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陈平总书记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 张泰永编译
七
勋章….道歉信….政治对抗在加速
【导读】莱特回来的时侯，马共的整个思想和群众路线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把自己当作是华侨。不仅如此，我们把自己当作是本地的马来亚籍华人。我们属于马来亚的一个民族。我们效忠的对象是马来亚，而不是中国。
1946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我作为三粒星军队8人代表团之一，从吉隆坡出发前往新加坡，出席东南亚司令部盟军最高统帅蒙巴登海军上将主持的一个特别授勋仪式。按照预定程序，我们每个代表都会获颁两枚勋章——缅甸星勋章和1939/1945星勋章，以表彰我们在二战中的贡献。
英国军管政府为我们订了豪华的住处——著名的莱佛士酒店。1月6日，我们在摩托车警卫队开路护送下，经圣安德鲁天主教堂，被载到离酒店不远的市政局大厦，现为市政厅大厦。抵达时，英国皇家海军军乐队已经在那里操演。我们身穿自己的军装，被迎至靠近市政局大厦台阶前的大草场的一个位置。一面英国国旗就披在讲台上。讲台置于通向大厦大门一段台阶半道的中央，讲台左侧放了一张小桌，桌面铺了布垫，上面摆放着要颁发给我们的勋章。
您也许会问，为什么日本投降已经快5个月了，英国人还那么破费，那么费时费事，那么大张旗鼓地褒奖我们?别忘了，我们16名游击战士于1945年9月12日就曾经参加过官方在这同一个地点举行的胜利庆典，并且被安排站立在显眼的位置。此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一个特别代表团被邀参加1946年6月8日在伦敦举行的胜利大游行，其安排已经敲定。难道这次1月6日的展示又是一次宣传花招?其目的是不是想以如此大肆吹捧使我们得意忘形，进而希望达到破坏我们反对殖民主义的决心呢?如果真是这样，蒙巴登海军上将和他的最高司令部的参谋们未免打错了算盘吧。
那天上午，和我们一起站在市政局大厦外面出席庆典的，还有两位国民党华人、三位马来人和单独一位星华义勇军的华人代表组成的不同团队。他们也是前来领取跟我们一样的奖章的。英国人是不是想通过这种误导性的姿态来展示它愿意对所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一视同仁呢?或是让事情看起来没有种族倾向?解密文件如今揭露，戴维斯在停战后不久，就已立即要求应该对马共的战士颁发奖章的。但是他的这一建议的好处，经过漫长和繁复的程序才得到当局认同。他的建议最初提出来时，并不受欢迎。如果整个马来亚的内乱不再升级的话，有关方面原本很可能把它束之高阁的。某些方面大概以为，只要我们多加安抚吹捧，事情就能改观。
蒙巴登在讲话里提到我们在盟军对日作战取得的伟大胜利中所作出的贡献。他一讲完那热情洋溢的演说，便离开讲坛，步下台阶，走到我们队列面前，停了下来，同每位马共游击战士握手寒喧，亲自对他们的无私和勇气表示谢意。然后，最高统帅走回台上摆放奖章的小桌旁，我们一个个被叫到桌子面前，便于他把奖章亲自别在我们胸前。我们一个个握紧拳头，举到帽檐向他敬礼，而这位东南亚司令部最高统帅则以正规的皇家海军礼回敬我们。
当天傍晚，我们还得穿上整齐的军服，出席在新加坡政府大厦，即现在的国家宫举行的盛大鸡尾酒会。蒙巴登也蒞临酒会。我们都注意到他身上佩带各式幑章里，有一枚蒋介石总司令授予他的特别星勋章。他又一次来到我们跟前，同每位马共代表团的成员握手，用为了这个场合特别学会的几句华语，向我们每个人表示感谢。我还能和众多英国陆、海军将领打交道，并且同前第14军司令迈尔斯-登布希中将作了短暂的交谈。迈尔斯原本准备率领英军反攻马来亚，但由于日本宣布投降，原定计划只好作罢。不过，这位将军还是指挥他的反攻部队登陆，我亲眼目睹了在摩立海滩登陆的部分场面。他如今是东南亚盟军陆军部队总司令。
从鸡尾酒会回到莱佛士酒店的时候，我们又获悉英国军管政府给我们第二天安排了一个紧张的参观军事项目的行程。根据计划，马共代表团，还有国民党和马来人的代表团，将同我们一起参观岛上的英国军事基地。显然，这样一个要求我们参加的煞费周章的访问行程又是一个宣传花招。在我们马共看来，英国军管政府的用意在于向我们展示：如果我们敢于向战后重返马来亚和新加坡的英国人的权利挑战的话，我们必将面对的真正是什么。具体行程是按以下顺序参观：设于三巴旺海军基地的皇家海军远东总部;皇家空军实里达空军基地;设于阿历山大兵营的陆军总部。到达每个点时，有关基地的司令都将以英国接待贵宾的正规礼仪亲自出来接待我们。
马共代表团开会长谈至深夜，最后得出结论，即我们应该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表达党对英国军管政府在处理宋光同志的方式的不满。因此，当戴维斯和我们的官方人员第二天一早来到的时候，我们断然拒绝离开酒店的房间。我对戴维斯解释我们抵制参观的原因。我们的态度看来使他非常生气。他极力想劝服我们改变态度。我可以感觉得到,他在控制心中的气恼，就像过去有好几次在我们霹雳营地遇到问题时我见到的那样。不过，我们坚决不让步，并且只是临时才通知莱特我们的坚定立场，使他来不及改变我们的主意。最后，我们坚持立场不去，国民党华人和马来人代表团则按原定计划出去参观。
戴维斯对此决不愿善罢甘休。他一回到吉隆坡，就立即主动要求同莱特、刘尧和我在我们总部开会。对戴维斯来说，同他在一个房间里开会的，是前马共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他决心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他以温和的口气作了简短的开场白后，便提出由于我们游击队代表团在新加坡对三位英军现役司令有所不敬，我们理应写封信道歉。接着，他又强调这封信最好只是直接写给蒙巴登上将本人。
我给这非同寻常的要求吓了一大跳。使我更加惊异的是，戴维斯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封直接致最高统帅的用打字机整齐地打的道歉信，内容涵盖了英国人要我们说的话。在这张单页纸的下端，留有适当的空白位置，等待我们在上面签字。我的感情由惊异变成愤怒。刘尧和我都望向莱特，看他会不会启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可是，这位马共最高负责人却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
我心想，英国人密谋通过这种对待调皮小学生的办法来展示他们的实力。这简直是一种侮辱。我又一次盯住莱特。可他还是没有反应。刘尧和我没其它选择，只好签了字。我们这样做是很不情愿的。通过原先的抵制行动，我们是有意向英国人宣泄我们对他们在马来亚推行的选择性公正及其相关威胁的强烈不满。英国殖民统治者对抵制策略实在恼羞成怒。他们认为非让我们当场受辱不可。于是，就设计出要我们卑躬屈膝的道歉信。据我所知，英国人把这封信当作一封绝密文件，之后从来没有公开暗示过，更不用说拿来发表了。在一连串促使我们下决心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事件中，这是又一起关键性事件。
确保我们在那张事前准备好的道歉信上签名，是戴维斯最后一次以官员身份和我们打交道。此后不久，他特意前来向我们辞行。他要返回伦敦去了。他说，回国是为了从军队退役，不过，他同时表示，有意重回马来亚出任文职人员。
正好是在令人气恼的道歉信这个插曲发生后两个星期，莱特召开了他称之为“中央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的中央会议。这次会议在吉隆坡举行。他邀请各州派代表出席。每个州都派出好几位高级干部来参加。最后选出一个12人中央委员会，接着又由它选出原已存在4个月的临时旧机构的那5个成员组成常务委员会，作为党的政治核心。这5人组合，随后被称为中央政治局。此后不久，马共把其活动区域，从策略上划分为三个部分，即由柔南党的高级干部陈勇担任负责人的南马局(包括新加坡、柔南和柔北);我们的中马局(包括马六甲、森美兰、彭亨和雪兰莪)则落到杨果肩上;我本人负责北马局(包括霹雳、槟城和吉打)。
就在同一个1月会议上，莱特还推出他为党制定的新政策。他称之为建立“马来亚民主联合战线”。其意图是要同其他党派结成广泛联盟。此外，它的目的还在于扩大我们公开战线的活动范围。这个政策密切配合在数星期前成立的得到党支持的两个政治组织：马来民族党和马来亚民主同盟。莱特企图以此来安抚党内那些依然相信对英国人采取调和和合作政策，将使我们一事无成的同志。
他建议我们应该以两种前途来考虑我们的斗争。我们可以追随印度支那和荷属东印度(即印尼——译者)的方式，此时他们的民族主义组织正开展武装斗争，以反对各自卷土重来的法国和荷兰殖民统治当局。他说，选择这条道路意味着必须付出即时的大量的流血牺牲的代价。或者我们可以等待。莱特承认，英国军管政府正加紧采取镇压行动。他辩说，与其和它正面对着干，我们倒不如通过他的联合战线途径，利用目前的政治形势，以促进他所谓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莱特清楚意识到，党内普遍存在因示威游行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和英国军管政府采取其它许多镇压措施引起的不满情绪，因此，他也只好承认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他把它当作是没有特定时间范围的长远目标。
我对莱特不再抱幻想，是从去年8月他突然改变政策方向开始，接着他又同意那封致蒙巴登的道歉信，使这种醒悟继续提高，到了吉隆坡会议上，这种醒悟真的令我深感忧虑。在和一位代表私底下交谈时，我获悉有两名党员刚由莱特提名被接受为中央委员，他们实际上已经不再是马共正式党员。他们中一个曾一度担任森美兰州委书记，他的别名叫罗须磨，另一个是他的助手阿山。
罗和阿山都曾被日本人逮捕，经不起严刑拷打，出卖了党的秘密。他们是在接受充当日本人特务的条件后才获释的。特高科还发给他们每个人一支手枪防身。根据党对经不起日本人严刑折磨的党员的有关政策，罗和阿山最后被接受回党的怀抱，不过他们的身份只能是同情者而已。
