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澄之、马楠获救真相 ——揭秘一桩湮没60年的对敌地下斗争的辉煌胜利史实

　　

李澄之、马楠获救真相

——揭秘一桩湮没60年的对敌地下斗争的辉煌胜利史实　　

               曲琦　　

　　

1943年7月和9月，在敌伪重兵占领、严密控制的济南，先后发生了两桩分别令日军宪兵队和日军军部胆战心惊的爆炸性大事件。　　

   7月14日，由绰号“济南之虎”的日军宪兵队队长武山英一和宪兵队叛徒特务郭同震亲自看押的我被俘人员、原山东分局机关党总支书记马楠突然失踪不见了！　　

9月，被日军军部视为手中“王牌”的、我被俘人员原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会长李澄之，又失踪不见了！致使日本天皇裕仁的岳父东久迩宫、弟弟三笠宫为后台的日本和平革新派“政治亡华”的美梦彻底粉碎！　　

这是抗战期间我对敌地下斗争中应载入史册的,我地工人员两次从敌人心脏成功地营救出我重量级被俘人员的巨大辉煌胜利！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1944年春山东整风运动当中，组织上根据个别人“假坦白”不实之词，否定了营救的事实，不承认马楠、李澄之先后安全回到根据地是我方营救的。1944年任一一五师保卫部部长（也是分局社会部部长）的领导干部，在1986年访问他的一份材料中说：“李、马出来也是敌人允许的，如不允许他怎么能营救出来？敌人觉得把李、马留在他那里，怎么整也不好，但留着又没有用……把他们杀掉，他们又觉得不是一个好政策。他们是要释放一些人来瓦解我们的队伍。敌人也知道有人在那里营救他们，所以顺着这个情况，你要营救，我也就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给你营救出去。”“敌人没有那么傻，那么重要职务的俘虏，给你随便营救出去了？”“敌人对李、马是放的，但又不表示出是放的，让你营救出去。”李、马是敌人“放长线钓大鱼”，故意放的。1944年春，山东整风时，对营救李、马的问题，就是这样定的调子，就是这样做的结论。　　

原本是一件我对敌地下斗争的辉煌胜利，却自我否定。那些直接参与营救的我地下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荣誉和嘉奖，反被加上“受敌人利用”的罪名，从而遭受几十年的政治迫害。　　

在整个营救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并且做出了别人难以做到的巨大贡献的最关键人物、1938年第二次入党的杰出地下工、李澄之的弟弟李涛，被分局切断关系，不与联系。更为悲惨的是，全国解放后，1960年李涛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使他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境地。虽然他几十年不屈不挠地申诉上告，终未得到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公平解决，直到1995年含冤而死！　　

1943年7月、9月按分局指示先后两次出入敌人封锁线亲自营救出马楠、李澄之回根据地的、当时只有16岁的英雄少年孟蒙（孟昭成），却被“审查”，虽然“认为他还是没有当特务”，但却肯定他“是被利用的”，“他是有问题的”，“小孟是敌人的人”。“他也做了点营救工作，但是在敌人允许下营救出来的，也不是了不起的营救。”留在“根据地里做一些一般的工作，开书店卖书”。（以上引文引自1986年有关领导人写的材料）后来在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孟蒙又遭受几十年的政治迫害。老婆离了婚，也是落得妻离子散。　　

1938年在武汉参加革命、后与李涛结为夫妇的张茜琳（丁米），一直伴随李涛从事革命和营救的工作，因受李涛的牵连，1952年从济南大华电影院经理职位上被开除公职，带着四个孩子流落街头，连糊口的工作都找不到，被迫与关押在监狱里的李涛离婚，一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才在街道小工厂找到一个维持生存的工作。　　

1942年底至1943年秋，从敌人严密统治下的济南，冒着生命危险奔赴根据地参加革命的上百爱国青年男女，也都受到牵连，遭受到各种各样的审查和迫害，并记载在个人档案之中，成为终生的污点，有的甚至因此而丧生！　　

这是山东党在抗战期间地下工作当中最大的一桩冤案，牵连人数之多，时间之长，案情之荒诞，都是极为罕见的。　　

直至2004年7月，经过当事人几十年不断地申诉和斗争，山东省委才承认李澄之、马楠是我地下工作人员“成功营救”出来的。2004年7月24日，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同意曲阜师范大学党委对孟蒙做的结论：“1941年李澄之、马楠同志被俘后，孟蒙同志作为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在李澄之、马楠同志授意下，打入伪‘青协’，秘密从事抗日活动。在我党组织领导下，孟蒙同志积极参加地下斗争，为成功营救出李澄之、马楠等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很大贡献。”（见山东省委组织部《关于对孟蒙同志要求解决个人有关问题的意见》）至此，这桩被湮没60多年的辉煌胜利终得见到天日！　　

现在，有必要将抗战期间这些我党组织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机智勇敢、顽强不屈、忍辱负重对敌斗争的光辉事迹公之于世，不仅应该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还应该知道他们是怎样干的，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他们所经历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以此缅怀先烈和教育后人。　　

一、日军在沂蒙山“扫荡”时，我军在大青山突围中，李澄之、马楠被俘　　

1941年11月3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纠集5万重兵，对我沂蒙山区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11月30日我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山东省国民党抗日同志协会会长李澄之、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党总支书记马楠同志被俘。      　　

李澄之在战斗中与警卫员失散，躲藏在山顶石隙中。太阳落山，他出来寻路下山。山路崎岖弯转，看不到远处，当他刚刚转弯时，迎面来了两日军，把他俘获。李澄之被俘时穿着土毛呢绿军装，遭敌重视。一个头发全白的将军高官审讯他时，他毫无畏惧地说：“我是老百姓，自动抗日的。我不是李树椿（注：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的民政厅厅长）一流，他是守土有责的。”但审讯他的却慢条斯理地跟他谈，就像谈学问一样。李澄之就发脾气大声吆喝说：“杀了算啦！少废话！”表示他坚决抗日，以此来激怒敌人。审讯的将官仍然很冷静，并不生气。审讯没有结果，李澄之被解到济南千佛山下日军关押战俘的“救国训练所”关押。12月的一天，《大众日报》的被俘人员陈某和日军济南宪兵队队长武山英一、叛徒特务郭同震到“救国训练所”去，郭同震对陈某说：“有认识的告诉我。”陈某在被俘人员中发现了李澄之，就向郭同震检举了。郭同震就把李澄之带回宪兵队关押。在宪兵队关押期间，由武山英一对李澄之进行审讯。翻译何继会在供词中说：“审讯的内容主要是进行反动宣传。当时李反驳，出现了僵持局面。后武山就将李押起来了。后又问了两三次，均有我参加翻译，但李始终没有低头。后就由武山将李放到了我与郭同震住的颐恕里那里进行软禁。以后，武山、宫下等找他谈谈，进行反动宣传。但李根本不听。”李澄之对敌人的审讯，总是公开表明：“我的抗日思想从‘五四’运动以来就铁汁子灌入了！”大义凛然，从不屈服。特务王铁民问他：“李先生，我回临沂，你跟家里有什么事办吗？”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你回去告诉家乡人，赶快把日本人统统赶出去！”　　

马楠因左腕负伤被俘。其时，日军济南宪兵队队长武山英一带一帮特务也参加“扫荡”，任务是审讯我被俘人员以获得情报。12月1日晚上在尚店村，武山审讯了马楠，由何继会翻译。当时马楠手腕里的枪弹还没有弄出来，发高烧，非常痛苦。马楠只说叫杜素珍，河南安阳人，逃荒到山东，在被服厂当工人。她“要求敌人‘不要再问了，该杀就杀，该放就放’，表现得非常坚决。就在审讯的屋子窗台上放着一个手榴弹，马楠就坐在窗户旁边。当敌人没有注意的时候，她突然抓起手榴弹，想和敌同归于尽。这时郭同震手疾眼快，立即夺取过来，扔到院子里去，手榴弹没有爆炸。敌人发怒了，马上用手铐把她铐上了……没有再问了”。（以上引文见何继会供词）郭同震、王禾等人找到一些信件，是在马楠被俘的地点捡来的。在信件中发现“马楠”这个名字和“分局图书室主任、机关党总支书记”这个职务名称。因此，武山决定把马楠带回济南。但马楠坚决不肯走，武山找来两个农民硬把她抬到临沂城里，押在宪兵分遣队。随后，又把马楠押到济南，由武山看管，给她治伤。几天后，马楠要求去有眷属的人家住。武山就把她送到芙蓉巷十三号，蒋光野、丁洁夫妇处，交给蒋、丁看管。丁洁说：“（马楠住到她家后）很坚决，想自杀，不治病，不穿敌人给做的衣服。我首先在生活上好好照顾她。她左臂已断，动转不便，我给她洗脚、扎腰、铺床……她也很相信我。我就劝她别想死，先好好吃饭，好好治伤......她听了我的话较为平静了，答应到医院去治伤，穿上敌人给做的衣服，也愿出去看看电影了。”“她每当夜深人静时就教育我和蒋光野，向我们交待政策，动员我们和她一块跑。”“她动员时（我）就表示对，但没勇气跑。”“她和我家做饭的（宋友爱）商量共同逃跑，装成走亲戚的，先到宋家再想法回鲁南。宋不敢和她走，和我说了。我告诉给郭逆。”（以上引文见丁洁交代材料）。　　

蒋光野、丁洁原为我冀南根据地工作人员，1941年2月蒋光野有病由丁洁陪同来济南医治。3月，丁洁返回冀南时，在火车站遇到郭同震而被捕，在武山的怀柔政策的进攻下投敌。蒋、丁投敌后，蒋光野被郭同震介绍到伪工程局施工所工作。蒋光野原名蒋士勋，家是聊城的富户，号称“蒋百万”。在北京大学参加过“民先”，抗战后在聊城专员范筑先处干过司法科科长。施工所有个雇员叫孟昭毅,常到蒋家走动。因此，他有机会见到了住在蒋家被蒋、丁看管的马楠。同时，也有机会认识了到蒋家看望马楠的李澄之。　　

孟昭毅当时只有17岁，1937年抗战开始后，他辍学参加国民党招募的志愿兵，因“赤色嫌疑”被捕。逃回济南后，在伪工程局施工所当雇员。孟昭毅结识了马楠和李澄之之后，受到他们的一些教育，对他们产生敬仰。下班回家之后，在家里经常宣扬李、马的事迹，引起了他在中学念书的弟弟孟昭成的兴趣。　　

当时只有15岁的孟昭成，和其他爱国青年一样，不甘心当亡国奴。开始他选择到教会办的学校读书，因为他们用的是战前国民党政府编的课本，而且不学日语。但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和汉奸政府占领了教会学校，他也得读汉奸编的课本，就一心想离开日军占领统治的济南。当他听到马楠的事迹后，“多次坚决要孟昭毅”带他去看望，“终被同意。”（见孟蒙：《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事实》）自此，孟昭成利用各种借口，寻找各种机会去和马楠接触，“从她身上看到党的光芒和祖国的希望。”从而产生“投身革命和营救她的意愿。”（引文同上）马楠在1955年9月28日写的《关于孟蒙的一些材料》之中说：“1942年春天我被软禁在蒋光野的家里。孟昭成有时来找他哥哥回家，这样我就第一次见到了孟昭成。那时他大约十五岁，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他在某中学读书，看样子很聪明也很单纯，他用好奇的眼光看过我，我觉得他是一个天真的孩子，也就讲些抗日道理给他听。此后，他就像着了迷似的，见到我就叫我给他讲抗日的故事，抗日根据地愉快的生活。他对我流露出一种敬仰的思想感情。后来便总想瞅空子和我见面，我当时也怕我和他的接近，引起丁蒋的注意，我告诉他，‘我们见面接近最好要隐蔽一下，对丁要存戒心。’以后他多半是在蒋丁到学校、工程局上班时来找我，经过一个时间对他的启发教育后，他就向我谈他无心再读书了，希望我能帮助他上抗日根据地学习。”此后，孟昭成在马楠那里又认识了李澄之，因为“据说日寇有意让他出任伪省长，他拒作汉奸”，也为孟昭成敬重。（见孟蒙：《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事实》）　　

马楠被俘以后，和《大众日报》被俘人员陈某一起押到济南。因陈某伪装得好，骗取了马楠的信任。陈某在《反省材料》中说：“到济一个星期后，她同我商量逃跑。我说：‘你现在伤很重，我们又没有关系，怎么跑呢？’她说：‘从前听辛大姐说，她住在大明湖对过红房子里。她弟弟还在济南，据说还不错。你找他想想办法好吗？’我说：‘我现在也受着伤，济南又不熟，又不知道辛究竟怎样，不应冒然找他！’”可是没过几天，陈某就把马楠说的全部告诉了郭同震。郭同震又报告了武山英一。1942年1月7日晚，武山英一带领郭同震等特务，顺藤摸瓜把“辛大姐”的弟弟辛树声逮捕，“对辛树声进行恐吓、利诱，继而进行分化挑拨，辛树声即供出了自己的身份，交出了党的文件和济南党组织的全部名单。武山又施展‘放长线，钓大鱼’的阴谋诡计，密嘱辛树声不要暴露身份，继续与山东分局联系，领导市内党组织和群众关系，并设法诳骗分局城工委负责人来济。”（见《中共济南党史大事记第326页》）使中共济南工委遭受严重的破坏。原来这位“辛大姐”的弟弟辛树声就是中共济南工委的书记。随后，有一天武山、郭同震、何继会用三轮车从丁洁家把马楠拉到大明湖，在北极阁后面的城墙上，武对马楠说：“杜先生，你以为你什么都不给我们讲，我们就没有办法治你，感谢你对我的帮助。”“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武山没回答。马楠转头远眺。“你想回去？你回去人家不信任你，你非得蹲保卫部不可。”马楠说：“你吓唬我没用。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回去组织审查我，要我蹲保卫部，我心甘情愿。”武山不再问下去，又用三轮车把马楠送回丁洁家。（见马楠：《我被俘经过》）　　

1942年4月底左右，蒋光野向武山报告，马楠和他家佣人宋友爱有逃跑活动，他不放心。武山派人把马楠从丁洁家押回宪兵队。武山对马楠说：“我们把你放在城里，你不老实，想逃跑。告诉你，我们大日本宪兵队是世界上共产主义的死敌，我们就要消灭共产主义。我们现在就要消灭你，处你的极刑！”（见马楠：《我被俘经过》）以此来威吓马楠，又把马楠投到宪兵队拘留所。　　

二、战俘李澄之成了香饽饽　　

李澄之出身于临沂的一个望族，是我省的知名人士。其父李小岩（李光仪），前清秀才，被光绪派往日本留学。因会见孙中山被遣返回国，即任山东同盟会会长，从事反清活动。李澄之1929年任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委，后因反对蒋介石被开除出党。“抗战后在山东一贯进步一贯拥护党，愿受党领导，在党支持下组织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来团结中间人士，促进统一战线。数年前曾要求参加党，分局已原则同意。”“李以前在北平时，曾加入组织，且纳过党费数月。但据他说未过生活，未看文件，工作是收集情报。似是外围组织，或为联络局的情报组织，也许是特别党员，他自己均不清楚。后因接连被捕，在北平市党部软禁三月，无证据取保释放，此后即失联络。”“去年大扫荡中被俘，因他在山东青年中声誉极高，且为抗敌同志协会领袖。一般敌友顽均认他为我党重要分子，因此千方百计诱迫他投降，他威武不屈。分局认为如利用一切方法与斗争，应保全此人寻机脱险，对山东抗战颇有意义，故辗转告他以（不死不辱）为坚持奋斗之方针。”为了营救李澄之，山东分局“一度曾打算以山纵所俘十余日人工程师及技师等，与敌人交换未成。”（以上引文均摘自分局书记朱瑞1942年10月给周恩来同志电）　　

敌伪方面对李澄之也极为重视。对李澄之感兴趣的，首推日军军部“鲁仁公馆”班长木村义明，名义上他是日军北参二课派驻山东仁部队第十二集团军军部的对共调查工作班头目。木村有“职权”对“中共大俘虏作处理”。木村走“第三条路”，对李澄之、“抗协”很感兴趣：李澄之是八路，还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抗协”，理想的“第三路线中间力量”。“鲁仁公馆”十几个“军属”没有枪，不如宪兵队厉害，但它能直通北京参谋总部发挥力量。现在，就是木村自动给“北京参谋总部”打报告，要求把李澄之划给他掌握，而且已经获得批准。这样，宪兵队就没有处置李澄之的权利了。　　

汉奸方面当推伪保安副司令、“行政人员训练班”的曹若山。他深知李澄之以反蒋著名，便宴请李澄之，请李“出山”，作他的大臂膀，被李澄之断然拒绝。　　

这样，李澄之在日军、汉奸、特务心目中成了一个传奇人物，成了一个群魔争着抢夺的香饽饽。而李澄之却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　　

三、万众焦虑之际，李涛自大后方归来　　

自从李澄之在大“扫荡”中“失踪”，生死不明，山东分局和“抗协”领导都在尽全力查寻。就在众人万分焦虑的时刻，“抗协”通过李澄之的表兄弟张次旃联系上刚刚从大后方回到山东的李涛。　　

李涛是李澄之的弟弟，1911年生，在姐妹中排行最小。李涛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有着一段光荣的历史：1927年在临沂上学时，任县学联主席、县抗敌后援会副主席；1930年去北平跟着李澄之念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涛在北平志诚中学组织抗日会并任主席，在中共地下党和反帝大同盟领导下组织抗日活动；1932年秋，因发动抗日，被学校开除；12月被捕，押铁狮子胡同卫戍司令部看守所；在监狱中，经唐山罢工领导人李春榆发展入党；1933年春节前，经时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的表姐丈秦德纯营救出狱，在大同中学读书，与地下党谭同志一起活动；1933年夏，北平地下党遭蒋孝先宪兵三团镇压破坏，李与组织失掉联系；1934年秋，考入天津南开大学，后被选为南开大学学生会常委、交际部长及天津学联常委、天津各救会常委；1935年12月积极参加和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初，组织领导“民先”天津队部。1936年5月28日，天津全市万人大游行，任总指挥，领导罢课，被学校开除；1936年秋，李涛又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被选为北大学生会执委和北平市学联交际部副部长。　　

李涛在这阶段的革命活动中都“做出了贡献”。（见刘玉柱1992年10月20日给姜春云等人的信）　　

1937年抗战后，李涛随平津流亡学生来到济南，担任北京《小实报》抗战版主编。　　

1937年12月，中共长江局领导的“中国青年救国团”党团书记兼总团部组织部长姜世勋（姜纪常），来济南动员干部，找到李涛。他们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因此李涛随姜去了武汉。12月20日，在去武汉的火车上，他们又认识了为逃婚离家出走的18岁的女学生张茜琳，把她也带去武汉。　　

到武汉,李涛担任“中国青年救国团”总团部委员兼宣传部长。1938年6月，由姜世勋（姜纪常）、刘玉柱（总团部组织部副部长）介绍，长江局批准，李涛第二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9月，武汉失守后，“中国青年救国团”总团部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同志任副部长）第三厅（郭沫若任厅长）联系，批准组织一部分进步青年成立“华北剧团”，李涛任团长兼支部副书记。剧团到河南漯河、舞阳作抗战宣传活动。　　

1939年初，李涛率剧团在南阳宣传演出时，在西安的抗宣四队的领导人、地下党员卢明德找李涛支援。李涛带领许幼伯（李涛发展的党员）等五六人去西安参加抗宣四队。后来，国民党下命令抗宣四队的人员集体参加国民党。经过党组织批准，李涛也参加了国民党。再后来，因为国民党特务对抗宣四队人员进行监视，李涛退出四队去青年招待所任艺术队教官。　　

那时，陈忠经任三青团陕西省支团部组训组组长，把艺术队收为他的属下，任命李涛为艺术大队大队长。大队长必须是三青团员，因此李涛又参加了三青团。　　

陈忠经和李涛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同是最后一届学生会的领导成员，陈是主席，李是执委。陈忠经在北大时参加了“民先”。　　

陈忠经是国民党“陕西王”胡宗南的外甥，他利用这个关系，想把陕西省的三青团控制起来，因此吸收一些共产党员参加三青团。　　

在这期间，经过八路军办事处交际科科长居慎之的安排，林祖涵同志召见了李涛、李年（地下党员、原北大学生、陕西省政府秘书科科员）和陈忠经三人。林老对他们慰勉有加，叫他们多开展工作。此后，他们利用三青团支团部的办公室或陕西省长蒋鼎文的办公室，每周开会和学习《联共（布）党史》，并开展其他一些革命活动。　　

关于李涛在抗宣四队参加国民党和后来参加三青团的事，陈忠经1992年10月15日给刘玉柱同志的信中说：“从约1939年及其以后几年，李涛在西安的大致基本情况，我是知道的。他当时在郭老的‘三厅’派遣的抗宣四队工作，该队系进步青年，且有党的组织。当时该队由于工作需要集体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李涛也是其中的一个。就我所知，在这个时期他没有做什么坏事。陕西省的三青团，相当大的程度上在我们党的控制之下。对于李涛这一段历史，也要做历史的具体的分析。”　　

1940年冬，李澄之的夫人隋灵璧从重庆撤退回延安，路经西安时，见到了李涛。她发现李涛在三青团工作，就对他说，反共高潮即临，她已是最末批准通行的汽车了。让李涛一是跟她去延安,一是回山东找哥哥。还说：“你哥哥在山东搞抗日，干革命。”李涛和妻子张茜琳愿回山东老家。隋灵璧回到延安后，即电告山东分局和李澄之。　　

