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风云(二)
王先金 编著
第六章 文艺座谈毛泽东讲话
延安整风康生搞抢救
早年胡乔木
1912年6月1日，胡乔木出生于江苏盐城西乡张本庄。父亲为他取名“鼎新”。
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原名胡应庚，盐阜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1913年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此时的胡乔木尚未满周岁。胡乔木的母亲夏氏，是一位相夫教子，勤劳而又贤慧的女性。在众兄弟姐妹中，胡乔木居中：上有一姐一哥，下有两个妹妹。
胡乔木6岁入学后，很快便显露出爱好读书的天性。当时，小伙伴们都戏称这位嗜书如命的“土包子”为“书痴”。
1924年，12岁的胡乔木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当时年长4岁的哥哥胡达新也在这所学校就读，而且还是国民党的左派人物。胡乔木从哥哥他们言谈中开始听到“共产党”、“国民党”、“社会革命”等许多新名词，偶尔也目睹一些同学在秘密地传看进步书刊。不久，他终于也借到了一本《中国青年》杂志，读罢内容，不禁耳目一新。从此，恽代英、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李求实等名字，已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毛泽东与胡乔木
1926年，八中学生自发地组织游行。他们走上街头，宣传国共合作北伐，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胡乔木在街头演讲，带头高呼“打倒军阀孙传芳”的口号，为此遭到逮捕，幸因年幼得以获释。
1927年，八中改名为扬州中学，高中部分为文、理两科。胡乔木由于数理化成绩突出，被编入了理科。但他仍旧醉心于文史，其作文卷子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传阅;他的五言古诗，被有“淮南才子”之誉的张煦老师发现后，未作一字改动拿到班上，一边朗读一边击节赞赏不止。
1930年夏，胡乔木于扬州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物理系。入校后，时任物理系主任的吴有训教授，找新生谈话。他问胡乔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将来作何打算，又如何发展，胡乔木据实回答，说的却是文史方面的东西。
“你既然喜欢文科，大可不必念物理系，你可以转到文科去嘛!”
胡乔木很快转到了文科。本想转入国文系(系主任是朱自清)，可惜该系名额已满，便转入了历史系。
1930年底，胡乔木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曾迪先同学的领导和帮助下，18岁胡乔木成了清华园内的活跃人物。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突发，震撼了中华大地，激起了全人民抗日怒潮。已是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的胡乔木，亲自参与并领导北平学生进行游行示威。他的名字“胡鼎新”同时也上了北平市警察局要抓捕的黑名单。
这年寒假，胡乔木没有返回盐城。春节过后，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收到了一张写有“有难言之隐”的明信片，父亲不放心了，便在大女婿陪同下，到北平来看个究竟。
来到清华后，乔冠华接待了他们。
乔冠华小胡乔木一岁却早他一年考入清华。同为盐城人，交往甚密。乔冠华很快帮助胡父找到了自己的同学。
胡乔木果然不在清华，也无正式工作。父亲十分理解儿子此时的“难言之隐”。鉴于胡乔木的现实处境，加之目前又正在生病，父亲建议他先回盐城调养一下身体，然后再作打算。于是，胡乔木离开北平，回家乡盐城隐蔽。
不久，在盐城，一本以宣传民主和自由为主旨的综合性文艺性刊物《海霞》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于是，《海霞》的主编乔冠军(乔冠华之兄)，一时成了盐城文化人关注之焦点。
其实，乔冠军的“幕后”，还有一位人物《海霞》的策划创办人和实际主编，这位“幕后”便是胡乔木。
1932年，胡乔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海霞》出到第三期后，胡乔木果断决定：立即停刊，改出《文艺青年》报。胡乔木除了亲自撰稿外并继续翻译一些作品发表外，还约请尚在清华读书的乔冠华供稿。乔冠华陆续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短篇小说，以及爱因斯坦、珂勒惠支夫人等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宣言等文章，先后均发表在家乡盐城的《文艺青年》上。
胡乔木当了毛泽东的秘书
1937年7月，中共党员胡乔木离开上海随冯雪峰到达延安。那一年已有5年党龄的胡乔木年仅25岁。
中共中央根据他的特长，分配他做青年宣传工作，他担任了“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的宣传部长。一年后，他被调回延安，担任了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
1941年2月上旬的一天，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对胡乔木郑重其事地说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毛泽东自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即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以来，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便是“毛主席”。尽管他后来的职务不断地变化着，“毛主席”的称呼沿用了下来，直至他的整个一生，人们都称他为“毛主席”。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又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最初叫书记)。
王若飞的话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之外，他想了一下说：“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说：“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赞赏。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那时，陈伯达已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
胡乔木从大砭沟前往杨家岭当年中共中央首脑人物聚居的地方。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约三公里，是个小村庄。据说明朝太保杨兆的墓在此，故名“杨家陵”。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延安城，中共中央机关当夜便从城内的凤凰山麓迁入这个小山村，从此改名杨家岭。
毛泽东住在小山坡的三眼窑洞里，左侧是刘少奇的窑洞，右侧是朱德、周恩来的窑洞。胡乔木新来乍到，被任命为文化秘书(后来成为政治秘书)，一时竟不知干些什么。毛泽东跟他谈过一次话，48岁的毛泽东，只是问了问这位29岁的年轻人的大致经历，便忙于工作了。胡乔木无从插手，只得在自已的办公室闲坐。他不敢直接去问毛泽东该干些什么。
老是这么坐着，也不是办法。他终于鼓足勇气，走向毛泽东的窑洞，本来是想问毛泽东该干什么工作，一进去见毛泽东正埋头校对文件清样，就说道：“让我来校对吧!”
