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民主化”别有用心
——评何方同志《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
萧 甫
2011年第七期的《炎黄春秋》刊登了《适应时代，与时俱进——建党九十周年笔谈》一系列文章，其中一篇是何方同志的《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并在编者按中说明“几位都是老党员，他们深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奇文共赏之，我们就好好看看这位“老党员”是如何在字里行间“深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
一、何方其人 何方，研究员，男，汉族，1922年10月生，陕西临潼人。中共党员。1945年毕业于延安外语学院俄文系。1949年被任命为辽东省青委副书记，时任辽东省委书记的张闻天将其调至身边直至工作到1959年。现任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俄友协副会长等。对于作为《炎黄春秋》的核心之一的何方同志读者一定不会陌生，从2001年到2011年7月，在《炎黄春秋》杂志有多篇大论发表，如《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是不是总书记?》(载2001年第1期)、《送刘英大姐西行》(载2002年第10期)、《张闻天的民主追求与实践》(载2003年第7期)《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载2006年第6期)等等。同其他“核心”一样，何方同志也是“术业有专攻”，大多数文字都是关于张闻天的，正如那位誓死捍卫朱老总的赵于平一样。虽然研究的领域不同，但都不是无的放矢，所射出的“矢”都是朝着毛泽东去的。
二、陈独秀、张闻天真的是“最大力气发扬党内民主”吗 何文开头便说：“毛泽东在延安整风开始的1942年说过，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两个生动活泼时期，一个是五四运动到大革命，一个是遵义会议到现在。”、“第一个时期的总书记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第二个时期的总书记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张闻天。”，并把二人说成“尽最大力气发扬党内民主”。
首先，关于毛泽东的这段话我查阅了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的讲话和著作，都没有找到出处。而同样是出自何方同志之手那篇《从陈独秀张闻天到胡耀邦》中却说“毛泽东同志1941年所说，我们党的两个生动活泼时期”，也许是何方同志年事过高，记忆力衰退所导致的偏差，但是，作为一名研究员、一名专家，有可能会给人造成不严谨的印象。究竟毛泽东在何时何地说过这样的话，还是请何方同志给出详细的出处。
第二，何文所说的“两个生动活泼时期”之一的陈独秀主导时期“党员享受到应有的知情权、发言权和选举权，可以公开讨论党的方针政策，批评党的各级领导。”甚至“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约束和干涉，这一时期的民主制度与民主生活还会更加健康和更加活跃”，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的。据李达回忆说：“陈独秀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在当时虽相信马克思主义，却完全带着恶霸作风，领袖欲极强。每逢同志们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摔茶碗，发作起来。”;1980年7月《光明日报》发表《从陈独秀的封建家长制作风谈起》，张静如在文中认为：“陈独秀为人自信，常以长辈和先知者自居，他指导青年是认真的，却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做事很积极，但喜独断。”“为了推行他那条路线，他完全实行封建家长制统治，凡是与他不一致的认识、意见，他一律排斥，不予考虑，并且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组织措施……陈独秀既不要群众，也不要集体领导，唯我独尊，就完全破坏了党的建党原则。”
第三，既然历史上陈独秀不像何方同志所说那么“民主”，那么“开明”，那么张闻天是不是“最大力气发扬党内民主”了呢?同样也不是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他们根本不顾中国的国情，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坚持“城市中心论”。错误的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在这种形式下，王明、张闻天等人粗暴的干涉中央苏区的内部事务，在赣南会议上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把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之外。对不同意临时中央意见的同志进行无情打击。1931年10月3日至8日的第一次宁都会议上，苏区中央局秉承王明、张闻天的旨意，解除毛泽东的军事领导权，强迫毛泽东离开红军，这就导致了后来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根据地的丧失。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的的博古、张闻天掀起了一场批判“罗明路线”的运动，撤销坚持正确意见的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职务，另外，省军区司令谭震林、省苏维埃主席张鼎丞也被撤职。此后张闻天又领导了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清算，毛泽覃、谢维俊、邓小平、古柏被作为是“毛派”受到了残酷打击，萧劲光作为“罗明路线”代表被判了刑。其实反对“罗明路线”的真正目的就是反对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何文中说“他(张闻天—引者注)履行总书记职责的四年(1935-1938)中”“坚持真正民主的集体领导，一切重要问题由会议讨论决定，绝不个人说了算”。在这里，何方同志仍然是老调重弹，据1982年12月28日陈云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会议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的亲笔批复：“六届四中全会没有设书记处，也没有设常委。……说遵义会议毛主席增补为书记处书记也好，说他被增选为常委也好，只是表明毛主席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党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而不表明当时中央正式设有书记处和常委。”、“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先后担任过党中央的负责人，但他们都没有总书记的称号。所以，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接替博古的工作，也只能是接替他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而不是接替他任总书记。我记得，自从向忠发以后，我们党直到八大没有再设过总书记。”在这里可以看出从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到1956年的八大党内根本就没有总书记一职，说张闻天“履行总书记职责的四年”也就更无从谈起。实际上自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就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长征途中，毛泽东指导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后来更是领导全党全军战胜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奠基西北。从瓦窑堡会议的召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到抗战的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在一时期是当之无愧的领导人。
由此可见，何方同志对研究历史并没有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是凭着个人的好恶去评价历史，颠倒黑白的臆造出“两个生动活泼时期”。当然，陈独秀、张闻天所犯这些错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有着极大的关系，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三、召开会议的多少不能成为衡量党内民主的标准 何文中提出“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党中央的会议就大为减少了”，并把七大、八大、九大、十大没有按“五年一次”召开作为衡量党内民主的标准。其实，七大的召开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只是由于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才于抗战胜利前夕的1945年4月23日召开。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1938年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的报告大纲中说，中共中央决定于最近半年内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为五百人，希望共产国际派代表指导。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继续讨论了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问题。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后一个问题谈了“召集党的七次代表大会”的问题。1939年6月14日，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于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1941年至1943年，中央先后通知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北方局书记彭德怀等来延安参加召开七次大会的准备工作。至于八大的延期召开也是由于三年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严峻的形势所限，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后的1956年9月15日举行。九大的召开受三年自然灾害和与苏共的论战的影响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当1969年4月九大召开时，恰恰是全国革命委员会基本建立，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斗批改”的最后阶段，意义深远，根本不是何文中说的“这两次会(九大和十大——引者注)的重点都是要在党章中确定林彪的地位”。
