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与136部 队 合 作 开 始 建 立 我 们 的 机 动 队
【导读】老实说，“张红”同意了全部条件。英国人则乐不可支。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展，莱特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他的看法深受缅甸战局发展以及觉得英国正策划由盟军反攻马来亚的印象所影响。他于1944年10月在离吉隆坡北部不远一个名叫双文丹的雪兰莪市镇附近的森林召开了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我在场，我的亲密战友、霹雳人民抗日军司令廖伟崇——英国人和马共游击队战士一般都比较喜欢称他为ITU，也在场。我们俩被迫从霹雳徒步前去出席会议，全程共走了两个星期。基于安全上的原因，这一次我们决定拒绝使用任何形式的普通交通工具，即便是自行车。
莱特在会上向来自柔佛、彭亨、雪兰莪和霹雳的干部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他预言，盟军海上反攻即将到来。他说，党应该为此作好准备。中央书记还通知会议，他已和英国人签署了一份文件。文件上写明，党已同意和即将到来的盟军合作。这点显然是参照1943年12月布兰丹协议的规定。不过，莱特只是笼统地说说而已。他告诉这些高级干部，他已经同意和英国人合作，作为回报，英国人将帮助我们。他说，英国人的援助，不论是武器弹药或资金，将会到来。接着，他为了使我们游击队伍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适应未来行动的发展，又给我们概述了一个全新的途径：从今而后，我们必需把军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公开队”。它将和英国人合作，实际上其职能是一支英国军队。另一部分是包括党在内的“秘密队”。当时机成熟的时候，这支秘密部队就应独立自主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莱特的谈话给我们清晰的印象，就是我们的秘密部队日后将要去打英国人。
一旦预期的反攻到来，我们就要把抗日人民军的称号改为民族解放军，把抗日同盟的称号改为民族解放同盟。在盟军部队蹚着海水登上岸时，我们的游击队就应该准备去接管尽可能多的领土。莱特提出必需尽力抢占小城镇，越多越好。大家都非常赏识他这个观点，就是我们不能指望去占领像怡保、槟城、吉隆坡和新加坡那样的中心城市。他展望了我们的游击队接收小城市的银行、邮局、火车站的必要性。他没有提到警察局，不过在我们心里都清楚，警察局也是我们必须占领的目标之一。我们也考虑在已接管了的城镇建立我们自己的行政机关。莱特的谈话，无异是吹响了令人振奋的革命号角。我们为之动容，情绪高涨。
虽然我们一直等到三年后才知道,党关于把产业工人工作置于军事行动之上的组织政策，原来是按照日寇的旨意做出的。但是，为什么这位马共领袖之后又突然改变政策呢?整个太平洋和欧洲战场战局的发展如今表明，日寇必败。莱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重投英国人怀抱，为此，需要给党重新定位。那么，为什么要规定建立一支秘密军队?莱特是在玩两败俱伤、渔翁得利的把戏。通过双文丹会议，莱特已经认识到，党的队伍，当然还有人民抗日军内部，要求加强军事行动的情绪压倒一切。此时此刻，他的权力基础已经式微，他没有更多的选择，只能选择出来迁就我们成员中的普遍意见了。
在双文丹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日本会无条件投降。我们大家都以为东京将负隅顽抗。自然，我们当时也没有估计到原子弹这类武器的威力，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莱特的建议得到党的一致支持。我们的讨论接着转到预测日本战败后，英国人会回来找我们，而且会要求我们放下武器，解除武装。而后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这个预测还是很正确的。不过，我们将不会理会英国人的要求，并且决心从今而后，把殖民主义者当作斗争对象。在这件事上，莱特决定对日本人隐瞒党的秘密。
