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是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也是国统区经济的中心问题。分析国民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失败的原因，有助于深入了解国民政府崩溃的经济原因。
一
国民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失败的基本原因，是连年巨大的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在于庞大的军费开支，这是国民党奉行反共内战政策的必然结果。
据国民政府财政部已发表资料统计，在国民政府财政总支出中，平均用于军费支出的达60%以上，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国民政府不能不依赖增发通货来弥补，详见表一。
资料来源：张公权著《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110、244页。
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政府全部的财政支出中，不到25%是以税收中或其他不断的收入中得来的。另外10%是以部分变用政府资金与美金准备金以及敌产而来的，其余占总预算的65%是用通货膨胀来应付的。1战后法币的发行膨胀速度远快于抗战时期，仅1947年6月增加额，就比1937年6月到19d5年l2月总增加额还多。2在这汹涌的通货膨胀巨浪面前，任何反通货膨账的堤防都是不堪一击的。
抛售外汇与黄金、出售敌伪产业和剩余物资，为国民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特别在1946年。这年度，国民政府出售敌伪产业和剩余物资的收入，约为7845亿元，抛售外汇和黄金约赚7000亿元左右;3合计14845亿元，约占1946年度财政实际总收入的一半。以后急剧减少。1917年度，出售剩余物资的预算收入为11200亿元，占总支出的12%;而实际收益为11910亿元，占实际支出的2.7%。4
出售敌伪产业、剩余物资和黄金、外汇以取得财政收入，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有助于弥补财政赤字，取得财政收支的短期平衡，为消灭财政赤字和制止通货膨胀，创造一个短期有利的财政收支条件，以利于国民政府进行财政体制改革，为取得长期性的财政平衡与稳定，恢复良好财政状态打下基础。这是在和平环境下，国民政府由抗战时期的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转向和平时期的财政平衡和消除通货膨胀的一项有效办法。但在内战政策和环境下，“在没有一个坚定而全面的稳定财政计划的情况下，上述的各项出售资产的办法，只能起浪费国际财源，削弱政府生存下去的潜在力量而已。”5
二
国民政府在财政经济上全面依赖美援，以此作为反通货膨胀的资本，缺乏自立自助的精神，无意于自身的改革。这是反通货膨胀政策失败乃至经济全面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得到借款及租借物资，总数高达46721多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为租借物资。6“美国赠与及贷款的总数几占中国政府财政支出的50%以上。它在中国政府预算上所占的比率，实在超过了战后美国给予任何西欧国家的。”7国民政府据以施行反通货膨胀的美汇、黄金，其“积累是靠1942年批准5亿美元的贷款中尚未动用的部分和美政府为美军战时在华经费用支付给中国政府的近4亿美元。”8
美国政府虽然在抗战胜利后对国民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和物资，派遣了大批援华人员，提出了大量建议，但仍奉行这样的基本原则：“美国援华计划不应该是使美国处于负起进行中围内战或中国经济之直接责任的地位。美国政府不能实际上接管中国政府和处理它在经济上和军事七的事务。”9美国政府认为：对华经济援助，旨在“帮助制止经济的迅速恶化，从而给中国政府以更多的机会，采取必要步骤，建立较稳定的经济情况。”10“在于给中国政府以喘息的时问，以便歼始采取一些重大的步骤，树立骨架，从而奠定经济恢复工作的基础，这对于中国政府的生存，是至关紧要的。”11虽然援助可以阻止通货膨胀率的加速;援助消费商品可以防止沿海各城市的饥荒，可以维持纺纱工厂的开工，亦可以使其他工业与交通不致崩溃;援助生产商品可以使经济中的某数种重要部门，作永久性的改进;国民政府亦可以出售援助物资的收入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但援助本身并不足以使迅速崩溃的经济有决定性的改善。“尽人皆知，中国政府如果继续存在，则任何外来的物质援助或建议，均不足以代替其自身所须采取的远大步骤。”12因此，“只有中国政府自己才能够采取必要的重大措施，提供一个规模，使导向和平与真正经济复兴的努力能够发生效力。”13
