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发时间：2007-08-09
论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余斌
摘要：近年来，有人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声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历史已经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证明，列宁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人。民主社会主义只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反对的掩盖着民主派小资产者特殊利益的社会民主主义。十月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1949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光辉历程时提出的一个著名判断。然而，谢韬却力图将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声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是列宁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1]。其理由是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也违背了所谓的恩格斯对欧洲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后遗言。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一、恩格斯的真实思想及其在十月革命中的实践
谢韬声称，恩格斯去世前期待的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取得政权，保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旧策略”的重要修改。而他的“依据”是，1895年3月6日恩格斯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他对这段导言中的恩格斯的想法是这样引述的：
“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么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在罗曼语国家里，人们也开始愈益了解到对旧策略必须加以修改了。德国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我们所能夺得的一切阵地的榜样，到处都有人模仿;无准备的攻击，到处都退到次要地位上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597、603、607页)
上述引述明明涉及四个不相联的页码，但是谢韬却只用了一个省略号，而他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断章取义，歪曲恩格斯的思想。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都省略了什么。
恩格斯[2]在谈到“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时，紧接着指出，“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是归结于某一阶级的统治由另一阶级的统治所替换;但是，以往的一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人民群众而言，都只是区区少数。……实际上情形多半是这样：第一次胜利的成果，只是由于较激进的一派取得第二次胜利才会巩固下来……无产阶级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也具有这些特征，何况恰好在1848年，稍微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还是屈指可数。甚至连巴黎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胜利后也还完全不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然而运动终究是已经有了，这是本能的、自发的和不可抑止的运动。难道这不正是革命——虽然是由少数人所领导，但这一次已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且为了多数人的真正利益进行的革命，——一定要获得成功的形势吗?”
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正是在第一次胜利二月革命后的第二次胜利。不仅如此，由于当时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的努力，在当时的俄国懂得应该循哪个方向去求得这一解放的人已经不再是屈指可数的了，俄国的无产阶级群众本身，在获得第一次胜利后也已经明了应该走哪一条路。从而，十月革命的成功恰恰是对恩格斯观点的一个补充证明。
而且恩格斯提出在1848年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并不是说以后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也不可能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的程度。而当时条件不成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那个时候是各种宗派的许多模模糊糊的福音，其中每一派都有其万应灵丹;现在却是马克思的一个大家公认的透彻明了的理论，明确地规定了斗争的最终目标。” 而在十月革命时，这个条件不成熟的主要原因也已经不复存在了。
至于旧式的起义现在大都陈旧的原因在于“在1849年，这种胜利机会就已经相当少了”。但是，恩格斯在这里只是提到“大都”陈旧而不是“完全”陈旧。相反他指出，“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而俄国的十月革命也正是在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按照恩格斯的想法采取了公开进攻的方式，才取得了革命的成功。
实际上，之所以恩格斯会强调选举，并不是因为他放弃了武装斗争，而是因为他认为当时进行武装斗争的条件不成熟。“我们却早在1850年秋季就已宣称，至少革命时期的第一阶段已告结束，而在新的世界经济危机尚未到来以前什么也不会发生。”但是，“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的‘历史权利’”。而他也只不过把利用普选权作为“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而不是唯一的武器。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这种普选权的胜利的后果是什么：“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末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
谢韬指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纷纷出现全国性的劳资协调，以阶级妥协取代原先誓不两立的劳资对立，若干人士开始提倡用公共建设来解决失业问题，也就是说以国家的积极介入来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危机。领导美国走出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罗斯福总统就大胆引进了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但是，他有意忽略了一个时间上关联的重要事实，从而无法解释这一变化的原因，而正是这个事实才使得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在英、德、法、瑞典、挪威和美国成为可能，那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这场胜利，才迫使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统治者不得不松一松各自国家工人阶级身上的锁链。
二、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相关观点的落实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3]
而俄国的革命恰恰是在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全面危机之后来临的，相比之下，当时英法等国的危机没有这么严重。因此，俄国发生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完全符合马克思的推断，那么随之发生十月革命是否就违背了马克思的观点呢?
其实，所谓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是一种误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是，“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4]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只是共产主义的共同胜利，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共同胜利。即便如此，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指出，“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5]也就是说，这个“同时”或者“一下子”更象是指空间上的所有的意思，而在时间上则是可以有快有慢，从而有先有后的。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50年3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6]中指出“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将保持一段时期的优势”后，提出了以下问题：
“1、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有关系还继续存在的时候应取什么态度?
2、在最近的将来会使他们获得优势的革命斗争中应取什么态度?