莱特之所以能够操纵这两个中央委员的任命，完全是因为他利用当时党的严密组织的方式。根据为安全需要制订的严密措施规定，每个党员都不得过问与自己无关的事情。各个州的州委也是根据这个规定工作的，也从来不去干涉其它州委组织内部的事务。因此，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曾经和日本人合作过;这两个与敌人狼狈为奸本应终身被禁止入党的人却被选入马共最高秘密决策机关。实际上，对他们的各自任命，都是对组织安全的严重破坏。莱特作为中央书记，肯定比任何同志都清楚每一个人的详细情形，怎么能对党的规定如此肆意破坏呢?罗和阿山进入中央委员会以及他们因此而欠下莱特人情债的明显事实，引起我的密切关注。
就在八中全会举行其间，我们于1月29日发动了全马24小时总罢工。这是对宋光案件以及对强加于其他霹雳工会负责人的罪名和刑罚的抗议。在蒙巴登如今履任的新加坡，我们估计有约20万人响应我们实行罢市抗议的号召。这一声势浩大的支持浪潮，使英国人开始相信，如果我们受到挑衅，我们完全有力量使全岛陷入瘫痪状态。在一份有关此次事件的报告中，蒙巴登不能不承认马共组织能力之高及其在岛上的广泛影响力。在马来亚，情形也不遑多让。然而，马来亚凶狠的警察和军队巡逻队，却强迫一些居民区的店铺继续开门营业。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发动总罢工5天之后,英国军管政府突然把被判4年监禁刑期而还剩3年9个月刑期的宋光提前释放了。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我们1月29日行动取得的直接成果。当然，他们完全不知道有致蒙巴登的道歉信这回事。我一直怀疑莱特和英国人在搞秘密交易。假如他能成功促使签署这封道歉信，那宋光就会尽快于最适当的时候获得释放。宋光获得自由的时间非常短促。紧急状态时期，他又因为是共产党人而再次被捕，并被驱逐回中国。他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不幸在中国逝世。
就在工潮日益扩大的时候，有位不速之客来造访我。他就是东南亚最重要的共产党人物——暹罗共产党总书记李启新。他在日本占领时期就和我们有接触。他就是两年前曾通过我的办事处以“老黑”的名义写信给莱特的那一位。他也是我们中央书记自称非常熟稔的哪个人。李这次在吉隆坡短暂逗留期间，还有另一位本地区共产党人物阿里明陪同。而阿里明原为印尼共产党排在前三名的著名领导人之一。阿里明曾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上海机关工作，之后转去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任职。
李和阿里明从曼谷经陆路联袂来马来亚，准备同马共最高领导层进行商谈。他们期望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和暹罗三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我负责带他们一起去见当时也在吉隆坡的莱特。会面的地点就选在刘尧的豪宅。当轮到我给他们作正式介绍的时候，很明显，李完全不曾见过莱特。我不禁想起两年前莱特在美罗说的令人困惑的讲话……他是怎么老早就认识“老黑”的……他所认识的这个人又是怎样有本事的。
接着,我介绍阿里明这位曾获选为隶属于莫斯科和上海远东办事处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局委员给莱特。事情现在变得更加明显，阿里明在这之前也从来就不曾遇见过莱特。此时此刻，我的好奇心受到刺激。莱特一离开，我按捺不住问两位客人，他们过去有没有见过我们的这位领袖。他俩向我保证，这是他们第一次有幸见到莱特。我们的领袖为什么要骗人呢?
就像我在美罗时所做的那样，我决心不要再去多想这个令人分心的矛盾。兴许会有个说法，兴许没有。我又再一次把自己的观察收藏在内心深处，并把自己的精力专注于党的紧急要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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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爆发了一连串的工潮。当然，所有这些工潮都是由党组织的，但不是由中央而是由各个州委会。中央本身无法应付如此频繁蓬勃的行动。同英国军管政府的断言截然相反，我们完全没有到处去煽动这些动乱。我们在每个罢工行动中，都聚焦于工人队伍挣扎求存的实际状况以及他们的真正要求。正是工人们自己的状况迫使他们积极起来争取改善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经济状况，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正是这种绝境求生的欲望，形成了各州委会组织的罢工获得激动人心的反应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这些自发性的公众集会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正当工潮日益高涨的时候，英国军管政府开始密谋对策。一些高级殖民地专家提出的预测显示，除非采取某种措施镇压罢工及伴之以暴力行动，否则马来亚和新加坡的经济将迅速陷入混乱不堪的境地。他们当然考虑到，马共可能会从这些混乱中谋取自己的利益。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英国军管政府对财富的公平分配丝毫不感兴趣。贪污受贿日益猖獗。直到最近才有历史学者揭露，贿赂、剥削、诈骗和各种渎职行为，充斥此时的英国殖民政府控制的各个部门。法院贪污，文官贪污，军队贪污，警察也不甘落后。可军队和他们的司令却动辄开枪杀人。
当种植园的暴力事件蔓延到整个马来亚，并且逐渐发展到新加坡工业部门的时候，我注意到莱特一直非常低调。他依然极力保持自己神不知鬼不觉的作风,以及从中获得的保护。但是如今，他的英国间谍秘密身份，无疑使他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了。日寇占领时期，当同志们要求他把军事行动升级的时候，他却坚持要我们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劳工运动方面。如今，劳工运动有了发展，而且，闹得不可开交了。莱特的长远政策被证明是一个离奇准确的预言。他应该非常满意了吧。可惜，他分明是一个不安分的人。操控他的英国官员，必定对他拼命施加压力，要他压制工人的罢工行动。
莱特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只有一两次提及有关罢工的问题。他宁可不与我们正面对抗，因为他知道，首先自己是这个颇具争议的政策的始作俑者，如今又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功，他怎能推翻它呢!他也知道，如果那样做的话，就会激起对他的领导的反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他口头上表示支持继续罢工行动，而且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反对的意见。
察觉到自己在党内威望日益衰退，我们的中央书记决心打这张证明对提高他过去在党内威信很有用的国际牌了。他在党内的闪闪发光的声誉，说到底是基于他自称和世界共产主义圈子内的高级人物有密切关系，而且，当然，还基于他自封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为了要出国，他需要各种证件。在1946年年中我们于吉隆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要我给他弄一本中国护照，为此，他给了我一张他在吉隆坡影楼拍摄的近照。
吉隆坡苏丹街有座酒店，是跟财经界和政治界都有良好关系的李孝式家族所拥有。李孝式其后在东姑阿都拉曼的独立后首届政府里出任财政部长。李的祖父是靠输入契约劳工——我们称之为奴隶劳工到马来亚和新加坡做苦工起家的。之后，这个家族又经营锡矿场。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到了1946年，入住这家苏丹街酒店的客人，许多是穿梭于马来亚和中国之间的商人。这家酒店同当地国民党领事馆有着特别的交情。说来凑巧，我们有位同志和酒店的一名理事有点关系。通过这个关系，我们把一张莱特的照片连同一些钱，交给酒店。随后不久，我们就拿到一本名叫张展红的中国护照给莱特。护照虽非完全合法，但很管用。
此时党的最高领导层中，莱特排第一，陈勇被认为排第二，我被认为是老三。这个排名顺序，是莱特本人在去年9月新加坡的中央全会期间宣布的。他这次出国旅行计划是由新加坡先去香港，最后去上海，希望同中国共产党取得直接联系。莱特还宣布陈勇将会和他一起同行。在他俩不在期间，莱特指定我担任“代理中央书记”。
我现在相信，莱特此时已经开始对他和英国情报机关保持的定期会晤感到担心。当然，这种会晤到了香港，兴许到了上海也必定会继续下去。问题是要怎么做才不至于引起他的同行者的怀疑呢?所以，他决定把两人的行程分开。他本人乘客轮直接去香港。而陈勇则乘另一艘客轮，经曼谷去香港这块英国人的殖民地。莱特坚持说，行程分开来完全是出于安全上的需要。
结果，陈勇乘的船滞留在曼谷。由于无法和莱特取得联系，他只好坐火车回新加坡。那时，我们对这件事完全没有怀疑，然而这显然是莱特制造的整个骗局的一个部分。
中央书记的确按计划去了香港，随后又去了上海。可是，他回来后，对此次在国外所进行过的讨论，绝口不提。即便是对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他连中国党有什么忠告(如果有的话)，也只字不提。我们得到一种印象，他在上海好像见了周恩来。但他对此不置可否。我后来证实，这不是事实。事实上，与他交谈的是周的一个代表董必武老先生。
莱特回来的时侯，马共的整个思想和群众路线发生了重大改变。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把自己当作是华侨。不仅如此，我们把自己当作是本地的马来亚籍华人。我们属于马来亚的一个民族。我们效忠的对象是马来亚，而不是中国。
