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奢侈或奢侈品(Luxury)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其他一些概念(如财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一样，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颇具争议的经济学概念。作为集合，它多半只能以补集的方式加以定义，即人们必须首先定义什么是必需品(N)，然后一切非必需的消费品才是奢侈品(L=N');而何种商品应属必需品，何种商品应属奢侈品，则因时代、国家、风俗和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而相异。因此，休谟(David Hume)在一开始讨论奢侈时就说："奢侈一词是个含义不确定的字眼(a word of an uncertain signification)。"[1]19世纪60年代，由巴师夏(Frédéric Bastiat)等人编纂的大型辞书《政治经济学大辞典》(Dictionnaire de L'Economie Politique)，在"奢侈品"(Luxe)词条的开头也说："我们是在纯粹相对的意义上(à des faits purement relatifs)使用奢侈一词的，其要素极为复杂，难以加以精确的和科学的定义。"实际上，"奢侈"一词原是含有道德伦理色彩的日常生活语言，而"奢侈品"一词相对具有较多的经济学色彩，早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常常不加区别地交替使用这两个词。我们在此遇到的正是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讨论经济学语言时提到的典型问题：一方面，经济学术语多借自日常生活中的惯用词;另一方面，"经济名词所表示的主要区别......似乎是种类上的差别，而且能清楚地划出明显的轮廓;但较为仔细的研究表明，连续性并未真的破裂"[2]。
尽管对于奢侈品的界定存在着如上困难，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对于奢侈品(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必需品)还是存在着一些"共识"的。1894年，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在一篇题为《论奢侈》的演讲中，就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奢侈品及其消费的看法较为明确地归纳如下："奢侈一词，包括了所有那些财富的私人消费形式，这些消费对于消费者的健康和工作效率不是必需的，或者说，在直接或间接意义上都是非生产性的因而也是不经济的。"[3]此外，我们还能发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在微观和宏观层面(如劳动激励、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等等)对国民经济均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虽然也视奢侈品为与必需品相对的概念，但主要是从个体的、理性的决策者出发，通过消费函数来对奢侈品进行微观分析的。例如，奢侈品是价格需求弹性(︱Eii︱)大于1的商品，当其价格变动为1%时，其需求量按相反方向变动率大于1%。[4]又如，奢侈品是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的商品，随着消费者收入的上升，收入中用于奢侈品的开支要以更大的比例上升。[5]相形之下，奢侈品的宏观经济学意义，则较少被关注。
其实，马克思关于奢侈品的理论思考也是极为重要的。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他多次--虽然不是系统地--论述和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的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理论，并在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系内对之进行了重新定位。20世纪七八十年代德国和国内的一些前辈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颇有价值的贡献，特别是冯文光先生的《马克思的需要理论》(1986年)和《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看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的作用》(1999年)。[6]近年来国内一些标榜研究马克思奢侈品生产理论的论文，其深度和广度大体未超过冯书的水平。[7]然而，这类研究仅将奢侈品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一个内部范畴来关注，基本不涉及这些理论的思想源流或是同时代人(如蒲鲁东)对马克思观点的影响。近年来，虽然西方的一些经济思想史家，对于亚当·斯密等"苏格兰学派"的奢侈品理论有所论述，却并未讨论其他著作家的有关贡献。[8]此外，克里斯托弗·贝里(Christopher J.Belly)在对奢侈的政治学-社会学研究中也提到过一些古典作家，但其分析仍缺乏理论经济学的向度。[9]因此，本文所要讨论的首先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如何反思奢侈品生产与消费的经济意义的?他们的研究范式或理路为何?马克思对奢侈品的理论思考又在多大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袭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范式或理路，进而批判和发展了奢侈品理论?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重商主义直至马克思的一系列重要经济学文献重新进行考察。此外，西方近现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凡勃伦(T.B.Veblen)、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和桑巴特(Werner Sombart)等，对马克思的奢侈品理论作过批判、引申和发挥。这些理论观点，本文在必要时也将有所涉及。
