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先生借胡绳同志宣传了什么

石仲泉先生借胡绳同志宣传了什么

    

    2010年12月6日,石仲泉先生在《北京日报》第20版（理论周刊）发表了《胡绳晚年的新思想、新观点》一文，其中有不少很值得商榷、容易引起歧义和混乱的思想和观点。
    我们知道，胡绳同志是著名的理论家，发表过许多很好的著作和文章，阐明了许多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问题，立论鲜明，观点令人折服。比如未届而立就发表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还有《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样的名篇。但是，石仲泉先生不去深入阐发和宣传这些论著，而是搬出一些容易引起思想混乱的观点。这究竟是在表达对胡绳同志的敬意呢，还是在借胡绳同志的名义宣传自己的什么观点？实在发人深思。
    石文涉及的问题很多。这里只对石文着力宣传的两个观点谈一点看法。
    一、到底什么是中国近代史的主题
    近代中国面临的主题是什么？这涉及如何评价近代中国革命、涉及中国现代化是否需要有基本的政治前提这样的原则问题。石仲泉先生说胡绳同志对以现代化作主题来写近代史“极表赞同”，这让人深感诧异。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页）这一论述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饱受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经济命脉被列强控制，政治上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总体上封建剥削制度占据优势，但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所发展。中国由一个完全独立的封建帝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残酷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摆脱悲惨和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是，除抗日战争外，近代中国一切反抗外敌侵略的战争，无不以中国失败、被迫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0页）于是，改变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改变中国经济技术的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即现代化，就成为近代中国的两个基本的历史任务。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关联着的。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1页）中国人民要完成自己的两个基本历史任务，当然要首先解决主要矛盾、特别是其中最主要的矛盾。即首先要反对帝国主义，推翻中国人民头上的民族压迫，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够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平等地打交道；反对封建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借以实现自己对中国进行残暴统治的封建专制制度，使亿万农民获得解放。也就是说，只有首先改变腐朽的社会制度，才能解放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开辟道路，创造基本的政治前提。反之，如果不首先解决主要矛盾，幻想在旧制度的基地上先搞现代化，则是完全行不通的。当然，在旧制度下也可以搞一些近代工业、近代商业、近代教育等项事业，事实上也搞了，但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联合压迫和双重束缚下，在一个分裂的中国，大规模地、举全国之力、动员全国人民参与和进行的现代化却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梦想一概幻灭了，“这是好消息”。因为它证明了，在旧制度下，“现代”一点可以，甚至还是帝国主义的需要，但却“化”不起来！
    怎样解决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呢？在“亡国灭种”的空前的现实危险面前，不同阶级和政治力量的人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所有在旧制度的基础上修修补补的努力都失败了。这是必然的。因为近代中国所需要的，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改造，而不是旧制度的局部的改变；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而不是鸡零狗碎的改良。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的社会制度，你不打，它是不会倒的，只有革命才是出路，而且只有在以正确思想武装起来、有着正确纲领的先进阶级领导下，才能将革命引向胜利。但是，谁也不是一生下来就要革命的。革命本身既不能被人为制造出来，也不是目的。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当着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并且达到某种关节点的时候，革命，就成为生产力发展本身的要求，就成为必不可免的事情。近代以来，一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之所以前仆后继地奋起革命，就是因为革命已经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需要，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出来的。不革命，中国人便无以生存。革命，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两个基本历史任务从时序和逻辑上说都不是并行的，而是有先有后，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历史的本然就是如此。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叙述历史，也应该以革命作为主题。如果以现代化作主题、以根本“化”不起来的东西作主题来写历史，则是荒唐的。不管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否有意，都极容易模糊乃至歪曲中国的近代史。
    胡绳同志在其《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1995年的再版序言中，附录了自己所写《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的一部分。其中正确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被侵略、被掠夺、被压迫的历史”，“又是一部反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历史”。“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即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二、如何使中国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显然是密切相关的”。“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不行，“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民主化的努力更是毫无作用。”“只有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才能谈得到近代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否则，现代化问题连谈都谈不到。胡绳同志这些论述，显然是对以现代化作主题来写近代史的否定。现在，石仲泉先生说胡绳同志对以现代化作主题来写近代史“极表赞同”，并把它作为其晚年的新思想、新观点来宣传，恐怕对胡绳同志不够尊重吧？
    以现代化作主题叙述历史，即从所谓“革命范式”转换到“现代化范式”，甚至是西方某些学者观点的翻版。美国杜克大学的德里克教授在其《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年总第10期）一文中早就详细介绍过。文章说，历经六七十年代，革命一直是美国汉学界历史解释的范式。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是对革命的正面评价，认为革命“将人们从过去的被压迫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他们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奴役。革命使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并转变为一个现代主权国家。革命还清除了或由历史形成的、或由近代帝国主义导致的种种发展障碍，解决了发展问题”。但这种看法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改变了。一些著作竭力散布革命的种种弊端，说“革命并不意味着被压迫者对压迫阶级的胜利，而是使中国社会的不良分子得以掌握权力”，“打断了清末以前一直在进行的朝着现代化方向的发展过程”，“强化了其前现代的状态”，等等。德里克教授的总结给人以启示。长期以来，国内一些人疯狂咒骂毛泽东，咒骂中国革命，其中一些所谓两头真或两头清的老人，甚至成为领军人物。这不正是“范式”转变的自然结果吗？德里克教授用“危机”来评论“革命之后的史学”，是看得比较准的。这些年来，李鸿章、袁世凯、慈禧、蒋介石等人“为实现现代化”所作的“努力”、经历的“艰难”被大书特书，甚至连汪精卫也被歌颂。相反，坚持革命的伟大的英雄人物却被污蔑为“打断”现代化进程的罪人而一再被丑化。这种怪现象与以现代化作主题叙述历史的意见是不是有点关系呢？事情很明显，如果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题，革命就自然被挤在一边了；把改良抬到天上，革命的伟大意义就没有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面前，我们难道不应该与“告别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划清界线、自觉保持距离吗？
    二、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到底能否搞社会主义
    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在实现工业化之前能否搞社会主义，这是关系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所走的道路是否正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坚持的原则性问题。现在，石仲泉先生说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是染上了民粹主义色彩、在低下的生产力基础上考虑公有制实质上就是搞贫穷的空想社会主义、可以逾越资本主义峡谷却不能径直建设社会主义等等，这又让人吃惊。
