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下）
甄岩
1963年7月23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确定中央书记处的分工，写文章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事由康生负责，书记处各同志转到抓工业。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共九篇，通称“九评”（本来是打算写“十篇”，因发表了《九评》之后，1964年10月16日赫鲁晓夫下台了，因之，称“九评”。）。
毛主席在开始准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指出，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这使我们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们时也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毛主席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数他讲话最多，出头露面最多，而且他的这些讲话又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评论有严肃的辩论，也有抒情的嘲讽，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我们的评论可以写得很精彩。中央确定写作班子的方针是放手批判，集中批赫鲁晓夫。对于其他攻击过我们的兄弟党，一概暂停答复，但他们的反华言论，仍应摘其精彩者登报，挂一笔账。
（一）苏共中央《公开信》简介。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十分冗长，达33000多字，共有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是讲中苏两党分歧的由来，但是它并不讲分歧是中共一方和苏共一方，而是讲“中国一方”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兄弟党一方”。其实，它所讲的实际上是我们同苏共的分歧，尤其是同赫鲁晓夫的分歧。它从1960年4月我们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而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讲起，讲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为苏共领导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诡辩，说什么这是对中共的“同志式的帮助”。《公开信》还歪曲1960年81个兄弟党代表会议的情况，说什么在这个会议上，绝大多数党都反对中国党的意见。其实，对苏共起草的声明草案，我们党和其他好些兄弟党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删除或修改了他们的绝大部分错误意见。最后只是为了照顾整个会议能够取得成果，我们在一两个问题上做了让步。这些前面已详细作了介绍，此不多赘述。《公开信》还为1961年的苏共22大辩解，说什么我们策动阿尔巴尼亚反苏，其实是赫鲁晓夫在22大上带头发动公开攻击阿党。更可笑的是，《公开信》说什么是因为中国把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使中苏两国贸易减少了。它根本不敢讲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撕毁所有的协定、合同，把两党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这才是造成中苏贸易额下降的根本原因。
第二部分是讲中苏分歧的实质。它列举了战争与和平问题、社会主义体系的作用问题、反对个人迷信问题、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略策略问题。《公开信》说，分歧的实质是中共在这些重大问题上采取了一条“独特的路线”。它根本不谈，正是在这些重大问题上，还有别的一些问题上，苏共领导怎样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违背《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公开信》特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恶毒地攻击毛主席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观点，同时抵赖他们提出的“三和”路线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的修正主义的实质。它极力为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先是冒险主义、后是投降主义的行动辩解。
第三部分是关于斯大林问题，即所谓“个人迷信”问题，为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辩解。它歪曲事实到这种地步：说什么中国党过去完全赞成苏共20大反斯大林，现在又反对，前后矛盾。其实，早在1956年4月起，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有其他中央领导人先后多次指出他们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只是因为照顾当时苏共领导的处境，没有公开批评他们。但人们只要看过我党发表的《人民日报》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编辑部文章（1956年4月和12月），就不难看出我党是不同意苏共全盘否定斯大林的。
第四部分是关于和平过渡问题。前面已多次讲到中共中央不同意苏共和平过渡问题的观点，并且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还专门交给他们一个不同意苏共观点的关于和平过渡的备忘录。《公开信》仍然在这个问题上不知羞耻地极力为苏共领导的错误辩解。
第五部分是总结。主要是继续宣扬他们的“三和”的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归纳为五项原则，并且一切兄弟党都要按照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转；继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教条主义的路线。
对苏共中央这样一封《公开信》，我们不仅公开发表了，而且还用英语、俄语、日语、德语、法语五种外国文字广播了。同时我们也再次发表了6月14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对照起来，让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各国人民都来分析、比较、评判。我们把这两封信轮番广播，连续广播了一个月。用毛主席的话来讲，这是为了让全世界共产党，以及关心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人民，来共同分析、评价这两封信究竟谁讲的有道理。我们不怕辩论。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观点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合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赫鲁晓夫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相信各国共产党员、各国人民是能够分辨是非的。
（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九篇文章，都是经过常委讨论修改，由毛主席审定的。毛主席对这九篇文章，提了许多重要意见，并作了许多重用修改。
1.9月6日我们发表了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题目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简称《一评》），是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的。这篇文章是讲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从何而来。这是因为，一方面苏共《公开信》的第一部分是讲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在莫斯科的中苏两党会谈中，我们代表团的第一次发言，谈的也是这个问题。这个发言稿是代表团在去莫斯科之前，中央领导同志审定过的，以这个发言稿为基础，稍加补充、修改，很快定稿，作为《一评》，9月6日就发表了。文章把中苏两党自1956年苏共20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
《一评》经毛主席审定、修改，最后说，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曾经反复地、几十次地考虑，对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怎么办。我们曾经设想，是不是也可以跟着苏共领导走，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可不可以对苏共领导的错误保持沉默？我们认为，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岂不也成了修正主义者吗？如果我们对苏共领导的错误缄默不言，岂不也放弃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责任吗？我们也曾经几十次地在内部会谈中间，特别慎重和耐心地对苏共领导提出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但是都没有用，都没有能够使他们迷途知返。苏共领导越走越远，对我们的好意劝告的报答是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越来越粗暴的攻击。迫不得已，我们只好同他们进行由他们发起的公开论战。
2.毛主席对《二评》作了很重要的修改。
还在《一评》发表之前，中央写作班子就开始起草《二评》。毛主席在修改中，把原先的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话：“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在文章中凡是毛主席修改的地方，都用黑色宋体字标示出来：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赫鲁晓夫同志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在这里，毛主席强调指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别有用心的”。
“中国共产党历来认为，斯大林是有过一些错误的。这些错误，有思想认识的根源，也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如果站在正确的立场，采取正确的方法，批判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是必要的。”此处，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应当如何正确对待斯大林确实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凭空加给他的所谓错误。
“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曾经造成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在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对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主席特地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如何正确地对待斯大林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引以为戒呢？毛主席曾作了如下修改：“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然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
但是，由于斯大林的一些错误主张，是被某些中国同志所接受和实行的，中国人自己应当负责，所以我们党进行的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从来只限于批评我们自己的犯了错误的那些同志，而没有把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我们进行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分清是非，接受教训，推进革命事业。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正常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因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认为，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所以应当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处理。”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请同志们对照今天我们国家党内和国内的情况，反革命的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分子，以及那些完全丧失了人性的李锐、茅于轼、辛子陵之类政治流氓、文痞们是如何‘反毛’、‘非毛’的？几乎和赫鲁晓夫那个时候的情形完全一样，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笔者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共领导人在百般咒骂斯大林的同时，却对艾森豪威尔、肯尼迪之流‘表示尊重和信任’！咒骂斯大林是‘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却恭维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都‘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民的支持’！咒骂斯大林是‘白痴’，却歌颂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明智’！”
“斯大林做错了事，是能够做自我批评的。例如，他对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对于清党工作中的一些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
“斯大林是在一九五三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八年以后，苏共领导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不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还是地方委员会委员，是在阶级斗争中、在群众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是对群众忠心耿耿，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是善于把群众的意见正确地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这样的领袖，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是群众公认的。”
“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369-375）
9月13日，《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进一步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对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作了揭露和批驳。《二评》真凭实据，把赫鲁晓夫驳得淋漓尽致，堪称难得的政论佳作。
3.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多留新疆同志一天，谈新疆的工作问题。
9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农村社教和农村工作、关于工业发展的决议、国际问题。在27日大会上，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他着重讲了国际形势问题。
几天前，9月21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9月2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
毛主席先让杨尚昆当场念了这个报告。报告认为，苏联政府的声明，除了答复我9月1日的声明外，还企图回答我最近对它的揭露。对我公布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其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报告还认为，苏联领导人近来比较集中地攻击我制造分裂，是在为全面分裂作准备。目前，苏联方面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种要求“停火”、“谈判”的舆论，企图阻止我新的反修攻势，并想“找借口嫁祸于我”。
念完后，毛主席说：“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美、苏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问题。他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谈到目前对苏共的方针，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毛泽东传》1949-1976下，P1288-1289）
毛主席特别关心处在反修斗争前线的新疆，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散会时，特地把新疆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留一天。“今日下午，我想请王恩茂、罗瑞卿、贺龙、肖华、谢富治、周总理、朱德、陈毅、杨成武共九位同志谈一次话，讨论新疆反修和军事准备问题。”
在谈话中，毛主席对新疆工作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他说，新疆反修工作主要还是经济问题。农业要一年比一年增产，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要有积累，但不要过多，要征购，但不能过重，人民负担要减轻，商品供应要比别处充分些，特别是布、茶、糖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必需品要多供应些。新疆人民生活要改善，要比苏联还好。要在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础上，加上政治挂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央发表的反修文章一定要译成少数民族文字，组织干部好好学习，依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解决问题。一定要搞好关系，团结绝大多数人。要发挥少数民族部队在反修斗争中的作用，要组织民兵，依靠贫下中农。要注意解决好汉族劳动人民参加边疆建设同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汉族劳动人民到新疆来满腔热忱地参加建设，他们在生活上遇到一些困难，要好好安置。要加强边防，警惕修正主义颠覆破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378-379）
正是因为，在毛泽东时代，毛主席为新疆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新疆各族人民一直非常安定团结，发展生产，经济繁荣，反修防修，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然而，毛主席逝世不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就因为走资派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结果什么新疆“独立”、“分裂”呀，“反革命暴乱”呀，一股脑儿来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讲得何等好啊！难道不是吗？新疆前后三十年的鲜明对比，还不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吗？！
4.继续发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
《三评》，题目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在此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国家性质是否改变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从南斯拉夫的情况来看，一个国家政权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的。
此后，国庆节期间，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停止了将近一个月，到10月下旬，又发表了《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修正主义路线。文章重申，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泽东同志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会见外国客人，特别是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外国客人时，总是讲这个观点。
11月19日，《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发表。毛主席在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是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这是哲学发展史上，对客观真理认识标准问题，也是世人所公认的，一个最科学、最经典的概括。有的人篡改毛主席的这个著名论断，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谓“社会实践”，是指无产阶级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而仅仅讲“实践”，你某个人的干或行动，都可以看做为实践。实践是有革命实践和反革命实践之分的。1979年，胡耀邦发起的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那个“实践”，就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者煽起的，以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反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反革命实践。这跟“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全是根本对立的两回事。特别是又经过这三十多年来，走资派们猖狂反对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导致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面经验的惨痛教训的检验，更加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性。有同志提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阶段的毛泽东思想，称之为毛泽东主义。我认为这是非常正确的！
