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陈平总书记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 张泰永编译
记得1951年8月被迫离开学校，转入地下后，辗转多处匿藏，于1952年中又转移到新加坡郊区离军港不远的三巴旺励德学校当地下小学教师作为职业掩护。此时的我，除了教课，主要是做些组织文件的抄写和油印工作。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被吸收为党的同情者，获得了进一步接触党的重要文件的机会。《莱特事件真相》的机密文件，就是其中之一。
坦白说，当时读了印象并不很深刻，只懂得了我们党内出了一个名叫莱特的大叛徒和大内奸。至于这个大叛徒和大内奸是何许人?如何混入党内?干过多少坏事?对党造成了多大的破坏?他是怎么被发现的?他最后的下场怎样?……这一连串的问题，并没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多少印记。随后入了党,参加革命了数十年,也没把这当一回事,直至陈平总书记回忆录My Side Of History出版后,阅读了相关的章节,以及其他学者的有关论述之后，才对上述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方方面面,有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以笔者的认识，在众多有关莱特事件的论著和文件中，陈平总书记在其回忆录对莱特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下场的论述，最有权威性，也最为具体生动，环环相扣，因为陈平同志自年仅十六七岁的4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时期起，就和莱特有了接触，到了战后的和平斗争时期，这种接触就更为直接，更为全面，最后也是陈平同志和杨果同志最先起来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里同莱特展开斗争，同时对莱特充当英帝和日寇的间谍和特务的真面目及其罪行进行调查和揭露的，而当莱特潜逃时，又是陈平同志奉中央之命亲自出国，一路追踪，最终不负使命，为党清除了这一最大隐患和威胁，从而使党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为推翻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独立、民主、自由和正义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莱特事件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共产党内出现内奸和叛徒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事，但是像莱特这样一个三面国际间谍窃据了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的最高职务长达十年之久的事例，在国际共运史上确实是不多见。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是以马来亚共产党的无数优秀革命者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重温这段历史，仍然不失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以下是笔者根据陈平总书记回忆录英文版有关莱特事件的章节集中起来重新校译出来的版本，由于翻译水平有限，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和专家、学者匡正。
最后谨向XQ和LW老友表示衷心的谢意，是他们在百忙之中为译文作了认真和仔细的校正。没有他们的帮助，这篇译文要拿出来示人，是不可想象的。
前 言
[导读] 我在开始时说过，追求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我要说，背叛也必须付出代价。任何人最终要为此付出代价。
过完25岁生日后好几个月，我才发现自己实际上只有23岁。那年是1947年，我刚刚被宣布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党中央把任命我担任党的最高职务的决定，当作是必须严守的秘密达数月之久。这样做完全必要，因为由我取代他的职位的莱特神秘失踪了。更糟糕的是，他卷走了党的几乎所有资金，包括现金和黄金，总值超过一百万元叻币(殖民地时期使用的马币)。
党交给我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追踪莱特的下落。我们知道，这个叛逃者已经逃离马来亚和新加坡。为了跟踪他，我需要一本护照，而要想得到护照，我需要有自己的出生纸。过去，我从来不把这样一张纸放在眼里。我通过合法的政府渠道，取得了一张副本。令我吃惊的是，上面写着：王文华，也就是我，生于1924年10月，而不是我原来一直以为的1922年10月。
这张出生纸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向我说明，我的年轻相貌在我的一生中为什么总是成为一个问题的原因。在我求学时代如此;入党初期如此;日本占领时期跟英国人打交道时还是如此。当我成为马共总书记时，党内许多同志都比我大十岁或更多。也许我太年轻，不能胜任这个职务，这种对我有所保留的意见，是难于避免的。当时，看了我的出生纸副本，我觉得不把有关我的年纪降到更为年轻的年龄段这件事说出来，对有关各方都好。我把自己这个想法和党内亲密战友说了。毕竟，年龄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无坚定信念以及我是否愿意为它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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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的人，我对自己用尽各种办法促成的这次会面，充满敬畏之情。尽管这是我和总书记第二次见面，而且我们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看来也很友好，可党内森严的等级制度要求我在他这次访问期间，只能跟在他身影左右转。我入党已经四年了，我们的领袖在我心中依然是一个谜。特别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没有人知道他真正姓甚名谁。大家只知道他党内使用的化名叫莱特。以莱特名义下达的任何一道命令或指示，要求你必须立即认真对待，绝对服从，严格执行。他作为一个越南族人，领导着一个基本上是华族人参加的运动，这件事本身，毫无疑问就是一件咄咄怪事。令人惊奇的是，在那个年代，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莱特在布兰丹时依然故弄神密,他指示我用“张红”的化名介绍他。我照他的吩咐做了。在那间小木屋的会议室里，我就坐在“张红”的右侧。
会谈开始时，戴维斯先出示东南亚司令部的授权书。接着，逐个确认他自己、布隆姆和陈翻译,是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最高司令蒙巴登海军上将的军事代表。因此，他说，他们“获授全权”同马来亚的所有抗日组织合作。
轮到张红发言时，他声明，他是以马来亚共产党、人民抗日军、党的军事得力助手及其政治组织——抗日同盟会推选出来的代表的身份出席会谈的。对于自己是马共中委的身份却只字不提。不过，他清楚表明，他来参加会谈是获得授权，负责执行会议期间讨论通过的任何决定。
这的确是一个非同凡响的场面。里面，端坐着一位在战前马来亚表面上看来是头号通缉犯的人物，他就是被前英殖民当局宣布为非法的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正在那里与那些若无其事地把非法地位强加于我们、监禁甚至驱逐我们的那些人制订合作条款和条件。
