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70年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思想的重要文献，《讲话》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产生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催生了一大批深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文艺作品，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70年后的今天，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重温《讲话》，对于深入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引导广大文艺工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为此，我们约请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发《讲话》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以期在发展中学习，在学习中纪念。
在历史的坐标上
南 帆
人民群众是文艺的主人公，又是文艺的接受者;是文艺的启蒙对象，又是文艺的服务对象。《讲话》所确立的人民群众对于文艺的多重意义，历久弥新。
为何写作?为谁写作?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作家会以不同的形式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说，著书立说谓之不朽。所以，《典论·论文》宣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当然，许多传统文人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往往是朝廷和君王。无论是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还是白居易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朝廷和君王的赏识不仅是莫大的荣耀，而且可以产生最大的成效。相同的理由，“怀才不遇”成为传统文人的最大悲哀。
近现代越来越发达的大众传媒形成的公共空间以及五四新文学运动共同造就了一个深刻的转折：大众进入了文艺的视野。“人的文学”或者“平民的文学”不仅意味着“引车卖浆”者入选文艺作品的主人公，他们同时也成为文艺的广大读者。这是现代文艺对于启蒙任务的承担。五四新文学运动对于白话文的推崇表明，开启民智是文艺关注大众的重要原因。显而易见，作家以及知识分子在启蒙任务之中占据了导师的位置，大众是被启蒙对象。
20世纪30年代围绕“文艺大众化”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争论。争论涉及口语、通俗形式、艺术风格、克服“欧化”等多方面问题，同时提出了作家必须向大众学习。争论之中提出的种种文艺观念表明，五四新文学所负载的启蒙任务出现了某种微妙的改变：首先，作家及知识分子不再无条件地担当主角;其次，大众不再被想象为庸常之辈无所作为地等待启蒙。当然，如同文学史上许多类似的争论，“文艺大众化”之争同样遗留了许多未竟的理论问题。
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为何写作和为谁写作的问题在一个新的历史背景之下重新成为焦点。
《讲话》提出了文艺的两个中心问题：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论述“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之时，《讲话》打破了作家良好的自我感觉。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他看来，尽管这种观点已经成为一个理论共识，但是，许多作家并未开始真正实践，文艺创作之中，许多作家的兴趣还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产生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换一句话说，这些作家不太熟悉人民大众，更不熟悉工农兵，“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由于阶级意识的潜移默化，这些作家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充满了同情，包括同情他们的缺点。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提出了“立足点”的转移。他号召作家深入人民群众，“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这是作家担任群众“代言人”的基本条件。显然，这与五四时期的启蒙观念已经迥然相异：知识分子业已成为接受启蒙的对象，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拜人民群众为师。
上述观点隐含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民群众渴望自己的“代言人”。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刻，人民群众属于“沉默的大多数”。由于教育的匮乏和文化水平的低下，他们往往无法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以及阶级诉求。正如马克思所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这是知识分子充当“代言人”的历史依据。所以，《讲话》指出人民群众“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文艺承担的任务是“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上述观点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通常倾向于维护本阶级利益。因此，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出身”妨碍了他们对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兵生活——的深入理解。因此，《讲话》认为，作为人民群众的合格“代言人”，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思想，摆脱小资产阶级的种种局限，促使自己成为人民群众的一员。这是知识分子阶层身份的转换，也是文艺融会于革命事业的保证。