1941年夏，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在华阴举办“青年夏令营”，李涛领导文娱活动。公演期间，李涛和妻、子三人趁机偷跑，乘东行的火车到了界沟，通过做伪军工作的地下党员、北大老同学葛佩琦的资助，艰难地通过黄泛区，进入敌区柘城。在那里办了《良民证》，改名李亦豪——和老兄李澄之一样的“抗日英豪”。　　

12月8日，李涛回到故乡临沂城。随后，通过表兄弟张次旃和“抗协”联系上。（根据杨希文同志提供的材料）　　

四、李涛受命于危难，踏上营救征途　　

“抗协”领导人梁竹航、杨希文等和李涛取得联系后，即派他到临沂县城监狱中查询李澄之。李涛通过贿买宴请伪警察局长的手段，进到看守所普查押犯，没有发现李澄之。　　

李涛去“省战工会”汇报查询结果，才知道鲁西北来电说：“澄之已押救训所很危险。”此时，“省战工会”、“抗协”也正在开会研讨李澄之被俘后的形势，范明枢、梁竹航、张伯秋、杨希文、耿光波、吴鸣岗、李菊轩、高赞非等领导人都出席了。　　

会议决定，派李涛去济南相机营救，同时由梁竹航（民政处长、“抗协”自卫军副司令）为主给李涛分析介绍了济南汉奸的三大势力：一是以伪省长唐仰杜为首的实力派，这是从老牌汉奸马良那里继承下来的势力最大的一派；二是以伪济南市长朱桂山为首的“汉奸乡建派”，其中主要有他的儿子朱经古、伪社会局长王伯平（乡建派）和曹州帮的一些政客；三是新兴的伪保安副司令曹若山派，他以伪“行政人员训练所”为班底，很有活动能力，应该注意。梁又向他交代可以利用的敌伪社会关系。耿光波给李涛筹办活动经费后，李涛即离开根据地，踏上营救李澄之的征途。　　

1942年2月14日（农历腊月二十九），李涛到了济宁，由济宁乘火车经潍县回到妻子张茜琳在昌乐县的娘家。一节车厢只两个乘客，李涛和一个东北客。　　

2月18日（农历正月初四），李涛夫妇及两个孩子（1941年10月回到山东后，张茜琳又生了一个女孩）一家四口来到济南，以西药行商身份，在东关七家村般若庵27号租房住下。　　

李涛到济南后，即通过表姐彭葆仁和其他亲友了解李澄之在济的情况。因为亲友多，而且都很关心李澄之的处境，很快就了解到李澄之的一些情况：　　

李澄之被叛徒指认后，敌人对他极为重视。提问时，包括敌师团长、宪兵总队长、中队长一类的高级官员对他都很客气，而李澄之就是一个回答：“我是老百姓，自动抗日的。我不是李树椿（韩复榘时代的民政厅长）一流，他是守土有责。”“我的抗日思想从‘五四’运动以来就铁汁子灌入了。”甚至慷慨激昂大喊：“杀了算啦！少废话！”以此来激怒敌人。但是，敌人总是很平静，用谈学问的方式软化他。李澄之却大义凛然对日特和汉奸，从不屈服。敌人对他无可奈何，杀不能杀，放又不舍得放，只好把他“摆起来”。　　

同时，还了解到在日本军部参谋人员中，有人积极在活动，想由他来掌握李澄之。这样，宪兵队就无权处置李澄之了。　　

5月间，李涛从他表姐彭葆仁那里，又听到“给李兄安置自由后住房”的喜讯。喜讯是来自汉奸市长朱桂山的女儿朱棣华，朱棣华和彭葆仁是好友。李涛2月到济南后，彭葆仁曾多次带他去朱棣华家了解情况。“军部对李澄之很关心”，开始李涛就是从那里听说的。朱棣华的这些信息，又是来自她的哥哥朱经古。朱经古为筹备建立伪“冀鲁边十三县实验特区”去北平开会前，对朱棣华说：“澄之要出来，得给他找个房。我看你这里是否可以临时住一住。”朱棣华答应：“临时可以。” 　　

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1942年5月末，李涛回根据地向领导汇报。当他到了夏庄时，正巧碰到分局在那里。当晚，分局书记朱瑞就接见他，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朱瑞同志说：“灵璧早从延安打电报说你要来，我和澄之还议论。澄之说：‘等我弟弟来了，你们看看吧！他跟我性格大不同。’他说你是演唱的啊！“这次见朱瑞，在场的还有李涛北大的同学刘居英。李涛向朱瑞汇报之后，又去“抗协”驻地向“抗协”领导汇报了李澄之的情况。　　

几天后，李涛和姚尔觉一同回到分局驻地，见了吕振羽。吕让他带信给朱经古，回忆“大明湖月舟情谊”。另外，陈沂让他“要照顾”马楠，把“芙蓉巷十三号”丁洁家的联络地点交给李涛。李涛把照顾马楠“当作党的第二任务来抓”。　　

朱瑞同志让城工部王见新同志安排王松岩护送李涛回济南，并给法币40万做活动费。　　

五、分局归来，风云突变！　　

1942年6月18日（农历五月端午）上午，李涛回到济南。　　

第一件事要办的是把吕振羽给朱经古的信送出去，但朱经古尚来回济南，无法送。他就写了一个明信片寄出，跟朱说明；　　

第二件要办的是和马楠联系，完成陈沂交给的任务。李涛还自作聪明，认为“午饭后街上人少，这时叫妻去找丁大姐联系马楠。”但，张茜琳吃过午饭去丁洁家以后，左等右等等到四五点了，仍不见回来。女儿要吃奶，饿得直哭。李涛急了，出去迎接。走到府东大街，迎面来了一辆汽车，里面坐着一个穿天蓝色绸袍的女人，正是他妻张茜琳。李涛躲在一旁窥视，汽车正是驶往般若庵他家。李涛凭做地下工作的敏感知道出事了，就到他叔叔家躲藏听动静。　　

晚上，张茜琳到叔叔家找到李涛，把出事的经过一五一十说清。下午张茜琳到丁洁家叫门时，一个彪形大汉正从里面出来，此人就是郭同震。原来这天中午他带了李澄之、马楠和翻译何继会在丁洁家中吃饭“欢度端午节”。他问张茜琳找谁？张说：“找马姑”。找马姑！！！郭同震以他干特务的敏感性，立刻意识到来者必然与共产党有关，就把张茜琳带到一个小饭馆突击审讯，然后又叫车来把张茜琳拉到大观园北面日本宪兵队的地下囚笼里审讯。最后，张茜琳说出李涛的名字。郭同震一听是李涛派来的，喜出望外。因为，抗战前郭同震在北平的几个大学旁听，也参加过“一二·九”等一些学生运动，久闻李涛的大名。郭同震立即停止审讯，带着张茜琳又回到丁洁家，拉了李澄之、何继会一起去般若庵找李涛。到了般若庵，发现李涛不在，他们就等。一直等到黑天，也不见李涛回家。人都饿了，张茜琳就下面条给他们吃。李澄之第一次见这个弟妹，瞅着郭、何不在时，对她说：“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钻进来。”　　

吃完面条，李涛还不回家，郭同震只得带李澄之、何继会离开。走时留下话：“明天早上再来。”　　

李涛了解了出事的全过程，思考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风云突变！如何应对日军宪兵队的迫害！晚上就留宿叔叔家，以防万一。　　

第二天清晨，张茜琳又来到叔叔家，跟李涛说：丁洁一早就去告诉她，让李涛和她赶快离开济南，黄台火车站很近，检查不严。千万不要听郭同震的，不要上他的当。　　

李涛听了就考虑：“就这么跑了吗？回去向领导怎么汇报：就是党叫你‘钻地狱’，深入敌人内部做工作的。侦察兵一发现敌情就临阵脱逃，这像什么话？对营救岂不起反作用么？”李涛决定不能逃跑。　　

李涛和张茜琳回到家，立即写了两封信，向领导汇报被郭同震发现的情况，同时表示“决心更深入了解敌情，准备以后（和李澄之）由泰莱特区一起走出。”一封送到远处的邮筒，由邮局寄出；一封由给张茜琳看小孩的同学赵燕芬带去根据地亲自交给“抗协”领导人杨希文。　　

一切办完以后，李涛梳洗打扮一番，整装出发，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决心直闯敌营，进行生死存亡的战斗！　　

李涛第一个找的是伪保安副司令曹若山。他去伪“行政人员训练所”以李澄之弟弟名义求见曹若山，曹立即接见。李涛向他了解日军宪兵队队长武山英一的性格和其他一些情况。曹再三说：“武山军曹是个有学识有风度的老手，绝不是老粗。”李涛要求当他遭遇危险的时候，请曹“念兄故交照顾一下”。曹若山则表示：“可能的话再跟澄之谈谈。”　　

李涛第二个找的是上任不久的新伪社会局局长王伯平。王伯平原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的一个科长，也是“乡建派”。王被俘后，是朱经古通过木村义明的力量，安排他当了伪社会局局长。王伯平一听李涛是李澄之的弟弟，就说：“八路军还给经古来了信。”说的就是吕振羽给朱经古的那封信。李涛跟王说，宪兵队要追查他。王伯平对他说：“不要紧。宪兵管不着了。”王伯平系统地介绍了日本内部“主和派”和“主战派“的情况。日本天皇裕仁的岳父东久迩宫和弟弟三笠宫代表“主和派”，具体的负责人是石原莞尔，政治组织是“东亚联盟”。“东亚联盟”反战、反东条（英机），主张“革新政权”，交“革新朋友”。“主和派”要走“第三条路”，山东的“军部参谋”（“鲁仁公馆”）军属木村义明就是走“第三条路”。他对李澄之的“抗协”更感兴趣。因为李澄之是八路，但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抗协”，理想的“第三路线中间力量”。木村有权对中共大俘虏作处理。　　

王伯平还告诉李涛，星期天下午在最高级的泰丰楼宴请木村，答谢他帮忙从宪兵队要出被押的给国民党捐款的“东方书社”经理。王伯平让李涛星期天也去参加宴会。　　

李涛跟王伯平的谈话，特别是王伯平跟他谈的日本帝国主义内部“主战派”和“主和派”的分歧矛盾的情况，使他了解了敌人内部的致命弱点。这个极为重要的敌人内部分歧的情报，增长了他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使李涛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感觉。　　

（以上内容据李涛：《营救李澄之经过》）　　

李涛在和曹若山、王伯平谈过之后，第二天一家人就到芙蓉巷十三号登门“拜访”蒋光野和丁洁，“感谢”他们对老兄的照顾。不用说，蒋光野在第一时间就报告了郭同震。郭同震也在第一时间就赶到，还带来李澄之、何继会和当初指认李澄之的那个陈某。陈某还牵了一条宠物狗。　　

郭同震终于见到了李涛，他们谈话都不触及热点，气氛非常和谐。李涛和郭同震谈话时，李澄之自始至终不发一言。中午在蒋家吃了一顿也还丰盛的饭。饭后，李澄之睡午觉。下午，李澄之要游泳。郭同震一伙和李涛就陪同去珍珠泉游泳。晚上，武山要见李涛，郭同震一伙又带李澄之、李涛去宪兵队本部武山家。见了武山，李涛把从曹若山那里听来的一些什么“有学识有风格的宪兵” 等赞美的话，又添枝加叶从他的嘴里说出来，使武山听了极其高兴，气氛极其和谐。趁机，李涛就向武山进攻，说他在南开大学学经济的，志愿是做买卖开工厂制造农业机械，“一直就是想使武山班长帮我完成这个计划。”武山听了怪高兴地，就问李澄之：“你呢？”李澄之回答：“我不是也在这里了吗？”武山也夸赞李涛，又问李澄之，李回答：“他是他，我是我。”从上午到晚上，一天李澄之就说这两句话。不一会，李澄之借口“拉稀”，迳自走了。剩下的人再也无话可谈，就散了。李涛和武山第一次较量，就这样轻松度过。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郭同震对李涛和他们见面，产生了幻想，认为李涛是向他们投靠了，就进一步笼络李涛。他到过般若庵李住的简陋房子，因此在这方面做文章。他对李涛说：“你那房太远，有个好房你住吧。不花钱！”第二天郭同震就带着李涛去高祥后街五号看房。“你看，两袋洋面还摆在椅子上，蚊帐、被褥、衣物、用具全有。”郭同震指给李涛看。原来，这房是武山、郭同震利用辛树声从根据地骗来干部住的。屋里那些粮食衣物等，是第三次被骗来的干部逃跑时撂下的。李涛看了，说般若庵的“房子已交了房钱，住满了再说”，推脱掉。　　

星期天，李涛去参加了王伯平的宴会。“鲁仁公馆”的木村、川村、松村、内海、柳原等参加了，李涛和木村义明见了面。王伯平介绍说：“李澄之的弟弟。”李澄之立即成热门的话题。参加宴会的都知道李澄之坚决不松动的情况。木村虽然获得批准由他掌握李澄之，但是如何掌握，如何利用，仍然没数。李涛的出现，使木村喜出望外。宴会上，木村除赞扬李澄之正气外，主要是了解李涛的情况。　　

第二天，木村就派川村与志雄带李涛去宪兵队请李澄之吃饭，还约上武山、郭同震、何继会。　　

席间，木村问李澄之对“汪（精卫）日新关系”看法如何？李澄之说：“席上地下，我绝不认为汪能独立自主。”除此，就骂汉奸腐败。又说：“我虽批它腐败，可是认定它只能是腐败，谁也不会使它改好。我更不认为我有办法会使它改好。”木村听了，很遗憾地说：“我今天有好些话不能明讲。我的心好像藏上些沙土，不能擦亮来说清。”李澄之说：“我今天说的都是心里的话。我向来都是擦得明镜样说话的。”两人谈得不投机，这顿饭不欢而散。　　

晚上，川村与志雄请李澄之和李涛兄弟二人在西市区他的新家吃饭。在川村和老婆、小姨子忙活做饭时，李涛趁空把鲁南的情况，分局、“抗协”派他到济南营救的情况，朱瑞的情况以及陈沂让他和马楠接头而暴露的情况对李澄之讲了。吃完玩完，川村让李澄之、李涛回去。李涛问川村：“你不送我们吗？”川村说：“李亦豪你什么脑袋？”这样，李澄之第一次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和李涛两人回家。路上，李涛又跟李澄之谈了他计划将来由“泰莱特区”出走的计划。　　

六、“中国青年协会”的成立　　

李涛和木村义明见面以后，情况起了急剧的变化！　　

一是木村义明方面。木村原来是想依靠朱经古、王伯平组织北平“中国革新同志会”那样的组织开展“革新运动”，但朱、王组织不起来，成效不大。现在李涛出现了，他跟木村想要掌握的李澄之的关系比朱经古、王伯平亲密得多，直接得多。木村找到了比朱、王“政略企图”高得“无与伦比”的对象，决定抛弃朱、王而抓李涛，想通过李涛来控制掌握李澄之。因此，“逼着”李涛代表李澄之出面来组织那个朱、王还没能成立的组织。　　

另一是李涛方面。李涛在了解了敌人内部“主和”和“主战”两派的矛盾之后，以他做地下工作的政治锐敏性，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难得的绝好的可以利用的矛盾；木村让他成立一个组织，不仅可以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深入敌人内部，得到更多更高级的情报，对营救李澄之的任务也更有利。所以，李涛也想借此做更多更重要的工作。那时，李澄之、马楠也都认为可以利用这个组织做些工作。　　

当时李涛那里没有人，没有条件和组织上联系，无法请示组织，也无法听取组织上的意见。（6月19日李涛给杨希文的信，也迟迟未见回音。）但是，李涛认为机会不可失。所以，当木村正式向他提出的时候，他就来了个“先斩后奏”，同意了。　　

木村给这个组织起名叫什么“革新同志会”，李涛不同意，就自己提出叫“中国青年协会”。　　

孟昭成在《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斗争》中有一段记述：　　

“一天，我去‘颐恕里’，只有李澄之在屋，他说：‘我的弟弟（李　　

亦豪）从山东分局来，他会知道去根据地的路线，你快找他。’随即写了一个字条：‘孟君要回家，请帮助他。’并告我联系地址。　　

我心情振奋，未及细问。因怕特务们临时外出，即将回来，就急忙走了。　　

在东关僻巷的一个小院里，我找到李住的简陋的小屋。　　

李亦豪竟说：他携妻带子从西安来山东，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知澄之被俘，要求至济南营救，被敌发现，只得以探兄为名，向同乡、伪市社会局长王伯平求援。王和日军参谋部下的谋略机关‘鲁仁公馆’的‘嘱托’木村义雄（明）接洽，抵制日本宪兵队。军方有人筹建一个‘中国青年协会’，以‘温和’、‘自由’和强调‘中日合作、改善关系，革新政治’的面目出现。实则带有麻痹民族意识，缓和民族矛盾的作用。而日寇内部、军宪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矛盾，所以可以利用这个组织进行革命活动。　　

我注意他对敌内部矛盾的认识；而不欣赏他高谈阔论的轻浮。否则怎么刚来济南就被敌人揪住？　　

他又提出，来时路经临沂，却不安全。敌人可能让他搞‘青协’，要我先来这里，然后利用‘合法’掩护去根据地......　　

我答：我找他的目的是去根据地，如暂不可能，我要和李澄之另作研究。　　

我和李澄之在厕所交换短笺以及找机会进行片语只字的交谈中，他指出：李亦豪自作聪明，未可全信。‘青协’组织是反动的，体现着敌‘政治亡华’和‘军事亡华’两种路线的矛盾，可利用。希望我不仅自己、还要带领尽量多的青年朋友打入‘青协’。　　

当时，我心理别扭过，认为这背离初衷，名不正、言不顺。找党革命困难，也不必借反革命组织找出路。　　

李澄之却提出：这也是革命需要，我们不打进去占地盘，国民党、托派都会打进去占地盘！革命并不那么单纯，有时要作各种牺牲，作各种我们本来不愿作的事......”　　

1942年8月1日，在朝阳街21号，“中国青年协会”挂牌了，李涛为总干事，注明为“李澄之代表”。因为在朝阳街，又称“朝阳公馆”，归军部“鲁仁公馆”管辖，每月5000伪钞经费。木村派川村与志雄为联络员。第一批参加“青协”的，就是马楠和李澄之 “商量研究，认为……可以打入”的孟昭成（孟蒙）和孟发展的王振国等几个青年。（引文见马楠1980年1月2日写的《证言材料》）　　

七、在夹缝中斗争，在针尖上跳舞　　

 “中国青年协会”（“青协”）的成立，首先惹怒了伪社会局长王伯平，李涛从木村那里枪走了他的“金饭碗”。原来王伯平打算由他和朱经古两人当会长，由他手下的干将、伪社会局教育股股长李器之来控制“青协”。李器之原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的人，从“重庆中训理”受训回来，知道王伯平干了汉奸，就投靠了王。他这个目的没达到，就想方设法破坏李涛。一天，川村对李涛讲：“王伯平（和李器之）两个昨晚去找我说：‘李亦豪是八路，你光支持他，会叫八路利用了！’”　　

其次，也惹怒了日军宪兵队的武山一伙。因为，宪兵队对李澄之、李涛都没有管制权了。所以，也找岔子整治李涛。　　

机会来了。8月4日下午，“青协”成立刚4天，武山、郭同震、王铁民、何继会四人来到“青协”，说是祝贺李涛当了“朝阳公馆主任”，同时祝贺武山因5万人大“扫荡”发现了“八路省长李澄之”，荣立第一功，由军曹升为准尉。约请李涛第二天晚上一起吃饭。李涛如期践约，但饭没吃成，却演了一出《鸿门宴》，成了武山、郭同震开他的审判会。武山拿出一封以李涛叔叔李叔九名义写的信。信是用毛笔写的，只有三行字。内容是：“不叫你买那个货，你非买，结果赔帐了吧！至于把货从泰安运出来，更得要小心。”郭同震说信不是李涛叔叔写的，要李涛交出党派遣的全部关系。原来这封信是杨希文接到李涛6月19日让赵燕芬捎去的那封信以后，来的回信。这封信被宪兵队从邮检所扣押了。李涛不承认，进行辩护。郭同震就再三逼问，甚至恐吓劝诱。李涛对郭同震说：“老郭，咱们都是演戏的，你们非逼我演戏不行吗？”李涛坐在地上又用头撞墙寻死，说：“你们不信我，没法子，只有碰死！”最后李涛大碰大闹。武山没办法，给光脚的李涛带上手铐，拖着过了马路到他的办公室，从立橱里拿出手枪逼问李涛：“你不交代、不实说，就枪毙你！”李涛趁机凑到武山身边，讥讽他：“闻名你是有风度的宪兵，结果你竟然使出这种手段对付我，你失败啦！你失败啦！”这时，郭同震装好人把李涛拉开，说：“老李别急火，你不谈要害，这是没办法啊！”武山又怒吼，郭同震又劝说，一直闹腾到半夜两点多，把李涛押送到宪兵队地下室木笼里。6日上午，李涛又被押回办公室。木村和宪兵队中队长宫下章一，还有武山都在。木村来领李涛了。最后，武山用车把李涛送到山水沟，李涛回了家。经过这一闹，惊动了木村。川村为了安抚“青协”的人，说：“军部已经打电话告诉宪兵队，李亦豪的工作，以后不要破坏。”　　

