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抗日战争时期通货膨胀述评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究其原因，通货膨胀固然和纸币流通相联系，但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在解决战时财政的问题上，由于不是采取发展生产、开源节流的措施，而是把增加发行膨胀通货的政策作为筹措战费和平衡财政收支的主要手段，使战时法币的发行日益往膨胀的道路上发展。所以，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是国民党政府执行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政策的结果。本文拟对此作一述评。
通货膨胀是国民党政府执行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政策的结果
1935年，国民党政府发布金融改革令，宣布实行货币改革，实施法币政策。根据11月3日国民党政府发布的《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和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的宣言，法币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把由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掌握的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1936年2月又加入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定为法币，在全国流通。规定：“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又规定：“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1还规定：“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2这就将全国分散的白银，通过兑换，在国有化的方式下集中起来，极大地膨胀了四大家族的金融垄断资本。
通货膨胀产生的直接原因不是纸币制度，而是国民党政府执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和无限制的物价高涨”3政策的结果。币制政策是国家政权的经济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都企图通过货币的手段对人民大众进行种种榨取和掠夺，以维持其反动统治。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的目的，正是为了垄断纸币的发行权，独占外汇管理以及货币资本的贷放，控制国民经济领域的各个部门，在其推行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政策中，乘机榨取，掠夺人民的财富，以便加速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筹集庞大的军费，维护其法西斯的独裁统治。又因为货币改革后，中国的币制已改行纸币制度，因此法币的流通，便必须受纸币的流通规律所支配，四大家族控制的中、中、交、农四行发行的法币量，往往超过了客观必要量，必然引起币值下跌，物价上涨，这些都为通货膨胀提供了条件。所以在改革令下时，财政部长孔祥熙就曾宣布要在法币通行十八个月后，平衡财政收支，反映了专制主义的国民党政府，一开始便企图通过任意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之不足。
到了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财政当局即已确定采取通货膨胀的政策来缓和财政危机。根据中央信托局的档案材料，1937年11月10日，在孔祥熙主持讨论如何既“维持法币同时并应增加筹码(即增发纸币)”的“妥善办法”时，实际上就已决定实施通货膨胀政策，只是在增发法币，还是另发一种货币券上，“各人赞否不一”。41938年11月，又准备“极端秘密”地“空投”(即不要发行准备的办法)法币5亿至10亿元，此项办法并“曾探罗哲士(即随同李兹罗斯来华的英帝国主义分子——笔者注)对战时财政之意见，罗亦谓此项办法为佳。”5国民党财政当局，几经秘密商时，决定以增发法币的办法，来推行它的通货膨胀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肯定了这一办法，认为“供应军需，收买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正式决定“军费所需及收买物资仍以法币”。6
为了执行通货膨胀政策，一方面国民党政府以抗战“非常时期”为名，运用政府权力，一步步地加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金融业中的统治地位，利用增发纸币，发行公债、外汇投机、黄金买卖等手段，对全国实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则修改法币的发行准备制度，进一步垄断法币发行与集中准备的特权，为其无限制地实施通货膨胀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为了更加放手大胆地进行通货膨胀，1938年9月8日，国民党政府还进一步发布了《巩固金融办法纲要》，在规定四联总处负责政府战时财政金融有关各特种业务外，同时对法币的发行准备制度作了修改，规定“法币准备金于原有之金银及外汇外，得加入下列各款充实之：(1)短期商业票据，(2)货物栈单，(3)生产事业之投资(即股票)。”7修改后的现金准备之内容不再限于金银外汇两项，而可以用票据、栈单、股票充之，这样就解除了法币发行必须以金银外汇充做现金准备的束缚。1939年8月，国民党政府以“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名义，改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蒋介石自任总处理事会主席，“总揽一切事务”，对中、中、交、农四行实行战时管理，极大地加强了四行的权力。