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岩：奠基西北

 奠基西北

甄岩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甘，重新有了可以立足的根据地，这是巨大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的追击堵截不能不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清醒地看到，要实现中共中央把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基的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是十分艰巨的。

（一）陕甘革命根据地。它是30年代初，由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战斗创建的。谢子长牺牲后，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先后进行了两次反“围剿”战争，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原在鄂豫皖地区活动，后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到达延川，同陕北红军会师）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但是，陕甘根据地当时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都面对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立刻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还有中央军的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直接用于“围剿”的兵力达10余万人。蒋介石亲自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而以张学良代理总司令。国民党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要多好几倍，正在气势汹汹地向根据地推进。

从内部状况看，中央红军到达前，1935年9、10月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高岗等领导干部也被关了起来。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造成了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

这两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适当解决，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甘是无法站住脚跟的，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也是不能完成的。

11月3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和聂洪钧（西北军委主席）汇报。之前，毛泽东已听到当地干部和群众说：陕北肃反有问题。他就提出“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且说：“我们刚刚到陕北，仅了解到一些情况，但我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很高，懂得很多革命道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很强，苏维埃政权能巩固地坚持下来，我相信创造这块根据地的同志是党的好干部。”（《王首道回忆录》P166）当省委汇报到肃反问题，他立刻要求：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那时，中央正忙于战役准备，先派刚担任国家保卫局长的王首道等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调查并纠正肃反中的错误。毛泽东还叮嘱王首道等说：“杀头不能像割韭菜那样，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长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的同志，那就是犯罪的行为。大家要切记这一点，要慎重处理。”（同上，P167）

（二）直罗镇之战。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开会着重讨论当前的军事行动。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在本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下辖第一军团（即陕甘支队）和第十五军团。会议还决定：军事工作由毛泽东负责；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领导人暂分两路：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先到瓦窑堡；毛周彭率红一方面军开赴前线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

此时，蒋介石已知我中央红军和陕甘红军会师的消息，重新调整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摧毁陕甘根据地。

局势看起来十分危急，毛泽东却指挥若定。他和周彭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先在富县的直罗镇打一次歼灭战，消灭沿葫芦河东进的敌军一至两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敌以打破这次“围剿”。11月1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作战略计划的报告，指出：大量消灭敌人，猛烈扩大红军，扩大苏区，是三位一体的任务。战略方针是攻势防御。

在发起进攻前，他亲率两军团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查看地形，研究具体作战部署。干部们看过地形后兴奋地说：“这一带的地形，对我们太有利了！”“敌人进到直罗镇，真如同钻进了口袋。”

20日下午，东北军第109师在飞机掩护下孤军深入。当晚毛泽东下达命令，按原定部署，拂晓前包围直罗镇。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仗，一定要打好！”“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21日拂晓，战斗打响，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全歼109师，在打援中又歼灭106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正如毛泽东所说：“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三）纠正陕北肃反扩大化。

此后，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分析了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同时，还强调指出：在新形势下对待俘虏军宜采取一律不杀和优待释放做法，既搞下层统一战线也搞上层统一战线（这是针对过去“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只主张搞下层统一战线而不搞上层统一战线说的）。

会后，毛泽东会见徐海东。先同他谈了当前敌人动向和我们将采取的对策，然后，询问部队伤亡和伤员安置情况，要他好好组织部队休整。当听他讲到在鄂豫皖根据地搞的肃反中还有三百多“反革命嫌疑犯”没有作结论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过来，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作反革命？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嫌疑犯的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干部分配工作，还要徐海东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徐海东回忆道：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徐海东：《生平自述》P47、48）

毛泽东在前线紧张地指挥作战的同时，十分关心刚到后方瓦窑堡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当张闻天来电向他征询改变对富农政策的意见时，他复电表示基本同意，同时也提出，当斗争发展，贫农、中农要求平分富农土地时，党应赞助这一要求。富农可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过去分坏田的原则是不对的，但富农土地完全不动的原则，在苏区尤其在南方苏区也是不对的。在土地问题上，对富农策略同中农应该有一点区别。（《毛泽东传》1893-1949 P373）

