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通货膨胀的魔影降临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土地上。人们以往疏于对它作深入细致的研究，简单地得出了“恶性通货膨胀”结论，从而与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相提并论，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抗战时期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对战时经济不全尽是起了消极和破坏作用，而且也未曾达到恶性发展的程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价这一问题，对于澄清通货膨胀理论一些概念上的混乱，推动抗日战争史的深入研究，均有裨益。
一
所谓通货膨胀，是指货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量，从而引起纸币贬值、物价普遍上涨的经济现象。其发展过程依次可分“潜伏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下“虚假的繁荣”和恶性通货膨胀三个阶段1。传统的观点认为，从1935年国民党政府的法币政策实施起，就是通货膨胀的开始，到“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了伪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阶段”2。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3，蕴藏在民众心底的抗战激情也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海外华侨每年向祖国汇款数以亿计。战区民众出伕运输、踊跃捐献的事例更是难以计数。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并不明显，抗战第二年度的财政赤字仅占国库货币支出的37%，尚不急于用增发纸币作为筹措军费的主要手段。从1935年币制改革到抗战初期——起码是到1939年初，国统区还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财政收支入不敷出的问题日趋严重。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指出，“为供应军费收购物资，使用多量法币，则筹码之流通自无不足之虑”4。这就为通货膨胀政策的出台开了绿灯。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储蓄会代经理的祝世康回忆说，国民党的通货膨胀政策是“从1939年以后，财政赤字愈来愈大”的情况下付诸实施的5。又据原国民政府财政部简任秘书朱锲提供的绝密数字，在1939年国库支出中，银行垫款已占76%,是“通货膨胀第一阶段的开端”6。
所谓“潜伏的通货膨胀”，即指纸币流通量已超过流通必要量，纸币贬值和物价上升已经开始，但人们多以为是暂时的物价波动，纸币信用依然坚固。1939年法币流通呈现的状况正是如此。但自1939年下半年开始，国民政府批准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辟另帐发行法币，规定“是项发行数额特许全部以保证充准备”7。9月8日又规定法币准备除原有之金银外汇外.“得加入短期商业票据、货物栈单及生产事业之投资三项”8。从此，法币发行不再受币制改革时所规定的“现金准备60%，保证准备40%”的发行准备制度之约束，在通货膨胀道路上加快了步伐。当时，国民政府发言人一再重申，战时决不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但这只是个政治烟幕。从1939年下半年始，法币发行的真实数额已被隐瞒起来，定期公布的都是一些虚假数字。
1940年5月，日寇对重庆的大轰炸点燃了物价飞涨的火焰，“潜伏的通货膨胀”破土而出，进而发展到了“虚假的繁荣”阶段。所谓“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是指随着纸币流通量的增加，物价上涨已达到显著程度，曾执行储蓄手段职能的那部分纸币，愈来愈多地投入流通领域，争相参加“实物化运动”，社会总需求增大，受到刺激的生产一度出现扩大的趋势。更为严重的是，投机盛行，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两极分化。
从法币发行的速度来分析，1940年以后国统区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阶段又可分为“缓慢的通货膨胀”和“逐渐加剧的通货膨胀”两个小阶段。1940年5月法币发行额为56亿元，1942年2月为168亿元，22个月内增加了3倍。统计每月环比指数的集中趋势值，其众数和中位数均为1.05，每年的环比指数也未超过2，可称之为“缓慢的通货膨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香港和上海租界沦陷，日军又相继进占东南亚，切断滇缅公路，形成了对国统区的、严密封锁。从1942年初至1945年8月，法币流通范围不断缩小，法币发行速度却逐渐加快。在每月环比指数的各种集中趋势值中，众数升为1.07，中位数增至1.10，法币增发的年环比指数也开始突破了2，1942年为2.3，1944年增为2.5，到1945年的前8个月已接近为39。这可称之为“逐渐加剧的通货膨胀”。这时，法币的信用危机日渐明显，物价飞涨不可抑止，1942年初重庆物价指数还未超过30，1945年8月则已跃至战前的1795倍了。重庆市面上却依然“日益繁嚣，饭庄、酒肆、咖啡厅、俱乐部，到处车马盈门，灯红酒绿”10。其他各大城市大致也是如此。通货膨胀依然步履艰难地蹒跚在“虚假的繁荣”阶段之中。
抗战初期，法币发行增长速度高手物价增长速度。1940年下半年后发生逆转，后者超过了前者。以往论者认定，.物价上涨倍数超过货币增发倍数，乃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标志。这一划分标准是生硬地套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通货膨胀模式的结果，笔者对这种看法不敢苟同。