1940年8月，财政部又赋予四行以集中准备的全权，同时加强四行对一般银行的统治权。1942年7月，国民党政府又宣布施行“货币统一发行办法”，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都集中统一于所谓代理国库的中央银行。这样，四联总处就成了抗战时期全国的金融统治机构。“四行两局目前统制全国金融，而且有生杀予夺之权。膨胀由他们，收缩亦由他们。”8四大家族就是这样利用手中把持的军事、政治力量，无限制地发行法币，远远超过商品流通总额所需要的数量，造成法币购买力急剧下降，物价疯狂上涨。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1946年3月在参政会上公布：“抗战八年内，政府共发行纸币十万零三千一百九十亿元。”9为抗战前的7300多倍。法币发行增加的速度自抗战爆发到1938年底，每年增加40.6%，1939年起开始迅速增加，平均为每年增加87.2%，1942年以后，平均每年增加132.5%。10到1945年8月，共发行5569亿元，为抗战前夕的390多倍。物价上涨率，据四联总处编制的“重庆市十五项物品趸售价格指数”统计，当年底的物价较上年同期相比，1938年上涨39%，1939年上涨95%，1940年上涨330%，1941年上涨124%，1942年上涨175%，1943年上涨191%，1944年5月较上年底上涨109%。11国难当头，四大家族根本不考虑从发展生产，开源节流上去解决战时财政问题，而是利用通货膨胀，物价波动，掠夺人民的大量财富，大发横财。马寅初当时批评说：“有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机，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其做生意之时，以统制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为实，故所谓统治者，是一种公私不分之统治。”“可知中国的‘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12
其次，庞大的军政开支带来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不断的军阀混战，军费支出空前浩大，每年达三亿多元，占全部财政收入的60%以上。庞大的军费支出致使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每年处于赤字状态之中。根据财政部国库署的统计，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到1935年为82，000万元，1936年为60，000万元，1937年为153，000万元13。
抗战开始以后，国民党政府仍旧坚持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发展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军阀、官僚、特务机构。军队人数，约计由1940年的250万人增至1941年的450万人.到1944年初约达570万人。军费支出锐升，其占财政总支出的百分比由1935-1936年度的36%增加到1937-1938年度的66%14。1940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了一个征兵的新高潮，预定今后三年每年征新兵50万名，并在各省城镇增建了大批的军事活动基地。这一政策的后果，大大增加了军费开支，1940年军费支出猛增，占财政总支出的78%。1941年以后，军费支出虽有所减少，但国民党政府实行的田赋征实、粮食征购政策所征来粮食的88%都是供应军需的。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为了强化其法西斯政权，还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机构重叠臃肿，人浮于事，官吏贪污腐化，营私舞弊。据《大公报》载，政府官吏1946年比1937年增加70%，拥有一千数百万官僚。政府行政开支从抗战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直线上升。从1937年占财政总支出的8%，上升到1941-1944年期间的三分之一强。蒋介石强化法西斯政权的另一重要手段便是大力加强特务统治。特务机构和大批的特务人员耗资巨大，国民党政府每年以“特别支出”的名义提供特务活动经费，1939年“特别支出”为6.4万元，1940年1.4亿元，到1945年就达4894亿元15。所谓特别支出，是根据蒋介石“手谕”，从中央银行支出的款项，而由蒋介石自任理事长的中国农民银行，还把提供特务活动经费，作为该行在抗战时期的主要业务活动，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6月，垫支军费就占该行放款总额的80%，仅1940年11月一个月，就支付戴笠在息烽、汉中、兰州办特务训练班的经费500万元16。国民党政府军、警、宪、特队伍十分庞大，这就不能不带来巨大的军政开支，整个抗战时期，其费用每年都几乎占财政总支出的70-80%，1940年高达90.13%。
另外，国民党政府还不断从预算中拨出大批款项，用以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预算中所谓建设费用，八年平均占21.92%。孔祥熙宣称：“抗战以来，政府即努力于国家资本之建立，每年预算中均有巨额之资本支出。”17这里仅以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为例，1937-1947年对其预算拨款即约达12.64亿元。资源委员会作为独占中国工业的主要垄断组织，在其整个垄断活动中，除了在依赖外资和政治努力的基础上，通过绞杀民族工业，兼并地方官僚工业，实现对中国工业的垄断外，便是将它的垄断资本始终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8