《五评》共六个部分。在第一部分“历史教训”里，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第二部分“最大的骗局”，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报的种种幻想，指出美国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及他们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第三部分“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详细阐明了毛主席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以防止的论点，同时又强调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种种论点；第五部分“是斗争还是投降”，阐明了毛主席关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第六部分“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是对全文的总结，总结了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对立。
5.苏共中央来信，要求“停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
《五评》发表后不久，苏共中央11月29日来信（由赫鲁晓夫签名，致毛泽东同志的信），其中心意思是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提出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他们在信里首先大讲了一番好听的话，说他们希望改善和加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并表示，第一，要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增加订货，可以供应成套设备，特别是石油和采矿设备；第二，如果中国需要的话，可以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建设；第三，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的时候，希望两国能够协调，互助合作；第四，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毛主席在12月初，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出，考虑到我们对他们7月14日《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42个兄弟党发表的大量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
毛主席谈到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提出有关中苏国家关系的几个问题时说，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再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当时中央要求有关部门把这些问题研究研究，先不急、不忙，观察一个时期，研究一个时期再说。
毛主席在常委会议上交代，下一篇讲和平共处问题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是一贯坚持的方针并身体力行。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主张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说明赫鲁晓夫篡改列宁学说。我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本质是和平共处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是否是总路线，是否只有退让才是和平共处，还要不要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作斗争；能不能因和平共处而放弃进行或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据此，写作班子重新布局并对原来的文章作了较大的修改。
12月12日，《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发表。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思想概括为五条，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强调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丰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新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以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区别对待。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1954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文章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
6.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开始研究如何处置1963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的来信。
1964年元旦过后，毛主席连续召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怎样处置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来信。归纳起来，毛主席和中央常委有以下看法和意见。
对于苏共中央为什么来这封信？首先，是赫鲁晓夫害怕公开论战。大论战的火是他点起来的，现在引火烧身。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现在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对于公开论战中我们和其他兄弟党对他的揭露十分恐惧。
其次，是过去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走的那些党发生分裂，他们党内不少人不同意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棒转，不同意赫鲁晓夫对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独立运动、对帝国主义国家所采取的那种修正主义的政策。许多过去跟着赫鲁晓夫走的党，现在内部吵得一塌糊涂，甚至分裂出左派的党，而没有分裂的党，认为这样争论下去不得了，要求赫鲁晓夫设法停止公开论战。
再次，是美国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因美国总统肯尼迪1963年11月22日被人暗杀，使美国处于软弱的过渡期，难于果断处理美苏关系。赫鲁晓夫寄希望于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幻想遇到更大困难。
其四，是苏联内部发生困难。赫鲁晓夫搞的什么工业党、农业党、大开荒，效果都不好，内部思想混乱，不满情绪增长，这是赫鲁晓夫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由于这些原因，赫鲁晓夫企图用增加贸易，可以供应工业设备，甚至说可以派专家等等，引诱我们停止公开论战。
毛主席指出，赫鲁晓夫这封信是逼出来的，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本来就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怕帝国主义，现在又增加一个怕，即怕公开论战。但是，也应该看到，他的这个做法有两面性，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他要应付那些过去跟他一起走而现在对他不满的人；另一方面他采取这么一个步骤还包含嫁祸于我的企图，说中苏关系恶化，在于中国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
毛主席指出，现在总的形势是赫鲁晓夫一天不如一天，作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那是他走到顶点，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我们虽然在1962年底、1963年初写了七篇文章，进行反击，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在表面上似乎我们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提出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展开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毛主席认为，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不急于答复他们这封来信，更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更谈不上。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九评、十评。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准备回答他们的来信。
关于公开论战，毛主席还指出，我们要做一个十年计划，因为文章太多，决议也很多，答复起来很费时间。我们现在才发表了六篇文章，七评、八评、九评、十评还没有发表。平均起来，大概一个月发表一篇。因为我们是采取认真的态度，严肃的态度，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所以要费一些时间。做一个十年计划差不多。如果他们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奉陪到底，也许不止十年，还要更长一点时间。毛主席说，这点道理，我们要向兄弟党讲清楚，对左派要讲清楚，对中间派要讲清楚，甚至对一些跟着赫鲁晓夫跑的兄弟党也要讲清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659-661）
中央要求，外交部、外贸部、财贸口、文教口、计委和总参谋部（因为苏方来信里谈到边界问题）都认真研究如何答复苏方来信中提出的问题。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由秀才班子考虑怎么样答复。
7.根据中央常委会议精神，写作班子开始起草《七评》，题目是《苏共领导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毛主席说过：《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据吴冷西回忆：“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毛泽东传》1949-1976下，P1294）
在修改过程中，毛主席提出讲兄弟党关系要从辩证法讲起。世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分分合合过程中发展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都是如此。要把这个规律结合当前实际，大批赫鲁晓夫搞分裂活动。党的分裂是从思想分裂开始，然后才有组织分裂。修正主义是思想分歧，长久下去，势必导致组织分裂，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然后讲清楚各国党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独立自主，联合是斗争的需要，相互关系应有准则。搞大党主义就会损害团结制造分裂。（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662）
经毛主席这一指示，写作班子才豁然开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不但批判赫鲁晓夫的分裂主义，彻底揭露赫鲁晓夫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而且还要把他的分裂主义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上加以考察，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详细的分析，为左派和中间派对赫鲁晓夫最后分裂国际共运做思想准备。
《七评》发表前，毛主席在审定1月28日稿时，有两处增补。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前者代表了毛主席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他在党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他用这个重要认识来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进而观察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很自然地就联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进行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国内必须进行“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最后找到一个最好的形式——文化大革命，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来揭露我们党的阴暗面。后者表达了毛主席对这场反修大论战的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七评》于1964年2月4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七评》开门见山地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由于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严重的威胁，国际共产主义队伍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分裂危险。维护团结，反对分裂是全世界共产党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中国共产党为此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七评》最大的特点，是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评论指出，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贯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贯穿着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之间的斗争，一国范围如此，国际范围也是如此。《七评》在总结从1848年起到1919年第三国际成立这一段历史教训时指出：第一，国际工人运动同世界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深刻地论述了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如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的意志”、“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等。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
8.中共中央准备答复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并同兄弟党商量。
《七评》发表之后，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开始研究对苏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写作班子已经准备好一个经过多次修改的初稿。中央为了把复信搞得更好，决定同兄弟党进行商量。
首先，邓小平率领的我党代表团秘密访问越南。有两项任务：一是准备给越南20亿元援助，帮助越南打下自力更生的经济基础，主要是帮助它搞好农业和轻工业；二是征求越南对我党答复苏共中央来信的意见。邓小平说，在他们来越南的同时，党中央已邀请金日成到北京，征求朝鲜党的意见；凡是能够接触到的亚洲党、欧洲党、大洋洲的党，以至美洲的党，都想征求他们的意见。
越南党中央领导人一再感谢中国对越南的这次援助，并说来得正是时候。对我党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提了些意见，他们强调，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要提出一些条件，要苏共方面切实停止公开论战，不仅苏共，其他兄弟党也要停止对中国党、阿党的攻击。要苏共跟其他兄弟党商量，保证做到这一点。他们赞成中国党在复信中的意见，就是要达成一个公平合理的协议才能够停战，不能苏方要停就停，苏方要攻就攻。关于兄弟党会议问题，越南停止特别强调说，为了召开兄弟党会议，首先要中苏两党会谈谈好。否则开起会来大吵一顿，不解决问题。
其次，毛主席会见金日成率领的朝鲜党代表团。
在第一次会谈时，毛主席跟金日成说，苏共中央在去年11月29日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我们对他们过去7月14日发表的那个《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所以我们当时决定不急于答复，拖了将近三个月。最近我们中央决定，要答复他们。因为这封信关系比较大，提出了比较重用的问题。有一些是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问题，有一些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请你们来商量一下，在内容上、步骤上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毛主席说，从内容上来讲，去年11月29日苏共中央的来信连中苏两党继续会谈的问题都没有提，而我们这次复信准备郑重其事地答复他们，提出一个积极的谋求团结的建议。我们想在这个信里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新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作为1963年7月那次没有结果的会谈的继续。第二，召开17国的共产党会议，也可以叫做起草委员会，为召开全世界的共产党代表会议做准备。第三，召开全世界81个或者100多个党的代表会议。我们提出这三点积极的建议，请你们考虑，看妥当不妥当。
毛主席说，按照我们的设想，中苏两党会谈的时间，原来想在7月举行，现在已是2月底，准备来不及，拟改在10月。这样，苏联方面可能说太迟。我们想，如果他们觉得太迟，可以提前到9月，如果他们觉得还是太迟，也可以提前到8月，但7月不能举行，太仓促了。我们是这样考虑的，也请你们考虑一下，妥当不妥当。因为如果现在就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毫无准备，肯定谈不好。要谈就要先有文件草案，起草文件需要花时间，所以7月来不及。
毛主席说，过去1957年和1960年召开的两次兄弟党会议，文件都是他们起草的，我们只在他们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这一次我们想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或者是一个宣言草案。这次要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总要开得比1960年81党会议要好一点，不能退步。很可能是他们提一个草案，我们也提一个草案。我们希望，这两个草案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能够通过协商形成为一个共同的文件草案，然后提到17党起草委员会上去，这样最好。如果不行，就把中苏两方的文件一同提到17党会议上去。如果17党会议达不成协议，那就休会一个时期，再来开第二次会议，反正起草委员会要达成共同的协议以后，才能召开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
毛主席还谈到，这个月（2月份）发生的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开了中央全会，并作出了决议，说要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再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在2月12日写信给兄弟党。内容是什么？不外乎是要对中国党采取所谓“集体措施”。对于这封信，我们在2月20日曾经写信给苏共中央，要求他们把这封信也给我们。但是过了两天，2月22日他们来信说，我们的信说“要求”而不是“请求”他们，他们不给。我们又在2月27日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过去我们说“要求”你们不给，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你们的说法，我们“请求”你们把这封信给我们。毛主席说，估计他们也可能不给，也可能给，不给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金日成说，他到中国来之前，苏联驻朝鲜大使馆要求见他，交来一封苏共中央给罗马尼亚党的信。在这封信中提到要对中国党进行“坚决反击”。金日成说，我曾经问他，不知你们所说的“坚决反击”是什么，我们想了解一下你们对中国是怎么样反击，然后再给你们复信。你们的坚决反击到底是什么？难道能把中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吗？不管你们开除不开除，中国仍然存在。那么你们要同中国断绝贸易关系吗？断绝外交关系吗？除此以外你们还有什么？金日成说，当时苏联大使只说要公开发表苏共中央全会的决议谴责中国，其他没有多谈。
金日成说，我看他们这一套没有什么，只不过重复过去的老一套就是了。我告诉他们，你们以不要威胁人家的态度为好。苏联大使还讲到，他们最恼火的是中国2月4日发表的那篇文章（即《七评》），骂苏共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我就劝他们，你们还是要有耐心，你们发表上千篇文章骂中国，中国仅仅发表几篇文章，怎么就没有耐心了呢？你们现在说要给中国一个坚决的反击，你们一发起反击，那么中国势必还要自卫，还要答复你们。这样，公开论战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呢？
毛主席说，看来苏共领导现在搞两手：一手是他们开中央全会说要“坚决反击”，给兄弟党的信说要采取“集体措施”。这是采取高压的办法，甚至可能采取公开分裂的步骤。另一手是要罗马尼亚派代表团到中国来，由罗马尼亚出面调停。罗方本来说很快就来的，可是在我们同意他们来以后，他们又拖了半个月，将在3月1日动身，2日到北京，而且还放空气说谈不好不走。罗马尼亚党代表团要达到什么目的？无非是调停，无非是要我们让步。但是，我们怎么好答复他们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苏共的“坚决反击”、“集体措施”是什么，我们让什么步呢？
毛主席说，现在要跟朝鲜同志商量一下，我们对罗马尼亚同志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估计他们是为调停而来的，首先是为要求停止公开论战来的。当然，为着照顾罗马尼亚，公开论战稍停一下也是可以的。毛主席说，这个问题我们中央还要讨论，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金日成表示，能够照顾一下，稍微停一下论战是可以的，条件应该是我们停止论战以后，如果赫鲁晓夫再攻击中国党，那么罗马尼亚同志要站在我们一边反对赫鲁晓夫。毛主席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不知道罗马尼亚同志愿意不愿意。
毛主席说，看来赫鲁晓夫现在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他原先设想公开论战对他有好处，结果公开论战起来了他又怕，怕我们揭他的底，怕我们戳穿他的修正主义面目。但是，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很可能恼羞成怒。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1960年他撤专家，撕毁一切合同、协定，就是一个例子。（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671-675）
邓小平率领的访越代表团回来后，当天（2月28日）晚上，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邓小平简单地谈了一下访越情况，然后就商量对即将来华的罗马尼亚代表团采取什么方针。常委经过充分讨论，最后，毛主席归纳大家的意见，决定我党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的方针是：
第一，在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要求所有发表过文章、做过决议攻击我们党的，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撤销它的决议。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停。但是，为着对罗马尼亚表示礼貌，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文章。只是在这个期间不发表，过了这个期间我们继续发表。