谈判一开始，戴维斯就提出一个总体规划，要求我们同意在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指挥下行动。作为回报，英国人承诺，将提供训练、武器和弹药给我们的游击队。此外，东南亚盟军司令部还愿意给我们提供持续的财政资金。而且，据戴维斯说，他已就此事提出请求了。张红要求他们每月提供5万至7万元叻币的财政资金。这个估计，看来一点也没有令英方小组感到为难。
当第一次会议在进行时，我就清楚意识到，这次会谈对我党未来至关重要。在这时候，我们处以极其有力的讨价还价地位。英国人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
结果，戴维斯在协商一开始就清楚表明，这个会议只谈军事方面的事务。他、布鲁姆和陈不代表英国政府和任何一个同盟国政府，包括苏联政府。他说，他们在这里仅仅是蒙巴登海军上将统率下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的代表。张红对这样的身份并不反对，并且向我暗示，只有他可以代表马共发言。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旁听。
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会议上所讨论的其中一个问题。当时，张红与英方就应该用re-occupying还是re-occupation(这两个词的中文意思实际上都是重新占领或占有)给英国终将重返马来亚定位是有分歧的。经过一来一往、反反复复的推敲，终于达成妥协：在协议里采用re-taking(重新拿回、收复)这个词。问题因此得到解决。这是对历史的故意歪曲。“重新占领”的弦外之音具永久和合法的含义;而“重新拿回”，至少在张红看来，最多不过是表示一种原本就不该拿回的暂时狀况。
第一天的第二次会议历时两句钟，最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取得协议，同时决定当晚要起草好这次会议的记录，以便提交给第二天早上的会议研究后正式签署。
翌日，当戴维斯高声朗读由病中的布鲁姆在昨天傍晚草拟的《关于合作条款》和《关于建议和决定的详细说明》时，我非常仔细聆听。我注意到，协议的前言里把六位出席谈判者——英方四位和两位共产党人——的名字全都给写上了。戴维斯念完这份文件，便把它递给桌子对面的共产党代表。张红以飞快的速度在上面签名后，立即交还对方。他认为我的签名是不必要的。
戴维斯熟练地签上他的大名。理查德-布鲁姆随后。陈翻译成为签署这个协议的最后一人。查普曼因为不属于以锡兰为基地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派来的小组的一员，不需要在协议上签字。
大家互相握手庆贺，暂时缓解了伴随谈判而来的焦虑和紧张气氛。当一切圆满结束时，我们大家都相信，这份文件必将成为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我想，这样说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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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会议时，对其结果，内心窃窃自喜。一份正式的协议，终于在原则上把我们对合作的理解给写上了。我们有机会得到武器、弹药、医药、制服和财政援助了。实际上，我们需要这一切来装备我们的游击队。
在看到我们这次谈判的全部积极一面时，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即这次交易也存在阴险的一面。英国人看透我们，我们也看透他们，谁都不信谁。
三个出席会谈的亚洲人全都使用化名，就是那种共同的情绪的表现。陈春林，实际上就是林谋盛,他是隶属于马来亚组的中国特工的头目，而且，就我看来，他是一名国民党特务。他曾负责从国民党情报机关重庆总部召收合适的特工，然后派他们潜入日军占领下的马来亚活动。很明显，这就是英国人之所以决心对共产党方面采取有所保留的态度的一个原因。
我从参加马共那一刻起，便转入地下活动。我无意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给英国人。
查普曼不愧为一位高手。他极其巧妙地把自己清楚知道张红真实身份的事实掩盖起来。1941年12月19日，他曾出席在新加坡牙笼区一个昏暗的二楼办事处举行的会议。会谈的对手就是在“布兰丹化名张红”的莱特。当时，莱特就曾向他清楚表明，自己是马共总书记的身份。尤有甚者，陪同莱特到场的两个政治部特务，早前就已把有关这个共产党领袖在英国情报机关里所扮演的角色的惊人秘密，向查普曼简单介绍。他们说，莱特于1930年代初入党时起，就已经是英国特务。他是一名卧底。(资料显示，战前马共党内的最高职务称为中央书记，英文为secretary general，从1947年陈平同志担任这一职务起，中文改称为总书记——译者)
作为一个对党忠心耿耿的同志，我对这些事一无所知，也不抱任何怀疑。说真的，莱特在布兰丹亮相时，他的欺骗伎俩进一步发展到令人十分震惊的地步。其时，他实际上已经被日军宪兵部收买了，并且积极地为日军情报机关效劳。
然而，尽管莱特已经从双重特务摇身一变为三重特务，他在党内依然大肆吹嘘自己同强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圈子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他声称自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共产国际的代表。长期来，他所进行的这种欺骗，使他在党内备受景仰。同志们保护他不受英国人的伤害。同志们也保护他不受日本人伤害。布兰丹之后的四年，他依旧独善其身，没受到同志们的批判。在这整个时期，他继续毫不手软地利用党谋取个人私利。
我在开始时说过，追求梦想是要付出代价的。现在，我要说，背叛也必须付出代价。任何人最终要为此付出代价。
一
从 地 下 活 动 分 子 到 抗 日 游 击 战 士
【导读】 一听说莱特的名字，就足以在像我这样的初出茅庐的共产党积极分子中间，唤起强烈的忠心耿耿的感情和敬意。1940年，我正埋首于分配给我的扩大霹雳学生组织影响力的任务。
当我于1940年的第一个月加入成为候补党员时，马来亚共产党成立还不到10周岁。党的正式组织可以追溯至1930年4月最后的那几天在森美兰州瓜拉庇劳市镇附近的橡胶种植园内举行的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焦点人物，是位名叫阮爱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一个越南人，随后他就是以越盟领袖形象示人的胡志明。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南洋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人。这次大会是根据早些时候设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成立独立的马来亚共产党的决定召开的。
数十年后，当我第一次访问越南时，我有机会曾和胡主席本人谈论过这件事。我们一起曾尝试确定马共成立的确切日期。胡已经不能提供清晰的日子，不过回忆起他从大会出来时，看到街上红旗随风招展。很明显，这是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旗帜在马来亚上空飘扬。在当时，当局把展示五一旗帜看作是非法行动。工人们不顾法律，在庆祝活动期间，照常这样做，悬挂横幅和红旗。节日一过，马上就把它们收起来。我们马共内部根据胡主席这段回忆推算，后来把马共建党的日期定为1930年4月30日。
马共初期的活动，自然而然地集中于新加坡，因为岛上的工会组织比起马来亚半岛其他任何地方的工会组织都更为集中。新加坡海峡殖民地警察对马共的成立，很快就有反应，而且明显地根据非常准确的情报资料，在整个1930年代上半期，对马共采取了经常性而又是毁灭性的打击行动。警察部队各部门面对共产党的挑战，也做了一些自我改组，重新设定自己的目标。1933年成立的政治部(Special Branch)，取代了名为犯罪情报部(CID)的职责。马共在1930至1935年的警察搜捕行动中，至少损失了6名在任领袖。法律行动导致其中的5位被驱逐出殖民地，并被遣返中国。