毛泽东更关注的是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他和周、彭从前线致电张闻天、博古，请他们详细考察这方面的实际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要纠正错误，但处理要慎重，要有利于领导层的团结。中共中央决定：由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等五人负责审查这个“案件”。

直罗镇战役之后，毛主席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他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刘志丹等“案件”情况的汇报，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刻释放。”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还号召全体干部、军民进一步加强团结，一致对敌。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和陕北肃反扩大化问题的纠正，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原来面对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使陕甘根据地真正成了中共中央的落脚点和大本营。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够获得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来考虑和处理许多带全局性的问题。

（四）瓦窑堡会议。

1935年，中国整个时局发生巨大变动。日本帝国主义大大加快其企图独占中国并且不断扩大和加快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它把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而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国民党政府先后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达成“何梅协定”等，把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量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因此罢手，反而更加得寸进尺，发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企图将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五省和北平天津青岛三个特别市，脱离中国政府管辖，由它直接控制。这就是所谓“华北事变”。这进一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华民族开始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为了推进抗日救亡运动，在11月13日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中国宣言》。毛泽东在25日发表对《红色中华》报记者的谈话，重申“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国内任何武装队伍订立反蒋的作战协定”，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国领土的解放和完整。

随着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已有同共产党合作的可能。毛泽东冷静地看到：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其中，第十七路军20个团是杨虎城指挥的，他有抗日爱国的进步思想，过去同我党和一些党员有过友好关系；东北军60个团虽是“围剿”军的主力，他们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再打内战，而是强烈地要求抗日收复故土；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同日本侵略者有着家仇国恨，势不两立。这些，都是联合抗日反蒋的有利因素。因此，毛泽东、周恩来等就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先放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上，从优待释放被俘官兵着手，并写信给他们的师长、军长以至张学良，逐步开展对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恰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苏联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口头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人民阵线的决议精神（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朱德分别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同一切抗日反蒋者订立停战协定，进而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

国内政治形势发展很快。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进而学生下乡宣传抗日救亡，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在此形势下，中共中央有必要对整个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符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12月17日-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由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会议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

在23日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首先分析当前形势的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提出1936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归纳了十四条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反对单纯防御，实行积极防御；在内线作战中，一般的是后发制人；波浪形的发展，反对冒险主义；又要打又要走，没有固定战线；争取技术的提高；反对不让敌人寸土的办法，大踏步前进后退；集中兵力于一个方面；要有充分的休息；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统一指挥下，依照情况分工指挥；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等。他提出：准备六个月后，打到山西方面去。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号召全党学习军事，一切服从战争。（《毛泽东传》P376）会议当天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会议进入讨论政治问题时，毛泽东作了主题发言。讨论中，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产生了争论。毛泽东发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博古发言仍引经据典地论证“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第二天再次发言，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它具有两重性，在亡国灭种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福建事变”失策，就在于套用“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这一理论。我是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提出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李维汉：《回忆与研究》P374、375）他还愤激地说：“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说不尽的毛泽东》P371）毛泽东在讨论中明确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等多数人赞成毛泽东的主张。经过认真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记录，1935年12月17-25日）

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瓦窑堡会议是一次极关重要的会议，它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发展。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克服了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那时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才有可能结合当时的形势和任务有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毛泽东在报告中最完整地解决了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而遭致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样就保证了后来我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无穷欺骗和很多次的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报告》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完满地解决了党在遵义会议未能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

（五）渡黄河东征。

瓦窑堡会议后，毛泽东在继续抓紧对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把主要力量放在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东征山西上。

为什么中央红军刚到陕北才两三个月就要出师东征呢？这个问题在中共中央内部是有争论的：一个是巩固和发展的关系，还有一个是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1936年1月17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取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要扩大抗日力量及主力红军。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我们要下极大决心到山西”，“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东渡黄河的来往自由。（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月17日）中央政治局随军东征，陕北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主持后方工作。

会后，毛泽东等率领主力红军即刻从瓦窑堡出发。一月底，他在延长县城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他在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发展和巩固的关系，耐心细致地做好一些干部担心红军东征会影响陕北根据地巩固的顾虑；也批评了李德所说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的错误观点。会议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加快了东征的战备步伐。

