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有关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若干论断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彭才栋
按：由于临场发挥的问题，若视频中的提法与文字有冲突，请以文字版为主。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曾影响了我国一个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它所遭到的非议越来越多，这里简单点评一下近些年来流行的与之有关的若干论断。为简便起见，这里不考证这些观点的源流，我们的评价仅针对这里限定的含义进行。
一、照搬苏联论
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没有独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我们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照搬苏联的。实际情况是：“一五”时期的确是照搬了，但从中共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就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当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主要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可以说是向苏联模式回归的时期。总的来说，毛泽东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都深受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但与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和苏联模式具有强烈的精英色彩相比，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表现出了强烈的平民色彩，主要表现在：（1）主张土洋并举、大中小并举，五小工业改善了工业布局，社队企业开了乡镇企业的先河。（2）主张搞群众性生产运动，有以群众运动取代常规经济组织（以及生产领域的技术官僚、行政官僚）的考虑，大炼钢铁运动失败了（这种技术含量较高的产业不适合群众运动），但在农田水利建设、修路、基础设施建设等适合大规模简单协作等领域中，仍有明显的优势。（3）强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甚至一度主张和实行搞计划以地方为主（三线建设时期）。扩大地方权力，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实际上是地方政府在那里推动；不过在当时战略背景下下，调动地方积极性，往往带来的是高指标、比例失调等问题（在“大跃进”过程中，地方干部、部门干部普遍头脑发热，不是一个人的问题）。（4）批判“一长制”（行政首长负责制），主张“两参一改三结合”。他曾责问周恩来搞“一长制”是“哪个中央的指示？”，又说资产阶级的企业管理制度。“两参一改三结合”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民主化。（5）在分配中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平均色彩的主张：在城市，主张少搞计件工资、奖金，多搞计时工资、集体福利，主张缩小工资级差；在农村，主张实行基本口粮制度（一度实行过部分供给制）。这种分配中的平均倾向固然存在影响劳动积极性的一面，但客观上适应了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可以说，两者在经济领域各有千秋，但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方面，不能不说毛泽东略胜一筹，这也是中苏两党不同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苏共形成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他们是搞垮苏联的重要力量，大卫·科兹对此论述的比较充分了，但不是决定性的原因，苏共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对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了信心）。
毛泽东不能从总体上跳出苏联模式的框架，是因为苏联模式是基本上适合当时的中国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将会进一步论述。这里想强调的是，为什么在同一基本框架下会表现出精英色彩、平民色彩的差异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国革命道路的差异造成的：苏联的革命表现出了一定的自上而下的性质，由于一战的影响（俄军被德军打得挺惨的）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长期宣传工作，十月革命几乎是兵不血刃取得胜利的，等到反动势力发起反扑时，布尔什维克不仅掌握了国家机器，而且雇佣了大批旧军官、官吏、专家（以高薪制为代价），自上而下地镇压了反革命。而中国革命则是典型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经过了长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斗争（做了长期的耐心细致的群众工作）才取得胜利的，全国统一的政权是革命胜利后才建立起来的，干部也基本上来自群众。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中的这种平民色彩，可以说是对革命传统的一种传承。
二、封闭论
如果“封闭”二字仅仅是指过去我们对外（特别是对西方）经济文化交流较少这个实际状况，是说得过去的。但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主观上存在排外心理，他们并不是对毛泽东关于在自力更生基础上争取外援的主张充耳不闻，也不是对毛泽东在70年代与西方改善关系视而不见，关键就在于：毛泽东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并且举倾国之力打造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与他们所主张的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与国际接轨是格格不入的。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只有坚持自力更生，并且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才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并推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改良。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坚持自力更生，并且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中国不可能依靠外国的施舍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考虑，扶植了“亚洲四小龙”（它们一度被吹嘘为资本主义制度优于社会主义制度，或者比较优势战略优于赶超战略的铁证，但为什么那么多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又搞比较优势战略的国家发展不起来），但不可能有什么外部力量能够把整个中国扶植起来。（2）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也拥有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所需要的资源和国内市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具备这种条件。