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华人男孩在殖民地马来亚的童年
译自“alias Chin Peng My Side Of History” 第二章
过完25岁生日后好几个月，我才发现自己实际上只有23岁。那年是1947年，我刚刚被宣布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党中央把任命我担任党的最高职务的决定，当作是必须严守的秘密达数月之久。这样做完全必要，因为由我取代他的职位的莱特神秘失踪了。更糟糕的是，他卷走了党的几乎所有资金，包括现金和黄金，总值超过一百万元叻币(殖民地时期使用的马币)。
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追踪莱特的下落。我们知道，这个叛逃者已经逃离马来亚和新加坡。为了跟踪他，我需要一本护照，而要想得到护照，我需要有自己的出生纸。过去，我从来不把这样一张纸放在眼里。我通过合法的政府渠道，取得了一张副本。令我吃惊的是，上面写着：王文华，也就是我，生于1924年10月，而不是我原来一直以为的1922年10月。
这张出生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向我说明，我的年轻相貌在我的一生中为什么总是成为一个问题的原因。在我求学时代如此;入党初期如此;日本占领时期跟英国人打交道时还是如此。当我成为马共总书记时，党内许多同志都比我大十岁或更多。也许我太年轻，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这种对我有所保留的意见，是难于避免的。当时，看了我的出生纸副本，我觉得不把有关我的年纪降到更为年轻的年龄段这件事说出来，对有关各方都好。我把自己这个想法和党内亲密战友说了。毕竟，年龄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无坚定信念以及我是否愿意为它献身。
我年龄上的混淆不清，是这样造成的。按中国人的传统算法，我出世后一个月，就被看作一岁了。接下来过农历新年时，也就是三个月后，按习惯，我又平添了一岁。因此，我的家人都当我已是二岁，而按公历算，我只有四个月大。在我的大家庭里，我们不搞生日会，所以我们只按出生顺序称大哥、三妹，以此类推。你比起另一个或者大，或者小而已。我的兄弟妹和我，从来不把自己究竟属龙或属其它什么生肖当一回事。我出生纸原件上早先的错放，使大家按中国人的算法永远接受下来了。
最近，我无意中发现一份已经解密的“绝密”文件。这份文件为了方便英国军事当局各部门制定日本投降后立即重新占领马来亚的计划的需要，尽力把我的特征和家庭背景描述出来。整个日本占领时期，我在和英国军官接触时，非常小心地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家庭关系掩盖起来。尤其是在和136特别部队的高级特工戴维斯打交道时，更是如此。他是1943年12月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和抗日武装力量签署《关于合作条款》时起着主要组织作用的同一个英国军官。1945年8月21日，戴维斯向其总部发出以下信息：
姓名：陈平。福建人。年龄约25岁。受华文中学教育。英文一般，理解力要比口语强。家庭情况未明——也许中等，也可能富有。身材魁梧，圆圆的孩子脸。勇气可嘉、命令得到部下当然和无争议或非表面的服从。性格沉默，头脑敏锐，能力非凡。坦诚可靠。非常讨人喜欢。由于年轻和阅世未深，他当然尚非能说会道的重要人物。
当戴维斯这份信息于8月23日从锡兰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传送到伦敦时，有关我“性格沉默，头脑敏锐，能力非凡”的字句被删除了，只留下强调我“年轻和阅世未深”的影响。
留给人们挥之不去的整个形象是……圆圆的孩子脸……坦诚可靠,讨人喜欢……但,到末了，这个小伙子“年轻和阅世未深”。戴维斯通过我跟党密切合作两年以后，仍然搞不清我使用的各种化名，对我的真实身份也一无所知。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谢他加于我的溢美之词，虽然他对我的背景的评介还是说错了一点。
