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毛会师
1928年4月，毛泽东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残部和湘南起义部队上得井冈山后，“会师”的喜悦和部队的壮大之下，也同时存在着某种潜在的分歧。而且，这种潜在的分歧，大多是根本性和方向性的。
朱德坚持率领南昌起义残留的几百人的部队不“散伙”，是朱德不同于其他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根本一点，更是朱德对中共武装革命的突出贡献。南昌起义是一场注定失败的起义，根本原因是李立三等人虽然也看到了中共必须走自己武装道路的必要性，但是，起义前委和当时的中央，却没有对起义一旦失利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对策有什么成熟的思考。1927年7月14日的中央会议，讨论南昌起义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提出一旦失利就引兵“上山”以保存武装力量的观点，但却被一心首先“夺取中心城市”以取得革命在“一省或几省”胜利的“留洋派”把持的中央所排斥。因此，起义占领南昌后，在国民党当局反扑时，几万人的部队“瞬间”便一哄而散，甚至一万多人赶来参加起义的部队快走到南昌时因起义已经失败而被就地解散，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起义的领导人，也是一哄而散。其中几个主要领导人又向广州进发，再次走了一遍南昌起义的“过场”。原因依然是不知道国民党军事反扑下，该如何继续进行“武装斗争”，而对毛泽东的“上山”则不屑一顾。朱德并没有执行“解散”的命令，而是率领几百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与后来赶来的陈毅一起，跟井冈山的毛泽东相呼应，走出了中共革命武装斗争的成功道路。
朱德率领的部队，最初是朱德陈毅自己“摸索”着进行，而且，在低潮时还曾“投奔”国民党的一个部队“寄人篱下”。与中央联系上后，又举行了“二次”起义，即 “湘南起义”。“左倾”的“留洋派”中央，发来一个又一个指示，对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给予“烧杀”政策，“逼迫”农民革命。结果，使得部队疲于奔命，几无立足之地。于是，又命令朱德陈毅向井冈山进发，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师。
会集在井冈山的部队，主要有“四股”或者“三股”。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湘南起义后加入的部队。说“三股”，是因为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此时已经被毛泽东完全“赤化”了过来，成了毛泽东的“嫡系”。
几股部队的情况大不相同。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的部队（二十八团）军事基础好、武器也好：“正规军”出身，而且，多数参加过叶挺将军领导的北伐，打仗非常勇猛，但是，由于缺乏毛泽东似的军队“政治化”教育，组织纪律性较差，旧军队的习气比较严重。毛泽东的部队（三十一团）则大多工人农民出身，没有什么军事经验，但是，政治素质很高。
“两军”的“摩擦”，也是“以子之长攻人之短”：二十八团嘲弄三十一团不会打仗、土气，三十一团则嘲弄二十八团军阀作风、少组织没纪律、流气。二十八团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不愿意拿出来武装“土气”的部队，三十一团，根据地建设成绩突出，物资丰富，则不愿意资助“流气” 的部队。“摩擦”势必影响毛泽东和朱德二人，“朱德到三十一团讲话不大受欢迎，毛泽东也轻易不到二十八团讲话”（谭震林语）。
湘南起义部队组成的“二十九团”，则“两边不占”，即战斗力不强，纪律性又差，而且，一心想回“老家”：“饿饭也回家里饿去”。朱德也控制不了这支自己带来的部队。
中央代表杜修经“衔命”而来，指示部队打回湘南，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朱德陈毅等也不同意：他们知道，湘南已经失去了部队生存的群众基础。但是，朱德等却同意分兵“下山”，下山的结果就是“八月失败”。
面对“惨败”，朱德“我怎么有面目去见润芝”？毛泽东亲自下山接应：玉阶兄，我有责任，没能阻止得了。