我们开始根据这个路线在我们出版的简讯和报纸上发表文章，但立即遭到老一辈党员的反对。那些抗日战争爆发后离开中国流亡到马来亚的中共党员，全都表示不满。他们强烈反对把自己的命运跟马来亚联在一起，从而切断他们和中国的联系。他们也写文章强调自己是中国人，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应该把精力集中起来帮助中国。他们决心保持自己的华侨身份。
莱特从上海回来也给我们的党务带来另一个重要改变。他告诉我们，中央委员会的职能需要大大加强。以此为借口，他建议把中央委员会分为两个平行的机构来运作。5人中央常务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今后不再处理组织方面的事务。相反，她作为中央政治局，应该直接专注于政治方面的决策工作。我们被授予负责宣传方面的任务。今后，我们要负责监督新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以及这个政策通过公开战线的活动取得的进展。
中央委员会的非政治局成员被委任为党的组织局成员。不论是政治局或是组织局都由莱特直接控制。他认为政治局和各州州委之间的联系，如果不能完全避免的话，至少也应该加以限制。只有组织局可以和州委一级的党组织打交道。所有这些新安排，对削弱政治局的权力和威信带来即时的效应，并且切断了政治局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的联系。这摆明是分而治之的一种模式。
然而，莱特的这些伎俩都无法阻挡随后于1946年至1947年爆发的罢工浪潮的高涨。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不论是英国人或是中国人的商人、种植园主和矿场主在招聘员工的时候，都对原马共游击队员采取歧视的态度。他们认为，当过共产党的森林游击战士的人，必定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我想，他们有这种想法完全可以理解。中央接到的报告说明，我们的党员队伍在这个问题上的不满情绪日益加深。他们纷纷要求党采取坚决的行动，并要求中央加紧找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于是，莱特再一次独断独行，他选择雪兰莪州委会领导进行特别严厉的批评和指责。尽管党内焦虑不安的情绪事实上来自马来亚和新加坡各个角落，莱特却仅仅选择雪兰莪州委会，尤其是其书记杨果。大家知道，杨果是中央政治局5人成员之一。在吉隆坡举行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莱特毫不留情面地指责杨果办事无能，让雪兰莪州党组织陷入混乱状态。
杨果听了怒火中烧。他知道，这些指责毫无根据。但他不愿在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同事面前为自己辩护。莱特得寸进尺，指责杨果必须对他称之为“组织危机”的党内麻烦负责。杨果应该因此而受到处分。莱特提议，杨果必须从州委书记的职位上降下来，并且撤销他在中央委员会的所有职务。就党内而言，受到如此严厉处分是一件非常可耻的事情。
莱特接着要求每个中央委员发表自己的看法。有些中委迫不及待地表示同意，其余的则保持沉默。我忍不住站起来为杨果辩护，虽然我承认当时我是用非常小心谨慎的方式发言。我的发言首先指出一点，即在我看来，我们讨论中的党的危机，存在于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不只存在于雪兰莪而已。我认为，中央委员会包括我个人对这个问题，都应该负上责任。我这样说不言而喻的含意是，如果情形确实如此，莱特自己也该受处分。
大家都等待着我们的领袖听了会大发雷霆。不过他没这样做。不知是我的言语，还是大家普遍感觉到他有点迟疑不决，我可不知道。但是，在全体中央委员面前发泄完他的不满后，这位党的领袖决定把对杨果的不光彩降职处分收回，而代之以严厉警告处分。杨果一点也不愿接受。他当场提出辞去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职务，并要求把自己降到州一级工作。
接下来是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在场的委员们一个个站起身劝说杨果打消辞去中央委员的念头。就算莱特自己也缓和了他对杨果的批评。结果，决定挽留杨果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的职务，不过同意按照他的愿望，允许他搬回他的老家槟城居住。很明显，莱特意识到，杨果背后有一股强有力的舆论力量的支持。与其同这股力量对着干，莱特最终选择了给雪兰莪州委书记象征性地斥责几句就算了。
随后不久，杨果离开雪兰莪搬回他的老家乔治市。事实上，他这次返回槟城，是一次非常有用的让争议“冷却”的机会。但也因此触发了一连串事件的发生，以致最终清除了党内愿意同英国殖民主义调和的任何思想。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十章)
八
密 谋 推 翻 叛 徒
【导读】杨果全然不顾我的迟疑，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是一位国际间谍。”
“我们必须揭露这个人!”我鼓起极大的勇气，向我的同志说出这句听起来令他心动的话。此时，早晨的太阳已升上晴朗无云的天穹。…………
就在党遭到英国军管政府加紧施加压力的时刻，莱特却选择这极不恰当的时候来破坏中央委员会的团结。他自己对杨果的情况掌握的不够多，但为了转移大家对组织内混乱状态的注意力，他需要寻找一只代罪羔羊。不过，把杨果当着靶子，是一次严重的判断错误。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莱特对这样一个有着长期党龄的同志如此暴怒呢?正当我一面试图去分析总书记的动机，一面在执行自己作为政治局委员受限制的一点责任时，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他正经过吉隆坡前往槟城，问我愿不愿陪他一起北上。那是1946年10月中旬，正值雨季前后，天空布满了热带雨云。能到这个岛上消磨几天时间，的确是顶诱人的想法。况且，坤华和我们刚出世的女儿最近搬去槟城，到她妈妈处小住些时日。父亲要我驾车送他去哪儿。当时，党提供一部从日本人手里没收过来的奥斯汀8型小轿车给我代步。
我就住在岳母家。我们到达后不久，杨果便打电话给我，我们约定两天后碰面,共进早餐。后来我们如约乘坐巴士去位于岛的东北角的丹戎武雅。那天刚好不是周末，那地方几乎空无一人。色彩斑斓、船头翘得高高的渔船，一排排地摆放在沙滩上，该是渔民们早前在退潮时停放在那里的。我们来到一间食摊的桌旁坐了下来，各自要了一碟炒面和一杯冻咖啡。
最初，我们尽是聊些无关紧要的小事。接着，杨果突然直视着我问道：“你觉得阿列这个人怎样?”他用莱特在党内使用的为人熟悉的化名称呼莱特，而“列”则是列宁的简称。
我对自己该怎么回答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说：“我跟平时一样，把他看作是我们的领袖。”
我知道，我的这位朋友对莱特还很气。我不清楚他接下来到底想谈些什么。以党的准则来说，这类谈话看来的确是很危险的。
杨果全然不顾我的迟疑，直截了当地指出：“他是一位国际间谍。”
我注视着我那杯子，慢慢地搅动着杯里的冻饮，寻思着该怎么回应。我感觉得到杨果的紧张。我问他：“你有什么证据?”
“我敢肯定他是一个间谍。”他以一种不容争辩的口气回答。接着，他又说：“战前，他为英国人服务。沦陷时期，他又充当日本人的特务。我清楚这点。现在，他又重投英国人的怀抱。”
当杨果继续历数莱特战前时期在好几次警察突袭行动中，都是恰好因为缺席会议而能轻易地逃过被捕的厄运时，我意识到这个话的分量。类似的事情不断重复发生，就绝非偶然的了。有一次当警察突击搜查时，莱特实际上也在场，警察对他没多问几句，就神密地把他放了，更不用说对他进行审讯了。那时候，对所有被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进行审讯，是殖民地警察惯用的标准程序。
我承认，我过去有听过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过，由于我的职务局限于霹雳，从其它州传到我这里来的消息，往往不是过时，就是含糊不清了。我回想起当时大家都认为莱特每次遇到可能被捕的情况都能“化险为夷”的这种本事，应归功于他异乎寻常的机警。这正是他的神秘色彩又一诡秘之处。
杨果懊恼地摇了摇头。接着说：“看看日本人统治时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吧。中委们接二连三被逮捕。接着又发生了黑风洞惨案。莱特本来也要到场的，可他又一次神秘地被耽搁了。日军袭击和杀害了我们那么多高级干部。难道这又是偶然的吗?”这一句问话，我的朋友是带着嘲笑的口吻说的。
我仔细听完他的话，脑子里掂量着该怎么说之后，我决定把我对莱特自称和共产国际高层人士有来往感到怀疑的想法，跟他说了。这个来往看来是虚构出来的。我说起和中央书记在美罗会面时的情景，以及他看到老黑那封信时的反应。接着，我又详细地说了今年早些时候老黑和阿里明到访吉隆坡时都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他们过去从来就没见过莱特。事情不合乎逻辑。难道他绘声绘色地说的有关他和国际共产党人士的关系的故事，是为了用来巩固他在党内的领袖地位?
杨果和我沉默了一会儿。
最后，我打破沉默。“我们必须揭露这个人!”我鼓起极大的勇气，向我的同志说出这句听起来令他心动的话。此时，早晨的太阳已升上晴朗无云的天穹。海面上泛起一点的涟漪。空气纹丝不动，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早先还在那里闲荡的渔民，这时也回到自己的木屋里去了。偌大的沙滩空荡荡的，只留下我俩的身影。
向海那面的大陆望去，可看到吉打峰明显的深蓝色山峦起伏的側影。处身于越来越潮湿的空气中，远方看起来是那么的诱人，那么的凉快。我注目进一步朝东来回眺望，我知道那里是中央山脉北端的地方。它从暹罗南部边境一直向南延伸至马来亚半岛的山脊。在那山峦重叠，瘴气腾腾的原始热带密林中，我们的游击战士不顾疟疾肆虐，为保卫营地而牺牲。沿着这同一条山脉的许多岩洞和地下贮藏室里，深藏着我们战时历尽千辛万苦抢救回来的武器。莱特到底把这些事向英国人透露到什么程度?
