙，在专列上听取张平化汇报。张平化说，在讨论“六十条”中，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的是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还有“三包一奖”问题，群众对奖励粮食很感兴趣。毛泽东说：“粮食是群众生产的，还叫什么奖呢？群众多生产的就可以多归他们，还能拿自己的东西奖自己？可以不叫奖。”毛泽东听了一段汇报后说：“这只是公社、大队这两级干部的反映，也只是初步的，还没有拿到小队，拿到群众中，拿到有经验的农民中去宣读。宣读后会有更多的意见。”毛泽东特别嘱咐，这只是一个草案，要让群众提意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切记不要当成一种命令去贯彻。毛泽东问：“群众肯说真话吗？他们肯不肯说话？”张平化回答：“群众还是肯讲真话。”毛泽东说：“‘六十条’也是教育干部的主要教材，这个教材经过干部和群众的讨论，对他们的教育就更深刻。将来在五月会议期间，按各省征求群众的意见把条例草案加以修改，再拿到群众中试行。修改后也还不能作为正式的文件，可以叫做修正草案，再在群众中广泛征求意见。” （毛泽东同张平化谈话简要记录，1961年3月31日）

对于一个中央文件，毛泽东采取如此慎重的态度，经过如此广泛而深入的征求意见，从大跃进以来，实属罕见。以后，毛泽东越来越看重“农业六十条”，把它当作解决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

谈话结束已是下午四时，第二天，毛泽东要在武昌会见古巴客人，须立即赶赴武汉。他对张平化说，我在湖北停几天，接见几个客人就回来，并嘱咐张平化“以下乡为主”。

4月9日，毛主席又回到长沙，在专列上，毛泽东先后与张平化、胡乔木谈话。他们都刚从乡下回来，带来许多具体生动的第一手材料，他们畅所欲言，毛泽东听的津津有味，偶尔插几句话。

在听了张平化反映农民对食堂问题的意见后，毛泽东肯定地说：“愿意参加食堂的是少数人。食堂的确存在这几个问题，所说用工太多，浪费劳动力嘛！浪费柴火，破坏森林嘛！还有浪费粮食，再一个就是社员不能养猪。得两头搞，一头是搞食堂，一头是家里开伙。”在听了张平化汇报供给制问题时，毛泽东说： “基本原则是两条：一个是各尽所能，按劳付酬；一个是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将来所谓公，靠什么呢？靠积累，现在就困难了，现在公社就不要搞积累，恐怕两年、三年之内，新的公社就不要积累。新的公社老百姓又怕哩！现在划小，公社多了，它又去搞平调，这个你们要议一下，万万不能再平调。如果认为没有家底又去平调，那可不得了啦！”

胡乔木是刚从韶山大队调查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的。韶山，是毛主席的家乡，对毛泽东来说，这里是熟人、熟路、熟地方，听起汇报来，自然有一种亲切感。

胡乔木说：“看起来群众最关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超产奖励问题；第二，分配制度问题；第三，食堂问题。食堂问题在目前特别突出。这回‘六十条’这么一说，好些大队反映，说念这一条的时候，群众最欣赏的是末了一句：‘可以不办’。”“我参加了（三个小队长和这三个小队的一部分社员的座谈会。……经过几次辩论以后，觉得他们提出不办食堂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应该考虑。”胡乔木列举了一些理由，毛泽东补充说：“还有一条，在食堂吃饭没有家里搞得好吃。”湖南调查组对食堂问题的调查，说明要了解真实情况，特别是食堂这样的敏感问题，必须做深入的调查。走马观花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只调查一个地方也不行。应该说这次毛主席亲自组织的调查，特别是湖南调查，对后来毛泽东下决心全部解散食堂，是有重要影响的。

谈话最后，胡乔木问：“主席，你对我们这里还有什么指示？”毛泽东说：“没有什么。就是要用真正听群众的意见这种态度，不能学那个桥头湾小队长那样一种态度。”胡乔木在汇报中，曾讲到韶山大队桥头湾生产小队队长，不给社员分自留地，不让社员养猪，茅房也只有公共的，没有私人的，思想比较僵化，又坚持自己的意见。

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毛泽东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对于公社化以来由中央决定的一些不符合实际的、不利于生产发展的决定，统统都推翻。正如毛主席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信中所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的判断和决定。”