李涛经过这次和武山、郭同震较量，从他自己身上体验到日军“主和派”（军部“鲁仁公馆”一方）和“主战派”（宪兵队一方）的矛盾，“主和派”保护他，“主战派”要消灭他；另外，李涛也看到木村相信他，宪兵队武山他们已经无法控制他了。　　

木村义明是属于日本“主和派”、“革新派”。“革新派”的姿态是“进步开明”、“理解爱国”、“革新政权”，提高汉奸政权的效力。“主和派”走“政治亡华”的道路，和“主战派”不同，“主战派”是走“军事亡华”的路。木村是日军北支总参谋部第二课（谋略课）派驻山东仁部队第十二集团军军部的“对共调查工作班”（对外称“鲁仁公馆”）班长。他走“第三条路”，对李澄之的“抗协”很感兴趣，认为是“理想的第三路线中间力量。”他曾流露，一旦“主和派”成功，李澄之是“最理想的省长”。言外之意，一旦李澄之成了“最理想的省长”，木村岂不就是“太上皇”了吗？他们打着“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的旗号，除派川村与志雄为“中国青年协会”的联络员外，从不过问“青协”的事务。李涛在起草“中国青年协会”成立宣言时，其中写“这是日本朋友帮助下成立的”，送给木村看。过了三天，川村把稿退回来，说：“李亦豪，你的汉奸脑袋一样的啦！‘爱国自救’是你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怎么还叫日本人帮助呢？”这使李涛又进一步摸了木村的底。此后，李涛更放手地利用敌人这些矛盾按他自己的意图开展工作。　　

首先，李涛要建一个青年革命的班底。他把在西安演戏时认识的山东老乡  郝毅（刘兆兴、刘岩，回族）找来任社会部长，管理“青年剧社”；以孟昭成（孟蒙）为中心吸引赵乙民、王振国等一些抗日进步青年；还有看了“青协”《成立宣言》自己投奔来的王建（掖县人）、邹乃明（邹子昭）和孙淑贞（北京崇贞女中学生）以及邹维熙、白穆等等进步青年。邹乃明、孙淑贞是从北京投奔来的，以后到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李涛之所以要成立“中国青年协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营救李澄之。当时，李澄之、马楠都还由宪兵队武山、郭同震看管，行动很不自由。李涛就向木村提出，要求把李澄之从宪兵队要出来，搬到“青协”来住。木村同意了。木村要李澄之，武山不敢阻拦，因为木村有权处置共产党的大俘虏。武山不仅不敢阻拦，8月底，李澄之离开时，宪兵队还为他举行“欢送会”。李澄之搬到朝阳街21号“青协”居住后，完全脱离了宪兵队的管制，可以在城里城外自由走动了。这是李涛斗争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为以后营救李澄之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这时候，马楠虽然仍由宪兵队武山、郭同震看管，但她找条件借口几乎天天到“青协”找李澄之，午饭也在“青协”吃。这样，就便于李澄之、马楠和李涛共同研究一些问题。　　

这时，“鲁仁公馆”在泰安按“北原谋略”办的伪“泰莱实验特区”的办公大楼建成，负责人川村让“青剧”去范家镇作首次演出，李涛夫妇都去参加演出。演出的节目中有些就是把抗战歌曲如《打回老家去》、《打鬼子去》歌词中的“日寇”改为“坏蛋”，把“汉奸”改为“流氓”公开演唱，受到群众热烈欢迎，甚至川村和桥本这些宪兵队的人员听得也哈哈大笑。　　

9月，“青协”成立一个月后，李澄之、李涛、马楠他们研究决定派孟昭成去根据地向分局汇报在济南的情况。李澄之要李涛一定取得敌人的“护照”，保证孟昭成安全通过敌人据点。为派孟昭成去根据地的事，李涛向木村、川村提出来，他们不是对“抗协”很感兴趣吗？不是要和“抗协”沟通吗？那么叫孟昭成去根据地“告诉李桑的朋友都放心吧？！”这个理由正适合木村“革新派”的胃口，他们立即同意。“护照”的问题也顺利得到解决。孟昭成拿到“用美浓纸复写的在敌‘鲁仁公馆’创办的伪‘泰莱实验区’‘执行特殊任务’的‘护照’，下有‘川村与志雄’署名，‘鲁仁公馆’的钤印”。（引文见孟蒙稿）　　

9月中旬（农历中秋节前后）孟昭成带了马楠给泰山区负责人刘莱夫、封振武和朱瑞的信离开济南。“那都是只写了‘回家探望’一两句话的小纸条。”李涛没有写什么信，只希望“向党说明他来济后的经历，表白他发展‘青协’、利用‘青协’，要为革命工作。”孟昭成“乘火车至泰安，转乘汽车至范镇——伪泰莱实验区政委会驻地。”找到李涛为他联系的伪政委会官员，“设法送他去根据地。他先后到山纵四旅十二团团部、四旅旅部，受到“团政治委员胡寅同志、旅政治委员汪洋和泰山区专员赵笃生等同志的热情接待”。后随部队经鲁中区，半个月后到滨海区曲流河村，找到山东分局，见到了陈沂和王见新同志，向他们做了汇报。　　

三天后，陈沂、王见新和孟昭成谈话，“赞扬了”他的“革命精神”，交给他回济南“完成三项任务：以营救李澄之、马楠为主；团结争取敌区知识青年参加革命；对敌调查研究。”说这是经过分局研究的。另外，让他带口信给李涛：“‘青协’反动，他要办什么事由他自己办。”让李涛自己回去谈。　　

孟昭成原来想留在根据地参加革命，不想回济南。最后经过做工作，他还是服从党的决定，回济南。他带回一些给他的根据地出版的公开书刊、文件，作为“情报资料”交给敌人，惑敌取信。　　

（以上内容据孟蒙稿）　　

“青协”只有青年还不行，得有革命骨干领导。李涛、李澄之和马楠就研究从敌“救国训练所”要俘虏。李涛向木村、川村提出这个要求以后，他们很同意，就给所长樱井荣章（和尚）打电话，告诉他“李涛去要人，要谁给谁，要多少给多少”。木村这个决定，不但方便了李涛，樱井荣章也很高兴，欢迎李涛多要，因为这表明他的训练“改造”有成绩，他可以向上面邀功。由此，李涛得到去训练所要人的权利。　　

李涛去“训练所”要战俘，有一个他自己的“标准”，专挑那些斗争坚决的，不愿意出来的；那些“奴颜婢膝”的他偏不要。马楠听丁洁说“救国训练所”女俘梁克、吴茵（胡山、宁世）对敌斗争很坚决，表现很好，就让李涛去把她们要出来，放到“青协”里面。梁克是“抗大”一分校的教员，吴茵擅长歌唱。在“青协”，梁克就向青年男女宣传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英勇事迹，吴茵就教青年唱《延安颂》、《在太行山上》等革命歌曲，吸引教育了大批青年。　　

10月，重阳节前，孟昭成回到济南。当天下午，在孟的家中“向李、马传达了党的指示。”随后，孟昭成又去了“青协”，向李涛转告陈沂、王见新的口信，并把一部分书刊给了他。然后，李涛就去向木村、川村报告：孟昭成这次去根据地虽然没和“抗协”达成“沟通协议”，但有了“接触”。另外，他又 “极力夸张”孟昭成“搞到别人不能搞到的‘情报资料’的成果” 。木村、川村听了皆大欢喜。这时，李涛趁机又向他们提出自己要亲自回根据地一趟继续和“抗协”沟通的要求。木村、川村都同意。　　

此时，李涛为便于和根据地联系，选择在伪“泰莱实验特区”范家镇建立“青协”泰莱支部，就派孟昭成去负责。而孟昭成也“想趁此前去掌握这个阵地”，“尽早和泰山地委接上关系，并使范镇成为城市不可能有的地下兵站。”以孟为首“成立了三人班子。其中有王振国、安全身。”这是他和“李、马慎重研究确定的。”（引文见李涛《营救李澄之经过》、孟蒙《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斗争》）　　

八、再去分局，再见朱瑞，四次谈话，全力支援　　

九九重阳节（10月18日），“青协”在千佛山组织了一次“登高游艺会”，四五十青年男女和一些教师参加。游艺会上放声齐唱抗日革命歌曲，群情愤激！这是抗战五年来，济南上空第一次响荡着抗日的声浪！歌声激励了沦陷区受压迫的中国民众，把郁结在胸中的怒气尽情的倾泻！这是中国人对残暴敌人的愤怒声讨！　　

过了重阳节，李涛去根据地。李涛这一次去分局，和前一次去分局的阵式截然不同。这一次，李涛向木村提出之后，得到木村的完全同意，而且派川村全程护送到临沂。走之前，李涛买了一些根据地难买的“礼物”——一打高级自来水笔和一批日文报刊资料。最重要的是让川村买了一方只有使用军用证才能买到的电台用的大电池。这是李涛上一次去根据地时，梁竹航让他买的。　　

10月20日，李涛和川村乘火车先去兖州。开车后，孟昭毅突然来了，要跟李涛一起去。李涛认为是李澄之、马楠派他来的，也就同意了。川村不知怎么回事，也没干预。在临沂，住日本旅馆，川村在一本封面是牡丹花的日文刊物上题词赠送给“朝鲜解放同盟”，写的是“祝你们像此花样开放”。　　

第二天，李涛和孟昭毅，沿相公庄、板泉崖去夏庄。途经韩庄时，遇到我方部队。李涛让战士去报告，说：“济南的李涛来啦。”出来接他的竟是萧华同志。李涛对他说带来一些日文资料，萧华同志就带他到另一间屋里去，介绍他和日本解放联盟山东支部会长大西正和朝鲜独立联盟主任李明等等一些人认识，让他向他们介绍情况。李涛把川村题词的刊物给他们，他们都知道川村，还说川村比较灵活。吃晚饭的时候，李涛又见到了陈光、郑文卿等领导人。饭后，李涛又专门向情报科科长郑文卿介绍了一些敌情。黄昏的时候，萧华同志派人把李涛、孟昭毅送到驻扎在界墙村的山东分局。　　

在村里一条河的北岸上一座瓦房的堂屋里，李涛见到朱瑞同志。在座的还有陈沂、牟宜之、谷牧（做记录），还有一位鲁西北来的客人张政委。这一次见朱瑞同志，李涛汇报了组织“中国青年协会”的情况、详细介绍了日本“主战派”和“主和派”的矛盾，“主和派”、“军部革新派”的政治谋略等等重要内幕情况。陈沂同志听了以后，就说：“我看这些玩艺更是坏蛋！”朱瑞同志却说：“不！有矛盾，有空隙，这些侵略方法、方式上的空隙应该主动利用！”原来坐在那里的张政委听了，高兴地站起来说：“李涛，你这叫针尖上跳舞！用显微镜看，小小针尖上还是有山有水，大有回旋余地呀！”大家发言很热烈。朱瑞又对李涛说：“李涛，根据现在相持阶段，要转入反攻，你还能做一年到一年半的工作。”李涛就问能不能把他老母亲接到济南去？李涛把李澄之从宪兵队要到“青协”后，无人照顾他，想把老母搬到济南照顾他。但李澄之不同意，说：“不要来！这是我们唯一留在解放区的根。”所以这次李涛想试探朱瑞的态度。朱瑞说：“可以去，不过反攻前都要撤出，免得敌人虐杀俘虏。”李涛说：“澄之可不主张她去。”朱瑞说：“那你们看着办。”这一次还谈了其他一些问题，一直谈到半夜，还没谈完。　　

第二天早上，朱瑞又叫李涛去他住的地方谈。谈在沂水城外设“特区”的问题。这是李涛来的时候，木村交给他的一个任务。这样的灰色特区，过去曾在平邑县仲村设过，结果他们欢迎八路，不欢迎日本人，被日军“扫”掉了。李涛提出在李家庄设立中立据点，因为那里是苍山到滨海的空白区，设“中立站”我方很需要。　　

下午，李涛和朱瑞谈“鲁仁公馆”水源清的问题。据说，水源清是朝鲜共产党党员、抗战后被征来山东“鲁仁公馆”，后被派到鲁中搞“对共工作区”。因为他给我们送一些情报，掩护和营救了一些我方被俘人员（朱瑞夫人陈若克牺牲后，就是他把尸体偷送给我们），有人检举他“通共”，他就投诚八路了。水源清投八路后，木村义明不敢向上级报告，每月还给他领工资存在那里。李涛对水源清很感兴趣，想把他要出来，代替川村当“青协”的联络员。朱瑞说水源清归黎玉同志管，让李涛去找黎玉同志。当即派人陪他骑马去找。走了80里路，在十字路柳林湾河北找找到山纵，黎玉同志正往沂河行军。他们在墙根说了几句话，主要是问候李澄之，根本没时间谈水源清的事。李涛把大电池交给黎玉同志就分手了。李涛连夜赶回分局，只见了谷牧同志。　　

第三天，李涛去蛟龙湾，看望独居的老母，谈了老兄的情况及自己一家的情况，没敢提让她去济南的事。然后紧忙回分局。午饭后，朱瑞又叫李涛去见了一面，陈沂、谷牧都在。朱瑞让他告诉敌人：“在这儿打个伏击战怎么样？”这是李涛这一次来分局第四次受到朱瑞的接见。　　

李涛这一次来分局最大的贡献是，详细地把敌人内部“主和”“主战”的分歧矛盾和敌人“革新派”“政治亡华”的政治谋略做了详细的介绍，使分局领导更清楚地掌握了敌人内部的情况。分局领导最早接触“军部革新”情况，是1942年春北京“中国革新同志会”头子平等文成派一个姓李的来山东，由川村掩护从“泰莱特区”到分局见了朱瑞、陈沂同志谈的。不过谈得很肤浅。　　

李涛这次来分局，最大的收获是，分局对李涛组织“中国青年协会”的做法和想法完全认可和全力支持。这从1942年10月朱瑞给周恩来同志的电报中，可以充分看出。朱瑞同志在电报中说：“适当李涛来鲁机会（自大后方），利用李涛家嘱地位，派赴济南去用社会关系营救，被敌人发现。李涛又用一批日人属琯（即参议之类）以和平革新派面目出现。此种和平革新派一方面是日本侵略者强调从思想及政治和平调解，革新汉奸伪政权，以实现统治中国者。故每以中国事中国人办，共产党太左，国民党要不得。革新系建设东亚联盟，并常以社会主义及唯物论混淆青年，其思想体制为物心一元论，其最高领导为石原莞尔，实统治中国阴谋之更高阶段的发展，但在办法上与手段上实质与军人及宪兵特务有区别也有矛盾，可以有条件的利用，以组织中国青年协会。在北平为革新联合会。均为号召网罗李为总干事。等他（中国人）地位做日本军人的领导工作。我门的方针，也是张大网干大事，将计就计。一方面营救被俘同志，但主要还是深入敌人内部，进行情报工作，尤其所谓‘物心一元’思想体系及其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灭亡中国的办法。（以后将调查材料收齐，专门报告你们）×××颇得本军部的信任，经过活动周旋，已将澄之由宪兵内移到中国青年协会，行动已可自由，且有把握可以出来，但为了使李的工作，能再继续下去，我们告他非在万不得已时，暂勿出逃。”这里，朱瑞同志认为“革新派”的思想体制“实统治中国阴谋之更高阶段的发展，但在办法上与手段上实质与军人及宪兵特务有区别也有矛盾，可以有条件的利用”，所以要组织“中国青年协会”。同时，朱瑞同志明确地提出：“我们的方针，也是张大网干大事，将计就计。一方面营救被俘同志，但主要还是深入敌人内部，进行情报工作，尤其所谓‘物心一元’思想体系及其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灭亡中国的办法。”朱瑞这里提出了“利用反利用”的方针。朱瑞同志在电报中还明确地提出“为了使李（李涛、李澄之）的工作，能再继续下去，”甚至在李涛“经过活动周旋，已将澄之由宪兵内移到中国青年协会，行动已可自由，且有把握可以出来，但为了使李的工作，能再继续下去。我们告他非在万不得已时，暂勿出逃。”这充分说明分局对李涛成立“中国青年协会”的工作是全力支持的。也就是说，李涛虽然事前未能经过请示批准，但事后来分局汇报，分局已经完全认可了，对李涛并没有一点批评的意思。　　

九、大营救、大发展、大投奔　　

李涛从分局回到济南以后，因为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完全认可他组织“中国青年协会”的做法，并且全力给予支持，为了让他的“工作能再继续下去”，甚至连本来要“利用一切方法与斗争”营救出去的李澄之都可以留在济南，“非在万不得已时，暂勿出逃。”这充分说明分局对李涛是完全信任和全力支持的。所以他大胆放手地利用“青协”这个“合法”的组织，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做了许多一般人做不到的有声有色的事情：　　

第一：大营救　　

1942年9月中旬，“青协”刚成立不久，李涛就决定“必须提要些‘中共俘虏’来领导教育这些青年”，（引文见李涛：《营救李澄之经过》）他和李澄之、马楠共同研究以后，从日军“救国训练所”把“抗大”一分校的梁克和战工会教育处的宁世（吴茵、胡山）一块要到“青协”。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梁克和宁世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梁克用根据地抗日革命的事迹、宁世用《延安颂》、《在太行山上》、《游击队员》、《沂蒙山区好地方》等革命歌曲吸引影响教育了几十个青年男女。启发了他们参加革命的激情！　　

这次，除要出梁克、宁世外，李涛还要出路正和鲁西的吴文化等人。　　

1943年日军春季“扫荡”中，原“抗协”泰山区三个主要负责人丘华南、卢进增、孟子仁被俘，押在日军“救国训练所”。他们主动向樱井荣章报了“李亦豪”这个名字。樱井打电话跟木村报告了，然后就叫他们到“朝阳公馆”找李亦豪。李涛根本不用去要就送上门了。第三天，丘华南三人拿了李涛盖了公章的“朝阳公馆”的名片，各自回根据地了。木村连见也没见到。孟子仁从泰安城里经过的时候，被认识他的泰安地方的特务捕押到宪兵队。孟子仁捎信到济南，让李澄之设法救他。李涛就找木村联系，木村给泰安宪兵队的宫下打电话叫放人。可是过了快一个月，孟子仁还没出来。家属就找李澄之，李澄之向“鲁仁公馆”发几次脾气。后来了解一下，原来是孟子仁在宪兵队跪老虎凳，把膝盖跪烂了，宪兵队不敢释放。又“紧催”宫下，终于释放了。“鲁仁”的人说：“李先生不爱说话，可脾气很大。”　　

1943年2月13日，李澄之接到日军“救国训练所”传出来姚伯林（山东军区侦察科科长）、李绍钊、黄以奇（？）的信，说他们被俘了，让营救。李澄之就让李涛去。李涛去了就把他门领出来，放到“青协”后院东屋做客。李涛去向木村、川村报告，说姚是“重要客人”，应该送回去。过了几天，“泰莱实验区”的桥本开车来把他接走。李澄之、李涛、川村都到车门前送行。　　

红军团级干部钟瑞（刘振山）被俘，不服管，“训练所”管不了他。李涛去要几次，他都不出来。后来要出来了，给他买的新棉衣、新被褥，他不要不穿；给他办“青协”工作员证，他也不办。有一次晚间出去，在普利门和伪警打了起来，因为伪警人多，他吃了亏。过了不久，孟昭成就用存留的川村署名的“护照”，稍加改饰，交给钟瑞乘火车经陇海路阿湖站回了根据地。和钟瑞一起走的还有李绍钊和黄以奇（？）两个人。后来被孟昭成单独送回根据地还有“抗大”的军医唐璜（唐克强）。　　

就这样，李涛利用“青协“的名义，从日军“救国训练所”先后营救出30余名我被俘人员，并使他们安全返回根据地。　　

李涛和日军宪兵队武山、郭同震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李涛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敌人的矛盾，千方百计营救被俘被捕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员；而武山、郭同震他们却是绞尽脑汁专门抓捕共产党人、专门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仅只是在1942至1944年期间，被他们彻底破坏的我地下组织和被他们逮捕的人就有：　　

①中共济南工委：1942年1月7日晚，武山英一带宪兵队特务逮捕了中共济南工委书记辛树声。辛树声在武山等威胁诱迫下，完全招供，并把济南工委组织全部成员名单交出来。武山又利用辛树声“放长线，钓大鱼”，诱骗分局城工部继续往济南派干部。来一个，宪兵队逮一个，先后逮了三次。5月，武山又带辛树声去青岛逮捕了辛供出来的党员刘瑞庆。11月21日，宪兵队来了一次大逮捕，把济南工委一网打尽，共逮捕90余人，其中18人被杀害、9人被判刑，济南工委遭到彻底破坏。　　

②冀鲁边二军分区、二地委济南情报站：1942年秋，济南宪兵队派特务寺田指示特务魏庆宇（魏振甲）、管启新混入冀鲁边二军分区驻地济阳，骗取军分区领导信任，1943年2月在济南建立二军分区济南情报站。情报站一直由魏庆宇等特务控制。4月，魏庆宇等先腐蚀站长孙子贤，使其堕落叛变；5月，又将新派来的站长薛寒衫暗害。9月，情报站改归冀鲁边二地委，由德县县长张硕进入济南市内领导。1944年8月，宪兵队逮捕了情报站张硕等30余人，同时牵连禹城县地下党组织10余人被捕。至此，二地委济南情报站惨遭破坏。　　

