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此文是作家王梓夫为《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梁秋川著，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一书所写的序言。）
中秋节前后，我认真拜读了秋川这部写父亲的书稿。这应该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应该是一个艳阳高照的金色的秋天，可是却连日阴沉寒雨，有如我此刻的心情。秋川的文字朴实得如晒垡的土地，又真实得如待割的稻谷。我的阅读在《曾经的艳阳天》的映照下，温暖且湿润，边读边回忆边感叹边思考，想说的话很多，又很难理出一个头绪来。索性“意识流”，先说一件小事。
我自诩具备一个优秀的品质：不沾赌。在我们这个世界著名的麻将之国，到处都能遇到“牌局”，外出开会游玩休闲，总是有人约打两圈儿，我总是很抱歉地说不会。不但不会打麻将，连扑克也不会。就是逢年过节，家人或亲朋兴致勃勃地摆起牌桌，甚至连哄带拉邀我入局，我同样以不会为由拒绝。不但我，我的家人及子女，也同样远离这些不可须臾缺失的“大众娱乐”。有人问我，难道学习这些玩艺儿比写小说还难吗?是不难，在牌桌上站一会儿便能学会，可是我不学。为什么不学，完全是因为浩然老师的一句话。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们这些怀着文学梦的文学青年经常围在浩然老师身边，常常几天在一起摸爬滚打。浩然老师写小说、讲课，我们则跟随左右拜师学艺。有一次在通州宾馆，我们几个人很自然地玩起了扑克，浩然老师进来了。我们客气邀请浩然老师“与徒同乐”，浩然老师却叹息着：大好光阴就这么白白地流失掉了。
浩然老师这句话，肯定让当时的我们很尴尬、很羞愧。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我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同时把当时的尴尬和羞愧也牢牢地记在了心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沾这些玩艺儿了，像远离毒品一样视为“禁忌”。
大运河的文学青年是幸运的，当偏远地方的人还不知道文学为何物的时候，我们便已经像熟悉亲人一样的熟悉浩然、刘绍棠这些文学巨星了。我们是手捧着《艳阳天》，被两位大师一左一右搀扶着走向文坛的，犹如牙牙学语、摇摇学步的婴儿，我们是何等地令人羡慕嫉妒恨啊!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坛上，浩然和刘绍棠是两位神话般的人物。那时候的文化人，哪怕是只读过冬仨月私塾或进过扫盲班的农民，恐怕很少有人没有读过《艳阳天》，继而是《金光大道》，继而是浩然的其他作品。浩然的名字和作品可以说是妇孺皆知。再说刘绍棠，真可谓是前无古人的神童作家。他在潞河中学读初中的时候，他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便已经收入到高中课本里。在美入仙境的潞河校园里，那些自命不凡的高中生在课堂上听老师分析着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写作风格等等之后，便能够在协和湖畔看见文章的竟然是满脸童真的小学弟。
浩然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向读者和中国文坛奉献的鸿篇巨制，一个是他的“文学绿化工程”。
衡量一个作家的文学贡献，不在于他出了多少本书，也不在于他的作品有多么大的市场，更不在评论家和理论家的争辩与评论，而在于他向文学的圣殿里是否贡献了及贡献多少“典型人物”。我们可以忘记曹雪芹，却忘不了贾宝玉和林黛玉;我们可以忘记鲁迅，却忘不了阿Q和孔乙己;我们可以忘记莎士比亚，却忘不了哈姆雷特……这就是典型的意义，是文学永恒的力量。至少，在传统文学和现实主义作品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衡量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对浩然的作品确实存在着一些歧义和质疑。究其实质，这些不完全是对浩然作品的歧义和质疑，而是对那个时代的歧义和质疑。任何作家都会生活在一个具体的时代里，并且都会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和局限。我们不能站在今天的高度去挑剔历史，不能用今天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去否定历史人物。或许我们已经不记得《艳阳天》的具体故事和主要情节了，但是我们记住了萧长春、焦淑红、弯弯绕、马大炮、马立本、大脚焦二菊，这些人物就在我们身边并且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就够了，这就足以说明作品的魅力和生命力了。甚至被不少人指责的“高大泉”，难道不也是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典型吗?
典型在于真实，在于被读者认可，被读者接受。客观地说，浩然所处的那个时代是被许许多多条条框框所限制的，在这诸多的限制中写作，无异于戴着脚镣跳舞。戴着脚镣居然能舞动得多姿多彩，舞动出鲜明的个性和无穷的魅力，谈何容易?浩然能如此，主要是他对生活的忠诚。他一辈子坚守“写农民，为农民写”的承诺，并且把这种信条上升到信仰的程度。观其浩然整个人生轨迹，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没有离开过农民。“为农民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神圣的责任。是土地养育了浩然，是农民成就了浩然，农村既是孕育浩然的襁褓又是他最终的灵魂安放处。浩然是完全彻底的农民作家，中国农民是不会忘记他的。
这是浩然成功的深厚基础和巨大推动力。
再说浩然的“文学绿化工程”。
浩然对农民的感情表现在他与农民的关系上，表现在他把农民作为文学主题上，更表现在他对农村文学青年的发现与栽培上。
我认识浩然老师是比较早的，因为我生活和工作的地区有许多来自冀东的领导同志，这些人大多是他的同乡同寅，保持着很深的友谊。我当时所在的马驹桥公社，党委书记安魁就是浩然的老朋友;我后来供职在县委宣传部，县委书记赵峰也是浩然的老朋友。再加上浩然曾经在通州地区工作很长时间，他便经常到通州来。1974年春天，浩然为了推动农民的文学创作，建议成立由领导、专业人员和业余组成的“三结合”创作组。领导由县委书记赵峰和宣传部长刘荣旺参加，专业人员除了浩然外，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韦君宜及责任编辑许显卿参加;业余则有张树林、张春昱、徐天立和我参加。
非常幸运的是，这“三结合”的每一方都不是挂名的，都是实实在在参与创作的。浩然和许显卿跟我们一起深入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韦君宜，也是经常到农村，一边了解和指导我们的创作，一边参加劳动。整整两年的时间，浩然老师一边创作他的《金光大道》和《西沙儿女》，一边具体地参与我们的长篇小说《晨光曲》的创作，从体验生活、提炼生活、总体构思、创作提纲，都跟我们一起讨论。初稿完成之后，浩然老师首先看了，又请韦君宜、赵峰、刘荣旺一起审查，提出意见并且反复讨论修改方案。责任编辑许显卿则更不用说了，他始终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写一章他看一章，改一章。所以，《晨光曲》出版的时候，属的是“通县三结合创作组”的名字，因为确确实实这是一部集体创作的成果。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版便印了40万册，出版后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应该算是很成功的了，在当时。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浩然所进行的“文学绿化工程”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晨光曲》只是一片小小的实验田。他几乎跑遍了所有的郊区县及北京周边地区，组织文学创作学习班并亲自授课，光是在通州，我们当时统计他已经讲了19次课了，最后一次课是被唐山大地震震散了，这在秋川的书稿中也提到了。除了办学习班、讲课、给业余看稿、改稿、推荐稿，还亲自办起了《通州文艺》、《运河》、《苍生文学》等文学刊物。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便一直在河北三河市，并担任了三河市文联主席。
浩然的“文学绿化工程”花费了他大量的心血，耗费了他大量的精力，当然也取得了令他欣慰的成果。
令我们同样欣慰的是秋川写了一本书，一本让人全面认识浩然的书，一本令人感慨万端的书。
曾经的艳阳天，永远的艳阳天;曾经的浩然，永远的浩然。
2013年9月25日
于通州武夷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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