就这样，来自柔佛、彭亨、雪兰莪和霹雳各州的代表，陆续回去各自的总部，开始为筹建马共军队的秘密分支——它很快就为人熟知的秘密队而忙碌。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掩盖这些活动，不让戴维斯一伙知道。我肯定他们怀疑我们在背后搞鬼，但我不认为他们清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1945年2月1日，简直是难以置信的一天：和锡兰的电台联系接通了，令戴维斯可以开始向东南亚司令部发出自1943年以来他所储藏的各种重要情报了。形势逼人，此时当务之急是和马共进行正式讨论，以便1943年12月协议可以开始实施。戴维斯要求我尽快把“张红”请来这里。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安排这次会晤。与此同时，两边电台互通后，使英国皇家空军解放者号可以断断续续地开始用降落伞空投供应品的行动了。
戴维斯邀请我于1945年2月到打芭至美罗公路附近的一个锡矿场地区观看霹雳的第一次空投。当两名136部队的白种人军官、两名电台收发报员和两吨的物资从天而降，准确地降落在空投区时候，全场雀跃万分。最初的多次空投行动，都“盲目”投到不知去向。于是，戴维斯通过他的电台协调这个行动。我则通知他我们控制下的特定地区，尤其是吉打和霹雳的有关情况。这一情报最后就由电波传送回锡兰，并根据它行动。
与“张红”之间有关实施协议的重要会议，于4月16日举行。地点在为此次会议而建的一个临时游击队营地，位于原来的布兰丹营地不远的次生林和山脚中间。事情就那么巧，我那时刚从严重的虐疾病袭击中恢复过来。莱特和布隆姆的情形就更糟。布隆姆受到各种热带疾病的折磨，依然一副弱不禁风的身子。他得用一根藤当拐杖，还要戴维斯和查普曼搀扶着行走。“张红”则寸步难行，为了他，我不得已找了一个离公路较近的开会地点。结果，我们处于被日寇巡逻队发觉的极大危险之中。
尽管会议参加者个个病容满面，会场上却是充满和解、乐观、欢快，近乎欣喜若狂的气氛。英方这边，这一次的代表有戴维斯、布隆姆、查普曼、以及一名136部队军官詹姆斯-汉纳中校和一名电台收发报员汉普勒曼下士(无线电发射机就是他带来的)。我在7个星期前霹雳第一次跳伞行动中曾目睹汉纳和汉普勒曼从空而降。马共方面的代表有“张红”、ITU司令员和我。英国人如今在开始准备他们的卷土重来，而ITU这类搞武装的人需要对即将发生的一切作出评价。在会议期间，对“陈春林”的失踪完全只字不提。
戴维斯要求我们扩军。东南亚司令部军官们就一个州一个州审查扩军的可能性。例如，在霹雳，他们要我们把部队扩充至800人。而我们霹雳游击队当时的实力总共约500人。英国人的目标是要沿着半岛以西跟南北大道平行的铁路线建立一个游击队网络。整个计划是这样：当盟军反攻时，我们的游击部队将用于袭击日寇的新加坡后勤基地两个主要补给线必经的公路和铁路目标。戴维斯还建议空投武器来武装我们的扩充部队，并就现有的武器类型和弹药需要量作了详细的讨论。他补充说，空投物资里将会有金条和假日本军币，以便我们的部队可以用来购买粮食。他们每个月将给我们军队总额高达3000英鎊的财政资助。此外，还会空投各种额外的食物。
英方强加于我们的主要条件是，马共必须接受东南亚司令部打算空降在马来亚的所有 联络官。而每个联络官都有一个排的辜卡兵随同。我们还必须接受另一原则，即所有连级以上的游击队，都必须设一个总联络官的制度。总联络官将会在武器弹药之前先到达。他们因此能够监督武器弹药和其它各种军用物资在游击队里的分配工作。
在会议休息期间，而且是在英国人听不到的情况下，ITU问“张红”：一排排的辜卡兵的到来会不会对我们在双文丹会议上披露的计划带来严重的威胁。“张红”一听马上回应说：这是杞人忧天。他解释说，英国人只能在每个驻地有一个排的辜卡兵，而我们的部队在这种情况下的兵力都超过一个连。
老实说，“张红”同意了全部条件。英国人则乐不可支。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七章)
五
打还是不打 殖民统治卷土重来
【导读】此时，我心里思绪万千。过几天，我就要坐火车前往新加坡和莱特进一步讨论他提出的有关重整党的政治结构，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问题。
在充满期待和激情的热烈气氛中，我于金宝附近小市镇阿逸古宁召开了霹雳党州委会8月会议。当我的秘书冲进会议室宣布日本已经投降时，我正主持有关党的一般事务的讨论。他是在收听电波特强、马来亚都可收听到的全印度电台广播时，收到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的。这一天是8月16日中午刚过。在会议室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之后，我随即把议题转为检讨一下如何更好地贯彻莱特之前的十月指示。此时，为了反映我们的运动是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在策划着为我们的游击队和政治机构重新命名。此外，我们也在如何有效地调配我们的秘密队，以及如何加速扩充我们的森林武器弹药库方面，早就做了不少工作。如今的问题是处理好一些尚未解决的零星问题，以及为我们自己同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人较量做好准备的时候了。