③鲁中区工作人员单景春：1942年4月，我鲁中区工作人员单景春在济南采购军用物资的时候，被郭同震、王禾逮捕，并在郭、王的利诱劝说下叛变投敌；　　

④分局城工部副部长王见新的父亲王者辅：1942年6月，武山、郭同震派人到分局城工部负责人王见新的家乡，把王见新的父亲王者辅诓骗到济南，威逼他写信把王见新骗到济南。遭到王者辅拒绝。　　

（以上内容据1991年4月出版的《中共济南党史大事记》）　　

第二、大发展　　

组织“中国青年剧社”、“青年歌咏队”、“青年口琴队”、“青年文艺研究会”等文化组织团结教育青年人。　　

① 中国青年剧社五六十人，演出的剧目有曹禺的《雷雨》、莫里哀的《悭吝人》、列·托尔斯泰的《欲魔》等等中外名剧，以及揭露国民党不抗日的反映蒋共顽三角斗争的《边城故事》，都堂而皇之公开演出了。此剧能够在日伪统治下的济南公开演出，连分局宣传部的陈沂都很惊怪！剧社的演出轰动济南城，效果极好！在日伪当局的“大东亚共荣圈”铺天盖地的喧嚣鼓噪中，这些剧目的演出，犹如注射一剂清新剂和振奋剂，使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沦陷区人民群众看到一线曙光，这是对日伪奴化教育、伪化宣传有力的反击！　　

② 青年歌咏队几十人，以职员为主。唱的是《延安颂》、《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南泥湾》、《打鬼子去》、《打回老家去》、《送夫当兵》等八路歌，把《黄河大合唱》中“抗日对唱”《黄花曲》稍改词语，成为歌剧表演，引起巨大反响。（见孟蒙：《清扫抗日战争中山东三大案的迷雾》）　　

③ 青年口琴队二十余人，吹的也是革命歌曲。　　

④ 青年文艺研究会在济南一中和正谊中字都设有分会，每周开座谈会。1943　　

年春，研究会的“正谊中学文艺社”因为大观电影院大胡子日本经理经常辱骂中国观众，作威作福欺压中国人，非常气愤，要跟他讲理。在李涛的支持下，一百余人整队到大观电影院，找那个日本经理讲理。在群众压力之下，那个大胡子日本经理承认错误，连声“道歉”，“保证改正”。学生们取得斗争的胜利，为中国人申张了正义。　　

⑤ 最具特色的“图书馆”。李涛把他和孟昭成从根据带回的解放区公开出版的共产党报刊、书籍，除了拿一小部分作为“情报资料”交给木村、川村“惑敌取信”外，绝大部分都放在他的寝室里，供青年男女阅读。李涛在这些书刊的封面盖上“对共研究资料·对外绝对保密”的印章，作为掩护。这个最有特色的“图书馆”是青年男女到“青协”最愿去的地方。“伪济南警察署文书王香生是常借户，终于被本署特务课（武山腿子）捕押四个月，刑罚得尿血。”（引文见李涛：《营救李澄之经过》）　　

⑥“共产主义讲座”由宁世主持，每星期日上午在李涛的寝室举办一次。李澄之根据从根据地带回的书刊报纸，向那些爱国的进步男女青年讲述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受到热烈欢迎。　　

⑦《中国青年》月刊。1943年5月，李涛又创办了《中国青年》月刊。他利用这刊物变着样地宣传共产党和根据地抗日的斗争。1943年6月，他去分局汇报李澄之去日本的情况时，组织上给他一些公开出版的书刊报纸中，有一本《山东文化》，其中刊载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李涛带回济南，立即在《中国青年》上把毛主席的讲话全文转载了，向沦陷区广大群众传播了毛主席的声音！李涛这个大胆无畏的做法，当时连李澄之都感到害怕。　　

第三、大投奔　　

济南一些爱国青年男女，在“青协”“天天唱八路歌，读八路书”， 在梁克、宁世的教育影响下，掀起了一股投奔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热潮，决心要到根据地去找八路军。　　

最早要投奔根据地的是于渤（于宝珍）、姚明（姚澍熙）、王洛（王春芳）、周帆（周特）、汪洪兰（汪柯）、訾佩铭和梁基（梁文贞）七个女学生。她们找了10月刚从根据地山东分局回到济南的孟昭成，让他送。她们认为孟昭成到过根据地，知道的多，很“了不起”。那时，孟昭成在“青协”泰莱支部，想通过“鲁仁公馆”在范家镇搞的“泰莱实验特区”送她们去根据地。但因他未能和泰山地委联系上而没走成。　　

1942年12月初，梁克在李涛安排下返回根据地。梁克在“青协”和李涛的关系不怎么协调。梁克主张发动青年到根据地去参加革命，李涛要把青年留在“青协”，在沦陷区干革命，因此二人有矛盾。10月，李涛去分局时曾问过朱瑞书记：“可以叫梁回来吧？”朱瑞同意。李涛回到济南后，就对木村说：“梁女子的丈夫在‘抗大’，（她）不安心工作，应该（让她）回去团聚。”就这么个理由，木村听了就找山田参谋开发通行证。然后，李涛又联系了日照的伪和平救国军团长陈成功（这是木村义明的关系，他开辟的一条通道），通过陈的防地送梁克回“抗大”。但是梁克不是一个人走的，她知道于渤她们第一次没走成，就告诉了于渤和王洛，让她们跟她一起走。于渤、王洛喜出望外，决定跟她走。不光她俩，又加上周帆，共三个人。梁克“怕她带的人多，有危险”，叫于渤提前先去潍县，约好12月8日从潍县再乘去青岛的火车，和梁克等在火车上聚齐，一起去青岛。于渤没去过潍县，就约了家是潍县的同学梁基（梁文贞）一起去，就住在梁基家中。8日，于渤乘火车去青岛，梁基也跟了去。在车上，她们找到梁克、王洛和周帆，一起去了青岛。但是，比原来又多了一个人——梁基。梁克一次就带走了4个。这是第一批由济南奔赴根据地参加革命的青年。（以上据于渤：《我参加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　　

梁克和第一批出走的四个人顺利到达了根据地，取得第一次胜利。梁克给李涛来信说，陈成功还“宴请”她们吃“炸对虾”。不过，过了几天，川村找李涛对他说：“木村说陈成功来电话，说‘不是梁女子一个人，是六七个女子的啦！’我说‘对呀！就是六七个女子，李亦豪给我报告过啦。’”川村这样大包大揽地承担下来，给李涛打了掩护，李涛连一句话也不用说，事情就这样轻松地了结了。木村、川村再也没提一个字。川村为什么这样做？很简单，如果川村要认真追查李涛的责任的话，首先要暴露他这个联络员“失职”，“监管不严”，对他自己不利。川村这样一口揽下来，主要是保护他自己，同时也掩护了李涛。原来，咱们的“国粹” “谩上不谩下”，在日本军部也很时兴吃得开。　　

1943年3月初，城工部副部长王见新找于渤谈话，说“根据需要有文化的学生参加革命工作”，让她“回（济南）去一次，把要出来的同学带出来” 。问她：“有困难吗？”于渤说她家离“青协”很近，有人知道她“出来过”，“会不会有问题”？王见新跟她说，他“和那边人有联系，他们主动讨好我们”，“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王见新还让于渤通过王洛的姐姐王卜和周帆的妹妹周雯了解济南的情况，还说：“这个工作就是革命工作了，是很有重要意义的，一定要做好。”这样，于渤接受了任务。城工部又安排于荣光跟于渤介绍一些做地下工作应注意的问题和知识。如：“不经常住一处，不让人摸着规律”；“被捕后如何保护同志，保护气节，宁死不叫革命工作受损失”等等。（以上内容见于渤：《我参加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　　

3月上旬，于渤和梁基离开根据地回济南，由于荣光护送一段。于、梁从高密上火车。到潍县，梁基下车回家。于渤直达济南。　　

回到济南以后，于渤在《我参加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一文中说：“回去后我不怕到‘青协’去，还以为有了解他们的任务。当然主要是和王卜、周雯联系，还有吴茵（宁世），叫她二姐。这时带多少人走，什么时候走，主动权就在我了。回去后的工作好做，愿意出来的同学很多。但要找可靠的，只要她不出卖我自己。但一些同学从没出过门，连火车也没坐过，都说愿意跟我走。可我一个人又能带多少呢？这事很为难。认为有男学生好办，他们可以自己走。”　　

4月，于渤通过王韦在正谊中学上学的表弟刘德跃，认识了一些正谊的学生。她先把刘德跃和一个姓白的女学生送走。这是第一批。　　

5月初，于渤又联系了王韦、艾森（周化赞、周培承）和正谊中学的李向民（霍连弟）、艾华（谢盛华）四个人，作为第二批。于渤本来安排他们不要一块乘火车，分两帮，都在高密站下车，聚齐后再乘汽车去莒县。可是，艾森和李向民到了高密没等艾华和王韦，先走了。不过，艾华和王韦后来也到了根据地。　　

艾森1921年生，抱者“科学救国”的理想，到济南洪家楼神学院学外语。他在《投奔革命洪流  抗大熔炉炼就》一文中说：“1937年日寇入侵济南后，到处实行血腥统治，使我们有正义感的知识青年想寻到条能拯救中国之路，以便不当亡国奴。”1942年12月，他认识了在“中国青年协会”的宁世。受宁世的影响，他参加了“青协”，同时也认识了李澄之和李涛。李涛安排他担任“青协”济南支部的组织股长。李涛对艾森说：“当前国难当头，应以抗日为重。知识青年应先在济南宣传抗日，照样能起到根据地所起不到的作用。再有机会去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战斗部队不迟。”12月8日梁克带于渤、王洛、周帆走的时候，本来说好艾森也去。可是父母不同意，他没有能走。“这次，于渤回济”，他“当即表示立即到根据地去。由于渤同志事先介绍了去根据地的路线与联络方式，我与正谊中学的李向民，谢盛华，省立女中的王韦第一批先离济。行走的路线，先乘火车到高密，然后乘汽车到莒县。我与李向民同志同行，小学教员装扮，一路上没引起日伪人员的注意。莒县有个于家庄，有个叫于维平的人，对外‘伪保长’身份，实际是我们的人员。把我们先后送到山东分局城市工作部驻地。”（以上引文均见艾森搞）　　

这一次又走了四个，作为第二批。　　

5月下旬，于渤亲自又带了七个青年去了根据地。他们是：姚明（姚澍熙）、戴昂歌、王露、马旋（呼红云）、宋克五个女学生；周秋平和于岱两个男学生。于岱是于渤的大弟弟，周秋平是于岱的同学。于渤这一次带这么多人出去，非常不容易，遭到一些难办的事。她在《我参加革命前后的一段经历》中说：“走前，我遇到一个大难题：当时正要召开济南市中学生运动会，马旋正上学，是选上的运动员，可会又不马上开。让她个人走又不行，她年龄小。等她开完（运动会）又怕碰上‘扫荡’联系不上。不等就怕牵连她家。我也没有人商量，最后想想还是领导交代的‘要快些回来，不能时间太长。’于是就决定先走了。这次走的一个同学宋克是我们的好友，但我不同意她出来。因为她没有了父母，同哥哥姐姐（寡妇）生活。家较富余，怕她不能吃苦。但我们平时关系好，不能不告诉她。于是同她说好不（让她）走。她说：‘去送送你们吧！’到车站之后，她怎么也不离开我们，什么也没带（上了车），背包里只有书。我们也舍不得离开她，就几个人凑钱给她买了车票带了出来。”这一次出来的七个学生，有些是偷跑出来，没跟家里讲，既没带东西，也没有钱。姚明就把自己的自行车卖了钱，分给大家买火车票。最后，顺利地回到分局城工部。于渤先后共发展了13个“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到根据地，胜利完成了组织交给她的“很有重要义意”的“革命工作”。　　

于渤的任务结束了。但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5月间，到根据地不久在城工部任科员的艾森接受了新任务，去青岛发展青年学生到根据地。艾森接任务后，回到敌占区青岛（父母在那里），发展了王廉谦、熊道宏、熊道昌、王梅、于志光、扬江和14岁的王忠民等7人。　　

6月、艾森又接受到济南发展青年的任务。这一次艾森又发展了王勇（王庸）、吕奇（吕方舟）、朱灿、徐光和刘达5个人。　　

也是在6月，城工部又派刚从济南到根据地1个多月的19岁的姚明，去敌占区北平发展青年到根据地去。姚明虽然在省会济南长大，却从未去过北平。让她一个人去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做青年工作，对她这个参加革命才1个多月、豪无敌占区地下工作经验的女孩子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但姚明有一颗忠于革命的火红的心，既然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不管有多困难也得坚决完成。这样，她独身一人离开根据地后从陇海路阿湖车站乘火车，千里迢迢毅然去了敌人的心脏北平。姚明去北平要联系的对象，是5月和她一起从济南去根据地的马旋（呼红云）几年前在聊城中学的同学，是马旋向组织上提供的一个线索。姚明就按照这一点线索，经过一番周折在北平崇慈女中高中二年级找到马旋的同学王佩义（孙冉）。通过王佩义联系上她姐姐王佩良（孙朴）；通过王佩良又联系上她的同学韩锦素（李枫）和潘贵荣（梁萍）。这些都是爱国青年，渴望抗日而找不到门路，特别是她们都很仰慕共产党、八路军，一直想去延安。这次姚明跟她们一介绍山东的根据地，她们立即欣然同意来山东。姚明“一次就带回4个革命的新生力量。”事过40多年，姚明在题为《在阿湖车站》的文章中，谈当年她带着4个北京姑娘穿过敌占区的阿湖车站回根据地的情况，现在转载如下，让我们共同体验一下那“惊险的一幕”：　　

“阿湖车站惊险的一幕，我终生难忘。事情已过去40多年了，当一想到这一幕，似乎在我身后还跟着6个伪军——穿着绿色军装、扛着大枪、拖着沉重的皮鞋的伪军，紧紧跟在我的身后。出了车站，我快步走，他们也快步走；我放慢脚步，他们也放慢脚步。这很明显是紧紧地盯上了我。我心里着急，手里捏了一把汗，头上也直冒汗。　　

 阿湖站，是陇海路上一个很小的车站。在这个小车站，突然冒出来5个20岁上下的女学生，有人还操着一口北京话，由于行囊多，还雇了一辆小车推着，自然是很引人注意的。不要说敌人，连老百姓也都侧目注视。　　

那是1943年夏天，山东分局城工部派我到北京动员知识青年到抗日根据地工作。北京这个古老的文化古都，对我来说，既陌生又向往。我依靠了同学的关系，紧张地工作了1个月，终于动员了4名高中毕业的女同学，跟我一起到根据地去。阿湖车站，是我回根据地的必经之路，那里有送我们去根据地的交通。　　

在伪军尾随的情况下，我们心里虽然非常紧张，但仍然沉着地走了好几里路，终于到了接头的村庄。我们进村，伪军也进村；我们找村长，伪军也找村长。在村长的办公室里他们开始盘问：　　

 “你们来干什么？找谁？”　　

 “找舅舅。”我们中的一个以事先安排好的话回答。　　

“没听说村长在外边有上学的外甥女呀！”我们装做没听见，不理睬他们。　　

双方在沉默着。　　

我这个带队的，一方面担心他们缠着不放，继续盘问会露出破绽；另一方面也担心原来的那位村长是不是有变化，这条线的地下交通会不会出事？心焦如焚，七上八下。在等村长的那段时间，真是一分一秒都感到很长很长。　　

“村长出门了，不在家。”一个孩子跑来告诉我们。我们只得沉住气，等吧。　　

那6个伪军等了一阵，我们也不搭理他们。大概他们感到无聊，就无精打采地离开了。　　

伪军一走，我们立即感到轻松了，这时村长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原来他知道了有伪军跟踪我们，故意撒谎说他出门了，避免和伪军见面。我们接上头，村长立即把我们带到一个隐蔽的地方休息、吃饭。天黑了，他派人往根据地送我们。就这样，一个村一个村、一站一站地往里送，一直把我们安全地送到了山东军区……”（见姚明：《漫游人生》第71-72页）　　

孙朴等人到山东根据地以后，他们又从北平、天津发展了曹凌、刘枫、梁泉、冉诚、李玉章等5人来山东。　　

7月中旬，孟昭成通过伪“泰莱实验特区”范家镇的秘密交通道，把周恒（赵乙民、赵文翰）、王卜（王秋芳）、安琪（王芝生）、薛石（张翠环）等4人送到泰山地委。　　

在这几十个革命青年到了根据地之后，经过短期学习，有些又被派回沦陷区继续发动，先后又发展了40多人，投奔了根据地参加革命。　　

这些青年学生投奔根据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都是经过这样那样的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才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们也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追求、下定决心、义无返顾地奔向革命的。如：　　

于渤，父亲1938年已‘病故’，家中只有母亲郭惠兰、她和三个上小学的弟弟相依为命，生活相当困难。当她母亲知道她要去根据地参加革命，说什么也不同意，说：“你走了，我就没法活了。”于渤没办法，就找梁克去做她母亲的工作。梁克就跟她母亲讲有国才能有家，没有国就没有家的道理；讲八路军的战士也都有父母有家，都是为抗日离别父母、离别家乡；梁克还用于渤家的具体事例来说服，讲于渤的父亲日本占领济南后就失业，得病没钱治，最后病死；讲于渤母亲出去买粮挨过日本人皮鞭抽打；讲她的小儿子被抓去修飞机场等等苦难的事，启发于渤的母亲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最后，母亲思想通了，才同意于渤去根据地。　　

姚明1985年在《路是这样开始的》一文中说：　　

“那是四十多年（1943年）前的一个春天，我还是一个高中女学生，偷偷地离开学校，离开家乡，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奔向一心向往的解放区。　　

我生平第一次乘上火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钻来钻去，心理惴惴不安，担心家里人发现了我拉我回家去；更怕鬼子发现我，把我捉进监牢。当火车飞驰起来，把我的家远远抛在后边，我心里又是想家又是忧虑；也许我将永远见不到爸爸、多病的妈妈、幼小的弟弟妹妹了，也许敌人会把他们逮捕起来，他们将面临什么样的遭遇？我的鼻子在发酸，眼睛湿润了。”　　

王洛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区城市青年学生是有爱国思想传统的。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爆发，只见国民党撤兵南退，大片国土沦陷。济南被日军占领后，不少高小、初中、高中学生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不甘心做亡国奴，不愿在日本统治下的学校读书，而到教会学校真光中学（内设附小）、懿范女中上学。　　

    特别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学校也被日本帝国主义封闭，更加激发了这些青年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有的无奈转入省、市立中学。　　

    不少青年学生寻找抗日的地方。　　

1942年夏秋之间，我和姐姐（现名王卜）认识了共产党员梁克同志，她给我们讲抗日道理、抗日根据地人民民主生活、青年的学习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使我们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她说共产党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根据地。在她的启蒙教育下，认定了到根据地找八路军参加革命。”　　

这样，不到一年，只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上百的有文化的知识青年，从敌人占领的济南、青岛千里迢迢奔赴根据地参加革命，形成一股滚滚的热流。这不要说在山东，即便在全国沦陷区的城市也是极为罕见的。　　

十、求“护照”、踩路线、潜心营救　　

1942年9月，孟昭成（孟蒙）接受分局城工部王见新同志交给的三个任务，其中以营救李澄之、马楠为主。关于营救李、马的任务，孟昭成在《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斗争》一文中有详细系统的记述。用当事人自己的语言来讲述更为真实动人，因为这是最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现将有关内容辑录如下：　　

“营救李、马的关键是首先要能把他们安全带出敌伪哨卡，无此则无所谓营救。而这非轻而易举的，敌人软禁他们，允许在市内走动，自恃无恐的就是他们不能突破济南市周围各路哨卡的严密封锁。这不仅需要‘合法’的证件，还应有‘权威’的证件！我已把川村署名的‘护照’给陈、王看了，但我认为还很难证明它有绝对可靠的价值．．．．．．”　　

“只是营救李、马还不可能有切实可行的方案。虽然，我从来不认为敌人精明得无懈可击，我们愚笨得无计可施，我当时和以后曾多次想过进行一次冒险，利用一个机会，偷越一段道路。成功的可能是存在的，而并不能排除失败的可能。敌拥有绝对优势兵力，谁能有绝对安全保证？这不能象发明‘红药水’可以实验220次，我的实验只能是一次。我可以‘不成功，便成仁’，但决不能把风险置于李、马身上，这确实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情。因此，营救李、马，首先需要在敌区审时度势、察情待机的探索。对此，我不能回避。而我感到负起这一重任，革命的道路将更曲折复杂了，前面会有风狂雨暴，火炽烟腾。但是，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只有经住疾风扑打的草木才能长大，只有经住烈火燃烧的金铁才能炼成！”　　

“我把营救李、马的斗争置于工作首位，为他们谋取‘身份证明书’是工作重点。”　　

“我曾经设想伪造更‘权威’的‘护照’，却无模式；要使用川村签发的‘护照’走险，又在泰安和泰莱两方伪政权的多次抵牾中，深为它的保险系数担忧。我象夜行荒野的人，极需掌握有力武器，尽管它不一定是时刻要用的。我的斗争首先应是向敌人争得武器去斗敌人！”　　

“为此，我向李亦豪、川村多次提出‘护照’在泰安县境有时不被重视，要求换更高级的证件。而我怎样说得严肃严重，川村仍是用他那一贯不急不躁的态度说：他们那些人不敢胡闹。　　