由于庞大的军政费用和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投资支出，带来了国民党政府庞大的财政赤字。据财政部国库署统计室的档案材料，1937年财政赤字约15亿元，赤字占财政支出的73.05%;1938年赤字约8亿元，占支出的74.63%;1939年赤字约22亿元，占支出的76.12%;1940年赤字约38亿元，占支出的71.88%;1941年赤字约88亿元，占支出的88.19%;1942年赤字约192亿元，占支出的71.35%;1943年赤字约419亿元，占支出的68.05%;1944年赤字约1387亿元，占支出的78.95%;1945年(1-10月)赤字约6853亿元，占支出的87.16%。19国民党政府如此巨大的财政赤字，主要依靠执行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政策来弥补，这是不容置疑的。1946年6月，财政部长俞鸿钧承认;“从一月到五月，政府已将本年度预算总额二五万千亿元，用去了一万五千亿元，而同期税收只有二亿五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赤字，由发行补足。”20国民党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办法就是依赖增发法币，因此，为了适应通货膨胀的需要，从1940年开始不得不全力开动印刷钞票的工厂印制50元，100元、500元等大面额的钞票投入流通，这就使他们陷入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和通货膨胀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
第三，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除田赋外，就是关、盐、统三税。抗战爆发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掠夺、破坏，给中国的财政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特别是工商业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沿江地区相继沦陷后，三大税源大部丧失，财政收入不敷支出，财政差额日趋增大，“自抗战发生至1938年底，国库支出达三十万万元之巨，其取给于税收及捐款者，仅七、八万万元，约占支出四分之一，其余均以债款弥补。”21国民党政府对待战时财政问题，不是采取发展生产、开源节流的措施，和本着“有钱出钱，钱多多出”，合理负担的原则筹措战时费用，更不愿采取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购买力，繁荣市场，活跃工商业的经济政策，而仍然主要依赖增税、举借内外债和增加发行货币的政策，其所造成的恶果，便是财政危机一天天加深。为了摆脱财政困难，1941年3月，国民党政府发出《各省田赋改征实物办法暂行通知》，决定从1941年下半年起实行田赋征实，即以该年正附税额每元折征稻谷二斗或小麦一斗五升，1942年又将征实比例提高为每元折征稻谷四斗或小麦二斗八升。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改进国家财政收支系统，将各省地方收入的田赋划人中央后，又把原来的粮食征购与田赋结合起来，称为田赋征购。田赋征实、征购、名义上为田地所有者负担，实际上“赋出于租”，地主阶级和高利贷者通过征实征购、恢复实物地租，以出法币收回实物等手段，把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的负担全部转嫁到农民身上，迫使大批农民破产，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除增加田赋外，国民党政府还不断增加新税，如开征战时消费税，财产租赁出卖所得税，非常时期过份所得税，遗产税，提高印花税税率以及实行盐、糖、火柴、烟类专’卖等，种种加税措施，在通货膨胀和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上，其实际负担最终还是落在中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身上。再加上税收机关内部的贪污舞弊，迟延上交，国民党政府税收的成效甚微，“在整个1937年-1945年期间，政府战时支出50.1%是由通货膨胀性的银行借款来支应的，由税收支应的仅为60%。”22
增税不足以弥补财政亏空，那么举债呢?“截至1944年7月为止，国民党政府在战时所募的外债，以英磅计算者十五种，共一亿九千万磅，以美金计算者十一种，合计九亿九千七百八十万美元，以法郎计算者三种，计十亿三千万法郎，以法币计算者一种，计一亿二千万元，如将以外币计算的外债全部按牌价汇率折算，则战时全部外债合法币达三百五十四亿八千二百万元。至于战时所募的全部内债，共有十七种，计法币一百六十五亿二千二百万元，关金一亿金单位，英金二千万磅，美金二亿元，如将以外币计算的内债也按牌价汇率计算，则战时国民党政府所募全部内债，共达法币二百四十一亿二千二百万元。除债票外，尚有1942年粮食库券计稻麦九百二十万零三百零四市石，和1943年粮食库券计稻麦一千二百七十八万零三十六市石，也应列入战时内债之内。”23国民党政府所借外债大多充作外汇基金以维持法币的对外价值，或作为易货贷款，购买军火和其它军用品。而所举内债，一方面由于战前国民党政府滥发公债，民众早已对债券丧失信心，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在恶性通货膨胀下，又以贬值的方法剥夺公债持有人，使公债信用彻底破产，债务收入大大减少。1936年债务收入占支出34.2%，1945年仅占支出0.4%。其间，尽管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特设“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在民间“劝募”，但1942年4月公债劝募的成绩也仅占债券发行的六分之一强。后来即使做到强迫摊派的程度，售出的数额也不及总面额的半数。于是战时公债的发行便与纸币发行更合成一元化，其所发行的公债大多不再印成公债票，而是以总预约券的方式向银行抵押，银行则用这种公债预约券作为发行准备金，发行不兑现的纸币，以应政府的急需。举债筹款表面上是发行公债，实际上只是不断增加纸币的发行，是变相的通货膨胀。所以，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增税、举债、发钞三者相辅而行的财政政策为通货膨胀的政策所代替，增发纸币成了筹措战费和平衡财政收支的主要手段，战时法币的发行便必然日益往膨胀的道路上发展。
