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知识分子的记忆中，1957年的反右是一次惨痛的教训。在今天常见的历史叙述中，知识分子常常将反右描述为一场引蛇出洞的运动，似乎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阴谋，目的就是要整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常常将反右视为毛泽东的“政治阴谋”。
这种叙述至少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错误。首先，这种描述忽略了从整风到反右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多数知识分子的历史叙述中，只讲知识分子如何被“迫害”，而对之前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论一笔带过，或者忽略不提;其次，他们对毛泽东的能力未免有神化之嫌，政治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尤其是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会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进，任何人都无法完全有效控制，毛泽东也一样。
在迄今为止最权威的毛泽东传记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毛泽东传》中，用了两章的篇幅论述这一问题，标题相同，分上下篇，标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整风反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贡献，而这一著作的形成、修订与整风、反右的全过程基本同时。毋庸讳言，从整风到反右的过程，严重影响了毛泽东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看法。
这两章的叙述首先从波匈事件开始。1956年上半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其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批判，引起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巨大震动。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匈事件”，苏联对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政治动荡采取了强硬措施，镇压了反对派。中国党参与了波匈事件的处理，给苏共提出过不少意见，但是最后苏共仍然决心采取强硬措施。11月10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毛泽东在最后的总结讲话中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后来，他对匈牙利事件产生的原因，作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
毛泽东的这一判断包括对内和对外两方面。对外，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反革命没有搞掉，无产阶级未能在阶级斗争中得到锻炼;对内，是官僚主义，政策上出现错误。在他看来，这两方面的原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波兰和匈牙利国内反对派运动的出现，进而导向苏联干预。
就在这时，中国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1956年下半年，国内经济出现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紧张的情况，一些社会矛盾也表现得比较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在半年内，全国各地，大大小小，大约有一万多任务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少对政府的批评。对这类事件怎么处理，全党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经验。一些干部习惯于按照革命时期的经验办事，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处理罢工、罢课事件，造成了矛盾激化。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将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归结为官僚主义。他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在这个判断的前提下，毛泽东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国内出现的对党和政府的不满的主要根源是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所以要整党。怎么整?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原来的社会矛盾已经解决了，但是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毛泽东将新时期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种是敌我矛盾，对敌人尤其是特务破坏分子要镇压，对人民内部矛盾，也包括各民主党派内部的矛盾，都要用批评的方法。
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毛泽东将1956年称为“多事之秋”，使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前途充满忧虑。一方面，他认为党内存在着“三风”，希望能够通过整风，去除三风;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号召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和广大群众对党进行批评，帮助整风，有可能导致波匈事件那样的结果。但毛泽东还是乐观地认为，只要坚持开门整风，是可以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了中共中央在4月27日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提出自己的想法、意见，也可以给共产党和政府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当时党内一些干部对此怀有抵触情绪，毛泽东还在党内做思想工作。他对干部们表示，知识分子既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他们给我们提意见，我们不要太紧张，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也不要太紧张，太紧了，知识分子就会疏远我们，松一点，知识分子就会向我们靠拢，有利于改造。他认为，过去和知识分子关系的太紧了，现在要松一点。4月，毛泽东在找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冯友兰、郑昕、贺麟、金岳霖、费孝通等人座谈，中间还请他们吃了饭，做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
于是各界人士，主要是知识分子们，开始向党和政府表达不满或建议改进。新闻界也跟进，刊出各种声音。这段时期被称为“大鸣大放”。此举让知识分子们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但是情况很快就出现了变化，出格的言论越来越多。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共产党和中共政府批评的言辞十分激烈、尖锐，有些言论甚至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党天下”等论调，远远超出共产党容忍的底限。
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新中国的管理人才不足，因此大量留用了原国民政府的工作人员。所以形成了在许多地方的机关单位里，留用下来的人负责业务，但共产党干部负责管理这些人。起初，这些人对共产党是十分感激的，但是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也越来越不满。一方面是他们认为主要的工作都是他们在做，共产党的工农干部什么都不懂，是外行领导内行;另一方面，一些共产党干部在进城后确实出现了毛泽东所批评的“三风”问题。因此，当知识分子在报刊杂志上批评党的工作的同时，在机关单位里，开展整风的过程中，也有不少留用的工作人员给党员干部提意见，批评他们的工作作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是夹杂着权力野心的，希望赶走外行的共产党干部，这一点尤其明显地表现为一些著名教授对大学里的党委领导的强烈反感。
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发言和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性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了。有些人公正地谈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他们却被一些人嘲笑为“歌德派”，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五毛”。在这种错误导向下，有人公开在大学里演讲，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党的领导，煽动学生上街、工人罢课。