于是，我斟酌如何在泰安车站和伪军警制造一次冲突，以刺激川村。一次，在火车上，一个泰莱区的小学教员被乘警殴打，我去责斥乘警，想借此掀起波兰。他却悄然离去；在将下车前，我又去找他问罪，几个乘警在一起，态度也渐强硬，这确是好机会，可惜我只会用大发雷霆的姿态说理，不会骂人打人，又加人多劝解，事态未得扩大。但我借此向川村渲染，是由于他署名的‘护照’贬值，使我受制于人。　　

1943年春，我从范镇去济南，在泰安街上发现了敌济南宪兵分遣队队长武山英一和郭同震等人，都穿着中式短衣，有人戴着‘宪兵’袖章、挎着枪。郭同震已在注意我；我和同行的伪泰莱政委会的几个人随便说话，在考虑对策。　　

武山、郭同震等人走进车站旁边的一个茶馆，我约同行的几个人也跟进去，和郭摇相敌意。两边的人分别围着方桌坐下。　　

本来，我的意图很简单，既已相遇，勿需躲闪。我估计郭已知我去根据地，或莫测高深，心怀疑虑。我要表示对他并无顾忌，使他消除猜测，把我看成象他一样，都是日本特务。我利用了同桌人对我的尊重，肆意说笑，在从提包里取纸烟时，还有意把我带到济南去的一把手枪拿出来放在桌上。　　

我未想到一个佩戴‘宪兵’袖章的人走来，用笨拙的汉语要我周围的人出示证件。他看过所有泰莱‘居民证’露出鄙蔑态度；看过我的‘护照’，还哼着鼻子咧着嘴一笑，问我：‘手枪执照？’　　

我筹集武器，未曾想到要在敌人那里备案，如今却要考虑保护住枪了！我注意到郭同震的大手掩在嘴上，在手指缝中夹着的纸烟冒出的烟雾后面是难以捉摸的微笑。　　

我就也微笑着说：‘枪是人的，人有护照！’我手指着‘护照’。　　

他竟然说：‘川村不行。枪要没收！’　　

他的话突然予我启发：我怎么只考虑保护枪不丢？应该把‘护照’都丢给他！这不正是可利用的军宪矛盾吗？　　

‘好，’我立刻把‘护照’甩在枪上说：‘都拿去！’　　

宪兵本来只要没收手枪，却未及思索地顺手连‘护照’一起拿着走了，随即和郭同震等一伙离开茶馆，郭还装模作样地向我举手。　　

我对同桌的人们说：‘他们没收手枪、护照，这是对泰莱区、川村、日本军部的蔑视，宪兵嘴里还咕咕哝哝、骂骂咧咧，都听见了吧？’其实这有点冤枉那个宪兵。这不能讲道义了！　　

人们竟然都‘嗯嗯’点头，象真听见什么，能勇于作证。有人却要我去找宪兵交涉，争回手枪、‘护照’，争回‘面子’。他们不知道我争的什么。我在为导演一出好戏而喜悦……　　

而在我进入车站月台时，那个宪兵却找来说：‘刚才开玩笑，还给你！’把手枪和‘护照’塞给我就走了。　　

同行的人竟然兴奋地说宪兵也怕军部、怕泰莱、怕麻烦……　　

我却懊恼，怎不延缓乘车，让敌人找不到我，一着棋不算计好就输了。但是，我回济后仍广造舆论，找李涛，找川村，说宪兵队搜查我，对川村、军部都笑骂。不容商议，硬拿‘护照’和下枪，当着泰安的军警侮辱，后来故意送来也是戏弄态度。我举出在场的伪政委会的人们的名字，说为众目所睹……　　

这次，川村显出有些恼怒了：‘他们这样胡闹不行！我向上边报告……’”　　

正巧，木村要拉李澄之去日本，李澄之、马楠让孟回分局汇报请示。　　

“这时，王见新同志两次派人约我去山东分局汇报。为此，李澄之怂恿李亦豪，他正要扩大‘青协’，又想要求山东分局同情，就向鲁仁公馆提出在各地成立支部，为免八路军打击，需我再去根据地找‘抗敌协会’向共产党疏通。　　

我不想再取道范镇一带，不仅因为对伪政委会更有戒心，尽量不在必要时，不使用这一路线，想另外多探索通道，以后备用；更由于我想突破‘泰莱’范围，可争取换新‘护照’。　　

这意图我只向李、马说过，李怂恿李亦豪让我走青岛、日照去滨海区。　　

由于对川村的历史压力和现实需要，终于使他交给我一份新‘护照’。这是用白色厚宣纸竖排打印的，下款是‘仁字四二二一部队参谋部山田少佐’，有一方形印着番号的钤记，填写着年月日。　　

当时，我极力用平静的神态掩盖着振奋的情绪，立即感到营救李、马的希望接近了。”　　

“暮春，我去青岛，拿着李亦豪的介绍信找日照伪军团长陈成功，为求方便地通过他在日照的防区。他安排我住在他的商号内，等待和他一起渡海。”可是过了好几天，陈也不露面。孟蒙急了，“向一个副官催问行期”，副官“支吾，应答。”孟蒙就拿出有山田少佐署名的“护照”甩在茶几上，说：“你们团长阻碍我的任务！济南参谋部还等我的电话！”　　

“当晚，陈成功来找我，态度谦和，满口‘慢待’，约定明晚派人送我乘小火轮去日照。”　　

“我顺利到达滨海区根据地，至山东分局，见到陈沂、王见新同志。我汇报了工作，主要是拿出新得的“护照”，分析了它的价值；提出营救李、马如何争取在短时间内摆脱敌人可控制行程的问题，当时我认为我军还不能靠近敌占城镇；对李澄之赴日之事请示。”　　

“他们指示：对营救李、马事，继续积累条件，及时和泰山区党、军联系，等待时机；”　　

“为探索营救李、马如何缩短敌可控行程。我奔走各地调查路线。去党家庄、万德等车站，为防遭疑，我以乘车坐过站，临时下车签票待返的办法，自然地留在站上，散步观察形势。我曾巡测千佛山、橛山、佛慧山一线，设计过在稍偏离黄石崖或开元寺的地方，曲回岭涧，可避哨卡，但需夜间摸路，不比使用‘护照’方便安全。一次，我登上四里山南眺，营垒疏落，行人络绎，引起遐想，又来诗兴，吟成四句：‘俯瞰山河探迷津，遥见阳光透阴昏。心驰臂张生劲翼，乘风傲啸抱春辰。’情绪激动，脚踏石坠，跌滚崖坡，幸被小树阻住，身痛一时爬不起来，又气又笑，躺在那里想：倘若因一偶然不慎，摔死山下。或成为野狼的晚餐，大业不成，平庸而没，愧对生者之期待，羞见英烈于地下，岂不冤哉！后来我跛步行走，还得伪称疮痛。”　　

十一、东渡扶桑，观察敌情　　

  1943年3月间，木村义明多次动员李澄之去日本。李澄之就此事，曾和马楠、孟蒙研究。孟蒙在《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事实》中说：　　

“李对马和我谈论此事，说要充分利用敌人矛盾，观察敌情，应去日本一行。　　

马楠认为事关重大，要我向党报告、请示．．．．．．　　

这时，王见新同志两次派人约我去山东分局汇报。为此，李澄之怂恿李亦豪．．．．．．向‘鲁仁公馆’提出在各地成立支部，为免八路军打击，需我再去根据地找‘抗敌协会’向共产党疏通。”　　

3月底左右，孟蒙拿着李涛给日照伪和平救国军团长陈成功的介绍信去青岛，然后通过日照去了山东分局驻地滨海区根据地。　　

孟蒙走后，李澄之为等孟回来，听取分局意见，就对李涛说：“你告诉木村，我根本不去。”李涛跟木村讲了以后，一天，木村带着柳原到李涛的寝室找李澄之四人“密谈”：“木村首先出示：‘我这是向军部的请假条——是回大阪家中探视父病请假一个月。根本不是军方什么任务而出差；根本没提叫你去日的事。——你的一切路费花销是我私人垫付的，也并不开支任何公家一分钱！’（他表白绝不是一般汉奸‘睦邻友好、和善亲善’任务而去的。）接着又指柳原说：‘你的出国证根本不向军部请领，是叫柳原往省政府按一般居民工商界社会人士出国条例而领取的嘛！’他又宣传说：‘主要是教你看看玩玩，了解一下‘日本人民反对战争’、‘日本文明在农村’的情况嘛！’最后澄之结论说：‘你今天对我负责！将来我一定也对你负责吧！’”（以上引文见李涛：《营救李澄之经过》）李澄之见木村已经把一切都办好，甚至连他的“出国证”也都办出来了，无法再推脱，只得随木村去日本。因为走得仓促，李澄之毫无准备，临时穿了李涛新做的夹大衣和郭同震借给他的一套西装。　　

孟蒙从分局回来，带回“建议李澄之拒绝赴日”的意见时，李澄之已经漂洋过海东渡扶桑了。　　

木村为什么一定要让李澄之去日本呢，甚至由他自己花钱也愿意？这要从他所属的日本革新派（主和派）的战略目的和木村的个人利益来找答案。　　

1941年11月李澄之被俘押到济南后，木村了解了李澄之的情况，认为李是“理想的第三路线中间力量”，即对李很感兴趣，因此给在北平的“参谋总部”打报告，要求把李澄之划拨给他，由他掌握。划拨给他这个目的达到了，但李澄之诸事都很低调、不配合，木村无可奈何，无法向上级交代。李涛的出现，给木村一个转机，特别是“中国青年协会”的成立，又给他一个机会——虚报功绩的机会。木村在上报的“青协”组织人员表“总干事李亦豪”下面加注“李澄之之弟代理”，以此来欺蒙“参谋总部”，李澄之已被他掌握了。木村就因为能“掌握”李澄之这个“八路副省长、抗协缔造者”，使他在“石原（莞尔）反东条（英机）派”、特别是“皇室三笠宫主和派”当中声望与地位大大提高了。这次木村宁愿自己花钱也要拉李澄之去东京，就是要进一步提高他在革新派的地位。木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拉李澄之去日本呢？这与日本的国内政局有关。“主和派”在日本国内被“主战派”责骂为“战败主义者”。“主和派”就是天天等待“东条派”失败下台，他们才能上台搞“和谈”。1942年 12月，日本国内以山下奉文为首的反东条势力掀起“倒阁”，逼迫东条半月称病不办公。虽然“倒阁”最后并未使东条下台，但却给木村以鼓舞，他看到了“主和派”的希望。因此他要带李澄之到日本去向国内“主和派”的头子们显示一下自己的能量。　　

所以，木村回到日本以后，带李澄之去见的人，首先就是到东京“地涌塾”见“东亚联盟”缔造人石原莞尔。石原莞尔是“革新派”的实际领导人，见这个人也是木村的主要目的。石原莞尔见李澄之所谈，主要是征询如何能实现“中日和谈”？李澄之的答复的中心观点很明确：“必须不折不扣地交还东北，否则没有和谈可能！”　　

再是，李澄之还见过大川周明。大川是日本著名的“国粹派”，主张“东方文化”，反对“崇拜西洋”，是“统治派”大财阀的对立面，是东条的死对头。　　

李澄之见过的还有菊地。菊地是研究农业经济与建设的，梁漱溟的“乡建派”和他在思想上人事上有关联。　　

在日本，木村抓住一切场合夸大吹捧李澄之，借吹捧李来抬高自己。　　

关于“日本人民爱和平”的问题，李澄之看到了日本城市的马路十字路口当中立着木刻的英美人像，十字路的四角放着投枪，让行路人投，表示“击灭英美”。可是，路人没有投击的。这也可反映日本人民对战争的冷漠。　　

关于“日本文明在农村”问题，因为李澄之没能去农村，无所发现。　　

除此，只是谈玩谈乐。在玩乐中，有一次木村带李澄之去一家有妓女的又吃又住的日本料理，分给李澄之一间。李澄之叫那个妓女出去。川村对他说：“这是她的屋，出去她就不能睡了。”没办法，李澄之就让她在屋里，和她分别睡。第二天，那妓女把李澄之当作“神人”，再三叩拜，说：“下次我一定再伺候此台君。”此事虽小，也可窥见李澄之品质之一斑。　　

4月底，李澄之回到济南。　　

×         ×         ×　　

李澄之回济南之后，跟李涛谈了在日本的情况，李涛认为有必要向分局和“抗协”汇报。　　

6月，李涛是从青岛经日照回根据地的。　　

这次去青岛，不光是李涛一个人。木村、川村，还有李澄之都去了。青岛也有个“地涌塾”，笃信佛教，用宗教来促进“中日合作”。木村这次带李澄之去青岛，除向青岛“地涌塾”炫耀他的功绩外，主要是以此向军部谎报“李澄之在搞革新活动了”。　　

李涛在青岛见了几个日本人，然后和川村去日照找陈成功。陈成功派人到石臼所接了李涛和川村，黄昏到夹仓陈成功团部。川村视察陈的部队后，即回青岛。李涛个人去根据地，陈成功派一班人，找头驴连夜把他送到谢辉专署。　　

第二天中午，萧华主任派一人二马，从专署把李涛接到欢墩铺一带，和萧华同志、郑文卿同志。见了面　　

第三天上午，萧华同志派人送李涛到分局。　　

这次李涛去分局，由王见新同志接谈，谈了一些问题。另外，李涛汇报了李澄之去日本的情况，并谈了李澄之出走回根据地的问题。李涛认为李澄之出走已不成问题，他提出李澄之走后济南的点线如何存续和扩大的问题；他估计李澄之走后，宪兵队会加害他们，因此要求让牟宜之去济南接替李澄之，因为牟和伪济南市长朱桂山的儿子朱经古很熟，还有其他社会关系。王见新同志表示可以考虑。第二天，杨希文跟李涛谈。他提出：“澄之在济南一天，就是敌人胜利一天。”　　

李涛离开分局时，看见朱瑞在松林里作《整风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朱瑞高大英雄的形象。　　

十二、第一次闯关，首战胜利，救出马楠、宁世　　

李涛去分局汇报李澄之的情况之后，分局作出营救出李澄之、马楠回根据地的决定。孟蒙1982年7月1日在《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斗争》中说：　　

“当年（1943年）七月，林乎加同志约我去军分区司令部，告我：分局电谕，为接应我营救李、马，要他派兵插至济市近郊，由武工队和县大队执行任务。　　

我异常激动，这是过去认为难能解决的问题……根据林乎加同志的各种精密分析和我平时的调查研究，商讨了方案：　　

突破口可选在济市南郊四里山西麓的哨卡。敌外围仅有八里洼、大涧沟、十六里河、分水岭、仲宫等大小据点。公路上一二十里间反无哨卡。只要走过短途公路，进入我军保护圈，就可下道进山。使敌可控行程缩至最多不过十里，一点钟时间。只要我们隐密，闪电式突击，迅雷不及掩耳，必能获胜！　　

我可和武工队立即出发，秘密移至距济市十里处的南郊，武工队潜伏，县大队在近山隐蔽。我清晨进城；黄昏，哨卡关闭前，以‘护照’带李、马出城，如敌觉察追捕，天近夜晚，也将其掷于无用武之地。　　

为慎重，从济南出城的十里路中，也需一向导，使其身上有明显而不怪异的标志，使我们能远远跟随，使武工队能远远注视。　　

林又找来武工队长罗俊同志，他是带有传奇性的农民英雄。我们研究了其他项目，如启程和我进济南市的时间，行进的路线，武工队潜伏地带，向导人选，周围敌情，途中保密等等……　　

向导是罗的亲戚，一个有敌区‘居住证’的半农半商的中年男人，以乡民习惯的缝有黑布云朵的苇笠和左肩背着褡子为标记。　　

在夜行昼宿、攀山涉水的五天行军后，我在一个爽朗的清晨，单人进城，由我母亲（到对门商行借）电话通知李澄之暗约‘大姐’（马楠）来我家。　　

李、马振奋，而李提出新问题：‘青协’的利用价值很高，在党的地下斗争薄弱时，放弃这一阵地可惜。他可先不走，要我把马送走后暂留（我走，他难活动），听候分局研究决定。　　

这使我别扭。我虽也考虑过‘青协’的利用率，而更想彻底瓦解‘青协’，尽快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此外，一年来我的头脑、生活的紧张是前所未有的，对哲学、政治有了越来越强烈的求知欲，甚至有生命和心灵的空乏感，希望去根据地得到安心学习与系统学习的机会。　　

李为解除我对处境的顾虑，还说，马走他留，更显得并无同谋。让我不露面，送马出城后即乘夜车返泰莱；如敌怀疑，我就不必管他，可自回根据地。当然，我岂能如此，这得两肋插刀，舍命陪君子啦！对李、马，我既应有职责感，也应有道义感！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我服从了李的意见，也准备予‘青协’最后一击，提出把为革命工作的赵文翰（即赵乙民、周恒）等五人带走。但不愿马楠之行受拖累，只让吴茵和她作伴，其他人另随我走。李同意，由他去安排。　　

母亲象每次我和人密谈时一样，与小表妹安利到屋外放哨。回来，知马走，流泪惜别。　　

李、马各回住所，都要在几个小时内安详地和周围的人们周旋。　　

午后约5时，马楠、吴茵和我分散来到经七路纬二路，继续南行。我一直注视远近，并无疑迹。近四里山，路边茶棚里的向导起身前去。至哨卡，我和马、吴汇合，向日伪军警出示‘护照’，安全通过。远离哨卡后，我让她们随向导远去，独自在西侧小路、高阜徜徉，注视境况。想到她们解脱桎梏，又将振翼征程，与家人团聚，和战友相会，望断云山，心潮汹涌。　　

赶在闭卡前，我返回市内，带着几个青年朋友乘火车回泰莱，送他们到泰山军分区。”　　

2002年10月，孟蒙在《关于我送走王卜等4人去根据地参加革命的情况》一文中说：　　

“1943年7月，我奉命营救李澄之、马楠时，清晨进济南，约李、马至我家密谈，尽管当时李意暂不走，马要和宁世（胡山）同走。我也认为，接近最后瓦解‘青协’之时，应让我所带着一起打入‘青协’的赵乙民（周恒）、王秋芳（王卜）和周玮这三人去根据地革命（这是我过去的许诺）。提出让澄之告胡山转告他们三人。我的意见是：　　

一、要在胡山和马楠将登上行程前，也即午后3点多钟，临时告知，找他们三人（免得有人出去，找不到，可有另外人通知）。并不要告我营救李、马事，胡也不必说明确何时走。　　

二、告知他们夜车走（可能9、10点钟），分散至车站门口集合，说明我或找人接他们。　　

三、带最简单的行装。”　　

“当晚夜车至泰安；拂晓换乘长途汽车至范家镇。把他们安置在‘青协’泰莱支部。一、二日内，我把他们二人和先已到达的张翠环（薛石）、王芝生（安琪），一共四人（注：周玮未走），托给交通员李山元送泰山地委。我给林乎加写信介绍。”　　

1980年时任上海市文化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的马楠对她被营救的经过，在1980年1月2日写的《证言材料》中有这样的记述：　　

“1943年7月，我得李澄之通知，说孟昭成已从‘家里’回来（家就是根据地），说家里决定我回家，要我去同孟见面。孟将逃跑计划简单告我，约定下午到指定地点，他在一茶馆门口等我，茶馆内有武装工作队派来的向导。出城后由向导引路，约定在距城十多余里地的山包上有便衣武装两人等候。见山包上人影，我即举左手，对方举右手。此时，对方两便衣见左手举，往前来会面。我左肩以大别针为暗号标记，然后对方就确信，我就是他们要营救的人，宣布‘完成任务’。我（们）又前行数里地，大批武装工作队荷枪在村内（约十数人），就掩护我（们）急行军向我泰山根据地进发。昼伏夜行，封锁消息。一周后到达中共泰山地委机关，当时地委书记是林乎加同志。在这次营救中，里应外合，内应就是孟昭成。和我同时逃跑的还有吴茵，又名宁世。”　　

马楠还记述了就在她出走那天上午发生的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抄录下来，以飨读者：　　

“1943年7月14号，我已得到李澄之通知说，要我下午离开济南回家（根据地）。就在这天的上午，武山同何继会忽然到郭同震家来，见到我就问：‘杜先生，你好！你去过北京没有？’我一听吃一惊，怎么突然提出这个问题？但我还是很镇定的回答他：‘没有去过。’他接着就说：‘你可以来北京去玩玩。’因为我要在武山等人面前掩护我下午就要走的行动，我避免引起武山疑心，所以我就回答：‘可以。’接着我又故意提出问题，刁难敌人：‘去有地方住吗？’我也是测验敌人要我去北京什么目的。武山回答我：‘可以住庄大姐家。’（庄大姐即庄壁华，是同我一起软禁在郭同震家的女俘，敌人放她去北京探视，她家在北京。）接着我又说：‘哪天走？’我是想麻痹敌人。武山说：‘后天走。’我说‘可以。’武山就转过头去跟郭同震说话，我即转头回到我住屋。武山不一会就走了，我才松了一口气。因为我很担心他不走，我逃跑的事就难办了。”（见马楠档案）　　

这是孟蒙自1942年9月接受分局城工部交给的营救李澄之、马楠的任务以后，第一次实际执行营救任务。第一次闯关，就营救出马楠和宁世，旗开得胜，首战成功！　　

马楠出走之后，宪兵队有什么反应呢？孟蒙在《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斗争》中有简略的记述：　　