毛泽东笑道：“好呀!”
毛泽东对胡乔木讲了校对怎么难，校对也称‘校雠’，就是要像对待仇人那样把文章中的错误校出来。以后你就接手这件事。
于是，胡乔木便开始了他的秘书工作。
胡乔木所校对的是《六大以来》清样。《六大以来》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一本“大部头”文献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工作。此书于1941年在延安编印成集，收入1928年6月中共“六大”以来至1941年11月的党内文件557篇，分上、下集。此书是供中共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用的，借以弄清中共“六大”以来的党内路线斗争问题。
胡乔木做过编辑，又有文字功底，所以经他校对的清样，不仅没有错别字，而且更正了一些文件最初误印的地方。毛泽东对这位年轻人的工作十分满意。
此后，胡乔木开始列席政治局会议、书记处会议，成了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延安文艺座谈会开始
座谈会前的延安文化气氛
从1937年到1942年，文化人潮水般涌向延安，有丁玲、艾青、周扬、艾思奇、周立波、田间、郭小川、冼星海、成仿吾、萧军、刘伯羽、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沙汀、卞之琳、徐懋庸、光未然、李焕之、王实味、杨朔、周而复、贺绿汀、贺敬之、华君武、高长虹、王朝闻……
中共高层对大量知识分子涌来这一态势的应对， 还处在适应和迎合之中。座谈会前，对文化人和他们的写作，回护远远多于指责，甚至近于隐忍。当时中宣部和中央文委1940年10月作出的指示，给予文化人几乎优渥到理想的程度：创作自由、反对政治干涉、尊重艺术家个性、不必有很严格的组织生活……
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甚为艰难窘拮，本不适于养活数量如此之多的“清客式”文化人。然而，延安的略具知名度的文化人，生活待遇普遍高于一般官兵，有时供给较诸高级领导人亦尤有过之。他们大体过着一种悠游、自由的生活，除了不时组队到部队乡间搞宣传外，基本上都呆在延安城里，排练、演戏、办杂志、写作、教书，“养尊处优”。
文艺座谈会开始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毛泽东
凯 丰
这张请帖发到延安一百多位文艺界人士手中。从1942年5月2日起所召开在座谈会，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在粉红色的请帖上，跟毛泽东一起署名的凯丰，本名何克全，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5月2日下午1时半，延安文艺群星周扬、丁玲、艾青、陈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100余位被邀请来文艺界代表，汇聚在杨家岭“飞机楼”底层南厅里。
“飞机楼”乃中共中央办公楼，是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附近军民在1941年建成的。底层南厅，是中共中央会议室兼饭堂。这时，摆了二十多张长板凳，放上一张办公桌，这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办公桌上铺了一块白布，这就是主席台。
当人们差不多到齐的时候，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朝“飞机楼”走来。不过一分钟，就到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代表合影 ↑
来了!毛泽东面带笑容，精神饱满，从连接山上宿舍一头的门里走进来，由周扬介绍，毛泽东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当周扬介绍到公木时说：“公木，《八路军军歌》、《八路军大合唱》词。”毛泽东点点头笑笑，边握手边说：“写兵好，唱兵好，演兵好!”
毛泽东走到郑景康跟前时，没等周扬介绍，郑景康激动得站起来自我介绍：“我是照相的，叫郑景康。”周扬还是补充介绍道：“这是从重庆国民党总统府来的摄影师，曾给蒋介石照过相。”毛泽东很有礼貌地与他握手致意。
专程从晋西北前线演出现场赶回延安参加文艺座谈会的八路军一二O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双手握住毛泽东的手，没想到毛泽东还认识他。“欧阳同志，你从前线回来了。”欧阳山尊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眼睛都潮湿了。
问候完毕，毛泽东走到主席台，时任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凯丰宣布会议开始，请毛泽东同志讲话。毛泽东的一侧，坐着速记员。毛泽东讲话时，手中只有一份简单的提纲。速记员记录着他的讲话，胡乔木也拿出笔记本，作详尽的记录。
小小的会议室里，响起了毛泽东柔绵细长、抑扬顿挫的湖南腔：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中间的正确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于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的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任务。”
毛泽东接着又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那“朱总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总司令，而“鲁总司令”倒是头一回听说。经毛泽东解释，与会者方知是指鲁迅!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共产党要有文武两支军队。
毛泽东讲话中间，隐隐传来国民党炮声，到过前线的人习以为常，一直在后方的同志难免有些担心。一张折叠的小纸条传到讲台前，毛泽东接下来，停止讲话，眯起眼睛仔细看了看，然后清清嗓子，叉开话题道：“大家不要担心，炮声离我们还远着呢。我们前方有联防军在保护着我们，所以呀，我奉劝大家两点，一是母鸡不要杀了，留着下蛋;二是娃娃不要送给老乡，还是自己抚养好。如果前方抵挡不住，我还可以带你们钻山沟嘛!”
