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博:关于犹太人的几个历史常识(四)

　　桑博：关于犹太人的几个历史常识(四)

　　:桑博

　　西奥多-赫茨尔：“我已有权利成为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

　　西奥多-赫茨尔是谁?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体系的创始人，也就是以色列“复国”的理论奠基者。今天被认为是近代史上“犹太民族”的先知人物。

　　什么叫“反犹主义”?简单地说就是：仇恨犹太人或犹太教的思想和行为。

　　那么，一个犹太人国家的理论国父、先知人物，又怎么会自认为“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这听上去的确不可思议。但这确实是赫茨尔本人对一名质疑他的复国理论的犹太人的回答。事实上赫茨尔也并没有说假话，就“反犹主义”的定义指向而言，他确实是一名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

　　赫茨尔自认他是一个反犹主义者——这本身是符合逻辑的，理解起来也并不困难，但在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很容易被诬为“反犹主义势力”对犹太先知人物的抹黑。因此本文只列举一部分相关历史事实，不作评论。

　　之所以说理解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是因为：只要认真阅读了本文上一节关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学说的简介，注意到它的起源背景，厘清了它与欧洲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思想之间的师承关系，特别是理解了它对犹太教的“连根铲除”(马丁-布伯尔语)的破坏作用，就不难理解这一学说的创始人为什么要以“成为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为荣。

　　就宗教信仰而言，西奥多-赫茨尔是一名不可知论者，他并不是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赫茨尔感兴趣的是“民族”和政治，而不在宗教。为了让人们接受他的“犹太人是一个民族”的新理论，他甚至激烈反对那些把犹太教看作一个宗教的犹太人。就思想渊源而言，19世纪——需要再强调一遍：19世纪是欧洲民族主义学说兴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并在当时的德国表现尤为严重——的欧洲，弥漫着西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空气，这对于受日耳曼教育的赫茨尔构思他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殖民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从事海外“开发”活动，不必重视当地居民。在殖民者的眼里，任何一块被他们“发现”的新大陆，都只是一片充满上帝所赐财富的“空地”。因此，当赫茨尔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学说构思完成之后，他所需要的，只是一块这样的“空地”，来实现他雄心勃勃的“复国”计划。而当时摆在赫茨尔面前的，是一个多项选择——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曾有过到许多其他国家去建国的计划：例如1897年，巴伦-赫希曾建议他去阿根廷实施建国计划;1901年至1902年，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提出去塞浦路斯建国;1902年提出去西奈地区的计划;1903年至1904年英国政府曾建议赫茨尔去乌干达……但赫茨尔最终瞄准了巴勒斯坦作为他的目标。

　　选择巴勒斯坦作为“复国”计划的“空地”，足见赫茨尔非凡的战略目光。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本质：巴勒斯坦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的汇合处，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是亚欧各大帝国的必争之地，从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帝国数百年的拉锯、绵延两百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直到近代欧洲殖民列强在中东地区的角力，无不围绕着新月地带的心脏巴勒斯坦而展开。当时，威廉二世打算修建一条从柏林经伊斯坦布尔到达巴格达的铁路，俄国从未放弃过控制地中海通道的野心，英国已经控制了经苏伊士运河通向印度的水路以及海湾油田。

　　——赫茨尔所瞄准的，正是当时欧洲列强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殖民野心。因为他深知：一个强行植入的以色列国，在未来不可能孤立地在中东存活下去，除非通过某种手段将未来的以色列国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利益牢牢捆绑为一体。所以他要孤注一掷，利用欧洲殖民列强对巴勒斯坦的野心，作为与它们之间进行交易的筹码。

　　对此，赫茨尔在他的《犹太国》一书中丝毫未加掩饰：“我们要为欧洲筑起一道防御亚洲的墙。我们将成为保护文明不受野蛮人攻击的前卫战士。”

