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凝聚共识】毛泽东的精神遗产及其长期价值——纪念伟大哲学王诞辰120周年
三、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要避免重蹈苏联覆辙
毛泽东的一生，最受人诟病的就是他所发动的十年文革。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他晚年匆匆忙忙搞了一场史无前例地文化大革命，最根本的前提就是要以苏为鉴，使新中国避免走苏联的覆辙。
苏联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一个修正主义的官僚特权阶级正式出现，他们对内压迫人民，对外与美帝媾和搞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他们依靠对国家生产资料的管理权，获得了远远高于工人群众的贵族般的物质生活，他们还不知足，还想着搞私有化搞资本主义来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毛泽东认为如此长久发展下去的结果，必然是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成功，苏联资本主义复辟。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赫鲁晓夫的经验没有白白丢掉。他以后的一代改革家并不是偶然地称自己为‘二十大的产儿’的……当命运最后把我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时，当我们成为国家领导人，到那些赫鲁晓夫进行过活动的办公室办公时，他的经验对我开始具有特殊意义”。苏联在1991年亡党亡国，正是赫鲁晓夫的信徒、苏共二十大产儿们一手导演的结果。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六大寡头，大多出身于苏联官僚特权阶层，而叶利钦等人，就是他们的代理人。正如现在人所共知的，苏联解体的本质，是在外部美国信息心理战的威逼利诱下，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的苏共官僚特权阶层，发动的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而这一切，毛泽东生前早已做出过清晰地预言。
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就是为了打击党内出现的官僚特权现象，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为了保证中国国家政权永不变质，是为了防止中国走向苏联的老路、邪路。1964年农业机械部部长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社教蹲点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过去我们也曾不断检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但是，究竟官僚主义有多大的危害，在我，就是从这一次比较认真地开始蹲点才逐渐明白过来的。我开始体会到，一个巩固的社会主义企业建设的过程，只能是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过程，也是企业中的党和工人阶级不断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化的过程。这种过程，也必然是一个很长时期的不断斗争的过程。而克服我们企业管理部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又是促进上述过程的前提条件。”
陈正人在报告中还具体指出底盘车间的许多严重问题，例如有一个和车间领导直接联系的贪污盗窃集团;严重破坏工人的政治、经济民主权利;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生活作风十分严重;在企业管理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影响等等。
毛泽东在陈正人报告中批示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毛泽东看待问题的角度，总是和一般人不同。早在全国胜利前夕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十分前瞻性地指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建国以来，为了巩固国家政权，中国的普通民众总是被宣传机构告知：毛主席是光辉伟大的，毛主席所领导的各级干部们也是光辉伟大的，因为他们经历过二十八年残酷的战争的考验，反对各级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反毛主席。这个结论大体上是正确的。然而，正所谓“一阴一阳谓之道”，事物总是存在反面，这就是辩证法。作为哲学王、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看问题总是与常人不同，在他看来，很多干部虽然经过了战争的考验，但是在糖衣炮弹面前，可能就会败下阵来。
事实也的确如此，例如1950年，中共在台湾省的地下党被国民党全盘破坏，一千多干部党员全部遇害，其主要原因就是当时中共在台湾省的最高领导人、老台共的骨干、台湾省工委书记蔡乾因贪图物质享受被捕，随后叛变投敌。而蔡乾其实是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抗战时还任过八路军敌工部部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进入台北，但很快被花花世界所腐蚀，他为追求物质享受，竟然向台湾一些富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钱则解放后必予关照。如此腐败作风，自然落得被捕投敌下场。与之相反的是，绝大部分基层党员反而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假如当年蔡乾没有进入台湾，那么全国解放后乃至改革开放后，他很可能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这样的革命意志薄弱者，肯定是官僚特权阶级、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新自由主义势力的重要支柱。