二、休谟、坎蒂隆和魁奈：古典政治经济学奢侈品理论的奠基
一般认为，同为18世纪早期著作家的休谟和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是两个对后世政治经济学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源头[10]，休谟集中论述奢侈经济的论文《论技艺的日新月异》(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1752年)带有极其强烈的道德色彩，这正是近代对于奢侈的审视逐渐从单纯的伦理学批判过渡到成熟的经济学研究的印记。尽管如此，休谟对于奢侈品的思考还是极富启发性的。他在《论商业》(Of Commerce，1752年)一文中提出，由于耕种技术的改进，土地的产出不但能维持直接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而且能为非农业人口(即工匠)提供足够的剩余，这无疑为奢侈品制造提供了现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休谟也看到，用于奢侈品制造的劳动力和物质存在"机会成本"的问题，它们可以用来"扩充海军、扩大版图、增加领地，扬国威于海外"，"如果一个国家的多余劳力完全不用于为社会服务，则这个国家绝不会强盛起来。私人的安逸和方便，要求把这些劳力用于为他们自己服务"[11]。
就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而言，休谟认为：如果不考虑对外贸易，就孤立国经济而言，奢侈品的制造是有益的，因为这种剩余的生产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劳动的库存"(a stock of labour)的作用，这种库存"在国泰民安之世，旨在满足个人的安逸舒适;一旦国家有急，也可部分地转化而应社会之急需"。而就开放经济而言，奢侈品总是与对外贸易相联系，而"对外贸易总是为国内制造业的翻然改进鸣锣开道"，新的享受和需求带来工业的技术进步和新市场的开拓，于是，"国内制造业赶超外国......力使所有国产商品达到尽可能完美的水准"。尽管休谟区分两种奢侈，产生经济的、对社会福利有益的奢侈，以及少数精英的非生产性消费，但总体上还是认为奢侈利大于弊。此外，就劳动激励而言，休谟反对当时流行的"贫困效用说"(The utility-of-poverty theory)，主张奢侈品消费能提供一种劳动激励效应。对这一问题M.G.马歇尔作过专门研究[12]，此处不拟赘述。
坎蒂隆写作《商业性质概论》(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1755年)的时间，据考证与休谟的系列论文接近，其中对奢侈品的一些论述为休谟提供了一些创造性的补充。首先，坎蒂隆同样认为，就封闭经济而言，生产力发展产生的经济剩余，是奢侈生产和消费存在的合理经济基础，即"如果无法为一百人中的这二十五个人找到对国家有用和有利的工作，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反对鼓励他们从事某些纯属装饰性和娱乐性的工作"。但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他认为奢侈品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弊大于利，理由有二。其一，国内制造业能提供的奢侈品是很少的，国内的需求主要靠进口产品来满足，即使存在国际分工，奢侈品进口国相对于奢侈品出口国也居于不利地位;以法国的葡萄酒交换布鲁塞尔的花边为例，为购买1英亩土地亚麻产品，就要支付1.6万英亩葡萄地的产品，"在这笔交易中，大批原来用于维持法国人生活的土地产品流走了。除非通过交换使同样多的一批产品被送回法国，所有这些被输送到外国的产品都会起到减少该国人口数目的作用"。其二，从重商主义的立场看，奢侈品贸易导致了一国贵金属的流失，从而减少了国民财富。
更值得一提的是，坎蒂隆还看到，支配着三分之一土地产品的土地所有者对总需求的变化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普通劳动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稳定，而"少数租地农场主、手工匠师傅或其他业主在景况宽裕时改变他们的支出和消费......总是以贵族和土地所有者为榜样的"。例如，土地所有者若决定减少家丁而增加马匹--即从桑巴特定义的"量的奢侈"向"质的奢侈"转化[13]--那么这一决策将产生一系列后果，如大批的仆役和供养这些仆役的手工业者将失业，而部分农田将被改造成牧场。坎蒂隆所描述的虽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但这一分析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生产性奢侈到非生产性奢侈转化的思考。
魁奈(Francois Quesnay)的思想虽颇受坎蒂隆影响，但其对奢侈品的理论思考却在早期著作家中独树一帜。他认为，只有农业才能生产"纯产品"。[14]其《经济表》(Tableau économique，1758年)研究的是由三大阶级("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的阶级，包括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土地所有者阶级"即占有地租的阶级，包括土地所有者及其依附;"不生产的阶级"指从事工商业的阶级)构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生产、流通与分配的总过程。在魁奈看来，这一财富的再生产过程，是靠足够的土地、生产预付和支出来支持的，而"由于生产支出和不生产支出彼此间所占优势的程度不同，每年再生产的收入就可能发生变动"[15]，不生产的支出因此构成了对生产支出的一个净扣除。他所谓的"不生产的支出"包括"手工业、住宅、衣服、利息、仆婢、商业的费用、外国商品等方面的支出"。