杨果和我清楚知道，我们正在谋划的这件事将会给我们个人带来的危险。我们采取的任何动作都必须出其不意和迅速果断，否则，我们根本就不能活着看到其最后结果。这就是党对密谋推翻党的最高领导的人所给予的惩罚。
我们俩同意，必须密切注意中央书记的一举一动，并且等待适当的时机，给他重重的一击。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照常履行自己在党内的职务。
离开丹戎武雅之前，我们就每个中央委员的详细情况，作了分析研究。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除了由莱特违反党的章程硬硬塞进中央的两个叛徒外，所有其他中委都是好人。我们相信，为了维护组织至高无上的利益，一旦他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一定会站到我们这一边的。现在是万事俱备，只等时机到来。
时机的到来比我们预期的快得多。杨果和我在海滨商量后只有两个月，莱特就在吉隆坡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这次，他的做法非常古怪。
会议地点在已故百万富翁锡矿主陆佑原先建的安邦路豪宅后面一座用木制双层洋房的地下饭厅里举行。中央委员们就坐在一张长饭桌前。会议开始没多久，莱特就宣布自己有其它急事，请求退席。他指示我们继续进行初步讨论，并且在他不在场的时候定下主要议程。这样做非同寻常。过去他总是坚持会议议程必须由他来准备。
由于我们的领袖突然离开会场，我们急忙选出一名代主席来主持会议。有人建议柔佛的陈勇。他是政治局委员和南方局负责人，也是公认为党最高领导层的第二号人物。这一提议得到大家的赞成，于是会议继续进行。我们的初步讨论，在莱特不在场的情况下延续了两天，而他却不见踪迹，不知为何花那么长时间不归?
第一天午膳休憩期间，杨果和我一起走回我在安邦路不用十分钟就到的住家。那时候，我们夫妇就住在一个拥有六间房屋的大院里。我们的近邻碰巧是一位和马来女子结婚的橡胶研究所中级官员。他曾坐过日本人的监牢。
当我们漫步回家时，我感觉得到杨果非常兴奋。就在我刚把大门关上后，杨果突然脱口而出：“党的领导人全都集中在这里开会了，莱特又不在，这正是我们需要的千载难逢的时机。”
午膳期间，我们讨论了要如何行动的问题。自丹戎武雅会面后，我俩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观察莱特是怎样处理党的事务的。我们不约而同得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莱特在财政问题上最易受到批评。日本人投降后，莱特从未提交过一份有关党的财务状况的报告。我还发现，甚至在沦陷时期，他也从未这样做过。这意味着，他掌握着党的财政大权超过了四年，却从来没有交代过帐目。
我俩同意，下午会议一开始，我就立即把党的财政问题提出来。我将向大家说明，为了准确核算账目，每个州都必需准备一份关于战后本州财务状况的详细报告。当然，这个核算报告应包括上缴给党总部的资金的细目。任何人都没有正当的理由对这个请求表示不满，因为各州州委会必需定期向党中央捐献活动费,这是为大家所同意的。的确，莫大的荣誉属于汇款最多的州委会。
一旦我们的基本工作就绪,财务问题的议程得到坚定支持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将处于一个有力的地位向莱特挑战。根据我的粗略计算，自日本人投降以来，各州马共支部上缴给莱特的现金约达100万元至200万元叻币。
在关于党的财政状况进行正当调查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我们计划由杨果把有关领导作风的敏感议题提到会上。不过，他得小心从事。我俩一致意识到，这个问题有可能让莱特获得支持他的同情分。中央委员们在等待着有关财务问题的结论时，恐怕不愿探讨领导作风的问题。领导作风问题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让我们可借机就过去中央委员会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展开讨论。
密商完毕，杨果和我回到会场出席原定下午召开的会议，并且准备把我们的计划付诸行动。我们提出的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第二天晚上。当时主持会议的主席陈勇需要做总结，同时确定议程。
会议同意要通过讨论加以澄清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莱特在马共一月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政治分析，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负责人就同样问题所作的分析,有那么大的差异。这说明莱特远远落后于国际形势的发展，而这点,又反过来对他所谓的国际身份提出一个大问号。
议程的第二项议题，涉及到领导作风问题。在初步讨论时，有人指出党内盛行封建权威的作风。另外，还有几项附加议题。最后一项是关于按照我建议的办法由各州编撰提交党的帐目。
莱特第三天如期回来主持召开主要会议。他要求看会议议程。他阅后没有什么明显反应。他试图为自己所作的政治分析辩护，直至他意识到说下去也不能赢得听众的支持时，才只好作罢。接着，他突然改变口风，暗示主持制定议程的同志在搞阴谋活动。陈勇只是受我们利用，把我俩的秘密谋划放到议事日程上。陈勇强烈否认对他所作的指责。最后，他忍无可忍，大发脾气，并要求辞职。
陈勇的暴怒，使莱特大吃一惊，于是他又一次突然改变手法。他宣布说：“我越来越老了，而且，你们都知道，我长期来就有病。我想征得你们的同意，告个假。也许，我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改进我的华语。”这句话，正中要害。它使我再一次回想起同他在美罗的会面，以及他在阅读老黑那封信时的情景。我们都知道莱特身体不好。我们也知道他需要改进自己的华语。但是，我们也着实被他提出的告假建议吓了一跳。
我们的中央书记就坐在长方形会议桌上端的位置。我则坐在桌子另一头正对着他的尾端位置上。此时的陈勇，因受到莱特的指责和侮辱，还很难受。他正好就坐在我的右边。
莱特接着挑我出来，声称他认为我是能力非常强的一个同志。他还评论说，近十年来，我为党勤奋工作，表现出色。“陈平同志将会成为党未来的一位优秀领袖，因此，我很有信心，在我告假期间，可以把党的重任托付到他的手上。”
他继续不停地吹捧我。当然，他这样说完全是有意贬低陈勇这个大家所默认的他的副手。作为一个不会动辄发怒的人，我耐心地坐在那里听他对我的虚伪吹捧，一直到我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时刻。现在，轮到我发脾气了。当莱特还在喋喋不休地说下去时，我突然拍案而起，大声叫道：“够了，别再吹捧我了!我配不上你说的那些话。”
陈勇是我的一位亲密朋友。有一个时期，他还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在马共霹雳州委宣传部工作的。当时，他已经是一名州委委员。虽然我名义上是我们出版的新闻简讯的“编辑”，实际上，我的工作却是为油印机刻写蜡纸。回想起来，我俩已经认识很久了。
我还来不及发完脾气，莱特突然哭起来，使在场的所有人大吃一惊。他坐在桌子的首座默默地哭泣。他双手托着自己的脑袋，一面抽泣，一面不停地喃喃自语：“你们冤枉我了…….你们冤枉我了。”如果他算计着他的这个表演，可以博得同情分的话，那么,它的确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认同我的攻击的抱怨声，从桌子的四面八方响起。小章，这位黑风洞惨案的幸存者、著名的西彭亨游击队领袖，为还在哭泣的莱特进行大力辩护。他间接指责我在党的团结对实现党的目标从未有像现在这样重要的时刻，竟然肆意在马共队伍内制造分裂。小章咆哮如雷地说：“我们的领袖有病。他应该去度假，养好身体。我们应该给他支持。”
一个反领导的阴谋暴露出来了。多么愚蠢的一个错误啊!但是，我认为没有理由要道歉。我保持沉默。杨果和陈勇也跟我一样，一言不发。会议在极其紧张的气氛下，不欢而散。尽管如此，会议依然作出一项决定：明天早上八点正复会。
那天傍晚，杨果来到我的洋楼，痛斥我的愚蠢。他痛惜地说：“我们不是说好了不要暴露自己吗?看看，你现在做了些什么。”接着，又说：“我俩现已成为被暗杀的明确目标，你最好采取防范措施。我已经开始做好我的了。”
第二天早上,会议如期准时复会。杨果有在场，我身旁的座位空着。显然，陈勇饱受惊吓了，他宁可躲开。派了一位信使到他在附近的家，结果信使带回一封他亲自签名的辞职信。这封信在会场上被高声宣读，然后，绕着会议桌轮流传阅。我们的第二把手说，他已经灰心失望，而且觉得继续担任中央委员也没什么意思了。看样子，他似乎在等待着不可避免的事的发生。
莱特把这件事撇在一边，引导大家讨论一些跟原定议程毫无关系的其它事项。在这一天会议快结束时，他宣布还有紧急的事情等着他去办，这次是要到新加坡。就像往常那样，没有谁想穷根究底，会议於是休会，并商定下一次会议将于三个月后在同一地点举行。
那是1947年1月底，马共最高级干部再次蜂拥来到吉隆坡。由于上次会议面对的问题，当我们在安邦路旁同一座洋楼的同一张长桌四周列队入座时，会场上笼罩着一种对会议结果忐忑不安的气氛。然而，没有谁能预料得到，这一天发生的事情竟然会给东南亚地区以及大不列颠帝国及其英联邦国家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
陈勇又一次没到会。我本人对此一点也不感到意外。然而,令我以及所有其他与会者感到意外的是，桌子上端应由莱特坐的座位上，竟然空着。党在吉隆坡给他安排了一个固定的居所，方便他来访时居住。这是一所用砖块和水泥砌成的单层小平房，位于文良港鹅麦公路旁。中央书记是个以非常守时闻名的人。他赴约时很仔细掌握时间，分秒不差，不迟也不早。我想他这一套是从列宁那里偷师回来的。莱特主持的会议，向来是早上八点正开始，中午十二点午膳休憩，午后二点复会，五点散会。每一次开会，他总是提前十分钟准时离开家。
这次一月会议，他却令我们苦等，十五分钟过去了....三十分钟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也过去了，依然不见他现身。九点了，终于有人提议到莱特在鹅麦路的居所找他，并且沿着原路往返时，看看他是不是出了意外事故。柔佛州委委员阿电受大家委托前去了解情况，可是，他不会驾车。我建议由我驾奥斯汀8型小轿车载他去。
