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批评浩然无关“文人相轻”》一文(载2014年2月27日《文学报》)，我觉得石飞先生既不了解和熟悉建国初期的农村与农民，也不能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农业合作化那段历史。石飞认为建国初期农民对搞互助组、合作社都是“极度抵制”“极其不满”的，互助组、合作化是完全违背农民利益的，还武断地说，在农民愿意不愿意“放弃土地”、想不想参加合作社的问题上，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全部是有悖真实的谎言鬼话”。我这里不说《艳阳天》，因为《艳阳天》写的是高级社阶段，根本就不存在农民愿意不愿意入社的问题。石飞拿《艳阳天》说事，暴露出他对这部作品的无知。浩然是熟悉农村和农民的，他是合作化运动的亲历者、参与者和推动者。上世纪70年代出版的《金光大道》第一部和第二部，写的是1950年到1952年前后中国农村普遍发生过的故事。石飞先生那时几岁?在合作化运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对当时的情况，真的比浩然更了解、更有发言权?他说他读过《金光大道》，但看了他的文章，我对此表示怀疑。也许他粗枝大叶地读过几页，但显然是没有读懂。因为他对《金光大道》的指责，是完全建立在对此书的无知和误读的基层上的。一位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曾经不无惭愧地告诉我，他当年为了完成一篇旨在否定浩然的论文，以便早日获得硕士学位，对浩然的《金光大道》等作品，的确存在着“故意误读”的情况。从网上检索“石飞”的资料，得知其生于1946年。这种有违学术良心的情况，为什么竟也存在于一个老年作家身上?
1994年，浩然在《有关〈金光大道〉的几句话》一文中写道：“《金光大道》写的是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普遍发生过的事情。那时，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生产，把中国建设成符合其纲领和主张的社会，在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之后，随即着手发动分散劳动经营的农民搞生产互助组，进而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再推广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化’。当时党的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金光大道》写的就是‘三大改造’之一的农业改造。具体描绘冀东一个名叫芳草地的普通村庄里，众多不同层次、不同身世、不同命运、不同理想和追求的农民们，在这个‘改造’的运动中，传统观念、价值取向、生活习性、感情心态等等方面，或自愿，或被迫，或热切，或痛苦的演变过程。” 《金光大道》并不是如石飞所说的写了农民一开始就都积极拥护互助合作，都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与觉悟，而是刻画了各色各样的不同阶层、不同性格、不同追求的农民形象。对互助合作，有积极参加的，有热烈拥护的，有徘徊观望的，有消极应付的，也有捣乱破坏的。同样是农民，思想有先进与落后之别，品质有高尚与低俗之别，目光有高远与短浅之别，心灵有纯洁与龌龊之别。刚刚翻身分得了土地的农民，在旧的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下，加之各自的家庭情况不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马上意识到互助合作的优越性，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以及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所以，才有了伟人“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精辟之论。中国农民几千年来走的都是个体单干的小农经济老路，土地的私有的，但为什么把土地视为命根子的许多贫苦农民却恰恰没有自己的土地，而只能给地主当长工，或租种地主的土地而遭受残酷的压榨与剥削?这不正是私有制的弊端或曰罪恶吗?为什么他们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中才能得到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千年梦想?不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解决土地私有和随意买卖的问题，即使在土改后，农村中的贫富两极分化也是迅速的，有的农民因家庭的变故和天灾人祸，不得不忍痛卖掉刚刚分得的田地与房屋，再次沦为新富农阶层的雇佣劳动者。许多翻身户虽然分得了土地，但因缺少耕牛等生产资料，或家中孤儿寡母、老弱病残，缺少精壮劳力，连种子都不能及时播撒，只能眼巴巴地将土地撂荒，看着少数财大气粗的人“发家致富”。互助合作，“穷帮穷来种上咱们的地”，正是为了让中国农民凝聚起来，组织起来，发挥集体的合力，而免于穷困与破产，正是为了让翻身农民保住土改中分得的胜利果实。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外宾时指出：“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后，某些人总是企图以“包产到户”来否定当年的互助合作，殊不知，如果没有当年的合作化运动，土地仍然是私有制，80年代开始并延续至今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又从何谈起?