抗日战争后期，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和巩固。1943年日军在南太平洋瓜岛首次受挫，1944年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美军在菲律宾群岛登陆成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牵制着5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极大地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国民政府财政支出实值逐年渐趋收缩。1941年以后田赋征实的收入约3729亿元，占同期货币总收入的55%11。1943年以后的黄金政策，回笼法币也达601亿元，占同期法币增发量的20%12。国民政府还拥有大量的美金外汇。这都足以使国民政府减少发行巨额法币，而不至于迅即陷入恶性通货膨胀的泥坑。
所谓恶性通货膨胀，当时是指滥发通货，导致“通货、物价和军事支付三者，好象三匹脱缰的马，兜着圈子疯狂地前后追逐”，从而导致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状态，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不由自主”13。抗战后期，国统区物价飞涨，国民政府并未追逐物价的飞涨而增加法币的发行速度，由于有田赋的实物收入做挹注，军费的货币支付增长速度也落后于物价甚远，法币发行无疑还没有达到“不由自主”的地步。世界著名货币银行学家盖根(Cagan)认为，“物价上涨率在每月50%(即每年600%)以上并赓续一时期后，始能称为恶性通货膨胀”14。揆诸重庆的物价，1941年上涨率为260%,1942年为202%,1943年为349%，1944年为274%,1945年l至8月为273%，均未超过600%的标准。如果进行定量考察，重庆物价指数上涨率达到每月50%并持续发展下去，开始于1947年下半年。可以肯定，抗战后期国统区“逐渐加剧的通货膨胀”没有发展到恶性通货膨胀的阶段。
二
国统区的通货膨胀是在战争的沃壤中滋生成长起来的，它对战时经济的兴衰枯荣造成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的，不可简单而论。
许多人认为，抗战八年间，法币发行达到103190亿元15，比战前的法币量膨胀了7318倍。实际上，这个数字与历史事实相距甚远。据笔者考证，铸此谬误的始作俑者为当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俞鸿钧。1946年3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新上任的俞财长“述及到过去八年抗战中，政府发行钞票计达十万零三千一百九十亿元”16。这个绝密数字“八年抗战以来第一次”被公诸于世。尽管俞鸿钧在会上信誓旦旦地“负责声明，渠本日所宣布法币发行数字绝对确实”17，实际上他是蓄意虚张声势，企图把未来通货膨胀的责任推卸到抗日民族战争的头上，为发动内战增发更多的法币留下余地。对此数字，当时就有人怀疑说：“.看之下，其数目之巨，实远出吾人意料之外”18。《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实际发行额是不是如此?还值得研究”19。可见这个数字不是可靠的。据当时财政部简任秘书朱偰在当年的日记中透露，法币发行额真正达到十万亿元，是到1947年的时候20。美籍财政经济专家阿瑟·恩·杨格自1927年至1947年一直担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顾问，事无巨细，悉行参与筹划。他事后说，至1945年8月31日止，法币发行额为5569亿元21。再证之于吴岗编《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一书中搜集到的档案资料，完全相符。抗战八年，法币不是膨胀了7318倍，而是膨胀了390倍。
通货膨胀必然导致物价高涨，但物价高涨却不一定都根源于通货膨胀。以往论者在“物价高涨”与“通货膨胀”之间简单地划了一个等号，给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造成了极大混乱。例如1945年8月的法币发行指数(为398)和重庆的物价增长指数(为1795)，二者基期基本都选定在抗战爆发之时，可8年后前者较后者的增长数字相形见绌，相差几达5倍。有人以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来解释这一矛盾现象，是不能说明问题的。货币作为商品的交换媒介，在流通中与具体的商品对向运动。若说货币流通速度加快，不仅货币持有者能迅速将货币脱手，而且商品销售者也须相应地乐于使商品脱手换回货币。众所周知，在“逐渐加剧的通货膨胀”情况下，国统区盛行着“移转货币于财物”的运动，人人都想推出法币，但没人愿把实物轻易抛出来，法币流通速度的增长弹性是有限的。到1947年7月，法币流通的加速度已增快到相当程度，较战前也不过“快到两三倍左右”22，抗战时期断不致增快5倍之多。既然如此，物价怎么会失去货币流通规律的制约，变成断了线的风筝越飞越高呢?这一矛盾现象迫使我们不得不去思索一下货币以外的原因。
现代化的战争是总体战争，不仅包括军事上的搏斗，还有经济上的较量。战时经济孕含着消耗扩大与生产减少的矛盾，如炮火的摧毁，敌人的劫夺，为抵抗敌人动员大批的壮丁和筹集军火、粮秣服装等等，都是这一矛盾的体现。战前中国的工业偏处东南沿海，近代经济在内地没有根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正面战场上局部的战争仍连绵不断，战争造成的物质破坏和消耗进一步加深了供需之间的矛盾。1939年至1940年的桂南战役，波及19个县份，各种经济损失共值战前法币6432万多元2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驻香港和上海租界，切断了向内地转运物资的重要来源。中国除大后方国营工业之外，“则全国民营工业至少有80%左右在港、沪两地”24。有人估计，这时国统区“物资的缺乏量，一般是在需要量的70%以上”25。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交通运输的种种困难又加深了供需不调的矛盾。1942年3月日军占领缅甸后，滇缅路被切断，从苏联穿过新疆到兰州的西北公路也相继中断。当时国统区只有6000辆卡车，并且“因缺乏零件只有一半可用”26。物资缺乏和供需不调的矛盾日益加剧，物价高涨的必然性也就从中产生出来。