在会议的第二天，我们霹雳派驻吉隆坡的一位中年华族女交通员捎来莱特一封信。信里，他命令我即刻赶往首都见他一面。全体与会同志都意识到它的紧迫性，并且一致同意我回来后应立即继续开会。我赶上第一班火车，抵达吉隆坡火车站时，跟一位来接我的同志碰了面，并由他护送我前往党在雪兰莪的新总部。这个新总部是刚从双溪乌鲁麻疯病院搬过来，就在附近一位英国人种植园经理的别墅。这一天是8月19日。
我来迟了几个小时，错过了见莱特的机会。他们告诉我，莱特有急事赶往新加坡了，不过临行前留下了特别指示，由与我职务相当的雪兰莪负责人交代给我。他就是杨果。
我原来就与杨果见过面。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学生积极分子，在抗敌后援会活动。有一次，在槟城举行了有霹雳、吉打和槟城本身代表出席的干部会议。杨果也参加了这个由后援会北马局当时主要负责人黄望青主持的会议。杨果还是他的助手。(黄望青1973—1980年出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
杨果很早就当上马共的职业干部。他聪明伶俐，热情肯干，忠于事业，很快就被提拔为槟城市委会成员。党后来调他去新加坡工作。在新加坡期间，他也是市委会成员。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英国人逮捕了他。随后新加坡殖民当局把他驱逐出境，并把他和一批被流放的党员、支持者一起用船运回中国。可是，当这艘船在开往香港的航程已经过半的时候，日本人开始入侵英国这块直辖殖民地。于是，这艘船立即掉转船头开回原来启程的港口。杨果在新加坡一上岸，又成为一个自由人。在日寇攻占这座孤岛之前，他就已经转入地下。
我们于1945年在雪兰莪的会面，是杨果和我在一起工作的第一次机遇。他交给我两份文件。一个是有关党在日本投降后将立即提出的八大主张，另一个是莱特在双溪乌鲁会议上的一个演讲纲要。此外，杨果还给了我他自己对这两个文件所写的心得笔记。
这位雪兰莪州委书记告诉我，莱特在前一天就急急忙忙以中央名义于雪兰莪党的办事处召开了一次3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莱特本人、杨果和雪兰莪一位高级负责人。除了向与会那两个人发表演讲，莱特还提出八大纲领，并获得大家同意在党内传达。马共将于8月25日正式发表这个文件。
我一面阅读即将发表的文件草稿，心一面往下沉。它要求党：
1. 支持苏联、中国、英国和美国建立一个新国际安全组织;
2. 建立由各民族选出的代表组成的马来亚民主政府;
3. 铲除日本法西斯在马来亚的政治制度;
4. 实行言论、出版和结社自由，确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合法地位;
5. 改革国家教育和社会状况;
6. 改善生活条件，发展工商业，帮助贫苦大众;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实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
7. 稳定物价，惩办卖国贼、贪污分子、囤积居奇和投机倒把分子;
8. 优待人民抗日军，抚恤为盟军事业而牺牲的烈属。
我意识到这个纲领平淡无奇，完全是对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人采取绥靖的政策。它措词空洞一般，根本没有提及马共关于实现民族自决的基本目标。它对所有那些在整个沦陷岁月站在第一线为党的事业而浴血奋斗的人，无异是一个沉重打击。杨果的笔记和口头解释，加深了我的沮丧和失望。他描述了莱特在会议上的指示跟十个月前双文丹会议的指示，无疑是来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中央书记如今坚决地反对党采取激进立场。他说，目前是改变政治立场的适当时机。他号召在和英国人合作的同时，应集中力量于组织劳工和打入工会的活动。这完全是原地踏步。更糟糕的是，他要求我们公开解散我们的公开部队和暗中解散我们的秘密部队。唯一保留给我们的一丝渺茫的希望是，他指示把我们的秘密部队拥有的全部武器保存起来，并储存在森林里的储藏库。我们要从事和平斗争。
莱特在双溪乌鲁会议上匆匆忙忙地成立所谓“中央军事委员会”，使我更加大惑不解。打从我和戴维斯、布隆姆、查普曼开始交往起，这三个英国人就已重复要求同党的最高司令部代表接触。除了在英国人向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极其短暂时期，实际上在整个沦陷时期并不存在什么马共最高司令部。我只好一再敷衍，推说什么囿于交通联络问题，要同我们最高司令部的负责人联系非常困难。为了党的荣誉，我总是觉得绝不该向他们透露我们其实缺乏军事上的协调。如今战争结束了，我突然间才发现，我已被委任为“三粒星军”的第二号人物。莱特自任总司令，我是他的副手，接下来是我们雪兰莪第一独立队司令员刘尧。我以这个新头衔，奉莱特之命去双文丹见戴维斯处理紧急事务。又一次，我们党内没有任何人对我们中央书记的睿智提出质疑。他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他身上始终笼罩着这个光环，尽管我们知道共产国际早已于1943年解散了。