* * * * * *
我于1924年10月21日出生在实兆远甘文阁路36号店铺楼上的一间后房。我家双层楼式店铺是这条路上一长排店铺中的一家。这类小店铺至今仍然盛行于吡叻南部位于怡保西南面约50英里的市镇实兆远。
我的双亲于1918年在新加坡由父母作主结了婚后不久，就搬到马来半岛居住。父亲原来受雇于一家当时经营汽车和自行车零件生意的万丰隆公司。这家公司位于新加坡惹兰勿刹和美瑶街转角处如今名为白宫酒店的建筑物屹立的地方。
母亲是关家的长女，住在梧槽区。她家原来是兴化人的名门望族。外祖父经营出租双轮人力车生意。他把人力车租给大部分刚从中国来到这里拉人力车的车夫。他们全是他的乡亲。外祖父成功利用这种同乡关系，来巩固他的家族生意。
父亲出生在中国福建省省会福州市和厦门之间半道上名叫江兜的海边小村。当他还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时，祖母就已经逝世。为了养家糊口，祖父不得不奋力拼搏。父亲还是一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就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在岛上一个同乡家里保护之下生活。这位同乡就是万丰隆新加坡总部的老板。父亲和这位万丰隆商人都是来自彼此都姓“王”的一个乡村。
王老板很快就雇用我父亲在他公司当学徒，从此父亲开始了他在这家公司的学徒生涯。很显然，父亲是个非常勤奋的年轻人。我把这归功于他童年时期所过的贫困生活。他晚上上夜校，学打字和基础英语。正是他在万丰隆工作期间，媒人打破了他的王老五生活。婚后不久，父亲就北迁至安顺，在当地一位叔叔经营的万丰隆分店打工。这对年轻的夫妇在安顺住了不久，又搬到附近的实兆远。在安顺叔叔帮助下，他们就在实兆远甘文阁36号开了另一间万丰隆分店。
双亲奉父母之命结合的头十年,过着美好的时光。他们的婚姻，看似非常美满。在我早年的记忆里，父亲沉默寡言，他和我闲聊时很讲道理。作为第一代的华族移民，他的交游可以说很广，朋友中包含各族人士，记忆中有两名印度族医生，数名马来族公务员以及一群印度族货物搬运工人。他和他们混杂在一起生活，同他们讨论各种生动有趣的事情。他具有相当开阔的多元种族观点，会讲日常社交用的马来语，英语的阅读能力也相当强，口语表达能力则相当差。我和母亲用厦门方言交谈。不过在家里，如果祖父在场的话，大家都得说更加正统的兴化话。
父亲对政治有点兴趣。他有一两本孙中山的著作。他也有关于国民党战功的书籍。当我在孩提时代，很喜欢陪他到我家店铺附近转角处的一家露天咖啡室。我坐在一旁，听大人们谈论中国局势的发展变化几乎着了迷。父亲对所发生的事似乎很了解，不过，当谈话涉及蒋介石和毛泽东权力之争的时候，他都极力避免介入这个话题。他认为这两人都是大人物。但我这位老人家对中国如何能崛起成为一个强国的关注，似乎超过了对达致这个目标应走什么适当的政治道路的兴趣。
我不到四周岁就入读实兆远卫理公会办的幼稚园。我在这里学到的第一句英语，就是一支英文儿歌里的Twinkle，twinkle，little star(小小星星，亮晶晶，亮晶晶)。我唱这支歌，唱得津津有味。你兴许会说，我学英语的兴趣源于我在这间学校为期短暂的学习。记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入读这间幼稚园不到几个月，就停学呆在家里，直到认为我已达可以“正式上学”之年。我受正规教育是从入读实兆远华侨小学开始的。学校就在离我家店门外不远的路段。这间原来只开办小学的华侨学校，不久后便扩充为中小学校。我喜欢上学。我需要说明这一点。作为一个小孩，我很乐意坐在课室里上课和学习各种新鲜事物。我不喜欢步行往返学校，因为得背着书包走每程约一英里的路，淋漓的汗水把我的校服和校袜都弄湿了。
一般地说，我在实兆远的童年生活，是殖民地时代马来亚村镇里所有华人男孩所过的那种典型生活。我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我们按热带季节玩各种各样的游戏。有玩玻璃弹子季节，踢足球季节，放风筝季节，还有玩陀螺季节。我们还玩一种实兆远特有的介于板球和棒球之间的击球游戏。我必须承认，我对这些游戏从来都不是很在行，不过我确实很喜欢，而且通过玩游戏，结识了一些非常好的朋友。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跟随我投身于抗日运动。