毛泽东曾经说过，蒙古才100万人口，各种东西都搞会有困难。（3）从运输成本来看，中国也不适合发展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中国今天外贸依存度畸高，既是收入两极分化、国内生产相对过剩的结果，也是错误政策——以出口退税推动外贸扩张——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物。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正视国际垄断资本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操控的全球化的危害，必须保持在参与全球化问题上的灵活性。在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确拥有某种“后发优势”，即由于世界上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技术、装备和管理方法，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可以通过引进很快地加以掌握和利用，而不必花费发达国家先前那么多的时间和代价去逐步探索。再加上比较优势的考量，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积极面对全球化。
但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又面临着无所不在的“后发劣势”（不是杨小凯他们所说的那种“后发劣势”，他们那个“后发劣势”是说某些后发国家——实际上是在说中国——因为有了后发优势，经济发展较快，滋生了国家机会主义，抵制宪政改革，由此会导致缺乏后劲的问题。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苏联东欧“休克疗法”的失败开脱责任，林毅夫等人对他们进行了批驳），而是指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来自国际垄断资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主要是：（1）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存在并且主宰了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发展中国家不但不能像发达国家先前那样通过各种手段转嫁工业化的成本——通过经济的、政治的甚至军事的手段掠夺外国以实现工业化的原始积累，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获取超额利润，通过货币霸权收取铸币税、通货膨胀税，而且还必须面对发达国家商品倾销的压力，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忍受国际贸易中的剥削，还必须忍受引进外资、技术等生产要素时所附加的苛刻条件，还必须向货币霸主缴纳铸币税、通货膨胀税。（2）由于发达国家的示范作用和对外贸易，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超前消费的压力。（3）由于发达国家优越条件的诱惑，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资金、人才流失的压力，或者说面临着高管工资向华尔街看齐、工人工资向柬埔寨看齐从而加剧内部两极分化的压力，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4）由于引进西方现代医学技术而导致人口死亡率骤降，与此同时人口出生率却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下、“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居高不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达国家先前不曾经历的人口急剧膨胀的压力。（5）由于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交流，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和过度城市化——城市化水平大大超出工业化水平，又称超城市化——的压力，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还存在着区域畸形发展的压力。（6）由于发达国家优越的物质条件的诱惑条件和新老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民族自卑感和全盘西化的压力。这些劣势必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产生阻碍作用。这在客观上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的范围、程度上有所选择，以避免沦为经济殖民地的命运。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保留选择余地的必要的物质准备。
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多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就好了），这种观点带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色彩，为一些重量级的学者所宣扬，是目前学界很流行的一种观点，但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主要经验依据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多种所有制、市场经济再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体制，其内在理论依据是庸俗生产力论，即把生产力水平视为经济体制的唯一决定因素（我一度想用“唯生产力论”概括，因为这个提法比较温和，但“唯生产力论”不如“庸俗生产力论”准确，前者的准确含义是指将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水平——视为决定生产关系、经济体制的唯一因素，而后者可以包括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简单化——比如越过产业结构谈生产力水平对生产关系、经济体制的决定作用），认为生产力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实行公有制和计划调节，反之，生产力水平越低，越有利于实行私有制和市场调节；既然改革开放以后还必须搞多种所有制、市场经济，那么改革开放以前就更应该搞多种所有制、市场经济了。
其实，现在他们的经验依据已经不太靠得住了。现阶段我国出现的国民经济半殖民地化（外资对工业的斩首行动，世界车间，美元白条）、收入两极分化等问题，不能不说与经济体制存在很大关系。同时，其理论依据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出于战争动员的需要，纷纷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德国最为典型，有人甚至说当时的德国搞了资本主义计划经济，无论如何德国的战时经济体制对列宁影响很大），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管制，而在战后又纷纷解除管制，按照庸俗生产力论的观点，这就是瞎折腾、走弯路，但任何具备现代军事常识的人都决不会同意。
