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延安的杨家岭革命旧址，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生地。延安文艺座谈会距今已有七十年了，它对我国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历史的必然
一九四二年五月召开的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应时而为”的产物。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步骤，旨在解决当时延安文化人普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问题，使其自觉地为工农兵鼓与呼，使文学艺术形成有效的文化战斗合力。
“整风”前的延安文艺界，在思想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突出;在行动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相当多的作家、艺术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而不愿意接触工农兵。
其他不论，以“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鲁艺，就存在着种种不足。一九四〇年后，鲁艺有将近两年左右的正规化与专门化的“关门提高”。具体表现在：美术系向西洋学习技术，画构图复杂、大场面的画;戏剧系热衷于演大戏和外国戏，演出《日出》、《铁甲列车》、《带枪的人》等大戏;文学系欣赏古典和外国文学作品，言必契诃夫，谈必果戈理。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说：“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从艺术培养的角度来讲，“关门提高”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关键是不合抗战时宜。
当时，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在延安文艺界的一次集会上说：“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英勇牺牲在战场，还不知道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还是你们文艺人的罪过。”他号召“前后方的枪杆子与笔杆子能够亲密地联合起来”。
一言以蔽之，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广大文艺工的心还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还没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这样，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就具有历史必然性。
座谈会前，毛泽东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
由于党内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外部日军的疯狂扫荡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中共中央一直没有专门的时间与精力解决文艺界的问题。一九四一年，在解决了军事、经济等一系列危机之后，中共中央腾出手来进行全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的“延安整风”运动，下决心解决文化合力问题，确保文艺为抗日战争服务，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
召开座谈会绝不是某个人的偶然提议，而是中共中央深思熟虑的战略决策，是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而进行的。按照当时中央领导的分工，延安文艺界整风由毛泽东分管。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的一贯工作作风。为了召开好“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席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当时给许多作家写信，找许多作家谈话。毛泽东亲自个别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的延安文化人有：李伯钊、丁玲、艾青、萧军、萧三、罗烽、舒群、刘白羽、欧阳山、周文、草明、塞克、于黑丁等人。毛泽东以“集体谈话”的方式与鲁艺的部分党员文艺家进行交流的人员有周扬、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对于上述文化人中间的一些重点人物，如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等，毛泽东多次约见谈话与写信征求意见，让他们帮助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的意见。
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联手发出请柬，邀请一百多位延安文艺工参加文艺座谈会，而鲁艺受邀师生占到半数左右。
座谈会上，与会者争论得异常激烈
五月的延安，阳光灿烂。“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五月二日下午召开的。座谈会先后开了三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直到五月二十三日晚上结束。会上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参加了这三次会议。
五月二日，毛泽东讲“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即“手里拿着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 “团结自己、消灭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他还根据文艺工作本身的任务和延安文艺界的状况，提出应该解决的一些问题：“即文艺工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五大问题，要大家讨论。
现有的史料披露，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各种声音争论得异常激烈。胡乔木回忆，五月二日的座谈会上，萧军当时是第一个讲话的，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胡乔木忍不住起来反驳。对于胡乔木的反驳，毛泽东非常高兴，开完会后，专门让到他那里去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
接下来是分组讨论，为下一次大会做准备。
五月十六日，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在这次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和朱德都出席了，毛泽东没有发言，主要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意见，并认真作了记录。据出席会议的温济泽回忆：当时会场很活跃，争论得很激烈，那种民主气氛是后来难以想象的。有些人的话甚至很出格，萧军说你们共产党人的整风是“露淫狂”。而一位作家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出发，讲了一个多小时文学基本知识，引起了大家的不满。最让毛泽东满意的，是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的发言。他讲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盛况，说我们离开村子的时候，老百姓送我们很多吃的东西，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红枣核多的那条路走，就可以找到我们。毛泽东很高兴，打趣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争论下去自然不是办法，总要有个结论。这个结论自然就由毛泽东来做。为此，五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文艺座谈会的问题。毛泽东向中央通报了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也介绍了他准备给座谈会作结论的大致内容。他还明确地提出：延安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很浓厚，整风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战。
五月二十三日，文艺座谈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气氛更加热烈。先是由与会者发言，到了下午，朱德最后发言。他针对前两次会上出现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指出：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世界第一，都得由工农兵批准;不要怕说“转变”思想立场，不但要转变，而且是投降，他说自己就是从一个旧军人投降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为什么不该颂?”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朱老总的发言深入浅出、生动有力，很受艺术家们的欢迎。
朱德发言后，趁着落日的余晖，由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与会者合影留念的照片。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合影”照片。