战时物资缺乏是客观存在的现实。民族战争需要振兴国民经济、努力发展生产以保障战时物质供给，但国民政府的种种误国误民政策往往与此背道而驰。战时虽实施过经济统制政策，但经济部对此无权问津。“中国的经济管制，却置于孔财长之下，这就说明了中国管制经济只是为了填补财政缺额，并非为了繁荣经济”27。经济统制机构的全般无能和吏治的腐败，反而使地主、官僚和投机商人得以兴风作浪。
对战时物价影响最直接的人为因素，当数“特种资本”的囤积操纵。国统区物价猛涨之风“实始于民国29年3月下旬纱价之飞腾，而当时纱价飞腾之原因，则由于缺货”和商人囤积。到这年秋天，川省稻谷歉收，而湘赣之米以运输困难未能接济，大粮户见此情形，乃储存不售，奸商乘机购囤以牟厚利，遂造成粮荒之局28。港、沪沦陷后，囤积之风弥漫了整个国统区，在投机市场上迅速地掘起一个发国难财的阶层。囤积居奇恶风导致了人为的物价恐慌，大家都抢着抛出法币，争相购存实物，于是“中央为国库而囤积，省方为省库而囤积，不仅商人囤积，每个人都在囤积，囤来囤去，物价到了最高点”29。国民政府倒行逆施的经济政策加剧了战时经济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最终都通过物价信号表示出来。抗战时期国统区发生的正是一种非货币因素强化的通货膨胀。
以往论者简单地把物价飞涨等同于通货膨胀，根本原因是忽视了对非货币因素的研究，不自觉地夸大了通货膨胀的反面作用。笔者认为，对战时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不应简单地全盘予以否定。前期的通货膨胀，对战时经济的发展不无积极促进作用;到后期，“逐渐加剧的通货膨胀”才导致非货币因素强化，造成物价飞涨，淹没了战时经济的一派生机。
抗战以前，西南西北10省的近代工业只有237家，占全国工厂总数的6.02%30。抗战期间大后方各地近代工业迅速发展，使“西南西北的经济开发，至少提前了50余年”31。对此，通货膨胀的促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1939年国统区“潜伏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恰在这时后方的工业呈现出了一派“战时景气”。荣家内迁企业在重庆、宝鸡建厂创业，在艰难的条件下，乘通货膨胀下的“价格日益高涨之机，充分利用内迁的设备和技术力量”赚取利润，1939年至1942年4年间所获盈利达500余万元，并扩建分厂7处之多32。这种高额利润在当时国统区的民族企业中乃是一种普遍现象。资本家渴求更多的货币财富，纷纷投资于工矿企业，到1942年底，国统区工厂数比1938年增长了4倍33。这些厂矿企业对于支持民族战争的物资供给，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贫困落后的国统区还需要大量物资内运补给，通货膨胀形势十分有利于国统区从外地吸收物资。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寇出于调换法币套取外汇之便，允许法币在华中沦陷区与“中储券”等价流通。在币制混同情况下，国统区物资缺乏而货币增多，物价势必较高。商品往往向物价高处汇聚，商人们都情愿冒险到港沪一带去办货。经商者冒险抢运物资，主观原因是唯利是图，客观效果却充实了抗战的经济实力。
通货膨胀使农村中的商品经济关系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农民的消费一般可分为自给和交换两部分。战前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自给的比重平均占66%，其中华北农家为73%34。西南西北经济落后，其比重无疑高于华北。货币如潮水涌进农村后，云南农家消费中自给部分的比重在18%至67%之间35，即使67%也低于战前华北农家的73%了。由于农产品价格高涨和农村失业减少，农民的生活也曾一度获得少许改善，尤其是1940年秋粮价指数超过物价总指数，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大大缩小，这在旧中国社会经济史上是一个难逢的机遇。此后不久，国民政府把田赋征实的枷锁套在了国统区农民身上36。
抗战前期，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的速率比较一致。许涤新发表文章说：“我们亦承认物价提高可以刺激生产，但这是有极限的，过了一定的极限，物价之高涨对于生产就要发生否定的作用了”37。这个极限的临界点在1942年，“前此，工业是在上坡、增产、昙花一现的战时繁荣，后此是下坡、减产、停工、深长苦痛的经济危机”38。1942年以后，囤积操纵等非货币因素日渐成为直接推动物价狂涨的动力，“逐渐加剧的通货膨胀”导致了商业资本的畸形繁荣。
中国经济在战前就呈现着商业资本发达，工业资本落后的格局，“逐渐加剧的通货膨胀”进一步加重了这一趋势。1942年法币发行额已达343.6亿元，而后方厂矿的总值不过9亿元，连流动资本在内亦不过15亿元39，足见生产资本如何微弱。到抗战后期，国统区的商业资本“恐怕要在2500万万到3500万万元以上”40。工业资本家全都兼营起商业，甚至工人中也有“弃工经商或改做包工头、小业主的倾向”41。国家银行也把业务活动的重点转向商业投机，增设了经营商业的信托部。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进一步勾结起来，厂矿都竭尽全力从事商业投机，产业资本的生机被窒息了。1944年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来中国考察后，也不得不发出“中国生产力还没有发挥30%”的感叹。
抗战前期，“国民党政府这种通过通货膨胀来‘征税’的政策，倒是相当成功的”42。抗战后期，赖此所弥补的财政赤字每年也在80%以上。我们在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的同时，既应看到通货膨胀作为民族战争时期财政主要支撑点的客观必然性，又要看到它是以人民忍受惨重剥夺为代价的。有人估计，1944年通货膨胀所支持的“战时财政支出，不及大后方国民收入的3%”43，远远低于战前从国民收入中征得的5%44。通货膨胀所强制剥夺的民脂民膏的绝大部分流入到大官僚大商人私囊里去了，“这种弱肉强食的社会再分配，把大多数人民推向啼饥号寒的境地。1943年以后，“国民党政权正在自我消灭，并且走上了丧失权力的道路”45。抗战后期国统区民主运动兴起的深刻的经济原因，就在于通货——物价膨胀的加剧开始超出了社会承受力的限度。