在陈勇不在期间，由阿电代理当时的柔佛州委书记的职务。他虽然是陈勇最信任的左右手，但他也依然非常忠于莱特。我们沿着往莱特居所只有十分钟车程的公路慢驶，四只眼睛朝公路和路旁扫来扫去，看看有无发生过交通事故的任何痕迹。但是，什么也没有。我们继续前进时，阿电婉言劝我，这一次不要再像上次那样和我们的领袖对着干了。
我们终于到达莱特的住家。我们在那里遇见了他的正怀着孕的华人妻子江雪蓉。她本人也是马共的一名党员。她就是四年半前护送我到一座山顶洋楼与莱特第一次会面的女交通员。我问她，她的丈夫在哪里。她听了真的像是吃了一惊。她坚持说，莱特已准时驾车离家前往我们在安邦路的地点开会。此刻，阿电和我变得非常担心，并且劝她跟我们一起前去会场，向与会的所有同志说明情况。
回到会上，她把她丈夫何时用早餐、何时驾车离开的情况复述了一遍。然后，就离开了。接下来，中央委员们忧心忡忡地进行了讨论。莱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有位委员说，他兴许被英国人绑架了。我想，这不太可能，不过，我决定一言不发，当然，更加不会去解释我持反对看法的理由了。
杨果和我都相信，肯定是发生了某种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天下午很迟才散会。散会前，会议同意指派一个调查小组，摸清这一神秘事件的底蕴。会议选出三个人。由于陈勇硬硬要求自己靠边站了，小组负责人的责任就落在我的头上。调查小组其他两位名成员是阿电和杨果。
那晚，杨果又兜回我的住处，我们就莱特失踪的整个严重后果进行了讨论。我们对调查工作该从何处着手，实在不知所措。我们在政治部里没有关系。而我们绝不可以到当地的警察局，向其报告令人惧畏的马共秘密领袖“已经失踪，估计已被政治部绑架了。”
杨果和我深感忧虑不安。我们肯定，莱特及其政治部主子将会密谋针对我们发动一次反击行动。我们可能已经被列入要被消灭的名单里。我们被干掉后，莱特就会重新出来，恢复其无对手的马共领袖的地位。我俩决定，我们也必需消失一阵子，直到尘埃落定。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想确定，是否有人在追寻我们。离家前，我把情况透露给我妻子，并劝说她最好回槟城母亲家暂住。不过，她决定留在吉隆坡。
那晚夜深人静时，杨果和我敲打吉隆坡甘榜峇鲁地区一所房子的大门。这所房子里住着两位我俩都认识的党员朋友,他们都在马共出版的双月刊《战友报》编辑部工作。这份刊物在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伍同志会的会员中发行。我们要求住下来，并要他们发誓保守秘密。有好几天，我们晚间就躲在屋里，白天就溜出来逛首都的书店或到戏院看电影，不时向家里查询有没有人来联系过或跟踪我们。结果什么也没有。最后，我们认识到，我们躲起来的做法于事无补。如果真有事的话，那样做只能使自己更容易成为打击对象。所以，我们决定出来,不再躲了，并且重新回到自己在党的日常工作岗位上。
到了此时，其他中委们正在为要采取什么行动和这件事如何会发生，闹得不可开交。混乱和紧张情绪以及潜伏着怒火的气氛四溢。大家心里最为担心的是，莱特神秘失踪的谜团如果不能赶快解开，中央委员会将会陷入瘫痪状态。
我受命负责双重任务。首先，我得解开莱特神秘失踪之谜。其次，我要收集有关他失踪的所有证据，然后提交给中央，由中央最后决定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觉得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是，必需打破差不多十五年来存在于党内的个人崇拜现象。莱特长期来有意识地培养对他个人的崇拜，以维护他的统治地位。这种对他的个人崇拜成了他的最有力武器。历史因素造就了他，也给予他机会成为受大众欢迎的事业的倡导者。他最初参加马共的时候，党正处于混乱涣散的状态。他想方设法整顿秩序。之后，当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他又开展支持祖国救亡工作。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百物腾贵，生活艰难，他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在提高工人工资的活动。在当时条件下，较易组织工人起来罢工。通过这一系列高姿态工作所取得的效应，当地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得很快，莱特因而赢得基层群众的普遍赞赏。
这位神秘失踪的中央书记给党最高领导层以一种印象，即他曾在法国、俄罗斯、中国以及印度支那的共产党组织里活动过。他的故事是这样的：据说，他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会工作之后，被派回去法国，中途在新加坡稍事停留。在新加坡期间，他了解到新加坡马共组织处于严重混乱状态。于是，根据他的故事，他改变原来的计划，留下来以共产国际“当地代表”的身份，给当地革命运动带来方向和秩序。他展示了自己在从事地下活动方面的相当不错的本领。他的资历看来是完美无暇。他拥有的越南人背景，他所受的法语教育，无异给他加添一身光环。全党同志诚心诚意接受他，把他看作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如今，杨果和我心里完全明白，莱特的故事是个大骗局。可是，该怎样才能彻底粉碎同志们对他的幻想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能不能找回什么证据，提供给已经一筹莫展的中央委员会审查呢?
真是无巧不成书，数星期后，我们竟然从越南人关系打开了第一个突破口。话说，有一批越南共产党人从他们在曼谷的基地出发，经陆路抵达吉隆坡做事先安排的访问。就像他们过去所做的那样，他们来是为寻求我们对他们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战争的帮助。自从印支革命紧接着日本人投降后爆发，马共非常乐意对越南同志提供财政上的支持，同时保持和越盟组织的紧密联系。每一次一批越南的同志秘密来访问我们的时候，都会和他们的老乡莱特相聚。
不久以前，莱特还成为动员新加坡约600名志愿人员前往印支战场支援越盟斗争的背后动力。只是因为英国当局在最后关头加以阻挠，这支志愿人员才没去成。
在这次访问期间，越南同志有意提出接收莱特先前答应给越盟的武器。马共早已给他们拨出约400件武器。这些武器储存在柔佛丰盛港至哥打丁宜之间的东海岸边三处秘密地点。我们也准备了一艘tongkang船和船员运送这批武器，打算驶过南中国海直达越南最南端的金瓯半岛。
越南同志也已一切安排就绪。他们将在丰盛港上船。可是，正当他们在吉隆坡等候期间，突然接到来自曼谷总部传来的消息：这批武器原定的登陆地点，现正遭到法国军队的猛烈进攻。运送武器的任务被迫取消。跟以前每次访问一样，这次越南同志也要求见莱特。起初，我对他们说，我们的领袖出差去了。他们听了，二话没说，决定南下新加坡逗留数日。他们由新加坡回来后，再一次请求我安排他们和莱特举行一次会面。经过几天的时间打交道熟络后，我才坦白承认我们的中央书记已经突然消失，这件事令我们非常尴尬。我补充说，大家普遍相信，他已被英国人绑架了。
令我吃了一惊的是，这批来访的朋友谈起他们在新加坡期间了解到的有关莱特活动的几件事情。他们很肯定，莱特并不在英国人手上。他们离开前，给了我一位越南男人的姓名和新加坡地址。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关系将极大地有助于我获得有关莱特的消息。
我立即赶赴新加坡去见那个越南男人。他年近四十，是位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战争期间，他在全印度电台对外广播中心工作，负责把英语新闻翻译成越南文。他也曾当过播音员。战后，他的广播单位关闭了，他迁来新加坡。他是一位民族主义者，打算回越南打法国人。由于这个背景，以曼谷为基地的越共分子认为他值得信赖。
我的新关系证实了我所听说的关于莱特沦陷时期与日本人勾结的故事。他说，新加坡的越南人社会长期来就怀疑莱特一直在为日本人和英国人做事。此时，岛上越南人商业社会约有300人左右。在几个星期里，我就收集到有关我们这位失踪领袖各方面活动细节的大量证据。有一次，莱特甚至于向当地越南人吹嘘英国人原本要授予他一枚特别战功勋章，但他拒绝了这个提议。
我也了解到有关莱特私人生活方面种种令人不安的奇闻。过去，对他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完全被他蒙在鼓里。江雪容小姐这位槟城的客家妹，就是那天早上莱特在吉隆坡失踪时向中央委员会说话的那位妇女，原来是中央书记的第四个姨太太。在新加坡，我才知道他的第一个老婆是位越南人。她父亲是位政府承包商，在加东海边买了套别墅给家人住。另外，莱特还有一位漂亮的越南情妇。她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她住在新加坡市区禧街莱特买下的一所公寓。此外，我们的中央书记还出资给这位情妇在同一地区经营酒吧和餐厅。他的第三个女人是位广东人，也是住在莱特负责维持的住所。日本人投降不久，他才迎娶我们的同志江小姐。
这些资料大部分都是用越南文写下来给我的，我后来想办法叫人把它翻译成中文。正当翻译工作完成的时候，我收到一个有力的书面证据，证明莱特盗窃了党的超过100万元叻币的资金潜逃了。拥有我备好的档案，我要求于1947年3月6日召开一次马共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将提交一份我的调查报告。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十一章)
图片说明：
摄影机从不同角度拍出来的照片经常令人弄不清真相。上面的照片里的风景，就是我记忆中的丹绒武雅的样子。1946年10月，杨果和我就坐在海边的茶餐室里喝咖啡，讨论如何揭穿莱特的背叛行径以及如何把他赶出马共的领导中心。下面的照片，从不同的角度拍摄同一题材，沙滩的景色依旧，背后的景象却已产生戏剧性的变化。
九
消灭了英国特务．．．．来了个大英帝国最高勋章!