晚饭后，由毛泽东作结论。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中央办公厅小楼外的院子里。在汽灯下，毛泽东手里拿着讲话提纲，侃侃而谈。他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在“结论”中，毛泽东还根据他先前调查了解到的情况，和三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具体分析和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八种观点。
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讲话》讲到延安广大文艺工的痛处与心坎上，他们以前空有热情而不知所措，如今他们找到文艺应该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方向了。
座谈会后，毛泽东又连续两次发表文艺问题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一周后，毛泽东又两次发表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对座谈会讲话内容进行了进一步阐述。
第一次是五月二十八日的“整风”高级学习组的会议上，他在上层领导中强化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和成果。他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一个“结合”问题，“文学家、艺术家、文艺工和我们党的结合问题，与工人农民结合、与军队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为了实现这几个“结合”，又必须“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即“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坏，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这是“结合的基础”。毛泽东这次讲话所强调的文艺界的基本问题，就是一个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这同全党整风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次是五月三十日在已经搬到桥儿沟的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毛泽东在下层强化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和成果。他提出了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指出只有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在 “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毛泽东希望以鲁艺为典型，推动“延安文艺”的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真正实现。至此，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内容，算是一锤定音。沸沸扬扬的各种文艺观点，终于尘埃落定。
当然，延安文艺座谈会绝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一场座谈会就彻底解决了延安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了确保文艺为革命战争主体的工农兵服务，中共中央在随后展开的“延安文艺整风”中，还配套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如要求文艺工自我反省与相互检查，文艺下乡，以及把《讲话》确定为党的文艺方针等。
“鲁艺人”引领了延安文艺新风
毛泽东对“鲁艺人”寄予厚望，“鲁艺人”也没有辜负毛泽东的期望。鲁艺人率先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搞“文艺下乡”。
陕北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扭秧歌，但一九四三年春节注定是“鲁艺人”的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斗争秧歌”)和演出的“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灵活、短小精悍，群众喜闻乐见，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鲁艺家”是老百姓对鲁艺宣传队的一种亲切称呼。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宣传队的明星，他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只要他们有演出，老百姓就说：“看王大化去”。毛泽东看了后很高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在鲁艺的带动下，当年春节延安就出现了二十多支有名的秧歌队。“鲁艺家”秧歌队回到学校后，周扬高兴地说：“‘鲁艺家’，多亲昵的称呼!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封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这个‘家’。如今你们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诚诚恳恳地为他们服务，刚开始做了一点事。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还是要群众来封的。”
“新秧歌”和“新秧歌剧”的兴起，标志着延安文艺新时代的到来。“秧歌”一词也成为延安文艺新时代的代名词。
《讲话》的公开发表，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
《讲话》全文的正式发表，则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它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七周年时，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
十月二十日，中央总学委发出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指出：这个《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做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
半个月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强调：“《讲话》精神适用于文化部门和党的工作部门，不仅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的材料，也是解决人生观、方法论的材料，要普遍宣传。”
这两个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讲话》的正式定位，使它成为了文艺工作的根本性指导文件，这也使“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强大功能进一步凸显出来了。
《讲话》正式发表后不久，在重庆的郭沫若发表意见，说“凡事有经有权”，即“讲话本身也是有经常之道和权宜之计”。毛泽东对此很欣赏。《讲话》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战时”文艺方针，还有一个不断修订与完善的过程。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魅力效应，在《讲话》公开发表后持续显现出来
《讲话》正式公开发表后，解放区文艺工掀起了学习《讲话》的高潮，深入领会其精神实质，彻底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思想问题，形成了强大的文艺创造合力。一是延安文艺工自觉改造成为革命文艺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二是主动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真诚地讴歌工农兵生活;三是自觉地选择了与工农兵审美文化相适应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四是创作出的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真正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宣传鼓动作用。
标志“延安文艺”繁荣的代表性作品有：长篇小说如欧阳山的《高干大》，柳青的《种谷记》，赵树理的《李家庄变迁》，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短篇小说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孙犁的《荷花淀》等;新编歌剧、戏剧有《白毛女》、《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穷人恨》等;诗歌有《王贵与李香香》等;新民歌有《东方红》、《翻身道情》、《高楼万丈平地起》;还有大量表现工农兵的文艺特写、报告文学，以及新木刻画等。
这些具有典型的解放区文艺标高的文艺作品，无一不是延安文艺工深入工农兵生活，走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化”与“大众化”路子创作出来的;这些书写出“新的人民的文艺”，强化革命伦理与阶级对抗，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与“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些“新的人民的文艺”，不仅在当时就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即使到今天也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红色经典”，成为一个时代文艺成就的标志与象征!
(系延安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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