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初，美国开动印钞机大印美元，引发了世界各国对通涨的担忧。国内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期上涨了4.4%，突破了4%的警戒线。
通货膨胀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网络出现了夸张的帖子形容物价上涨———“蒜你狠”、“豆你玩”、“唐(糖)高宗”、“煤超疯”、“姜你军”、“油不得”、“棉里针”、“苹什么”。物价的快速上涨使中低收入者倍感压力。国务院接连出台措施控制物价的稳定。
但是，说起恶性通货膨胀让人揪心的还要数抗战胜利后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前那几年，物价不仅是一天一个变化，甚至每时每刻都在上涨，创下了中国历史上的通胀奇观。
陈立夫：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拥有600万盎司黄金，9亿美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这些完全可以用于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但是国民党政府没能抓住机会，反而昏招迭出。
当时，上海物资奇缺，同时由于道路破坏，法币也奇缺，导致暂时性的通货紧缩。市场上出现了1法币兑换200储备券(汪伪政权的货币)的情况。上海官方乘机建议将法币和储备券的兑换比率定为1:200，当时任经济部次长的何廉极力反对。何廉指出货币兑换应该以各地的物价指数为基础，以局部市场的价格来定官方货币比率，实际会造成货币贬值，使沦陷区人民一夜之间破财丢产。但何廉的意见没有人搭理。
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了《伪中央储蓄银行钞票收换办法》，还是将法币与伪中储券的兑换率定为1:200。如此政策就意味着沦陷区数亿民众的动产价值，一夜之间变成了只有1/200，这无疑是对沦陷区民众财产的一次洗劫，真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实际上，这一经济政策也动摇了正常的国家经济秩序。中储券的购买力显然被严重低估了，而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当时，国统区来的人，一个个都成了腰缠万贯的大员，凭着本已不值钱的法币在沦陷区大发横财，历史学家黄仁宇曾回忆说，他随郑洞国从昆明取道柳州，飞上海前领取了薪俸，一下飞机就发现手中的法币突然成了硬通货，在柳州理一次发的法币，够在上海高级理发店理上一年，在重庆只能购买2根油条的法币，到了上海竟可以在上好的酒楼摆上两桌酒席。
资金自然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流动，于是重庆的法币纷纷流往上海，沦陷区人民竞相抢购，形成供不应求之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大量增加法币以应急，大量的法币充盈市场，物价为之飞速上涨，法币信用自此开始丧失。沦陷区发生了急剧的通货膨胀，不到8个月，南京城里最基本的生活物资，如稻米，暴涨500倍之多!经济秩序几近崩溃。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立夫曾经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日本投降以后，收复地区人民自然欢迎使用法币，但财政当局宋部长(宋子文)竟规定200元伪币换取1元法币，以为这样一来，就可用少数法币把伪币都收了回来，其实害了老百姓。有5000元伪币的人只能换到25元法币了，战前，一个富有的人经过这场战争，他的财产贬值了几百倍，这不是替共产党铺路吗?我们已先替共产党把人民都变成了无产阶级。”
到1946年7月，敌伪产业接收大体完成。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当局混乱无序的经济接收，给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大批工厂、企业、商店在接收中倒闭、停工，使战后经济丧失了恢复活力的能力，也为之后的恶性通货膨胀埋下了伏笔。
另一个导致国统区经济混乱、物价飞涨的原因是南京政府在国民经济尚未恢复、国内经济秩序还处于极其混乱的时候，便急急忙忙地把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可以想见，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是极为有害的，这使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此时，中共控制的地区却实行强硬的政府管制，资源调配、人力动员上均处于有组织的状态中。虽然在整体实力上，共产党所控制的地区不及国统区富有，但有力的动员使中共在资源控制能力上远比国民党有效得多。可以说共产党把解放区的每一分钱都用在了战争中，而国民党却由于经济秩序混乱，无法有效调动资源用于内战。内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仰仗手中的外汇存底和美国的军事援助还能支撑大局，但是在外汇用尽、外援渐无的情况下，财政便吃紧起来，最后只能滥发纸币应急，恶性通货膨胀就一发不可收拾。
这一点美国人看得清楚，驻华大使司徒雷登1947年9月下旬给马歇尔的内部报告中称：“到8月底，通货比5月底膨胀了64%，比去年初膨胀了27%。1947年的头5个月一直维持着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从年初始，预算赤字与通货膨胀几乎同步上升，政府处境继续恶化，行政上仍旧无能，这仍属于基本趋势。现在，中央政府犹如病入膏肓之人，衰弱不堪。”
印钞票！先印法币，后印金圆券
打仗是世界上最费钱的事情。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计划3～6个月剿灭“共匪”。可是事与愿违，内战打了2年，仍没有很快结束的迹象，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反而逐渐处于被动。军费高居不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由国家银行垫款。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仅有25000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
内战打到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已然是处处被动，战场的失利，使政府的信用濒临破产。法币的发行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有的造纸厂干脆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比用其他纸成本还低。
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任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7月29日，蒋介石在浙江莫干山召见翁文灏、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王云五等人，商讨币制改革案，以图重整经济，恢复国家的经济秩序。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通过币改方案，发行金圆券。
金圆券的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蒋经国一个个地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手下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