　　对于西奥多-赫茨尔的“复国”计划的殖民主义性质，可以通过下面的事实得到确认：他在1897年瑞士的巴赛尔大会上宣布，要建立政治上的而非精神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这种主张显然是从英国的殖民公司那里学来的。赫茨尔把英国当时最大的殖民者塞西尔?罗兹作为最好的学习榜样和最权威的咨询对象，他于1902年1月11日专门写信向正在南非推行殖民计划的塞西尔?罗兹征询意见、寻求支持：“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向您讲清一件与您无关的事情，但这件事与殖民主义有关。我所希望您做的就是——请您告诉您的同伴们说：‘我(罗兹)已经审阅过这项计划了，我认为它是正确的、可行的。’”赫茨尔自己也曾说过，他的纲领是“殖民主义类型的”。

　　赫茨尔所要做的事情有两件：第一件是号召身处欧洲种族主义歧视迫害下的犹太人，支持他本人并不相信的“上帝许诺建立一个以色列国”的《旧约》神话，利用犹太民族主义者的情绪，来推动他所发动的“复国”运动;更重要的是第二件，他要积极寻求欧洲殖民主义、特别是反犹主义势力的支持，借助强大的外部力量，来实现他的“复国”梦想。

　　在1895年的日记中，赫茨尔写道：“我准备对德国人说：算了吧，让我们走吧——我们和你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阻止我们与当地人融合，我们也不打算而且也不可能同他们融合。”

　　在1896年3月4日，赫茨尔曾说过这样的话：“这些天，我的最好的支持者就是反犹主义者。”(见犹太复国主义作家艾-邵拉基《赫茨尔的生平》一书)

　　在谈到犹太人的出路时，赫茨尔指出：“反犹主义者是有道理的，是对的。但我们不必妒忌他们，因为我们也将是幸运的。”

　　为了推动他所设计的“复国”运动，赫茨尔不惜跟最凶恶的反犹主义者交涉，并投其所好：沙皇俄国的财政大臣当面对赫茨尔说：“我曾向阿列克塞三世陛下建议：‘如果能把600万犹太人淹死在黑海，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极为满意的事情。’”赫茨尔依然向对方乞求：“我们期待俄国政府的鼓励。”这位财政大臣则回答他：“我们已经对住在俄国的犹太人离开俄国给予足够的‘鼓励’了!”赫茨尔说：“当我宣布我们要组成一个独特的民族时，我的同伴们会说我是在走反犹主义道路。”

　　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主义者、沙皇俄国内务部长勃里夫，是1903年4月发生的“柯奇尼夫屠杀犹太人”事件的策划者和刽子手之一。当年5月，赫茨尔在给勃里夫的信中向他建议：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手中握有能够避免发生革命行动而直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妙策。信中称：“在柯奇尼夫事件后，这个妙策对年轻的犹太人来说，将是十分有吸引力的。”同年8月，赫茨尔与勃里夫会谈时，要求对方起草并签署一封信件，支持自己的“复国”计划。勃里夫签发了这一信件，并表示支持能使犹太人离开俄国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方案，但不允许在俄国发展犹太民族势力。赫茨尔对这个文件感激涕零。在另一次，他又呼吁和请求勃里夫把该文件的内容透露给奥斯曼土耳其苏丹。这样一来，赫茨尔就可以向苏丹请求，让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就在当年，即1903年，在他的朋友还顾虑重重的情况下，赫茨尔就迫不及待地在犹太复国主义大会上公布了信件的内容。

　　为了得到各国反犹主义势力对其“复国”计划的赞同和支持，赫茨尔采取了针对不同的谈判对手使用不同的语气、方式来游说他们。只要能促使对方认识到：如果谁不给犹太人迁移以方便，那么犹太人在所在国是危险的。例如在伦敦，赫茨尔声称：政治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方案，能够“消除一场将由犹太人发动的、其后果不堪设想的革命……”此外，赫茨尔还用同样的方式与德国外长冯比洛、德皇威廉二世、俄国内务部长勃里夫、沙皇尼古拉二世等人谈判。

　　早在1896年，赫茨尔的《犹太国》一书出版之前，一名获悉了他的“复国”方案的犹太人声称：“赫茨尔将会给犹太人带来一场巨大的灾难!”企图刺杀他。对此，赫茨尔断然回应：“我已有权利成为最坚定的反犹主义者。”