一座卫理公会小木屋教堂，就坐落在离我家店铺约一英里处通往怡保的大街上。从这座简陋的建筑物里，施幼守牧师试图向实兆远华族居民中大部分佛教信众，宣扬基督教福音。施牧师热衷于鼓励年轻人参加各种文体活动，事实上，他的独子就被他培养成冠军级的羽毛球好手。
在他的鼓励下，我和几位朋友一起参加了卫理公会教堂的唱诗班。我要强调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想唱歌，也不是因为我们想皈依。我们不过是一群小伙子，爱凑热闹，爱做些与众不同的事。我们很快就学会在圣诞节或复活节唱应节的圣歌或赞美诗。我们这支全男童的唱诗班约十人。我们用福建语演唱。每个星期天早上练唱，牧师助手弹风琴给我们伴奏。如果我的人生指望它的话，那我至今仍然会用福建语唱Yasoh ai gua (耶稣爱我)和用英语唱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前进吧，基督战士们)。练习过后，我们参加例常的礼拜活动，唱颂诗和聆听当天的经文。我们这支唱诗班到场的根本原因，是做完礼拜后可以到隔壁牧师老婆家里，享用她给我们准备的茶点。她是一位不爱说话、性格谦和的乡村妇女，对我们特好。当我们享用完那一份应得的犒劳时，差不多已是正午时分。我的朋友和我立即拔脚飞跑，穿过马路，来到当地种植园主俱乐部旁的大草场。当时，这家俱乐部只准白种人参加。
我这些年轻朋友和我，深深感受到这个俱乐部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不过，正午是一天当中最炎热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白种人此时不愿出来活动，尤其是星期天的正午。每个星期，我们就花上四个小时在这个俱乐部周围大闹天宫。可是近傍晚时，我们知道应该离开的时候到了。现在该是白种人玩的时候了。
打从小学起，我对学习有关中国和她的语言、文化、习俗和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的全部课本都是在中国出版的。可是，英国殖民当局对这些课本实行严格审查。英国人不让我们读到诸如“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s)或“帝国主义”(imperialism)和“侵略”(aggression)或“入侵”(invasion)的字眼。有时，一整页一整页的课文被他们从课本里撕下来。然后，在这些地方，经常粘贴上修改过的课文。当我们翻到那些页面时，就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不管怎样，我们的老师还是有办法把原课文的内容，一五一十的讲给我们听。我虽然只有七八岁，我了解到中国发生的事情之后，既着迷又震惊。1931年日本人侵占满洲(即东三省)，1932年初又进攻上海的事件，把我吸引住了。尽管殖民当局完全禁止中文学校讨论这些事件，但上“常识课”时，老师依然照常讲相同的课题，而在上“国语课”时，当然如此。我们的国文老师全都是在中国出生，只有英语老师由当地华人担任。
除课室里的课文，马来亚所有讲中文背景的华人孩子，此时此刻都受到他们的大人热衷于谈论的小道消息的影响。我们的长辈从新加坡出版的中文报章《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上，读到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大人们根据各自的理解，总是对这些报道加油加酱。
我小小年纪，就意识到贫穷是什么和金钱的力量。在我家店铺附近，有四至五间印族放债人开的高利贷店。由于受到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打击，我家成了它的常客。双亲为形势所逼，不时利用手上一小块地产作抵押品向它借贷。1930年至1933年期间，他们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此时家里有六个孩子。最大的是文荣哥哥，接下来就是我，我之下是两个妹妹，再下去还有两个弟弟。