他在《谷物论》(Grains，article de l'Encyclopédie，1757年)中指出，制造业和商业都是"靠纷乱的奢侈来支持的"，而仆婢和外国商品很大程度上就是奢侈品，可见，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是消极的。因此，魁奈的结论是："不要鼓励奢侈。因为这种奢侈会妨碍农业经营与改良的支出和生活资料消费的支出，正是这些支出维持着本国农产品的良价和贩卖，以及国民收入的再生产"，而"过度的奢侈能使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很快地破产"。他在这里第一次将奢侈品部门纳入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再生产图式，这一理路深刻影响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关于奢侈品生产和消费对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交换与再生产的影响的分析。
就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奢侈品生产而言，与坎蒂隆不同，魁奈认为，以土地产品的剩余换取奢侈品的进口，在一定程度上要比以出口奢侈品换取必需品有利。他提出，国民的消费是君主收入的源泉，而对外国贩卖剩余生产物，增加了国民的财富，这二者的结合构成了国家的繁荣。因此，"在相互贸易中，出卖最必需的和最有用的商品的国家，比出卖奢侈品的国家更加有利"。因为，"在这种情形下，这个国家的贸易是建立在别国的需求之上的，它只是将其剩余产品出卖，且只是因自己的富足而进行购买，别国向它出卖商品的动机比它向别国购买的动机更加强烈，削减奢侈品的购买对它来说较容易，而其他国家要削减必需品消费则不那么容易"[16]。此外，奢侈品制造国也面临较大风险，"一旦经济衰落，奢侈品的贸易很快减退，因此，劳动者就陷于没有面包、没有工作的危险"。这里重要的是--用现代经济学语言来说--魁奈考虑到，奢侈品制造和出口会对一国的贸易部门产生影响，进而可能造成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扭曲。
综上分析可知，早期古典经济学的奢侈品理论中存在一个核心问题，即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否达到了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或是否造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效率低下?从这个基点出发，古典经济学家们对奢侈品的利弊做出了与上不同的回答。
三、从斯密到穆勒：古典政治经济学奢侈品理论的发展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或许是第一次给出了对奢侈品和必需品的标准古典界定："消费品或是必需品，或是奢侈品。我所说的必需品，不但是维持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国习俗，少了它，体面人固不待说，就是最低阶级人民，亦觉有伤体面的那一切商品。......此外，其他一切物品，我叫做奢侈品。"不过，斯密在《国富论》中只是含混地提及奢侈需求对国民经济有着某种促进作用，如"随着财富的增进以及随财富的增进而发生的奢侈的增进，对此等产物(指原生产物。--笔者注)的需求多半会增加"，等等。
亚当·斯密对古典奢侈品理论做出的主要贡献，其实是其对资本主义成长时期奢侈经济由"非生产性"到"生产性"的过渡的分析。在贸易和制造业欠发达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土地所有者掌握了大量的生产剩余，但"无物可以交换，就无所谓地把它花费于乡村式的款客"，因此大小地主和领主都豢养了大批的佃农和仆役。用桑巴特的话说，即这一历史时期的奢侈主要表现在"量"上，即"挥霍，比如，让100个仆人去干1个人就能完成的工作，或者同时擦亮3根火柴点1支雪茄这样一类行为";用凡勃伦的话说，这一时期的奢侈主要表现为仆役和主妇的"代理有闲"(vicarious leisure)而"非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在斯密看来，这样一种奢侈是领主经济在司法方面的权威的支柱。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之后，奢侈"客观化"了，拥有大批仆役只是新兴资产阶级展现奢侈的一种方式，而"有形奢侈"，如"华丽的服装、舒适的住宅和珍奇的珠宝"，在这个阶段占主导地位。这一趋势构成了"奢侈从非生产性向生产性的转变。因为前者，即个人奢侈(在资本主义意义上)是'生产性'的，它使(资本主义)企业中的雇佣人员成为生产性的工人。就此事实而论，奢侈的客观化对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分析资本的原始形成时，就对斯密的这一论述予以了重视。马克思此前曾提到"奢侈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和在现代所起的作用不同"，并打算把这个问题放在"以后再谈"，虽然此后他没有再集中论述这个问题，但他想要谈的(除了冯文光先生在其书中所列举的奢侈品在贸易和创新方面的古今差异。)很可能就包括这种转化。可以说，斯密的这一分析，为自休谟以来一直在同一水平轴上延伸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奢侈品理论增添了历史的立体维度。
