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蒋介石消极抗日的“底线”——关于抗日战争的对话》一文在网上贴出后，绝大多数网友拍手叫好。但也触动了某些极右诽毛反共人士的敏感神经。这篇文章就像挖了他们家的祖坟，在如丧考妣的哀嚎声中，纷纷对笔者大加挞伐。他们除了极尽污蔑谩骂之外，还恶毒捏造臭名昭著的“三大观点”：中共消极抗战，游而不击，借抗日之名保存实力;蒋介石是抗日英雄，中国的抗战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胜利的，根本不存在消极抗战的说法”；抗战期间，国民党200多名将官阵亡，共产党方面只死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左权。
针对极右分子的无耻谰言，笔者曾以《驳斥“中共不抗战”的有力证据》为题，通过毛领导下的大量高级将领和干部牺牲在抗日战场的活生生历史事实，对那些极右分子的造谣污蔑进行反击。该文在网上贴出后，立即被多家网路媒体转载，受到正义人士的支持和好评。
诬蔑毛领导下的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游而不击”，这本来是蒋介石上个世纪40年代炒过的冷饭。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都明白这是站在政敌的角度攻击对手的一种策略手段，也是国民党政府宣传的需要。奇怪的是，现在的一些“精英”们，连日本鬼子是什么样的都没见过，也跟着大肆宣传这些陈词滥调。还有那些受到迷惑或接受“洗脑”的人，也人云亦云地跟着摇旗呐喊。在他们的心目中，只要是大陆宣传的东西，都是假的。为了揭穿“精英”们造谣污蔑的丑恶嘴脸，也让那些接受“洗脑”的人心服口服，我在这里引用两则日伪当年公开发表的历史资料，看看那些一贯巧舌如簧的“精英”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先摘录日本国内报刊公开发表的一则电讯——
敌西部《朝日新闻》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 电：华北军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战为中心的事实……敌大半为中共军……交战回数一万五千次，与中共党军的作战占七成五，交战的二百万敌兵力中，半数以上都是中共党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党军约占半数。而七万四千的俘虏中，中共党军所占的比率，则只有三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
大家看清楚没有，《朝日新闻》报道的这则消息，内容和数据均来自日本华北方面军的年度工作总结。被蒋介石污蔑的“游而不击”的军队，一年作战次数竟占一万五千次的七成五!而且与日寇交战的军队占半数以上，战死的遗体中，中共军队也占半数。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落入敌寇之手的俘虏人数。比国民党军队交战次数多、参战人员多的八路军，落入日寇之手的俘虏却比国民党军队少了接近一半。连日本鬼子自己都承认：“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党军交战意识的昂扬……”。笔者在这里要问一句：一个“劣弱”的军队能称为抗战的主力吗?一个交战意识“昂扬”的军队能说他们是“游而不击”吗?
我们再看看叛国投敌的伪军自己是如何说的——
《新民报》(笔者注：北平伪政府办的报纸)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 载中华社(笔者注：北京伪新闻社)讯：中共军……潜行于地下，发动正规军二十万，配之以六十万之农民游击队，与组织突破二百万之农民自卫团。……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乃在解决中共军，此当再加确认者也。
看到没有，在日伪军眼里，消灭八路军已经上升到结束“大东亚圣战”的战略高度。自诩“武运长久”的大日本“皇军”已经不把国民党军队看在眼里，而把“游而不击”的八路军作为主要的作战对象。那些对自己国家没有好感的“精英”们，不相信大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说的话吧，总得相信日本人自己的年度总结报告吧!其实，当年投降日本皇军的“二鬼子”们对这场战争最有发言权。因为他们是日本人的炮灰，打仗冲在头里。他们是见过真枪实弹的，也多次领教过八路军的厉害，所以感受深，说话也比现在的“精英”们实在。
中国“精英”们看了上面的两段文字后，还有脸说八路军“游而不击”吗?再看下面七个部分——
一、蒋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ZF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ZF《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ZF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ZF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GCD，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1931年8月22日)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1933年9月23日)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1933年4月7日)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1933年4月10日)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二、抗战前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1933年3月，日军占领热河，并大举进攻长城各口，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因蒋介石国民党破坏而失败。5月31日国民党ZF派熊斌与日本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塘沽协定内容：
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于昭和8年5月25日，在密云接受国民ZF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所提出的正式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帅武滕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参谋副长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ZF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的停战协定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签订停战协定于下：
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继续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大城一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后，即发生效力。
作为以上证据，两代表于此签名盖樱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
华北中国军代表熊
(选自《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592页—59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
三、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底”界