大萧条几乎使父亲倾家荡产。万丰隆新加坡总部把价值超过一万元叻币的各种零配件寄给我们实兆远分店。这笔钱在当年可是个大数目，而我们所销售的货物又很难卖出去。福特汽车公司把很快就不再生产的某种车辆型号的零件，大量倾销给万丰隆。万丰隆不知就里，又把这些零件转寄给它属下的经销商。结果，这批货品无人问津，只能加重我们的经济困难。幸好新加坡办事处理解我们的苦处，没有老是向我们追债要钱。
为了找快钱以缓解经济上的压力，父亲苦苦挣扎，在当地一群中国人朋友影响下，他尝试去开一家从事小橡胶园买卖的地产经纪公司。他们计划收购独立小胶园主的胶园，然后转卖给更大的橡胶种植园。父亲干这行大约两年。但是，他的努力落得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如果有所得的话，那就是加剧了我家的经济困境。
由于父亲长期不在家，母亲此时凸显出中国人家庭妇女尽责尽职的本色。她被迫学习经营自行车及其零件的生意。她虽然目不识丁，但很快就学会“阿婆算”，一种客家人使用的类似“心算”的计算法。尽管母亲在危机时刻全力拼搏，但她依然保持着一个中国妇女固有的文化传统。父母亲的封建思想背景，决定了父亲在家庭里保持当头的地位，并按这种传统传宗接代。随后几年，几个弟妹又来到人间，把早已拥挤不堪的家，挤得水泄不通。犹记得，当母亲到楼下店面打理生意时，我得帮助照顾还在襁褓中的弟弟。母亲总共生了十一个孩子。
母亲居功甚伟。经过她顽强拼搏，店里的自行车生意恢复了元气，收入已可维持家庭的日常基本开支。我们店成了本地最大的一家自行车店。于是双亲把它转为兼营批发和零售业务的自行车店。他们信心倍增，随后又成为南洛生产的汽车内外胎的代理。我们虽然是南洛产品在实兆远的独家代理，但双亲并不限制店里只有一种牌子的货品。他们也向其他供应商找生意，结果，店里也销售南洛的竞争对手的产品，如兀也、派士盾和米士林等牌子的轮胎。南洛对这种与其利益相冲突的做法，当然很不高兴。但该公司念在双亲把实情坦诚相告的份上，也就张只眼闭只眼算了。毕竟，值此多事之秋，生存压倒一切。
按照双亲意愿，文荣和我完成学业后应接手家族生意。因此，他们让文荣上实兆远英华学校接受英文教育，而我则到中文学校念书。当我开始上中学的时候，母亲放弃了要使我对在店里学修机器感兴趣的念头。我大概是有点懒散。不过，我只是对学修自行车、補漏气胎或拆换轮胎不感兴趣。最后达成妥协：只要我愿意帮店里做簿记和算账，我就可以不用去做装卸车架、轮子、轮幅、链条和踏板等诸如此类的苦差事。
店里生意开一整天，所得收入都投进抽屉式的钱箱里，一个孔投硬币，另一个孔投钞票。每天关店后，就把那些现钱从抽屉里拿出来，点算和对账完毕，最后存进钢制保险柜里。这个保险柜有两把钥匙，一把由母亲拿着，另一把原来是要由父亲保管，可是，由于他经常外出，就留下给我掌管。每天放学回家，我随时可以打开保险柜。我还负责跑银行。每当店里累积了一笔款，我就把它拿到位于法院附近街口的渣打银行办事处，把钱进到我们的银行帐户。当年，渣打银行办事处经理是位英国人。他有两名助手，一位是中国人，另一位是印度族。
幸好文荣大哥非常喜爱摆弄机械方面的工作。他学得快且好，表现出对干这一行的强烈爱好和决心。他后来不单会修自行车，而且会修各种机动车辆。他可以熟练地拆卸复杂的机器，恢复它的功能，又把它安装回去。他也可以为最难搞的发电机更换电线，使它发动起来犹如新的一样。结果，文荣顺理成章接管了店里的全部生意。不过，麻烦的是，大哥的心肠太好了。对别人欠下的钱，他觉得自己难以启齿向他们提个醒，而后还要他们还钱。后来，当我成为东南亚天字第一号受通缉人物的时候，有些顾客就想利用这件事占便宜。大哥要尽最大的努力来勉强自己鼓足勇气去追收那些欠款。他经常会碰到一两个顾客拿他开心：“如果你想要讨回你的钱，就叫你那个共产党弟弟来收吧。我们会把钱还给他的。”
使母亲感到愕然的是，我对阅读更感兴趣。父亲和实兆远店里的一位伙计一起收集了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11岁时，我发现这批书，并且开始阅读它。因此，我对中国古代冒险故事的复杂情节非常熟悉;对历朝历代的变迁也有所了解了。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各个战斗故事的细节、宫廷里的勾心斗角，以及作战的战略战术。那时候，我特别喜爱《三国演义》的故事。我对那些谈情说爱的罗曼蒂克小说毫无兴趣。我只读有关战争的书，想知道：为什么一些王朝倒了，另一些又起来了;军事统帅们使用了什么战术;善和恶如何相互作用;善如何战胜恶;穷人如何打败暴君。