1936年2月，下了一场大雪，毛泽东心情极好，欣然作词：《沁园春·雪》，一首千古绝唱：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2月18日，毛泽东出席团以上干部会议，作关于东征形势与任务的报告，

强调当前首要任务东渡黄河。从2月18日晚8时开始，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分别从陕西绥德县沟口、清涧县河口等地强渡黄河，一举突破阎锡山晋绥军所谓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到25日，已消灭、击溃晋绥军五个团，缴获大量枪支弹药，俘虏1千2百余人。

在红军胜利渡过黄河，完成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后，毛泽东和彭德怀会合，下达训令：指出，方面军有坚决粉碎敌人援兵之任务，尽快争取居民群众与红军一致，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两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之有利条件，完成东征计划第二步任务。同时，他和张闻天等急电周恩来：“请到前线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被晋绥军占领的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刘志丹等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向东，胜利完成了任务，恢复了一度被晋绥军占领的大片区域，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

阎锡山对红军神速地突破黄河天险，十分惊慌，立即调集14个旅的兵力，从北、东、南三个方面，准备向我红军发起反击。

毛泽东一过黄河，就部署红军下一步行动。3月8日，他在交口县大麦郊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在吕梁山地区集中兵力重创晋绥军。10日至13日，我军主力在吕梁山区击退晋绥军的第一次反击，击溃阎锡山部14 个团。这就为红军向前挺进打开了通道。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政治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和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号召一切爱国志士与红军联合一致抗日。并指出，红军东征的目的是为了抗日，红军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

东渡后初战告捷，怎样进一步发展胜利，扩大战果，创立河东根据地？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对下一阶段行动作了部署。会议决定，红一军团并指挥第81师为一路（后称为右路军），担任主攻，向霍县出击，再沿汾河和同蒲铁路南下作战，伺机向晋东南发展；以红十五军团两个主力师为一路（后称为左路军），向灵石佯攻，掩护主攻部队的南下行动；以方面军直属队和黄河游击师等部统归方面军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后称为中路军），巩固现有占领区，保护黄河渡口和后方联络线。

这时，红军下一步行动已作部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已初见成效，陕北根据地形势已经好转，而且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文件也已到达，有必要对前一段工作进行总结，明确下一阶段的任务。毛泽东和张闻天商定，在前方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从3月20日到27日，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通常称为晋西会议）。毛泽东在发言时强调：瓦窑堡会议决议是合乎共产国际七大决议案的，会后的中央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事实上已经打开了新局面。他说：中国共产党要站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他提出：“一，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我们的任务，要利用每一分钟来争取最大多数。

会议的第二阶段，讨论军事战略方针问题，由毛泽东作报告。他说：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经营山陕，主要是山西，是对日作战必要与重要的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在战略上要大胆，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要谨慎，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山西是主要的，也可以临时到河北、绥远去。现在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取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一般的削弱敌人；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以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他在报告中还逐条批驳了李德对战略《意见书》的错误，指出它的主要问题是，“革命战争中的单纯防御路线”。他说：现在应该进攻，敌人“围剿”来时要防御，“围剿”打破后就要进攻，“李德则取消进攻”。此后，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六）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休整；西征。

正当东征红军分别南下、北上时，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东进，调遣10个师兵力号称20万大军及其最看重的以陈诚为首的20几员大将，进入山西，协助阎锡山作战；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同它配合，企图封锁黄河，消灭红军，摧毁陕甘革命根据地。阎锡山也改变了过去拒绝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的态度。这就使双方在山西的力量对比发生重大的改变。

鉴于这种严重情况，毛泽东审时度势，命令南下、北上两个军团在抗击敌军进攻中向晋西地区收缩集中，并命令中路军控制有关的黄河渡口。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西渡”，回师陕北休整。在东征作战中，红28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次东征历时75天虽然因军事形势变化而没能完全达到预期目的，但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功：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敌（包括阎部团长郭登瀛）4千余人，缴枪4千余支，炮20余门；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迫使原来侵入山西的晋绥军撤回山西，巩固了陕北根据地的东部地区；红军扩大了新兵8千多人，筹款30多万元，发展并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力量；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为以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红军回师陕北后，由毛泽东朱德（以朱德的名义，因当时朱德仍与张国焘在一起，由于张国焘的破坏，此时三大主力红军还未会师。——笔者注）再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此“通电”实际上向全国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这对于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展起了重大作用。但蒋介石却拒不接受，继续加紧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他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