当我抵达双文丹时，我是以游击队第二号军事司令员身份去见戴维斯。我自然可以理解，他搞不清楚我在马共组织里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我和他于1943年9月在实牙力第一次见面时，也就是在他乘潜艇刚登岸后不久，我是以霹雳州委会党代表的身份和他接触。在1943年12月戴维斯和“张红”之间举行的达成我军和东南亚司令部合作的重要会议上，我是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参加的，随后我就成为戴维斯直接和党最高领导层联系的联络人。如今，随着日本投降，我忽然摇身一变成了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事情的真相是，我完全没有决定任何一项军事政策的实权。戴维斯知不知道这个实情，我无从查清。
戴维斯自己正处于非常微妙的地位。他完全不知道马来亚日军对自己天皇的投降令会采取什么态度。他几乎可以肯定将会得到情报说，有一些日军部队因为不齿于当战俘，正考虑违抗裕仁命令，负隅顽抗。更有甚者，戴维斯对马共最终意图深感怀疑。这位前殖民地警官在马来亚沦陷岁月处于地下活动的日子以及跟我们打交道的时间都很久了，足于让他清楚了解我们全党同志非常渴望争取马来亚的独立。
戴维斯从电台通讯获悉，原来准备反攻的英军部队——如今变成卷土重来的殖民占领军，至少要三个星期后才能在马来亚的滩头阵地登岸。谁将会在这段过渡时期控制这块土地呢?戴维斯知道，在英军到来之前，马来亚和新加坡这种无政府状态充满危险。英国军队及其英联邦友军，尤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队，在刚庆祝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后，非常有机会立即卷入马来亚的一场反殖民主义的游击战争中来。
就我个人来说，我完全支持继续打下去的主张，可是莱特在双溪乌鲁会议上的指示，把这一希望粉碎了。不过，我还是尽可能快地赶回霹雳。如今，我得面对一项并不值得令人羡慕的任务，就是去向我们霹雳和吉打的部队传达要他们至少暂时解散的命令。
当然，我和戴维斯于8月22日在双文丹会面时，我不会向他流露自己遭受挫折的情绪。他则通知我，他很快就要动身去吉隆坡，到了那里，他将设法和日本驻雪兰莪总督SHOURA KAKAMA中将联系。他希望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能够建立某种临时指挥机构来维持秩序，直至英军登陆为止。戴维斯要我立刻陪他到首都。他答应由东南亚司令部负责我的所有住宿，同时表明他将依靠我帮助他处理把政权从日本人手上顺利移交给英国人控制的事宜。这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我看得出他的用意是想利用我来阻止马共游击队可能起来反对即将卷土重来的英国人的利益。我以我在霹雳有急事要办为借口，婉拒了他要我立即陪同他去吉隆坡的邀请。分手前，我答应他，等我完成北上任务之后，就会即刻来行政首都和他会合。
现在是8月25日，党内的革命气氛空前高涨。我们游击队的绝大多数部队，这七天来都在摩拳擦掌准备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不过，斗争对象如今变成了卷土重来的殖民地政权。
日皇裕仁8月16日东京广播发表后数小时，马来亚各地的日军司令部就开始向马共作出试探，表示想与我们谈判。他们清楚表明，他们很愿意不顾投降命令，盼望与马共和我们的游击队结成某种联盟。
日本人像我们一样，非常渴望和即将卷土重来的殖民主义军队作战。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的话，他们宁可参加我们的斗争，也不愿当战俘。我们分别接到森美兰、霹雳和吉打日军最高司令部提出的有关这方面的具体建议。在柔佛，我们也收到由较低级的军官发出的类似建议。柔佛州委会成员之间为此展开了激烈辩论。可以说，当时游击队伍中间渴望把斗争矛头转向殖民主义者并接受日军建议的呼声，占了绝对上风。在我不在现场的那个狂热纷乱的星期里，一整营又一整营的日军已经作出表示，他们愿意带着大量的武器弹药参加到我们这边来。
例如，我们吉打州的军事负责人阿和就曾经同该州最高级的日本军官进行特别会谈，其目的是要在该区建立一支由马共和日本人组成的联合部队。在霹雳，日方一位少将军衔的高级司令员和我们州委会副书记爱克之间的谈判，就于太平的日军总部举行。而爱克是我不在霹雳期间代表我出席。日军总部原先是设在新加坡，几个月前，当他们的情报机关判断英国方面的反攻将从马来亚北部开始，便迁移到太平。因此，实际上我的代表是在和控制着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整个日本军事实力的司令部进行直接谈判。