然而，国民政府却只一味地依赖美援，根本无意于国内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改革。1917年9月20日，美驻华大使馆向国内发出关于中国一般情况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及其他方面景令人丧气的情况，是公然依赖美国援助来解脱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因而缺乏自力自助的精冲来应付这些问题。”141948年1月12日，美国务卿马歇尔致书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指责“中国政府内部有些分子”，“其企求外援之心较诸努力解决中国的问题尤为殷切。”15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从未采取任何有效的初步措拖，以纠正经济上的失调与行政上的弊端。……既没有有效的方法以增进收入，亦未曾改正内政及军政方面的官僚政治。”161949年5月5日.代总统李宗仁在致杜鲁门总统书中，也不得不坦白承认：“可惜由于我们当时的政府没有能够付这项援助作正当的使用，未能做到政治、经济与军事上适当的改革，致使你们的援助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我们的国家目前所处的窘境应归咎于当时的贻误。”17
虽然国民政府曾屡次表示要进行改革，但实际上只不过作为争取更多美援的借口，仍无意于实行。美国责备“中国政府”“在过去曾单方面承诺各种基本的改革，但是少有表现。”181948年1月，行政院长张群发表了经济改革声明，“美国政府即促请把这个声明迅速予以切实履行。但是经过了三个月，并没有见具体改革的初步行动。”19
三
就国民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本身而言，基本上是照搬抗战时期的。其中主要为黄金政策和外汇、外贸政策，这是国民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的两张王牌，也是国民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的突出特点。这是因为：第一，黄金、美汇为国民政府主要的财政资产;第二，法币为外汇本位币，以汇率的起伏来衡量法币的价值。下面着重分析该两项政策，并阐明其失败的原因。
(一)黄金政策：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拥有黄金、美汇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多达九亿美元。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踌躇满志，早在1945年7月20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就趾高气扬地说：“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也就可以控制金融。20宋子文想通过抛售黄金，吸收游资，回笼法币，收缩通货，减少发行;并通过控制金价的方式来控制外汇，进而稳定物价，制止通货膨胀。但是，从1946年3月8日起，中央银行以库存黄金，通过银楼和金号，以“明配”和“暗售”方式向上海市面抛售;到1947年2月17日因库存黄金濒临告罄而停止抛售止。执行还不到一年，便宣告失败。这是因为：
首先，在全面恶性通货膨胀之下，黄金政策收缩部分通货的努力终归无效。从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国民政府因财政赤字而增发的法币为32483亿元，21而同时期中央银行抛售黄金353万余市两，占库存黄金60%，共收回法币9989亿余元，22约占同时期法币增发额的31%，可见在巨大的通货膨胀面前，黄金政策是无能为力的。当然，黄金政策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自卅五年春到卅五年秋间，外汇没有调整以前，黄金政策也确是压住了物价。”23但这是暂时的。为弥补巨大财政赤字而增发的法币，成为通货源源不断的巨大后备军。因此，“以抛售黄金的方式来控制游资，无疑地是一种饮止渴的政策。”24中央银行的黄金库存有限，能够用以购买黄金的外汇头寸更有限，以有限的黄金去追逐无限制膨胀的游资，无异于螳臂挡车，自取灭亡。
其次，黄金政策是以毒攻毒。“黄金政策不是正面解决经济困难、财政困难，而是旁门左道的应急办法，其精神就在于鼓励黄金投机，让人们一直看涨，以黄金投机代替商品投机。……游资冷落了商品，物价便可以苟安。”25一旦黄金政策破产，物价便会以更凶猛的势头上涨。所以说黄金政策是强心的刺激，效力甚微。
再次，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与之相配合，单独的黄金政策是要失败的。不幸的是，黄金政策“正是这样地被人当作孤立的东西去措理。”26正是因为通货不断增发，游资不断增大，所以一定量的法币被吸于黄金，是没法代替或减少另一部分游资去追求商品，从而也就无法抑制物价上涨。另一方面，一般商人因金价日高，暗中遂以金价为其所售的货价的利润标准，于是物价就被直接地提高了。物价提高，财政支出随之增长，法币的发行额就没法不进一步飞跃了。因此，单纯孤立的黄金政策是不能有什么积极效果的。
美国白皮书对国民政府的黄金政策，作了比较中肯的评价：“政府(指国民政府)利用抛售黄金的政策，虽然可以吸收通货，并且无疑地多少缓和了物价的上涨率，然而，这个政策对于基本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并无影响，仅只消耗了政府的外汇资金，却没有各种物资的输入作为补偿。”27这道出了黄金政策失败的症结所在。国民政府在1948年8月三中全会通过的经济改革方案，也对黄金政策的失败作了检讨，指出：“抛售黄金，原为收缩通货，稳定物价。乃因运用不得其法，反使黄金领导物价上涨，造成市场之狂澜。”28
但是，必须指出：“黄金政策本身无功过，如果黄金政策配合一个和平复员经济，也许我们已经看到通货安定，民生康乐的局面。然而，宋子文的黄金政策，恰成为内战的帮凶，其必败也无疑。”29