部分延续着早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探索思路的还有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0/36年)中，马尔萨斯将生活必需品定义为"劳动阶级藉以支配食物、衣着、居住和燃料的手段"，而将一般意义上的"奢侈"区分为奢侈品和高级便利品(luxuries and superior conveniences)的生产与消费，以及使用私人服务(仆役)的奢侈两类。这种分类法显然受到了斯密的影响。在马尔萨斯看来，如果一个社会的资本非常明智且巧妙地用来生产生活必需品，并且这些必需品在满足生产必需品的工人和资本家需要之外的剩余被用于维持仆役、军队和水手，这些资本就足以维持对该国资源所能最大效率地动员的劳动力的需求，而无需用大量资本来生产奢侈品和便利品。换言之，使劳动力和资本的利用达到最优化的条件，只需要存在斯密所指的"非生产性奢侈"就足矣。如果使这种"非生产性奢侈"向"生产性奢侈"转化，也就是将投入仆役、军队和水手工作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奢侈品生产部门来，那么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种种缺陷和摩擦，即"从事私人服务的人员减少的速度比奢侈品和高级便利品的生产雇佣他们的速度要快"，尽管生产奢侈品的资本增加了，但对劳动的需求反而会减少。归根结底，两种奢侈都是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纯收入只能用来维持仆役和军队，我们完全有理由可以认为现代国家中对生产的刺激会大大地减少"，而如果总产品的剩余"全部只能用于生产和购买有形的奢侈品和便利品，而不能雇佣仆役来看管房屋、家具、车辆、马匹等，那么十分明显，有形奢侈品和便利品的需求不久就会大大减少，地主和资本家将没有什么动力可以刺激他们以最有效的方法来使用土地和资本"。马尔萨斯认为奢侈品在国民经济中产生积极作用的观点，可谓是休谟观点的一种延续。在《人口原理》第2版(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183年)中，马尔萨斯还提出："让富人享受过度的奢侈，以便支撑国家的制造业，或者要剥夺穷人的一切奢侈品以维持其足够多的人数，这都是不必要的。......专为富人服务的制造业不仅因其数量有限而不足为道，而且由于风尚的易变，会不时将受雇于该行业的劳动者暴露于悲惨的境地和极大的危险之中。因此，不论就国民财富还是就国民福利而言，最有利的莫过于奢侈品消费在广大民众当中的扩散(the spread of luxury among the mass of people)，而非少数人的过度奢侈。"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1848年)中反对马尔萨斯的观点。他的出发点其实同绝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相同，即奢侈的存在有其现实经济基础.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统治阶级"把大部分财富用于供养他本人和他所关心的一切人......在这之后，就挥霍多余的部分用于交换奢侈品"，由此出现奢侈品的供求。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粮食生产"除了养活实际生产者外，还养活着同样数目、有时甚至更多的生产无数种便利品和奢侈品或从事运输业的劳动者，还养活着大批指挥和监督这种种劳动的人员，除此之外，还养活着比最奢华的古代社会多得多的从事非直接生产性职业和无业的人员"。
但是，随着资本积累达到一定限度，如果不存在一定的非生产性消费，则多余的资本会白白浪费掉，因为必需品的需求已经饱和了。对此，穆勒提出：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也不是必要的。他假设，政府强制地主和资本家实施资本积累并禁止奢侈，那么就不再会有奢侈品需求;但资本家和地主阶级的消费能力并没有因此被消灭，而只是转移给了他们雇用的劳动者。伴随着资本积累，要么劳动人口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长，要么资本增加，而劳动人口不增长。若劳动人口增长，那么"新人口所需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取代了一部分原先的奢侈品生产，并恰好补足所失去的就业机会";如果劳动人口没有增加，由于资本充裕而劳动力相对稀缺，工资就会上涨，因而，那些原用于奢侈品消费的资本就"会以增加工资的形式分配给现有的劳动者"。在劳动人口的生活必需品本已得到充分供应的情况下，工资的上涨会使劳动者成为奢侈品的消费者，"原先用于生产奢侈品的资本仍可以用于生产奢侈品;所不同的只是，奢侈品由社会普遍分享，而不是仅限于少数人享用。严格说来，增加的积累和增加的生产可以持续下去，直到每个劳动者对财富的每一种欲望都得到满足"。
从上述劳动-资本的充分均衡模型出发，穆勒提醒说，奢侈品消费对"对生产既没有直接贡献也没有间接贡献"，因而是"非生产性的"。如果奢侈品的消费以消耗现有的资本为前提，"每年就会有相当数目的劳动者被雇用来生产这些对生产毫无用处的东西;这些劳动者所做的工作对国民财富的增长毫无帮助;而他们每年消费的工具、原料和食物要从可用于生产的社会总资本中扣除"。换言之，穆勒只是在重复魁奈先前的观点，节俭有利于资本积累，奢侈则不利于这一进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奢侈品理论至此已是强弩之末。
四、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奢侈品理论的继承和批判
如上所述，古典政治经济学奢侈品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奢侈品生产和消费是否有利于社会财富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或是否造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效率低下。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是将奢侈品放到一个本质上是静态的和均衡的经济模型中考察的，即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是没有更确切的特殊规定的生产方式，也是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而奢侈品的消费和生产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剩余出现的必然结果，不论它在配置剩余劳动力和资本方面是起到了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作用，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总有一种趋向"均衡"的趋势，"需求是无限的，只要资本还能带来某种利润，资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李嘉图)，而劳动的使用总是和雇佣劳动的资本成比例，"劳动受资本限制......如果能找到更多的人手去工作，总产量会增加。如果人数不变，他们可得到较大的份额。甚至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劳动者受到刺激后会更卖力地干活，产量本身也会扩大"(穆勒)。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奢侈品消费就像马尔萨斯说的那样扩散了，普通劳动者就能沾其余沥。