蒋中正在1937年8月7日国防联席会议上讲话：“许多人说冀察问题、华北问题，如果能予解决，中国能安全五十年”。“有人说将满洲、冀察明白的划个疆界，使(日本)不致再肆侵赂。划定疆界可以，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之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为疆界。”——国防联席会议记录(1937年8月7日)
1939年1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阐述“抗战到底”的“底”界说，正式提出“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的方针。他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个界说”。“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恢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恢复‘七七’事变前原状就是灭亡，恢复了就是胜利。”——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会议记录(1939年1月)
蒋中正就这样把“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说成是“抗战到底”的“底”界。他对内：试图以“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就是胜利”界说，来统一全国对抗战的认识;对外：“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对日议和的交涉条件。
1937年11月5日，蒋中正对德国大使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恢复战前状态，中国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至德国外交部(1937年11月5日)
日本ZF不理睬蒋中正的条件。他们用行动回答：攻占上海、南京;1938年1月11日御前会议决定：“对中国现中央ZF，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终止“陶德曼调停”;近卫首相于1月16日发表“今后不以国民ZF为对手”的声明。
1939年3月，蒋介石亲自指挥复兴社的杜石山、柳云龙与日本宣野长知、小川平吉在香港谈判。3月17日，柳云龙向宣野提出和平条件;必须“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关于满洲，另行协定”。“小川、宣野对蒋的条件根本不予置理。日本ZF于9月13日发表声明，决定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ZF。香港日蒋谈判告吹。——《小川平吉关系文书》卷2，东京1973年版，614页。
四、抗战期间卖国反共的《和平意见》
据日本档案《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1940年3月)、《今井武夫回忆录》收录的双方“对答记录”和中国方面3月10 日提出书面的《和平意见》记载，重庆代表在交涉中对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让步：
(一)“满洲国的独立是既成事实”，蒋委员长“对此表示承认毫无异议”。目前，中国方面主张中日“缔结特别协定，两国共同将其作为保护国”。(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4、136、341页。)
(二)原则上同意“缔结防共协定及使内蒙地区特殊化”;万一“在国防上有必要时，可推迟一部分撤兵”。(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7、340页。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桐工作圆桌会议的经过概要》的表述是：“中国方面提出，当撤兵之际，在具体方法上，日本军可在必要地点，相当长期地延缓撤兵。”)
(三)中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注：《和平意见》第二条;《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9页。)重庆代表、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章友三强调：“自然停止抗日”;“中国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问题可交给中国好了。”(注：《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32—133页。)
(四)可以把华北、长江下游地区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注：《今井武夫回忆》第133页。)“绝对同意”给日本臣民以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自由。(注：《和平意见》第五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中国招聘日本的军事、经济顾问。(注：《和平意见》第六条;《今井武夫回忆》，第139页。)
五、蒋介石投敌卖国“档案”揭秘
1938—1940年秋中日有过三次议和，档案材料显示，蒋中正的国民ZF一方，以苟安性质的“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作为“底线”，对日谋求妥协。而天皇制日本的权力机构则明确决定要设法使中国现中央ZF崩溃。1938年7月，五相会议决定的《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规定，日本ZF的方针是“推翻中国现中央ZF，使蒋中正垮台”，这就是明证。在双方“底线”有天壤之别的交涉中，日本方面的条件一步步升级，变本加厉，而且对重庆寸步不让。蒋中正及其代理人却一味地单方面让步，答应诸如对“满洲国加派公使或大使”;缔结特别协定，认可伪满作为日本、中国的“保护国”，同意“讨共”，“用密约办理”;重庆放弃“抗日容共”政策，划内蒙为“特殊地区”;可以华北和长江下游作为“经济合作”地带;承认共同开发中国资源、接受日本顾问“都是好事情”等等。——《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抗日战争前期蒋介石对日议和问题再探讨》
直到1940年秋，蒋中正才中止以“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的原状”为条件的对日言和，搁置他原来已经同意亲自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举行的“长沙会谈”。蒋介石转而决定采纳“苦撑”的方针，寄希望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这些事情发生在七七事变以后，但在蒋中正的心目中，东北是可以放弃的。虽然在七七事变以前,蒋中正没有明确表示，但一个人的指导思想总是会在其政策中透露出来的，比如1934年签订的《塘沽协定》，认可长城线是与伪满的政治分界线，默认了“满洲国”的存在。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1935年10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多次进行谈判。1936年1月，国民党ZF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ZF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
1936年11月间，蒋中正的代表张群曾和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进行秘密谈判(高宗武参与其事)，谈判达成的条件之一就是承认“满洲国”。
——钱昌照：《纵横》民国八十八年年第1期
为蒋招魂的无良人士，把蒋美好成抗日英雄，太无耻!