第二，我们答复苏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要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中国之前发出，不要在它在中国期间发出，也不要在它离开中国之后发出。因为我们的答复信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是我们早就决定了的，同罗党无关，这样我们更加主动。
第三，对罗马尼亚党和国家应该继续采取加强友好合作的方针，要体谅他们所处的困难地位，要争取同他们共同行动，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第二天（2月29日），毛主席和金日成进行第二次会谈。会谈开始后，毛主席先要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他去越南的情况。
邓小平扼要地汇报了中越两党会谈的情况。总的会谈情况是好的，他们很赞成我们的复信。黎笋还表示要把反修斗争干到底。在我们谈到穷寇要追的时候，他们有些顾虑，希望我们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前保持一个良好的气氛。我们已给越南同志讲清楚，我们争取拖，但是不怕破。拖，就是保持目前这种不破裂的局面。
这时候，毛主席对金日成说，我作过一首诗，是讲解放南京的。这首诗里面有那么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我们对赫鲁晓夫还是要追穷寇，而不是莫追穷寇，跟那时对待蒋介石一样，但不是真刀真枪，而是笔墨官司。
金日成表示，看来苏联方面很怕公开论战。
毛主席说，在去年他们发表7月14日的苏共中央给全体党员公开信之前，我们很难公开指名批评他们。我们在去年6月14日给他们的那个关于总路线的建议的信里都没有指名。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公开指名批评苏共和赫鲁晓夫。只是在他们发表《公开信》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指名了。过去很难指名，因为它没有指我们的名。而他们发表《公开信》公开指名攻击我们，那样我们就可以公开指名答复他们。现在看起来，我们6月14日讲总路线问题的那封信，我们的论点是同他们针锋相对的，那样刺激他一下很有好处。他忍不住了，他公开跳出来大骂我们了，那样我们就解放了，我们也可以公开指名批评他了。
接着，双方就如何接待罗马尼亚党代表团问题交换意见。
通过讨论，毛主席说，我们给苏共的复信，准备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之前就发出。我们在信里建议中苏两党会谈在10月举行。他们可能说太晚。那么我们第一步让到9月，第二步让到8月，让了两步就不能再让了，因为需要时间做会谈的准备。这样，从现在到8月还有四个月的时间。
毛主席还问金日成，他们对复信还有什么意见。金日成说，意见已谈了，再没有什么意见了，复信写得很好。
在谈到如何对待罗马尼亚代表团的问题，毛主席说，同赫鲁晓夫谈判好办，同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判就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方针，对他们不能采取对待赫鲁晓夫那样的态度，不能让他们空跑一场。那么我们能够给他们什么呢？当然不能拿原则做交易，但是在不那么违背原则的情况下，出于礼貌，可以考虑在一个短时间内，在他们来的时候，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公开论战的文章。这样也有好处，可以让秀才们集中力量，准备将来中苏两党会谈时我方提出的宣言草案，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对罗马尼亚同志说，我们也响应赫鲁晓夫的号召，我们并不是像公鸡那样好斗，并不是每一天都斗，我们半年多才写了七篇文章，现在可以暂停一下。
毛主席接着请金日成在北京留一段时间，待罗马尼亚代表团到来后帮助我们做做他们的工作。金日成表示，如果有需要帮助的，他可以留下，其他负责同志可以先行回国。（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678-680）
9.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的复信。签署的日期是1964年2月29日。苏共中央3月7日又复信中共中央。
我党2月29日的复信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认为，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苏两国边界问题，可以由两国政府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在未解决之前，应该维持边界现状。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如果苏联政府也是这样做，那么双方在边界上本来是可以和睦相处、保持安宁的。但是近几年来苏联方面不断地破坏边界现状，进占中国的领土，挑起边境事件。更严重的是，苏方在中国境内的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诱骗和胁迫几万名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去。现在，两国政府的代表团已经在1964年2月25日在北京开始举行边界会谈，如果苏联方面也采取同中国政府同样的态度，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我们相信中苏边界问题的解决应当是不困难的。
第二，关于援助问题。中国对苏联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开始提供的友好援助，从来给予恰当的评价，并且多次表示感谢。但是，你们老提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不指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其实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而主要是通过贸易的方式进行的。对于苏联向我们所提供的成套设备和物资，包括用贷款的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我们都是用物资、黄金、国际货币来偿付的。而且我们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起国际市场的价格来说要贵得多。应该说，这十多年来，一直到1962年为止，我们向苏联提供的粮食、油料和其他食品有21亿新卢布，提供的矿产品和五金有14亿多新卢布，用这些钱来偿还苏联给我们提供的设备和物资，也包括偿还贷款。这里附带说明一下，关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其中绝大部分是军事物资的贷款，这些军事物资大部分是用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间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负担重，损失大。而苏联在这场战争中用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的军事物资也不是无偿援助的，而是要中国按半价购买的，甚至还要计算利息。我们一直是按原来的规定逐年偿还。据周总理计算，在过去十几年中间，我们一共欠了苏联74亿多卢布的债，到1964年3月，我们已经偿还了71亿多卢布，还有3亿卢布未还清。经过1964年整年的努力，我们到年底也全部还请了。
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苏共中央来信说可以向中国派专家。我们复信说，过去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始终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尊重和信任，而绝大多数苏联专家是积极工作的，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帮助的。对他们那种辛勤劳动，我们一向给予很高的评价。你们应当记得，在苏共领导违背双方协议，单方面决定召回在中国的全部苏联专家之后，我们曾经表示愿意挽留这些专家继续在中国工作，希望你们重新考虑。但是你们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背弃了国际关系的准则，在一个月的短时间内，悍然撤走1390名全部苏联专家，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这样做，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们乘人之危采取这样严重的步骤，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也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准则。你们现在表示可以派专家，坦白地说，中国人民是信不过你们的，我们不愿意再上当了。
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复信指出，近年来中苏贸易的确是减少了，真正的原因是苏联方面把思想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几百个合同，使我们的建设进程和生产安排都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按原来条约的规定，进口那些设备和物资，因为你们条约都撕毁了，专家都撤走了，难道我们把这些东西买下来堆在那里让它们长锈吗？所以说，近年来中苏贸易的减少，原因完全在苏联方面。
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我们曾多次努力，希望中苏两党和各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便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我们的这个建议再一次遭到你们的拒绝。你们不顾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忠告，在中苏两党莫斯科谈判期间，竟然在7月14日发表了给你们全体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华运动。据我们不完全统计，从1963年7月15日到10月底的三个半月时间里，你们在苏联的报刊上发表了近两千篇的反华文章和材料，你们还登载了42个党的反华决议、声明和文章。就是在你们11月29日来信以后，你们和你们的追随者的反华宣传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你们发表了那么多反华材料和文章，我们到现在为止，才写了七篇答复你们《公开信》的文章。我们对你们《公开信》中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答复完，对你们其他反华文章提出来的问题也根本没有开始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设想：你说要公开论战就公开论战，你说要停止公开论战就停止公开论战呢？怎么能设想，我们会听从你的指挥棒，放弃答复权利，听任你们在全世界散布许多谣言、谩骂、诬蔑、捏造呢？那不是要我们中国共产党向你们修正主义路线投降屈膝投降吗
复信义正词严，措辞严厉，揭露了赫鲁晓夫集团把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发展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和中苏边界问题，成为关系国家关系的严重的政治问题。
复信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第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第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1964年10月10日到15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第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17国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3月7日，苏共中央又复信中共中央，对2月29日中共中央的复信，提出的各点逐条批驳，并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复信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10月提前到5月；同意举行有部分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议，并建议在1964年6、7月间召开，但不赞成中共提出的17国名单，坚持要由参加1960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所有26国组成筹备会议；同意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为1964年秋。
10.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北京。在中罗两党代表团会谈的基础上，毛主席作了亦庄亦谐的谈话。
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团3月2日路经莫斯科到达北京。这个代表团名义上是由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毛雷尔率领，他公开的地位仅次于乔治乌.德治，跟他一起来的，是他们党内的二、三、四、五把手都来了。后来事实证明，这几个人中间跟乔治乌.德治最接近的、最活跃的是齐奥赛斯库。他是乔治乌.德治的接班人。
我党参加会谈的代表团团长是刘少奇，成员有邓小平、彭真、康生、伍修权和吴冷西。
中罗两党代表团经过六次坦率而又激烈、友好的会谈和交换意见，彼此都加深了了解，两党代表团都表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继续发展两党、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3月10日下午，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会见罗马尼亚党代表团。双方代表团成员都参加了。毛主席先问了一下刘少奇会谈的情况。之后，毛主席作了亦庄亦谐的谈话。
毛主席说，他们（指我党代表团的同志）这些人都是好战分子，而且包括我在内。我是“好战”出了名的。联合国叫我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了朝鲜。赫鲁晓夫又封了我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还有“假革命”、“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说我们这么坏。如果我们真是这么坏那他们应该攻击，应该批评。如果他们不批评，那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苏共中央的2月全会作了决议。你们罗马尼亚同志说不让他们发表，我看办不到。他们中央委员会开会有6000多人参加，在会上批评我们一通，并且做出决议。你们要把它压下来，要他们不批评我们，这能办得到吗？毛主席接着说，做了决议而且公开发表的，一共有40多个党，现在我看他们这些人下不得台阶，你们说他们怎么办？要下台阶可以，那他们得公开承认错误，撤销决议。否则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回答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其实，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这不过是打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呢，写写文章、讲讲话，有什么要紧呢。
毛主席说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战。我当过小学教员，从来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在座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这些人，都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原来都没有想要打仗。是谁要我们打仗呢？那就是过去我们的那个朋友，叫做蒋介石，是他教我们打仗的。他的背后还站着美帝国主义。他用杀人的办法，逼得我们没有办法，只好照他的办，只好打仗。这叫逼上梁山，官逼民反。这么一打，就打了25年，因此我就成为“好战分子”，成了“侵略者”。这是讲的打武仗。现在不是打武仗，现在是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这件事情还比较轻松愉快。你看，打了这么几年，没有死一个人。武仗可以打，文仗为什么不可以打？其实，你们知道我们也不是想打的，我们对打这个文仗也没有精神准备，谁想跟苏联闹翻呢？
毛主席说，闹翻的是开始于1958年，还不是1960年在你们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那个会议。在1958年赫鲁晓夫要搞所谓中苏共同舰队，要占领我们全部海岸线。那个时候，赫鲁晓夫为建立中苏共同舰队到中国来。我对他讲，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都交给你，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由我管，要么就是划一部分给你，这三条随便你选择。赫鲁晓夫说，要是全部交给苏联那你们干什么呢？我说，我总有工作做，我可以去打游击。他说现代战争中打游击不顶事。我说，那把一部分交给你，你们再回到旅顺、大连去好不好？他说已经撤了，再回去影响不好。我说，那中国的海岸线还是全部由中国管，苏联帮助我们建立海军。赫鲁晓夫不干，他认为还是搞共同舰队好。我说，不行，要么全交给你，要么是全部由我管。这就闹翻了。他是想控制中国。
毛主席又说，在这之后还有1959年的事。赫鲁晓夫到美国去之前，先发表一个塔斯社声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站在印度那一方面，反对中国。到了美国之后，他又跑到中国来，劝我们放弃台湾，还劝我们释放一批被我们关起来的美国犯罪分子。我说这都不行。他说，他要离开美国到中国来的时候，艾森豪威尔跟他讲，你到北京去是白跑一趟。毛主席说，赫鲁晓夫那次确是白跑了一趟。你们这回是不是又白跑了一趟？
毛主席这么滔滔不绝地讲了很长的一番话，实际上是告诉给罗代表团：你们要来劝中国停是不行的，你们劝赫鲁晓夫停也是不会有结果的，就是说调停是不行的，除非他们认错。
然后，毛主席说，请你们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叫做寸步不让，寸土必争，针锋相对。赫鲁晓夫最近给我们来信，说他不跟中国搞针锋相对。他搞针锋相对也好，不搞针锋相对也好，反正我们是要搞的。苏联的两千多篇文章，每一篇都要答复的。还有40多个党做出的决议，我们也要答复的。无论做决议也好，没有做决议也好，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决议统统要答复。中国人就是“顽固分子”。“顽固分子”不只是邓小平他们这些人，首先是我。有时候我比他们更“顽固”一些，更“好战”一些，更“侵略”一些，但也有时候他们比我更厉害一些就是了。
毛主席又重复地说，刚才我讲过，我们也不是愿意公开论战的，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他们挑起来的。既然已经挑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且我认为，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死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草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这五条，除了公开论战不死人这一点以外，后边四条我都跟苏联大使讲了，他们在去年11月29日的那个信里面也承认我讲的这些话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认为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还要答辩，大概还要十年才能答复完，因为他们有两千多篇文章。他们还要采取什么措施随他去。火是包不住的。你们叫他不要发表决议，我看赫鲁晓夫总有一天要发表的。我不相信他不发表。他发表更好。如不发表，那个病毒不发作，病就好不了。他是否已经说够了呢？反正我们还没有说够，因为我们对两千多篇文章只答复了七篇，还差1993篇。这还不讲其他四十几个党的，只是苏联的就有两千多篇。
毛主席说，我说赫鲁晓夫闯了个大祸，他把妖魔鬼怪统统放出来了。这些妖魔鬼怪，我们中国党算一个，现在不只我们一个，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党都是妖魔鬼怪，都反对他，都是他放出来的。我们原先并不想争论，不知道在内部谈了多少次，少奇同志也谈了几次，周恩来同志又谈了几次，小平同志谈的更多，劝他们不要搞公开论战，但是他们一定要搞，这一搞，好了，天下大乱了。
毛主席接着说，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阴谋，我们搞的就是阳谋。过去一个星期里面谈的那些都是真心话。我们代表团跟你们谈了一个星期。今天我们又谈，我又讲了这么一大篇。我不装和事佬，装着好像我自己还文明一点，没有我们代表团其他同志那样野蛮。我跟我们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一样，有时候比他们更不文明一点，这叫做公鸡好斗。赫鲁晓夫说我是公鸡，他自己是母鸡吗？其实斗也不是我们要斗，是赫鲁晓夫先斗起来的。这次你们来得好。我们的共同观点比较多。你们跟赫鲁晓夫不同，你们可以跟我们发展友好合作。
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谈了一个多钟头，于是说尽是我谈不行，罗马尼亚同志们，你们也谈一谈吧。
毛雷尔先讲，作了友好坦诚的讲话。最后他说，经过这么一个星期，看来我们没有能够把你和你的同志们说服，也正如你们也没有能够把我们说服一样。
此时，齐奥赛斯库插进来说，公开论战造成许多损失，甚至也造成一些牺牲，有许多在艰苦条件下进行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不得不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毛主席就问，有什么不可弥补的损失？齐奥赛斯库说，分散他们的力量，把他们组织搞垮，使他们不能够集中力量来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个时候，我们代表团的好几位同志插进来问齐奥赛斯库：四十几个党中大多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他们没有取得政权，但是他们跟着赫鲁晓夫向中国发动进攻，攻击中国共产党，可见他们对此并不感到困难。如果他们感到困难，那为什么跟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呢？并不是中国共产党首先攻击他们，是他们发动对中国党的攻击，可见他们并不困难！因齐奥赛斯库几次讲话不公平，我们很不满意。有的同志甚至指名质问他：你为什么只说我们答辩不好，不说他们首先攻击我们不对？这是公平吗？这时齐奥赛斯库脸都红了。
看到这种情况，毛主席说，你们是不是要打架？我们代表团的同志说，就是不公平。毛主席说，还是请齐奥赛斯库同志继续讲。
齐奥赛斯库接着说，我们很早以前说过，也告诉过这些党，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你们有没有要求他公开取消那些东西？如果他取消对我们的攻击，我们就不来答辩，不再批评他们了。齐奥赛斯库说，我们的建议只是要创造一个条件，暂停几个月。停几个月不发表论战文章，天也不会塌下来，妇女也照样生孩子。几个月时间应该是能够等待的，你们是很有经验、很有耐心的。
毛主席说，这不对，你讲要想到工人阶级、各国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过去是不是想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想到这些，他们才公开批评我们呢？如果过去没有想到，现在才真正想到，那么他们应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只要他们不做到这点，我们就要回答。不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而是他们欠了我们的债。你说他们有困难，他们有损失。他们现在知道有困难了，现在知道有损失了，现在就这么讲了，但当初批评我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感到困难，没感到会有损失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回答他们，还来不及。只有几个党我们回答了，大多数党没有回答。我们只批评了美国党一篇、法国党一篇、意大利党两篇，一共只有四篇。我们还没有批评他们中的大多数，他们有什么困难呢？他们过去讲，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公开批评我们；现在我们讲，我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要回答他们，只是现在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就是了。因为时间来不及，写不出那么多文章来，要做十年规划。我们现在也只是写文章，就是那些秀才们，一个报纸叫《人民日报》，一个杂志叫《红旗》，由他们写文章来回答。我们中央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地方党委也没有做过决议。而苏联呢，他们从中央到地方组织都通过决议，攻击我们。要讲平等，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讲对等关系，兄弟党之间应该讲平等。