为了对付这种严峻的局势，经毛泽东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对当前的形势，毛泽东不是只从边区的局部着眼，而是从全国的大局出发，作出分析：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工农商学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们不愿当亡国奴，要反抗，要斗争。“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状态！九一八所激起的运动不如此次之深厚广大。”中间分子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不同方面的对群众争取十分紧张。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是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红军东征抗日，蒋阎阻止，红军自动停战，要求议和。不和，那么你是卖国贼，我们就要打卖国贼。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

对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池，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此地不能守，绥远亦然；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须注意，或者去时易回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筑堡垒，不能出东方；“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最好的路，是得到炮兵，向南去。否则只有把蒋调到甘肃，乘其疲而击之。粮食有了，再往东边。”

会议经过讨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红一方面军主力1万3千多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率领，向陕甘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其余部队留在南线、东线牵制国民党军队，以掩护红军主力西征和保卫陕甘根据地。

西方野战军的作战历时两个半月，共消灭敌人、俘敌旅长以下两千余人枪，战马五百余匹；开辟了横宽两百多公里的新区，使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根据地；扩大了红军，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批资财。这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打好了基础。

（七）毛泽东印象记。

当西征战役正在进行时，一位外国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七月初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他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见到了毛泽东。斯诺不久后这样记下他最初见到毛泽东时的印象：

“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包括两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到他是傍晚的时候，毛泽东光着头在街上走，一边和两个年轻的农民谈着话，一边认真地在做手势。我起先认不出是他，后来等到别人指出才知道。南京虽然悬赏二十五万元要他的首级，可是他却毫不介意地和旁的行人一起在走。”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斯诺：《西行漫记》P61、65、66、69）

毛泽东曾经多次同斯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

关于对外政策，毛泽东说：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苏维埃政府是欢迎外国投资的。

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和战略方针，毛泽东说：日本必败，中国必胜。中国当前的任务是收复全部失地，不仅仅是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样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

毛泽东着重谈到：面对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的国内政策正在相应地作出重大变动。他说：在整个中国正面临着要变为日本奴隶的迫切关头，为着把一切爱国分子组成一个抗日的民族阵线，我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已经改变了。富农的土地是不没收的，小地主的财产不被没收，被没收的地主也给他们一份土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只限于任何一个阶级的参加，现在一些资本家、银行家，甚至许多地主和许多国民党军队中的军官们，已经表示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志愿，我们不能拒绝他们。甚至蒋介石，如果他一旦决定参加反日的抗战，我们也会欢迎他参加。

针对有些人恶意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莫斯科在华代理人的攻击，毛泽东义正词严地说：共产国际不是一种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之外，并无任何政治权力。虽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员，但决不能说苏维埃中国是受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统治。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的胜利中，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

当斯诺在苏区进行了两个多月考察后，九月下旬，毛泽东又同他谈了联合战线问题。在解释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为什么要改变时，毛泽东说：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重新联合。为了实现这一联合，一定要建立一个民主共和政治制度和国防民主政府。这个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一）抵抗外敌侵略；（二）给予民众以民主权利；（三）发展国民经济。我们反对帝国主义，但并不反对现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应斯诺的再三请求，毛泽东还向他详细谈了自己从童年到长征的经历。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仅有的一次。

斯诺在十月底秘密回到北平，把他在苏区采访获得的丰富材料写成书寄到英国，在伦敦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并且很快被译成十多种文字，第一次向全世界公正而详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真实情况，产生了相当轰动的效果。以后，也被译成中文，用《西行漫记》的书名出版，在中国国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众多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相。