当我于1940年在怡保开始进行地下活动时，莱特当党的领袖刚刚两年。他在党内的正式头衔是中央委员会书记。许多历史学者都曾写到这个神秘人物，此人令党内我们这些同志感到费解，就像令战前的英国当局和日本占领当局以及战后卷土重来的殖民统治者那样感到费解。他诡谲地选用“Wright”作为自己在党内的化名，这个“r”字音开始的英文字，按中文读法，不久就误为Lai Te。后来，不同人写或说英文时，又把它称为“Loi Teck”“Lai Tak”“Li Tek”或“Lighter”，这一来就更加面目全非了。他还有其它化名：如“张红”、“黄金玉”和“黄绍东”等。
莱特并不是像某些著名历史学家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是中国人。他是土生土长的越南人。他来到新加坡的确切时间尚未查明，不过，根据1947年我所领导的一个马共特别调查组得出的结论，几乎可以肯定是于1932年底。有人说，他年轻时到过俄国学习，之后又回到中国，并成为共产国际上海委员会的一位成员，然后又和胡志明一起于1920年代回去印度支那，在西贡组织共产主义运动。可是，我们的调查结果并不支持这些猜想。
莱特来新加坡前，是西贡的一名中级共产党干部。虽说他的母语是越南语，但他也能说带有浓重的越南口音的广东话和国语。在调查期间，越南共产党人告诉我们，莱特曾被法国人逮捕过，之后就不见了。我相信法国情报机关一定认为他已不再有用处，就和英国人勾结起来，把莱特派来新加坡。
他先是在新加坡的港口当码头工人，并卷入了工会的事务。之后，加入了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1934年,马共新加坡市委会的五名成员在一次警察扫荡行动中全都被捕了。这次突袭方便莱特获得在党组织内快速晋升的途径。他抓紧这个机会。不久他就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在尚存的领导机构中伺机往上爬。
其时在马共组织内起作用的市委会有两个：一个是新加坡市委会，另一个为槟城市委会。全马其它各州的党组织，都是在各州‘地委会’领导下活动的。地理面积大的州，如彭亨和柔佛，各自拥有两个独立的委员会。就彭亨来说，分东彭和西彭;柔佛则分柔北和柔南。
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1931至1935年间，单单在新加坡，警察就对马共采取了432次的突袭搜捕行动，逮捕了226名嫌疑份子。这些被拘留者当中的大部分人，随后都被遣返至中国。不过，这一切镇压行动，都没有像1934年新加坡市委会所遭到的打击，那么引人注目或那么具破坏性。有那么多党的领导人物坐牢或被驱逐，让这位从越南来的移民迅速就升上取而代之的新市委会的一名成员。随后，在几个月时间内，他又被委任加入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委员会。1938年，他终于成为党的最高负责人。
一听说莱特的名字，就足以在像我这样的初出茅庐的共产党积极分子中间，唤起强烈的忠心耿耿的感情和敬意。1940年，我正埋首于分配给我的扩大霹雳学生组织影响力的任务。我在抗敌后援会的范围内进行工作，我努力的主要地点是在怡保—和丰地区。
我按照这种方式活动不到四五个月，在新加坡的中央委员会就突如其来地停止抗敌后援会的活动。指示解释说，由于“形势改变”，后援会的活动需要结束。
然而，并非全都前功尽弃。我的工作表现引起党的高级负责人对我的注意，因而在1940年底，我就被提拔为霹雳地委领导下的马共怡保区委会的四名委员之一。我仍旧负责学运工作，不过，我负责的工作范围如今已经扩大到包括较为次要的工会方面，诸如那些店员、理发匠、泥水匠等工会。店员工会包括餐厅服务员、厨师和帮厨。我转入地下以来，这是第一次能吃得很好。大约此时我们举行定期秘密会议的一个点，就设在怡保的一所天主教学校。这所学校的校长有个海南籍厨师，擅长于烹饪西餐。这位厨师是党的同情者，每当我们在他的厨房聚会时，就在那里享用名副其实的盛宴。
那些极重要的工会，如锡矿工人、种植园工人和交通运输工人的工会，都是由年纪比我大、远比我有经验的区委会成员负责。应该说，1941年初，我的同志们和我虽然在影响怡保华人社会的公众舆论方面，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可是，当时该市区马共党员的实际数量全部不超过60人，而且，这个数目，事实上全都是华人。就霹雳地区来说，我们的主要力量是建立在南部的整个近打河谷的锡矿场工人身上。在全州，我们的党员数量约有500人，在全国，坚定骨干分子的数量则刚过3000人。
1941年6月22日，德国展开“巴巴罗莎军事行动”，进攻俄国。诚如阿道夫-希特勒所预测，全世界都屏息静候事态的发展。俄国人完全猝不及防，苏联空军在基地上损失了约1500架的战斗机。就马共来说，对英国的态度必须作出立即重大的改变。当时，莱特及其在新加坡的其他中央委员，对快吞没整个欧洲的战火，在政治上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立场。8个月前，对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这场冲突，他们是那么迫不及待地表明与自己没有关系，如今终于认识到它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反法西斯斗争。支持英国不仅符合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自1940年9月27日柏林公约签订后，德国的轴心国伙伴之一的日本，对太平洋周边国家进一步扩张的可能性阴森地逼近。
莱特在“巴巴罗沙军事行动”展开后没有几天，曾联系他在新加坡的政治部控制人，提出让马共新招募的兵由英军进行军事训练的建议。他认为，他们应被动员到马来亚司令部的特别防御单位，并且在马来亚总司令白思华中将的直接指挥下。英国驻新加坡总督申顿-托马斯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建议。申顿总督的这一决定以显著位置发表在我党在新加坡的地下报《自由报》和当地公开出版的日报《海峡时报》。这是一个令总督很快就会深感懊悔的决定。约莫6个月后，令申顿总督难堪的是，他得找机会彻底改变自己当初对马共的冷落了。
我恰好处于颇为独特的位置来追踪这些事件的发展。6月初，我被调到怡保—和丰地区党的宣传部门。我当时的部分任务是负责我们在当地的地下报《人道报》的出版工作。它经常报道和评论本国的发展变化，以及欧洲、当然还有中国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发生的事件。由于警察方面把消灭所有的共产党出版物当作其有必要优先处理的事项，我们得不断地在预期要发生的突然搜捕前先一步转移工作地点。
后来，我们觉得把工作地点设在离怡保西南3英里以盛产万里望花生的半乡村地区最为安全。我们的工作地点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一搬再搬，先是从锡克人的牛奶场的牛棚，搬到一个废弃了的锡矿场年久失修的木屋，之后又再搬到位于2英里以南的拿乞的一间偏僻的亚答屋。这第三个地点，隐蔽在一个华人菜园和一个马来甘榜之间长满高高的茅草丛里。从安全角度看，拿乞无疑是三个地点中最理想的一个。任何一个路经此地的警察，都会以为我们的屋子是马来甘榜的屋子;而那些原本与我们毫无关系的马来居民，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跟那家华人菜园是有关系的。
结果，这个最后地点危害健康的情况，成为主要因素。这个地区蚊虫滋生，我终于得了严重的疟疾病。几乎一个星期，我就趴在床上，动弹不得，因为我的身体由于激烈的颤抖和高烧引起的痉孪不断交替发作。身边的同志通过组织系统报告说，我病得很重。于是，有位州委来探望我，并命令立即把我送去医院。