毛雷尔看到这种情况，就想收场。他说我们如实地记着毛泽东同志刚才所讲的话。我们也如实地记住中共代表团在会谈过程中间所讲的话。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再重复我们在会谈过程中讲过的话，那会使人感到厌倦，因为在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不相吻合的。
毛主席就接过他的话说，是的，是不相吻合的。但是跟你们过去的观点是相吻合的，你们过去也是赞成公开论战的。毛雷尔说，那是对的。毛主席说，那么，我们赞成你们过去的观点，不赞成你们现在的观点。毛雷尔表示，我们懂得这一点，我们赞成公开论战的时候我们做错了。
齐奥赛斯库也插进来说，那个时候我们也是不赞成公开论战的。我们党的领导在内部讨论过这个问题。毛主席就问，那你们为什么又公开赞成论战了呢？刘少奇说，在22大的时候，你们都赞成公开论战，都批评我们，说我们不赞成公开论战的立场是不正确的。
毛主席说，我看你们还是回到你们过去的立场比较好。毛雷尔说，假如我们认为我们做错了，那为什么回到原来的立场呢？毛主席说，但是你们没有公开声明，没有公开地在你们报纸上宣布你们过去做错了。毛雷尔说，对的，我们在报纸上没这么宣布。毛主席说，为什么不能宣布呢？
接着，大家都议论纷纷，谈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代表大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伍修权特别提出，齐奥赛斯库和斯托伊卡出席过这些会。齐奥赛斯库赶忙说他们没有攻击中国共产党。伍修权马上说，我有记录。当时我们不赞成公开论战，你们罗马尼亚同志不赞成我们的态度，你表示遗憾。
毛雷尔这时出面想把空气缓和一下。他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在过去的五天里边，以我们所拥有的东西都轰击了你们代表团，你们代表团也用所拥有的东西轰击了我们。毛主席说，两个堡垒都没有攻破，原封不动。毛雷尔说，是的，我看交换意见是一件好事。毛主席表示赞成。毛雷尔又说，这次交换意见，在一系列问题上表明我们的想法是相同的。毛主席说，对，我们彼此更好地了解了，更直接相互了解了，彼此把话都讲出来了。你们轰击他们（指我党代表团），他们也轰击你们，但是并不伤害我们中罗两党之间的友谊。
毛主席说，我看我们先吃饭吧。我们可以达成协议，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要控制别国的那些人。毛雷尔说，我们也有相同的看法。毛主席说，在东欧，你们的朋友还不够多，你们还要做别人的工作。我看人民是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包括波兰，也许还有匈牙利，甚至保加利亚这些国家，你们都可以去做工作，使他们跟你们的观点接近。我讲的所谓接近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不是讲停止公开论战这个观点，而是讲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干涉别国内政的人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你们接近的。毛雷尔也表示赞成。
这次毛主席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就是在这种热烈的，也可以说是激烈的但最后是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712-723）
11.毛主席召开中央常委会议，研究对苏共中央3月7日信的复信和给赫鲁晓夫祝贺70大寿问题。
3月16日，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对苏共中央的复信。常委会先听取周总理汇报了访问亚非10国的情况；然后，毛主席提出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问题。请大家议一下，看看怎么答复。大家经过充分讨论，毛主席看大家议论差不多了，他归纳大家的意见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是非常粗暴、非常性急的，估计等不到我们八评、九评、十评发表，他就会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会发起一个反华运动。因为他看到罗马尼亚的停战要求被拒绝，我们的立场很坚定，毫不妥协，只有他认错才能停止公开论战。他能认错吗？他不会认错的。这次公开论战，我们已下决心要继续下去，而赫鲁晓夫、苏共领导，这个决心大概也下了。
毛主席说，苏共中央这样急如星火，就是要开国际会议，对我采取“集体措施”。这似乎是下决心准备破裂。信中提出中苏两党会谈，开起草委员会、开国际会议、从5月到秋天（可能在十月革命节）办完这几件大事，显然是要走过场。我们在上次复信中提出了这三个会，他不好不提，但并非要解决分歧。看来赫鲁晓夫如意算盘一是应付我，也敷衍反对分裂的兄弟党；二是为公开分裂做准备，把分裂责任推给我；三是转移国内对他的不满。
毛主席说，苏共3月7日的信要答复，但是只是简单地答复就行了。主要讲，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没有公布，苏共给兄弟党的信也没有给我们，我们不知道你们要怎样的“坚决反击”，要采取什么“集体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怎么会谈呢？看来中苏两党会谈定在今年10月也不行，要推迟到明年5月。至于起草委员会，要到明年秋天才能开，后年再开全世界兄弟党会议。他越急，我们越要慢吞吞地渡方步。中国人从来是有耐心的。这个意思可以写到复信里边去。
毛主席还说，两党来往的信件要考虑发表，但是要看看赫鲁晓夫对我们这次复信有什么反应，然后再考虑发表。我们目前还是继续评论苏共的《公开信》。现在已经发表七篇文章再有三篇就十篇，也就差不多了。以后继续写文章，除了写过去已经定的题目以外，还要就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对苏共的错误提出批评。比方说，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两个是大题目，可以写文章。还有，在最近召开的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里，苏联跟我们的争论越来越频繁。在这些会上，他们占多数，但是亚非拉一些国家是赞成我们的，所以争论很激烈。这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国际工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都是这样，世界和平大会也是这样。所以怎么样说清楚在国际民主组织里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也可以写文章。（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731-733）
第二天（3月17日），毛主席继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
毛主席说，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在会议过程中，还是谈了同赫鲁晓夫斗争有关的两件事。
第一，决定答复哥穆尔卡的来信。哥穆尔卡3月中旬来信中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同时还说他也写信给苏共，要求苏共也停止公开论战。毛主席说，我们的复信里面，要表示欣赏他说我们有权利答辩这一点。至于他呼吁我们停止论战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我们跟罗马尼亚党谈了什么告诉他，用这个办法来答复他。就是说，我们跟罗马尼亚党是这样讲的，跟你哥穆尔卡也是这样讲。
第二，毛主席提出，今年是赫鲁晓夫的70寿辰，我们可致电祝贺。毛主席说，电报不能完全是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
毛主席离京南下之前，3月26日和27日又连续召开两次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会主要谈到同赫鲁晓夫的斗争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但毛主席更多的是谈到赫鲁晓夫的问题。
毛主席说，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个可能。（这不幸被毛主席言中！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即随着我国原子弹爆炸的轰隆声，被赶下了台。）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依我看，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换上一个人来，可能比他谨慎一点，但也可能搞的更凶一些，更厉害一些。要估计到两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赫鲁晓夫70大寿，要考虑对赫鲁晓夫本人表现一点友好之意。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在3月7日的信里表示，要在秋天开国际会议。看来也可能是一种讹诈，估计不至于马上公开破裂，我们要采取拖的方针，推迟这个破裂，但是要准备这个破裂。我们力争推迟就是了。
毛主席说，我们对苏共3月7日来信的复信已经有了草稿，要做一些修改。一是要说明中苏两党的会谈，不仅今年5月间不能举行，今年10月也还太早，要推迟到明年上半年，例如明年5月，较为适宜，而且还要加上这样的意思，即到那个时候，如果中苏两党任何一方认为时机不成熟，还可以继续推迟举行。就是说要采取拖的办法，因为没有一定条件，会谈中大吵一架，没意思还不如不会谈。
毛主席说，再一个意思是，要说清楚我们提出的17党参加筹备会议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要指出苏共要求26党参加筹备会是没有道理的。1960年那个时候是26党，但是当时只是筹备1960年的会议，这26党并没有世袭权，不能说那个时候当筹备会议成员，以后也是当然成员。没有世袭的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是要经过协商的，而我们认为17党是妥当的。
毛主席还说，关于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要讲清楚如果赫鲁晓夫他们不是急于分裂，就不应该急于今年秋天召开，我们劝他们还是迟一点开好。我们建议到明年秋天再说，到时候再考虑是否召开。可以考虑推到三年之后再开，也可以不定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推到明年5月间，兄弟党会议筹备会什么时候开也没有定，国际会议就可以更不定时间。
毛主席还说，在复信里还要增加一段，提出我们要求他们考虑我们2月29日信里面提出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还要重新建议：中苏两党达成一个协议，双方在自己的报刊上，对等地发表对方批评自己和自己批评对方的、已经公布和将要公布的文件、文章和材料。复信中要指出，他们在3月7日的来信中拒绝我们的这个建议的理由是站不住的，我们还是请他们再考虑我们提出的这个公平合理的建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咬住不放，说纠缠不休也可以，理在我们这边。这也是拖的办法。
《八评》的稿子毛主席已经看过了，可以基本定稿。毛主席说，如果《八评》发表以后，苏共发表二月全会的决议，掀起一个反华运动，那我们要考虑把过去几个月以来没有发表的我们同苏共来往的双方信件公开发表，而且要求他们也这样做。现在要做准备，到时候再说。
毛主席最后还说，关于给赫鲁晓夫的祝寿信，要在北京准备好。我过一天就到外地去，传给我看了以后再发出。贺信要用四个人的署名，这是党、国家、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联合贺信，用毛、刘、朱、周四个人的联名签署。
毛主席这时又讲起故事来。他说，大家都看过《水浒》，《水浒》的第一回叫做“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现在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水浒》第一回里面讲，洪太尉领了皇帝的圣旨到江西信州上龙虎山上清宫去请张天师来开封禳灾。因为当时天下闹灾，瘟疫盛行。这个洪太尉到了龙虎山上清宫，没有见到张天师，而看见一个大殿，大殿的名字叫做“伏魔之殿”，殿门上贴满了封条，还锁得非常严实。洪太尉问领路的真人，里面是什么？为什么不可以打开？领路的真人是一个道师，他对洪太尉说，从大唐祖师开始，里面就关了一大批妖魔鬼怪，一直到现在已经八九代祖师了，都不敢开，而且每一代祖师都要在门上贴一次封条。据传说，一打开就不得了，妖魔鬼怪都跑出来，天下就要大乱。洪太尉不相信，硬是叫人把封条扯开，把铁锁也给砸烂，打开大殿的门。门打开以后，看到一块石碑，石碑下面是一个石龟，碑上有碑文，刻着四个字，叫做“遇洪而开”。洪太尉看到这四个字，心想我不是洪信吗，我就是洪太尉。碑上刻着“遇洪而开”，正是碰到我就开了。因此他叫人挖开石龟。道师赶忙来劝，说动不得，动不得，动了就不得了了。洪太尉不听，挖开石龟，底下还有一块大青石板，洪太尉又叫再挖，不石板挖开了。挖开以后，底下是一个很深的、见不到底的地洞，里面哇喇哇喇的响，响过以后，一道黑气一下子从洞里滚起来，一直冲洞口而出，冲到大殿，冲到半空中，化作百把道金光，向四面八方散去。吓得大家都倒下，洪太尉也吓得发抖，面色如土。他问道师，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呀？道师说，你不知道呀，这里边锁着36员天罡星，72座地煞星，一共是108个妖怪。你把他们放出去就不得了了，天下就要大乱了。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108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108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我们四个人都是，我们常委都是，我们中央都是。不过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但是内部谈话，公开的没跟他交过锋。少奇同志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恩来嘛，我们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在1956年底访问东欧的匈牙利、波兰这些国家，经过莫斯科的时候，跟他谈了一通，把我们的意见，对他们20大、对斯大林的问题都讲了。赫鲁晓夫把这说成是总理给他们上了大课。总理在22大上致词时也不指名地批评了他。还有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我们都是妖魔鬼怪。但是现在这个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他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
毛主席说，我们讲过，赫鲁晓夫现在内外交困，也可能被人推翻。但推翻他之后，一个可能是出来一个比他好一点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出来一个比他更坏的。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现在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现在中苏会谈没有什么好谈的，是谈不拢的。与其谈得破裂，还不如推迟谈判。今年不谈，明年再谈，明年谈不拢再推迟，尽量推迟分裂。但是我们思想上也得准备，准备赫鲁晓夫贸然搞分裂。不分裂最好，看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推迟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734-739）
12.3月31日，《八评》发表，题目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八评》的开头一段话，是毛主席加写的，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P36）
文章起草班子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八评》末尾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
文章从苏共20大讲起，由此联系到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联系到列宁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运内部主张“和平过渡”的一些代表人物，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文章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阐述从苏共20大以来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言词更加尖锐激烈并且更具说服力，也更加刺痛了他们的要害处。
4月3日，苏联方面公开发表了苏共中央2月全会决议和苏斯洛夫在全会上的长达8万字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这是苏共中央反华升级的一个重要步骤。
13.给赫鲁晓夫祝寿电。
4月12日，毛主席在长沙的住地召开了“秀才”班子会议，参加的有邓小平、彭真、康生、吴冷西，还有王任重（中南局第二书记）、张平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等人。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70寿辰的贺电要修改。他不赞成这样写法。他说，这个贺电应该争取苏联发表，使他能够发表。写的内容要从这么一个设想出发。因此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问题，什么公开论战不能停呀，要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才能停呀，等等，这些问题不能多谈。但可以说尽管我们还有分歧，我们还是要加强团结之类的话。毛主席说，要点出这么一个意思：说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一旦有事”，是指对赫鲁晓夫不利的事情，而不是讲别的。就是说，你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帮你的。要含有这么一个意思，但不要说得那么露，可以意会，不可言传。
毛主席说，我在北京说过，赫鲁晓夫在苏联领导集团里边，还不是最右。与其让比他更右的人上台，还不如现在我们同赫鲁晓夫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我们同赫鲁晓夫打交道十年，对他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对付。他搞的那一套，我们的估计八九不离十。所以我们要在贺电里面要暗含这么一个意思，一旦有事，我们还是能够团结起来对付的。这是主席讲的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意见，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起，他们就怕，现在是越来越怕。22大的时候，他到了顶峰，他发起对阿尔巴尼亚的公开论战，从此以后走下坡路，气势一年不如一年。
这次他们发表的二月全会的报告、决议，看起来形式上似乎气壮如牛，但内容很虚，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真是色厉内荏。我们要准备发表，中央一级报纸全文发表，省一级报纸则要压缩一下，摘其要点，约为十分之一，还要向国外广播。毛主席说，摘要要摘其精彩的。我们不怕他放毒。让大家看一看他究竟有什么货色，让国内群众、干部都了解赫鲁晓夫究竟放了什么屁。
第三点意见，毛主席说，我们在北京定稿的那封复信，要推迟发表。因为现在他们二月全会的文件公布了，情况变了，所以要改写后才能发。发出这复信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从去年11月29日他们那封来信起，一直到我们将要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几次来往的信件，全部公开发表。
第四点意见，毛主席说，《九评》、《十评》要抓紧。之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题目我在北京讲了一些，你们再想想看，还有什么题目。
此外，毛主席还谈了一些事情，要邓小平告诉总理。毛主席说，中苏贸易谈判，要减少进口苏联的东西，要坚持顺差，否则我们只还账，用我们出口的物资来还账。如果他们不要，那就把账挂起来。但是，我想他们还是要我们东西的，这是还账。不进口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要的你不给，我不要的你给，我何必要进口呢。
当天晚上开始，秀才班子改写贺电。因为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稍微详细一点好，一种意见认为简单明了说两段就行了。于是就起草两个不同的稿子，一长一短。讨论后送主席。
主席收到两个稿子后马上开会。毛主席说，原来北京起草的稿子太长不好，但现在搞得太短也不好，还是稍微多说一点的比较好，不要太潦草。因为我们是把这个当作重要的策略步骤来看待的。
毛主席基本上同意第一个稿子，就是稍微详细一点的那个稿子，并且作了修改。
毛主席在开头的地方加了“亲爱的同志”几个字。毛主席在“在你70寿辰的时候”之前加了“亲爱的同志”。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表示我们这个电报是一个和解的电报，而且使他能够发表。同时，毛主席在最后的地方又加了“让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颤抖吧，它们总是会失败的。”
贺电修改好以后，毛主席要我们马上电发到北京，请刘少奇和周总理再过目，如没有意见就照这个稿子发出。同时，毛主席还要邓小平告诉总理，贺电发出以后，在一个星期内，我们不发表反修的文章，任何反修文章都不发表，以表示友好，也满足一下那些说我们老是好斗的人的愿望，中国不是那么好斗，也不是永远斗下去的。我们还是讲团结的，就看对方怎么样了。这个贺电不仅对赫鲁晓夫有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对各兄弟党，不管是中间派，不管是右派，也有这个作用，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还是坚持团结的。
毛主席说，这个贺电甚至连越南党这样的左派看了也会高兴的。因为分裂总不是好事，我们尽量推迟分裂也是这个原因。能够维持某种即使是表面上的团结，也是有好处的，比起公开的、完全的分裂要好。
毛主席还谈到，要准备赫鲁晓夫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一切要从坏的方面准备。最坏的准备是他片面地召开国际会议。不管中苏两党会谈是否达成协议，不管筹备会议是否达成协议，他硬是秋天召开国际会议，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开除我们，公开分裂。所谓公开分裂就是公开把我们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像过去情报局对南斯拉夫那样，像后来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那样。我们要做这个准备。
毛主席说，如果赫鲁晓夫召开国际会议，我们要考虑坚决不参加，但同时也要准备另一手，万一需要参加怎么办。我们说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5月，还提出两三年以后再开国际会议。虽然我们这样提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准备万一他提前开，万一他不顾是否达成协议硬要开，我们要考虑参加会议同他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准备一个纲领草案，提交国际会议讨论，同时针锋相对。让各国共产党看看，他的纲领是什么纲领，我们的纲领是什么纲领，要货比两家。这样，即使会议破裂，对我们也有利。因此我们要准备两手。
毛主席亲自主持修改的给赫鲁晓夫的祝寿电，4月16日凌晨发到莫斯科；16日晚上新华社广播，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贺电全文。毛主席原来批示暂停一个星期，不登反修文章，实际上停了十天。
14.4月27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加了按语，公布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反华文件（苏斯洛夫反华报告、决议及《真理报》社论）和赫鲁晓夫反华言论。