这位日本少将告诉爱克的话和日本军官告诉我们吉打司令员的完全一致：“你们如果选择打下去，我们一定支持你们”。我的代表毫不迟疑地立即答应，原则上马共将会继续打下去的。他还对这位日本高级军官说，他需要几天时间来研究具体细节。
因此，当我回去后告诉爱克一切情况都变了时，他极为震惊和难过。日本的突然投降，本来给我们提供千载难逢的时机促进我们的利益，而我们却不去抓住它，宁可放弃它。和战败的日本人结成广泛联盟的机会，就这样在我们的眼前流失了。虽然如此，这并不能妨碍约400名日本官兵个人静悄悄地加入到我们队伍来。他们一致觉得，接受向即将到来的英国人投降的命令，简直是无法忍受的耻辱，同他们接受过的武士道精神训练也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由于本身带有种族主义思想，他们对于要臣服于白种人之下的未来深感恐惧。他们中有些人觉得，与其忍辱偷生，不如采用他们传统的剖腹自尽的方式了断自己。那些想加入我们队伍的日本人，显然要为自己这种做法寻找一个合理的说法。他们觉得，参加我们游击队，决不是和敌人为伍，而是组建一个可接受的亚洲人反对白种人殖民主义入侵者的大联盟。这种事态的发展，相继在每个州的地方上发生，而且避开英国人的耳目，但它最终将导致一个可怕的后果。
* * * * *
在此关键时刻，我担负起责任来确保马共各单位执行急转弯的命令，一个跟无疑是大多数人倾向于把武装斗争进行到底的愿望相违背的命令。其时，我对莱特这个指示背后的动机以及它是否明智，从来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我相信它是来自有效运作的党中央的意见。
即便是在让战败的日军加入我们的部队来反对英国人这一具体问题上，我最后也将莱特提出的理由合理化。他坚持认为，党在马来亚只是在华人中间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而另一方面，在马来人中间则很弱。他指出这是一个“发展不平衡”问题。他说，我们如果继续打下去，就只能依靠华人的支持。其实，我们当时在乡村马来人中间赢得相当有力的支持。我们在霹雳就曾开始吸收和训练马来人，但日本投降打断了这个计划。
向霹雳和吉打各级党委传达莱特最新指示的任务又落到我的身上。吉打的同志们至今仍未收到1944年10月双文丹会议的指示，所以，并没有作出成立秘密队的安排。这件事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他们的游击队的编制全部都是英国人所知悉，并且和各自的英国人联络官紧密合作。在我向吉打党领导人说明这一新指示精神后，他们才采取紧急措施。结果，只有一半的公开部队应要求而公开解散。
约有300至400名游击战士突然失踪了。最后，吉打州委会得想办法为这支突然不见的部队收藏好武器，并把他们解散。只有霹雳和吉打的少数几个地方的游击队，把我们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招牌的名字换了。同时也改换了我们的旗帜。到了9月初头几天，我完成了把党从积极准备打仗的方向改变过来的任务。我必须使同志们冷静下来，平息他们的情绪，制止过激的行为，甚至逮捕违抗命令者。我的精神和情绪差不多消耗殆尽。我用以下坚定不移的想法安慰自己，即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即刻开展抗英武装斗争，不过毫无疑问，未来的五年到十年，我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此时，我心里思绪万千。过几天，我就要坐火车前往新加坡和莱特进一步讨论他提出的有关重整党的政治结构，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问题。
* * * * *
我在竹脚医院附近的实利基路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办事处住了一晚。此时派驻我们新加坡总部的部队，是从柔佛调来协助在日本投降后的余波中，维持法律秩序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几个排。9月10日，这几个排的战士受邀参加在武吉班让举行的群众大会。会场上，我们一批华族女游击战士，身着三粒星军装，头戴三粒星军帽，成为全场众目睽睽的焦点。大会群众极其赞赏我们的战士。