“朱毛”的“二次会师”，是朱毛之后无论产生什么争论也“棒打不散”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朱德之间，是真正的战友情谊。但是，战友情归战友情，摩擦也是避免不了的。公道的说，“摩擦”的原因，主要还是朱德对毛泽东的“家长制”颇有腹诽：毛泽东对军队在军事和政治、甚至在生活方面，几乎是面面俱到。而这种腹诽的原因，则是对红军建设和任务等主要方面存在不同的见解。毛泽东从“三湾改变”开始，就始终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接着，规定了红军的“三大任务”：打仗，建设根据地，筹款。打仗和筹款大家理解，根据地建设大家也理解。不理解的是，毛泽东把根据地建设看得跟打仗一样重要，而对军队“筹款”则要求十分严格，这对“吃粮当兵”惯了的“正规军”来说，无疑是一种反感。
“朱老总宽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宽和”也就是缺少严格的纪律约束。毛泽东缺乏这种 “宽和”，则是毛泽东面对部队改造和原则纪律贯彻不太理想的一种力度。人们惯常喜欢用毛泽东当众训斥弟弟毛泽潭的事件，当作“朱老总宽和”、毛泽东缺少 “充分宽容”的典型例子，更当作毛泽东“家长”作风的典型例子：毛泽潭率人把一个猪贩子当土豪打了，把猪收了要给部队改善生活，毛泽东听说后，当面训斥甚至动手要打毛泽潭，朱德旁边劝了一句“事情已经这样了，付了钱算了”，被毛泽东毫不留情的捎带上了。
这个事件的本质，实质上也体现了毛泽东对朱德在部队纪律要求上有些松弛的不满，当众训斥毛泽潭，则有着“祭旗”的味道，也就是首先“拿自己人开刀”。而效果则完全相反：朱德没能理解，毛泽潭也没能理解，其他人就更甭说了。不但没能理解，而且，还“开罪”了朱德和毛泽潭。毛泽潭私下牢骚“红军不是毛氏宗祠”，朱德则对毛泽东的“家长制”作风体会更深了一层。
“三军会师”后，暴露的问题越来越明显。不但士兵对新型军队不理解，即使高级指挥员也不甚理解。毛泽东改造全新军队的工程，实质上比指挥打仗和根据地建设更加繁难，这也是毛泽东身兼数职的根本原因。前委书记、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后来在大家决定插销四军党委成立政治部时又亲自兼任政治部主任，都是因为上述原因。看看政治部的“任务”，就能理解了：政治部的职权与军部相平衡、共同受前委领导，“对内担任军队政治训练，指导士兵委员会，对外作群众运动，在一个区域群众政权机关未建立前，政治部得代行其任务”。政治部的职责，明显的是毛泽东“特色”。毛泽东始终把军队的政治建设和军地军民关系当作部队的生命线，其他干部还不理解这个“生命线”的情况下，只好“揽权”亲为了。
陈毅之后给中央的报告中，就写了毛泽东“喜欢揽权”，朱德则对毛泽东的“家长制”甚为不满。有道理么？有也没有。表面上看，毛泽东确实“揽权”，三个职务，没有一个是别人能够在其上的，“四军政治部主任”按说该受四军节制，但却规定“政治部的职权与军部相平衡、共同受前委领导”。实质上说，毛泽东并非揽权，更非家长制，而是包括朱德陈毅在内，都缺乏对新型军队、尤其是红军“三大任务”的真正理解和接受。红四军“七大”后，陈毅取代毛泽东不到两天，就彻底理解了毛泽东：陈毅说，不干不知道怎么回事，干了才知道毛泽东确实不容易，自己也确实担负不了这个重任（大意）。
这是陈毅元帅坚决请毛泽东回来的根本原因，而且，在毛泽东提出“打倒折中的陈毅主义”后，陈毅元帅也坚决打倒“陈毅主义”、顶住压力坚请毛泽东回来。有人说毛泽东与陈毅的关系“好”在“诗文”上，其实并非这样，毛陈关系主要体现在人格上。陈毅从此对毛泽东忠心耿耿，毛泽东则对陈毅始终量才使用。陈毅逝世时，毛泽东拖着病体，在搀扶下坚持参加追悼会。
毛泽东具有超人的政治远见，朱德陈毅则相对缺乏这些，但朱德陈毅一个宽和，一个爽朗质朴，井冈山上磨合出来的友谊，因而常青：毛泽东对朱德陈毅，该批时则批，但始终不弃；朱德陈毅无法理解毛泽东时，也会直言相向，但始终追随。
二、摩擦
“朱毛分歧”，实质上源于朱德等人对毛泽东的不满，这种不满则源于毛泽东有着明确的主张而又在原则上毫不退让。朱德等也不是不赞成毛泽东的主张，而是不满意毛泽东集权力于一身。换句话说，是不满毛泽东对军队干涉太多：部队行动、战略决策、军队政治建设和纪律的贯彻，尤其是给部队加注的“额外”任务，都得毛泽东说了算，一句话，指挥员缺乏对部队的独立权力。
这也是四军领导同意“分兵”的原因，而且，即使在经历了“八月失败”后，一旦又落入毛泽东的“窠臼”，这“分兵”的念头自然也就复燃。尤其是，朱德等人跟毛泽东对“民主”的理解和主张不同。朱德等主张“自下而上的民主”，毛泽东则强调党领导下的民主。而“党领导下”，恰又是朱德对毛泽东不满的最极力处：“党的领导”，实际是“毛泽东的领导”。