党的会议是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际的需要而召开的，正如九大党章所说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四、驳何文对恩格斯的谣言 何文在解释“党内没有民主”根源的时候说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三大名篇为代表，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主张暴力夺取政权。后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与目标，主张和平过渡和实行社会民主主义。”其实这种说法早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最远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恩格斯逝世，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伯恩斯坦提出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最近就是2007年十七大召开前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在何文依然拾人牙慧：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明确宣示放弃共产主义理念。可惜列宁生前没能看到这一重要文献。”也可能何方同志根本就没有看过这篇著作，道听途说的将谢文中“恩格斯放弃暴力革命”说成恩格斯“明确宣布放弃共产主义理念”，当时，谢韬先生的这一理论已经提出，就遭到了理论界和史学界的反驳，最著名的就是奚兆永教授的《二十论民主社会主义》。即使这样，还是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上面提到的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即《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载于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612页。这篇著作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14日和3月6日之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写的。下面这段话曾经被历代修正主义者视为恩格斯晚年转变的重要依据：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
联系全文我们可以看出“一八四八年的斗争方法”指的是“旧式起义”，即“筑垒的巷战”和“突然袭击”，这个可以在后文中“在19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得到印证，根本不是谢韬之流宣扬的那样。从这里还可以看出，面对资产阶级强大的军队，“旧式起义”已是不可能了，这就直接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无产阶级要夺取政权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军队。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恩格斯并不是要放弃暴力革命，恰恰是坚定了暴力革命的信念。正如恩格斯后来的信中所说：“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如果说当时恩格斯放弃的暴力革命的主张，又怎么能有后来的这些话呢?
五、毛泽东是党内民主始终如一的践行者 从何文对陈独秀和张闻天的吹捧不难看出是想说明毛泽东破坏了党内民主。实际上，毛泽东不但是指出和使用“党内民主”一词的第一人，更是党内民主始终如一的践行者。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就热情赞扬的农民运动，而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固执己见，不愿接受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说工农运动是“过火”、“妨碍统一战线”。毛泽东经过32天的考察，写下那篇著名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赞农民运动“好的很”对陈独秀的错误意见进行抵制。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一文指出：“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说明了军队内民主的重要性。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那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阐明了极端民主化“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里第一次使用“党内民主”，指出了党内民主的极端重要性。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如他在《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些这著作中进行系统的总结。
建国以后，毛泽东针对执政党普遍产生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领导开展了多次整风， 1957年毛泽东发扬民主，主张开门整风，但是一些人趁机提出一些右派论调，如，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杨玉清的“下轿下台”等，中国共产党不得已进行必要的反击，开展了反右运动。后来在中央书记处的直接领导下反右运动出现了扩大化，许多敢于讲真话的人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敢于讲真话的主张，他指出“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扣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面上无光)，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我看只要准备好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没有精神准备。当然不敢讲话.难道牺牲可以封住我们的嘴巴吗?我们应当要造成一种环境，使人家敢于说话，交出心来。……这对群众来说是对的。先进分子应该不怕这一套，要有王熙凤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22日)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李云仲针对大跃进中一些人的极“左”做法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毛泽东高度赞扬的他的这种直言精神，在批示中说：“他不稳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在官僚主义越发严重，党内和党外民主遭到巨大破坏的情况下，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因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和卡博、巴鲁库同志的谈话》1967年2月8日)他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同时，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革命三结合。”不论党内还是党外都享受了大民主带来的权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一度被作为群众的权利写进了《宪法》。文化大革命后期，福建一位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员李庆霖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出现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抱病对李庆霖的信作出批示并对李庆霖高度称赞。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何方同志这样的“民主化”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党员的民主，劳动大众的民主，而是戈尔巴乔夫那种的虚伪的“民主化”、“公开性”的翻版，只能是“包容异质思维”的翻版，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化”，而这种自废武功的“民主化”前苏联人民和东欧人民已经领教过了，何方同志再捡起来贩卖是不是别有用心呢?
201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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