这个按语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写的。按语说：“半年多以来，苏共领导一面空喊停止公开论战，一面继续公开反华，而且威胁中国，要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坚决反击’、采取‘集体措施’，耍两面手法。现在虽然还不知道他的坚决反击、集体措施是什么东西，但是二月全会文件的发表终究是看到一点眉目了。苏共领导的这些文件和讲话，彻底暴露了他们大叫停止公开论战之日，正是他们加紧部署反华运动之时。”按语还说：“我们早就料到，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是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货色来的。果然如此，他们这次公布的文件，充满了陈词滥调，根本说不出为什么自己是正确的，为什么对方是错误的，活像个泼妇骂街，实在不够论战的水平。根据我们粗略的统计，文件中间歪曲事实、颠倒黑白、造谣说谎的地方，就有一百四五十处之多。这些谎言有许多早已经被我们在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八篇文章里面批驳得体无完肤了。”按语还说：“赫鲁晓夫讲话的内容也差不多，除了更加粗野以外，只不过增加一些拍桌子、跺脚、挥舞拳头、咬牙切齿等表演而已。”
按语还指出：“苏共领导这一次特别集中地攻击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妄图诋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不过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按语还讲到，这三个反华文件和赫鲁晓夫各次讲话的反华部分，不仅本报全文发表，而且省一级的报纸也都将刊载这些文件、讲话的摘要。我们不仅向国内广播，而且还用各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让全世界人民看一看，从这些反面教材中间认识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
按语提出一个明知故问的问题说，我们全文发表你们的反华文章、讲话了，你们以后所发的一切这类反华的言论，我们还要继续发表。你们敢不敢发表我们答复你们《公开信》的八篇评论呢？我们断定你们是不敢的，因为你们害怕真理、害怕阳光、害怕人民群众识破你们的原形。
按语最后说，我们声明，苏共领导公布的这批反华文件、讲话和文章，以及在此之前和在此以后公布的一切反华文件、讲话、文章，我们都要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答复完毕以后，依次给以回答。
这是在论战中“立此存照，将来再议”的通常做法。
15.经毛主席审定，5月7日发出苏共中央3月7日来信的复信。
毛主席“五一”前夕返回北京，随即在家里开会讨论对3月7日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的修改。毛主席说，赫鲁晓夫现在步调乱了，指挥棒不灵了，不仅意大利、波兰这些党不赞成开会，还有瑞典、挪威一些西欧、北欧的小党也不赞成开会。现在赞成开会的不到十家。看起来赫鲁晓夫这个国际会议开不成，他可能也看到开会对他不利。
毛主席说，这个国际会议我们要坚决反对开。不开好中苏两党会谈，达不成协议，就不能开17国筹备会即起草委员会。没有开筹备会，就不能开国际会议。这个立场绝不能动摇。因此这个复信里原来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时间需要两三年的准备，现在看来两三年不行，要四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毛主席要我们再修改，要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确一些，把国际会议不能开的理由讲得更充分一点。他在稿子上作了修改，并加了三小段文字，其中一段说：“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怎么能够开始呢？有什么好说呢？还不是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吗？或者是从此各方分裂，各走各的路吗？难道你们决心要今天分裂吗？”
5月3日，毛主席又召开常委会，对复信又作了具体修改。他认为原来信中对赫鲁晓夫要开国际会议是非法的这方面讲得不够，他已经改了，加强了。毛主席说，对赫鲁晓夫这样的人，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晓以利害。要着重讲明，在目前这种没有充分准备好、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不是导致团结，而是导致分裂。这个道理要反复地讲清楚。要指出：如果不是急于公开分裂，苏共领导就不应当急于在今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要劝他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因为开起来就要分裂，不开还能维持某种形式的团结，不至于完全破裂，这比公开破裂要好。
毛主席在复信中还亲笔加了两句话，一句是：“如果你们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那么，这样做是非法的，是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后果的。”另一句是：“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的、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当时会上还议论到我们复信什么时候发表，毛主席说，索性整整两个月的时候发出，就是说，他们是3月7日来信的，我们5月7日把复信给他们，5月8日晚上广播，5月9日见报。
与这封5月7日复信同一天全文发表的，还有中共中央1964年2月20日、2月27日、2月29日给苏共中央的三封信，和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给中共中央的三封信。
我们党中央在这些复信里面所表示的态度，以及采取公布来往信件的措施表明，根据当时的情况，不能停止公开论战是很清楚的了。至于究竟是否召开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国际会议的筹备会议以及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这些问题，从当时的形势看，也是比较遥远的事情。所以从复信发表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国内问题上来，并决定于5、6月间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中心是关于一、二、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和国内反修防修问题。
（三）关于国内反修防修和三线建设问题。
5月15日至6月17日，毛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制定以备战为中心的“三五”计划，提出大三线建设的问题；二是国内反修防修问题，提出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这些都是毛主席心目中头等重要的大事。
1.关于三线建设问题。5月27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决定把“三五”计划重点放在“三线建设”上。所谓第三线国防工业基地，是指按照我国地理状况和战略构想，中央大致规定：国防第一线为沿海边疆地区，第二线为京广路沿线中部地区，第三线为云贵川陕甘青等腹部地区；并决定在改进常规武器的同时，着重研制核武器和导弹。这就是要加强战备。
2.关于反修防修问题。
毛主席在会议上指出，这两大问题是从同赫鲁晓夫的多年斗争中引起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同时，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反修防修。
毛主席还提出，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要认真总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经验教训。毛主席说，《九评》总结苏修的教训时，可以考虑：第一，从十月革命讲起，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首次变为实践；第二，分析苏联社会状况，分析其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三，剖析苏共领导集团的变化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第四，批驳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这是赫鲁晓夫篡改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核心；第五，论证赫鲁晓夫搞的是假共产主义。
6月8日，毛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除常委和中央一些有关同志外，还有各大区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毛主席在谈到从中央到省一级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时，又提出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他说赫鲁晓夫上台以来搞了五次政变，一次又一次把同他意见不同的人打下去。先搞掉贝利亚，接着又搞掉所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接着又搞掉朱可夫，还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等一批人，都被他打下去了。这个教训值得重视。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6月16日，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召开一次会议，发表了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问题的重要讲话。他说：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黄克诚极为正大光明，至死都没有翻庐山会议的案，都没有反对毛主席；相反竭尽全力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激起走资派对他的怨恨。所以，人的认识，要经过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才能够证明其客观真理性。——笔者注）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P18-21）
（四）关于《九评》。
1.7月5日起，毛主席召开几次会讨论《九评》修改稿，逐段边讨论边修改，他自己也动笔修改。毛主席所讲的修改意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毛主席说，在讲到苏共领导集团一步一步走向修正主义时，还要补充说明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的伟大业绩和功勋。毛主席强调，列宁缔造的苏联共产党和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表现了开天辟地的革命首创精神；在战胜白匪军和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中，表现了艰苦卓绝的英雄气概；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斗争中，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光辉成就；在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是赢得了拯救人类伟大胜利的主力军。
毛主席说，除了这些要讲以外，还要讲到，甚至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是不满赫鲁晓夫为非作歹的，莫洛托夫等人只是反抗的冰山之巅。
毛主席说，必须明确表达我们坚决相信列宁创造的苏联共产党的绝大多数和苏联人民中间的绝大多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在文章结尾时还要重复这个意思。我们历数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还要对广大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寄予厚望。
根据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我们对原来起草的稿子作了补充。在《九评》的最后部分补写了一大段：“伟大的苏联人民的历史功勋照耀千秋万代，绝不会因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背叛而失掉光彩。苏联广大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广大的苏联共产党人，终将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而走向共产主义。”
毛主席还强调阐述民主和专政的关系，要求我们在讲到全民国家问题时，要讲清楚民主的阶级性。毛主席亲自作了修改，增加了一段：“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个消灭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被灭掉了。”
《九评》最后一段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毛主席强调，在这一段里要指出，一切新生事物，无产阶级专政也一样，都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过程，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败。他说，我们现在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既要看到那种遭受到资产阶级武装镇压和失败的无产阶级专政，像巴黎公社、匈牙利苏维埃那时的样子，又要看到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危险，这就是和平演变。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它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后来，毛主席把他6月16日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经过他的亲自修改润色，写进了《九评》。
毛主席还说，分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形成的原因时，着重讲内因，列宁、斯大林领导时，外部情况比赫鲁晓夫时代严峻得多，但都顶住了。赫鲁晓夫受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发生了质变，外因（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通过内因（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起作用。特殊地说这又同赫鲁晓夫本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关。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这些原因要在《九评》中逐一加以分析，使人有一个系统的清晰的概念。
“秀才”班子根据毛主席的意见，经过从头到尾反复地修改，基本搞好了。最后，毛主席看过这些修改以后，又把文章的标题改了。原来用过经过标题：《赫鲁晓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赫鲁晓夫的历史教训》等。最后，毛主席把标题改成《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经过这么一改，就突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全世界革命史上，以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这样一个题目，使人立即感到文章的宏大气派、理论光彩、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此外，邓小平也要求写作班子对毛主席最近两年来关于反修防修问题的论述加以系统整理，写入《九评》中去。这就是，后来写进《九评》，经过系统整理的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15条。
《九评》在7月12日，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大家在会上逐段议论并修改。在这次定稿过程中，毛主席对新增加的15条中的第二条又作了修改。这一条基本上是他自己重新改写的。他改写后的全文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777-784）
2.《九评》的主要内容及其伟大意义。
《九评》包括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讲社会主义社会和无产阶级专政。文章从理论上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需要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部分是讲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文章列举了很多具体事例，来说明赫鲁晓夫掌握苏联党和国家领导权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变本加厉地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苏联重新尖锐起来。
第三部分是讲苏联的特权阶层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阐明，由于赫鲁晓夫实行修正主义路线，现在在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的增长，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上并不占统治地位，而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新资产阶级分子在苏联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了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社会基础。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这个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文章说，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第四部分是驳斥所谓的全民国家。文章着重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结合现实情况，阐述只要阶级还存在，国家不可能是超阶级的，不可能是全民的道理。如果阶级不存在、全民一致了，国家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消亡了。
第五部分是驳斥所谓的全民党。文章对赫鲁晓夫集团列举的苏共是全民党的四条理由逐条加以驳斥。文章指出，如果像赫鲁晓夫集团所宣传的那样，苏联党之所以变成为全民党，是由于苏联党代表全民的利益，是由于苏联全体人民接受了共产主义的目标，是由于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是由于苏联党的活动是采取民主的方式、是符合全民性质的。文章说，如果这四条理由正确，那么，苏联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应该称为全民党了。可见这些理由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文章指出，苏共当前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全民党的问题，而是苏联共产党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
第六部分是讲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文章作了各方面的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赫鲁晓夫所说的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
文章最后一部分是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这一部分着重是讲前面已经提到的毛主席关于要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论述，即后来称之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在这里一共归纳为15条：
第一条，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这两类矛盾，就不能够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条，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毛主席在这一条中增加了前面说过的他亲自写的那一大段文字。
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第三条，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对反动派进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第四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第五条，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第六条，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七条，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
第九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第十条，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第十一条，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第十二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第十三条，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第十四条，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第十五条，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文章在讲完这15条以后，全文抄录毛主席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话：“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如果不这样办，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克思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接着，《九评》还论述毛主席提出的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列举了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九评》最后说，苏联人民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全世界革命人民，必须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背叛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斗争中，已经变得，并将继续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强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途，从来抱着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坚决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社会主义的光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必将普照苏维埃的大地，无产阶级必将赢得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必将在整个地球上获得完全的、彻底的、最后的胜利。