我被抬到自行车的行李架上，两个和我一起搞印刷的同事各在一旁支持我，推着我经过那间华人菜园，走了约一英里，直到通往怡保的公路。我们在这里叫了一辆的士送我去怡保中央医院。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已经在医院住了5天，病情依然很严重，有时神志不清。1941年12月8日拂晓，山下奉文中将率领的日本第25集团军在暹罗南部的宋卡和北大年直至马来亚半岛沿岸东北面上端的哥打峇鲁登陆了，并且开始挥兵南下进攻新加坡。
在之后的24个小时里，印度籍医生不停地灌我吃金鸡纳霜，然后命令我出院，因为每张病床都要腾出来容纳来自在北部防线作战的英军伤员。接下来有好几天，我住在离医院不远的一个同志的店里养病。当病情好转，我又和党恢复了联系，并奉命转移到怡保以北的朱毛，担任负责宣传工作的一位州委的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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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朱毛执行任务期间，第一次遇见一位随后将成为我的妻子的女子。她叫李坤华，槟城人。她父亲是海南人，母亲则是广东人，所以，她的海南话和广东话都说得很好。她在非常小的时候就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当她只是一个少女时，她就已经积极参加活动。槟城女子学校当局发现她们的这位年仅13岁的学生的政治倾向后，她们确定她的这些社会活动，不但会扰乱其他学生，而且会威胁到她们的教育机构的正常运转。于是，要求坤华退学。
为女儿失学忧心忡忡的双亲，分秒必争，赶紧安排她报读槟城女修道院。他们确信，已经表现出有语言天赋的女儿在爱尔兰修女们严肃认真的辅导下，将会很快就学好英语的。大约在两年时间内，坤华的学习进步很快。之后，她就被逮捕了。此时，德国刚入侵俄国。她的一个搬迁到新加坡的组织内朋友，参加了一个马共主办的亲俄反德刊物的编辑部工作，曾邮寄一份给她。警察根据这个线索追踪到坤华的家，并以拥有违禁读物的罪名把她抓走了。
有个家庭聘用的律师相当准确地提出抗辩理由说，这本导致一名芳龄十五的学生被拘留的公认的非法地下刊物，跟反英绝无关系。恰恰相反，它是相当强调反希特勒的。法官听后表示同情，当场以必须守行为一年作保，释放了这个少女。但是，修女们从她们的角度看，对坤华涉及和法律发生冲突的事件相当不满意，因此很快就放弃了对她的拯救。她第二次发现自己又被槟城的一所教育机构逐出校门。
此时的她，正处于教育启蒙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甚至是彻底绝望的时刻，她决定前往吉打跟在当地教书的一位姐姐住。她在吉打仅住了14天，日寇就打进来了。姐妹俩想赶回槟城的家，可槟城之战打响了，往来岛上的渡轮服务已停航了。姐姐的一位教师同事前来救了她俩一把，并且护送她俩南下到当时比较安全的霹雳。这位同事是一名党员，出身于一个在朱毛市郊经营锡矿场的富裕家庭。他把姐妹俩临时安排在矿场的一个办事处栖身。
当地组织获悉她俩的窘境后，就安排她们到一家农户家庭居住。其时这个地区的所有农民都在马共领导下。此时为1942年1月。由于受到令人虚弱的疟疾的煎熬，以及一早就被怡保中央医院赶出来，我的身子依然在康复中。而当我放松自己投入到新的宣传工作任务时，我得悉姐妹俩刚从吉打来到这里后的情况。当我们终于不期而遇时，坤华和我都能毫无困难地发现彼此志趣相投。她告诉我，她父亲是抗敌后援会的一位坚定支持者，几个月前刚被英国人驱逐回中国了。她后来听说，他父亲乘搭的那艘船遭到日军攻击时，他试图跳海逃生游回马来亚时溺死了。我们俩当时都专心致志于马共的活动，所以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后，才开始谈到有关恋爱的事。
男女党员堕入情网谈恋爱是不成其为问题的，只要他(她)们选择的对象不属于是一般定义的“反动分子”或“国民党同情者”之列，都没有问题。政治上中立的也没问题，当然，如果是我们事业的同情者就更好，而最理想的，就是如果他们是坚定的党员。然而，有一条必须严格遵守的规定。这就是，如果你谈恋爱了，必须把事情向党组织报告。这种关系在还没得到党正式同意之前，是不允许进一步加以发展的。一旦得到正式批准后，这种关系就可以毫无任何阻碍地发展下去。不过，也发生过许多没按照必要的手续向组织报告他(她)们谈恋爱的事例。这种情况经常会引起许多麻烦。例如，如果你被发现在和没得到同意的对象谈恋爱的话，你至少会成为和你在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同志们公开批评的目标。讨论这类事情的会，没少开过。
坤华和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已是霹雳州代理书记。我严格遵守这条规定，主动与莱特联系，并向他作了报告。他同意了。我知道他会同意的。我的未婚妻是一个可以获得红授带奖的具有不容置疑的优良记录的共产党人：两次因积极活动被学校开除、一个被驱逐出境的父亲、目前身份是党员。但是，我们要等多两年半的时间才能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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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朱毛活动还不到一个星期，日军就打进来了。它们刚刚在日得拉附近的北部战场打了几场胜仗。它们对槟榔屿岛的攻占，在霹雳河畔发动的迂回战术军事攻势，令英军被迫从怡保以北的江沙往后撤。在圣诞节前夕，英军第6/15印度步兵旅同西村中将率领的精锐的日本帝国卫队，在朱毛地区展开了一场激战。这场激战之所以造成双方损失惨重，是因为守军拼命死守防线，阻止日军前进和为了拖延时间，以便让其他英军部队在近打河谷尽头的金保一带修筑防御工事。
如今,形势瞬息万变。至12月中旬，新加坡总督申顿-托马斯被迫改变其原先拒绝马共通过莱特提出的表示愿意让共产党志愿人员协助英军的态度。总督之所以改变看法，实际上是在听了白思华将军关于远在北部的马来亚英军防线已土崩瓦解的汇报后作出的。前线的英印军部队已经溃不成军，山下奉文大将也已经把其总部往下移到吉打州首府阿罗士打，并在此和他的部下在刚刚被放弃的英国皇家空军基地的军官食堂里庆祝胜利。
在新加坡，大家都在急急忙忙地来抢救马共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擅长讲广东话的政治部高级官员因奈斯-特兰姆勒，也正是内奸莱特的操控者，安排了马共中央书记同当时还是上尉军衔的特别行动执行组成员菲德烈-史宾塞-查普曼于12月19日在芽笼的会面。参加这次至关重要的会面的还有政治部警监王振玉。会面是在党用作藏匿地点的卖木炭店铺楼上的一间房里举行的。
在“东方使命小组”名义掩护下在新加坡进行活动的特别行动执行组，表示愿意为其在岛上的101特别训练学校接受尽量多的共产党新兵，只要学校还能容纳。当时，学校的指挥官就是查普曼。随后英国人又同意，那些被捕的共产党员如果愿意当义勇军的话，就可立即释放出狱。第一期训练班将于12月22日在该校丹戎巴莱总部开课。这所总部位于裕廊河口一个小悬崖峭壁上的征用大楼。
莱特答应把第一批为数15名的志愿人员按照预定时间到一个十字路口等候，以便运送到丹戎巴莱。根据计划，将训练和武装这批志愿人员以游击队方式作战。可能的话，要抢在日军推进之前，就把他们部署到森林的隐藏处。查普曼亲自在开课仪式上给首批共产党人新兵讲了课，事后，他向特别行动执行组总部报告说，这批马共游击队新兵“年轻、壮健、士气高昂，是我们学校从未有过的好材料”。查普曼在同一报告中说了一句发人深省之言。他说，由于警察方面和莱特之间已经建立了友好关系，同共产党人的沟通总是非常融洽。
查普曼和莱特举行会谈之后，马共中央就在新加坡召开会议，并发出一项指示，号召党在全马和新加坡的州委会和市委会着手准备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游击战争。这项命令是党在新加坡的总部明确地发出的，而为此中央书记本人还亲临远在霹雳的金保以北的双溪古月。此时日军正推进至霹雳州北部地区。莱特和霹雳州委高级负责人就在双溪古月召开一次紧急会议。会议再次非常明确地命令整个马来亚的共产党组织把游击战争作为立足点。尤其是命令出席会议的同志派学员参加非常规战的特别训练班。莱特透露，特别训练班很快就会在吉隆坡开课。