人们所熟知的《红岩》故事的原型，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案例。正是由于痴迷于享乐与腐化，重庆地下党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先后叛变，这才导致江姐江竹筠等潜伏重庆的数百名共产党人身份曝光被捕入狱，他们被敌人严刑拷打残酷迫害，最后解放前夕全部被杀害。江姐在狱中写下了滴血遗言，即“狱中八条意见”，其分别是：“1，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左跳到右;5，切勿轻视敌人;6，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7，严格整党整风;8，严惩叛徒、特务、汉奸。”这些《红岩》小说中所没有写进的内容，才是历史的真实。
如果再联系建国初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三反五反及后来的四清中一些官僚的特权腐败;大跃进中一些官僚主义者搞浮夸风、共产风、男女分营、消灭家庭等等……再联系改革开放后腐败的泛滥已经把中国推到亡党亡国的边缘，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晚年的忧心忡忡，绝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哲学王般的高瞻远瞩。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及新中国的缔造者，他既深知如何发扬这个组织和政权“阳”的一面，也深知其“阴”的一面的潜在危害。
四、哲学王也有局限性，十年文革缘何以失败收场
当然，由于毛泽东对当时党内阴暗面估计得过于严重，文革也由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失误而彻底失败。
文革之所以彻底失败，毛泽东需要负一部分责任，在文革期间，他把一些不同意见，诸如主张分田到户、主张发展私营经济的干部，都视作修正主义和走资派。毛考虑的问题或许不无道理，他考虑得十分长远，但他与很多务实性干部的矛盾，实际上还达不到敌我矛盾的程度。但是，文革之所以乱成那个样子乃至相当程度上超出了毛的计划之外，一方面是被一些野心家和阴谋家所利用，更主要的是中共内部各个山头之间的内斗。
山头的存在是历史上客观形成的，毛泽东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因此需要用正确的理论和路线，以及五湖四海的组织原则来消灭山头和山头主义。其实文革之前，各个山头之间的斗争就已经日趋激烈，例如高岗饶漱石案、粟裕被批判和整肃，再例如一贯整人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又被整肃，等等。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一发动文革，各个山头之间的内斗必然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即便没有文革，这些矛盾和斗争还会以其他方式存在。
上层有上层的山头，基层单位里面也各有恩怨矛盾。当时中国的情况，各个层级的矛盾还没有完全发展成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程度。然而文革爆发使很多单位和地方出现这样的局面：本来是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但是偏要借文革之机把对手打成走资派，以阶级范畴的政治斗争掩盖个体之间的利益斗争，正如权威党史专家、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所指出的，【从我所接触到的事情来看，平时所谓的恩恩怨怨，都在“革命造反”的旗号下，来一下恶性的大爆发。】
由此可见，文革中那阴暗丑陋的一面，本身就是人类阴暗面的集中展现。文革的历史，是一段异常复杂的永远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虽然文革遭受了大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抵制，但最终还是演化成一场混战。然而，如果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的话就可以发现，在文革期间被迫害的人，其实相当多的人是毛泽东思想甚至是毛泽东文革理论的拥护者。
其实，在文革后期，毛泽东也知道有“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不足，因此他纠正了文革最初三年的混乱状态，并解放和重用了如邓小平、李先念、粟裕等一大批老干部，乃至为陈毅、贺龙等人平反。然而，毛泽东对文革所看重的，并非其当时的成败，而是对中国未来的长期影响。毛泽东于1966年曾对身后事做出如下预言：【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20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可见，文革在毛泽东看来，是为了应对将来反共右派政变的“一次认真的演习”，既然是认真的演习，就有走火、过火、误伤的现象。既然是演习，双方的胜负都不重要，关键是使中国的各派都得到经验教训，使中国人民得以成熟。有了毛泽东防修反修、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部署，如果中国发生反共右派政变，像瓦解苏联苏共那样灭亡中共，彻底复辟资本主义，他们也必然是短命的。
而且，这是一场十分匆忙的准备不足的演习，其以失败告终，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1965年毛泽东在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首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可见，毛泽东的文革，是在他感觉时日不多的情况下，带着解决长治久安这一根本性长远问题的雄心壮志，匆忙发动起来的。
毛在文革发动初期，他就是准备“跌得粉碎的”。因为他知道，这件事从一开始在党内就是支持得不多，反对的不少。在当时的情况，真正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共右派自然反对毛泽东，就连许多真心信奉马克思主义、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干部群众，也对文革的爆发也大惑不解。为了打碎束缚人们的枷锁，宁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哲学王的典型气质。毛泽东的确犯了错误，但是其他中共领导人就不犯错误?对于毛的错误，用列宁的一句话来评价最恰当：“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不能像鹰飞得那样高。”
