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
毛主席给萧军的书信
王德芬
萧军到了延安除了续写长篇小说《第三代》，并和其他作家同心协力积极开展延安群众性文艺活动：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成立了“文艺月会”，每月最少集会一次。一九四一年元旦创办了会刊《文艺月报》，由他和丁玲、舒群、刘雪苇轮流主编。元月十五日又建立了“鲁迅研究会”，萧军任主任干事。由大家分工负责专题研究，在他主编的会刊《鲁迅研究丛刊》上发表。四月间又成立了“星期文艺学园”，每星期日上课一次，学员达一百多人，两年结业，由作家们轮流讲课，培养各单位爱好文艺的青年。十一月间开始协助四十五个单位成立了 “文艺小组”八十五个，参加者达六百六十七人。作家们去各单位巡回参加文艺小组的座谈会，研讨和解答小组成员提出的各种问题。在这些活动中，萧军都认真负责，干劲十足，全力以赴，和大家一起把各项工作开展得蓬蓬勃勃，热气腾腾，十分活跃，成绩显著。可惜好景不长，萧军和周扬、丁玲等人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双方又不能正确地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心平气和地解决矛盾，以致相互之间产生了隔阂。萧军为此十分苦恼，考虑再三，决定离开延安去重庆，明知在重庆会受排挤受迫害，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但面对面地对敌斗争总比在延安受同志内部宗派主义的窝囊气痛快得多!
一九四一年七月下旬萧军的决心已定，便去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很热情地接见了他。萧军说明来意以后，毛主席非常奇怪，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对延安或对某个人有什么意见?希望他能坦率地毫无顾虑地说出来。萧军见毛主席态度非常诚恳、热情亲切，便直言不讳地谈了谈他所见到的延安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的具体事例，以致发生的一些矛盾和冲突……所以他想走了……毛主席听了以后又是解释又是宽慰，使萧军的心情感到舒畅多了。萧军问毛主席：“党有文艺政策吗?”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还顾不上哪!”毛主席回答。
“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使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有所遵循、有所依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加强团结才有利于革命文艺工作正确发展。”
“你这个建议很好，你别走了，帮我收集一下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好吗?”
经毛主席恳切挽留，萧军答应不走了，回家以后立刻把手里现有的一些材料陆续寄给了毛主席，并写信向毛主席借一本《毛泽东抗战言论集》，八月二日接到了毛主席的复信：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附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毛主席这封信写得既诚恳坦率又严肃认真，既有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指出了萧军的优点又指出了他的缺点，可谓推心置腹之言，表现了最亲切的同志之谊。萧军看了深受感动，去信问会面时间，毛主席回信说：
萧军同志：
来示，文章及报纸均收到。文章已读过，兹璧还。近日颇忙碌，过几天后再奉约晤叙。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八月六日
“报纸”是延安《解放日报》六月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三张报纸，上面有周扬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了在“文抗”住的艾青、舒群、罗烽、白朗、萧军的不满，五个人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了这篇文章，哪些说得对，哪些说得不对，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最后由萧军执笔，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写了一篇《〈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寄给《解放日报》不给登，退了回来，萧军在和毛主席谈话时认为这太不公平了，太不民主了，毛主席请他把报纸和萧军写的文章都寄来看看。过了三天毛主席来信说：
萧军同志：
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日下午八时半
当天晚上萧军应约前往，谈到这件事时，毛主席说：
“《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经毛主席的提醒，这篇文章发在了《文艺月报》第八期上)萧军对毛主席说：
“艾青、罗烽、白朗、舒群以及其他许多作家，到延安来一方面是投奔革命，另方面既然来了也很想见见您，您是不是抽个时间和他们见见面呢?”
“有这么多作家到延安来啦，我还不知道，哪天我去看看大家。”毛主席深表歉意。
第二天八月十一日傍晚，毛主席从杨家岭住所漫步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文抗”看望作家们了，萧军请毛主席到自己的窑洞里坐下，赶快又去通知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和其他的作家，因为昨天毛主席没有说定今天来，罗烽、舒群都没在家，其他在家的作家都和毛主席见了面谈了话，都特别高兴，受到了鼓舞。毛主席离开“文抗”时天已黑了，勤务兵点亮提灯照明，萧军送毛主席到山下才握手告别。八月十二日一清早毛主席又让勤务兵送来一信：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八月十二日早
被邀请的人看了信都非常高兴，吃罢早饭，由萧军带队，我抱着刚满月的儿子萧鸣，艾青、韦嫈夫妇，罗烽、白朗夫妇，加上舒群，从“文抗”出发，一同下山步行到了杨家岭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不到五十岁，神采奕奕，满面笑容，和每个人紧紧握手时，他那充满热情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你，使人感到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招呼大家一一就座。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部长凯丰已先到了，也一一作了介绍，大家非常融洽、亲切地畅谈了有关文艺和文艺界的许多问题，并在毛主席家共进午餐。从此以后毛主席、陈云、凯丰和中央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鹤寿等同志又分别找了文艺界许多同志谈了话，征求了意见，了解了许多存在的问题，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萧军受了毛主席的委托，陆续将收集到的文艺界资料给毛主席寄去，也常到毛主席那里去面谈。毛主席在一九四二年四月四日给萧军写信说：
萧军同志：
来信及附件收读，并转给几个同志看去了，感谢你的好意。此复。并致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四日
萧军收到信以后，当天下午又去会见毛主席，两人推心置腹、开诚相见无所不谈，越说越兴奋，毛主席忽然对萧军说：
“萧军同志，你改改行好吗?”