特别行动执行组的军官开始实行这个计划，他们接触了党在吉隆坡地下组织的一位高级人物。不待说，这位负责人非常愿意提供协助，以实现训练马共15支独立游击队的计划。这些游击队员将渗透到霹雳州各个地区，而他们的使命包括截断日军交通线、搜集军事情报和救助从自己的部队失散或被截断退路的英军人员。吉隆坡市中心的循人中学被选作主要训练场地。马共立即从党的队伍里抽调1百多名热血青年学员参加训练。
至少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时期。一个多月前，怡保的警察曾经逮捕一些华人青年，并以他们是马共党员的理由加以扣留起来。可现在，却接到命令要把他们释放出狱，并提供特别交通工具给他们，送他们到吉隆坡去。同样的，早些时被押来吉隆坡接受进一步审问和最终将被监禁的马共党员，如今获释和入学受训了，并且被送回他们犯过失的地方，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是被全副武装起来，并练就了杀人的本领。后来的一批人当中，有一个是我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良师益友，他就是杜龙山。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 第四章)
二
一 连 串 的 叛 变
【导读】多年来，情报机关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为解开围绕在莱特这个邪恶和狡猾的人物身上的诡计和神秘性而伤透了脑筋。今天，我是还活在世上的唯一一个能够告诉你有关此人的冷酷和无情的事实真相的人。
日寇在新加坡强制实施军法统治的短短数周内，就针对马共领导层发动了一连串闪电式搜捕行动。其间，一批党的主要领导人，抓的抓，关的关。黄诚，一位公认为马共顶尖知识分子的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被出卖了，最后就被处决了。他的思想深刻，讨人喜欢，他被广泛地看做最有希望的全党的领袖的接班人。我认为黄诚的遇害，是党的一个重大损失。四年前，他在南华中学集会上滔滔不绝的精彩演讲，深深打动了我，让我严肃地反思自己的一生该如何过。莱特，凭借令人吃惊的好运，——当时看起来是那样，一直未被察觉。显然，党的领导层如今急需重组。
接近4月下旬，我被提拔为霹雳州委委员。5月的第一个星期，我第一次出席了在朱毛附近森林深处举行的州委会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讨论在霹雳建立一支马共军事队伍的建议。当时在我们州界内的营地里，约有300名志愿者。我们打算把它扩充至500人。我们有人力，我们也有武器和弹药。查普曼和他的非正规战队员则在培训我们。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具有明确指挥系统的军事组织，而最重要的是，党中央对我们地位的承认。
凑巧得很，一位名叫小忠的中央委员也在场参加朱毛的会议。他公开承认，霹雳游击队是马共活跃于全马来亚的最强大和最卓有成效的其中一支武装力量。他同意下次见到中央书记莱特时，将支持我们的全部建议。
小忠向我们介绍了几个星期前莱特在柔北召开的干部会议。会上，我们的领袖向来自柔佛、马六甲和森美兰各地的代表讲了话，要求他们必须通过对产业工人的组织工作的更大关注，以巩固党的基础。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预言未来联军的入侵，对建立马来亚人民共和国将提供理想的条件。他说，马共将欢迎联军大反攻，但反对重新建立英国的殖民统治。
这位中央委员代表接着传达了莱特提出的建议。就是把一些游击队加以解散将是有利的。这些游击队的成员可以把武器藏起来和回家当产业工人。霹雳州委书记阿南听后激烈地反驳说，在霹雳只有很少的工业生产，因此这个指示是不切实际的。最后，小忠表示同意说，霹雳的马共组织可以根据当地的需要，制定自己的军事路线。
此时，整个国家的华人社会，有越来越多人支持马共在军事上抗日的立场，而各州领导也非常清楚这一事实。只有森美兰一个州执行莱特的指示，解散了一支游击小队。于是，特高科这个如同德国盖世太保那么残暴的日本宪兵队，就杀害了许多服从命令将武器收藏起来并恢复平民生活的队员。结果，导致该州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很快地就恢复了其原来的军事纲领。
在朱毛举行的同一会议上，小忠也提交一份八个叛徒的名单，据称由于他们的出卖，导致新加坡的马共组织遭到镇压。同时下达的命令是，这些被点名的叛徒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加以饶恕。命令还进一步要求各州州委会都应该积极追缉黑名单上的人并确保他们立即被处决。
小忠还告诉我们，中央书记正计划于今年底之前召开另一次高级干部会议。我们听了当时认为，党的最高领导层届时有意披露其反对日本占领的全盘军事行动计划。同样重要的是，党的领导班子在新加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之后，将会加以重组。
朱毛森林会议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央作出决定把霹雳人民抗日军命名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第五独立队。从此，我们这支游击队伍必须置于党中央的控制之下。这一改组，给我们的军事行动带来严重后果。它引进了一种最差劲的官僚主义控制制度，而且很快就证明是一种会带来严重后果的管理安排。为了解决这问题，最后我们另辟蹊径，在州内建立与之平行的秘密游击队分组。我们把这些接受霹雳州委会单独指挥的秘密游击队分组称之为“机动队”。
中央在攫取了我们游击队的控制权的同一指示中，还进一步把霹雳州委会分为二个部门。其中两名州委成员奉命负责军事，另外三名则管政治事务。我被派分管政治这方面，并取得霹雳南部地区作为我的活动范围。它从安顺和金宝一直延伸至丹绒马林。事实上，之后我就成为马共在霹雳州的第三号政治领导人。
我一身兼三件工作：首先，是必须扩大党员骨干分子的队伍;其次，是吸引更多的同情者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其时，它也叫做抗日同盟会，后来在紧急状态时期称之为民运;最后，是我必需以男女青年为工作对象，并激发起他(她)们参加到党的后备队来的思想。后备队是一种学生军训队。在需要时，我们可从这里吸收人力到我们的主力部队。它也还有附带作用，就是可以成为一支治安队，为穷乡僻壤的小山村提供多一重的安全保障。
我都是骑自行车去我负责的地区活动。如果工作需要，还经常改变住所。我最初是住在金宝，之后是在安顺。我记得很清楚，骑自行车往来这些段路的距离：金宝至安顺30英里;怡保至务边12英里;务边至金宝12英里。
我有时住在出租屋，有时睡在锡矿场的办事处，有时跟教师在一起。为了安全起见，我使用过好几个化名。我的努力很快就取得了成绩。例如，在金宝我显著地扩充了抗日同盟会的力量。在美罗和安顺，情况也是如此。
为了阻止我们所取得的进展，日寇建立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华人组织，名为华侨维持会。但是，由于我们控制了所有主要居民中心，以致我们可以迅速得知有谁和敌人勾结。我们对那些跟令人恐惧的特高科狼狈为奸的通敌分子，特别反感。
为了便于活动，霹雳州委会决定把其总部迁移至我们觉得较为安全的地点——金宝。由于我在这里的关系比较强，我奉命负责这一次的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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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一个个星期地过去，中央和莱特自己发来的指示本身对加强党领导的重要性问题却只字都不提，反而进一步号召在工业战线进行广泛的改组。对我们这些在前线活动的马共成员来说，这些号召毫无意义。大家知道，不论在马来亚还是新加坡，并没有多少工业活动。战争导致这种局面：采锡机、矿山和橡胶厂房都静止了，劳工们都失业了。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谁能把这些劳工组织起来呢?