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在《贫困的哲学》(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1846年)中对奢侈品生产的分析，就带有这种古典理论的印记。他认为，生产必需品需要的时间最少，效用最大，"社会总是先从最轻便的生产部门开始;然后才逐步地'转到生产那些花费劳动时间最多并适合更高级需要的东西'"。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情况完全不是这样：
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硬说由于所有劳动者的一切需要都已满足，所以人们才能创造更高级的产品和从事更复杂的生产，那就是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罗马人民连必要的粮食也买不起，而罗马的贵族却并不缺少充当鳗鱼饲料的奴隶。
事实上，马克思对奢侈品的思考彻底逆转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他认为，奢侈品的社会经济意义，不在于其存在的表面合理性，而在于其合理性所掩盖的阶级社会生产方式所蕴含的矛盾。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一方面，是"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是"资本家的利润"而不是"生产者的需要"，"成为生产的界限"。在出版《资本论》第1卷时，马克思就认识到，奢侈品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新的大规模的增长;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机器的采用同时增加了剩余价值和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从而，在增加供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消费的物质时，也增加了这些社会阶层本身。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的增加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相对减少，一方面产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产生出满足这些要求的新手段。社会产品中有较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中又有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和消费掉。"但紧接着他又指出，"正是这些生产奢侈品的工人大部分处于悲惨的境地"。一方面，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是以生产力为尺度不断进行积累和再生产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求]却总是被限制在平均水平上，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总是限制在平均的需要水平上"。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奢侈品首要的经济社会意义，在于它是异化和压迫的分界线，是劳动者的全面需要不能得到充分实现的标志，在于"资本总是要给工人的必要需要设置一个界限"。这才是马克思对奢侈品生产和消费进行反思的理论前提。他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定义的奢侈品和必需品概念，但在这一理论前提下，这两个概念有了非常特殊的意义。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曾提到，奢侈品生产"是指一切对劳动力的再生产不是必需的那种生产"(unter Luxusprodukt ist hier alle Produktion zu verstehn，die nicht zur Reproduktion der Arbeitskraft erheischt ist)。由此可见，马克思不是撇开"必需"和"奢侈"的社会阶级内容，撇开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来谈奢侈品生产与消费的，他始终着眼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矛盾。因此，在《资本论》第2卷谈到"奢侈消费资料"(Luxus-Konsumtionsmittel)时，马克思认为，"它们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所以只能和花费的剩余价值交换，而剩余价值是绝对到不了工人手中的"，他补充说："这种奢侈品，同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商品价值 Iv一样，工人阶级是无法购买的，尽管这种奢侈品和那种生产资料都是这些工人的产品"。当然，对马克思所说的奢侈品不进入工人的消费，并不能机械地加以理解。在《资本论》第2卷中讨论可变资本的支出增加而货币价值不变时，马克思探讨了由此产生的工资提高，工人阶级在"极小的程度上"产生对原先属于奢侈品的消费品的需求的可能。但从根本上，马克思认为，"资本家财富的增长......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