毛泽东的确是站得太高了看得太远了，他不仅仅是超越了斯大林，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列宁和马克思。社会主义政权建立后，如何从根本上稳固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有毛泽东提出并解决了这一问题。1936年苏联在实现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后，斯大林宣布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他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地主阶级已经因国内战争胜利结束而完全消灭了。其他剥削阶级也遭到了与地主阶级同样的命运。在工业方面已经没有资本家阶级了。在农业方面已经没有富农阶级了。在商品流转方面已经没有商人和投机者了。因而，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实际上，从列宁到斯大林，对苏共中产生官僚特权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潮，进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一直没有高度重视。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生前十分无耻地吹捧和奉迎斯大林，并且是大清洗错误的主要执行人和责任人之一。然而，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手中掌握了大权，就开始妖魔化斯大林，并将自己当年的错误和罪行全部扣在斯大林头上。苏共领导权长时间被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官僚特权阶级和修正主义分子的代理人所把持，这跟斯大林生前对官僚特权阶层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缺乏警惕有直接关系。
中共建国后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深受苏联影响。因此，当新中国进入六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完成，毛泽东提出党内可能产生吸工人血的官僚特权阶级即资产阶级时，绝大部分干部感到无法理解。文革爆发前，毛泽东一手所创建的国家政权虽然已经出现了某些腐败和变质迹象，但是仍然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廉洁最有效率的政权，并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真心拥护。当毛泽东决定对这个国家政权进行重新革命和改造并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时，命运已经注定大部分人民群众当时也不可能真正认同和拥护文革。
哲学王也是人，而不是万能的造物主。是人就有局限性。就会犯错误。正如柏拉图所说的，见到阳光、看到世界实相的哲学王返回洞穴去拯救囚徒们时，他干扰了囚徒们已经习惯了千年的生活，他可能给囚徒们带来不安和混乱，他自己也可能被囚徒们杀死。
五、文革理论，不能等同于毛泽东防修反修、反和平演变的理论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正是此次全会的公报指出：【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应当历史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去看待它。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其中对于文革问题高瞻远瞩地指出：【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具体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简而言之，改革开放后的党中央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好的，但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就是认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已经混进党政军内，甚至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有其代理人，因此过去各种斗争手段都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发动人民群众进行全面夺权斗争。文革理论为何错误呢?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因而，【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然而，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不等同于他的晚年思想，不等同于他的反修防修理论，不等同于他的反和平演变理论，不等同于他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也等不同于他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文革理论，是毛泽东晚年将其反修防修理论、反和平演变理论、反资本主义复辟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在特定时段的中国极端化夸大化的产物。文革理论错误，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晚年思想全错了，也不意味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出发点和动机也错了，更不意味着反修防修理论、反和平演变理论、反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错了。
文革最大的失误，就是毛泽东夸大了党内存在的阴暗面，并抛开党委和法律，采取革命的方式进行解决，把中国引入了天下大乱，一些阴谋家开始兴风作浪，而中国迟迟没有达到天下大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党内不存在阴暗面，也不意味当时不应解决这些阴暗面。对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
当然，《决议》也延续了斯大林的论断，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不会再出现资产阶级：【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斯大林的观点和毛泽东观点究竟谁更正确，后来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已经给了答案。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