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它尽管只有3年时间,但对于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伟大意义。具体来说,它至少有五大历史功绩。
第一,空前地提高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具有非常特殊国情的国度里诞生的。近代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一是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二是科学文化十分落后。建设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困难非常大。刘少奇在中央整风学习前夕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十分必要。毛泽东在长征到延安后即认识到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个人发愤苦读,另一方面号召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把党变成一个大学校。为了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为了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便发动了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结合研究实际和党的历史学习理论。他在准备动员时讲: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我们一定要借“箭”,“箭”就是马列主义,过去光读书本,孤立地学习,脱离实际,无法懂得马列主义。当时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有一万多人,以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主成立的高级学习组,最初是一百多人,后来扩大到 250人-300人。全国各地的高级学习组由中央管理和指导,延安的高级学习组由政治局和中宣部负责。通过整风运动,许多过去没有读过马列本本的干部包括高中级干部,这次集中认真地阅读了中央规定的理论书籍;过去读过马列本本的一些领导干部,这次懂得了怎样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认识中国革命问题。因此,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飞跃。
第二,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过去的发展历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达到了思想的统一。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只解决了军事领导权,没有解决思想政治路线问题。抗战开始后,也顾不上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一方面,过去路线错误的流毒一直存在,影响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贯彻执行,在部分地区使革命事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另一方面,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如王明,还自视一贯正确,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旧著宣传错误观点,造成党内思想混乱。1940年3月,他还把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为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制造舆论而出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重新出版,将其当做“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让“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学习。因为当时中央准备在1941年上半年召开七大,他在制造舆论,抢占先机,夺取“制高点”。因此,怎样看待党的历史发展,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的路线问题,就成为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3套历史文献:这就是《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六大以前 ——党的历史材料》和《两条路线》。这3本书出版后,在党内产生巨大反响:一方面,许多同志了解了党的历史的一些基本情况,对一些不清楚的历史争论恍然大悟,明白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布过许多“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另一方面,有利于犯错误的同志回忆那段历史,改正错误,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大量历史材料面前,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
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中央以两次“九月会议”为代表的整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的路线是非,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形成了共识。它的主要结晶就是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在简明概要地叙述了自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之后,通过同毛泽东的政策主张相比较的分析,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说明了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决议》通过后,博古很感动地说,这个《决议》是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博古的感言,表达了历史上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的共同认识。
第三,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问题联为一体,虽然是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命题,但这“三化”思想却在党创立之后实际上就已经蕴含着。因为党从创立之日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是孤立的三个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问题的三个维度。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在传入中国之后要生根存活,必须与中国文化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作为指导思想的必然要求。尽管那时没有提出这个概念,但这个思路是存在的。而“中国化”本身实质上就内含着“时代化”和“大众化”。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比马克思主义诞生晚了70多年,这个时间差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都有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化”问题。所谓“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所接受和信仰,存在语言系统的转化问题,不仅翻译力求“信、达、雅”,而且尽量具有中国韵味,为中国人喜闻乐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以,“三化”命题,是以中国化为本,并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新表述。
延安整风运动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三大贡献: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方法论。整风运动开展后,为了加强思想理论的领导,中央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研究马列著作的思想方法论。经过整风运动,广大干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取得显著成效。二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这个正确的思想路线,在理论上加以明晰化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特别是在整风运动开展之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了新的界定和阐释。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他指出,这种 “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主观主义“相对抗的”。此后,“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通俗化的表述。三是提出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将经验升华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他在1941年“九月会议”讲话中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力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随后,他还强调了上述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所要的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坚持要活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死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四,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但在党内巩固起来,而且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1937年12月,王明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时,你也不要担任。”1938年9月,在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又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肯定中共路线正确和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意见。这不仅对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进一步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必然推进全党对毛泽东理论贡献的关注和研究。整风运动开展后,在1942年7月党的21周年之际,延安和一些抗日根据地的报刊相继发表文章赞颂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在1943年6月至8月,党的领导人撰文和发表讲话,不仅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路线,而且越来越趋向于定义其称谓了。先是刘少奇使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概念,接着王稼祥不仅第一次使用了后来一直沿用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而且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成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历程。
整风运动开展后,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深入讨论,党内不仅认识到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上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找到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思想。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理论成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最后,党的七大终于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第五,对于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决定性作用。
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繁重:一是由于它诞生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其特殊的党情,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任务不能不异常繁重。二是由于它经历过严重挫折,全国党员数量由苏区鼎盛时期(包括白区在内)的40多万到各路红军抵达陕北后(包括白区在内)锐减至4万多人。抗战开始后党的力量又获得巨大发展,到开展整风运动时达到80多万,因此,教育新党员的任务也很繁重。三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但过去“左”右倾的影响和流毒还广泛存在,妨碍将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任务的实现。因此,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党的建设的“伟大的工程”任务。开展全党性的整风运动,就是要进行这个“伟大的工程”建设。
开展整风运动对于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作用在于:首先,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要求得到了落实。群众性的整风运动所开展的整顿作风、检查思想的要求,就是进行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达到去掉小资产阶级思想,努力转变为完全无产阶级思想的目的。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毛泽东针对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状况,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整风运动就是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进行的。据此可以说,整风运动是着重思想上建设党的伟大实践,从内容到形式都为从思想上将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开辟了新路。其次,党的指导思想排除了错误倾向的干扰,正确的政治路线更加明确、坚定。整风运动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就是要使全党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抗日战争和整个民主革命时期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经过整风运动总结党的历史问题的经验教训,进一步分清路线是非后,在七大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不仅对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作了更加明确的论述和更为全面具体的规定,而且首次提出党要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政治路线。这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再次,提出了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三大作风。党的作风建设,是关系到党能否保持先进性、能否得到人民群众拥护、能否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重大问题。在长期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党形成了许多为人民群众所称赞的优良作风。整风运动的“三反三整”,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就是要在全党树立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作风。而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毛泽东批评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时指出:“其理论的理论,脱离群众四字尽之矣。”整风运动的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整风运动空前地推进了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对党应该具有并已形成的作风作出新的精辟概括。他强调,三大作风中的每一项,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通过整风运动概括的三大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 (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本文节选自《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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