这一段题外话，使大家哈哈大笑，部分代表的紧张情绪顿然消失。
毛泽东的话讲完后，休息片刻，大家就发言讨论。
萧军头炮大走调 欧阳山被轰下来
萧军(左)与萧红
开始有些冷场，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
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
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置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讳，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其中说到：“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以写出十几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
萧军秉性耿直，是延安文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位。他的发言，显然是跑题走调之论。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有时淡淡一笑。其他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但都难以对话。
只有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组织，鲁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给以回击。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的人发表意见。
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他继续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前就提出来呢?”
对于这种具有挑衅性的话，还是胡乔木针锋相对。因为有过上次的交锋，并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他这次更侃侃而谈：“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接着，这时在中宣部工作的吴亮平也站起来，驳斥萧军的观点。他讲的时间长一点，赞同萧军观点的人就打断他的发言：“你不要在这里讲课，这里不是课堂!”
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活跃，笑声、掌声、争吵声不断。
轮到欧阳山发言的时候，他就拉开了阵势，从什么是文学艺术讲起，谈到文学现实主义、阶段性、形象性、典型性等一系列问题。
开始人们还静静地听着，慢慢地会场上就出现了小声议论。大约讲了近一个小时，就有人高声喊道：“主席，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他大慨是怕我们中央的同志不了解文学概念，来上课的。”这么一叫，会场上顿时就像揭开了锅，欧阳山也就中止了发言。 欧 阳 山
鲁艺音乐系教师向隅，发言批评周扬有宗派主义，说自己提交入党申请已经有三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坐在一边的周扬没有应答。
何其芳发言中说：“听了主席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第一天大会发言的还有李伯钊、丁玲、艾青等人，何其芳之见渐成主流。
第二次会议开了一整天，大家的意见不管是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
朱德批评了吴奚如和萧军
朱 德
5月16日，继续讨论，开了一整天的座谈会。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
会议开始发言还是比较和平的，笑声不断。长期带领“民众剧团”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的负责人柯仲平，介绍该团坚持走通俗化道路，在边区巡回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他颇为得意地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好远，并送给很多慰问品。你们要在哪些地方找到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
柯仲平那洋洋得意的神情，逗引得会场上许多人都哈哈大笑。毛泽东也乐了，插了一句：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在这第二次会议上，周扬有个发言，明确维护毛泽东的观点。而吴奚如的发言，却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
吴奚如是新四军的干部，他的发言与萧军有合拍之处。
吴奚如说，搞文艺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人立场，中共党员不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
此时的吴奚如是刚从“皖南事变”的流血冲突中，历经艰险，突围逃难，回到延安。
一直坐在主席台上旁听的朱德点着吴奚如的名字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意思是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的抗日。朱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当时没有捉小辫子，吴奚如没有反驳，也没有回话。
中间休息的时候，毛泽东站在会议室的门口。外边的光线射进来，何其芳看到了毛泽东的褪色的灰布裤子的两个膝头部分，补了两块颜色鲜明的蓝布补钉!
5月23日举行第三次会议，也是下午开始的。
朱德在讲话中，不点名地批评了萧军。他说：“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还说他自己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以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由工农兵群众批准。”
关于思想转变的问题，朱德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平时和蔼可亲的朱德，这次发言却颇有些厉声急色。
最后他还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
经过讨论，以致经过争论，座谈会于5月23日下午闭幕。那天出席的人最多，会议干脆在“飞机楼”前的广场上举行。先是由朱德讲话。讲毕，趁着落日的余晖，与会者簇拥在“飞机楼”前，拍下了合影。
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
晚饭后，毛泽东作长篇讲话。广场上点起了汽灯。毛泽东手上拿着一份毛笔写的提纲。他即兴而讲，讲得非常风趣，非常深刻，对许多争论不已的问题作了结论。会场上静悄悄的，一百多人似乎都在屏息倾听。毛泽东依然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这段话没有写入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上。
毛泽东的讲话，在延安文艺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纷纷要求《解放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讲话。
毛泽东本是著作巨匠。他的著作，通常是由他自已亲笔写就。但这一回，只有很简单的提纲，无法发表，他嘱咐胡乔木根据速记稿加以整理。
胡乔木整理时，参考了速记稿，也参考了自已的笔记。他的整理稿，分两部分：毛泽东在5月2日的讲话，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为《结论》。胡乔木的整理稿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仔仔细细地作了修改。
直至1943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七周年，经毛泽东仔细改定，《讲话》才在这一天全文发表于《解放日报》。
……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70周年，特发表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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