通货膨胀对工、农、知识分子的掠夺
列宁指出：“滥发纸币是最坏的一种强迫公债，它正在使工人和贫民底生活状况最为恶化。”24中国四大家族利用滥发纸币，实行通货膨胀，集中了全国大量的财富，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商业、工业和农业，对人民实行公开的搜刮和掠夺，致使民族工业凋敝，农村经济衰败，人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首先是由于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使市场投机活跃，商业投机空前畸形发展，商业投机利润超过企业利润和一切其他行业的利润，因此许多企业把资金转移到投机领域去，社会上生产资金日益萎缩，造成企业生产规模日益缩小，生产无法正常进行，以致停产或停工。在农村，地主、官僚、高利贷者则运用手中掌握的货币，大量抢购土地，加速了土地的集中。另则借口通货膨胀增加租额，增加押租，扩大和加强对农民的剥削。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腾，他们又通过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等名目，将货币地租改为实物地租，把通货膨胀的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从而使大批农民破产，农村经济衰败。据调查，1942年后方13省作物面积比1937年减少17%，产量减少13.3%，农民生活逐年贫困。25
其次，国民党政府又假借管理物价，以限价、议价的名义，实行垄断经营，统购统销，低价收进，高价卖出，以此来实现对人民的巧取豪夺，最后造成财富高度集中于一极，而另一极是极端的贫困。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和达官贵人的囤积居奇所造成的不可遏止的物价飞涨，工人的按货币计算的名义工资虽有所增加，但是却远远落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因此造成实际工资的下降。1942年3月重庆物价较战前增加34倍，而同期工厂工资仅增加5倍，工人实际工资收入已比战前降低了80%以上。26上海永安纱厂工人平均每人每月货币工资收入可购米数，1936年为1.48石，1939年降为1.05石，1943年仅为0.32石。27根据《荣家企业史料》，大体上，抗战期间工人实际工资降到抗战以前的20%左右。而农民在物价上涨的过程中，由于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慢，工业品价格上涨速度快，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迅速扩大，到1945年4月，两者之间上涨指数差达4.91倍，而且出售农副产品换回来的又是即将进一步贬值的纸币，农民实际收入大大下降。战前一年可以换洋布15尺，至1940年初仅能换洋布4尺多，农民的购买力只及战前的四分之一。28
此外，广大公教人员、士兵和青年学生的生活水平也在迅速下降。1943年重庆大学教授的1工资仅及战前的8.9%，中学教师为18%，小学教师为25%。中下级公务人员其实际收入下跌到战前的8.8%，士兵待遇仅及战前6%。29士兵及公教人员“待遇低微，饥寒交迫，骨形菜色，时有饿莩。”青年学生更是严重营养不足，体力衰退，失学率空前激增。30
由此可见，国民党政府的通货膨胀，为四大家族带来了巨大的投机利润”从抗战开始到解放前夕，历时12年，四大家族从实施通货膨胀政策，增加法币发行中掠夺人民的财富总共约达150亿银元以上。而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中小资产阶级，饱受了通货膨胀的剥削和榨取，生活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
注：1.2.15.吴冈编：《旧国通货膨胀史料》第66-67页'第67页，第153页.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8页。
4.5.10.13.19.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第44页，第44页，第34页.第43页，第162页.
6.《财政年鉴》续编，上删，第一篇，第66页。
7.《财政年鉴》续编，下册，第十一篇，第288页。
8.《大公报》1947年1月10日。
9.蒋建平、柳思维编：《中国近代经济史问答》第249页。
11.21.23.寿进文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问题》，第2页，第12页.
12.周永林、张廷钰编：《马寅初抨官僚资本》第90-91页。
14.22.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第82页，笫98页。
16.《财政年鉴》第三编，第三篇，第129-150页。
17.同上书，第一篇，第27页.
18.《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49页。
20.29.《中国近代经济史》下册，第183页，第181页。
24.《列宁选集》两卷集，第二卷，第124页。
25.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第588页。
26.张锡昌等著：《战时的中国经济》第239.240页。
27.黄逸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选集》(四)第1563页.
30.萧超然，沙健孙主编：《中国革命史稿》第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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