如上所述，在分析奢侈品生产和消费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方面，马克思受到了魁奈的影响。但是，不同于魁奈和穆勒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偏好将奢侈打上"非生产性"的印记，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奢侈品的劳动部分属于生产性劳动，因为它进入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参与了"使生产资料(材料和劳动资料)变为吸收无酬劳动的手段的过程"。此外，不同于魁奈在分析社会财富的再生产与分配时，将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部门一概囊括在"不生产的支出"项目下，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工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奢侈品的生产与生产资料和必需消费品的生产一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挥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从简单再生产出发论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生产与交换，特别是第II部类内部的交换时，对奢侈品生产和消费有过一些集中而繁复的分析。对这一问题，冯文光先生曾作过专门研究，此处不再重复。冯先生总结说，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为前提、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其中，"第II部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II a和II b的关系中， II b即第II部类中的奢侈品分部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正确的。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马克思在讨论"由可变资本的价值革命"引起危机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残页中，也提到了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会导致由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的支出增加，同时也会导致对其他一切商品，即一切不加入工人的消费的商品(包括生产资料和奢侈品)的需求减少;因此"这些商品按其价值出卖"就成为不可能，生活资料的涨价"导致其他生产部门发生危机"。事实上，奢侈品部类之所以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挥上述作用，归根结底是由于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广大的生产者仍然或多或少局限于获得'食品'和'必需品'，局限于必要的东西。因此，只要财富超出必需品的范围，绝大多数生产者就或多或少被排斥于财富的消费之外"。
以上所论主要是马克思对奢侈品生产和消费在资本原始积累和再生产过程中作用的分析，这些分析抽象掉了存在着对外贸易的情况，他的确也极少论述在存在地区间和国际贸易的条件下，奢侈品对国民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谈到1851年英法等国遭受的商业危机时，法国工业因危机而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人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奢侈品工业，每当出现商业的停滞，它都首当其冲。这样一来，法国除了普遍危机之外，还经受本国的商业危机"。换言之，按马克思的理解，法国的出口贸易部门由于过分偏重奢侈品制造而形成了结构性失衡，从而在不景气时期为国民经济带来更大的风险。实际上，类似的观点我们此前论述魁奈的思想时已经有所涉及。早期马克思在制订经济学著作的写作规划时曾经提出过一个"六册计划"，其中就有《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两篇。不难想见，若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诸续篇，应会留下更多对国际贸易条件下奢侈品的经济功能或影响的论述。
最后，马克思还谈到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必要需要与奢侈需要之间的转化以及两者对立关系的扬弃。由于生产的利润原则、竞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奢侈需要的界限不断后退"，某些奢侈品生产部门发展成为必要消费品部门，而某些奢侈消费品也转化为必需品。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总是为劳动者的必要消费设置界限，而工人消费领域中奢侈需要向必要需要的转化也远远落后于资本生产领域的这种转化。只有在未来社会中，必要需要和奢侈需要之间的对立才能从根本上被扬弃。
五、余论