原来，莱特计划成立一个5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他提出的重组议程，在会上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顺利通过。他继续担任党的领袖和临时中央委员会书记。临时中央除他外，还有阿仲——失去联系好久的在东彭亨的幸存老资格中央委员，杨果——雪兰莪州委书记，陈勇——柔南书记和我本人。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八章)
1) 杨果，一位年轻的中学生，毕业于槟城某中学。这张就是从他的毕业证书上复印下来的照片。和我一样，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投身革命运动。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抗敌后援会于槟城举行的一次干部会议上。
六
怨气像一锅烧开的热水在沸腾
【导读】莱特这一冷血残酷的命令，狠狠地给了我当头一棒。
由于公众对英国军管政府的表现的不满与时俱增，我又一次自马来亚被莱特召见。这一次我紧急应召来新加坡，是为了参加莱特早先指定的五人临时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成立会议。这应该是一种临时应急措施，直到一个符合当时形势的永久性领导机构得以建立起来为止。我的老朋友ITU司令员，也应召前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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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晚，新加坡的街道是那么静谧。英军已入城，我们柔佛州的游击队也已开了进来。我们晚上就在我们的实利基办事处歇息。办事处是棟大楼，战前原是基督教青年会分会会所。日本人后来曾用来作警署。第二天，我们准备好前往牙笼某一秘密地点见莱特。
在经历了前两天豪情满怀的南下行程之后，这次会议让我们觉得有点虎头蛇尾。莱特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一个仍然以他为领袖的临时机构上面。会上，连一个新的或具革新精神的政策也没有提出来研究。中央书记看来对自己在双溪乌鲁会议上提出的八大纲领被接受为党的指导方针，颇为满意。
作为一个刚被委任为中央委员的我，是该把州委书记的职位腾出来，并专注于总部事务的时候了。事实上，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而且看来一天比一天热闹。当地和地区发生的各种事件，加剧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紧张气氛。我把我在霹雳的职务顺利移交给爱克之后，又返回吉隆坡的洋楼工作。
原本希望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会改组为一支国防军的广大党员深感失望，因为我们部队发现自己要于12月1日解散了。这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事情。半岛到处的军事检阅式上，可见到穿制服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列队在复员仪式上向公众致意。当然，他们都是我们的“公开”部队，是按规定解散并须把武器交给有关当局。在所有这些场合，英国军管政府高级官员都会即席慷慨陈词，赞扬我们战时的功绩。而在幕后，我们的“秘密”部队静悄悄地解散，融入平民生活。这些游击队也把自己的武器交出来，不过，这一次是交给党。大约4000件经正式途径交给英国人，其它5000多件的武器都流入我们在森林的秘密武器库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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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隆坡，我如今要同时兼管三个办事处的事务。一个是党的办事处，另一个是我们称之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军人协会的办事处，第三个是抗日联合会的办事处。退伍军人协会是莱特搞出来的。我认为他搞这个组织的用意，是想在我们游击队奉命解散和交出武器之后，利用它来安抚和宽慰党的队伍。我们虽然没有了一支军队，至少还有一个俱乐部。这是莱特的，显然也是英国人的观点。马共其他领导人的观点则截然不同。我们把退伍军人协会看作是对我们的事业可以发挥巨大潜力的组织。她可以作为一个现成的平台，用来保持和前游击战士持续的必要联系，同时又能继续维系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退伍军人协会雪州分会的总部坐落在福建会馆馆址对面的吉粦街一座三层楼建筑物。我下决心要让我们的退伍军人协会枝繁叶茂。