到了7月底，我们获悉莱特正计划于9月某日召开全马最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至于地点和准确时间并没有立即透露。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奉命派出两名最高级军事干部作为代表。每个州委会则被要求派一个代表参加。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代表都应是州委高级负责人或州委书记。
莱特本人最后终于下达开会的命令，地点：雪兰莪黑风洞地区一个森林边沿处，离华人称为石山脚、马来人叫双溪都亚的村子不远的地方。时间：1942年9月1日。党的40名最高级负责人奉命出席。
全体出席者都武装起来了。雪兰莪游击队为这次会议派出10名警卫。4名来自雪兰莪的女游击队员负责烧饭。临时搭建的亚答屋供全体出席者住宿。
预期莱特将准时出席安排在9月1日上午中段时间举行的主要会议。其他同志奉命于8月31日下午和晚上先研究解决初步的议题。
9月1日午夜刚过不久，一队日军摸黑潜入，把会议地点层层包围起来。当我们的同志试图冲出日军包围圈的时候，一场激烈的战斗爆发了。负责警卫的游击队员打到剩下最后一人。那些在临时营地里的半数同志当场战死。日寇也遭到惨重损失，包括一名中校、一名少校和一名大佐，全都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这些军官的军阶表明，日寇对这次向黑风洞发动的攻击非常重视。
这是日寇在其占领期间，对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武装力量采取的第一次最重大的军事行动。它给党带来的灾难是何等惨重啊!中央却把这次的出卖行径归罪于一名森美兰代表，理由是他在出席会议途中曾被日寇逮捕。
黑风洞惨案后约数星期，霹雳州委会又接到命令，着手筹备另一次重要会议。莱特再次定了要出席。因此，我们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就是幸存的中委以及我们的中央书记莱特，是多么急于重新召开一次因受到日寇在黑风洞严重破坏了的会议。尽管这个会议是由霹雳州委会奉命来安排和筹备，责任却落在我的身上，因为他们认为我最熟悉这一地区。充分意识到上次会议在安全警卫方面遭到的破坏力极大的失败，这次我决心为所有出席者提供最有力的安全保卫。
我选的开会地点，是在美罗郊外的一个橡胶种植园里的深处。超过20名高级干部和游击队司令员奉命作为各州代表出席会议。我所采取的非比寻常的安全保卫措施，使各代表的集合安排非常错综复杂。
我决定把与会的最高级党负责人的抵达时间分开处理。这特别是关系以下四位：中央书记莱特，党的高级负责人蔡克明，霹雳州委书记阿南及其副手。不论蔡和阿南都是黑风洞的幸存者。这四位都将在金宝会合，并由我们在适当时间分别护送至会场。其他所有代表将经美罗前往会议地点。我希望我现在采取的措施足以防止安全上出现任何漏洞和足以保护我们的高级负责人，万一日寇采取行动对付我们的话。
蔡年约三十，是党的中央委员和党内最受尊重的思想家。我们安排他坐火车来金宝，并在金宝一个安全住所，跟霹雳两位高级负责人会面。一旦蔡的安全没问题了，我们就计划于第二天把莱特接来。
我已不遗余力地来保障一切都能按定下的时间表运行。就在蔡预定即将到达那间安全住所前不久，日本宪兵猝然而至，把霹雳两位党的高级负责人抓走了。蔡真好运气，他的火车晚点了。而当他抵达后，发现金宝街头巷尾布满宪兵、士兵和警察，便去找当地的一位同情者联系，这位同情者把两位负责人被捕的事通知他。蔡听后立刻离开金宝，前往我们在黑风洞地区的其中一个堡垒——间津华人乡村深藏起来。在此前9月举行的黑风洞会议上，蔡曾拼死冲出日寇包围圈自己安然无恙。现在他又一次险些落入虎口，而且几乎可以断定，将在金宝被处决。
有关这次会议的全部计划取消了。莱特从来没有亲历过危险，而代表们则想尽办法安全地分散离开。日寇再一次成功挫败了我们要召开重大政策讨论会的努力。有越来越多的疑团未能回答。更糟糕的是，那两位被捕的霹雳党负责人遭到特高科的严刑拷打。州委书记阿南跟着被处决了，他的副手叛变后为日寇效劳。
蔡克明，这位党的思想家，在原定召开的美罗会议之前或其间，也明显是日寇要消灭的目标。而跟他一起的，大概会是另一批党的领导人。
当人们就日寇占领初期发生的特高科对马共施加的一连串的突袭、逮捕、严刑拷打直至处决等等事件加以分析后，看似极其诡异的是，怀疑重点竟没能像最后那样更早地锁定在莱特身上。我们当时的反应，顺理成章地把怀疑目光落到其他可能的叛徒身上。
当然，所有事情，都是事后孔明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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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高科于日寇占领初期对林江石(又名黄诚)这位仅次于莱特的第二号人物的逮捕和处决，使我们的组织受到动摇。尽管当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点，但他的死标志着特高科对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马共中央进行有步骤的破坏的炮声已经响起。两个月后，日寇针对岛上我们的组织进行的更多灾难性的破坏行动波及全党。随后，发生了黑风洞惨剧。而党内那些幸存者中间却深感庆幸，因为我们的中央书记没出事。他对我们说，是他的车子在途中坏了。
我们很愿意服从党坚持实行的全面的集中制，尽管听起来是多么令人诧异。一切事情，中央说了算;中央拥有绝对控制权。我们大家把它当作是一种安全上的根本要求加以接受了。同样地，我们也毫不犹疑地支持严密细则和党内严格分工的制度。这一切规定，原来目的是为了保护党，结果全都成了保护莱特的“盾牌”。
许多优秀的革命者因为我们来不及弄清真相而惨死。这个真相就是：
1942年3月26日这一天，也就是新加坡沦陷后一个月又十一天，特高科在新加坡逮捕了一个他们假定是华人的可疑分子。经初步查证，此人叫黄绍东。逮捕此人的日本军官，是随着英国人投降后担任新加坡的特高科专门对付岛上的华人男性抗日分子的检证机关的头目——小西少佐。年已41岁的小西，是一个有18年经验的宪兵油子，在参加马来亚战役之前，曾在满洲(中国东北的旧称——译者)服役。
严加审问之下，黄先是向小西泄露自己是马共中央委员。接着又说自己的真名叫黄金玉。经过进一步的审问，黄便和盘托出他就是马共中央书记，因此而控制着整个马来亚和新加坡的共产党的大权，同时处于非常独特的地位来为日本人效劳。结果，这个日本宪兵油子和化名‘莱特’的黄之间，达成了一笔交易。
小西立即下令把莱特关了一个多月，不过命令里附上要善待这位犯人的特别指示。在4月底一释放，莱特就迫不及待地要想兑现这笔交易的承诺。他向特高科提供马共新加坡市委委员的黑名单。根据规定，莱特必需每周直接向小西本人汇报两次。在随后好长的日子，他经常把马共在柔佛、森美兰、马六甲以及雪兰莪活动的情报交给特高科。当黑风洞会议召开的日子临近时，莱特向小西交出一份有关这次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代表姓名的详细资料。特高科的特务们由于得到这份情报，立即乔装打扮成休假中的普通士兵，潜入到黑风洞一带。他们公开上在那里同吉隆坡来的夜总会小姐狂欢作乐，实际上，分分秒秒都在盯着进出开会地点的动静。8月31日晚上，日军一切准备就绪。第二天凌晨他们就发动进攻。
战后被英国战争罪行法庭判处终身监禁的小西少佐，对他的这位天字第一号的大特务曾这样说过：“莱特的第一个动机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头颅，即便是牺牲自己同志的性命也在所不惜。其次，他和我合作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以进一步实现他的野心。很明显，他所出卖的那些人，都是有能力挑战他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的人。我现在才明白，他有很多情报对我留有一手，没有向我透露。”
多年来，情报机关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为解开围绕在莱特这个邪恶和狡猾的人物身上的诡计和神秘性而伤透了脑筋。今天，我是还活在世上的唯一一个能够告诉你有关此人的冷酷和无情的事实真相的人。
在日寇侵占后的头几个月混乱时期，由于我们的交通线被其切断，党在整个马来亚半岛的支部跟新加坡的联系几乎都中断了，而莱特正在那里大干其叛变勾当。事实上，他和特高科狼狈为奸，使党的中央委员会被有步骤地打垮了，以致变成就剩莱特一个人在演独脚戏的空架子。
经过7年岁月的蹉跎，我们才识破他披着的给我们党造成毁灭性破坏的那层神秘面纱及其捏造的故事。然而，他必将得到其应得的最终惩罚。我确信会见到那一天的。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五章)
图片说明：
1) 此人就是莱特。当上马来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后，成为英国安插在东南亚最引人注目的间谍。他是一位神秘的机会主义者。日寇占领时期，他又心甘情愿地为其服务，定期向特高科的高级情报官小西少佐汇报。
2) 小西少佐——莱特的日本间谍上司，挂上6号牌子，正于1947年3月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开庭的有关中国人大屠杀案中接受审判。他在面对跟英国有关的战争罪行审问时，透露了他和莱特之间互相勾结的详细资料。小西后来被判犯下战争罪行，并被处以终身监禁的徒刑。他在新加坡服刑五年后，被遣返日本，后来被释放。
三
与 莱 特 面 对 面
【导读】我读完老黑的信便退回给莱特。不料他竟然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令人大为震惊的话：“这个老黑啊，是个老好人。我认识他好多年了。”
原来这位马共中央书记看不懂中文!