如章乃器一边对党的领导进行否定性批评，一边提出，要设立“政治设计院”，讨论政治问题，这显然是想用政治设计院来取代共产党的党委领导制度。罗隆基提出，要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纠正以前的政治运动中的错误。人民大学学生林希翎跑到北京大学演讲，说现在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的社会主义”。北京大学每天都有人贴上百张大字报，要求绝对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反对政治必修课等等，一些报刊将这称之为“北京大学民主墙”。五月底、六月初，高校之间开始出现跨校联络，准备上街，一些人公然提出，共产党应该退出机关、学校，公私合营的企业里，公方要退出。
这就意味着，“波匈事件”在中国上演的可能性正在提高。而“波匈事件”的最后解决，是以苏联出兵镇压波兰和匈牙利的反对派的形式结束的。如果中国党面对这种对党的领导的批评不进行反击，继续演化下去，会不会也会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苏联派军队进入中国?正如许多人指出的，中国革命首先是一场民族独立革命，要摆脱列强对中国的控制，因此，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来说，这当然是不能容许的。情况的变化促使党内高层重新认识形势。5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在党内会议上提醒党内同志注意，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要准备反击。5月中旬，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本拟在《人民日报》发表，但最后只在党内做了传达，而未公开发表。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情况进行了措辞严厉的分析，提醒党内要有思想准备。
但直到这时，毛泽东并没有下决心采取反击措施。他对形势的估计仍然是，大部分人批评党的工作的出发点是好的，否定党的领导的是少数，他们正在和共产党争夺中间派。
5月25日，毛泽东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刊登了毛泽东的讲话。在社会上正流行否定共产党领导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这样表态，这是一个明显的政治信号。
6月上旬，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在民革的会议上说，现在有些人只允许自己批评，不允许别人做说明。会后，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威胁说，让他不要为虎作伥，回头是岸，如果共产党只听他这样的人的话，总有一天要走向灭亡。——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都知道的“民主之后杀全家”的先声。6月6日，在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卢郁文宣读了这封信。
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6月7日，他在找即将上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谈话时说，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反击的机会，要发表一篇社论，题目就是《这是为什么?》，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把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思考。6月8日，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社论见报。
社论指出：“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用党报社论的形式公开批评整风鸣放以来的错误言论，这是第一次。这是开始反击的信号。除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6月8日和10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和《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前一个指示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疱)，利益极大。”
《人民日报》社论见报之后，国内各重要报刊接连发表反击右派的文章，反右的形势逐步成熟。6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提出：“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地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势追击，紧紧地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地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
7月份，反击全面开始，报纸上开始点名批评一些在鸣放过程中发表过激言论的人，主要的是高级知识分子，打击面也逐步扩大。6月29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估计，需要在报纸上点名批评的右派分子可能有4000人，到7月9日，毛泽东在另一个指示上将人数上升到了8000人。但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党内已经做好了全面反击的准备，毛泽东也仍然在努力争取知识分子转变思想，如当时《文汇报》已经被点名批评，但毛泽东仍然找《文汇报》主编赵超构谈话，争取他。
中央指示发出后，各地马上行动起来，采取行动。在执行过程中，各地大大扩大了打击面，毛泽东认为全国可能有8000名右派分子需要点名批评，而在反右高潮中的7、8、9三个月中，全国划的右派分子已经达到6万多人。到1958年整个反右运动结束的时候，全国被划为右派分子的达到55万人。这就是说，不仅原来确实说过过激的话的人被划为右派分子，而且实际上连正常的给党的工作提意见的人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到一些机关、单位，实际上就是把给领导提意见的人都划为右派分子。所以，官方党史中对反右运动并没有全面否定，也认为是必要的，但存在“扩大化”问题。
在反右运动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一个看法：反右派斗争，实际上是关于要不要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等重大问题的全民性大辩论。他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已经实现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改造尚未完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由此，他推论认为，今后还会继续存在究竟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将会长期存在。
在改革开放后，当年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虽然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并未采取过度的强制措施，仍然坚持了毛泽东一直以来的“治病救人”的做法，对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进行人身迫害，而是强制参加劳动，以改造思想。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们在反右中的经历不仅未对他们的工作造成负面影响，反而成了他们在新时期的政治资本，通过反复述说自己曾经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来获取社会资源。历史地看，反右运动虽然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但从他们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言论和表现看，许多人在当时被划为左派是并不冤枉的，比如茅于轼经常说，“我是被准确地打成了右派”。说过类似的话的人在今天常常被舆论捧为反体制的英雄。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头来看，毛泽东认识到的两个问题实际上都是存在的。一方面，党内官僚主义倾向在当时只是初步显现，如果无法克服，党内官僚就会变成骑在人民头上的新的统治阶级，如果是那样，革命就白革了;另一方面，通过大鸣大放“挤出了脓包”，说明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但上层领域的意识形态没有改造，走资本主义道路仍然是有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两难的处境，不反对官僚主义，党可能会自己腐化变质;反对官僚主义，则有可能直接导向否定党的领导，同时也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当党提倡给党和党员干部提意见时，右派进攻，党内则不做反击;当中央做出反击的指示后，虽然毛泽东一再强调，主要目的是打击一小部分右派分子，争取中间派，即使对中间派也是要以进行思想改造为主要目标，但在执行过程中，实际上采用了官僚主义的办法，即将中央估计的右派分子的数量当成指标，逐层分解到基层的各个机关单位，到单位之后就变成了领导干部打击报复给自己提意见的人的工具。因为在反右运动中，反对党的领导和党员干部被视作对社会主义的进攻，党内官僚之前的做法便又被肯定下来了：即使他们存在一些问题，至少他们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之后，官僚主义更进一步发展，党外右派分子在政治上被打下去之后，党内官僚一边喊着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但在具体做法上，却逐步走向资本主义，从而使毛泽东有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判断，导向了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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