“随后，有人秘密向我送来李澄之的信息，得知郭同震、川村等人都曾去李处，虽故作镇静，而难掩沮丧。李则泰然处之。”　　

    日军济南宪兵队的翻译何继会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他的审讯“笔供”中，对此也有供述，他说：　　

“马楠是在1943年8、9月间，同李澄之一道回到根据地去的。他们怎样计划、研究的我不了解。武山发觉他们走了以后，曾在东郊一带做了了解。据一个老乡说，曾经见到一个男的40多岁和一个女的20多岁，路过他们那里，说那个女的还挟着一个小包袱。根据老乡说的情况、面貌，就是马楠和李澄之。但时间已经晚了，再追不回来了。因为在他们走以后，隔了五、六天，才了解到这一情况。他们走后，武山当然是不很愉快，但也没有过于懊恼，也没有追究责任。”　　

何继会的《笔供》中，有两处明显的错误：一、出走时间错了。不是“8、9月之间”，是7月14日；二、同行人错了。不是“同李澄之一道”，而是和宁世（吴茵）。何继会在《笔供》中之所以出现这些错误，说明他直到全国解放后，仍然不了解马楠被营救的真实情况。连何继会这样形影不离武山身边的翻译都不了解马楠被营救的真实情况，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由此可以看出敌宪兵队内部对马楠被营救是严密封锁消息的。说穿了，连武山自己也弄不明白马楠是怎么“失踪”的。上午他刚刚安排马楠 “后天”到“北京去玩玩”，下午马楠就从人间蒸发了。事先他既没有预见，事后他又查不出踪影，叫他怎么能弄明白呢？马楠的被营救狠狠地打了武山一闷棍，使他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一方面在东郊、李澄之等处搜捕，一方面对内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为什么？武山害怕！一怕宣扬出去上级要追查他“监管不严”的失职责任；二怕对立面“主和派”、“鲁仁公馆”木村、川村等讥笑他无能。所以，武山不敢声张，只好打掉门牙往肚里曣，强打精神、“故作镇静”、“不敢追究责任”，吃了一个哑巴亏！　　

十三、救出李澄之，给敌最后一击　　

1943年8月1日，马楠和宁世从泰安地委回到山东分局后，马楠向分局领导汇报了敌区的情况。1955年9月26日时在总政文化部工作的马楠，在《关于孟蒙的一些材料》中写道：　　

“因为分局根据我汇报的敌区情况，认为李澄之在济南呆下去，工作的作用也不会太大，决定撤出来。”　　

孟蒙1982年7月在《党的光辉照耀的历史斗争》中有这样的记述：　　

“9月，泰山地委副书记张洪涛同志约我传达分局指示：让我营救李澄之，一起回根据地。　　

我认为，这种决断可使李不再迟疑。我已逐渐领会党的决策超过对李一人关怀的性质，我不能把党交予的任务孤立地当作是对一位高级干部的营救，从‘青协’大发展和对众多青年与知识分子的诱引，透示了同李澄之被敌重视及其影响力的关系。无论李对此主观认识如何，解救他，劫持他，则是对敌大力推行和宣扬的‘政治亡华’路线阴谋的沉重打击，党的瓦解‘青协’指示的精髓在此。　　

但我也认为，对‘青协’应尽量利用，不能因我撤离，把一年来艰辛培植的根苗拔尽。我建议，由王振国接替我进行以后的斗争。　　

营救方案，基本仍如上次。我认为，那是决未泄密而又稳妥的。所改动者是我不和武工队步行同去，要先回范镇、济南，因必须向王振国交代工作，并对各地作谨慎的观察。　　

我向李澄之说明党的决定非常明确干脆。他当即表示服从……连续几日内，我去纬二路左右和预定的突破口周围巡回……在出走的前夕，按照约定，在四里山畔一个小饭摊上，我和向导相会。　　

一年来，只有现在才能得到和父母长谈的时刻。他们很赞助我革命，又怕我留在敌区锋芒外露，更多艰险，常以‘鸣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消’提醒我。此时心情也是复杂的。我为母亲最喜爱的一张我的照片题了诗：‘穆似湖静少漪涟，心如海怒起涛澜。敢劈嶙峋千层障，爱斗辽阔万重天！’在和父亲合拍的照片上题了诗：‘幼树早茂已长身，笑偎父肩仍天真。莫夸子孝难离舍，亲情岂忘爱万民。’”　　

“我转向实际问题：‘敌人如来家中逮捕爸妈，怎么办？’　　

妈妈立即擦干了泪说：‘我也学会革命了，已经想过，不等他们来找，先去找他们。谁要敢问：‘你的儿子带走李澄之？’我就敢打他耳光质问：‘是我十六岁的孩子拐走你们四十多岁的大人李澄之，还是你们四十多岁的大人李澄之拐走我十六岁的孩子？’我向他们要儿子，那时想你，会痛哭！’妈妈却拍案而笑，笑得那么天真而坚强，美丽而庄重！　　

爸爸说：‘多灾多难的国家，沦陷的山河、人民，只有共产党能拯救！你放心去吧，爸妈不能拖累你，让你有后顾之忧！’”　　

“当时，妈妈又把我象幼儿一样拥在怀里，让我和她一起低唱：‘……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气焰千万丈！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她喜笑的脸上闪着泪花。　　

爸爸站在旁边，紧握着我的手。　　

拂晓，我带着旅行背包、手杖，带着手枪，告别父母，大步离去，直到拐出巷口，我才回顾，看见爸妈在楼窗上探出的头影。　　

在纬二路南端，我和轻衣漫步的李澄之相会。我们又最后一次使用了那张‘护照’，冲破牢笼。　　

这时，旭日东升，播送着万丈光芒……”　　

×         ×         ×　　

李澄之原在朝阳街“青协”和老母一起居住，出走的前几天，他离开朝阳街到后坡街他表妹彭葆仁那里住。这是为了方便他的出走。　　

李涛不见李澄之回来，就安排老母亲到他大表姐家里住两天，侧面听听李澄之的动静。李涛的大表姐和二表姐彭葆仁住里外院。第四天，李涛派车把老母亲接回。老母亲说没看见李澄之在那里，彭葆仁什么也不说，什么异状也没有。　　

这样，午后李涛就去了“鲁仁公馆”。在“鲁仁公馆”的情况，李涛在《营救李澄之经过》一文中这样记述的：　　

“我中午后（1点上班）才去‘鲁仁’。木村面有笑意的扔给我一封信。　　

木村：　　

在形势这样变化之下，我呆不下去，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你不是说你要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合作而努力吗？果真这样的话，我想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吧！　　

                         李澄之 写　　

我惊异地说：‘怎么走了吗？我还不知道哇！’我接着就追：‘山田参谋怎么样呢？’木村说：‘谅解的啦！我说济南的环境压迫的厉害，李先生的理想不能展开，走的走的吧！山田参谋谅解啦。’跟川村瞒哄‘七女子’一样，木村这样说“李走得应当”，他也就无罪。我原想的‘我得作替罪羊’，也就轻松过关了。　　

如此大胜利，我自豪地回到家，就打电话给郭同震说：‘李先生走啦！’郭、何（继会）很快（来了），到澄之兄屋内看看。我说：‘正好，你的西服挂在衣架上啊！’他把衣服拿走了。　　

谁知第二天以后，武山连续几次给木村打电话说：‘李亦豪也准备跑啦！’‘有人确报李亦豪大批买换黄金，收整细软真要逃跑啦！’‘再不监视抓起来，就……’不只陈辛耘密中给我透风，木村也正式给我说：‘武山叫军部（把你）抓起来。我说：他的不会跑！李澄之的走，他还不知道哇！’”　　

“木村有苦说不出，自知相隔太远，便把他‘鲁仁公馆’对门林祥南街48号的‘山东省安清道义会’（青帮组织）撵走，把伪‘青协’搬了来，这可以就近监督了。搬好家，木村才对我宣布：‘‘青协’活动停止，解散。再活动宪兵队的弹压啦！’（李澄之跑掉，一切经费也停止了。）川村因内讧辞职开‘友爱肥皂厂’去了，换了松村籐明作‘朝阳公馆’联络员。　　

‘朝阳公馆’的小木牌挂在林祥南街，院内只有‘中国青年月刊社’和‘中国青年剧社’。伪社会局长王伯平也被人挤下，朱经古为保障王存身，叫木村任王为月刊社社长，我为副。”（以上文字略有删改）　　

李澄之被营救，给敌人最后的沉重一击！直接导致“青协”的垮台、解散。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山东地下工作人员对敌斗争当中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　　

×         ×         ×　　

李澄之被营救出之后，先是由县武工队护送到泰山地委驻地。然后，去了鲁中区。　　

孟蒙在《清扫抗日战争中山东三大案的迷雾》一文中说：　　

“冬天，我们被部队护送至鲁中区。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副书记）霍士廉、组织部长高克亭、参谋处长胡奇才、行署主任王子文、马馥塘等同志柬约宴请澄之和我。高部长对我有过热情的鼓舞和教诲，胡处长把我作为少年英雄称赞。”　　

此时此刻，孟蒙营救李澄之的事迹得到肯定，得到承认，而孟蒙也以少年英雄的形象出现在一些革命前辈的面前并受到称赞和爱戴。　　

×         ×         ×　　

在济南的李涛，虽然因为李澄之的出走而造成“青协”的解散，但他仍然得到木村的信任。　　

1943年元旦，李涛夫妇俩到对门的木村家中祝贺新年，木村“拿出兰陵美酒相敬，并接连喧嚷：‘这是李先生赠送的酒哇！喝吧！想念啊，想念啊！’重复不止，痛哭得失态！”（引文见李涛：《营救李澄之经过》）　　

李澄之走了，“青协”解散了，但李涛跟根据地的联系却没有断，仍然继续。很快，李澄之派人来找李涛买一种高级药。济南买不到，李涛就托人从天津给买到；李澄之又叫李涛把表妹彭葆仁母女送到滨海区，李涛就用私刻的“朝阳公馆”日式函件作掩护，把她们母女安全送到滨海区。　　

但是，好景不长。1943年元旦期间，李涛动员“青协”费县支部李增义派何松坡、周玉成去分局请示今后怎样工作。他们到分局后，还参加青年们办的晚会。王见新给李涛写了指示信，李澄之也给李涛写了信。可是，当他们离开分局时，山东军区保卫部副部长或科长打电话要他们，由孟蒙把他俩送到保卫部扣押了，开过几次堂审问他们，追问：“日本人把李澄之放回来是要想干什么？”他二人根本回答不出，被训斥一通，扣下王、李给李涛的信件和何、周二人的自来水笔，派人把他们押送出境，并交代：“以后不准联系！”此后，李涛虽再次派泰莱支部的王锐（王振国）、白慕（白润清）和黄金山再去分局要求“恢复关系”，但又被军区保卫部杜副部长训斥一顿，驱逐回来。自此，李涛即被分局切断关系，被彻底抛弃了。　　

十四、孟昭毅的“坦白” 一石激起千层浪　　

1943年，山东分局在整风期间，分局保卫部（社会部）、城工部和一一五师保卫部一些领导人，对李澄之、马楠被营救回根据地的问题产生一些疑问，开始进行审查。一方面对李涛从济南派去根据地联系工作的人进行审查，前面已经讲过；另一方面，对已在根据地的人进行审查。首当其冲的是1943年7月和9月先后把马楠、李澄之营救回根据地的孟昭成——孟昭毅的弟弟。　　

1995年8-9月，孟蒙（孟昭成）在《清扫抗日战争中山东三大案的迷雾》中，这样记述1944年暮春对他的“审讯”：　　

“1944年暮春，我在滨海区山东抗战建国学校学习，就被山东军区保卫部逮捕扣押。在杜明副部长严厉反复的审讯中，我如实陈述经历，只能提出‘以人格、人头担保自己的真实’”。　　

“我这个当时17岁的人，都是由秦诚等人持枪押解，从建国学校至保卫部，关进封闭窗户，昼夜点燃油灯的黑屋子；提审在深夜，前呼后拥，驳壳枪扳机拉栓、子弹上膛；我从未隐瞒诬害，不作假供伪证，屡被恫吓，甚至对我生命威胁：‘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2006年5月，孟蒙在《记抗日地下劫救斗争的胜利及其疑惑与澄清》一文中，又说：　　

“1944年初春，我和澄之去滨海区，他至省政委会参加领导工作。我要求至山东抗战建国学校（原抗大干部队）学习。校长是黎玉兼任。　　

风云突变，延安“抢救运动”波及山东，开展“坦白运动”，我被密召押送至山东军区保卫部，在农舍一个封窗暗室，禁闭审查。　　

在惊异悲愤后，于一个深夜，我受到杜部长审讯，我激动地述说斗争经历。他问：“你来时接受过敌人什么任务？”我答：“我接受的只有党的任务！”　　

这样每隔几日的夜审，都是他说他的，我说我的。他的脸色忽阴忽暗，甚至厉喝：‘你不坦白，就只能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也有顶撞，而更多是说了些以生命、忠诚保证我的真实等废话。但我发现一个问题，杜常提出：‘你这样年幼，就能在敌强大兵力统治的省会营救出我们的重要干部吗？’　　

我本不愿自诩夸功，但不得不申述我斗争胜利的因素，后来就概括为‘答人小而干事大的矛盾五条’，像考试答题写出：一是祖国、时代的救亡图存的紧急召唤；二是对李、马气节敬佩和党的领导；三是党命李涛利用青协，我得掩护，敌路线矛盾使我能争取敌军方护照，这是营救成功的决定性环节；四是读书学习，从中华爱国历史传统，《论持久战》和哲学著作，对我有重要的思想开拓；五是人小干大事，自古有之。这对我激励：并且年幼可成为麻痹敌人，利于斗争的条件。我把“五条”面交杜，他看着，没有任何反映。自此连续数日未再审我。”　　

2月初，山东分局直属机关在驻地三界首，召开坦白反省大会，共开3天，26人坦白反省了各种问题。主持人对坦白的人，当场表示欢迎坦白，宣布不予处分。有一个人坦白交代，他长期隐蔽，寻机暗杀罗荣桓政委，并当众交出手枪，也被当场宣布予以宽大。　　

《大众日报》编辑孟昭毅也在坦白大会上“坦白”了十个多小时。“坦白他先前怎样干国民党部队，受蒋介石接见；后在济南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干了特务，并派他监督战俘马楠；他又向日特报告其弟孟昭成受共产党指示营救马楠等人和带姚明等一批青年去根据地；日特见此将计就计，对孟昭成、马楠等不捕而放，借机派他被带着马楠潜入根据地，寻机打进山东分局城工部，将把济南、青岛地下党一网打尽等等，并要求宽大。他谈的声色俱厉，全场闻之震惊，报以掌声。”（引自《大众日报史话》第229-230页）　　

孟蒙那天也被两个侦察员带着到三界首参加了“坦白反省大会”。他在《记抗日地下劫救斗争的胜利及其疑惑与澄清》中说：　　

“数百干部拥挤着坐在背包、小凳、砖头上。我们坐在外围一角的石堆上。大会主席台在边远一侧。萧华主持，说明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坦白反省历史的和现有的错误或反革命行为，党既往不咎，一视同仁；反省的同志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接着反省的是我的哥哥孟昭毅，我惊讶而专注地倾听。他述说了芦沟桥事变时，15岁，投入抗战洪流，作了国民党中央军校组织的志愿军，参加南京保卫战，后至安徽，因赤色嫌疑，逃回济南家中……　　

他的历史回顾，被一阵阵‘交待实质，不要过程’等等沉雷般的呼号，举起的森林般的手臂打断……　　

他的坦白反省转述为在黑夜小路上，两个人突然从两边扑来，架起他奔跑，投入日本宪兵队的牢笼，武山、郭同震逼迫他做了特务，接近和监视马楠。得知弟弟营救李澄之、马楠的信息，向敌人告密，宪兵队决定对这三个人不捕而放，随即也让他来根据地，可因他们三个人的革命形象来掩护作特务……　　

人群被吸引得鸦雀无声，而后又是一片‘欢迎坦白，彻底反省’的喊声。　　

我一直沉思着。返回住地，迅即书写一份材料。　　

夜间，我又被带到杜面前，他和蔼地问我：‘听过你哥哥反省，有什么启发？’　　

‘我感到他不诚实，欺骗党和大家。’　　

杜问：‘你有什么补充揭发？’　　

我说：‘他反省把我营救李、马之事向敌人告密，敌对我们不捕而放，掩护他进根据地作特务。这不是事实，不合情理！’　　

我交上书面材料，并作口叙提要，都是五点内容：　　

一、孟昭毅是小人物──高中未毕业的小雇工：李澄之是大人物──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与威望。敌人怎么会把特意供养、期待的大大的李澄之舍掉，掩护小小的孟昭毅？他能有什么份量，作什么特工？日本人务实，讲究成本核算，怎能为造一枚小戒指，抛出一座大金矿？　　

二、敌人对李澄之有重大的政治意图：借他的地位、威望，吸引人民归心于“中日亲善”，实验“政治亡华”的战略路线，建立青协实际是利用李作金字招牌。怎么会放走他而舍弃路线阴谋，自毁青协已发展成几百人的大组织？只有我们劫走他，才能打垮这一切（当时我还不知在我营救李走后几日内，敌为此突变被迫解散青协）！　　

三、孟昭毅称武山、郭同震决定放走李、马和我，掩护他。而李是在济南敌最高权威的军部控制下，小小宪兵队怎能凌驾军部之上，擅自决断放李这种大事？组织关系怎能如此颠倒混乱？　　

四、退万步，若真有孟昭毅告密，敌也必然要先知我的营救计划，再作出放走计划，怎能不知内情，随意一抛？而我强调：我的营救方案绝对保密，从未告诉孟昭毅和党个别领导者以外的任何人！如有任何人说出我的方案或细节，可对我以叛徒特务论处；如无，就说明孟昭毅的反省虚假只一人自述，并无他人印证。而自述不实无理，甚至一些细节虚假。如讲宪兵在黑暗中埋伏劫持，这是从电影、故事学来的，渲染恐怖气氛趣味性的，敌人何需如此麻烦。还讲郭同震一般不和他会面，秘密打电话到家里，而当时我们绝大多数家庭都无电话设备。另有其它破绽……　　

杜部长也看，也听我的陈述，但不置可否。以后我概括为‘对所谓敌‘明知故纵’说的五点申辩’。隔日清晨，一个侦察员来找我笑着说：‘收拾背包回去啦，杜部长先请你吃饭。’把曾没收代管的手表、腰带、钱、粮票，我写的诗文，都还给我。　　

杜满面春风地接待我，说：‘你和他们那些人不一样。你纯洁、热情、聪明，前途光明；而你年幼单纯，营救李、马做了工作，但也受骗，要学会警惕。你是否愿去抗大青年队，帮助他们整风，也可再回原学校。如有人误解你出麻烦，你来找我……’　　

那一番谈话，确也像风扫暗云。我想形势复杂，党也要警惕，又难免对敌区、敌情缺乏了解，我受误解，还应谅解。我决不伪供，问心无愧。但我的革命变成受骗，我的哥哥变成特务，我思想不通。而这怨谁？谁都怨！再多申辩也无用，需要时间、证据，只有等待。　　

随即我和解除禁闭的孟昭毅相聚。他说：‘我抗议，就被戴铐，轮番审问，不能睡觉，还要枪毙。逼供只能假供。’对他的怯懦，我非常反感，而事后无奈也无用。”　　

三界首的三天坦白反省大会，《大众日报》社的人也连续参加了。会后，报社也展开坦白反省运动。“各部门展开学习座谈，联系思想反省自己，并互相帮助。”“组织宣布一般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但这时也有逼供信的情况。青年工人赵鄂哗众取宠，在大会上‘坦白’家是地主，有三座油坊兼放高利贷，后参加国民党，在秦启荣部当副官和指导员，娶两个老婆等。谈的骇人听闻，当场被宣布宽大优待；但后来分局组织部经过调查落实，他的坦白全是假的；”“还有编辑郝辛被逼神经失常出走”。孟昭毅的“坦白”，在报社“影响极大”，“从此，报社也把姚明、于渤、艾森、陈富生等一批从敌占区来的青年做为审查重点。”（以上引文见《大众日报史话》）　　

1985年，姚明在题为《十九天》的文章中，谈她1944年被“审查”的情况：　　

“我们八个同学是1943年春天到山东根据地的。我由于爱好文艺和写作，就分配到山东《大众日报》通联科工作了。　　

冬天，我们与大家一起经历了‘反扫荡’考验。回报社不久就开始了‘整风’。我们通联科五个从敌占区出来的青年学生，好像都是审查对象，我因为无意中问过报纸在哪里印刷，就成了特务嫌疑，后来听说是有人‘咬’了我。　　

在南高庄村头老百姓放草、圈猪的一个空院子里，我被禁闭了十九天。这房子是通联科女同志的宿舍，两间房子用半截土墙隔开，里间有个土炕，由已婚、年岁大的女同志住；外间没有炕，湿湿的土地上铺上麦秸就是我和于渤、秦风三个人的‘床’了。　　