（八）继续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

红一方面军西征的胜利，为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陕北站住脚跟并胜利展开的时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直十分关心被张国焘强令南下的那部分红军的命运，争取他们早日重新北上。1935年12月2日，毛泽东等致电向他们通报直罗镇大捷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在中央正确领导下，粉碎了三次‘围剿’，正在猛烈扩大红军，猛烈发展苏区，准备迎接战斗的胜利。”（毛泽东等致朱德等电，1935年12月2日）1936年元旦，毛泽东在复电朱德时又通报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政治局在国际指示之下，有新策略决定”，“其主要口号为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相结合，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相结合。”（毛泽东致朱德电，1936年1月1日）

但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理番县卓木碉另立党的第二“中央”，狂妄地宣称：“此间用中央、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一、四方面军名义应取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P3）

鉴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同上）同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还商请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张浩（即林育英）做张国焘的工作。张浩在24日致电张国焘等，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建议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关于张国焘和中央之间的原则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张浩的电报在南下的红军中引起极大的震动。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心里着慌。特别是张浩来电，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肯定中央北进路线是正确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的英勇长征，这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无疑是当头一棒。这个时候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朱总司令和大家趁机做他的工作。我们还是老主意：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意见，待日后坐下来慢慢解决。”（徐向前：《历史的回顾》P456）

张国焘越来越孤立，被迫在1月27日致电张浩张闻天，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瓦窑堡会议决议，又提出“由共产国际暂代中央”。此时，南下红军在不利环境下遭到国民党军重兵进攻，伤亡极大，由原来的八万人锐减为四万人，给养困难，前途渺茫，红二、六军团又即将在任弼时贺龙率领下前来会合。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在6月6日宣布取消他成立的第二“中央”。徐向前回忆道：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同上P476）

中央军委即刻发布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

中共中央、毛泽东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非常兴奋。7月22日，毛泽东等致电朱张任，指出：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的进攻，迎接你们北上。“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

蒋介石发现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立刻调集胡宗南等三个军，企图抢占西兰大道上的静宁、会宁、定西段，来隔断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通路。胡宗南部先头部队火速北上，向这一地区推进。这是一刻千金的速度竞赛。针对敌情的变化，中央军委接连在9月15到17日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16到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根据朱德等多数人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并进行了静宁会宁战役部署。

可是，一向反复无常的张国焘会后立刻变卦，一赶到漳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又违背中央指示和西北局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渡黄河。朱德得知这个情况后，立刻向中共中央和军委报告，表示坚决维护原定的静会战役计划；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同时，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停行动，并通知西北局各成员速到漳县重开会议，再次讨论行动方针问题。徐向前到临洮调查后，也查明黄河以西气候寒冷，雪山草地道路难行，人稀粮缺，渡河计划难以实现，提出了停止西进继续北上的意见。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9月27日致电朱张，通报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同日，他们又致电朱张徐陈：“中央明令已下，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跟即北上。”

这样，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可是时间已延误十天左右，使远道赶来的胡宗南等部得以逼近这一地区，使红军三大主力会合时西北地区的局势变得十分严峻，增加了许多原来没有预计到的困难。

这时，毛泽东周恩来已命令红一方面军向南急进。10月2日，西方野战军的红十五军团骑兵团在绕过海原县城后，连续奔袭20多小时，行程三百多里路，抢在胡宗南等部到达前，夺占会宁县城，为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创造了条件。

至此，于1936年10月7、9、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实现全部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也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胜利。在抗日战争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历史时刻，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对开展新局面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张国焘仍不思悔改，继续其反党的分裂主义路线，这就出现了所谓西路军的问题。

附录：关于西路军的问题。

笔者曾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2期上发表一篇论文：《还“西路军”以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公正地叙述了西路军的历史。至今看来仍然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现将全文引用于后：

还西路军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对《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一条注释的辨析

                      孙  焕  臻1

内容提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的一条注释“西路军”，似有不确切之处。本文引用中央文献室公布的资料就西路军西征的由来，失败的经过及其原因加以阐述和辨析。

关键词：中央军委  西路军  张国焘   西征   失败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已作结论：“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结论是客观公正的，也是符合史实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第[25]条注释“西路军”（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第241页），其中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在表述上似乎给人一种与史实不完全符合的感觉。笔者想就此作一些辨析，以求教于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的专家和同仁。