【导读】坦白地说，我对处理莱特的手法感到失望。当时我正是在曼谷的现场，所以我更情愿在他被处死之前，亲自跟他对质。他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告诉我。
就在我们定于1947年3月6日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开始收到有关莱特下令党的负责收藏武器的单位向他提交我们秘密武器库的详细资料的令人吃惊的报告。他的这个要求是通过新近成立的组织局暗地里提出来的。我在6个月前中央书记精简中央委员会职能之后就在中央政治局工作，而中央政治局对这件事却全不知情。
我发现，各州州委都接到命令，要求他们提供一份有关库存的武器数量和弹药的详细清单，最令人吃惊的是，有关我们森林中各个武器库的地点。另外，莱特还要求知道负责控制每个武器库的高级干部的身份。
这种种要求当然是直接违反了我们的基本保密规定。我如今才完全清楚了解到莱特把中央委员会一分为二背后的动机。按照这样的安排，有关这类受质疑的命令，就可以只让组织局知悉，而我们这些政治局的委员则完全受蒙蔽，一无所知。这是操控党最理想的一个手法。与此同时，它又可以确保那些具有足够权力和信心去质疑这一类指令的同志，与日常的组织运作隔绝开来。
我们主要武器库埋藏的地点就在柔佛、霹雳和雪兰莪。幸运的是，这几个州的党分部全都对提供这样一份清单拖延推诿。他们没有照办不是因为对莱特充当英国特务已有所怀疑，而是因为同志们认为执行这种令人难于置信的不妥当命令，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各州和各地区的习惯做法，确保了这类性质的秘密情报决不能宣之于纸上，尤其是关于武器弹药储存量的详情，只能是靠记忆。
我当时相信，而且现在依然相信，莱特企图一举获得大量关系到党的生存的我们武器状况的重要情报的指令，完全是在其英国特务主子的极端压力下作出的。按我的理解，这是一个妄图把我们的武装斗争掐死在萌芽状态中的阴谋。但是，英国人失算了。他们把莱特逼得太厉害了。莱特为了执行英国人的指示，被迫采取了这个令人惊讶不已的措施。如果英国人能够用较为巧妙的手段来刺探我们秘密武器库的情报的话，或许真的会获得这些情报，而不消数月，马共就可能分崩离析。即便马共还存在，也肯定不会有一场游击战争发生。因为没有武器，想打也打不了。
我把已搜集到的大量证据，再加上有关莱特不寻常地企图打探我们秘密武器库详情的最新报告，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于3月6日在吉隆坡举行的会议。除陈勇外，其他所有中央委员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尽管大家都意识到马共面对着其从未有过的最深刻危机，但我的其他委员同志并不了解莱特对组织的背叛已经达到什么程度。
我根据搜集到的所有材料向会议作了长篇发言后，就坐了下来，会场陷入可怕的沉默。很明显，出席会议的同志难于理解我们这位正在潜逃的领袖犯下的罪行的严重性。他的罪行中哪些是最具破坏性?它对革命组织的战斗力造成多大损害?要采取什么最为适当的措施才能减少损害?过了一阵子，沉默终于打破，我们开始就上述问题，互相交换着看法。这次会议对莱特作出三项决定：一、确定他是日本人的特务;二、同意开除他出党;三、他应得到最高的惩罚——死刑。
在会议最后，正式推选我为马共领袖。接着，我发言指出，我们必需加强努力巩固党，使她得到重整，焕发斗志。为此作出决定：必须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扩大会议。
这之后，我觉得我们有责任告诉莱特的马来亚华人妻子，也是我们的同志江小姐，有关她丈夫的罪行以及我们对她丈夫所作出的决定。我们一向非常尊重江小姐。莱特在吉隆坡突然失踪不久，她就搬到槟城父母家住，在那里诞下一位女儿。杨果和我一起考虑要怎样把事情透露给她知道。
江小姐和杨果从学生时代起就互相认识，由杨果单独出面找她谈话比较合适。我对这样的处理真的松了一口气。我用了好几个星期时间来收集有关她丈夫的罪证，而且与这件事关系太密切，因此实在不知该怎么来帮助一个肯定为此事悲痛欲绝的同志。江小姐父亲在乔治市槟城路附近开了间裁缝店。杨果就在这间店里和她见面，并且向她说明我们揭开的真相。杨果一五一十地把她丈夫从战前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日本占领年代，直到战后英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的岁月的种种背叛罪行诉说给她听。杨果还告诉她：越共同志是如何协助我们揭发莱特的欺骗行径的，以及有关莱特的罪行是证据确凿的。
杨果原以为江小姐听了会痛哭流涕和懇求宽大处理的，可是没想到，她却默默地接受所听到的一切，而且对所听到的一切没有提出任何一个疑问。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她突然低声问道：“那么，我想你们非杀他不可了。”
杨果斩钉截铁地回答：“是的，非杀不可。”接着说道：“我们现正在找他。”一年后，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江小姐，之后又把她遣送回中国。1970年代，因肾衰竭在那里逝世。
在和莱特的华人妻子交代清楚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地去追捕叛徒莱特了。我们清楚知道他岳父在加东海边洋楼的准确位置，我们派人在房子周围密切监视，期望着他会回去那里。
新加坡市委领导人马丁负责这次的追捕行动。他曾接受101军事训练学校的训练。在日本占领时期，查普曼对他相当熟悉。马丁奉命成立一支特别锄奸队，一有机会就立即把莱特干掉。每个锄奸队员都有一张他的照片。我们对加东洋楼的盯梢超过两个星期。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进出大院的许多车辆。可是，毫无收获。最后，马丁报告说，在新加坡所有查找莱特的努力都失败了，我们猜测此人非常可能已经逃离本地了。
正当我们考虑下一步追捕莱特的行动和采取措施减少损害的时候，我们从各个州开始收到关于莱特盗用党的资金的更加准确报告。通过这些最新的材料，我们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莱特掌权时期每个州上缴给党的新加坡总部的捐献数量。另外，我们也查明马共在同一时期赞助暹罗和印度支那等国兄弟党的资金总额。我们也能准确地计算出新加坡党的办事处的实际开销数字。只需用简单的减法算一算，我们就知道莱特所盗用的党的资金，至少比我们原来设想的数目远远高出许多。最新的数字显示，一共达到近200万元叻币，而进一步的调查也揭露，莱特不仅挪用党的金钱为自己进行个人投资，而且还给予他的各个女人做投资。以当时金融标准来衡量，他假公济私所挪用的款项，庞大得惊人。
这里，我想说明一下，我们当初是如何积累这一大笔财富的。事情发生在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们的游击队复员之前，一个自发性的没收橡胶库存的个别行动，引发整个半岛各州马共支部纷纷仿效。他们这样做肯定不是党领导下的命令，不过，无一不获得党领导的欢迎。我们的同志觉得，没收日本人从英国人手上抢夺过来的这些橡胶库存，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这些橡胶本身属于战利品。
在日军节节胜利的时候，堆积如山的橡胶被逃离的英国人遗弃了，而日本人却为如何把它们安全运回自己老家大伤脑筋。那时候，商船航运寥寥可数，而货船又经常遭到盟军潜水艇和战机的袭击。日本人试图在槟城建造大型的木船，然后用这些木船运载橡胶经靠近中国沿岸的航线回日本。建造木船的整个劳作过程费时耗力，运送回日本的航线又是那么迂回曲折，事实证明，这个办法行不通。其结果就象上面说的，大批堆积如山的橡胶就这样滞留在被占领下的马来亚，一直到日本人投降。
在跟随日本投降而来的狂乱日子里，有些华人资本家企图垄断这些橡胶库存市场，于是他们和日本人进行秘密交易。我们不搞秘密交易。我们就搞没收。我们没收日本人的。我们没收这些资本家的。然后，我们把没收来的橡胶存放在我们控制的仓库里。我们有人手做这一切。我们有武器来保卫我们的利益。资本家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卷土重来的英国军管政府的官员们为恢复其殖民统治正忙得不可开交，也无暇顾及我们的游击队也同样在为拉走国内遍地橡胶忙不过来。有了大批的橡胶掌握在手，我们现在等待着战后市场的演变。后来，我们把这些橡胶卖了,超过200万元叻币巨款就如此这般快地筹集到手。
我们估计上缴给莱特的钱财，仅橡胶收入一项就有100万元叻币之巨，这点有一定程度的准确性。橡胶收入的其它款项大部分消耗在各州组织手上。党的一些高级干部都想在日本投降后的混乱状态中再狠赚一笔。不过，他们大部分人的努力都失败了。他们是优秀的地下工。他们比一般的游击战士优秀。但是，他们毕竟不是商人。
经过好几个星期时间应对莱特事件引起的危机之后，我决定把3月6日中央全会建议召开的全会扩大会议定在6月举行。此时此刻，我已经非常关注有3位中央委员对党的安全所带来的威胁。第一位是理想破灭的陈勇，接着是两个叛徒：阿山和罗须磨。
看来，陈勇已经下决心离开马共。不过，他和我们一样清楚，他不可能就这样简单地一走了事。他作为中央委员懂得大量党的秘密。另外，他还有一件事需要作出交代：就是他借了我们约5万元叻币欠款。这笔钱是他在日本投降不久就从柔佛州党分部的资金里提走的。据说他把这笔钱投资于自己的生意，如今这些生意都面临失败了。他的生意有两个：一个是种植番石榴树的果园，另一个是在太平的印务公司。他最后只还了很少的一点“欠款”。