(二)外汇、外贸政策：抗战胜利后，中央银行有着空前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国民政府乐观地深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市场，中央银行的巨额储备是战胜投机活动的主要武器，公开市场政策的运用是能对赤字财政、钞票过量发行所造成的影响起缓和作用的。”30在此思想指导下，1946年3月4日，上海外汇市场正式开放，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地按官价汇率(法币2020元等于美金一元)买卖外汇，实行自由外汇政策，同时在实际上实行了自由进出口贸易政策。国民政府的目的有三：其一，通过自由买卖外汇，稳定汇率，从而稳定法币币值，维持民众对法币的信心。其二，通过大量抛出外汇，吸收游资，回笼法币既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法币财政性的发行;又可减轻过量发行的法币对物价的压力，压制物价上涨，缓和通货膨胀。其三，通过大量进口美货，满足国内需求，抑制物价上涨，缓和通货膨胀，安定民心。结果，产生了巨额的贸易入超。见表二。
资料来源：1.狄超白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47年)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4月初版，上编第89页资料统汁。2.《中华年鉴》(1948年)，中册，第1207页。3.《经济周刊》(1949年经济年刊)，第2卷第1期，第31页。
出口贸易由于内战和通货膨胀，始终处于衰败的境况当中，“损害了重建政府外汇储备的工作，而且使外贸失其作为帮助战胜通货膨胀，维持生活费于合理范围之内的作用。”31
另一方面，在抗战前作为弥补国际贸易逆差主要来源的侨汇，由于官方汇率与黑市价格的差距拉大，引起'大量逃汇现象，政府侨汇收入大幅度下降，丧失了用以弥补贸易逆差、平衡围际收支的主要来源。见表三。
资料来源：1.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64、86页，2.参见表二。3.《经济导报》第103期，1949年1月，向阳著《论现阶段侨汇及新侨汇政策》一文。
由于贸易入超巨大和侨汇收入剧减，使国民政府外汇储备因弥补巨额贸易逆差而剧减。外汇市场开放后，从1946年3月4日到11月17日，就售出外汇约45500万美元;321946年国际贸易入超高达42800万美元(还不包括走私和物价因素在内)，两者数字极为接近。中央银行外汇、黄金和白银的持有量从1946年2月的833587121美元剧减至1947年2月的346977036美元。33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自由的外汇、外贸政策。1946年11月17日公布《修正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对一切进口物品采用输入许可证制度，限制进口和外汇供应。1947年2月16日又颁布了《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中央银行停售黄金，禁止黄金、外汇买卖。但由于中央银行外汇和黄金储备流失过多，使政府丧失了在外汇市场的领导地位，外汇黑市在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公布后，由上海转往香港，香港成为中国贸易与黑市外汇市场的新中心。上海的黑市外汇完全以香港法币申汇的升降为依归。国民政府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订定之外汇市价，“为适应实际环境起见，乃不得不跟随黑市外汇而逐步提高。”34香港的外汇黑市成为中国外汇市场的主宰，官方汇率只能仰其鼻息，跟着黑市汇率跑，完全丧失了主导外汇市场和调节国际贸易的功能。这意味着国民政府从此失去一个反通货膨胀的利器。以后的外汇、外贸政策，不过是苟延残喘，根本无法对通货膨胀造成任何有利的影响。
在外汇、外贸政策的运用上，国民政府也犯了短视的错误。抗战胜利后，急需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恢复国民经济，而国民政府却以进口大量的生活用品为目标。这样，1946年的外汇、外贸政策，“对于一般增加国内物资，以苏物资缺乏这一目的，算是达到了，而奖励生产，促进急要物资进口，阻止消耗品和国产竞争品进口，以及奖励出口等的目的，却并未达到。尤其是外汇限期三个月，使定购生产器材输入，成为不可能的事。原办法固亦未曾以此为目标。”35结果美国的消费品大批涌入，而举国渴望的机器和生产器材，则为数寥寥。在施行管理入口以后，对于消费品及奢侈品在公开方面确有相当控制，但却引起了大规模的走私上从严管制输入的结果，只是阻滞了机器及生产器材在自备外汇途径上的输入，对国内生产造成消极影响。
另外，进口大量消费品，对国内物价和生产，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
美货大量进口，充斥国内市场，严重打击了同类的中国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和销售，引起国内生产危机。而且，大量消费品的进口，虽能一时满足国内需求，但随着外汇储备的减少，国民政府不得不采取限制进口，而这时美货价格已成为国内市场商品价格的主导，美货价格的波动决定了整个中国市场商品价格的升降趋势。“结果，中国通货对外价值的变动以及进口的增减，不仅影响着进口商品的价格，同时也影响着国内的产品(甚至包括农产品在内)的价格。”36进口的减少，就必然发生以美货带头的整个物价的狂猛涨势。国民政府对官方汇率每次作跳跃式的调整，也必然对民众形成重大的心理刺激，加剧物价上涨。
因而，1946年实行本末倒置、鼠目寸光的外汇、外贸政策失败以后，国民政府也就丧失了抑止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手段，从此再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来制止通货膨胀，国民政府反通货膨胀政策便走上了绝路。