白天，我被单独关在这房子里，外边有个持枪的人守着。我不能出门，只能在这两间草房子里活动，写检查，写材料，没的写了，就一个人待着。时不时有人诱导我承认自己是特务，‘坦白罪行’。我一承认就热情与我握手，说我‘新生’了，是同志了；我不承认就说我是顽固不化．．．．．．已经三起三落了。最后，我决心走‘坚持真理’的道路，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不论什么惩罚都认了。我坚信，不管‘禁闭’多少日子，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天真加倔犟，我反复考虑，我选择的路是对的，自己是清白的。可是组织上不了解，究竟是为什么？我无可奈何地忍受着这孤独，这寂寞，这被视为‘敌人’的待遇．．．．．．你们不用派人看守，我绝不会逃跑，如果跑了，组织上更会认定我是‘特务’，敌人也会立即逮捕起我来。听后来从济南出来的同志说，我离家后敌人已封闭了我家的店铺，回去也无法生活。即使能生活，我又去干什么呢？我费了几年工夫才找到了革命根据地，到了愿为它献出生命的地方，舍此我没有什么地方好去．．．．．．　　

我是个重感情的人，是离开人的了解与友谊就活不下去的人。我渴望自由，渴望温暖．．．．．．可是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从豆腐干形状的小窗户注视着院子里的情况，看着阳光和天空的白云，偶尔看得见一只飞鸟．．．．．．看着庭院的地下，小鸡在欢快的跑来跑去，自由自在地寻食，或与同伴嬉戏．．．．．．我多羡慕这飞鸟，这鸡，我要能变成他们多好啊！　　

有时候，我忍受不住心理的难过，就坐在地上哭，拼命地哭，在地上打着滚哭；没有人来管我——只要我不出房门，是没人来管的。哭呀，哭，声嘶力竭了，泪水哭干了，也就不哭了。　　

晚上，我躺在被窝里，眼泪不停地流。思潮起伏，心乱如麻。有时我甚至想：我如果真是敌人倒也好了，那就可以承认了，用不着这样活受罪。可是，我却不是．．．．．．我要做一名革命战士啊！　　

早晨，别的同志一个个上班去了，我多么羡慕她们，可我没有这个权利，只能用目光看者她们一个个离去。　　

吃饭了，有人送饭给我，说一声：‘吃吧。’听了这一句话，我心中腾起一股无法表达的感激之情——这是一句话呀！　　

人们的冷淡、鄙视多么难以忍受！我渴望人群，渴望集体，他们是何等宝贵啊！孤独、寂寞使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了死，是不是死了好呢？死了就没有这痛苦了。腰带有一条，只要把脖子一勒．．．．．．　　

和我一起从家里跑出来的同学于渤，趁送饭之机说了句：‘你可别瞎承认了，你可千万别寻死。死了，就清白了吗？你是我带出来的，以后我可怎么向姚大娘交代啊！’我感激地连连给她作揖！她点出了我心理真正想的事，我禁不住哭起来了，我忍耐住——真的，死与不死，竟是这么一眨眼的事！　　

我明白，死，不能证明我不是坏人，相反，倒会误会我是畏罪而死。为了真理，为证明这个真理，要活着——不管这一切是多么难以忍受。　　

死，是逃避，是弱者。　　

活下去，才有出路，才是强者。　　

这想法就是这‘十九天’所给予我的。　　

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遗憾，在我们自己的队伍里，不少同志都经受了这一课。　　

记得高尔基说过，我们受苦，是为了今后的人不受苦。如果这样，那也不错。”（引自姚明著：《逝水波光》第23-25页—中国和平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姚明被隔离审查19天，被逼反复多次，后送山东军区保卫部审查两个月，未发现问题，结论是‘政治幼稚’解除怀疑。”（引自《大众日报史话》第231页）　　

孟昭毅隔离审查两个月，也被放出。　　

但是，受孟昭毅“坦白”影响的，不只是孟蒙、姚明、于渤、艾森等这几个人，而是从1942年底到1943年7月之间从济南奔赴根据地参加革命的上百名爱国进步青年，不管和“青协”沾边不沾边都被当作“青协”派进的特务怀疑对象，受到程度不同的审查，终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污点。孟昭毅的“坦白”一石激起千层浪，把水搅混。　　

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就是在这次整风当中，一些有关的领导人毫无事实根据地、唯心地彻底否定了党营救李澄之、马楠等的辉煌胜利，歪曲为是敌人“放长线钓大鱼”，有意放的！而在营救当中作出贡献的那些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嘉奖，反而被扣上“被敌人利用”的罪名，受辱几十年！　　

这是抗战期间我对敌地下斗争中的最大的一桩冤案！　　

十五、一个荒谬绝伦的结论　　

从前面我所叙述的事实来看，1943年7月和9月先后营救出马楠和李澄之回根据地，完全是由我党组织统一指挥操作的：　　

一、 营救的指示发自山东分局；　　

二、 营救的措施由泰山地委书记林乎加和副书记张洪涛先后与孟蒙具体研究确定；　　

三、 两次营救的主要执行人都是山东分局确定的孟蒙；　　

四、 两次协助营救的都是泰山地委确定的以罗俊为首的武工队和县大队，还有罗俊的亲戚担任向导。　　

这个营救计划是绝对秘密的，除了以上当事人，没有任何人知道。　　

因此，可以说两次成功的营救，是我党在抗战期间对敌地下斗争中打的一个极为罕见的漂亮仗，取得的极为辉煌的胜利！　　

但是，在整风当中，这桩辉煌的胜利却变了样，成了“敌人安排的所谓‘营救马楠李澄之’的圈套”；（引自王见新：《关于孟蒙的历史和他提出的问题》）“李、马出来也是敌人允许的，如不允许他怎么能营救出来？”“敌人也知道有人在那里营救他们，所以顺着这个情况，你要营救，我也就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给你营救出去。”（以上引自1986年9月18日《访苏静同志录音整理》）原来一桩对敌斗争的辉煌胜利，就这样被自我否定了！　　

那么，“否定”得对不对？　　

现在，事过60多年，至今未见到当时的山东分局和后来的山东省委对这个问题做出的任何正式文字结论。　　

目前，只能根据当时处理过这个问题的领导人后来所写或所谈的材料来   研究。　　

现在我所看到的材料有：　　

一、1943年时任山东分局对敌斗争委员会书记、一一五师敌工部副部长王见新同志于1984年11月8日写的《关于孟蒙的历史和他提出的问题》。他在该材料中说：　　

“我首先把所谓‘营救马楠李澄之’的谜底揭穿，再做叙述和分析。　　

谜底是什么呢？从敌人已经暴露出来的目的，一句话是以马楠李澄之为钓饵来破坏我山东大城市地下党工作。　　

在所谓‘营救马楠李澄之’问题上，我们是胜利了。这个胜利是将计就计粉碎了上述日寇的阴谋圈套而获得的。我们利用敌人安排的所谓‘营救马楠李澄之’的圈套，把马楠李澄之带出来了；但是，不出所料，跟来了一个日特孟昭毅。”　　

“孟蒙是怎样来山东分局的呢？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李亦豪（涛）希望我去根据地向党说明他来济南的经历，表白他发展‘青协’利用‘青协’要为革命工作。’‘川村、木村是受李亦豪的怂恿——以向李澄之领导过的‘抗敌协会’取联系，争取共产党对‘青协’同情的名义——表示可派人去根据地。川村曾说：‘希望和共产党互不侵犯、互相谅解。’又说：‘李澄之马楠和我，是为我去根据地革命，向党报告李马情况，揭露‘青协’阴谋，说明李亦豪的双重性，并为此做了认真的研究。李澄之要求李亦豪保证使我取得敌护照，安渡敌人据点。’　　

请看：小孟此去，受三方重托。联系着所谓‘营救马楠李澄之’的全过程来看，我认为所谓川村所受到的李亦豪的‘怂恿’，正是川村要派人去根据地的内心要求。小孟和李马如此亲密，实际上是川村的有意安排，川村也精确的估计到小孟此去李马必有重托。托什么？就是叫小孟到分局要求对他们进行营救。川村的公开目的之后，是隐藏着这样一个水到渠成自然发展的目的。　　

小孟就是这样可能是不自觉的做了川村‘放长线钓大鱼’的钓竿，李马是挂在川村钓竿上的钓饵。而大孟则是饵中之钩。川村的这颗钓竿，是建筑在川村对小孟的利用，马楠李澄之对小孟的信任，和我们对小孟的反利用上。川村之所以不把所谓‘营救’的功劳给李涛，是因为李涛起不到大孟这个钩的作用。　　

川村之所以把马楠李澄之作为钓饵：　　

第一、有李涛营救李澄之的行动在先。　　

第二、陈沂向敌人交了一个“留得青山在”的底给敌人有隙可乘。　　

第三、李澄之利用“青协”，在“青协”占领地盘的念头，给敌人创造了钓鱼的条件。　　

第四、用李涛的话说：‘敌人把李、马看成是‘食之无味’的鸡肋。’的确，他们为敌人可利用的作用已基本用尽，用以换取对我地下党的破坏，对敌人来说是一本万利。所谓，‘营救马楠李澄之’的前奏就是这样开始的。”　　

二，还有1943年期间担任一一五师保卫部部长、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的苏静同志1986年9月18日在接受采访时所谈，他说：　　

    “小孟不是说他营救马楠有功吗？营救李、马在他来说可能做了一些工作，但这种工作是在敌人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下做的。李、马出来也是敌人允许的，如不允许他怎么能营救出来？敌人觉得把李、马留在他那里，怎么整也不好，但留着又没有用，马楠表现的还是比较坚决的，想用她也很困难，但把他们杀掉，他们又觉得不是一个好政策。他们是要释放一些人来瓦解我们的队伍。敌人也知道有人在那里营救他们，所以顺着这个情况，你要营救，我也就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给你营救出去。你说他没有做工作，他也做了一点营救工作，但是在敌人允许下营救出来的，也不是了不起的营救。敌人没有那么傻，那么重要职务的俘虏，给你随便营救出去了？把敌人宪兵队看的那么笨，他那样高明。我们看他的材料，他可能做了些工作，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他觉得是革命，本人想革命是可能的，但是在敌人允许下进行活动的。　　

    ‘青协’的头子是李涛，敌人如果认为李澄之走后青协就会垮台，那他们就不会放他走了。敌人是想打李澄之的旗号，因为李涛在那里没有李澄之威望高。”　　

    “小孟自己讲多么有功，王见新知道这个情况。王见新有他的看法，认为小孟是敌人的人，小孟能到敌人家里去。他有那个本事？还不是大孟的关系，敌人允许他这样办的，不允许就会把他抓起来。敌人对李、马是放的，但又不表示出是放的，让你营救出去，但是这个营救是敌人知道的。”（以上引自《访苏静同志录音整理稿》）　　

我现在能看到的材料，只这两份。他们对“营救马楠李澄之”问题的观点和结论是一致的。他们这些观点和结论也就是1943-1944年整风期间，山东分局、至少是社会部、保卫部、城工部一些领导人对“营救马楠李澄之”问题的观点和结论。　　

那么，他们这些观点和结论对不对呢？　　

我认为是不对的，是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绝伦的！　　

一、两次营救，明明都是分局给泰山地委下的指示，又是泰山地委书记林乎加和副书记张洪涛分别组织安排的，具体去济南救人的是孟蒙。营救是绝对秘密的，除了这些当事人，别人是不知道的。营救是泰山地委和孟蒙研究之后按计划完成的。这是党组织一手操作的，是我党对敌斗争的巨大胜利。他两人却说成“营救马楠李澄之”是“敌人的圈套”，“其结果是：我们将计就计粉碎了敌人的圈套而获胜的”；“李马出来也是敌人允许的，如不允许他怎么能营救出来？”“敌人也知道有人在那里营救他们，所以顺着这个情况，你要营救，我也就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给你营救出去。”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　　

①分局是怎么知道敌人有这么个“圈套“？什么时候和怎样掌握到“敌人的圈套”的情报？得到了敌人的秘密材料？还是济南地工人员向分局汇报的？　　

②分局是怎么知道李、马被营救是“敌人允许的”？怎么知道敌人“你要营救我也就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给你营救出去。”有什么确凿的根据？　　

③敌人怎么知道你山东分局在何年何月何日要“营救马楠李澄之”的计划，而“顺着这个情况，你要营救我也就睁着一个眼闭着一个眼，给你营救出去”？是谁向敌人泄露这个“绝对秘密”的？分局内部有内奸？泰山地委内部有内奸？执行营救计划的孟蒙是内奸、特务？　　

没有！两人在材料中都没有提出任何确凿的有说服力的证明材料，只是根据表面现象的主观推论、主观判断。他们的这些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主观推论和主观判断，是不可信的，都不能用来作为做结论的依据。　　

二、王、苏二人所提的这些主观推论和主观判断，最明显最根本的错误，就是不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情况。　　

王见新同志说 “我们利用敌人安排的所谓‘营救马楠李澄之’的圈套”，苏静同志说 “李、马出来也是敌人允许的”。这说明“敌人”对马、李二人的态度是一致，设“营救”的“圈套”，“允许”他们“出来“。那么这个“敌人”是谁呢？有人会说：“日本帝国主义嘛！”对。但具体指济南的“敌人”是谁呢？王、苏二人都没有明确说出来。这就给人一种印象，这个“敌人”是一个，一个整体。　　

不对！完全错了！这个“敌人”从总的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敌人”的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当时的日本就分了两大派：“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派”以东条英机为首，“主和派”也叫“和平革新派”，最高领导人是石原莞尔，后台是裕仁的岳父东久迩宫和弟弟三笠宫。当时山东的“敌人”也分成这样两大派：“主战派”是宪兵队，头子是武山英一；“主和派”是“鲁仁公馆”，头子是木村义明。“主战派”要“军事亡华”，“主和派”是“政治亡华”，两派有分歧、有矛盾。1941年底，李澄之、马楠被俘后，都被宪兵队关押。1942年8月，李涛成立了“中国青年协会”，归“主和派”的“鲁仁公馆”管辖。李涛通过木村义明把他哥哥李澄之从宪兵队要到“中国青年协会”，宪兵队就无权管李澄之了。　　

1943年7月，分局决定营救李澄之、马楠时，李澄之在“青协”，马楠在宪兵队；一个归木村控制，一个归武山看管。根据当时敌人内部的派系矛盾，木村和武山根本不可能坐在一起研究制定一个什么共同的“营救马楠李澄之”的“圈套”，也不可能达成什么“允许”“李、马”出来的共识。特别是，走“第三条路”的木村义明把李澄之视为理想的“第三路线中间力量”，1942年5月是他给在北平的“参谋总部”打报告，要求把李澄之划给他掌握，得到批准。李澄之是他手中的王牌。1943年4月刚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把李澄之拉到日本去了一趟，并且见了他们的头子石原莞尔，自我表功一番；回到济南之后，6月又带李澄之到青岛去向那里的“和平革新派”——“地涌塾”炫耀一番，还准备利用李澄之大干一场。怎么7月就突然和武山英一共同设“圈套”“允许”李马“出来”？如果木村真的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对他有什么好处？把李澄之放走了，他手中还有什么王牌？他还以什么向他的主子邀功？他这不是自毁前程吗？如果说，木村这样做是为了往根据地派“特务”，那他有更方便的条件——通过“青协”叫李涛派就是了，何必要用放走李澄之作代价？！可是，木村却从来也没有让李涛往根据地派一个“特务”。为什么？因为这不是“和平革新派”的目的，他们的谋略不在这里。　　

王见新同志在材料中说：“我们利用敌人安排的所谓‘营救马楠李澄之’的圈套，把马楠李澄之带出来了；但是不出所料跟来一个日特孟昭毅。”原来“敌人”设“圈套”的目的是把孟昭毅打入根据地。孟昭毅是谁的人？王见新同志说：“只能用大孟在坦白中所交待的：他是日特兼国特，日本人是派他专门做马楠的工作，用所谓营救马楠的方式把他带到山东分局，来破坏我城市工作来解释。”“当大孟坦白之后，对他宽大处理；……可是他跑了，跑到他的老家郭同震那里去了。他是谁家的人，事实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是的，很清楚了。孟昭毅是郭同震的人，也就是日本宪兵队的人——宪兵队的特务。孟昭毅不是木村的人。这又出了问题，如果木村真的和武山共同设了一个“营救马楠李澄之”的“圈套”，目的是把武山宪兵队的孟昭毅混入山东分局，那么木村不是拿李澄之为代价支持了武山吗？木村用放走李澄之来支持“主战派”的武山，他这不是背叛了“主和派”或“和平革新派”吗？木村敢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没有木村的合作，武山一个人根本设不了“营救马楠李澄之”的“圈套”。他也不可能“允许”李澄之“出来”。因为，武山管不着李澄之，他没这个权。　　

根据以上情况，我认为根本不存在王见新同志所说的什么“敌人安排的所谓‘营救马楠李澄之’的圈套”，也不存在苏静同志说的“李、马出来也是敌人允许的”事实。完全是他们主观推论主观判断出的虚幻的空中楼阁。　　

既然如此，我认为1943年山东整风当中，分局城工部、社会部和——五师保卫部的一些领导人自我否定营救李澄之、马楠的辉煌胜利，是极其错误的，他们的观点和论据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　　

由于当时一些领导人的错误观点、错误判断和荒谬错误的结论，制造了一个党在抗战时期对敌地下斗争中的最大的冤案，使上百的好同志受到株连和迫害，甚至有的含冤而逝。时过60多年，至今仍未得到彻底的公正合理的解决，令人痛心！　　

现在，“营救”的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历史证明了“营救”完全是我党组织主动采取的措施，是我党地下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取得的巨大的辉煌的胜利，这在我国抗战史上是罕见的。因此，必须抛弃一切不实之词，恢复灿烂的历史真实面目！必须彻底为受株的好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并给予应有的荣誉和嘉奖！　　

十六、“第一功臣”遭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含恨而逝的惨绝人寰的悲剧　　

谈到1943年营救李澄之、马楠的问题，一般只谈孟蒙，有的肯定他的功绩，有的否定。当然，否定孟蒙在直接营救马楠、李澄之当中的贡献是错误的。虽然他蒙冤几十年，最后，2004年7月24日，省委还是最终承认和肯定了“在我党组织领导下，孟蒙同志积极参加地下斗争，为成功营救出李澄之、马楠等同志，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很大贡献。”省委对孟蒙的这个肯定，只不过是在孟蒙的历史档案上面写了这么一句话，放在档案袋里，并没有公之于世，无人知晓。省委更没有按党“立功有奖”的政策对孟蒙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做出的很大贡献给予应有的表扬和奖励。省委竟然吝啬到连小学生“三好学生”大小的一纸奖状也没发给孟蒙。　　

除孟蒙，还有一位立下第一功的人，却直至今天仍未得到公平合理的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结论。他就是李涛，李亦豪，李澄之的弟弟。　　

为什么说李涛是“第一功臣”呢？　　

1992年6月20日，李涛在《我的申辩》第七部分：“我在营救李澄之、马楠当中所起的作用”中说：　　

 “有人说，在营救李澄之、马楠之时，没让我知道。还有人说，怕我阻碍营救，而向我保密营救的事。因此否定我在营救中所起的作用。我认为这是徒劳的。因为，只要实事求是地来看问题，不难把问题弄清。　　

1942年初，我之所以从临沂来到济南，是因为先是‘抗协’，后是山东分局给我营救李澄之的任务。我到济南以后的所作所为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任务，一切都是为了营救李澄之。对怎样营救李澄之以及马楠，我不仅和李澄之、马楠商谈过多次，1942年6月，我还亲自向分局书记朱瑞汇报和研究过如何营救李澄之的问题；伪‘青协’成立后，我还派孟蒙去山东分局向组织上汇报，请示过；1943年6月，我又亲自去山东分局报告李澄之去日本的情况和如何营救的问题。这怎么能说我不知道营救李澄之和马楠的事呢？　　

营救李澄之是一件艰巨复杂的任务，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完成的。我只能做我能做的工作，我不能包办一切。营救李澄之、马楠的具体安排由组织上决定，我可以不知道，也不需要都知道。　　

事实很清楚，道理也很简单。只要稍动脑筋，就可以把问题弄清楚。　　

李澄之和马楠等人是怎样逃出济南回到根据地的？答曰：是孟蒙先后按党组织的安排把他们带出济南，然后由组织派人把他们接回根据地的。　　

孟蒙怎么能把他们先后带出敌人占领的济南？答曰：孟蒙可以自由出入敌人封锁线的哨卡。　　

孟蒙怎么能自由出入卡子门？答曰:孟蒙有仁字四二二一部队参谋部山田少佐签署的通行证。　　

孟蒙怎么能弄到这个通行证？答曰：孟蒙利用‘青协’的关系弄到。　　

反过来说，没有‘青协’，孟蒙即弄不到山田签署的通行证；没有这个通行证，孟蒙即不能自由出入敌人的哨卡。孟蒙自己尚不能自由出入，他也就不能将李澄之、马楠等人带出敌人严密封锁的济南。　　

马楠、李澄之等人能在1943年7月和10月（注：应为9月）先后逃出济南回到根据地，并不是偶然的侥幸的事，而是在一切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按计划实现完成的。　　

从以上这些足以看出我在营救李澄之、马楠等人当中所起的作用。　　

有人或者这样说：‘你李涛在营救李澄之、马楠等人当中是起过作用，甚至是起过重要作用，但那是党利用你这个‘日特’’。　　

我是‘日特’吗？前面我已说过我不是。　　

如果我真是一个日本特务，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李澄之是绝对不会回到根据地的。我要把李澄之严加看管，把他作为我向日本军部索取高官厚禄的一张王牌和资本。我既然要当‘日特’，就不能轻易地把手中的一张王牌放走。另外我也决不会让孟蒙随心所欲地，一而再，再而三地从我眼皮底下把一些人（包括马楠、李澄之）带到根据地去的。”　　

