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9月13日 来源：《红旗文稿》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下简称苏联）的解体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严重后果的世界政治悲剧，这些后果至今还在持续。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苏联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伙伴丧失了一个重要的盟友；欧洲从1945年到1990年经历了它新近历史中最长一段时期的和平，如今不得不体会到战争又重现踪迹了，比如美国对南斯拉夫、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
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被维系在一个祸福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民主德国的成立是二战和冷战的结果。若非这些因素就不会有德国的分裂，也就不会有民主德国的存在。尽管民主德国在时间上要比苏联更早地从这个政治版图上消失，但是她的终结却与苏联的解体有着因果关系。
1981年10月21日，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向埃里希·昂纳克派遣了一名私人特派员。他带来的通知称：苏联的局势和1918年苏维埃俄国签订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wsk）和平条约时的情势类似。这个消息给当时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层带来了困惑。1918年的情势是关涉苏维埃俄国存亡的，当年的情势和如今的局势有什么关系呢？据推断：苏维埃领导层的分析已经得出结论，即苏联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中。1982年，苏联共产党在总书记安德罗波夫的领导下尝试为拯救社会主义给出原则性结论，但他过早的逝世终结了这一战略。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并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转型”最初被视为是“社会经济的加速”，成为一种历史必然。然而，最晚自1986年开始，人们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逐渐意识到，这位新当选的总书记以致整个党派对于转型该如何实施以及导向何方，都没有任何真正内容方面的设想。作家尤里·邦达列夫对此写到：“人们可以拿我们的改革和一架飞机相比，起飞了，却不知道飞行的目的地是否也有着陆的地方。”1987年，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委派我去分析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月份全体大会。当时我得出了一个错误结论：这种改革新思维源自列宁。但它显现出来的却是：运用列宁的权威，只是为了假借他的名字来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告别。所宣称的“新思维”对阶级漠不关心，并且没有考虑到那些和美国结盟的国家根本不愿意以不同于帝国主义权力政治的范畴去思考。在西方占主导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德国统一社会党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改革新思维。但这是不正确的。对于德国统一社会党而言，要想同时做到一方面与苏联保持这样清晰的关系，即民主德国的存在最终有赖于它；一方面又要对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保持批判性距离，兼顾两者是很困难的。然而这种距离并未促成民主德国形成一种可行的方案，以实现连续性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改革与新思维的失败诱使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对自己国家里的必然变化产生了免疫。戈尔巴乔夫声称，他在1985年已将自由和主权给了各个同盟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就民主德国而言，我不能为此作证。任何像民主德国这样与苏联通过友谊和援助条约，通过华沙条约以及经济互助委员会结盟的国家，它们的主权在1985年之前和之后都是受限的。
在“改革”（Perestroika）和“开放”（Glasnost）这些词汇出现之前很早，民主德国就已存在与苏联共产党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关涉到世界政治。
首先是民主德国针对联邦德国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前任们一样，都害怕民主德国在苏联背后打“德国牌”。出于这个原因他长年以来一直阻止埃里希·昂纳克对联邦德国进行国事访问。然而，当1987年这一访问终于成行时，戈尔巴乔夫宣称德国的问题是开放的。1989年11月1日，他还保证德国的统一没有提上议事日程。而与此同时他的同僚查明了联邦德国已经做好准备将为德国统一付出代价。苏联昔日的同盟伙伴顷刻间成为联邦德国的总理，民主德国被抛弃了。
其次是苏联领导层不满意德国统一社会党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合作所做的努力。1985年8月1日，戈尔巴乔夫在一份私人通知中告知埃里希·昂纳克：“北京的立场与民主德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相冲突。”民主德国置之不理继续前行。1986年未征得莫斯科的同意即派遣一个党派和国家的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苏维埃领导层的不同政见摇摆于两者之间：一方面是代表大国利益，另一方面是主张国际主义的政治声明。1949年，苏维埃政权称民主德国的建立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正如它的建立，民主德国的消失也是欧洲的转折点。民主德国是整体的一部分，它毁灭的是一种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从苏联的远东一直绵延到欧洲的易北河和韦拉河。
苏联不是因人民革命而解体。它是从上面被破坏的，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不同派系所破坏。1917年以来，帝国主义就想尽办法除去苏联，通过战争和秘密警察的方法失败后，最终通过“死亡军备”达到了目的。戈尔巴乔夫事后供认：他从政治生涯的一开始就已经决定“去除共产主义”。难以置信，党派和国家是由于无计划性、无原则性而脱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的。正因如此，一个像叶利钦这样的反共产主义者才会被冲到了浪尖。难道这是计划好的叛变的结果？不否认有这种因素，但主要原因藏得更深。苏联和它的欧洲盟友们已经丧失了与资本主义进行体制争论的机会。为此不止有一个原因，而是有一堆：主观的、客观的、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国家的、国际的、历史的、当代史的、经济的、政治的、理论的，以及道德伦理的，最后一层是苏联未达到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一点对战胜资本主义是必需的。未能成功做到使劳动大众感觉自己是全民所有企业的所有者。存在一种对党的角色的简单化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民和领导者之间的疏远。这体现在重要的国家事务决策之前未能征求市民的意见。马克思主义未能作为自我认识和不断自我修正的客观工具来被运用。民主德国终结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理念。现在全世界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国，相信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埃贡·克伦茨 李红霞 译）
（：前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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