西路军西征的由来

西路军的西征，不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而是张国焘严重错误造成的既成事实，围绕这个问题大体经历了三次大的斗争。

第一次斗争，是在1936年9月中下旬，斗争重点围绕红四方面军是北上，还是西进。

红二、四方面军1936年6月会师后，张国焘虽已取消第二“中央，但并没有改变同中央对抗的立场。他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支持他的反党活动，遭到红二方面军领导人的坚决抵抗。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终于迫使张同意两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

党中央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全国的抗日高潮，于1936年8月，提出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合力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明确指示：“在九月至十一月，我二、四方面军的任务是在甘南活动，消灭毛炳文、王均部，发展苏区，准备冬季新的行动。”[1]9月14日，中央军革委又为占领宁夏，对三支红军主力的行动作出具体的部署，特别强调，“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两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2]此后中央又多次强调，“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3]“夺取宁夏是打通苏联、发展红军，开展西北局面和对日作战的枢纽。我们一切工作都应围绕这一环。”[4]对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中央明确指出：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并一再强调，夺取宁夏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祁留意，至祷至盼。”[5]

但此时张国焘又对北上方针动摇，于9月21日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地区，掉头西进，打算迅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进到凉州、永登地区，并认为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实际仍不愿放弃脱离中央自成一个局面的企图。经朱德等同志的坚决抵制和斗争，并发电给中央：张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6]又经中央的耐心说服与挽救；[7]加之在兰州以西渡河困难，张国焘才不得不暂时放弃西进的命令。红四方面军继续北上，至10月下旬，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可以说，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既是战胜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追剿和克服极端艰险的自然环境的胜利，又是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退却路线的胜利。

第二次斗争，是在1936年10月下旬，主要围绕对待宁夏战役，是坚决执行中央部署“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首先应集中注意力击破南敌，停止追击之敌，还是急于要四方面军渡河西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中革军委把宁夏战役作为在政治上军事上打开新局面的决定的一环，抓紧进行部署。为此，中革军委于10月11日下达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从11月中旬起，以红一方面军的西方野战军全部和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进攻宁夏，以红四方面军的另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8]为了实现宁夏战役计划，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向同心城、豫旺堡地区集结；二、四方面军转进至黄河以东，西兰大道以北的通马静会隆地区休整补充，待至11月10日前完成战役各项准备后，开始北攻宁夏，向南防御，阻敌北援。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完整缜密的作战计划。

但张国焘仍对中央有二心，继续其分裂主义路线，企图利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的机会，将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西进，不去宁夏，而到甘肃河西走廊地区，占块地盘，搞“独立王国”。

为了第一步击破南敌，给第二步北攻宁夏作准备和配合河东地区击破南敌，党中央于10月24日电令“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10月25日又电令“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30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弯曲处西岸头卢塘、井眼堡、大营磐、三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申，侦察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一个军袭取战略要地之定远营”。[9]此部署的一切目的在于围绕击破南敌，北攻宁夏作准备。而张国焘却抓住这个机会，准备推行其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西进计划。从10月25日至30日，不但将30军渡过黄河，还把总指挥部，九军和五军团，也陆续渡过河。中央发现后，毛泽东于10月26日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10]中央虽三令五申电张，按宁夏战役的统一部署办，但张终是不听；置中革军委命彭德怀、刘伯承准备组织的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南敌这个全局于不顾，擅令四军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由于未能击破南敌，致使我夺取宁夏计划被迫中止执行。对此，彭总在回忆中，曾尖锐指出：“张国焘多次破坏了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部消灭……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11]

第三次斗争，是在11月上旬，主要围绕河西的四方面军是孤军西进至凉州，还是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

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后，迅速攻破敌之阻击，占领一条山和五佛寺一线。当时中央令四方面军过河的主要目的，是为实施宁夏战役作准备，并于10月28日电示强调：“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12]10月30日又电令河西部队暂控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在此，既明确指示四方面军过河的任务目的，强调“紧靠作战”，“北取宁夏”，又有警示张国焘，不要违背中央的意图，擅自令四方面军孤军西进，被“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