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使我的思想更加敏锐。我觉悟到自己的学习大大落后了。经过努力，我的学业成绩有所进步了。我的中文水平也有所提高了。当日寇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升级的时候，我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对中国局势发展变化的密切关注。
母亲对我能否继续受教育，忧心忡忡。文荣已经通过必不可少的教育阶段，而且，学业成绩很好。如有需要，他随时可以调去做生意。我的情形却很不同，那时我还在念小学六年级，母亲非常担心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否能继续供我上中学。
话说实兆远有位中年华人天主教会神父，平时骑自行车，偶尔会来我们店里修补或更换轮胎。店里在为他修补自行车的时候，母亲和他老是用福州方言聊天。传教士的鼻子特灵，总是有办法嗅出人们内心祈求改变信仰的念头。一个普通妇女被一群儿女团团围住为生计挣扎的苦况，显然是供他采取行动的最好素材。在紧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神父又来到店里，提出一个正式建议。他说，教会打算送我进吡叻北部市镇的太平或槟榔屿的天主教学校读书。母亲就此事征询我的意见。她说，这是一个好心的建议，如何决定由我自己作主。那时，母亲虽信佛，可说不上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不过，到了晚年，她的确变成一位非常虔诚的信徒。也许她有所担心，怕我会因此信奉天主教，不过，我比较相信，她是在用一种想法来宽慰自己：我的教育问题不再受到她要克服的堆积如山似的困难所影响。
我对加入天主教全无兴趣。实际上，实兆远的孩子们，包括我的小朋友和我，在玩游戏的时候，都尽量远远地躲开那座天主教堂。对我们来说，它看来是那么威严，那么可怕。我们情愿到当地清真寺周围玩耍。在这座清真寺里，我们知道有个祈祷的地方，是不准闲人进入的。不过，里面也有一个水池供人洗手洗脚，在那里我们可以尽情地戏水，完全不成问题。儿时这类景象，老是在我的潜意识里挥之不去。也许是这个原因，令我向母亲明确表示，我对神父的好心建议不感兴趣。
放弃到天主教学校读书的机会后，母亲节衣缩食，想尽办法攒钱供我继续上学，接受三年初中教育。然而，我的学习其后又再一次受到财政危机的威胁。这一次是我的学校没钱办下去。这件事发生在我念全部高中课程的半途。我和母亲商量这件事，我说，既然我现在的学校不可能让我继续读下去，我情愿到新加坡去投靠外婆和其他亲戚。其时，母亲家的亲人已把人力车生意转手了，但还住在梧槽区。我是希望去投考刚开办的位于金炎路的中正中学。
我在实兆远的原来的一些老师，也已搬去新加坡。我期望着和他们异地重逢。尽管如此，我心里对搬去新加坡还是拿不定主意。这是一个千头万绪和情感迷惑的激情年代。我开始参与实兆远地区的华人民族主义活动。那时，我只有13岁，尽管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以为我已15岁。此时此刻，我对左派政治全无兴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情形也是如此。
在回顾逝去的岁月的时候，我总是经常提醒自己，不要陷入把自己的过去传奇化的陷阱。毕竟，我的一生没多少东西可资激发来编造怀旧的谎言。但是，我没按自己的计划到新加坡继续我的学业这个事实，对我从那时起谋划自己要沿着什么方向走，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随后事态的发展，决定了我一生的征途。
(张泰永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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