对人民公社，毛泽东总是教育干部密切联系群众，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根据这个新生事物的具体发展情况，去扶持它，爱护它，帮助它成长壮大！绝不是如1980年代，党内走资派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一个成长得很健康的新生事物——人民公社，一刀砍掉。使十亿农村人口，一夜之间又复辟倒退到延续了两千多年前的农民小私有者个体经济。

3. 毛泽东还注意用一省一地的经验帮助教育另一省另一地的领导干部。

他在听张平化、胡乔木汇报的时候，敏锐地觉察到湖南的有些问题，单纯靠他们自己很难解决，需要外力帮助一下。所以，毛泽东要湖北的王任重、王延春到湖南住三五天，帮助湖南解决一些问题。毛泽东觉得，湖南同志对于“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似乎还不大懂。（一）对十二条政策没有认真坚决去做，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二）去冬十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有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465）

又如，毛主席还用一些典型材料，来指导地方领导的工作。1961年4月14日，胡乔木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附了四份材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公共食堂的调查报告。这是毛主席收到的第一个主张立即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他立即将报告批给张平化，请他印发湖南三级干部会，予以讨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467-470）之后，毛主席又召集刘少奇、陶铸、王任重、胡乔木开会，研究食堂问题。过了十天，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中央名义将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作为研究和解决食堂问题和有关问题的参考。这是在公共食堂问题上的真正突破。

二、毛主席对一个阶段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总是抓住不放，以此教育干部。

1961年3月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毛主席又经过沿途调查研究，和各地领导同志谈话，返回了北京。

1.毛泽东决定5月在北京接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解决人民公社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4月25日，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的信中说：“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475）

中央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收到会议通知后，随即纷纷到农村，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要求做调查。

2.毛泽东给李井泉、陈正人写信，再次敦促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到农村去做调查。

5月初，毛泽东收到陈正人从四川简阳县一个公社写来的信，他在复信中写道：“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P484）

3.毛泽东分别批发了周恩来从河北邯郸打电话汇报的调查情况；转发了胡乔木在韶山调查情况的报告；还转发了邓小平、彭真的来信。

毛泽东陆续收到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来信。又连续转发了其中的四封，有张平化1961年5月10日关于浏阳县大江大队调查的来信；李井泉5月13日关于恢复供销社试点工作的来信；王任重5月10日关于湖南三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来信；阎红彦5月9日关于调查农村几个问题的来信。

4.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前一段中央和省两级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工作，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

会议开始阶段（5月23日到26日），讨论毛主席提出的四个问题：调查研究、群众路线、退赔、平反。5月29日、30日，讨论和修改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改后，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一是取消供给制；二是规定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实行自愿参加、自由结合、自己管理、自负开销和自由退出的原则”，实际上是取消了公共食堂制度。经过反复调查，充分酝酿，这两个关系亿万农民切身利益的大问题，终于彻底解决。如果没有毛主席倡导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泛深入地调查研究，问题解决得这么顺利，是不可想象的。

会议还根据连续两年严重自然灾害，致使粮食问题特别困难的情况，决定从1958年招工的2500多万人中，规定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万以上。

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6月12日上午，发表了讲话。他说：这次会议大有收获。去年北戴河会议时不甚清楚。后来十月开了几天会，搞了“十二条”，但是还要办食堂，还要搞三七开。今年三月广州会议，大有启发，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广州会议搞了“六十条”，就解放思想了。但是解放得彻底吗？还不彻底，什么三七开呀，食堂问题呀，粮食问题呀，还不彻底。至于商业问题，手工业问题，林业问题，没有提到。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的，没有任何一个人例外，我也不例外。

毛泽东建议大家再读一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这本书只有极少数个别问题有毛病，我最近又看了三遍。他讲客观规律，把社会科学的这种客观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

毛泽东又一次回顾自郑州会议以来的这段历史，结合回顾党领导民主革命的历史，总结经验，来教育广大的党的干部，逐步认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毛主席的这次讲话，经过整理成文稿，题目是：《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现引录于下：