毛主席总结的这十五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路线具有极其伟大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特别是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谁战胜谁的问题要一百年到几百年才能解决。他还讲到，在这中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如果我们不注意抓好阶级斗争和搞好反修防修，那么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这些观点，已经被毛主席逝世后的社会实践完全证实：毛主席逝世不过三年，就提出要改变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不过七八年，基本上就实行了农民个体私有制、解散了人民公社；不过十几年、二十几年，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中私有制经济就占据了绝对优势，约占80%以上；工人失业，由毛泽东时代的国家主人、领导阶级，重新沦为雇佣奴隶、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基本上成了维护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具。
如果说在1956年毛主席根据苏共20大、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主持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么，可以说这次发表的《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文章，是1956年以来的反修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第三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不仅包含了前两篇文章的观点，而且加以发展了。特别是跟苏共公开论战开始之后，赫鲁晓夫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总结怎么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些重大问题上，的确是极其重要的。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毛主席指出：“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这篇文章的发表已经过去了47年，社会实践完全证明了它的客观真理性。正是因为，赫鲁晓夫那样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利用阴谋手段篡夺了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权，结果使帝国主义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变成了血淋淋、活生生的现实。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
这篇文章挖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揭了他的底，在国际上震动很大。因为，它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面前，提出了怎么样反修防修，怎么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么样防止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成为资本主义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这篇文章发表的第二天（7月15日），毛主席又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在会上谈到《九评》的问题时，毛主席说，《九评》发表以后，他又看了一遍。里边讲到社会主义社会里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但是不能说这个斗争越来越尖锐，不能像斯大林过去曾经提的那样。而应该看到，这个斗争是高一阵低一阵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时又比较缓和，总之是波浪式的。这一点应该明白。（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784-791）
《九评》发表之后，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五）关于给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的复信。
《九评》发表之后，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考虑答复苏共中央6月15日的来信。在7月25日的常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提出，现在要对反修斗争的形势作通盘考虑。从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看，现在赫鲁晓夫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是不会跟我们商量的，因为他把中苏两党会谈和召开筹备会议及国际会议脱钩了。所以看来他们很可能铤而走险。
赫鲁晓夫之所以急于这么搞，是因为内部不稳。现在连米高扬也排挤，把他放在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位置上，实际上是明升暗降。苏联的经济状况也不好。他为了稳住对他最不满的老年人、老布尔什维克，最近要给他们提高养老金，还答应普遍提高工资。以此收买人心。
至于跟其他兄弟党的关系，赫鲁晓夫的处境也比较困难。罗马尼亚跟我们谈了以后，对苏态度比过去强硬。赫鲁晓夫要压他们，但压不下来，也不听罗马尼亚的意见。波兰也表示反抗，东德对苏共也不满意，捷克斯洛伐克也跟苏联不完全一样，匈牙利最近对我们的态度看起来也不坏。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的现行政策，特别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面临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危险。南斯拉夫和意大利这两个党，最近也不赞成召开国际会议。以后我们不要再批评南斯拉夫了。要尽量多做罗马尼亚和波兰的工作，这样来孤立赫鲁晓夫。我们的反修文章，要集中攻击赫鲁晓夫，对其他人一概不问，不仅对其他兄弟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对苏共领导集团中的其他人，也一概不问，这就是首恶必批、胁从不问。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原来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批判赫鲁晓夫。现在形势对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方针更为有利。
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毛主席认为，对于国际会议，我们现在要采取激将法，激他开，激他承担公开分裂的责任。但是，估计赫鲁晓夫不敢开，至少最近不敢开，也可能只开筹备会议，不开国际会议。我们可以用点儿激将法，让他犯错误，犯下去，犯到底。这样他就更加暴露，更加被动，更加遭到反对，会有更多的人反对他。
最后讨论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稿。经过毛主席和其他中央常委多次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之后经过多次修改，基本上可以定稿。毛主席根据前述激将法的意思，在复信的末尾亲自加了两段话。
毛主席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其中的黑色宋体字是毛主席的亲笔修改），如下：
在7月15日的复信（初稿）上，毛主席的批语：（一）还要多讲几句，以驳（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二）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毛主席的修改：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给你们的信中表示“衷心支持召开兄弟党会议的主张”，并且指出，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你们是忘记了这两句话，或者是没有看懂这两句话吧。如果是忘记，这就表现你们的记忆力是何等低下；如果是没有看懂，这就表现你们的理解力又是十分的不行。我们不是明明写着，要使会议取得成就，“有赖于事先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有赖于进行许多准备工作”吗？
当复信稿写道：你们最喜欢拿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0年声明提到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那段文字，当做自己的资本。但是，你们明明知道，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反对这段文字的。在两次兄弟党会议过程中，你们再三请求，说是如果不写上这一段文字，你们的日子就十分不好过。为了照顾你们的困难，我们才作了妥协。在一九六0年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曾经声明，这是最后一次照顾。现在，你们竟然把这段文字当作推行你们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护身符，当作打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的棍棒。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这封复信最后，毛主席亲自加写和修改的几段话：所以我们说，“在目前这样的情况下，兄弟党国际会议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过去十四年不开兄弟党国际大会，没有什么坏处，反而很好，为什么现在要这样急急忙忙地开会呢？
你们现在要召集分裂大会，不，应该说是分裂小会。因为全世界共产党人中，真正相信修正主义的人，就共产党人总数来说，不过是一小撮人，而且这些人肯定是要失败的。世界上的修正主义者们，十分不团结，意见不一致。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你们指挥棒转圈子的人，有一些，但是越来越少了。所以，你们不经过协商，不取得兄弟党的同意，就要片面地、强制地召开的所谓大会，历史将证明，只是一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其渺小的会议，就像当年第二国际为了反对列宁主义所召开的一些所谓大会一样。
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愿意再一次诚恳地劝告你们，还是悬崖勒马的好，不要爱惜那种虚伪的无用的所谓“面子”。如果你们不听，一定要走绝路，那就请便吧！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P105-108）
这封复信经过毛主席多次修改，特别是加了最后那么两段话，嬉笑怒骂，自成文章，的确是大大地挖苦了赫鲁晓夫这些猪狗们！这封复信，可以看作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评论文章的继续，借着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话题，着重批驳苏共领导人惯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指手画脚的老子党作风，揭穿赫鲁晓夫等人以兄弟党国际会议作为“指挥棒”，让兄弟党服从于自己，把自己党的纲领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作风。当然最根本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对立，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对立和斗争。
（六）赫鲁晓夫孤注一掷。
1.毛主席说过，赫鲁晓夫这个人一触即跳。果然如此。7月28日发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只隔了两天，7月30日，他就匆忙复信了。在这封信里，苏共领导断然拒绝了我们的劝告，而且下了死命令召开筹备会。复信说，苏共中央邀请26个共产党的代表，在1964年12月15日前到达莫斯科，以便筹备国际会议的实际工作。这就拒绝了我们党建议，也不跟其他兄弟党协商，赫鲁晓夫孤注一掷了。
他们的复信还提出国际会议在1965年年中非开不可，不管这个党或者那个党拒绝参加，都不能成为拖延召开国际会议的理由。这说明赫鲁晓夫是下定决心，要开分裂会议。赫鲁晓夫孤注一掷，使形势急转直下。
2.我们的方针是激赫鲁晓夫召开分裂会议。8月4日，毛主席在北戴河召集邓小平、彭真等人开会，讨论这封信。毛主席说，我们估计对了，赫鲁晓夫一触即跳。我们28日发出的信，他30日就来信答复了，把文章做绝了。效率很高，是早就准备好的预谋。现在既没有中苏会谈可谈，也没有什么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需要考虑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对他的来信简单地答复就行了。
过了两天，毛主席又开会，讲到既然赫鲁晓夫决心要开分裂会议了，因此我们要考虑，在他开分裂会议之前，我们和朝鲜、越南等左派各党用不着商量，也不要搞什么纲领草案。因为我们决不参加这样的会，他开什么会我们都不参加。接着，毛主席对吴冷西说，你们秀才现在可以在北戴河游泳、休息，酝酿写《十评》。纲领草案不搞了。既然没有中苏会谈，又不参加筹备会，更不待说国际会议，还要什么纲领草案呢？
几天后，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黎笋从朝鲜回国时，途经北京，到北戴河见了毛主席，讲到朝鲜劳动党接到苏共的信，他们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拒绝参加这个筹备会。黎笋还说，他已跟国内商量好，在朝鲜党发表声明之后，越南党也发表声明，也拒绝参加26党筹备会。当时，毛主席对黎笋说，等你们两家发表声明以后，我们也发表声明，支持你们两家拒绝参加苏共召集的26党筹备会。
之后，毛主席又几次召开会议，大家一致同意坚决不参加苏共召集的26党筹备会，即使只剩下中国党和阿尔巴尼亚党两个党，我们也决不参加，在这个问题上决不后退。当时的中苏关系实际上已陷入僵局。
8月30日以后不久，毛主席要离京到外地视察“四清”运动。临走之前，他又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毛主席提出要继续发表反修文章。要继续准备《十评》，在发表之前，可以陆续发表左派兄弟党的反修文章。
会上，谈到左派各兄弟党的态度，大家分析了朝鲜、越南、日本共产党、印尼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党的态度。毛主席指出，大概现在中国、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日本、印尼这几个党反对苏共召开国际会议是不成问题的。再加上新西兰党，一共有七个党。还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共产党也不赞成开会。据说，陶里亚蒂为这件事专门到苏联去。当然他身体也不好，要在苏联克里米亚休养。他先是跟苏共中央的一些同志会谈，是跟苏斯洛夫还是谁，不大清楚。他表示不赞成开这个会。后来他说他要跟赫鲁晓夫直接谈，而且他还准备了一个谈话提纲。这个提纲后来发表时叫做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里，意大利党的意见是不赞成开会。大概一方面因为这个事情跟苏方吵得很厉害，一方面身体也不大好，陶里亚蒂很快在苏联去世了。现在意大利党还是坚持陶里亚蒂的方针，不赞成开会。这就引起了西欧一些党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因为陶里亚蒂在西欧的影响比较大。北欧一些党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动摇，不那么坚决反对，但是也提出要开就开一个团结的会。欧洲党的这种情况对我们有利，这可以使赫鲁晓夫在决定是否开会时不得不加以考虑。
毛主席说，我的意见还是让赫鲁晓夫召开会议好，那样他最后一张牌就打出来了，再也没有什么牌好打了。因为开会无非是开除中国党，像斯大林主持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党那样，这是公开分裂，责任完全由赫鲁晓夫承担。现在中苏关系陷于僵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形式上的团结，但实际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距离分裂只隔一层纸。我们的方针就是让赫鲁晓夫自己去戳穿这层纸。
3.关于国庆15周年庆典。这次常委会议还提出了国庆节15周年庆典的问题，是否按照过去逢五逢十的庆祝活动规矩。周总理提出，可以考虑都请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来，也请一些亚洲、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其他兄弟党，能够来的也可以请他们派人来。开庆祝会的形式，就是我们自己讲话，其他兄弟国家发来贺词、贺电，我们在报上发表；在庆祝大会上，所有外国人都不讲话，这样就可以避免在会上吵起来。毛主席说，看来可以这么办，大家再考虑一下，因为还有时间。按惯例，逢五逢十是大庆，今年因为有公开论战这么一个因素，是不是还照样大事庆祝，可以再研究一下。
接着，周总理还谈到，因为今年是国庆15周年，专门委员会（即负责研制核武器的委员会）已认真讨论，准备在国庆节前或者国庆节后，爆炸一个核装置，就是首次核试验。技术上的准备已经完成，什么时候爆炸，这决定于气候的因素。总理说，虽然这个核装置不大，但是一旦爆炸，就说明我们第一次核试验成功，自己会做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能爆炸核装置的国家。这也向全世界显示：尽管苏联不给我们样品，把专家撤走，把资料、图纸拿走，但是我们还是自力更生搞出来了。这对赫鲁晓夫也是一个示威。
总理问：是不是可以在国庆节前后实现爆炸？毛主席说，主要看准备情况，不要勉强，要一切都准备好，万无一失，然后爆炸。不要抢时间，宁可在国庆节之后，甚至迟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可以，不要匆促行事。
15周年国庆庆典，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外国贵宾，来北京参加我们的庆祝活动。从我国领导人会见西哈努克、刚果（布）总统、马里总统和非洲、拉丁美洲学生代表团的情况看，他们的反帝情绪都非常激昂，他们对中国的友好、钦佩之情令人十分感动。他们还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所实行的同帝国主义勾结、要民族独立运动服从于他跟美国搞大国外交的政策。
4.毛主席与毛雷尔、巴卢库的谈话。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因为我们邀请时提到可以不派第一把手来，所以他们的团长都不是最高负责人。毛主席分别会见了他们，值得提到的是毛主席同毛雷尔（罗马尼亚党）和巴卢库（阿尔巴尼亚党）的谈话。
10月8日，毛主席会见了毛雷尔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这次谈话，毛雷尔与上次中罗两党会谈时的精神面貌大不相同。毛雷尔谈到，他这次来华时，路过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辩论了五个钟头。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要开国际会议，要在12月开筹备会。我们代表团到北京后，跟朝鲜、越南和波兰代表团都谈了话，都谈得不错。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党的谈话比较困难，东德党的同志劝我们参加12月的26党会议，结果吵了起来。毛主席说，跟德国同志可以平心静气地跟他们谈，跟他们争吵不好。乌布利希处在第一线，对面是西德，东柏林的对面就是西柏林，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苏联要跟西德谈判，乌布利希不高兴。我们应该支持乌布利希。
接着，毛主席谈到对整个形势的估计。毛主席认为，现在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硬要26国党的代表在12月15日以前报到，这种事情简直是以老子党自居，发号施令了。我们说，你开吧，我们不到，会议是非法的。毛雷尔说，我们党已经通知苏共，路过莫斯科也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不参加12月15日会议。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一个软体动物，许多人起来反对他，他会软下来的。几次都是这样子。1960年莫斯科会议就是这样子。当罗代表团的波德纳拉希说，赫鲁晓夫也会蛮干的。毛主席说，你这个说法也对，他也有这一面，蛮干的一面。比方说，我们劝他不要公开论战，他不听，他说这是“列宁的方法”，他硬干了，公开论战了。我们不知道劝了他多少次，他不听，还是干，还是公开论战。他认为这样对他有利。你看，现在适得其反，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毛雷尔还谈了他们党怎么样顶着赫鲁晓夫压力的一些情况，如反对把经互会搞成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毛主席说，这一点我们完全支持你们，经互会要改组才行。
10月9日，毛主席还同巴卢库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谈了话。毛主席谈到，赫鲁晓夫这个人，这几年来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得越来越远了。从1960年开始是很凶的，特别是在22大上，那是达到顶峰了。他在那次大会上公开攻击你们阿尔巴尼亚，发动了公开论战，这是他的顶点。22大以后，他就走下坡路了。虽然现在还有几十个党跟他走，但他们内部不一致，四分五裂。
毛主席说，反动的国家、党派和集团，他们内部的矛盾会导致他们垮台的。第二次大战前，比如希特勒，还有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墨索里尼，他们和英、美、法这三个帝国主义之间，是矛盾重重的。他们都大喊大叫反苏，但最后他们先打谁呢？是不是先打苏联呢？当然，希特勒是打了苏联，意大利也跟着打了苏联，但是他们首先打的是英国和法国，日本首先打的是美国。这三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垮台了。所以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可以导致它们之间打仗，可以导致一批帝国主义垮台。
毛主席说，依我看，赫鲁晓夫的情况也不妙。他要12月开筹备会，可能开成，也可能开不成，但是两种可能对赫鲁晓夫来讲，都是灾难。开不成当然脸上无光，讲了话不算数，这当然是灾难了。如果他开成了，依我看，这个灾难更大一些。12月会议开成之日，就是赫鲁晓夫走进坟墓之时。
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就是等他开，激他开，激他抛出一切法宝来，比方说“集体措施”呀，断交呀，撕毁中苏同盟条约呀，以至出兵呀。让他把所有法宝都抛出来，那时他就跌到沟底里去了，垮台了。当然，现在要大规模出兵打中国还不可能，但是搞点摩擦，制造一些边境事件，是完全可能的。1962年他就在新疆把我们几万人胁迫到苏联去了。在边境挑起冲突可能不可能呢？那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切我们都准备着，准备他使尽一切法宝，自己一步一步走向坟墓。
（七）赫鲁晓夫下台。
1.我们的反修斗争策略。风雨欲来风满楼。
国庆前后，从9月15日起到10月10日，我们暂停发表反修文章。10月11日起继续发表反修文章。毛主席交待，要赶快准备《十评》，还要发表其他的反修文章（主要是左派兄弟党的反修文章和评论）。
10月10日晚上，对外广播电台用三四十种外语重新继续广播《九评》。《人民日报》从10月11日起，陆续发表一些左派共产党的批评苏共领导的文章。有秘鲁共产党的声明；印尼共产党和锡兰党的《联合声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给苏共党员的公开信；日共《赤旗报》反对召开分裂会议的社论；朝鲜劳动党中央机关报《劳动新闻》的社论，号召所有共产党反对召开分裂会议，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