特高科在金宝的突袭以及州委书记及其副手被除掉，使年方十九岁的我，自动成为马共霹雳州代理书记。由于担心指挥系统方面的严重脱节，我别无选择，只好尝试同在我看来实际上还在起作用的中央重新建立联系。为此，我派出一位交通员南下到吉隆坡，同还在间津村藏匿的蔡克明联系。随后不久，我也南下见蔡，途中我平生第一次访问了吉隆坡。
我在间津一家自行车修理店的后房等候蔡。接着，来了两个警卫员，我还以为他们是来护送我到蔡的藏身处。可是，说时迟，那时快，当我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的时候，一支手枪的枪管已经对准着我，并且被愤怒地喝令把自己的双手高举过头颅。当其中一个警卫员慢慢地把武器指着我的脑门儿时，另一个就搜遍我全身上下。我被解除了武装。搜查过后，他们两个开始盘问我。其中一个问：为什么你还活着!听他这一问，我不用花多长时间就知道他们怀疑我是金宝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们觉得，如今，我不是已被警察处决了，至少也该被警察逮捕了。当然，我并没有罪，因为根本就不是我出卖金宝会议给特高科的。我对自己的无辜表示抗议，同时用有力证据说服他们。最后，他们要求我继续呆在自行车店里不动。随后，他们便离开了。
约一小时后，他们回来把我护送到蔡在等候见我的村屋，这里要步行二十分钟路程。当我一进屋，蔡微笑着迎上前来，并伸出欢迎之手。他就两位警卫员给我的别开生面的欢迎表示歉意。他解释说，采取这种措施，是考虑到警察日益加强针对马共为目标的行动。随即，他就把话题转移到党的事务来。
据他揭露，数星期前的1943年3月底的最后几天，莱特曾经由新加坡前来间津。中央书记一抵达这里，就一时兴起地下令召开一次中央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三个人：莱特、蔡和小平，一位被认为和我们的领袖非常接近的马共高级负责人。除了阿冲这位军事指挥员因为有事离不开关丹外，其他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负责人不是在黑风洞惨案中被杀，就是随后被处决或被关押在大牢里。而小忠，这位曾于之前的5月份出席朱毛会议的中央代表，则已在黑风洞惨案中遇害了。
这次会议不顾许多负责人未能参加，正式通过了一个九点宣言，为全党必须服从的抗日纲领制定了具体计划。蔡给了我一份。宣言号召：
1、 驱逐日本法西斯出马来亚，建立马来亚民主共和国。
2、 建立由各民族普选的国家机构，保卫祖国，实现民主权利，振兴工农商业，建设各民族友爱，自由、幸福的新马来亚。
3、 开放人民言论、出版、组织、信仰的绝对自由，取消旧制度奴役人民的法令，释放刑犯及抗日俘虏。
4、 改善民生，救济失业难民，普遍加饷加薪，取消苛捐杂税、高利贷。
5、 改编人民抗日军为正规国防军，保卫国土。优待抗日士兵，抚恤阵亡将士家属，救济残废伤兵。
6、 以各民族语言，实行普遍免费教育，发展民族文化。
7、 没收德、意、日法西斯及其走狗的财产为国有，发还被日寇没收的人民和各友邦人民的财产。
8、 实行关税自主，建立和友邦友好条约和商务关系，承认友邦贸易自由。
9、 联合苏联、中国，拥护远东各被压迫民族独立、赞助日本人民反法西斯斗争。
蔡答应为重建中央和霹雳之间的联系而努力。于是，我带上给我的那份宣言回到金宝。之后不久，莱特就把蔡召回新加坡。当他一回到新加坡，便神秘失踪了。蔡作为党的最高理论家，是黄诚被处决后最有可能代替他成为竞争马共领袖职位的一个。过了许多年后，我终于弄清蔡究竟出了什么事。原来当他如期前往新加坡爱同小学赴约时，被莱特出卖给特高科了。接着，就被日寇处决了。
事实上，此时的中央只由两个还在职的成员组成，即莱特和彭亨老战士(元老)阿忠。而阿忠早就远离了权力中心，在政治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如今，党就如此轻易地落入莱特单独一个人手中控制。
我回到金宝仅两个星期，小平就由雪兰莪来到这里，同时宣称自己是奉莱特之命来接管霹雳州委会的领导权的。我在抗日后援会的年代就认识他。他曾一度在怡保一家印刷公司工作。如今他刚30岁出头。小平还曾要求我帮忙他解决住宿问题。我很快就办到了。于是，他和他的妻子不久就在双溪古月附近的一所房子安顿下来。他们住在这里并不久。两个星期还不到，小平就相当突然地通知我，他奉召去新加坡跟莱特开会。后来他在从吉隆坡——新加坡列车的旅途中，路经雪兰莪某处时，被登上列车的特高科抓走了。
我们后来的调查结果揭露，莱特曾把小平的详细行踪出卖给日寇。但是，逮捕他的军官认不出面前的这个人就是刚上任的霹雳马共的领导人，他们便利用先前被捕并受尽折磨的一位党的交通员出来指认他。指认结果最后秘密地落入特高科手上，此时，列车正由吉隆坡南下。
小平被逮捕之后，日寇便把他们的这个囚犯带回吉隆坡的特高科总部，而且把他双手反绑身后，径直押到一位日寇司令官面前。小平不等审问开始，便直接望着司令官问道：“你要我和你们合作，是吗?”这位高级军官听了立即给这个共产党人松绑，并邀请他坐下来喝茶。我们知道这些详细情节，是通过当时的我们一个和日寇合作的两面间谍了解到的。
小平干的第一件坏事，就是供出马共雪兰莪州委会总部所在地。当时，它实际上就在吉隆坡近郊的一个乡村地区。在小平被捕后的第二天，日寇宪兵队就准时来到上述地点进行突击搜捕。这是一间亚答屋，位于一个木薯种植园边沿。三位雪兰莪共产党负责人正聚精会神地在那里开会。日寇本来想穿过木薯园，冷不防地发起突如其来的袭击。但是，他们发出太多的声响了，惊动了那三位负责人。于是，他们三人即刻钻入屋子对面的茅草丛里逃走了。他们都知道小平已经被捕，但一刻也没想到他会出卖他们。小平原本是一个身心都很健壮的人。黑风洞事件发生时，是他带领大家成功突破日寇军队的重重包围圈的。他活下来了，并且成功带领一批领导干部安全转移了。他是唯一一个安然无恙的幸存者。
小平给特高科放出来之后，又重新回到党的队伍。此事发生在被认为是背叛了我们的事业的臭名昭著的变节党员都被列入黑名单之内的年代。所有这些叛徒全都应当消灭。可是，小平的名字从来就榜上无名。真的，在他的事情上，没有人下令采取断然措施。这件事折射出我们战时军事行动上最有趣的一个方面。当时，党完全接受这样的看法，就是每个人在遭到特高科的严刑拷打时，都会面对自己的痛閾。考虑到这点，对那些受刑时屈服，后来又回到党内交代自己被捕细节的同志，基本上可给予宽恕。严格地说，他们回到党内是有条件的。首先，他们得向我们提供有关敌人方面的有价值情报。其次，他们必须竭尽全力去追捕并消灭一个最可恶的叛徒。尽管获得宽恕，这些重新归队的人不准恢复正式党员的身份。相反，他们从此只能被承认为支持者。如此一来，他们将永远不能再允许接触组织内部的秘密。
小平的事例是不寻常的一个。他自愿(与日寇)合作的态度，使他巧妙地避开了必定要受到的酷刑。不过，这里面有着可以情有可原的情况。他回来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情报。他还为找不到机会把一个最坏的叛徒干掉表示歉意，尽管他已努力去做。此外，他还带回日寇给他的一支手枪，而日寇原本是要利用他充当两面间谍的。在党的追问下，他愿意地承认是他提供有关雪兰莪党总部所在地的情报给日寇的。当被问及为什么要供出总部所在地时，他的回答给我们上了苦涩的一课。长期以来党内就有一个公认的紧急应变的规定，就是当有党员被捕，而且有叛变的危险时，就近的党的总部就应该立即转移。小平在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说：“你们全都和我一样清楚，我已被捕，而且党也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有关机关应立即搬迁。我只不过是以为你们已按照党公认的规定采取了紧急应变措施。你们为什么没能采取必要的行动呢?”