    我们知道，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两大历史任务中的第一项基本完成。中国人民即将开始自己的第二项历史任务，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这就要大力进行经济建设，把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即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理论上，在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面前，工业化的道路有两条可供选择。一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历史已经表明前者在中国走不通。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和同盟军，其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能是资本主义。中国已经丧失了通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机会。从经济上说，由于近代中国留给新中国的民族工业羸弱不堪，独立之后的中国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经济上就仍然不可能摆脱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依附地位，连刚刚取得的政治独立也可能重新丧失。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胡绳同志也指出，若中国果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则是几倍、几十倍的艰难曲折的、看不到头的漫长道路。
    那么，搞社会主义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事实上，新中国的成立，就“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这“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决不能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使命，就是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经济纲领中，没收官僚资本和保护民族工商业这两项，本身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而在土改完成后的农村普遍开展农业互助合作，也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这样，“原来所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同时也就成了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88-291页）
    革命的性质是由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复杂而矛盾的经济成分。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以后，中国社会主要的经济成分是三种，即社会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其中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是处于十字路口的经济，既可以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也可以被引导着走向社会主义。这样，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革命中，每天都在发生着“很深很剧烈的变动”。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的过渡性质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可以长期稳定存在的独立社会形态。我们党适时、顺势提出“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92页）虽然从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过于迅猛，但“这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从方向和路线上来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于实际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一件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21页）事实也证明，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不但没有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阻碍和破坏作用，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荡，而且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道路，为其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问题在于，新中国这样一个建立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废墟之上、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一化”的任务还有待完成的情况下先进行“三改”，在理论上是否“离经叛道”？
    显然，如果没有工业无产阶级的一定发展，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本身固有的基本矛盾的一定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是谈不到的。但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什么程度、工业无产阶级要在全人口中占到什么比例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给出过绝对的标准。相反，他们从来没有忽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其他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总是教导人们要正确估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巴黎公社起义时的法国，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占多数的国家，那时法国乃至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同20世纪中期根本无法相比。但英勇的巴黎工人阶级毅然发动了震撼世界的起义，并且仅凭其阶级本能就制定了许多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的措施，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起义又给予了多么高度的赞扬啊！1881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由于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条件是，必须有俄国革命。很显然，这个“俄国革命”就是指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在这里所阐明的思想，对于观察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资本主义并未高度发展的农业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的理论、以及革命阶段必须相互衔接这一思想的成功实践。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篇光辉文献中，列宁指出，“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企图不用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苦农民联合的程度而用其他什么东西来分开这两个革命，就是极大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3卷657页。）在回答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对革命的质疑时，列宁指出，“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列宁选集》1995年版第4卷778页。）“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每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同上，第777页）列宁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同上，第776页）不理解这一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同上，第775页）“简直就是傻瓜”（同上，第778页）这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完全适用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离经叛道”，更不是“大逆不道”。
    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即越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后，就有一个“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有明确的论述。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页）向外国学习，要有所学有所不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同上，第43页）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上，第42页）正是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我们党既学习书本又不迷信书本，既学习外国又不迷信外国，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这中间虽然有过失误，但总体上讲仍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
    现在，石仲泉先生在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绕了好大的圈子，究竟是想借胡绳同志宣传什么？中国人民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正确不正确呢？如果社会主义改造本身是错误的，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还要不要坚持呢？
    （《环球视野》第36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