六、蒋介石集团与侵华战犯关系暧昧
一、放弃战争赔偿的《中日和约》
1987年11日30日，日本政府公布了《中日和约》的外交档案。日本报纸《朝日新闻》第二天(12月1日)还以头版头条的位置进行处理。《中日和约》的揭秘，让蒋介石集团的卖国嘴脸彻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蒋介石集团与日本于1952年4月28日签订的《中日和约》第十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国民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而具有中国国籍之一切台湾及澎湖居民及前属台湾及澎湖之居民及其后裔;中华民国法人应认为包括依照中华民国在台湾及澎湖所已施行或将来可能施行之法律规章所登记之一切法人。”又在“照会第一号”中明定：“本约各条款关于中华民国之一方，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其实，条文中的关键字就是那个“或”字。照蒋介石的原案，用“或”字则表示他没有控制中国大陆领土的含义，应该用“及”字。但是日本不肯。早在头一年，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就对董显光说过：“我国固极敬重贵国政府，所惜者目前领土仅台湾耳!”如今签约之际，蒋介石自己以“仅台湾耳”的台面，却要日本签下“含大陆也”的条款，日本人当然不肯。事实上，日本根本就不愿同“仅台湾耳”的蒋介石签约，日本的原意是附和英国的提议，“邀中共参加对日议和”。苏联也有这种想法。美国不在乎苏联，却在乎英国。因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赶赴英国，于1951年6月15日，把结果告诉“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说：“此次在英与英外相等商议对日和约，余对英主张邀中共参加坚决反对;而英对美主张中华民国政府参加签字，亦反对甚力。最后，余提折中方案——即由若干国家与日签订多边条约;另由日本自主决定与何方国家商订大致相同之双边和约，英国已表同意。此虽未能满足贵国希望，然十之九成当如贵国之意。”杜勒斯并以严守秘密为嘱，对顾维钧保证：“余知日本政府对贵国态度甚好，必愿与贵国签约，而反对与中共成立关系。”就这样，1951年9月4日，对日媾和会议在旧金山歌剧院开幕了，“中华民国”根本不在邀请之列，签订的《金山和约》自然也和它完全无关。蒋介石脸上无光，只好等日本单独和他签约。所以第二年日本在美国压力下，跟“中华民国”做签约谈判时候，蒋介石就亟思不惜代价，挽回面子了。
日本派来的代表是曾任藏相(财政部长)的河田烈，这个鬼子是台湾通。他在二次大战时任“台湾拓植株式会社”董事长，是搞亚洲经济侵略的能手。他被派出来同蒋介石政府谈判，早把蒋介石的处境与心态摸得一清二楚。他在台北演的是白脸，黑脸留给东京那边演。谈判过程中，东京那边作弄蒋介石的小动作，一直此起彼落，一会儿说台湾是地方政府非中央政府，一会儿又说中共如肯他们就同中共签约，一会儿又推翻前议说有了新训令，一会儿又要把“中华民国”的秘密约本公布……反反复复，把蒋介石弄得团团转。前后闹了70天(日本在对美国等国签约时服服帖帖，只用四天时间)，最后战胜国的蒋介石对战败国的日本乖乖就范。
所签文字中，最醒目的是《议定书》中如下文字：“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这意思就是说，关于战败国赔偿问题，战胜国“中华民国”将《金山和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服务赔偿”予以自动放弃。也就是什么赔偿都免啦!整个的条约中没有提到赔偿条款，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此中屈辱，请看叶公超对日本代表说的一段话：