陈勇的问题使我们面临非常关键的决断。就我们来说，他拿走的这笔钱，理应归还。党坚持这一点。万一我们真的进行武装斗争的话，把他这种执迷不悟的人带进森林可能给我们的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然而，允许他离开党，变成一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生意人，同样会成为一种持续的威胁。我们决定给他一个机会：他可以继续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但没有什么行政级别。我们希望这样一来可以继续就近观察他。我们也要求他承诺，他欠党的那笔款项一定要归还。然而，我们的宽大处理，在随之而来的岁月里，给我们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至于阿山和罗须磨，我们觉得很难确定他们真正的忠诚对象。他们都出席了3月6日举行的有关审查莱特罪证的中央会议。如果他们依然忠于莱特，同时继续和他保持联系的话，那么他们也会给我们的安全带来极其严重的威胁。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我们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即我们并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足于证明他们有什么不忠行为甚至于些微的越轨行动。我们没有正当的理由对他们采取行动。我们决定对他们进行紧密的监控，并且把他们隔绝在党的核心活动之外。
面对这些安全上的问题，我们决定为6月举行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采取非同寻常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把会议分在两个不同地点同时举行。我主持在怡保举行的会议。有约半数全会的与会代表参加。杨果主持在吉隆坡召开的另一个会议。我们这样做以便一个团队出了事，其余半数中央委员可以保存下来。阿山和罗须磨出席了怡保的会议。他俩对吉隆坡会议全不知情。
分两个地点举行的全会，其主要目的是向领导干部解说党领导层危机，并通知他们为此而已经采取的纠正步骤。杨果和我都是根据同一议程主持会议，也是以完全一样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通过。这些决议跟先前中央委员会会议所通过的基本一致。它们确认莱特从事间谍活动，批准把他开除出党，并重申他应得的惩罚是死刑。
其中一个决议决定提拔两位同志成为新中央委员，以代替被开除的莱特和已经辞去中央委员职位的陈勇。全会还决定成立由我、杨果、阿仲、阿电和小章组成的新中央政治局。
新政治局接着继续开会，会议授权我出国与本地区各兄弟党接触。我不在期间，杨果担任代理总书记。我这次出国要完成的具体任务是同暹罗、印度支那以及中国的共产党取得正式的联系。我将向这些党通报我们党的危机和解释我们已采取的补救措施，并要求他们在追踪发现我们的前领袖方面提供帮助。与此同时，我还请求他们协助把莱特干掉。
我尽快地通过一年前给莱特办理旅游证件的同一渠道，申请了一本护照。我去到李孝式家族拥有的位于吉隆坡苏丹街酒店附近的一家摄影室去拍护照相。我去取照片之后一两天，我觉得这些照片真的不能用来做我的护照相。那时候，我刚从疟疾病的严重袭击中复原过来，照片中的我形容憔悴，无精打采，完全不像我这次出国期间要打扮成的一个年轻华人商人的相貌。于是，我决定等多两个星期，吃好睡足之后，再去拍过。第二次拍出来的效果的确好很多。
我提起这小小的插曲，是因为在随后的日子里这件事曾带来一些奇妙的转折。很明显，我第一次去摄影室拍照的时候已经被跟踪。看来有位政治部特务曾去找摄影师，要他把我照片的底片复印一份给他。这个特务达到目的后，便满意地把它交给有关当局，也不去管我是否还有拍其它的照片。就这样，被我拒绝用来做我的护照的这张体弱多病的疟疾病患者形象的照片，便成为紧急状态时期通缉我的各式各样海报、传单和报章新闻故事上的唯一一张照片。这些捉拿我的宣传品里头写明：不论生或死都重重有赏。事实上，我始终觉得这张跟我容貌相去甚远的照片，反倒是帮了我一个意想不到的忙。
有着较健康容颜的王文华的照片，跟旅行证件持有者的职业和身份吻合。有了这本护照，我开始了我第一次的出国之旅，先是乘搭北上的火车前往北海，到了那里又转搭另一列火车去曼谷。我是于7月初到达暹罗首都，住进市里一家廉价旅馆。一切安顿停当后，我就开始着手和在市里活动的越南和暹罗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我分别向他们详细讲述了莱特事件的经过，还告诉他们我们在莱特问题上所作的决定。
越南人方面通过今年早些时候前来吉隆坡接收我们援助的武器的越共代表团的同志已经事先得知事件。我正式请求越南和暹罗共产党协助追捕我们这位前领袖。我计划在曼谷逗留两个星期，而且我急于预订在这之后飞往香港的班机机票，结果暹罗同志热心帮我买机票。在我接近离开的日子，一位暹罗共产党高级干部陪伴我乘坐一辆三轮车从他们位于四丕耶路的一座木屋的总部，前往当时设于苏里旺路的国泰航空公司办事处。
三轮车从航空公司办事处往回走的时候，我们沿着一条主要大街靠左行进，而三轮车夫悠闲自得地慢踩着车子。我因为买到机票可以松口气了，有了心情观赏着路边的景色。我的双眼注视着马路对面，隔着迎面驶来车辆的人行道。突然，我的视线被一个熟悉身影的轮廓所吸引。难道真的会是莱特!当我第一眼见到此人的时候，他站着背向我们，好像正在那里和一位烟贩买烟。此人的身体语言简直和莱特像极了。我们的车子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的视线还是死盯住此人不放。车子后来走到一个位置，我可以回头直接望见此人的脸。没错，此人正是莱特!他口中正喷出从刚点燃的香烟吸入的第一口烟雾。他抬起头来，好像朝我的方向望过来。我立即躲进车蓬里，同时发狂似的高声对泰国同伴叫道：“停车，停车，立即停车!叫车夫即刻转回头。我刚刚见到那个叛徒。”当泰国同伴重述我的要求，并且等待三轮车在来往车辆之间兜回过来的时候，我看到莱特已登上一辆机动三轮车，在一团黑蓝色的烟雾中扬长而去。脚踩的车，其速度自不能同机动车相比，所以，我的“猎物”不多时就消失在正午交通高峰期的车辆当中。
暹罗同志在其办事处下车后，我急忙去位于素坤逸路的越共总部，这里离占地广阔的英国大使馆约一英里左右。我通知和我联系的越南同志，我见到了莱特。他回说不用担心，他们的办事处有办法知道躲藏在曼谷的每个越南人的确切地址。他保证说，找到他只是时间问题。我明白他的意思。我知道越共当时在暹罗首都市区出动了大规模的准军事地下队伍在活动。他们会派员到所有的酒店，从中等价钱直到最廉价的，都搜查一遍。我在未来48小时之内，就要离开曼谷。越南同志答应我，他们会立即采取进一步行动，而且当我倒回来时，他们或许已经完成使命了。
我乘国泰航空四螺旋浆空中霸王客机飞往香港，这种飞机在当时可说是最好的客机之一。到了香港，我最初入住铜锣湾新建的一家非常豪华的酒店。这家酒店跟越南末代皇帝保大下榻的酒店为邻。保大被认为是同日本人合作，自1946年3月法国殖民主义者恢复其对整个印度支那的统治时起，他就在香港当寓公。我住的酒店实在是太贵了。后来，我搬到九龙彌敦道一间便宜酒店住。此时，我已经同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我又一次向他们作了关于莱特事件的全面报告，并通过他们把这一报告转给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总部。然后，我就安下心来等待答复。由于回复需时，我在香港呆了五个星期。
在香港期间，我花了不少时间读报或看电影。有些天，我搭天星小轮过香港，只是为了欣赏维多利亚港两岸明媚的风光。我在湾仔和中环地区四处溜达了一阵，然后又搭小轮返回九龙，到了酒店，我就躲在房里阅读各种中英文报章。正是在一次浏览这些报章时，我在看当天版的《南华早报》，忽然我的目光落在刊登由海空抵港和离港旅客名单那一页报纸上。在那个年代，这家报章平时都会登载前一天抵港或离港旅客的名单。旅客名字按字母先后顺序排列，分轮船和客机两部分。
我百无聊赖地在刊登由新加坡、东京、加尔各答和曼谷抵港旅客名单上扫了一遍，突然发现从曼谷来的航班旅客名单里‘c’字母之下赫然有“张灿红”的大名。这是我很熟悉的名字。名字和使用它的人物都是假的。我应该清楚。不久前为了莱特出国需要，我曾用这个假名字给他取得一本中国护照。
看来曼谷的越南同志没能找到他，让他成了漏网之鱼，最终给他飞来香港了。第二天，我把这个情况告知当地的联系人。他在名为《华商报》的一家中文财经报章工作。这间报馆被当作中共在香港的非正式联络点。数天后，我的联系人通知我，莱特曾应邀去了《华商报》办事处，并同他的一位同事谈了话。莱特对这位同事瞎编了一套英国人如何在吉隆坡逮捕他，接着又把他放逐到曼谷的不可思议的故事。
我知道，香港的中共人员会避免卷入在英国人统治下的这块地方发生的任何等同暗杀的行动。他们当时必须同英国人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尽可能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正面冲突，尤其是因这类暴力行动引起的对抗。不过，我的联系人仍然给了我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他说，莱特事实上向中国党提交了一个报告，表示他有意返回曼谷，然后打算重临新加坡，再次参加当地的组织。莱特得到一笔钱作为费用，并且正准备离开香港。虽然我的联系人不愿给我他动身日期的确切资料，我依然或多或少得悉他准备飞离香港的大概日期。我让他比我先一至两天的时间离开，然后我才乘搭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客机飞回暹罗首都。抵达后，我即刻告知越南同志。于是，他们开始了第二次的追捕行动，像上次那样，从一间间酒店搜查起。