(系山东大学硕士研究生，1988年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指导教师为朱玉湘教授。论文原稿约4万字)
1参见李达：《货币学概论》第325-326页，三联书店1950年版。
2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第20页，三联书店1963年版。
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038页。
4《财政年鉴》续编第1篇第67页.
5《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106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6《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93页。
7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第33页。
8邹家伊：《中国战时金融管制》第67页，财政评论社1943年版。
9以上统计数字均出自昊岗编《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书。
10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12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ArthurNYoung:ChinasWartimeFinanceandInflation1937-1945.HarvardUniversilyPress1965.pp20.
12杨培新:《中国经济动向》第13l页，耕耘出版社1946年版。
13章乃器：《论恶性膨胀》，重庆《大公报》1939年9月24日。
14P.Cagan:StudiesInTheQuantityTheoryafManey.Chicag01956.PP25.
15何理：《抗日战争史》第377页，龚古今等着：《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册第294页，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下册
第164页，等等。
161946年3月26日香港《华商报》.
171946年3月28日天津《大公报》。
181946年3月27日香港《华商报》。
191946年3月26日重庆《新华日报》。
20《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97页。
21ArthurNYoung:ChinasWartimeFjnanceandInflation1937-1945.PP365.
22粱子范：《国家银行贷款与信用膨胀》，《经济评论》第1卷第14期，1947年7月。
23韩启桐：《桂南十九县抗战损失的估计》，《经济建设季刊》第2卷第2期，1943年l0月.
24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110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25许涤新：《太平洋战争与我国的财政经济》，《群众》第7卷第1期，1942年1月。
26《蒋介石与纳尔逊会谈记录(1944年9月19日)》，见《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
27杨培新：《中国经济动向》第13页。
28.1942年5月7日重庆《大公报》。
29徐盈：《滨海工业》，福建《企业通讯》第1卷第1期，1944年1月。
30寿进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问题》第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31高叔康：《十年来之经济政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资料丛刊(续编)》第83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32许维雍等著：《荣家企业发展史》第18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3郑友揆：《1840-194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38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中文译本1984年版。
34J.L.Buck：ChineseFarmEconomy.PP391.
35费孝通;《内地农村》第76页，生活书店1947年版。
36朱玉湘：《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田赋征实与粮食征购》，《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37许涤新：《太平洋战争与我国的财政经济》，《群众》第7卷第1期，1942年1月。
38杨培新：《中国经济动向》第82页。
39许涤新：《论信用之膨胀与紧缩》，《群众》第7卷第3期,1942年2月。
40许德珩：《中国工业化与资金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
41齐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运动史稿》第253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2郑友揆：《1840-1948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120页。
43伍启元：《由战时经济到平时经济》第40页.
44据昊宗扮《十年来之物价》，伍启元《物价变动与中国经济》二文中数字推算而得。
45(美)费正清：《中国之行》，见《中华民国史料丛稿·译稿>第59页，中华书局10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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