金山和约对战败国之宽大已属史无前例，而我方约稿甚至放弃服务赔偿，是较之金山和约不及则有之，绝无过分之处，有何令贵国难于接受者?自贵我两国开始谈判以来，贵方所提异议者均属金山和约之条文，换言之：贵方所要求者无一而非更改金山条约之提议，是诚有令人难于索解者。
蒋介石在抗战胜利时不同任何中国人商量，单独决定“以德报怨”。在退守台湾后，又屈膝求全“放弃赔偿”。根据《中日和约》谈判时日本首席随员木村四郎七回忆，最初“中华民国”提出的条件，只要日本承认他们是“正统政府”等三项，根本就没提出赔偿问题。后来加入这一问题，乃是作为谈判筹码的换取条件，换到手后，赔偿都可以不要。
二、蒋介石力保侵华战犯冈村宁次
事实上，蒋介石在死要面子的同时，对日本总是奴颜婢膝。仅以他对日本头号战犯——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态度为例，就可看出蒋介石的媚骨和奴才相!冈村宁次以侵略中国总司令之尊，怎么可以被判无罪呢?可是蒋介石硬要判他无罪!不但要判他无罪，甚至在受降典礼前，把降书内容先给他过目，还“打招呼”叫他不必当场献出军刀。另外还特别召见他，问他“贵官健康如何?生活上如有不便之处，希勿客气的告诉我或何总司令”。最后，当蒋介石兵败下野，李宗仁接班，下令逮捕冈村宁次时，冈村宁次还得到蒋介石之荫命，快速潜归日本。
与蒋介石媚骨相伯仲的，是他的私心。……蒋廷黻后来论断说：“个人尽管爱国，但一旦加入政权的争夺，免不了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样的争夺，久延下去，国家将卖尽了。”蒋介石从“以德报怨”到“放弃赔偿”，一再丧权辱国而不惜，除了对日本的媚骨外，保住他政权的私心也是主要原因。尽管蒋介石一身媚骨，却时常被日本人出卖。1972年9月，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承认中共时表示：“《中日和约》已失去了它的意义，业已终了。”消息传来，蒋介石感到灰头土脸，无地自容。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蒋介石死后，日本人又公布了《中日和约》的秘密文件，再次出了蒋介石的洋相。
《中日和约》签订之前，张群对日本代表谈话时说：“在中日战争之前，我们竭力消弭战祸，惜无所成。在日本投降、战争结束之后，我们但有悲哀警惕之怀，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番话真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尽了!抗战前“竭力消弭战祸”，战胜后却“从未以战胜国自居”，这还是人说的话吗?(台湾外交文档：《中日和约签订后各国之反应》，一九五二年五月十日)
三、侵华战犯极力颂扬蒋介石集团
日本投降以后，冈村宁次的运气极好，因为他碰到蒋介石的“以德报怨”;运气更好的是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受降，何应钦一直是对日本军人矮半截的人物，从《何梅协定》时代到南京受降时代，腰弯得一直比日本人还多。冈村宁次后来回忆投降时情景说：
我面临这空前的投降，虽感不安，但极力保持沉着冷静，默诵白隐禅师夜船闲话语句，并以将上断头台的心愿处之。我仅凝视会场的一点，时常转视何应钦将军的动作，因向中国友人中最亲近的何应钦投降，颇有安全感。(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页一一九二)
冈村宁次无罪回到日本后，何应钦在一九五六年去日本看他。同年四月号的《文艺春秋》上，登出这样的对话：
冈村：久违久违，您好么?