然而，由于红四方面军前线领导人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张国焘路线的影响，没有深刻的理解中央意图，于是在11月初，即因该地人烟稀少、粮缺水咸，加上连日激战，大部队不能久停为由，数电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请示河西部队行动方针，并建议“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我方决定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11月3日中革军委致电河西部队：“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13]但张国焘却于11月5日致电河西部队，指令他们消灭马步芳部为主要任务，“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在此，张完全无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指示河西部队的行动方针，而强调的是“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虽然张也看到被敌隔断的可能，但仍一意孤行，电令陈昌浩等，“不可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14]又是“不可妨碍”，又是“不受一切牵制”。当然是指中央“妨碍”，“牵制”。这就从根本上与中央的方针相对立。由此种下了以后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正是根据张国焘的这些指示，河西部队于11月6日向中革军委提出《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至此时，木已成舟，中革军委也只有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但仍强调他们：“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并于8日致电张国焘并陈昌浩等，答复徐、陈等七同志11月7日来电要求组织前委和军分会，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管理军事，政治与党务，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来电批准。[15]

这就是西路军称谓和西征的由来，在这里不难看出，西路军之形成是张国焘，对抗中央统一战略部署的产物，中共中央军委只好“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路线，既要坚持原则，以大局为重进行斗争，又要注意团结，避免分裂；往往在一些重大决策上，采取协商态度，因势利导，甚至作出必要的让步。而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在关于“西路军”的注释中，肯定地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似有不够确切之嫌，或者说容易引起读者的误解。因此在此提出与注者商榷。

西路军失败经过

从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历经4个多月浴血奋战，终遭失败，经过如何？

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时刻把西路军的安危萦怀心头，怕其被敌隔断各个击破。11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询问：“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的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下决心西进。12日复电中央：“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16]因此，就战略方向是东返还是西进，中央一再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丝毫没有强加之意。这时，在11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毛泽东在作的报告和结论中，明确指出，“红军行动主要是向东”，并指出：“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17]以上不难看出，决不是有人所说的是“中央军委选择了河西作为战略方向”。[18]

西路军贸然西进，11月15日占领古浪，18日占领永昌，21日占领山丹，进入甘北地区。11月16日至18日，九军在古浪一带同马匪五个旅激战，歼敌二千余人，我军亦损失近半，撤出古浪。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红军共歼敌五六千人，西路军也减至一万八千余人。这时徐向前认为，马匪主力并未击溃，红军有生力量日减，又无根据地，难以补充，是否冷静分析一下形势，以正确决定今后行动方向。但陈昌浩并未考虑这一正确意见，继续按原计划西进。

此时，河东形势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11月21日，红军主力在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取得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敌对我之进攻。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其和平解决，我党与张、杨公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又电西路军，要其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以主力东打，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12月23日陈昌浩复电中央，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是目前“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虽已付出重大代价，但完成这一任务已无问题；如果东进，路程过远，易遭敌骑兵截击，“伤亡掉队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达兰州，至多只能起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12月24日，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达到静宁、会宁地区与东北军靠近，并可有力推动时局发展。然而，陈昌浩仍然没有认真考虑。[19]显然，中央军委要西路军东进，决不单是为了策应河东主力红军，更重要的是从整个战略全局着眼，也是为西路军免遭因孤军深入，被敌隔断并各个击破的安危着想。而一再坚持西进，孤军深入，不愿东返，则是陈昌浩所坚持的。怎么反说中央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缺乏长远的战略布置，致使西路军的任务变得飘忽不定”？[20]

为了更清楚了解这段史实，不妨重温一下这期间中央领导致西路军的部分电报：

11月18日，毛泽东等复电徐、陈，强调：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进占去，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距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挥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电报还指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偏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同时致电张国焘等强调河东红军“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21]

11月20日毛泽东等致电徐、陈，指出：“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23日又致电，指出：远方（指苏联）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为此方能解决问题。”25日，再致电徐、陈：“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接着，该电又具体指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军事原则。“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人一个团。望酌行之”。[22]这是打破敌包围，战胜敌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这些作战原则都已为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的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所证明。可惜，西路军的前线主要指挥员陈昌浩等并未认真实行。