对“自下而上的民主”，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观点，即使在最高领导层也一样：对下，都绝对不希望什么“自下而上的民主”，但在内部，除了最高领导人的其他成员，又希望对最高领导人能够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毛泽东在建国后倒是进行了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让民众着实高兴，却让一些劣质的官员着实仇恨。这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毛泽东身后，官员们对这种“民主”深恶痛绝：任何民主，都意味着对官员特权的限制，甚至剥夺。
其实，毛泽东建国后进行的“自下而上的民主”，也不同于井冈山时期朱德等所提倡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毛泽东的“自下而上的民主”，依然是置于党领导下的民主方式，而非近似“无政府主义”的民主。问题是，谁代表党？
还是陈毅元帅豪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元帅直率的说：那时，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谁服气谁？尽管都认为毛泽东“本领最大”，但这并不意味着甘愿事事服从而无自己的主张和雄心。
从井冈山下来到赣西南，离“八月失败”不足八个月，“分兵”的情绪又在一些领导人之间开始酝酿。毛泽东这次汲取了教训，尤其是，没有中央代表在，给了毛泽东汲取教训挽回“分兵”的土壤。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职权，强行压制住“分兵”的主张，并布置了一次战斗，即“大柏地”战斗，斩获颇多。“大柏地”战斗，毛泽东身先士卒挥枪冲锋，也有资料说，毛泽东“折木为棒”冲向敌人，士气由此大振，反败为胜，分兵的情绪也被战争的胜利所分解。
也是该着，刚稳定下来，中央的指示信立马来到，即史称“二月来信”。“二月来信”的主题内容，除了对革命的悲观情绪外，具体的指示部队“分兵”，分成小股部队分散活动，并指示朱毛去苏联学习。可以想象出毛泽东内心的愤怒：几股人马会聚而成的部队，本来就不容易整合，各自有各自的主张，尤其是，刚刚费力平息“分兵”的情绪，马上又给挑动了起来！毛泽东有些恼怒的表示，我坚决不去，就是用八台大轿抬我去我也不去！明确对中央指示提出反对，并给中央去信表明自己的态度和介绍形势与主张。
这一下，又增加了朱德的“反感”，认为毛泽东对抗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调动”，尽管朱德自己也不赞成离开部队，但朱德认为自己是遵守中央指示的。正在情绪又被“二月来信”鼓噪起来之时，中央的瞿秋白和周恩来，又派来一位“钦差”刘安恭。从毛泽东上井冈山之日开始，只要中央一来人或来信，根据地和红军没有不受损失的。刘安恭一到苏区，就表现“非凡”：留着苏式小胡子，叼着斯大林式的烟斗，对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得天花乱坠，迷住了许多将士。
毛泽东朱德对刘安恭表现出应有的尊重：不管如何，总是中央的瞿秋白和周恩来两位主要领导派来的。但是，刘安恭却不成熟得很，“宗派”习俗是其最大的缺陷，在苏联，就有参与“托派”的嫌疑。一到来，就积极的参与、甚至挑动原本就存在的“朱毛分歧”。由于刘与朱德相识多年，观点又与朱德相近，颇受朱德的支持。而刘安恭又“深入”干部战士宣扬“自下而上的民主”，主张占领城市，非议和攻击毛泽东等，搞了一系列的“小动作”。
这也是林彪后来给毛泽东写信指责个别领导人“政客的手段”“拉拢部下”“希图成立军委以摆脱前委羁绊”“卑污的行为”的原因。林彪在信中写道：“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屁的攻击别的同志”“但是许多党员远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蒙弊阴谋，（附）和这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
有人认为林彪信中所说的“政客手段”“领袖欲望非常高涨”等，是指责朱德的。其实，从信的内容看，不是专门指责朱德的，而是包括朱德在内：林彪显然是把朱德和刘安恭看作“一体”，也就是“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