那么，是哪些生产力水平以外的因素影响着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体制呢？最直接的因素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尽快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不能不加强对国民经济的管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于重工业建设，需要克服分散性，与后来批判计划经济不能及时地反映、灵活地适应人们复杂多样而且多变的需求，恰恰是相反的），这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关系不大；而在较短时期内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既是利用苏联援助（156个项目）打下工业基础的需要，也是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保障进一步巩固经济独立地需要。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者既不理解我国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也不理解公有制、国有制、计划经济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内在关系。但是，90年代大力提倡比较优势战略、反对赶超战略的林毅夫等人，对此却是承认的。
还应注意的是，列宁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央集权程度应该与知识分子数量、地方干部素质呈反向变化关系，即知识分子数量越少，地方干部的管理水平越低，中央集权的程度就应该越高；反之，知识分子越多，地方干部的管理水平越高，则中央集权的程度就应该越低。如果单纯考虑这种反向变化关系，甚至可以得出生产力水平越低、经济决策权就应该越集中的结论，因为生产力水平越低，越不利于知识分子和干部的培养。无疑，列宁的这一论断对于当时中国的也是适用的。
当然，我们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决不是说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指导思想不存在失误。实际上，他在发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存在着对公有制优越性的简单化理解（这在1953年12月中宣部关于过渡时期的宣传提纲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是社会主义改造出现要求过急、最终的所有制结构过纯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四、崩溃边缘论
过去一个时期内，有不少人一提到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就说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边缘。崩溃边缘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不值得认真对待。但不能不指出的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建设，不能用一种经济运行状态来概括，因为同一种经济运行状态可以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上反复出现（1988年的中国，2008年的美国也可以说到了崩溃边缘），而且崩溃边缘状态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不能用某一时段不良的经济运行状态掩盖整个时期经济社会建设的成就。
还需要指出的是，“崩溃边缘”这种情绪化的论断已经损害了我国精英界的理性思维能力。比如，十七大报告在论述新时期经济快速发展提到“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这是很不严肃的。对比的前提是口径一致，经济运行状态与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怎么好对比？这已经不是政治话语的模糊性所能辩解的了。
又如，目前学界有些人以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为由将1999-2008年称为“黄金十年”，也犯了片面以国民经济运行状态、增长速度评价经济建设的错误。大家都知道，这10年也是国民经济殖民地化加速发展的时期、官僚私人资本急剧膨胀的时期、新三座大山的形成或加速发展的时期、资源环境条件急剧恶化的时期。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这10年是很难配得上“黄金”两个字。
五、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论
十七大报告说：“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于是很多人也认为毛泽东时代的积极贡献也就限于为当代中国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事实上，除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外，毛泽东时代还为后人留下了一大堆宝贵的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1）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相当规模的基础设施。1979-1999年间，我国之所以能够长期致力于发展加工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啃了过去的重工业老本（当然也与进口有关）。由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转向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且啃了过去的重工业老本，是贫困人口由2亿5千万减至2500万的主要原因，学界有些人贪前人之功，将贫困人口的减少笼统地归功于改革开放，甚至完全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这是很不厚道的。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观点竟然也出现在十七大报告中。（2）一个年轻化的人口结构。没有及时控制人口固然是一大失误，但因此形成的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却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之一，是为“人口红利”。根据蔡昉的测算，改革开放以来1/4的经济增长率是“人口红利”贡献的。由于其中绝大多数年轻人口作为纯粹消费者的阶段基本上是在前三十年度过的，后三十年的这个“人口红利”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白捡来的。当然，改革开放以前也存在“人口红利”的问题，不能将对比简单化。（3）一套完整的农田水利设施（这一老本竟被啃了三十年）和若干农业技术装备基础（杂交水稻、玉米、小麦技术，一批化肥工厂）。（4）基本扫除了文盲，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管理、文教体卫人才。（5）造就了一个廉洁奉公的干部队伍。（6）形成了一个比较良好的社会风气：消灭了黄、赌、毒、黑等丑恶现象，偷盗抢劫等违法犯罪现象大为减少，“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成为常态；形成了共同艰苦奋斗的社会氛围。
应当说明的是，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已经比较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当时人们心气比较高，认为我们一定会比过去干得更好，所以还能够比较公正地评价历史。到后来，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受庸俗生产力论的影响，觉得肯定了过去的成就就不利于推进改革开放，所以有意无意地贬低历史的言论越来越多。到前两年，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市场原教旨主义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其它西化主张的日子也不好过，为了防止所谓的走回头路，右翼对历史的污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