3、这场斗争结束后，在他们的势力超过被推翻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的回答是：“第一，目前，在民主派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与和解，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派内各种人物的巨大的反对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着维持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明确要求。这种联合只会对小资产者有利，而对无产阶级则十分有害。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沦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同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抗衡，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变成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协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不言而喻，在即将发生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也必定会和从前一样，行动尽可能拖延，采取犹豫不决和消极的态度，而在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则把胜利果实据为己有，要求工人镇静下来，回去劳动，防止所谓过火行为，并且不让无产阶级享有胜利果实。工人没有能力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样做，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凌驾于武装的无产阶级之上，并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带有覆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被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可以采用市镇领导机关即市镇委员会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以便同正式的新政府相抗衡……第二，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在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自己选出的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听从国家权力机关的调遣，而听从由工人建立的革命的市镇委员会调动。……对任何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时都应予以武装回击。消除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成各种条件，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这就是无产阶级，因而也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应当牢记不忘的主要问题。第三，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的斗争。为了能够有力地反对民主派小资产者，首先必须使工人通过俱乐部独立地组织起来并集中起来。”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较长时间的革命发展的整个过程，就不能掌握统治权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必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取得直接胜利的时候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对照上述论述，可以发现，俄国十月革命完全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面表达的观点来进行的。
十月革命爆发前夕的1917年初，俄国沙皇专制制度面临内外交困，触发了二月革命，由于军队倒戈相向，这是一场由资产阶级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联合力量共同发起的反封建专制的资产季节性质的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俄国的君主专制制度。革命以后，俄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双重政权：一个是工兵代表苏维埃，是工人和士兵在起义中建立的掌握着武装的起义领导机关;另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它得到当时苏维埃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是实际上的政权机构。这种双重政权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面所设想的，而列宁回到俄国后提出的“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和“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也完全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起义后应当牢记不忘的主要问题来做的。相反，中国共产党当初在与国民党合作北伐时，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府，才导致1927年的惨痛失败。
与此同时，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面第三点意见中所预见的“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的斗争”那样，俄国临时政府于11月2日派士官生占领彼得格勒最重要的据点，并试图封闭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人之路》和《士兵》报，搜捕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切断彼得格勒苏维埃与工人区的电话联系，密令彼得格勒军分区司令派兵进攻斯莫尔尼宫——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而列宁则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民众按照不断革命的战斗口号，进行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完成了无产阶级由于当时还不成熟而未能于约七十年前在德国完成的历史使命。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设想，“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7]。
显然，十月革命的胜利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是最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的胜利。
三、十月革命为何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发生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只能在出现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而当时的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相比，“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其危机的出现无疑要相对容易一些。
其次，由于无产阶级在初次登上历史舞台时还不够成熟，难以靠一次简单的突袭来达到社会改造，只能由与无产阶级结盟的资产阶级来获得统治权。随着历史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理论日益成熟，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但是，由于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也日益站稳了脚跟，无产阶级大军不得不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而无法以一次决定性的打击取得胜利。
相比之下，相对落后的东方国家如俄国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还不够强大，必须与无产阶级相结合，而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较为容易达到。因此，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利用危机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牺牲来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就得以在新的形势之初取得较为有利的位置，而这时的无产阶级在借鉴发达国家无产阶级的正确的理论指导下就有可能利用有利的形势，实现第二次胜利，即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而如果被错误的理论所指导就会丧失时机，推迟无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到来。
庆幸的是在俄国，有列宁等人忠实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正确地进行了坚持，组成了独立的工人政党——布尔什维克，胜利地发动了十月革命，成功地验证了科学社会主义不是空想，证明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初的设想和认识是多么地正确。马克思主义及其继承者列宁主义则凭借着这一伟大的验证而在全世界尤其是落后国家得以最广泛地传播。
四、结束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早就指出，“民主派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要求改变社会状况，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日子好过而舒服。……他们认为，必须一方面用限制继承权的办法，另一方面用尽量把各种事业转由国家经营的办法，阻挡资本的统治及其迅速的增长。至于工人，那么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班民主派小资产者想让工人的工资多一点，生活有保障一点;他们希望通过国家部分地解决就业问题，并通过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点，——总之，他们希望用多少是经过掩饰的施舍来笼络工人，用暂时使工人生活大体过得去的方法来摧毁工人的革命力量。”这些民主派小资产者的主张与谢韬所推崇的民主社会主义何其相似啊。
历史已经从理论上和实践中证明，列宁主义而不是掩盖着民主派小资产者特殊利益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继承人。十月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它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它一方面有力地促进了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向前推进的速度，使得工人阶级的力量得以在欧洲发达国家也有所壮大，另一方面也给了落后国家的无产者以重大的启示，成为落后国家人民大众的福音。中国革命的成功也进一步验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尽管十月革命后，由于社会主义的不够成熟，苏联的发展出现了波折。但是社会主义必定会在这些波折中成熟起来，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如果能够正确吸取苏联的教训，就必定能够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相反，如果我们试图走回头路，放弃无产阶级的第二次胜利，回到尚未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旧路上去，就只能在痛苦中重新等待下一场革命危机的来临，使革命先烈白白牺牲。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要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一个前提是，全面完整地继承马克思主义，而不是摘抄其中的只言片语随意加以解释。
主要参考文献
[1]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http://hi.baidu.com/ewang77/blog/item/357df499aea1b4096e068c98.html
[2]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到第612页。
[3]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0页至第471页。
[4]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6页。
[5]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6]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4页至第375页。
[7]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3页至第504页。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