对刘安恭到来后的一系列“挑唆”而引起的分歧加大，毛泽东做出让步，他辞去四军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由刘安恭接任。陈毅林彪坚决反对，但人数太少。陈毅认识刘安恭较早，对此人很看不上，曾当面说刘顶多当个副连长或副营长，而林彪则根本看不起刘安恭。但毛泽东为了缓和跟朱德之间的分歧主动妥协让步，朱德则支持刘安恭，而刘安恭却意犹未足，之后又煽动重新成立四军党委。
就是说，毛泽东为了缓和分歧退让，朱德因为增添了刘安恭这个“生力军”而进逼。朱德、刘安恭提出恢复“军委”，反对者依然只有陈毅和林彪。毛泽东对这种冲自己而来的“进逼”，只能保持沉默。在朱德的支持下，刘安恭成了四军军委书记。红四军的领导层形成一个可笑的局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军委书记刘安恭。
毋庸讳言，朱德从中起了主要作用，目的就是为了摆脱毛泽东这个“家长”。5 月23日，朱德、刘安恭二人便撇开毛泽东，联署给中央呈送了《红军第四军报告》。毫无疑问，朱德是受了刘安恭的迷惑：刘口若悬河的吹牛，使朱德把其当成了又一个“政治领袖”。《红军第四军报告》的内容少有披露，但却不难猜测：对毛泽东进行了“排揎”。
毛泽东依然顾全大局，于6月1日以前委的名义也上书中央，“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过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但是，毛泽东的一再让步并未能得到谅解：“自下而上的民主”的情绪，再加上少数人夸大毛泽东的“家长制”并以此做文章，高层分歧的问题，就交由下面“自由讨论”。毛泽东再次妥协：如果以前委书记的职权强行否决，在“家长制”的问题上，无疑又成了“把柄”。
但是，刘安恭一方“步步进逼”，在获得军委的权力后，把目光又对准了“前委”。毛泽东召开前委会议，刘安恭则从中也召开军委会议，并且做出决定：前委只讨论红四军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其它事。事实上是要脱离前委的领导，军委决定前委的职责，也就是“下级”指挥“上级”、“枪指挥党”。而且，刘安恭四处散布“红四军中有派别，朱德是拥护和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还提出以“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不但如此，就是红四军召开军事会议时，也不让前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参加。
对于此，不得不说，朱德应当负主要责任：有分兵下山的“八月失败”，还有“无政府主义”的极端民主的教训，尤其是军事上撇开毛泽东根本不行，等等教训为时尚近，却支持新来的刘安恭胡来。
部队开到白砂，毛泽东只好要求辞去前委书记的职务，指出“共产党人不要争个人的兵权，要争党的兵权”，军委攻击前委，“前委军委成分权式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历史上，毛泽东三次提出“辞职”，这一次是第一次；“宁都会议”被剥夺“总政委”的职务后，又有第二次辞职；“遵义会议”后，自己的正确意见被否决后，第三次提出辞职。辞职并非要挟，因为根本不存在“要挟”的基础，包括“遵义会议”后的第三次辞职——一些人巴不得毛泽东辞职呢！毛泽东是由“辞职”缓解矛盾，以防止矛盾激化而不可收拾。
毛泽东焦虑成病，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代理了前委书记的朱德，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议撤销了四军军委，刘安恭不但失去了军委书记的职务，也失去了军政治部主任一职，该职先由李任予担任，随后又换成陈毅。刘安恭被下放到一个纵队任政委，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连毛泽东这样英明的人，也被以“家长制”反对，何况刘“轮流坐庄”的“家长梦”！
这次会议，实质上是红四军“七大”的准备会，会上决定召开红四军“七大”。 毛泽东因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而朱德做为争论的一方，为“避嫌”，决定陈毅负责筹备和主持红四军“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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