两天后，越南同志的搜查行动终于有了结果。他们确认莱特已经入住一家中等水平的酒店。当他们上门找他时，他不在房里。说来真凑巧，我们的潜逃者在前一天曾经同暹共联系。在越南同志搜查小组到达之前不久，他刚离开酒店去一家商店同他的暹共联系人约会。
根据我原先的请求，暹共同志派了一个3人小分队来与莱特接头。小分队的成员显然都很年轻，而且没经验。他们不但没静悄悄行动，而且也不和他们的目标对话，相反，当莱特一进屋，便像饿虎抓绵羊似的猛扑过去。其中一个一出手就把莱特的头紧紧挾于腋下，另一个赶忙冲上前掐住他的喉咙，而抓住他的脖子的那位加大力度越抓越紧。莱特不断拼命挣扎，开始扭动，曲成一团。接着，他口吐白沫，脚一软整个人跌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在那间商店后面，他们很轻易就找到一些用来做麻袋的麻布。他们用麻布把这具躯体卷起来后，就等待夜色的降临。最后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被罢免和被消灭的马共领袖，实际上是英国人最成功的一个大间谍，在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的情形下，就被抛进曼谷昭披耶河湍急的水流中消失了。
我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毫不知情。第二天一大早，我去到越南同志的办事处，他们告诉我，已找到莱特入住的酒店，并且整晚都监视着，但他没回去。“他也许找伴去了，”他们笑着说。
在我准备启程回马来亚之前几天，我拜会了暹共总书记李启新，跟他话别。当我提到莱特问题时，他用普通话平静地回说：“他已经死了。”我进一步要求知道详情，他婉言谢绝了。我知道莱特死亡的全部真相，已经是三年后的事了。1950年，马共的一个代表团和暹共的一些高级干部曾在北京会面。其中一个暹罗同志就是那天早上派去与莱特在安全屋接头的年轻小分队的成员。
许多年后，我也才知道，就在莱特被杀不久，据英国情报机关报道说，一位非常高级的政治部官员曾从新加坡飞往曼谷，准备按早先和莱特约好的计划见面。这位官员之所以赶来，是因为获得情报说，莱特现处险境，有位马共高级干部正在东南亚到处追踪他。这一情报相当准确。显然，英国人非常接近行动的现场，不过还是慢了半拍。当他回到新加坡后，只得向上级报告莱特没能来赴约。
坦白地说，我对处理莱特的手法感到失望。当时我正是在曼谷的现场，所以我更情愿在他被处死之前，亲自跟他对质。他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告诉我。一般来说，对于被我们关押的叛徒，我们会留活口以便让他们把事情说出来。就以莱特个案来说，其实只需塞住他的口，就可使他静下来。可惜，对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人使出过量的武力了。这大概是暹共方面最初不太愿意把有关情况详细告诉我们的原因。他们觉得把事情搞糟了，令大家都尴尬。
莱特被暗杀之后，我搭火车回槟城，就在岳母家住了一个晚上。我在那里打电话给正在实兆远母亲家住的妻子。8月份我不在时，她又给我们诞下一个男孩。我真恨不得快点见到她们。我大哥文荣听说我来了电话，立即抢过话筒兴冲冲地高声说：“你获得英国一个非常高荣誉。英皇赐你一个大英帝国勋章!”
我脱口而出：“你说英皇给了我什么?”我还以为大哥真的在和我开玩笑。老实说，我对OBE即大英帝国勋章到底是什么，也全然不知。看起来，文荣也和我一样。
接着，我和妻子谈话，问起孩子的状况，说完便把话筒放下，在那里思考。我想，我刚刚确保化解了大英帝国政府在远东地区最大胆和富有成效的间谍行动，我成功消灭了其最重要的间谍之后回来，而英国政府却赐我一个特别高级的奖章。这实在是说不通。
第二天，我坐火车去怡保，满脸笑容的文荣早已在车站等候我的到来。当天傍晚，我的一位叔叔请我到怡保的一间西餐厅用晚餐。奇怪的是，他对OBE只字不提，不过他今天特意请我来这里吃西餐，已经说明问题。我获得的这个奖章给家人带来一种特别欣慰的感觉，让他们得以反驳长期来围绕我个人所作所为的争论。
翌日，文荣和我一起驱车去实兆远。我在那里和妻儿、父母亲重聚。我刚好来得及参加庆祝儿子弥月派红鸡蛋的喜事。
我从实兆远写信告诉杨果，我将与家人一起呆几天。他回信表示同意我的安排，并且还不忘祝贺我获得奖章。我同家人生活了约一个星期之后，便驾车去吉隆坡，并向党报告了我这次去曼谷和香港的经过。我跟杨果见了面，并把莱特已经在人间蒸发的事单独和他说了。总之，我尽量把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告诉了我这位朋友。
我到达吉隆坡时，一封英国当局通知我获OBE奖章的函件早就等着我阅读。在我不在期间，这封函件已被人拆开来，办事处的所有同志都知道它的内容。其实，日本投降后不久，伦敦战争公署就曾写给我一封函件说，为了表彰我在被占领下的马来亚以东南亚最高司令部名义进行的军事行动，我曾被传令嘉奖。
我实在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处理有关获颁OBE的事。其时，我们党内有两位跟我们一起工作的精通英文的知识分子。他们的首要工作是编辑出版党的双月刊《民主人士》。其中一位是葡萄牙裔的欧亚混血儿，名叫克鲁兹。我向他请教该如何处理OBE。
克鲁兹是一个有着令人感兴趣即便是不寻常背景的本地人。沦陷时期，他被带到西贡，在日本人电台当播音员。日本投降后，他重回新加坡，并向我们党靠拢。他表示很想和我们合作，而当时我们缺少精通英语的人才。他对我们开诚布公，并不隐瞒自己曾和日本人合作，还告诉我们他如何受僱于日本人的全部历史。正是莱特于1945年末接受他入党。紧急状态初期他就不见了，原来他自己跑去了捷克。后来，他大概是对布拉格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失望。他又去了英国，随后又再次返回新加坡，为人民行动党政府工作。
我对克鲁兹说，我想回信表示，我愿意接受这个勋章。他劝我等一等，让英国人采取进一步行动。他告诉我，如果定了何时举行颁奖仪式，最高专员公署一定会通知我。我照他的劝告做了，并把事情放在一边。很明显，英国人一定以为我对他们的善意非常冷淡。其实，刚刚相反，因为要是我拒绝接受的话，我会即刻去信表明态度的。然而，用不了多久，授奖者改变了初衷。他们要把这个奖章收回，使自己陷入一种莫名其妙的地位，因为我压根儿从未正式表示要接受。
把OBE的事撇在一边之后，我全情专注于恢复马共的秩序和士气这绝对更为紧迫的问题。而当务之急，就是向党的队伍传达和说明莱特事件的全部真相。
中央政治局决定逐级传达莱特事件。首先，向州委会传达，然后由州委会传达区委会，而区委会则负责向属下一般党员传达。这个传达过程用了好几个月时间，其间，我们也一直关注着党内对我们传达的内容所作出的重要反馈。直至1947年12月，用了差不多四个月时间，我们才完成对这些反馈意见的整理工作。在这期间，我们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策划制定党的各项政策。
研究马来亚这段历史的西方历史学家，几乎全部都断言：我在这四个月其间大肆鼓吹进行武装斗争。这是对历史事实彻头彻尾的歪曲。他们的错误理解显然是受到有关马共内部分为今天大家习慣称之为“鹰派”和“鸽派”的一些情报分析所误導。当然，我就被这些历史学家们说成是嗜血成性的鹰派头目。
我由曼谷回来后，在党的最高位置履行职务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马共领袖。在此时刻，我本可以发出任何合情合理的指示，包括进行武装斗争的号召，而我有信心一定能得到正面回应。我愿意承认，我个人曾因莱特于1945年8月执行一条同卷土重来的英国人妥协的路线大受打击，深感伤心和难过。但是，正如我曾经指出的，我已以合理化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并且接受了以组织群众以及和平斗争的政治鼓动工作作为我们事业发展的基石。
如今我身为总书记，不论是我或政治局其他任何一个成员都不认为，在此紧要关头，我们事业的重心有必要加以转移。事实证明，莱特一手制定的1945年8月宣言为党确立的政治方向，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是卓有成效的。马共成功地控制了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劳工组织。我们的政治影响力和追随者从来没有像现在如此强大。我和我的中央政治局的同事们以及中央委员会，不仅没有考虑过要推动武装斗争，反而决心加强我们追随的这条政治模式。在我看来，现在只需加以恰当地重新调整罢了。
当然，这不等于说我们拒绝武装斗争。我们认为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始终保留我们森林里的武器库。就算到了1947年的最后几个星期，我们展望未来时，还以为预计有8到1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被迫进行游击战争。我们心中老实说丝毫没有急于从事武装斗争的念头。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十二章)
图片说明：
这张就是多年来引起众说纷纭的照片。拍摄于我刚从疟疾病的发作中康复过来，显然是政治部特务后来到吉隆坡摄影室没收过来的。这张照片太不像我出国要扮成的年轻商人的模样。后来，政治部就是用这张照片刊登在大大小小捉拿我的印刷品上。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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