1995年8－9月，孟蒙在《清扫抗日战争中山东三大案的迷雾》中说：　　

“李涛倒是为营救我方被俘的干部、战士大开方便之门。他不仅使李澄之离开宪兵队，还怂恿木村、川村以‘青协’名义从俘虏收容所要出许多我方俘虏，如红军团长钟瑞（或另有他名），山东军区侦察科长姚伯林，抗大军医唐克强，抗大教员梁克，山纵宣传干事胡山和李绍钊等。有人是他直接提供方便送回根据地，如梁克，还有姓宗、姓刘的战士等。而即便我营救钟瑞、李绍钊、唐克强、马楠、胡山、李澄之等人，虽然都没有向他透露消息，但是，我完全知道，如果没有他从前准备的条件，或没有他和‘青协’对我的掩护与提供的‘特务护照’，那都是不可能的。”　　

    “直接由我进行的营救李、马，摧毁‘青协’的斗争，如没有李涛把持‘青协’，为掩护我而提供利于我活动的条件，没有利用‘青协’争取‘特务护照’，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过去我未能为李涛在这一问题上与迫害者明朗尖锐地争论，深感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原则性的丧失。我为此愧疚憾痛。”　　

没有李涛的前期工程，根本就不会有孟蒙的后续工程。说李涛是营救李澄之、马楠的第一功臣，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虽然李涛在营救李澄之、马楠的过程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立下第一功，但是，1943年，整风期间，由于分局城工部、社会部和一一五师保卫部一些领导对“营救李澄之、马楠”存有错误的观点、判断，因而株连他，跟他切断关系，彻底抛弃了他。　　

但是，李涛仍以忠于党忠于革命的信念，又利用1944年7月木村让他搞“济南工作组”的机会，和冀鲁豫边区党的组织建立了联系，又为冀鲁豫边区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5年7月，李涛再次去冀鲁豫。“八一”前夕，李涛与朱光、阎海清等领导秉烛夜谈，初闻日本投降，朱等奉命“包围大城市，向开封进军”。李涛回济南，又和山东分局派到济南活动的孟蒙、刘岩、于渤、姚明、朱青山等人见面。刘岩捎口信给李涛：第一前线总指挥萧华同志让李涛配合他们。李涛去南山找萧华汇报工作，被济南市公安局局长杜明扣留软禁。9月20日（中秋节）后，萧华从淄博前线来电，让李涛“即日返济，组织反何（思源）”，杜明才放李涛回济南。　　

李涛回济后，因为原来日本宪兵队的特务王铁民、刘克泰等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中统32工作队，整天跟踪李涛、孟蒙、刘岩，还有军统特务王寿山也追捕他，他无法开展工作。10月20日，历经艰险，李涛携母亲和怀孕的妻子回到临沂。　　

自此，李涛在山东军区保卫部开始了一年的审干。在部长梁国斌。副部长郑文卿主持下，对李涛在济南三年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审查。一年的审查，不但没有查出李涛干过任何危害党危害革命的罪行，他干的有利革命的事却件件落实，甚至查明他是1938年在武汉入党的党员。1946年10月20日，梁国斌作结论时，勉励李涛说：“你的活动是成功的，有些曲线味道。应该再努力下去，争取尽快恢复组织生活。”　　

1947年1月，李涛被华东局社会部任命为36号（指民国三十六年的意思）外出工作员。代号黎浩，公开名字李九鼎，身份是泰新供销公司经理。5月，李涛派妻丁米带儿子先潜入济南。但被济南东方书社的袁某告密，丁米母子被捕，押在国民党“青训队”。　　

1947年10月，李涛由社会部副部长李士英派赴济南，利用堂兄李汉鸣的关系，做战略部署。李汉鸣时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委、大华日报社社长。10月下旬，李涛化装成商人去济南找李汉鸣假投诚。没想到假投诚不成，他反被李汉鸣押到“青训队”，和丁米押到一起。　　

1948年5月，国民党中统山东省室新书记董淑明上任。董淑明原系青岛地下党党员，1930年叛变。他看了李涛的档案材料，把李涛提出来，要使用他。董提出要李涛到解放区给他联系一个大八路关系，并找防守司令部李杏村给李涛开许可证，可以运出西药。这样，李涛带了王来宾、张汉卿两个商人和一些商品去了济阳孙耿，和齐河公安局吕副局长见了面。李涛写了长篇的《敌情报告》和蒋特名单，托吕副局长转社会部领导。　　

1948年7月7日，李涛第二次带王、张二人和给德石铁路局购买的大批电料（电线、电表等）去根据地，先去德州，然后和齐河公安局吕局长去惠民。在惠民，李涛见到了社会部副部长扬帆。扬帆赞誉李涛“生活俭朴，是山东杰出者”。随后，扬帆奉命去青州开会。临行前，扬帆跟李涛提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在‘青训队’受刑，不给领导讲？”因此，把李涛押解到惠民公安局审查。这天是1948年7月28日。　　

问题很快查清了，李涛在“青训队”根本没有受过刑，是商人吹捧李涛编造的。但，扬帆去青州开会，一去不回。因是扬帆让扣押审查的，扬帆不讲话，别人谁也不敢释放。不久，济南解放了，李涛被五花大绑押送到济南市公安局看管。　　

两个月后，时任山东省公安厅厅长的李士英和副厅长郑文卿得知此事，把李涛找去，对他说：“你把你怎样被蒋押，三天写好，几天就回家。”但李涛要写，公安局却又对他说：“首长南下了，你的案子别人问不了。”就这样，李涛稀里糊涂在济南市公安局坐了十年监，整天和同监犯人、伪山东省政府顾问园田庆幸研究写《大和民族东渡记》和研究“帕米尔是人类起源地”。1958年大鸣大放时，主审李涛案子的预审处长李新民对李涛说：“我们要给各机关下通知，给你平反啦。”但是，“反右”开始，李涛的平反成为泡影。相反的，1960年10月，济南市人民法院悍然推翻了1946年10月华东局社会部审查李涛1年后给李涛做的结论，仍以李涛1942年在济南组织“中国青年协会”为由，以日特、反革命罪判处李涛20年有期徒刑。　　

李涛对此当然不服，提出上诉。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会同省公安厅进行　　

复查。　　

1962年8月28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公安厅联合复查后，省高级人民法院，写出《关于李涛反革命一案复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报告》最后结论说：　　

“鉴于李涛为我利用关系时期，他所搞的‘中国青年协会’‘济南工作班’及参加‘中统’等反动组织，他都向我们说过，我们当时也知道。搞‘青协’当时朱瑞同志只是对他进行过批评，认为容易麻痹青年，也未有结论为反革命，后来虽参加‘中统’，但也符合于当时指示其越深入越好的精神，在利用时间没有什么特别功劳，也没有什么重大破坏，但也作了些工作，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定为反革命分子根据尚不充分，为了策略一些和更主动一些，我们意见不定为反革命分子，撤销原判，予以释放，按错案原则处理，安排其适当的工作，今后继续考察。”　　

省高院的《复查报告》里所说，有两点需要指出：①“搞‘青协’当时朱瑞同志只是对他进行过批评，认为容易麻痹青年，也未有结论为反革命”。与事实不符。朱瑞同志对李涛搞‘青协’，不仅没有“进行过批评”，而且是大力支持；②“在利用时间没有什么特别功劳”。不对，功劳很大，有些功劳是别人干不出来的。　　

省高院于1962年12月4日并给省人委人事局发函，联系为李涛安排工作。省人委人事局于12月20日答复省高院：“经我们研究，李涛可安排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职务。”　　

省高院和省人事局对李涛这样处理和安排，还是较为适当的。　　

但，遗憾的是这个安排并未能实现。之所以未能实现的原因，是一个1947年曾领导过李涛的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的高级领导人不同意。1962年11月9日，他给山东省刘秉琳副省长写信说：　　

“你要我看的‘山东省法院关于李涛一案处理意见的报告’，我已看过。　　

      李涛，在到山东以前，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任职于‘三青团招待所’等，后者是一个拢络叛徒、毒化青年下水也拘禁青年的反动组织。在1941年，所谓‘朱瑞同志指派李涛去济南’，看来是因其政治面目不清、问题复杂，实际上，是‘顺水推舟’性质的派赴济南。　　

      李涛到济南后，组织‘青协’，参加‘中统’。虽然他在‘1948年间回解放区两次’，但事实上，他并没有给过我们有用的情报。显然地，他是一个靠耍两面手段过生活的混子。　　

由此可见，李涛基本上是坏人。虽然，他被济南法院何时判的，我不清楚；但是，对他扣押、逮捕、判刑，是不冤枉的。　　

鉴于他于1948年被押，后判刑二十年，实际在押已十四年余，也可以考虑提前释放，甚至安排他工作，但是，按错案原则处理则是不好的。　　

这一案，我没具体经手，是季明同志具体办理的，可征求他的一些意见。　　

在山东期间，我曾经同李涛谈过两次话，此人极为狡猾，堪称为混子，请注意。”　　

从这位副检察长的信来看，很明显完全是出于个人印象和主观臆断，没有一点政策根据，没有一点法律根据，也没有一点事实根据，只是空喊“他是一个靠耍两面手段过生活的混子”， “李涛基本上是坏人”，“ 极为狡猾，堪称为混子”，却没有一点事实来证明；又说：“虽然，他被济南法院何时判的，我不清楚；但是，对他扣押、逮捕、判刑，是不冤枉的。”他既然连李涛“何时判的”都不知道，当然不会知道根据什么事实判的。既然如此，他说的“他扣押、逮捕、判刑，是不冤枉的”又有什么根据？岂不是从印象出发的主观臆断吗？　　

另外，退一万步讲，李涛即便是他所说那样“他是一个靠耍两面手段过生活的混子”,“李涛基本上是坏人”,“极为狡猾，堪称为混子”,李涛是不是就等于是“反革命”？“混子”、“坏人”能和“反革命”划等号吗？它们是同义词吗？　　

他反对省高院的“按错案原则处理”的意见，认为“按错案原则处理则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根据什么原则、法律说“不好”？不知道。　　

对李涛的处理他提出了“鉴于他1948年被押，后判刑二十年，实际在押已十四年余，也可以考虑提前释放，甚至安排他工作”的指令性的意见。“提前释放”又有什么政策、法律依据？就是因为“实际在押已十四年余”就可以“提前释放”吗？法律上有这一条规定吗？这也是他个人的旨意。　　

这位副检察长的信中还有其他一些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错误。但是，就是这封信决定了李涛的生死。　　

省高院不敢坚持原则，放弃自己神圣的职责，屈从那位副检察长的权势，1963年5月，“指示”济南市法院不撤销原判，只是“对李涛提前释放”，仍然戴着“反革命”帽子，送西郊苗圃监督劳动。省市两级法院在这里对李涛直接犯下了执法犯法、草菅人命的罪行！　　

“文化大革命”中，李涛又受到残酷的批斗，然后遣返回临沂老家。　　

1980年，年逾古稀的李涛回济申诉，无人过问。1982年，经萧华办公室批转，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才受理了李涛的申诉材料。　　

1982年12月10日，济南市中院给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写出《关于李涛特务一案复查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最后说：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李涛的政治历史，错综复杂，其罪行搞不清楚。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经华东局社会部审查了一年；一九四八年七月经公安机关审查了十二年多；一九六二年八月省法院与公安厅复查过，均未搞清其罪行。经审判委员会研究：李涛的罪行经过历次审查和复查，都没发现什么重大破坏，另一方面，他确实为我们做了一些工作，认定反革命分子的根据尚不足，因此，我们意见，可从宽处理，不定反革命罪，撤销原判。仍安置到济南市西郊苗圃，发给生活费三十五元。”　　

济南市中级法院在这里，来了一个自我否定，否定了1960年10月对李涛判刑20年的判决。认为“认定反革命分子的根据尚不足”，“ 可从宽处理，不定反革命罪，撤销原判。”　　

既然一直到了1982年，也就是从1948年李涛被扣押以后，已经过了34年，仍然搞不清他有什么罪行，而且“经过历次审查和复查，都没发现什么重大破坏”，这样的人能判反革命吗？天下有这样没有“重大破坏”和“罪行”的“反革命”吗？　　

济南市法院1982年12月的复查结果，和省高级法院1962年8月的复查结果，意见是一致的：认为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根据尚不充分、尚不足，不能定为反革命分子。　　

但是，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个“意见”也未能落实，被中共济南市委给否了。1983年4月19日，中共济南市委举行第十五次书记办公会，参加人魏坚毅、刘耀华、王砚耕、张扬。会上研究了济南市中院的《请示报告》，确定：　　

“李涛罪行没有查清，也不好查清，按特务身份否定反革命证据不足，当时也为我做了些工作，生活费每月按50元，维持历史身份不变，生活给予出路，还安排在西郊苗圃。”　　

中共济南市委书记办公会这个确定，使人莫名其妙，书记们是根据什么政策、什么法律规定，不知道；为什么要对李涛“维持历史身份不变”，不知道；“按特务身份否定反革命证据不足”，是什么意思，让人弄不明白。市委书记办公会的决定，既无政策根据，也无法律根据，又不符合事实，完全是按长官个人旨意，决定一个人的死活。但是，这是济南市委书记办公会的决定，是最高指令，必须执行。因此，对李涛“维持历史身份不变”，也就是“维持”他的反革命“历史身份不变”。　　

1983年6月16日，济南市中院发出“撤销本院（58）济法刑字第170号刑事判决；对李涛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82）济法刑二再字第129号《刑事判决书》。　　

济南市中级法院这一次对李涛一案的改判，既不是根据党的政策，也不是根据法律规定，更不是根据事实，而是一丝不差地根据中共济南市委第十五次书记办公会几个书记的决定。　　

这是一件以党代法的典型例子。　　

李涛对济南市中院这个“改判”，又多次奔波于上诉的道路，直至申诉到最高人民法院，但都被批驳回来。　　

1994年，李涛又上告到国家安全部。安全部极为重视，1994年11月派了朱玉琳和何凤景两位司局级干部来山东，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查阅了省高院、济南中院、公安厅、济南市公安局全部的李涛档案，最后得出结论：“李涛是冤案。”因为，李涛1942年初奉命到济南相机进行营救李澄之之后，在济的活动都向山东分局汇报了，山东分局都知道，而且都同意的。1942年10月，在李涛回分局向朱瑞书记汇报后，朱瑞给周恩来同志发的电报已经说得很清楚。国家安全部给中央组织部写了报告，提出对给李涛落实政策的问题。但山东省委组织部当时的领导人顽固抵制，不予落实。　　

1995年1月18日，李涛病危住院。安全部得知后，即派省安全厅姚承欣处长携价值数百元的慰问品和2000元现金去医院探视慰问。不幸的是，1995年2月24日，李涛终未能盼到给他落实政策，含冤而逝！临终前仍喃喃自语：“我是共产党员，我不是特务；我是共产党员，不是反革命。”直至最后一息。　　

李涛逝世后，济南市园林局为其举办了遗体告别仪式。李涛北大的同学、国家安全部顾问陈忠经和李涛的入党介绍人、原核工业部副部长刘玉柱夫妇送了花圈表示悼念。　　

一个一生忠于党忠于革命，为党为革命做出卓绝贡献的优秀党员，杰出的地下工，就这样含恨而去，令人扼腕唏嘘！　　

人死了，但斗争并没结束。李涛50年的沉冤仍在发酵。物不平则鸣嘛！最后，2001年6月终于反映到省委书记吴官正同志那里。吴官正同志交付中共山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调查。　　

2001年7月3日，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在给吴官正同志写的《调查情况报告》中说：“从法院对李涛的判决和多次复议材料看，李涛参加特务组织都曾向党组织汇报过，并为我党做了一些工作。虽经长期审查，没有发现李涛在参加特务组织期间从事破坏活动和罪行的证据。”“因此，我们认为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对李涛申诉给予妥善处理。”“请省高院领导……对李涛特务案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吴官正同志同意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意见，7月3日批转省高院处理。　　

2002年1月1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2001）鲁法刑监字第2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书》称：　　

“本院认为：李涛到济南打听李澄之等人的下落，并相机营救，是经山东分局同意、派遣的；其在日本特务头子木村义明指使下成立‘青协’和‘济南工作班’，并担任这两个特务组织的负责人，李涛对伪化的情况，通过写信、派人以及他本人到解放区向我组织上作了汇报，并未对组织上隐瞒。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李涛确实为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原审认定李涛犯特务罪证据不足。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三）项、第二百零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 撤销本院（83）鲁法刑二上字第41号裁定和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82）济法刑二再字第129号判决。　　

二、 宣告申诉人李涛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　　

至此，在李涛逝世7年之后，他50多年的沉冤终于获得实事求是的平反，还李涛以清白。　　

山东省国家公安厅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李涛无罪的判决汇报给国家安全部。2002年8月，国家安全部即拨款50000元作为对杰出地下工李涛的抚恤。　　

按正常规程，在省高级法院对李涛的冤案作出平反判决之后，省委组织部就应该改弦更张，对李涛20年为党为革命做出的贡献做出相应的实事求是的结论。但，遗憾的是，省委组织部某些领导人，仍然顽固地拒不为李涛作任何结论。直至2004年7月，经过中央的过问、干预，省委组织部才以安全厅的名义为李涛作了一个既违反事实又违反政策的所谓“结论“，继续对李涛进行诬蔑和迫害。　　

省委组织部以省国家安全厅名义为李涛做的结论，虽然承认李涛是革命的同志，但把他参加革命的时间确定在1946年11月，即经过华东局社会部对李涛一年的审查之后，重新派李涛任外出工作员时算起。不仅把李涛1942年至1945年在济南这一段不予承认，甚至把李涛1932年在北平参加工作，并在监狱中第一次入党、1936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组建天津队部及1938年在武汉第二次入党、1939年在西安等地的革命历史也一笔抹掉；对李涛是1938年6月第二次入党的党员问题，那个“结论”中只说“李涛1938年至1941年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也就是说李涛在1941年底来山东之前曾是“共产党员”来山东以后就不是了。　　

对省委组织部以公安厅的名义给李涛做的这个既违反事实又违反政策的所谓“结论”，当即被李涛的亲属所否定，并给省委书记张高丽同志写信提出抗议和要求组织上重新给李涛做出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结论。这说明，想要给李涛一个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公正评价，还得经过漫长和艰苦的斗争。　　

十七、一个必须澄清的问题　　

1944年8月12日，罗荣桓、黎玉致毛泽东的《山东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中的第七部分（庚）说：　　

“对城市工作指示，已讨论。　　

（一）我们过去在方针上有错误。如济南城委，只走中上层关系，并以为根据地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建国人材为中心，是很荒谬的。把青协当成唯一的路线，替特务向我们打开了进路，影响了济南原有组织又累次破坏。”　　

这种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一、1942、1943年，分局城工部根据毛泽东主席1939年发出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号召，从敌占区济南等城市发展吸收了上百名爱国革命的知识青年。这种作法完全是正确的。但1943、1944年整风当中，由于组织上误信了孟昭毅的“坦白”，把这些青年错定为敌人打入根据地的特务嫌疑分子，对他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审查”，对这些人都是不信任和怀疑的。1944年8月12日《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但经过长期的审查，那上百名来自敌占区的爱国青年并没有发现一个是敌人打入的特务。特别是，经过战争和工作的考验，那些当时被怀疑的知识青年，后来绝大部分已经参加了共产党，而且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如于渤、姚明、艾森、马旋、李向民等等，都为党为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渤发展的李向民（霍连弟）成为共产党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1950年在西南军区时开辟了成都到拉萨的空中航线，立特等功。最后由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退休；艾森由于擅长外语，1944年奥地利反法西斯战士罗生特医生来山东为罗荣桓同志治病时，他担任翻译。后又为军调部首长叶剑英和华野首长陈毅担任翻译，在与美军谈判当中发挥作用；由艾森在青岛发展的当时只有14岁的王忠民，在朝鲜战场上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二、利用“青协”是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对敌人提出的“利用反利用”的英明决策。朱瑞同志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深入敌人心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取得我们的胜利。说明他是一位有胆量有远见卓识的英明领导。朱瑞利用“青协”和日本“主和派”的“政治亡华”的谋略斗争，是高级的斗争，是高层次的斗争，是高水平的政治斗争！最后从敌人手中把被俘的省级干部营救出来，安全地回到根据地，不仅是山东对敌斗争的巨大胜利，在全国也是罕见的！这是我党除了军事斗争胜利之外的政治斗争的巨大胜利，应很好地总结这个经验！遗憾的是，朱瑞同志利用“青协”的决策，在分局内部并不是步伐一致的，而是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　　

三、“济南原有组织又累次破坏”的问题，与“青协”没有丝毫关系。从几十年研究济南党史的事实来看，济南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有的在“青协”成立之前，有的是在“青协”停办之后，没有一处是因“青协”而被破坏的。这些地下组织之所以遭受破坏，完全是由于我城工部工作的失误。　　

由于以上情况，今后在研究济南地方史当中对《十个问题的答复》中的错误，应予以澄清、纠正。          　　

　　

　　

   写于2007.7.1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