何：托福托福，我初次见到冈村先生，好像是一九三三年，在北平谈判塘沽停战协定的时候。
冈村：是的。在士官学校我比您高好几班，所以没见过您。在九一八事变时代，我们才首次见面。当时我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您是中国军总司令官，不过，互相并没有敌对的感觉。那时候我时常到北平去见您，而到现在仍然未能忘怀当时您所讲的一句话：“日本应该就此罢手了，如果仍继续向中国本土挥兵侵略，则必使中国共产党回益坐大，结果，也必使日本吃个大苦头。”经过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东京聚首，回忆起来，不幸得很，当年您所讲的这句话，到今天变成事实了。
何：是的么!当时我一直忧虑日本的一般军人想要侵略我国，可是，碰到冈村大将——
冈村：当时还是少将。
何：碰到少将，一谈起来，才认识您是一位值得敬佩的人，您认为中日两国非携手友好不可。总而言之，中国和日本是同文同种，从历史上、地理上或从文化方面来说，都必须携手合作。关于这一点，先生和我们看来很像是同志，这是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冈村：其后我们再度见面，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在任职参谋本部第二部长的时候，适值排日运动最激烈之时，空气紧张，我在南京宿了一夜，当然无法访问中国官厅，只好到领事馆找现在国会议员的须磨弥吉郎君。可是，您来了电话，要我到您使馆去吃饭，并约定不做任何有关政治的谈话，这使我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记得您是参谋总长。
何：不，是军政部长。
冈村：您在重庆的时候，常常受到很厉害的轰炸吧?
何：时常有轰炸，就是日本的疲劳轰炸较为讨厌，你们叫做什么?
冈村：日本叫做神经轰炸。
何：一连轰炸一整天，教人无法工作。
冈村：都是我的部属干的。
何：多谢多谢!(笑)
冈村：可是那里的气候很坏，真使飞机师吃不消。
何：冬天一直看不到太阳，有“蜀犬吠日”之说。
冈村：府上受过炸么?
何：我住的地方炸中了两三次。
冈村：不是有防空洞么?
何：但若中了一千磅重的炸弹，就是避在防空洞，人也会晃动。这种情形前后有过三次。
冈村：真抱歉，如果您先在公馆屋顶上做一个记号，我可以叫他们不来炸呢!(笑)
冈村：还有一件事，应该向您深深感谢：就是我们打了“败仗”，却没有一个人变成“俘虏”，这是您的鼎助所赐。照国际上的惯例，战败的军队应被缴械，分别拘集军官与士兵，并分开受战俘待遇，一般情形都是如此，苏俄、中共均是，但是我们却不同。我们所受的称呼，不是俘虏而是“徒手官兵”，就是说，没有武装的军人，在签字投降次日，九月十日清晨您召我去，当我去见您的时候，您一开口就说：“日本已经没有军队了，现在我们两国可以不受任何阻碍而真正携手合作。”您鼓励我：“我们一同努力做吧。”那时您并曾把中国政府的派令递交给我，把日本全军及侨民的遣回事务委任我来办理，那张派令是怎么写的?
何：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那个派令，曾使您正正堂堂地发布命令。我们为遣返贵国人民，曾调配船舶三十万吨，这占当时中国船运力的百分之八十。
冈村：中国也曾给我们增配火车。因而，自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起至一九四六年七月止，在短短十个月期内二百万人终获全部遣返完毕，然而，看到四五年前中共遣侨回国的情形，令我不胜其愤慨。中共在酷使日人后，感觉不需要时，便任意遣回。如果以他们遣侨的速度来计算，我们自中国大陆回来，必须要四十二三年的时间。
何：若按这种苏俄式的速度来说，是需要四十多年。
冈村：你们当时因把整个运输力量集中到扬子江沿岸，致未能接济东北的军队，从而影响到国军败于共产党，实使我们感觉抱歉!