“两次郑州会议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当然，郑州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上海会议提出的十八条也还是基本上正确的，但对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是讲得不正确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参加人代会的一些同志谈了一下，就给六级干部写了那六条。那六条等于放屁，因为我们各级干部中许多人不懂得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什么叫按劳付酬，什么叫等价交换。一九六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先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个小时的会，时间这样短。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议题不集中，将搞小高炉、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机械化和半机械化等等一些问题都插进去了，整一平二调没有成为中心。一次会只能有一个中心，一个中心就好。一次会发很多文件，没有一个中心就不好。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西北、华北各省同志开了会，也不解决问题。那时候提倡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厂，大办交通，大办文教。这五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又是‘共产风’来了吗？去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是谈国际问题，只剩下一个尾巴谈粮食问题、农业问题，也没有批评两个平均主义。一平二调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是从十一月发出十二条指示开始的。十二条指示，在执行中发生了一个错误，就是只搞了三类县、社、队，其他一类、二类放过了，没去动。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时间搞三类县、社、队，一、二类不去触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没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风’，说是一、二类可以放心，现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风’可厉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上规定，一、二、三类县、社、队都要普遍地整‘五风’，在劫者难逃。现在干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点‘规律’，以为整‘五风’大概整个年把时间，‘风’就过去了，就没事了。我们可不能这样搞。我们要学韩文公在《祭鳄鱼文》中所说的办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杀它。我们也来个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还不行，是终不肯改也，那我们就撤职、查办。

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平调的财物要坚决退赔，但不要有恩赐观点。还有一个，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现在的问题是一个教育干部的问题。在座的都是先生，因为我们已经自己教育了自己。通过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我们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则教育干部，教育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干部，首先要教育这三级干部。这三级干部教育好了，他们就会回去教育公社一级、大队一级、小队一级干部。

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教育干部也是长期进行的。陈独秀不懂得民主革命，实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失败，五万党员只剩下万把人。上山打游击，打了十年。十年中间又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然后是延安整风，编出了《六大以来》、《两条路线》等几本书，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风细雨的，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个人写笔记、看文件，讲自己的思想。在七大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们党在思想上没有完全统一过，先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后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学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一派就是非教条主义。延安整风和七大以后，我们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政策上、文化政策上、党的建设上都有了一整套统一的东西。为什么后来三年多的解放战争没发生错误呢？为什么有些东西过去反对它的人也赞成了呢？比如在军事上，过去有的人怕打烂坛坛罐罐，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主张正规战，反对游击战，而这一时期对诱敌深入等都通了。这就是因为教育了干部，特别是延安整风教育了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还没有搞过这样一次细致的整风。我看要从现在开始，用六十条长期教育干部，没有几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没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我们搞了十一年社会主义，现在要总结经验。我今天讲的就是总结经验，我下回还要讲。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给大家讲讲历史，只有讲历史才能说服人。

民主革命从建党到胜利是二十八年。社会主义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个小册子里讲过：民主革命我们开始也没有经验，翻过斤斗，取得了经验，最后才得到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经验的时间是不是可以缩短一点。这是一种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大家都觉悟了，就可以缩短时间。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减少六年，也还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够缩短？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

领导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刚才讲了，从北戴河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给六级干部的信、庐山会议，一直到六十条和这次会议，都没有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不要放着不管，就要讲，没有解决就是没有解决，现在还是没有解决嘛！平调的财物现在退赔了的有没有三分之一，我是怀疑的。我曾经问过：有没有一半？许多同志说没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横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吗？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经过三月广州会议、这次北京会议，今年的形势跟过去大不相同。现在同志们解放思想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大为深入了。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呢？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这两年碰了钉子。有人说‘碰得头破血流’，我看大家的头也没有流血，这无非是个比喻，吃了苦头就是了。” （《毛泽东文集》第8卷，P273-277）

从这个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毛主席是多么伟大！他不管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总是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调查研究人手，真正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克服困难，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他为了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总是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即，教育好革命队伍内部的领导干部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简要总结。

毛主席在1961年初，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他又紧紧抓住“总结经验，教育干部”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才使调查研究工作能够顺利地进行，使从中央到地方的广大革命干部越来越正确地认识了人民公社的发展规律。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毛主席对怎样建设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光辉的范例。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在改变人民公社体制、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方面，毛主席走出了三大步：第一步，缩小社、队规模；第二步，取消食堂、供给制；第三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这三个步骤，加上允许和鼓励社员发展家庭副业和经营自留地等规定，对于克服暂时困难，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解放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1962年以后，直到70年代末，我国粮食生产以平均每年增加260亿至300亿斤的速度、棉花以平均每年增加600万担的速度增长着。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粮食生产以很快的速度增长，这不能不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后来，毛主席为了进一步从哲学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加以总结，他在1963年5月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中开宗明义，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在他的晚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就是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三大社会实践的产物。毛主席留给我们的这份遗产，必将教育亿万中国人民和从他们中产生的领袖人物，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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