当然，在发表这些反修文章和对赫鲁晓夫的前途的估计上，毛主席曾多次讲到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很可能要垮台，但没有料到他的困难已达到那么严重的地步，没有料到他的垮台到来的那么快。但是，从越来越多的兄弟党发表正式声明和文章，反对召开分裂会议看来，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2.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宣布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任命柯西金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也在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这两件事如此巧合地遇在一起，整个北京、整个中国都沸腾了！那种欢腾之情溢于言表。当时，笔者正在北京读大学，整个北京到处都是彻夜游行的队伍，真是令人兴奋。《人民日报》于17日在第一版同时登载了这两件事，强烈地给人以双喜临门的印象。
当时，毛主席对这两件事用两句话来描述：“无可奈何花落去。无可奈何花已开。”前一句是指赫鲁晓夫下台，后一句是指中国成功爆炸原子弹。这是他在10月19日召开的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的。当时还议论到是否能争取到十年和平时间。毛主席说：“有可能。再有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将来我们要把原子弹试验转入地下，不然污染空气！”
从15日起，毛主席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论赫鲁晓夫下台。总的认为，赫鲁晓夫下台，是他实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走人死胡同的结果，说明他的路线破产，在苏联国内如此，在国际上也如此。他这次下台，究竟是国内因素大一些，还是国外因素大一些，现在还不清楚。
在大家讨论时，毛主席不时作一些重要插话。
当谈到，赫鲁晓夫实行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党、农业党的做法，实在可笑。毛主席说，工业和农业相互联系，密切不可分，搞工业和搞农业必须互相协同，怎么能一个党委管工业，一个党委管农业呢！
当大家指出：赫鲁晓夫从苏共22大起，发动公开论战。开始时许多党跟着他跑，攻击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国。后来，从直接反阿尔巴尼亚、间接反中国，发展到直接反中国，苏共中央1963年7月发表的《公开信》是一个标志。赫鲁晓夫从此就处于被动地位，我们放手地转入反攻。毛主席说，从这个时候起，我们才真正取得主动，要怎样批评他就怎样批评他。因为他先发动公开论战，这给予我们反批评的权利，给予我们进行公开论战的自由，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可以把积压了很久的问题摆出来，揭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真面目。这使赫鲁晓夫处于非常难堪的地位。
会上，有些同志说，半年以前毛主席就讲到赫鲁晓夫可能要垮台，这个预见现在证实了。最近苏共来信指定12月15日要开国际会议的筹备会，即使有些党不出席，这个会也要开。毛主席说，这说明他是想打最后一张牌了。赫鲁晓夫迫不及待地限期开会，并不说明他强大、不可一世，相反的只能说明他虚弱、没有别的办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苏联国内对他这样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同中国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公开论战中所采取的错误决策、错误做法，引起了一系列恶果，当然很不满。所以他狗急跳墙，急于开会，使出最后的杀手锏。
大家对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共的前景会发生什么变化也提出种种估计。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下台是表示要变，如果不变那为什么要他下台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苏共领导今后会有一些改变，这是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很快就变，更不可能大幅度地变。因为赫鲁晓夫从他上台搞倒贝利亚以至莫洛托夫，有好几年了。搞掉贝利亚比较早，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不久。搞掉莫洛托夫是1957年。从1957年到现在，有7年了。如果从斯大林去世算到现在，那么也有11年了。他搞了11年，而且撤换了大批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都大换班。他的内外政策，虽然带有个人的特色，但也代表苏联一定阶层的利益，反映这些阶层的意向。这种情况说明，要很快改变这个局面的可能性不大。至于怎样的改变，变到什么程度，这还得看一看。
毛主席归纳大家的意见说，有三种可能：一种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目前这种可能性小。第二，变得比赫鲁晓夫更坏，这种可能也不大。因为赫鲁晓夫已经够坏了，再坏到哪里去呢？比如跟中国的关系已经坏到只剩下开除出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着了，这是赫鲁晓夫准备今年12月做的；还有就是断绝外交关系、宣布废除中苏同盟条约；还有一条就是打仗了。就是这么几手。所以，要比赫鲁晓夫做得更绝，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可能性也比较小。第三种可能性是属于中间状态，就是说还是搞修正主义的路线，但做法上、策略上有某些改变。这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要他根本改变修正主义路线、大国沙文主义路线不可能，但是策略上、做法上可能有一些变化，有可能比较灵活一点。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
毛主席还讲到，我们可以这样估计，但是究竟如何还得看一看。因为从15日以后陆陆续续收到的西方传出的消息和苏联报纸的反应看，还看不出赫鲁晓夫下台的内情如何，将来究竟会有什么变化。毛主席提出，我们现在的方针还是“静观”这两个字，就是说要看一看，不采取什么行动，不采取什么措施，看一看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看一看苏共方面究竟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再考虑相应的对策。大家对毛主席的分析和提出的静观方针都表示赞成。
当然，采取静观的方针，也不是对这件震动世界的大事毫无反应。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我国党政领导人联名发给勃列日涅夫、米高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柯西金贺电。贺电除对他们表示热烈祝贺外，还要说一点有实质内容的话。在贺电稿中写了两段话。一段是：“我们衷心希望兄弟的苏联人民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下，在今后各方面的建设中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新的成就。”另一段话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伟大的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当然，也包括赫鲁晓夫下台！）接着后面说：“中苏两党、两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这封贺电表示了比较热情、有所赞赏的态度，是近几年来没有的。
采取静观方针，还包括不发表论战的文章，包括批判赫鲁晓夫的也不发表。因为，这个时候再骂赫鲁晓夫，显然是不合时宜了。现在，他垮台了，你还骂就不得人心了。毛主席很有风趣地说，我们过去对国民党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现在对苏共领导集团也是这么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从10月17日《真理报》的社论看，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所实行的仍然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中央常委一致认为，按照毛主席提出采取静观的方针是适宜的。
（八）毛主席说，对新的苏共中央领导人采取，从“一肯二看”到“一推二看”。
10月27日晚上，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主席在会议一开始便提出，我们静观已经十天，现在是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苏共公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从欧洲方面的反应看，比较重要的兄弟党都表示了态度。有些党拥护苏共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有些党说这是“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有些党表示要推迟开国际会议，也有些党提出还是要开国际会议；有些党虽然不是那么明确，但是也隐约地表示还是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有些党则要求有所改变。毛主席说，我们也应该采取行动，可以考虑主动向苏共提出，我们派代表团去参加他们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活动。按照惯例，不是逢五逢十的十月革命节纪念日，我们虽然也派代表团去，但不是派有分量的代表团去。毛主席说，我们可以考虑这次派出由周总理当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再加上贺龙同志这位老帅跟总理一起去。
毛主席说，这个意见请大家考虑一下，今天先不做决定。在过去的十天里，我们的方针是“一肯二看”。肯加上肯定、赞赏，这无非是发了一个贺电。主要是看。已经看了十天，现在的方针应是“一推二看”。看还是要看，不过要做点推动工作，推他们往前走。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
毛主席说，但是这也不能寄予过分的希望，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积累的问题很多，很可能他们首先还是着重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比如什么农业问题、工业问题，什么党组织制度问题、干部制度问题、作风问题，等等。老百姓和苏共党内干部对赫鲁晓夫的不满，首先是不满他把国内问题搞得一团糟。因此苏共新领导可能首先要抓这些国内问题。至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往好的方面变，也可以为此来做一点工作，但是不要寄予过大的希望。因为现在苏共领导的这批人，还是在赫鲁晓夫当第一把手的时候提拔起来的，是跟他一起工作的。过去很多决定也是他们主席团集体做出的。但是变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对他们做工作，推着他们往前走，往好的方向发展。从大局看，这比较有利。现在是到推的时候了。（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841-842）
隔了一天（29日），毛主席又召开常委会。他进一步提出，现在看来，我们自己主动派重要代表团去还不够；我跟恩来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建议12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
毛主席解释说，为什么要12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去呢？因为我们一家去太孤单，而且从这次初步反应来看，过去一贯跟随苏共走的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苏共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至少多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出建议，请朝鲜考虑去，请越南考虑去，请罗马尼亚考虑去，还要请阿尔巴尼亚考虑去。我们可以一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这个建议，请他们邀请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跟越南、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驻中国的大使通气，请他们报告国内，说中国党建议大家一起去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
会议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提出是不是我们派人直接向金日成同志提出这个建议，把我们的想法、看法告诉他，听听他有什么意见。
会上当场决定由邓小平领头，加上彭真等同志一起秘密访问朝鲜。经过和金日成的交谈，金日成和我党的意见完全一致。
从11月1日起，毛主席连续召集政治局常委会，除议论“一推二看”的方针外，主要是讨论我代表团到苏联去可能遇到什么问题，在策略上要注意什么问题。
在临出发前，11月4日，召开的一次会上，毛主席说，赫鲁晓夫垮台，形势发生变化，我们的策略也要相应改变。现在我们对苏共领导后退一步，就是暂停公开论战，看他们怎么样。如果他们再反华，那我们就有理由再跟他们论战。如果现在继续公开论战，就不得人心。如果现在我们对他们还是采取敌对的态度，而不是采取我们现在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种表示友好的姿态，也是不得人心的。现在不仅两国人民，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人民，还有像苏加诺、西哈努克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主张和好。所以我们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赫鲁晓夫垮台以后，我们现在需要积累资本，看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呢。如果他们跟赫鲁晓夫一样反华，那我们就有充足理由再跟他们公开论战了。
毛主席还谈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拒绝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也是有理由的，但是它现在还继续公开论战就不策略了。斗争应该有理有利有节，现在要节制一下，要退一下，看一看，暂时不忙继续公开论战。
毛主席还强调说，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共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不说了，帝俄占了我们那些地方不说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斯大林吵起来的呢？那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贺斯大林70寿辰的时候。为什么吵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大发脾气呢？就是因为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兄弟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
毛主席说，当然，斯大林那时的错误还是局部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他要占领我们的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路，还要在新疆办三个合营公司。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他还把我看作是半个铁托。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前，还有苏共对我们党采取大党主义的态度。那是旧账了。
毛主席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跟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吵起来的呢？是1958年7月底大吵了一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要控制中国，要搞共同舰队，要搞长波电台，就是想把所有海岸控制在苏联海军手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舰队，所谓中苏共同舰队实际上就是苏联的舰队。这还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在这之前，1956年赫鲁晓夫跟波兰吵的时候，我们批评他什么呢？也是批评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支持波兰。后来，1959年，赫鲁晓夫又跟艾森豪威尔搞戴维营会谈，要中国服从他联合美国的外交路线，要中国释放美国罪犯，要中国让台湾独立，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这些都让我们顶回去了。
毛主席说，那时以后，发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党呀，什么指挥棒呀，什么搞超国家组织呀，经互会呀，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政策总路线。还有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莫斯科会议声明中保留了一个支持苏共20大，一个 “反对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原则上应当反对，所以我们同意保留，但是他借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内政，我们就不赞成。最后作了妥协，同意一般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对苏共20大，我们声明这是对他又一次照顾，到此为止，下不为例。后来他反过来拿这根棍子打我们。这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是一脉相承的。
毛主席说，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国人的思想里，大俄罗斯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是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商讨，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的。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毛主席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六十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我们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苏联人民同情的。（根据列席参加常委会的吴冷西回忆：毛主席讲这一段话时相当慷慨激昂，既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精神，也反映了毛主席的性格。）
毛主席说，这次总理带代表团去，不是同苏方进行公开论战，也不是要同苏方达成什么协议，而是想对苏方促进一下，但也不寄予过大的希望。着重是到现场观察一下这次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原因，以及苏共新领导今后动向的迹象。主要是这样的目的。这也就是主动中带有被动，被动中带有主动，这么一个辩证法。友好的姿态，但又不过分热情；希望他们有所进步，又不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要了解苏共领导在上面说到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又不主动提出询问和方案，静以观之。总之，既要积极主动，又谨慎持重。代表团可以根据中央这几次讨论的方针相机行事，有什么重要的、紧急的情况，可以打电报回来请示。（吴冷西：《十年论战》下，P849-853）
第二天（11月5日）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成员包括贺龙、康生和联络部的同志。
就在这一天，毛、刘、朱、周四人联名给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发了一个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的贺电。贺电的最后一段提出了实质问题。这一段话是：“中国人民一向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和两国伟大的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促进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的团结越巩固世界革命人民就越高兴，我们的敌人就越害怕。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坚强团结面前发抖吧！”这段话比较强烈地表示了我们的团结的愿望。最后一句是毛主席亲笔加上的。
从上面毛主席一系列重要讲话中，还不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大论战中，始终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革命原则，始终坚持通过协商一致的原则，坚持团结，求同存异，为推进世界革命的进步而不屈不挠的斗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无比的勇气，敢于顶住苏联的种种压力，坚决同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做斗争。同时，在国内不断加强反修防修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使无产阶级革命的千秋大业永不变色！
（九）从莫斯科观察到抗议攻势。
由周总理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1月6日下午，参加了十月革命47周年的庆祝会；11月7日上午参加了红场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检阅；11月7日晚上参加了苏联党政领导举行的招待会。
1.在11月7日晚的招待会上发生了一起意外的严重事件。这就是在招待会进行过程中，贺龙在跟过去保卫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英雄、当时的苏联元帅崔可夫等苏联将领聚到一起交谈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突然插进来对贺老总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照我们这么办，把毛泽东搞掉，这样我们就能和好了。贺龙很气愤，严肃地对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们党的情况和你们党的情况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是根本不会实现的。（据当时在场的我们翻译同志说，周围的苏联将领，包括崔可夫元帅，对马利诺夫斯基这样讲很不以为然。崔可夫甚至对马利诺夫斯基说，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
贺老总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挑衅，马上向周总理反映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听后极为气愤，马上严正地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米高扬指出，马利诺夫斯基这么讲是严重的挑衅，我们坚决不能同意。勃列日涅夫他们有点吃惊，派人调查回来后，勃说，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中央的意见，马利诺夫斯基不能代表我们中央，他喝醉酒了，酒后失言，请中国代表团不必介意。周总理郑重地对勃列日涅夫说，在根本不是什么酒后失言，而是酒后吐真言，说了他心里的话。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事件，请苏共中央认真对待我们的意见。
2.抗议攻势。
11月8日，毛主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研究7日夜收到代表团发来的急电。当时常委们都很生气，认为苏共新领导还是搞赫鲁晓夫那一套，同时从此事也可以看到，苏共新领导内部的意见也不是完全一致，崔可夫和马利诺夫斯基两人的对话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现在他们还没有决心改变赫鲁晓夫的反华方针。大家也谈到，如果说这是勃列日涅夫他们指使马利诺夫斯基这么讲，可能不会，因为从勃列日涅夫马上派人去了解，然后说马酒后失言，说明他们可能事先不知道。但是，马利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国防部长，这么讲，很显然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他代表一种思想，就是继续反华的思想。同意代表团正式向苏共中央提出严重抗议。