了解《金光大道》创作过程的同志都知道，《金光大道》并非作家面壁虚构、闭门造车的产物，无论写作前和写作中，浩然都深入群众中做了深入广泛的调查研究。他曾带着《金光大道》的部分手稿到田间地头读给农民朋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正式出版前，还先期印行了几百册“征求意见本”，发送给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学生、文学爱好者、出版社编辑等各阶层人员(其中不少是合作化运动的亲历者)，数次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与建议。试问，古今中外，有哪个弄虚作假、炮制谎言的写，敢把自己尚未出版的书稿如此暴晒在阳光之下，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浩然对收集到的意见与建议认真思考，择善而行。虽然意见和建议各色各样，有些意见也未必合理和正确。但大都对这部作品给予充分肯定与热情赞扬，没有人认为这部书总体上不真实，更没有人认为它是“撒谎”。这就奇怪了，一部大家都认为真实或比较真实的作品，几十年过去了，因了某些人理想的坍塌、信念的迷失和政治上的叛卖、变节，它就变成了“撒谎”和“鬼话”?
浩然、柳青等文学巨匠以如椽巨笔热情歌颂农业合作化运动，尽到了一个共产党人和时代作家的神圣责任。他们是勤勉的，也是真诚的。他们没有撒谎，撒谎的恰恰是当今那些别有用心、肆意诋毁他们的人。可以说，那个时期出版的描写农村生活的小说，在写到互助组、合作化时，几乎没有一部不是持肯定和歌颂态度的。包括赵树理、刘绍棠，也写的是这类作品(刘绍棠的一部写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因他被划为右派而未能出版)。歌颂过合作化运动的大小作家和业余不计其数。浩然成为被某些人攻击的焦点，原因有三：一是他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遭人嫉恨;二是他写得最多，最出色，最真诚，最有影响;三是他没有见风使舵、趋炎附势、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幻而不断“改头换面”，乃至玩弄“道歉”、“忏悔”的骗人把戏。在遭受种种打压和暗算、处境最为险恶的情况下，他依然大义凛然地宣布：“我的信仰不变!”这种信念和气节，一直到他被病魔击倒在床而没有丝毫动摇。
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段历史，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都有相关记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党的历届领导集体的核心也都有精辟的论述。湖北社科专家马社香同志的专著《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百名亲历者口述实录)》也如实记录了这段历史。毛泽东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邓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江泽民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如果不进行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人民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不可能把黑暗的中国变成光明的中国。如果新中国建立以后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就不可能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不可能逐步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像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只能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胡锦涛、习近平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如果说肯定了农业合作化的历史功绩和伟大意义就是“谎言”和“鬼话”，那么，那么多党史工、亲历者都在说谎吗?党的历届领导集体、领导核心都说的是“鬼话”，只有石飞先生才能够代表农民，说的才是“人话”?
面对网友的质疑与批评，石飞辩解说：“包括合作(化)在内的所谓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值得不值得反思?是否蕴含沉痛的教训?——对此，‘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已经给出了答案。”(见3月2日石飞在樊发稼博客的跟帖)他这句自诩为“睡地摸天”的“废话”，恰恰暴露了他根本不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科学内涵。所谓“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其中一层意思就是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背离社会主义。这是对我国社会性质的界定。没有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就没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最主要的是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关系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同时也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毫无疑问，没有包括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内的“三大改造”的成功，中国的社会性质仍停留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哪来的“社会主义”?更谈不上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从总体上全盘否定合作化，否定“三大改造”，是不折不扣的“背离社会主义”的荒谬论调。至于说到“反思”，则没有什么不需要反思，因为任何一场运动，即使总体上伟大辉煌，在细枝末节上也不可能没有失误和缺陷。“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又怎么了?难道就没有失误，没有问题，没有教训，没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吗?
某些人处心积虑否定和诋毁浩然的实质，就在这里：不是浩然“撒谎”，而是他们丧失了信仰和节操，背离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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