　　因为此刻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方案的实施，离不开反犹主义势力的配合。因此，他公开宣扬：“反犹主义者，将成为我们坚定的朋友。奉行反犹主义政策的国家，势必将成为我们的盟友。”

　　仅仅与反犹主义势力结盟，并不足以说明赫茨尔对反犹主义的贡献。事实上，他进一步推动了当时盛行于欧洲的反犹主义潮流，丰富和发展了反犹主义思想。为了赢得犹太富商们对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方案的支持，赫茨尔曾以向各个犹太人所在国散布“犹太人威胁论”的方式，发动了一场针对犹太富商们的讹诈运动。例如1902年，在赢得英国犹太商人罗斯柴尔德的支持之前，他组织了“反罗斯柴尔德家族运动”，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如同大海里的章鱼，将其触角伸进了各个角落，构成了对世界的威胁。对于这种散布“犹太人威胁论”、煽动反犹主义情绪的作法，赫茨尔在其日记中提出了一系列行动提纲，并对外作了客观的解释。

　　当越来越多的犹太人领袖担忧赫茨尔这样干，会使犹太人居住国对犹太人的忠诚度发生怀疑、从而给犹太人带来更大的压力时，他们向赫茨尔提出了抗议。为回答这一抗议，并进一步散布犹太人在居住国里总是“外人”的思想，赫茨尔写道：“在英国，爱国主义的主要保卫者，是伦敦的德籍犹太法学博士阿德拉尔;普鲁士的爱国主义的主要卫士，是柏林的犹太法学博士米布姆(匈牙利人)。最近，布鲁塞尔的犹太法学博士布鲁赫加入了比利时人反对米布姆的行列。根据他的名字‘布鲁赫’，可以断定他既不是弗莱明人，也不是沃龙人。”——罗杰-格鲁迪对此评论道：“即使那些最敌视犹太民众的人，也不会说出比这更过分的话。”

　　赫茨尔清楚地知道：他的理论将犹太人捏造成一个民族——使之丧失了宗教信仰的特性而具有了民族特性之后，再指望通过一场“重返圣地锡安山”的宗教运动、来推动各国的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的力量微乎其微。所以，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不得不提倡一种“跨越国界的民族主义”，宣传犹太人在各个居住国里，都是异族，是“永远的陌生人”，以此为反犹主义思想提供营养;在另一面，又用“反迫害运动”来鼓动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策略，说明了赫茨尔为什么不但不以反犹主义为患，反而鼓励、推动反犹主义运动的理由。

　　西奥多-赫茨尔死于1904年7月。同年10月，《犹太季刊》杂志登载了英国学者卢西恩-沃尔夫针对反犹主义和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调查结果。他总结道：“尽管融合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组织起来的反犹主义势头，日趋削弱了。……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将会给反犹主义运动补充新的活力。如果没有这种宣传，那么反犹主义就会继续削弱下去。”这篇调查报告的结尾指出：“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最突出的危害，就在于它是反犹主义长期的、天然的盟友，并为它提供了强有力的辩辞。”

　　对于赫茨尔所采取的作法，奥地利议会议长约翰-舒洛莫斯基在给赫茨尔的信中说：“如果你们所提倡的，意在鼓励反犹主义运动，那么你可能会如愿以偿。我完全相信，在这样的宣传下，反犹主义会得到发展，也相信你会最终把犹太人引入血腥的大屠杀之中。”

　　赫茨尔死后，他的遗嘱执行人认为，最好不要把他的日记全文发表。但是，在1922年和1923年，他的全部日记被合订成3本小册子出版了。赫茨尔日记的出版，连非常怀念赫茨尔的奥地利作家约瑟塞缪尔-伯劳克都感到可怕：“赫茨尔给罗斯柴尔德和赫熙伯爵的书信，以及他关于犹太人是隐藏在居住国的造反者和革命者的说法，足以毁掉犹太人民。赫茨尔给犹太人的敌人提供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并为他们在这方面开辟了一条未来的实践之路。他的日记真是个可怕的东西。”

　　——这一担忧很快就被验证了：1933年至1945年间，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所发生的、众所周知的事情，客观地说，背后不乏西奥多-赫茨尔及其追随者们的竭力推动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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