毛主席同意大家的意见，同意代表团的请示，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抗议，而且要声明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严重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做出正式的答复。毛主席还说，现在好了，他们有辫子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可以抓住此事采取攻势，不要把这个事情搁到以后再说。代表团现在在莫斯科就采取攻势，不怕大吵，不怕闹僵，不怕不欢而散。要抓住这件事情放手进攻，因为理在我们这边，他们公然要干涉我们内政，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又是什么？
当时，邓小平在会上曾讲到，我们可以利用此事把问题摆开来讲，说明我们是为团结对敌而去莫斯科的，我们不仅自己派代表团去，而且为着表示我们的诚意，建议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共同庆祝十月革命节，在帝国主义面前表示我们团结一致。而他们竟然对我们采取像对待敌人那样的态度，要干涉我们的内政，而且要颠覆我们的领导，这完全颠倒了敌我，破坏团结。
毛主席说，对了，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究竟对敌我关系怎么处置，对帝国主义国家怎么样，对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这是赫鲁晓夫的根本问题。看来，苏联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问题还弄不清楚。他们一心要搞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苏共领导集团还有人仍然抱有这样的幻想。马利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说的话正说明他颠倒了敌我关系。以后我们作文章的时候可以狠批他们颠倒了敌我关系。
毛主席还提出，既然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那么，即使苏共新领导表示道歉，我们也不能跟他们谈其他问题。这件事情至少表明苏共领导目前还无意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赫鲁晓夫下台了，他们还继续搞赫鲁晓夫的路线，概括地讲，他们搞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因此，什么召开兄弟党会议就无从谈起，筹备会议也无从谈起，中苏两党会谈现在更不要提了。公开论战也不能停了。十月革命节一过，代表团一回来，我们就开始发表论战文章。
毛主席马上要邓小平起草一个电报给代表团，并且要在苏方（苏共新领导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和联络部长安德罗波夫要和中国代表团一起吃午饭）来吃饭之前发到代表团手里。
这样代表团就按照毛主席和中央常委确定的方针与苏共新领导会谈。他们把会谈情况及时向国内报告。
3.理直气壮地、放手地批评苏共新领导。
毛主席于10日晚上，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上大家认为，从代表团第一次与苏共新领导会谈的情况看，苏共领导集团内部，对中国、对开国际会议，今后究竟采取什么方针，好像都还未确定。他们根本不堪一击。对马利诺夫斯基事件，我们代表团一攻，他们赶快道歉。一而再，再而三，但没有更多的话好说。
毛主席说，苏共领导像法国的拿破仑王朝一样，一代不如一代，最厉害的是拿破仑第一，拿破仑第二就不行了，拿破仑第三更不行了。毛主席说，看来苏共新领导处境比较困难。在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过去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原来只有一个罗马尼亚出来反对他，不赞成开会。现在又出来一个哥穆尔卡，他主张要开会就要开团结的会，也就是不赞成开过去赫鲁晓夫主张开的那种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的会。不仅有哥穆尔卡，还有乌布利希，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团结一致，对付西德的复仇主义。他话里有话，因为不久前赫鲁晓夫跟西德搞得很热乎，甚至派他的女婿阿朱别伊去西德，乌布利希对此非常不满，所以提出共同对付西德。
毛主席说，这样算起来，还有三个国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还没有对召开兄弟党会议表态。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在1956年劝告苏联不要从匈牙利撤军，应该支持匈牙利的卡达尔政权，对这一点，匈牙利同志是不会忘记的。所以说，要反华、要把中国开除出去，估计匈牙利是不会赞成的。这样来看，积极支持苏共领导搞分裂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可能还有蒙古会支持他们，但也不一定，因为蒙古跟我们比较近，中苏关系紧张对蒙古也不利，不会对反华采取积极的态度。所以说苏共领导处境比较孤立。
接着，大家就议论苏共领导这次推翻赫鲁晓夫究竟谁是主要的策动者，一直到现在还不清楚。从现在情况看，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中心。一个党形成自己的领袖，是要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考验，才能在斗争中间慢慢形成自己的领袖。列宁经过长期斗争才成为苏共的领袖，斯大林也是在反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这些人的斗争中成长为领袖的。一个党、一个国家，没有一二十年工夫，是形成不了自己的领袖的。现在苏联还形成不了像列宁和斯大林那样有权威的领袖。我们党的历史也证明，形成一个党内公认的领袖，也是要经过长期斗争的过程，包括同阶级敌人斗、同帝国主义斗、同党内机会主义斗，才能够形成。毛主席是公认的领袖，不是谁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毛主席的确是我们党最优秀的领袖。在领袖群中间，他是最优秀的，是代表我们党集体智慧的。
毛主席插话说，如果是打仗，可能会快点出人才、出领袖，但现在是和平时期，恐怕不会很快造就一个领袖。
大家继续议论说，毛主席在上次会上讲到，苏共新领导是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这个可能性比较大。从代表团到莫斯科之后跟他们接触的情况看，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表现并不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并不是向好的方向转变，而是不好的表现。很可能他们并不是反对赫鲁晓夫的路线，而是对赫鲁晓夫专横跋扈、个人说了算，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使大家无所适从，因此领导层中对这方面不满多一些，当然还有不满他把农业搞糟了。至于对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对帝国主义求和，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大国沙文主义，恐怕现在的领导并不反对，因为他们是积极参与了这些事情的。他们很可能就是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毛主席说，我们没有料到赫鲁晓夫这么快就垮台。看来，我们在3月间跟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判过程中，采取寸步不让、一点也不松口、坚持公开论战的方针是做对了。赫鲁晓夫就是害怕公开论战。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坐不稳了，想通过罗马尼亚来骗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想抓救命草。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赫鲁晓夫处境很困难，我们采取强硬的态度做对了。如果那个时候松一下，即使同意暂停公开论战，就救了赫鲁晓夫。我们一硬，他们内部反对他的人就更多，他垮台就更快了。但是，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这么快会垮台。我们7月底发表《九评》，8月、9月、10月，只有三个月，他就垮台了。我们不过发表九篇文章嘛！他们连篇累牍几千篇文章，也不见得对我们有什么损害。因为真理不在他们那边，真理在我们这边。你文章再多，也动不了我一根毫毛，而我们只有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打倒了。可见修正主义的基础是脆弱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就可以取得胜利。现在证明，3月间我们坚持一下，还是继续批评苏共《公开信》，赫鲁晓夫抵挡不住，倒下来了。世界上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定不坚定、坚持不坚持。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
毛主席说，现在我们的方针是，继续公开论战这一点绝对不受约束。这当然不是马上就要发表文章，还要看看什么时候发表合适。要抓新的辫子。你不抓新的，老翻赫鲁晓夫的陈账，那就不行。我们要抓苏共新领导新的反华言论和行动，抓住他们的要害，继续论战，促使他们内部起变化。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还是坚持过去那个立场，这在我们8月底的信里讲了。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果苏方提出，我们完全拒绝也不好，这个问题要斟酌。
这时，大家又议论，苏方如果现在提出中苏两党会谈，我们是不是可以不拒绝。
这次常委会时间比较长，议论快到深夜12时，毛主席说现在时间已经很晚，讨论还要继续，要小平先去把会上议论归纳成几条，拟一个给代表团的电报，而且要代表团谈完了就动身回国。毛主席还说，从《参考资料》已经知道，有些兄弟党代表团跟苏共会谈后又发声明，又发公报，又发新闻。据越南同志讲，过去他们临上飞机前，苏共塞给他们一个公报稿子，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就照样发表了。我们当然不能这样。要告诉代表团，我们要明确地表示，这次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不发表任何东西，连新闻也不发表。
周总理率领的我党代表团在同苏共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时，周总理根据中央的指示电，放手地批评苏共领导，质问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究竟是继续执行他的路线，还是要改变他的路线？此时米高扬脱口而出：“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作出的。”
周总理立即指出，我们是抱着友好的态度、和好的意愿到莫斯科来的，但是我们遇到你们的挑衅，就是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要颠覆我们党的领导。你们还是以老子党自居，还是搞分裂。你们究竟要把中苏关系引到什么地方去？在上次会谈中间，你们也表示了友好、团结的愿望，说了那么一些话，但是看起来并没有真心诚意来改变你们过去的反华方针。米高扬说你们同赫鲁晓夫在对中共的政策上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要继续反华。在这种情况下，要我们停止公开论战，那是做不到的。对于你们的《公开信》，我们还没有答复完，我们只写了九篇文章，我们还要继续答复。至于你们中央二月全会通过的正式决议和苏斯洛夫的报告，我们也要答复。你们报刊上其他反华文章，我们也要答复。除非你们宣布过去搞错了，不算数了，不然，我们有权利答复，有权利发表我们的意见，澄清事实，澄清是非。你们过去一面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继续反华，我们再也不会上你们的当了。
周总理这么长篇发言之后，勃列日涅夫表示，他们还是希望加强团结，希望增进友好，发展中苏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方面的交往，等等。他不厌其烦地重复他们在1963年11月给我党中央的那封信里的话。
周总理回答说：你们上次那封信我们已经答复了。有关中苏关系的几个具体问题，我们都表示了我们的态度。现在我们还是原来的意见，我们没有新的话要讲。从那以后，你们中央开了二月会议，作出反华决议，要对我们采取：坚决反击“，要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我们就等着看你们的行动，是否还是跟赫鲁晓夫一样，继续要”坚决反击“，继续要采取”集体措施“。
周总理中央针锋相对地驳斥他们以后，苏方既没有提中苏两党会谈，也没有提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只抽象地表示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是为了加强团结、解决分歧。
第二天，苏方又要求会谈。勃列日涅夫如约到我党代表团住处，向我党介绍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但没有讲多少具体内容。勃谈到最后，突然提出举行中苏两党会谈的建议。他说他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建议：如果中国方面准备好了，可以举行中苏两国或两党的最高级会议，地点在北京或莫斯科都可以。周总理根据中央指示电，回答他们说，我们代表团将向中共中央报告你们的建议。在我们方面，已经多次表示门是开着的。
（十）正确对待苏共新领导所实行的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
11月14日，周总理率领代表团回到北京时，毛主席亲自到机场迎接，党政军及各界主要负责人，都到机场迎接代表团，表示完全支持代表团在莫斯科所采取的行动。毛主席跟周总理作了短暂交谈以后决定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去谈。
到大会堂北京厅（是老北京厅，现在叫118会议室。毛主席在大会堂开会或接见外宾都在这里。），一坐下来，毛主席就问周总理：你看苏共新的领导是一个什么东西？
周总理说，看来它本身很虚弱，拿不出什么新的意见，好像有关外事方面的问题他们都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或者甚至还没有来得及讨论，这反映他们内部矛盾重重。马利诺夫斯基和崔可夫都是元帅，崔可夫的资格比马利诺夫斯基要老得多，他跟朱可夫差不多是一级的元帅，他不同意马利诺夫斯基的说法。因此可见他们内部不一致。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一发生，我们就提出严重抗议，勃列日涅夫赶忙道歉。看来他们现在首先想解决国内问题，然后才有时间、精力来考虑国际问题。
周总理说，从会谈过程中来看，他们还没有要根本改变对华方针的想法。这些人根本谈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把赫鲁晓夫搞下台。有趣的是，昨晚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在汽车上对我说，他们同赫鲁晓夫还是有区别的，否则为什么把他赶下去。当问他有什么区别时，他又支支吾吾，避而不谈，只说：“你相信我们能把赫鲁晓夫给我们留下的沉重包袱背到底吗？”
周总理说，可以看出，他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并不是什么路线的分歧，可能是对赫鲁晓夫在某一些政策、某一些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特别是对他的作风不满，所以就把赫鲁晓夫当作替罪羊，把过去集体讨论、集体决定的责任统统推到赫鲁晓夫身上。当然赫鲁晓夫个人自作主张、独断专横也是有的。但是从这次在莫斯科的试探中，可以看到，他们对赫鲁晓夫的整个内外政策的路线并不是有实质的分歧。
毛主席说，我们在北京议论，认为苏共新领导实行的很可能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周总理马上说，主席概括的很对、很准确、很易懂。
周总理又介绍了接触到左派兄弟党代表团都反对苏共召开兄弟党会议，也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罗马尼亚党代表团这次表现很好，我党代表团同他们会谈了三次，他们表示：如果苏共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即使其他兄弟党都参加，罗党也不参加。
毛主席说，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原则绝不让步。当然，以后公开论战一定要抓住苏共新领导新的错误，否则别人不会同情。因此我们要积累资本，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他骂了我们之后，我们才反击。我们不为人先，不先骂他。但是，兄弟党评论赫鲁晓夫下台时谈及赫鲁晓夫的错误的文章，我们还可以转载。因为赫鲁晓夫下台是大事件，发表议论完全应该。何况赫鲁晓夫攻击了这么多兄弟党，人家当然有权回答。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也要准备一篇文章，不是批评苏共新领导，而是讲赫鲁晓夫犯了种种错误，做了种种坏事，导致他下台，说明他的路线破产。
毛主席问代表团的同志：你们看苏共这次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主要是什么人？现在苏共领导什么人是主要角色？
周总理回答说，现在名义上勃列日涅夫是第一书记，但看起来他似乎不是最后拍板的人。在会谈过程中间，对许多事情他的态度模棱两可，含含糊糊，没有明确的态度。很难说他就是核心人物。倒是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在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作反华报告的是苏斯洛夫，这次在罢免赫鲁晓夫的中央全会上作反赫鲁晓夫报告的也是苏斯洛夫。我们在莫斯科期间，一次也没有同此人接触，还是因为他老奸巨猾，是幕后危险人物，难以判断。
后来，在议论中，邓小平分析苏斯洛夫不是一个能做主的人，他在过去会谈中，在许多问题上，都跟科兹洛夫交头接耳，有时候他还要安德罗波夫写条子。
周总理说，科兹洛夫是赫鲁晓夫亲自提拔的，原来是常务书记，有人说他是赫鲁晓夫内定的接班人。这次没有见到，后来听说他心脏病发作，住了医院，整个活动都没有参加。他没有直接参与扳倒赫鲁晓夫。
会议开了近两小时。结束前，毛主席说，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看。推，我们已走了一步，我们到莫斯科去就是想推动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但是，结果他们竟然要在我们党内搞颠覆活动。我们还是要看，要继续观察。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莫斯科已经去过了，也向他们表示友好了，总不能说我们僵化吧。你看，我们派总理率领这么大的代表团去，又发了贺电，不仅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他们上台时我们发了贺电，而且十月革命节也发了贺电，这两个贺电都比较热情，比较友好，是讲团结的。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我们已尽到责任。我们这次去，推一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示我们希望团结，这样一个姿态是应该的，是做得对的。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具体的成果，但这不能靠我们这边单相思，要两方面努力才行。我们努一下力，他们却打官腔，含含糊糊，甚至还挑衅，那是他们的责任，于我无损。代表团此行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并不是路线上的分歧。现在看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要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现在我们还不把话说死，只是说这种可能性最大。至少，我们走这步棋可以得到这么一点收获。试探是必要的，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是不奇怪的，有一点收获也就够了。
毛主席最后很有风趣地说，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的趋向，很可能像我国古代词人所形容的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按：这是宋代词人晏殊所作《浣溪沙》中的名句。）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认真研究所了解到的情况和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我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同苏共新领导会谈之后的情况，起草了一个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社论。经过多次修改，11月18日在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讨论定稿。11月21日用《红旗》杂志社论的形式发表，题目是《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这篇社论，只讲赫鲁晓夫，了结他这桩公案，对苏共新领导一句话也不谈。
这篇社论指出，赫鲁晓夫下台是一件大好事，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
社论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赫鲁晓夫下台完全是预料中的事。赫鲁晓夫垮台的原因千条万条，最根本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他的下台正是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
社论最后说，当然，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赫鲁晓夫虽然垮了台，但是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他们总希望依然按照赫鲁晓夫所规定的路线继续做下去，实行所谓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可以断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1965年2月26日，我们出版了《赫鲁晓夫言论集》第三集。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出版者说明》。指出赫鲁晓夫在当政11年中间，所发表的公开言论一共有1000多万字，真是又多又长、又滥又臭。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的、见不得人的秘密报告，到现在为止，苏联方面从来没有公布过这个报告。因此全集只好暂时缺了这篇报告。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费这么多纸张来出版赫鲁晓夫全集呢？我们说很有用处、很有必要。因为赫鲁晓夫是当代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就是以赫鲁晓夫的名字当标记的。赫鲁晓夫言论集就是一部现代修正主义的百科辞典。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什么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也可以看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发展和破产的历史过程。
《出版者说明》最后说，赫鲁晓夫被赶出世界政治舞台，标志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破产。但是，赫鲁晓夫的阴魂不散。我们可以把赫鲁晓夫的言论当作一面镜子，来辨别什么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以便把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赫鲁晓夫言论集》的出版，标志着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以其光辉的篇章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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