“改什么行?”
“入党、当官!”
“哦，不行，不行!斯大林说过‘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入党，我不是那材料，当官，我不是那坯子。我这个人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太重，就像一头野马，受不了缰绳的约束，到时候连我自己也管不住自己，我还是在党外跑跑吧!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
“你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提出来，我们欢迎你。”
这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深夜。萧军听了毛主席谈到他在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时期，曾受过十一次处分并能正确对待的故事深受感动，回家以后连夜写了一篇《论同志之“爱”与“耐”》，经过毛主席亲自审阅删改后，刊在了四月八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萧军虽然很积极地为毛主席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却不打算参加文艺座谈会，因为他知道自己脾气急躁、心直口快、耐心不够，如果参加座谈会，很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和某些同志意见分歧，发生争论、冲突，弄得不愉快。所以借口要到延安附近各县去旅行，请毛主席为他向当地驻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同志要一张通行证。毛主席四月七日复信说：
萧军同志：
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量一些问题。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七日下午三时
萧军应约前往，接连去了两天，谈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等等问题，有时也写信去。毛主席四月十三日给萧军写了一封回信：
萧军同志：
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召开文艺座谈会的日期还没有定下来，萧军给毛主席写信说就要动身旅行去，毛主席又写信留他：
萧军同志：
准备本星期六开会，请你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谢谢你!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早
毛主席知道萧军出门都是步行，为了急于和他研究一些召开文艺座谈会的问题，便派人用自己的马去“文抗”接他，见面之后，毛主席又恳切挽留，要他开完会再去旅行，盛情难却，萧军也就决定留下了。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五月二日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召开的，到会的除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凯丰、陈云、胡乔木、王鹤寿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外，延安文艺界的精英大都参加了，约一百多人。大会由凯丰主持，毛主席致开幕词后，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他讲的是《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载五月十五日《解放日报》)。
在这次座谈会上，充分发扬民主，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某些问题上相互之间还展开了既激烈又尖锐的辩论，气氛非常活跃。大会之后是小组会，以便有什么意见可以更广泛更集中地讨论研究。大会小会之间也有休息日。果然不出萧军所料，他在大会小会上和几个同志在某些问题上有了激烈的争论，这也是正常现象，如果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为党制定文艺方针政策做出贡献的。萧军非常清楚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向来不隐晦自己的观点，对别人不同的观点总爱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反驳，不讲究方式方法，容易伤人结怨，尤其和某些同志由于过去相互之间存在着历史性的成见和隔阂，不容易冷静客观，很可能再发生误会、争执，为了避免再发生不愉快的事，在休会期间他又向毛主席提出要立刻出去旅行，不愿继续开会了，以致毛主席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
萧军同志：
会要到十六日才开。如果你觉得不能等了，你就出发罢。此复。
即致
敬礼!
毛泽东 五月五日
很明显毛主席对他这一而再的要求不满意不耐烦了。我也劝萧军：
“你怎么可以开会开到半道就溜了呢!不是太不通情达理了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大家可以商量嘛，别闹个人意气，让毛主席一次又一次地留你，你不觉得难为情吗?”
萧军看了毛主席的信，想想自己也确实太任性了，太说不过去了，甚感惭愧，决心克服自己，耐心地开完会再去旅行。
五月十六日又召开了第二次全体大会，在毛主席主持下，大家继续讨论了各种问题，发扬了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传统。在“一切为了革命利益”这一总目标上，对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和流的关系”“革命文艺为工农兵”“如何为工农兵”“普及和提高”“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 “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爱和恨的阶级性”“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等等问题，取得了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前后历时二十一天，几次小组讨论会和两次大会发言相结合，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毛主席在五月二十三日的闭幕大会上作了总结性的讲话，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文艺方针政策，也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傍晚时分吴印咸同志为全体与会同志在杨家岭大礼堂门前摄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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