小平这一逆耳之言，警醒我们重新审视有关紧急应变的规定。它使我们有可能在沦陷时期的马来亚找到最能保证党的总部的安全的办法。幸运的是，马共在雪兰莪的势力很大，尤其是在双溪毛糯县的边远地区。我已想不起究竟是谁把我们的活动带到双溪毛糯麻疯病患者的“领地”，不过，这件事是在小平出事后不久才发生的，可列为同志们为掩护自己而作出的也许是最狡猾的决定。他们成功打入这块“领地”的医护人员中间，这使我们有可能占用她们住的两间小洋房，并把它变成我们的州委会办事处，而且当有需要时，我们一些同志甚至就在那里居住。在日寇占领时期的剩余日子里，雪兰莪州委会就一直完全不受干扰地在这块只有几百名麻疯病人居住的“领地”里活动。日寇官兵上下怕得要命，不敢走近它。他们的警察和军人也都乐意对这个地区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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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平于1943年6月被捕后不久，莱特决定单独和我见面。我先启程前往间津村，在那里按事前的安排和一位女交通员联系，之后她将陪同我去见党的最高领导人。她和我步行了一小时，终于来到一位菜农的亚答屋。我奉命在那里住一晚，因为我和莱特的会面定在第二天上午。从这所木屋望出去，可看到一大片平坦的菜地。更远处，有一座山顶，向下望，可看到南北大道，一座结实的两层楼洋房就坐落在上面。这座山周围地区就是今天著名的邓普勒国家公园。
翌日，女交通员回来带我到建在这座山顶上的同一房子。我比莱特先到一步，他则驾着车准10点抵达。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是和一位富有的华族商人住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他实际上是在哥梨城酒店(Coliseum Hotel)住宿，这里是他来首都时通常落脚的地方。基于安全上的理由，我不准见到他驾来的那部车子，甚至车子停泊在何处。我和一位男秘书只能呆在屋子里，女交通员则到屋子外面恭侯这位党的领袖的光临。她把莱特迎进一间大客厅，我就在那里等候他。客厅中间摆放着一张大桌子和三把椅子。女交通员做了正式介绍后便离开了。只有莱特、他的秘书和我三人一起开会，大家都使用普通话交谈。
我注意到中央书记说话时带有很重的越南口音。很明显，莱特不是中国人，其貌不像中国人，其腔也不像中国人，在我看来，他活像个欧亚混血儿。他肤色黝黑，身材相当矮小，不超过1.65米。他满脸病容。我脑子忽然联想起差不多三年前为了帮助他养病筹得50元叻币的那场援助莱特运动。
我们的会议一开始，先由我报告党在整个霹雳的活动情况。我尽量把自己的谈话限制在小平那次倒霉的南下后发生的事情。我曾收到有关小平被特高科逮捕的不完全消息，所以，只能就所知道的一点说出来。讨论进行了两天以上。每天开两次，中间隔着一段午膳时间，下午五点，会议就得结束，因为莱特要在日本人实施宵禁前赶回吉隆坡。在我作了简单汇报之后，莱特向我详细介绍了有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的简单历史。他的谈话很有说服力，而且我必须承认，他的渊博知识和开阔的国际视野，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离开时觉得，党有他掌舵实在是庆幸得人。不过，如今回过头来看，这种想法实在骇人听闻了。
这次会议后约四、五星期，莱特正式委任我为霹雳州委会书记。委任信是通过一位秘密交通员送达。从此，莱特和我之间建立起双向的书信联系，我们之间都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中文写信。他的来信有些部分很难读懂。只有在很久之后，当我有机会访问越南并略懂越南话时，我才发现莱特在早年与我通信时经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越南语，一种全盘使用拉丁字母拼写的文字。
从我当年的角度来看，同中央书记的第一次会谈进行的非常好。他对党在霹雳的发展方面表示满意，而且，对我作为代理州的负责人在极其困难时期为解决各种问题所作出的努力评价很好。那次的谈话使我相信，如今我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权来做工作了。不用说，我决心按照党的指示办事。不过，莱特留给我一个非常清晰的印象，即作为一个前线负责人，他期望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主动性。
尤有进者，它看来未必是太过不切实际的希望，就是我和我们领袖的谈话也已理清某些政治上的僵局。我们也许很快就会开始收到中央的坚定指示，为实现我们的一个独立的马来亚民主共和国的最终目标而奋斗。
我又重新投入到州委会的日常事务中，如今它正受到最近发生的一连串逮捕事件的困扰。我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需要为我们霹雳工作筹集资金。在这方面，我们正在搞一个重要项目，就是从暹罗南部走私大米的企业。我们派了一位从实兆远来的代表到暹罗南部一个叫董里的市镇。在那里，我们的代表很快就同地方上的暹罗共产主义组织建立起真诚的关系，不久后，他又能和暹罗共产党全权总书记李启新见了面。对这位总书记，大家平时都爱叫他的化名：老黑。
有了这重关系后，老黑便给他的马共方面对等人物写信，寻求莱特为两个邻近地区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谋求国际主义事业全面利益上建立密切工作联系提供协助。我们的代表亲手将这封重要的信件带回实兆远，并交给了区地委会，最后，这封信落到了我的桌面上。我把信件原封不动保留起来，打算在下一次和莱特见面时亲自交给这位收件人。我们的第二次会面地点就在离美罗8英里的一个村子。
莱特拆开封条，毫无表情地扫了信一眼，然后把信放回信封后便推给我，并说：“你自己读一读吧!”说时，带着一种在我看来异乎寻常的夸张手势。平时，他对许多事一向都是守口如瓶的，尤其是在跟兄弟党的关系问题上。
老黑曾经是本地区共产主义运动圈子里颇负盛名的传奇人物。他出生于海南岛，年轻时移民来新加坡，并在那里参加了马共。到了1932年，他被委任为以新加坡为基地的马共中央书记的私人助理和青年团领袖。同一年，他被新加坡警察逮捕，接着被驱逐出境。到香港后，他曾和当地共产党联系。不消数月，他又奉命到曼谷工作，并最后成为暹罗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负责人。
老黑在给莱特的信中提到，他从新加坡被驱逐出境之前，在党的圈子里实际上从未听说过有莱特这个人。可是，老黑后来曾听人介绍说，我们的这位领袖对马来亚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得到的这个信息，是从他在香港碰见的一位由新加坡被驱逐出境的前马共中委那里听来的。
我读完老黑的信便退回给莱特。不料他竟然得意忘形地说了一句令人大为震惊的话：“这个老黑啊，是个老好人。我认识他好多年了。”
原来这位马共中央书记看不懂中文!
如果懂的话，他肯定会明白老黑这封信是写给一个自己从来就没有关系的人收的。不过，这只是片言只语，我决定把它隐藏在心里。我反而继续告诉他关于我们走私大米项目的进展情况。我预计，大米走私将是一株真正的摇钱树，它必将给党的财政带来重要的影响。
同样，莱特对老黑那封信的反应，也必将给党带来直接的冲击。……..只是很久之后。
(节译自My Side Of History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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