何：不，事情已经过去了。
冈村：关于这一点，根据我所听到的，美国顾问团也不好，我相信是美国贻误了远东的局面。它妄图国军开往东北，但拥有美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多为南方人，中国自黄河以北没有水田，北方人吃稀饭、吃馒头，而南部多是水田，南北情形完全不同，必须吃米的精锐部队开往东北，而为遣返日侨，大米不能运往接济，结果在内战上招致了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说，为了尽速遣返二百多万的日侨，结果受到很大的牺牲。
何：战争结束的时候，斯大林曾扬言以此报复了日俄战争的宿仇。但是当时蒋总统却声明“以德报怨”。
冈村：我最佩服的是您总不懊丧诉苦，您也许更谦虚地说你们本身有致败的原因。当时美国报刊等对于何应钦先生和接收上海的汤恩伯先生，颇有酷评，说你们过于“袒护日本”。
何：不，日本军队的复员，还是由于冈村先生的决心坚强，在战后混乱时代未得日本陆军部任何命令及日本复员局的援助，卒以自己力量完成了二百万军队的复员，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
冈村：我所以能摆脱战犯，亦多亏了您派来的律师帮助。这虽然是件私事，我是应该向您致谢的。现在我又想起来的一件事，就是您认为我过去打仗的对手是中国，所以您叫我批判中国军队。我答应，如果对外不发表，我可以做，因其内容一经发麦，我必被杀害。于是我以鏖战了八年的中国军为对象，以其缺点为主，写了一篇《从敌阵看到的中国军》。
七、另外再看国军将领投敌变伪军的史实
一、蒋介石差点成为“汪精卫”
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其实，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如果不是汪精卫捷足先登，蒋介石就会成为叛国投敌的汪精卫。
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不断出现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仅指正规部队)达到100多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的台词长期成为笑谈。100多万国军成建制投降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上的奇观。这样的“光彩事”，蒋介石本人不会提，蒋家余孽是更不会提的!
那些极右人士不是恶毒攻击共产党人吗?可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一人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面对这些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竟然恬不知耻地替蒋介石招魂甚至打抱不平。我感到非常好笑，难道这些非毛反共的极右人士，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羞耻”两个字?
二、国民党“降官如毛，降将如潮”
自抗战开始至1943年8月，国民党文武官员及作战部队投降日军者数量非常可观。其中国民党副总裁以下中央委员20人，旅长以上将领58人;直接投日的正规国军达到50多万人，占全部伪军的一大半，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可悲局面。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公布《两年来国民党五十八个叛国将领概观》，把这些“汉奸”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他们分别是：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毕戴宇、金亦吾、李长江、王劲哉、吴化文、赵瑞、杨诚、荣子恒、杨仲华、吴漱泉、刘月亭、王清瀚、赵云祥、陈光然、黄贞泰、郭峻峰、丁树本、夏维礼、孙玉田、赵星彩、李震汾、侯如墉、于光辉、杨汝贤、冯春田、杨克尤、王遂庆、王廷英、王瑞亭、赵天时、任兰圃、薛豪平、潘胜富、苏景华、张海平、苏振东、李德兴、丁聚堂、颜秀五、陈才福、秦庆霖、范杰、于怀安、宁春霖、厉文礼、齐子修、邱吉胜、刘景良、李其实、张良才、徐继泰、韩子乾、景顺扬、李志希、陈孝强。
《解放日报》的社论说：“当前人们传唱一首民谣：‘新兵新枪，老兵老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鞭挞国民党以优良装备扩编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妥协投降，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提醒全国人民警惕和深思。”
三、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投敌“大盘点”
下面这些败类都是国名党的军事将领，不包括这些投敌叛国的党政要员。(注：这些数字与《解放日报》上公布的有出入，这属于当时统计原因造成的遗漏。)
1.1939年，何行健，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在苏南率部50000人投敌;
2.1939年，蔡雄飞，晋绥军副师长，在晋西北率部投敌;
3.1941年2月，李长江，苏鲁战区游击纵队副总指挥，率所部8个支队投敌;
4.1941年2月，丁丛堂，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5.1941年2月，顾秀五，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二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6.1941年2月，陈才初，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六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7.1941年2月，秦庆霖，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七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8.1941年2月，范杰，苏鲁战区游击纵队第十一纵队司令，随副总指挥李长江投敌;
9.1941年2月，杨仲华，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八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0.1941年2月，刘月亭，新编第5军副军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11.1941年5月，公秉藩，国民党第30师师长，率该师及第3、第9、第17、第80、第93各军之一部共22000人投敌;