从这些电报，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三点：其一，党中央极为关心西路军的安危，担心其被隔断各个击破；并且为尽力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多次指示其行动方针，作战的军事原则，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原则以及着眼点放在建设根据地上；尤其强调，不要依靠外援，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其二，西进不仅自然环境不利，就是苏联也不支持，最好东进，至少也应保持东面的回旋余地；其三，河东、河西红军都应从全局出发，互相配合，互相策应；而不是单纯一方策应另一方。试想，若是西路军能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所指示的行动方针，军事原则和政治工作去办，每占领一个地方，应把着眼点放在“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23]上，会“付出极大牺牲，弹尽粮绝，兵败祁凉”吗？

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因形势变化，西路军错过东返时机，向西越走越远，亦愈益不利，终招失败。12月30日占领临泽，1937年1月1日占领高台。这里回汉杂居，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差，难以立足。红军只有消耗，而无补充。加之南靠祁连山，北临沙漠和大山。部队就在这几十里宽的狭窄地带。而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向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兵防守几个支点，被动挨打，险入马匪的四面包围之中。当马匪结全部主力来决战时，西路军亦采取以硬对硬，准备决战。结果，当1月12日敌三个旅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围攻高台，我红五军团据城坚守待援，而援军中途遭敌阻击，大部伤亡，至1月20日，五军团3000英勇健儿，虽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遭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这一战，实质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开始。此时，西路军已剩下不到1万人了，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机，遂命刘伯承张浩组成援西军，明确指示援西军的任务是“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时，还通过政治谈判，表示愿付重金，争取“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击，以救援西路军。这本是铁的事实，而有人却全然不顾，说什么“西路军正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增加了我党在谈判桌上的份量”。[24]

2月21日，西路军鉴于在倪家营子困守无望，遂决定回师东返，到达甘州山洞堡一带。在此，击溃追敌一个旅，全歼敌宪兵团800人。如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继续东进，仍有摆脱困境，实现与援西军会合的希望。然而，陈昌浩却过高估计了这一仗的意义，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重大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要继续西进，重返倪家营子，占领甘北。[25]致使西路军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绝境。至三月中旬，西路军几近全军覆灭，遭到失败。

这时，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

关于战略方向的选择

战略总任务，战略方针，战略方向三者紧密联系，辩证统一。其基本关系是：战略总任务决定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实现战略总任务的保证；战略方针规定战略方向，战略方向体现战略方针。战略方向选择错误，就不能保证实施战略方针，当然，也就影响战略总任务的完成。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此战略任务，1936年8月，党中央提出的基本战略方针是：逼蒋抗日，联合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打通苏联，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迫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根据此基本方针，中央又作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其中“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i]至9月，中央又具体部署了攻占宁夏的战役计划。其中，四方面军主要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10月底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ii]

据此战略部署，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党中央军委，多次致电，反复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假如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如此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宁夏方免此失”。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但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iii]张国焘从其分裂主义路线出发，表面上同意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背后又在捣鬼，总想把四方面军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面，搞“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因此，在战略方向选择上，在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前，他企图西进而反对北上；会师之后，张国焘又根本不顾中央的统一部署，擅令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出凉州”而“不愿出宁夏”，致使海打战役计划被破坏，宁夏战役计划落空；进而造成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甘北，致使西路军全军覆灭。然而，这一切，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当然，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等军事指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考察西路军失败的最主要原因，是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是真正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当然，西路军的失败，对于广大西路军指战员来说是没有责任的。同样，这也是党中央早已作出的另一合乎历史事实的结论。当时，西路军广大指挥员并不知道张国焘另有野心，还以为这是党中央的部署，斗志昂扬地踏上了征途。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同优势的敌人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35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78-579页。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592-593页。

2004年4月

 为了总结西路军失败的经验教训和对张国焘的错误作出结论，同时进一步明确全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1937年3月23至31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1935年12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间，还会有很多曲折。

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

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使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立的。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31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这个决定至今看来仍然是客观公正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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