综上分析，自休谟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文献中对奢侈品的论述多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即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究竟是有利于国民财富资源的最优化配置，还是起到了恰好相反的作用?他们对各种不同性质的奢侈进行的区分，就是以此为基准的。这一研究理路自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后期日臻完善，并最终显示出它在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关奢侈品生产和消费的经济现象时的无力。前引编纂于19世纪60年代、集当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之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大辞典》的"奢侈"词条，就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该词条执笔人是法国经济学家库尔塞勒-塞奈尔(Jean Gustave Courcelle-Seneuil，1813-1892)，也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法译者。在这一冗长的词条中，先说明了定义奢侈的难处，简述了斯图亚特、斯密、萨伊等数人对奢侈品和必需品的界定，其结论则是：无需在奢侈品的定义上兜圈子，而是要从"具体的例子和实践考虑"来研究奢侈经济;他试图将奢侈消费定义为"个人支出超过所属阶级或社会的平均水平、但不一定超过其收入"的消费;最后，声明自己反对奢侈，因为奢侈品消费会摧毁现有资本，对奢侈品的追求只会引起对不劳而获的财富的欲求。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相左，马克思从自身政治经济学体系出发，对奢侈品理论进行了根本的革新。这种革新的关键在于，马克思将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还原到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阶级关系中去，并着眼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内在矛盾，来分析奢侈品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意义，由此揭示出了"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
注释：
[1] David Hume，Of Refinement in the Arts，Selected Essay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67.
[2] [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1-72页。
[3] H.Sidgwick，"Luxur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thics，Vol.5，No.1(Oct.，1894)，p.3.
[4] 林白鹏等编：《消费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3-64页。
[5] [美]克利斯托夫·帕斯等编：《科林斯经济学辞典》，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页。
[6] 冯文光：《马克思的需要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冯文光：《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关系看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的作用》，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4期。
[7] 杨永华：《马克思的奢侈品生产理论及其现实意义》，载《经济学家》2009年第4期;朱解放：《马克思奢侈品生产理论及其启示》，载《商业时代》2010年第33期。
[8] A.Brewer，"Luxur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David Hume and Adam Smith"，Scot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45(1)，1998，pp.78-98;M.G.Marshall，"Luxur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ork Motivation: David Hume，Adam Smith，and J.R.McCulloch"，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2(3)，2000，pp.631-648.
[9] [美]克里斯托弗·贝里：《奢侈的概念：概念及历史的探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 [爱尔兰]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52-153页。
[11] [英]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7页。
[12] M.G.Marshall，"Luxur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ork Motivation: David Hume，Adam Smith，and J.R.McCulloch".
[13] [德]维尔纳·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6-87页。
[14] 傅泽风：《马克思对魁奈〈经济表〉的解读与重构》，载《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1期。
[15] [法]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25页。
[16] 此外译文为笔者重新翻译，原文参见：F.Quesnay，uvres économiques et philosophiques de F.Quesnay，par Auguste On\|cken，Jules Peelman et Cie，Paris，1888，p.240.
(简介：周思成，中央编译局马列部翻译)部分注释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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