整个1945年最后的几个月，贫穷和缺粮相互影响的问题日益加剧，给党的许多工作造成严重的困难。不过，恐怕没有什么会比哪些刚被我们吸收过来的日本志愿兵的命运更为悲惨的了。他们宁愿参加我们的队伍，也决不向英国人投降。当他们看清马共将不再把战争继续下去的时候，他们中有许多人就此不知去向。他们并没有回到自己的部队。我猜想他们多数也许希望北上穿越边境，希望经陆路通过暹罗、老挝和中国南部回自己的故土。零星的一、二个，肯定已经被英国人抓获和关押起来了。有一批也可能命丧林海。但有一些中坚骨干分子留下来跟我们共存亡。
这些日本人在军事方面的专业水平和工作热情，对我们的事业无疑是非常有利的，但在经济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他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也带来相当严重的复杂问题。当决定接受这些日本人时，我们首先要想办法给他们隐藏起来。我们让他们分散居住在木屋区我们的群众中间。我们希望这样一来，当他们碰到一般检查时，不会引起注意，因为英国人总觉得华人和日本人一般上长得很像。不过，这只能是权宜之计。时机成熟时，这些日本人将到森林中加入我们的队伍。
在大多数地区，安顿这些日本人的特别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说到底，他们的人数也不多，安排他们到我们华族环境和解决他们三餐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瓜拉江沙地区的情况，却是另一回事，因为有相当一大批为数约100人的日本人主动找上门来。这件事使霹雳州委会大为头疼。后来，当他们中大半数人得知我们不再继续打下去的时候，便离开了。不过，我们还得为留在瓜拉江沙附近的约20至30名日本人，提供社会环境的保护，因为他们中没一个会讲中文、马来文或英文。
很显然，我们不能把这批日本人交给英国人，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涉及一项背信弃义的行动。不过，我们也不能长期继续支持外国人在我们当中生活。我们那些在木屋区居住的农民，家里原本三餐温饱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还要拿出多余的粮食给这些不速之客。另外，为了让这些日本人能继续与世隔绝，又会涉及各种令人尴尬的社会手段。
最后，霹雳州委书记爱克不得已直接向莱特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当地的共产党员现在冒着窝藏日本人的风险，随时都有可能被发现。莱特答应尽快就如何摆脱这一进退两难的困境给以答复。大约一星期后，他的命令来了：干掉瓜拉江沙的日本人。当然，这是一道非常恐怖的命令。这批日本人曾誓言效忠于我们。而我们也接受了他们提出要帮助我们的建议，而且想方设法为他们在我们中的存在严加保密。而这批日本人在和我们的群众一起生活时，个个表现非常良好。
爱克接着便下令我们一些武装小队，把这批日本人分一小批一小批地搬出木屋居民区，每次不超过2或3个，以免引起怀疑。命令清楚指示，以进行训练为借口，把这批日本人带到偏僻的森林地点去执行处决。
应该记注，此时的莱特完全可以肯定早已重投英国情报机关的怀抱，像战前一样充当他们的特务，进行活动。我们这些准备吸收入伍的日本人被处决的事件，发生于1945年最后几天或1946年最初几天。此时，英国军管政府作为权力统治机构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
毫无疑问，莱特在如此敏感和如此动荡的时刻，如果事前没有和他的间谍上司全面商讨过这件事的话，是决不会发出这样的命令的。他如果擅自这样做，将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我依旧相信，莱特处理这批日本逃兵的手法，曾经得到英国军管政府某官员的正式首肯。说到底，当时政局纷乱，各类问题的压力十分巨大，这种解决问题的手法不失是一个既快捷又不会引起骚动的办法。尤其令人难于置信的是，英国情报机关竟然推说没有收到在和丰——江沙地区发生集体枪决的报告。依我想，有关当局完全不曾尝试去调查这件事，正是英国人在这件事上与莱特串通一气的又一明证。
莱特这一冷血残酷的命令，狠狠地给了我当头一棒。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ry第九章)
来源：陈平总书记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 张泰永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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