无论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进退沉浮还是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言行表现，《讲话》的论断无不显示出历史的针对性。当然，如果考察更长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表现出的另一些特征不可忽视。例如，古代知识分子对于“道”的追求或者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注无不形成一个特殊后果——他们某种程度地摆脱了阶级出身的局限而获取了一个远为开阔的视野。这也是许多富裕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甘当本阶级的叛徒而投身革命的原因。时至今日，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劳动大军的一员，以他们擅长的精神劳动为这个社会添砖加瓦，他们的贡献率远远超出了社会成员的平均数。尽管“小资产阶级出身”带给知识分子的负面因素或许不如估计的那么多，但是，《讲话》对于文艺深入人民群众的要求始终没有过时。从行业的隔膜、兴趣的狭窄、贪图安逸到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或者迷信个人才能、迷信大投资大制作，多方面原因都在阻碍文艺进入生活的纵深，阻碍文艺对于我们所置身的社会历史的分析和表现。
这大约已经成为一个共识：现今这个历史阶段包含了前所未有的复杂经验。巨大的社会转型之中，多种经济体制、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社会生活的探索时常突破了现成模式的示范，诸多因素处于活跃状态。这种历史阶段通常是文艺杰作诞生的温床。另一方面，现今的文艺形式储备前所未有的丰富。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多个回合的文艺形式探索，形成了有益的积累。从古典的高贵典雅到后现代式的拼贴，面对各种复杂的经验，艺术家拥有形形色色的处理手段。然而，尽管外部条件相当优厚，这个时期的文艺杰作却并不像预期的那么多。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思考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但是，艺术家对于社会生活的陌生、隔阂或者认识浮浅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下文艺的某些症候似乎表明，许多艺术家无法跟上现今的复杂经验。例如，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过往的历史故事。历史题材决不是一个贬义的概念，并不必然意味着回避现实。重要的是，文艺从历史题材中发现了什么?发现历史背后新型社会结构的雏形、发现复杂的人性纠葛或者多种势力的隐蔽博弈，还是把历史当成“戏说”、“穿越”或者武侠出没的游乐场，二者之间大相径庭。相对而言，前者的艺术成就、思想含量乃至艺术生产的劳动量远为领先，然而，后者往往在娱乐的意义上赢得了更大的反响。娱乐性作品获得的高额利润以及巨大声望无形地鼓励了闭门造车和面壁虚构的倾向，甚至修正艺术评价体系，一定程度地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当然，一个正常的社会没有理由任意取缔娱乐，但同样也没有理由将受众的人数视为裁决艺术作品的唯一依据。某些时候，大众称许的艺术隐蔽地包含了损害大众利益的内容。20世纪初叶，与五四新文学并驾齐驱的是声势浩大的“鸳鸯蝴蝶派”，但是，鲁迅等一批新文学主将始终不屑于为娱乐和利润效命。娱乐包含了麻醉，而文艺是要把沉睡的大众从黑暗的铁屋子里惊醒，启蒙才是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
人民群众是文艺的主人公，又是文艺的接受者;是文艺的启蒙对象，又是文艺的服务对象——《讲话》所确立的人民群众对于文艺的多重意义，历久弥新，也是当下作家创作时绕不过去的。
“民众剧团”的启示
陈 彦
1938年7月，一个叫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文艺团体，在延安诞生。团名是毛泽东起的，也是他亲笔题写的。事情起因于毛泽东几次看秦腔戏，他见陕北老乡和部队官兵如此爱看地方戏，就问身边人：“群众这么喜欢的形式，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时任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副主任的“狂飙诗人”柯仲平连声回答：“应该，应该!”事后3个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便宣告成立了。柯仲平任团长。办团宗旨这么写道：“采取旧形式新内容之手法，改进各项民众艺术，以发扬抗战力量，提倡正常娱乐。”
民众剧团是党中央在延安成立的第一个戏曲团体，隶属中宣部领导。在以后的几年中，他们创作演出了《中国魂》、《穷人恨》、《十二把镰刀》、《血泪仇》、《大家喜欢》等几十部作品，走遍边区190多个市镇乡村，演出达1475场，观众260余万人次。最重要的是，他们按照毛泽东“要创造‘新秦腔’”的指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出了戏曲现代戏这种新样式。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听取了柯仲平关于民众剧团的实践汇报，柯仲平说：“民众剧团每到一地演出，群众总是恋恋不舍地把剧团送得很远，还送给很多慰劳品。要找我们剧团，你们只要顺着有鸡蛋壳、花生皮、红枣、核桃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毛泽东笑了笑诙谐地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这件事后来写进了《讲话》里。林默涵1992年11月7日发表于《文艺报》的《柯仲平与民众剧团》一文强调：“柯仲平同志和民众剧团的艺术实践，也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素材。”
诞生于74年前的民众剧团，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炮火洗礼，新中国成立后，因地方剧种原因，他们永远留在了大西北，而“民众精神”始终是这股文艺力量的精神灯塔和坐标。面对《讲话》70年的纪念和当下文艺创作“人民性”的深切呼唤，重温“民众精神”，仍然给人以多方面的鼓舞和启示。
之一：有大众才会有生命