12.1941年6月，毕泽宇，国民党第69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13.1942年2月，赵瑞，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1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3.1942年2月杨诚国民党骑兵第1军第5师师长，率所部在晋西投敌;
15.1942年4月，孙良诚，第39集团军副总司令，在鲁西率69军、暂3旅、特务旅全部投敌;
16.1942年4月，王清浣，新编第6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7.1942年4月，赵云祥，新编第30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8.1942年4月，陈光然，新编第181师师长，随孙良诚投敌;
19.1942年4月，黄贞泰，新编第13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0.1942年4月，郭俊峰，特务旅旅长，随孙良诚投敌;
21.1942年4月，丁树本，冀察战区游击第1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1942年4月，夏维礼，冀察战区游击第2纵队司令，随孙良诚投敌;
22.1942年4月，孙玉田，警备处长，随孙良诚投敌;
23.1942年6月，徐继泰，苏北四县游击总指挥，率所部投敌;
24.1942年6月，景顺阳，第3战区游击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25.1943年1月，吴化文，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师长，率所部于怀安投敌;
26.1943年1月，于怀安，国民党山东新编第4师副师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7.1943年1月，宁春林，山东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8.1943年1月，吕其赓，苏北游击纵队第1纵队司令，率所部随吴化文投敌;
29.1943年2月，厉文礼，山东游击队第2纵队司令，本人被俘投敌;
30.1943年2月，王劲哉，国民党第128师师长，率8个将官及所部投敌;
31.1943年2月，赵天时，国民党第38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2.1943年2月，任兰圃，国民党第38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3.1943年2月，薛豪平，国民党第38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4.1943年2月，潘胜富，国民党独立第1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5.1943年2月，苏景华，国民党独立第2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6.1943年2月张海平国民党独立第3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7.1943年2月，苏振东，国民党独立第5旅旅长，随王劲哉投敌;
38.1943年2月，李德兴，国民党独立第128师参谋长，随王劲哉投敌;
39.1943年2月，吴漱泉，国民党第351旅旅长，被俘投敌;
40.1943年2月，韩子乾，国民党第113师师长，被俘投敌;
41.1943年3月，金亦吾，第6战区挺进总司令兼第2纵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2.1943年4月，孙殿英，新编第5军军长，率所部投敌;
43.1943年4月，张良才，苏北游击纵队第2支队司令，率所部投敌;
44.1943年5月，庞炳勋，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4集团军总司令，与孙殿英联名通电，判国投敌;
45.1943年5月，赵星彩，第24集团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46.1943年5月，李震汾，第24集团军第106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47.1943年5月，侯如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司令随庞孙投敌;
48.1943年5月，于光辉，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副司令，随庞孙投敌;
49.1943年5月，杨志稀，冀察战区挺进第4纵队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0.1943年5月杨汝贤(杨明清)新编第5军副军长，随庞孙投敌;
51.1943年5月，冯养田，新编第5军参谋长，随庞孙投敌;
52.1943年5月，杨克友，暂编第3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3.1943年5月，王瑞庆，暂编第3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4.1943年5月，王廷英，暂编第4师师长，随庞孙投敌;
55.1943年5月，王瑞亭，暂编第4师副师长，随庞孙投敌;
56.1943年5月，齐子修，山东保安第5师师长，被俘投敌;
57.1943年5月，邱吉胜，山东保安第8旅旅长，被俘投敌;
58.1943年6月，荣子恒，苏鲁战区鲁南112师副师长兼334旅旅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59.1943年6月，刘景良，山东保安第4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0.1943年7月，陈孝强，国民党预备第8师师长，率所部全部投敌;
61.1944年9月，贺凯宪，新军所属第2旅旅长，率所部4个团12000人于河南投敌;
…………
日前，博友在笔者《驳斥“中共不抗战”的有力证据》后面跟帖，并引录一篇题为《共产党与国民党谁领导了抗日战争?》的文章。笔者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遂将该文附在后面，以供广大读者和博友们阅读参考。
附：共产党与国民党谁领导了抗日战争?
本来抗战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可是有人却歪曲历史事实，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吹嘘国民党蒋介石领导的300万军队处在正面抗日战场，是国民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战的胜利。由此挑起了毛领导下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到底谁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争论!