这些强硬的行政手段，虽然一时奏效，但却非长久之计。国民政府中那些喝了洋墨水的经济学家早就看出其中问题。著名经济学家蒋硕杰在口述自传里提到，当时随蒋经国、熊式辉等在东北行辕视察的时候，政府官僚还用的是一套汉代桑弘羊的平准盐铁的法子恢复经济，他当时感到触目惊心。果然，上海物价并没有因为蒋太子的雷霆手段而真正得到控制。
法币、金圆券下的人民
由于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底薪为基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的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实际上薪金=底薪基数×薪金加成倍数+生活补助费。
1946年3月，国民政府通知：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5万元，物价加成倍数为150倍。1946年12月，生活补助费基本数为法币17万元，物价加成1100倍。所以底薪为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83万元法币，可买23袋面粉。可是到了1947年5月上旬，由于内战军费激增，国统区物价猛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物价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反而相当一个清洁工的水平。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在记者招待会上抱怨：“教授们吃不饱，生活不安定，一切空谈都是白费”!1947年9月21日，胡适校长致电政府，说平津物价高昂，教员生活清苦，“请求发给实物;如不能配给实物，请按实际物价，提高实物差额金标准”。1948年1月，国民政府公布公教人员待遇调整办法，可即便是教授的薪水也不够买5袋面粉。
1948年9月币制改革后，政府规定：文武公教人员之待遇，一律以金圆券支给。一个刚参加工作的知识青年，按照抗战前标准领取40元月薪，这时得到金圆券40元，购买力相当于战前的标准银币20元，实际收入比战前降低一半。而照抗战前标准领取600元薪水的教授、高级知识分子等，这时的月薪为金圆券122元，相当于战前银币61元;实际收入为战前标准的十分之一。
1948年8月19日上海市米价每斤金圆券1角3分、面粉每袋7元6角、猪肉每斤7角3分、生油每斤6角，表面上看物价还可以接受，可是从10月以后市面上就没有“限价”商品了，人们只能在黑市高价购买生活用品。由于国民经济没有恢复，战场局势每况愈下，再加上蒋经国上海“打老虎”行动不了了之，人民对政府残存的最后一点信心也顷刻瓦解。物价刚刚稳定不久，便又急速上涨。
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1948年12月16日记录：“海甸、成府(注：即在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及周围地区，中关村一带)交通如常。国军撤、中共来，都无扰乱。商店渐开门，东西很贵。中共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这时候偶尔能买菜也很昂贵，12月22日的物价又涨到：肉60元(金圆券)一斤，鸡蛋10元一只，青菜4元一斤，冻豆腐4元一块，金圆券发了没几天就花光了。浦江清的日记中写道：“不知中共何时把北平攻下，方始得到安定。”到12月28日，肉价还是金圆券60余元，纸烟40元20支，花生米涨到50多元一斤，浦江清“舍不得买”，跑了多家，只买了些黄豆(18元一斤)、黑豆(20元一斤)。
如果说北平天津地区因为战事紧张而物资奇缺的话，作为大后方的杭州也好不到哪里去。1949年上半年，浙江大学教授夏承焘，也几乎无日不为柴米油盐而操心，他在日记中记载：“1月4日，米价已至700元一石”、“6日，午后买食物，费百余元。”、“7日，过大街购一帽，金圆百元。物价猛涨惊人，午后过珠宝巷口，买金买银洋者甚拥挤。金圆券，将成废物矣。”、“9日，午后与家人进城购日用衣物，费600元。物价一日数变，金圆券亟须脱手。”、“14日，剪发付13元，前次仅3元”。
煤荒也是困扰百姓的一大难题。1947年9月北大的教授宿舍“每家窗前的存煤石栏里大多空空如也，只有少数‘节余’，而且小心地洒上石灰防贼”。研究西域史的向达教授，为了购买冬天的三四吨煤，“他说要在休假一年中到南京中央博物院去坐坐办公室，多拿一份薪水，来供家里还债过冬”。季羡林在回忆往事时说，在政治经济完全崩溃的解放前夕，“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
1947年5月中旬一篇来自河南开封的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物价飞涨下的民不聊生：“汴垣从本月起，红粮每市斗已从5000元涨到11500元，除了少数官僚资本家和收钞票或经手钞票的机关的主官或主管等人外，都深感到了‘活’的困难。求活声掩蔽了纸烟大王周锦堂吸食鸦片被捕的新闻;压小了省参议会大会的民意表现，顾不到过问国共两军的谁胜谁败”。人们互相在探问：“天不会快塌了吧?”政府的威信，就在这忽视百姓饭碗的过程中逐渐丢失了。
总崩溃：金圆券变成废纸
金圆券政策失败源于发行限额无法严守。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这年秋冬之际，东北、平津先后失守，中原会战惨败，国军精锐丧尽，内战的军事急速逆转，而国民党曾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军事上的失败和金融上的崩溃互为因果，通货进一步膨胀。由于无法解决财政问题，金圆券发行仅1个月后就发行到12亿元，至11月9日则增至19亿元，接近初订上限之数。10月28日，政府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11月1日，又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但兑换额由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5倍，降至1美元兑20金圆券。从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
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元;6月更增至130万亿元;比10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24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面值100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5月，一石大米竟要4亿多金圆券。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
进入1949年，国民党政权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随时有覆灭的可能，由政府信用支撑的金圆券自然急速贬值。贬值速度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普通百姓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成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一浪高过一浪。许多商店的店主、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有一苦力从货架上抓了几盒青霉素。店主吃了一惊，问他是否知道青霉素的用途，苦力回答说：“管他娘的，反正它比钞票值钱。”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最后连军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圆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广州国民政府终于在7月3日停发金圆券，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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