74年前，毛泽东在延安非常敏锐地抓住地方戏秦腔，给予强力推动，并在剧团起步的最困难时期，予以支持，这一切都源于毛泽东对秦腔大众性的深切认识。他一次次置身于山呼海啸般的地方戏演出的观众群中，他希望把这种热情，转化为当时正如火如荼的抗战激情。包括把剧团起名为民众剧团，都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体现。民众是根，民众是文艺赖以生存的土壤。再好的作品，一旦脱离受众，也便只能孤芳自赏。今天呼唤和倡导文艺创作的人民性，从内在精神上，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解决好人民性的问题，其实就是解决好了文艺发展的方向问题。人民大众中蕴藏着火热的生命激情，蕴藏着天道衡器，蕴藏着公平、正义、民主、自强、善良、和谐的最本质因素，因而，充分尊重和发掘“民众”抑或“人民”的精神诉求与生命渴望，就是文艺最本质的创造精神。
所谓民众性，其实质就是匍匐在生活的大地上，让天地的浩然之气、素朴之气、本真之气，充盈于“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中。至今仍流传在陕甘宁老区的“信天游”里还有这样一些词句：“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咱们的民众剧团回来了”，“一杆大旗硷畔上插，我把民众剧团亲人迎回家”，“黄米馍馍就酸菜，我把你剧团没错待”……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文学艺术一旦接上地气，便呈生机勃发状态，一旦脱离“地气”，立即就会显出失血的苍白相。尽管处在抗战时期的创作，文艺家们奔波在马背上，无法进行细致的艺术躬耕，今天看来，一些作品也不免略显粗糙，但其内在的感情、精神元素却是气血贲张的。现在演出这些作品，仍能感受到一股冲决的正气，甚至能让人捕捉到一种叫国民性的东西。如果一部戏，一部小说，一部影视剧，内在充满了生命活力，充满了丰富的精神气象，即使技术上有所缺憾，仍不失为力作，也不影响其历史沉淀后的经典性。相反，通体缺钙、缺血、缺生命活性，即使当下把它的“指甲”修剪得再完美，“眉毛”描绘得再精细，仍不过是徒有躯壳的速朽玩意儿而已。而解决钙质与血气的唯一办法就是生活，去汲取大众的生活，人民的生活。这是源，是流，更是根，是茎，是脉，是走向蓬勃葳蕤的一切。70年后，我们重温《讲话》，目光不得不久久地停留在“大众性”和“人民性”的字里行间。
之二：有担当才会有凝聚
民众剧团的成功实践，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勇于担当，才是他们吸引眼球、凝聚人气人心的根本原因。文学艺术创作，如果只一味地追逐娱乐，追求刺激，表现一己私愤，甚至放纵个人欲望，抑或埋在故纸堆里，编造灿若桃花的“皇权至尊至美至善”的谎言，那真是太可悲了。文艺如果没有担当是没有出息的，今天，在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价值缺失时期，我们尤其感到“文以载道”的不可或缺。
担当，是民众剧团在那个血与火的抗战岁月中的生命信念。一批知识分子、进步青年与一批传统老艺人的组合，使得民族传统艺术在时代热血的浸泡中，开出了绚烂的花朵。国歌中有这样一句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唱，都感到一种忧患和责任，即使在远离了炮火硝烟的今天，这句歌词作为一个民族的自警与鞭策，仍具有十分强劲的精神效用。文化建设，以至文学艺术创作，尤其应具有这种对一个民族精神生态长治久安的忧患与省察。其实这就是担当。当我们面对一个民族的精神道德持续下滑时，如果仍龟缩在一己的小天地中卿卿我我，蝇营狗苟，甚至不惜以牺牲人的精神价值为代价，“妙笔生钱”，“妙手回金”，当文化与“铜臭味”彼此献媚甚至狼狈为奸时，我们岂不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眼下的文化担当，就是民族文化的认同，民族精神的凝聚，民族价值信念的确立。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有目共睹，然而，为什么我们总是感觉不到人的地位在国际社会中与之相应的提升呢?核心还是文化认同出了问题。如果我们永远跟在西方文化的后面人云亦云，照猫画虎，不重视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发展，我们怎么能在经济强大后不被世人嘲弄为数典忘祖的“暴发户”呢?自己否定了自己赖以生存的根本，血管里永远流淌着外输的血液，不想，也没环境和兴趣去了解和理解民族的发展道路，我们最终到底以什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认识民众，认识蕴藏在民众中的几千年来不曾改变的忍辱负重、奋发图强的丰沛精神资源，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汲取各种营养，但最终坚持在自己的骨骼上长我们自己的血肉，这才是今天文化所应具备的最重要担当。有担当的文化与文艺创作，必然凝聚起民众的情感与精神思想。
之三：有创造才会有地位
民众剧团在延安的12年奋进历程，最突出的贡献还在于对民族戏曲现代戏的开拓奠基。此前的戏曲艺术，就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即使有零星表现当下生活的所谓“现代戏”，也是演当下生活，却穿着蟒袍玉带的。据说当时陕北有人塑造朱德和周恩来的舞台形象，总司令朱德是扎着大靠旗，智者周恩来是穿着诸葛亮的八卦衣，摇着鹅毛扇的。自毛泽东要求创造新戏曲以后，民众剧团经过反复实践创造，第一次用时装表现现实生活，也就宣告了戏曲现代戏的诞生。这看似一件简单的事，但却是许多人的智慧在一个历史节点上的凝结与爆发，堪称戏曲艺术历史进程中的一次重大突围。它从本质上拓宽了戏曲艺术的视野，这种拓宽使一门古老艺术与现实生活形成了主动脉的永续对接，此后戏曲现代戏“一发不可收拾”的勃兴局面，也更加充分证明了民众剧团创造性开拓戏曲现代戏的历史功绩。
今天继承民众剧团的精神遗产，那种在艰苦条件下拼命创造、创新的精神，当是文学艺术创作在当下最应继承的精神。现在原创精神的匮乏，已经成为制约艺术发展的瓶颈。急功近利之风盛行，必然催生文学艺术的怪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华民族进行了亘古未有的图强变革，每个人都经历了生命与精神的成长，也都在渴慕人文的关怀，期盼精神的烛照。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扭曲中，人类道德底线步步失守，有时甚至使恶者横行，善者遭受屈辱，我们不仅法制需要健全，文学艺术更没有任何理由在此时缺席、避让、畏难。文化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缺失，既有物质独大的挤压，也有文化自身面对物质横行天下的自卑、怯弱与妥协。唯有迎难而上，以无畏的创造精神抒写时代的思想与精神史，文学艺术才可能真正在百舸争流中，赢得人民所认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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