什么是领导呢?领导就是行动上率领，理论上指导。
首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由什么理论指导的呢?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理论，指导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连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不否认，抗日战争既不能速胜，也不是亡国，而是经过战略防御、相持和进攻三个阶段。美国军事专家李海说，即使美国不投原子弹，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和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都是肯定的，只是稍晚一些，中国人民的牺牲要更多一些。我们要问一句，国民党蒋介石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抗战理论呢?
其次，中国人民是谁在行动上率领进行的抗战呢?
一、国民党尽管有多于日本侵略者的军队，处在正面战场，也进行了抵抗，有的甚至是顽强的抵抗，可是并没有阻止住日本侵略者的前进，从东北开始节节败退，助长了侵略者的战争野心，连首都南京都丢了。而共产党不仅没有败退，而且主动到抗日前线去，到敌人的后方心脏去打击敌人。共产党与国民党一进一退，是谁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大家心里都是很明白的。
二、日本侵略中国初期，真共党在江西瑞金就对日宣战，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蒋介石硬是要消灭这支抗战的队伍，致使这支抗战队伍在达到抗战前线华北时，由30万人削弱为3万人。国民党蒋介石则把东北军从抗日前线撤出。一个开往抗日前线，一个从抗日前线撤出，是谁在行动上率领抗战还不清楚吗?
三、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华北之时，国民党蒋介石对共产党仅剩的3万抗日武装力量，还在进行“围剿”，必欲除之而后快。国民党军队不但不抗日，而且把重点放在消灭抗日人民武装上，在行动上帮助了日本侵略者，这样的军队能说是领导抗战吗?直到出现了人心所向、军心所向的“西安事变”，国民党蒋介石才被迫停止剿灭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军事行动。一个主动抗日，一个被迫抗日，是谁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难道通过兵谏才被迫抗日的国民党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抗日的行动率领者吗?
四、就在抗日统一战线建立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到前线去，到敌人的后方去，如果没有广大的敌后抗战，国民党正面战场能够进入相持状态吗?而国民党的军队大批的投降日本侵略者成了伪军，甚至国民党的高级领导汪精卫都成了汉奸，共产党在敌人心脏，不但要抗击日军，还要抗击大量的伪军。一个坚决抗战，一个大批投降，是谁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
五、在抗战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在前线奋力抗战，自称抗战总指挥的蒋介石，公然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断绝抗日武装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食、衣服、武器、药品的供应，同日本鬼子一样封锁抗日根据地，迫使八路军不得不抽调部队进行“大生产”，坚持抗战。一个在坚持抗战，一个在军事经济上封锁抗日根据地，是谁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
六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国民党蒋介石嫌军事、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还不够，直接动用军队围剿共产党抗日武装，仅“皖南事变”就使开赴抗日前线的新四军牺牲近万人，做了日本侵略者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一个向抗日前线开进，一个消灭开进抗日前线的队伍，是谁在行动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呢?难道消灭向抗日战场开进的抗日武装是在领导中国人民抗战吗?
确实国民党许多将领士兵为抗战做出了重大牺牲，如张学良、杨虎诚、张治中、上海的800壮士、台儿庄牺牲的勇士等等，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是中国抗日战争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尽管在名义上是抗战总指挥，但在基本的方面不但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而且在行动上是被迫的消极的抗日，有时甚至是直接帮助日本侵略者，消灭抗日武装，破坏抗日。
正因为毛领导下的共产党在抗战中有正确理论指导，在行动上率领中国人民抗战，建立广泛的包括蒋介石的抗日统一战线，其行动率领理论指导，形成事实上领导作用，得到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支持，大批的青年投奔延安和解放区，人民自愿地送子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等，到抗战结束时共产党抗日武装发展到120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战中发展壮大，就是共产党领导抗战最有力的证据。
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方面都对抗日战争做出了牺牲和贡献，谁都承认。但是在抗战中他们是有重大差别的，一个不怕牺牲向抗日前线开进，坚决抗战，在《论持久战》理论指导下，建立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根据地，到敌人后方去开展人民战争。一个从抗日前线撤出，消灭抗日武装，被迫抗战，大量投降敌人，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在军事经济上封锁抗日根据地。谁是抗日的中流砥柱，在理论上指导行动上率领——领导中国人民抗战，难道还有疑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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