(三)其他反通货膨胀政策：比较重要的是信用政策和物价、工资政策。
国民政府信用政策的特点：紧缩民间信用，膨胀国家信用。一方面，国民政府紧缩民间信用。首先紧缩商业行庄信用。提高商业行庄的存款准备率，规定各商业行庄把占活期20%、定期15%(1946年10月起改为15%与10%)的存款准备金缴存中央银行，使原本存款不多的商业行庄资金枯竭，无法担负起工商业正常资金营运和货款业务。其次紧缩国家行局对一般民营工商业的货款。结果市场利率高涨，打击了民营工商业，萎缩了生产。而另一方面，却膨胀国家信用。抗战胜利后，国家资本在工商金融业中居垄断地位。占全国产业资本80%以上的官办企业需要投入的大量生产资金和流动资金，主要依靠国家预算拨款或国家银行贷款解决，造成国家行局普通放款余额迅速增加。1945年为14131亿元，1946年达79921亿元.1947年12月达511950亿元，1948年6月达373877亿元。37这些贷款绝大多数是贷给官营企业，部分贷给豪门资本，极少放给一般民营工商业。本来官营企业应成为社会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成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力量。然而绝大多数官营企业普遍亏损，必须依靠财政投资、银行放款的补贴才能生存，并不能增加国库收入，反而要增加支出，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因此，国家产业资本的膨胀与腐朽，使国家行局信用膨胀，成为扩大财政赤字，加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国民政府错误的信用政策，加剧了通货膨胀。
国民政府的物价、工资政策主要是：实行最高限价与冻结工资，对主要生活日用必需品实行配给制，工资按生活费指数计算，禁止囤积居奇，等等。但只有南京、上海、广州、北京、天津等少数几个城市的政府公务人员、学校教职员和学生、工厂职工等少数社会成员，而且措施支离破碎、变更频繁，有关法令都未得到普遍有效的执行，在实行中也弊端重重，物价、工资政策均只收到表面而短暂的效果。而且控制物价和工资都不利于生产，破坏了价格结构，降低了价格系统作用的有效性，引起了生产下降，从而加重了而不是减轻了医治通货膨胀的不良副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政府不能正本清源，无法控制国家财政需求，停止增发纸币，同时也无意发展生产，增加社会总供给，而是依赖美国援助，抓住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和汇率上的表面现象，追求一种表面、暂时的反通货膨胀效果。通过抛售大量黄金和外汇、进口大批美货来稳定物价和汇率，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治标办法。国民政府没有从整体上、全局上作通盘筹划，制订出系统的反通货膨胀的计划、政策和措施，而是舍本逐末，枝节应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个政策和措施之间缺乏有机的相互联系，甚至相互矛盾和冲突，无法协调一致，造成相互掣肘和破坏，必然导致失败的结果。
注：
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266、267页。下同：7.第441页，8第190页，9.10.13.第313、314页.11.第323页，12.第426页，14.第307页，15.第1014页，16.第443页，17.第445页，18.19.第431页，27.第400页。
2.杨培新编著《旧中国的通货膨胀》，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65页。下同：20.第72页，32.第73页，37.第68页。
3.狄超白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47年)，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7年4月初版，上编第77页。
4.张公权著《中国通货膨胀史》(1937-1949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8页。下同：5.第109页，30.第196页，31.第220页，33.第200页，36.第177页。
5.刘秉麟编著《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64页。
21.吴冈编《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96页资料统计。以1947年1月底之法币额发行额减去1946年2月末之发行额，作为黄金政策执行时期的法币增发额。
22.《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23.29.《经济导报》第53期，1948年1月。29.同23.。
24.千家驹著《中国经济现势讲话》，香港经济资料社1947年版，第26页.
25.杨培新著《中国经济动向》，耕耘出版社1946年版，第126-128页。
26.许新菩《中国经济的道路》，生活书店1946年版，第207页.
28.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周报三十年纪念刊，1948年版，第658页。下同：35.第219页.
34.狄超自主编《中国经济年鉴》(1948年)，香港太平洋经济研究社1948年版，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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