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问题（节录）：评浩然

　　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问题（节录）——答博士后工作站学者李清霞的访问

　　问：当代文学评价中，你刚才谈到浩然的评价问题。你觉得在新中国文学史编写中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浩然才合适、才科学?

　　答：浩然无疑在新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占有比较重要地位的一个作家。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登上文坛，出版过《喜鹊登枝》等多部短篇小说集，六十年代创作长篇小说《艳阳天》三部曲，文化大革命中又创作有中篇小说《西沙儿女》、《百花川》，到七十年代末出版了他长期孕育和创作的《金光大道》四卷(转帖者注：《金光大道》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出版了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三部和第四部是1994年才出版的);八十年代后他还创作有《山水情》、《浮云》、《老人与树》和《苍生》等中、长篇小说以及“自传三部曲”(转帖者注：《山水情》是1979年首次发表在河北省的大型文学期刊《长城》上的，是浩然70年代后期的作品)。2005年1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有《浩然全集》18卷，计1000万字。可见，他的创作相当丰硕，属于新中国创作最勤奋的作家之一。他一生的创作，基本上都写新中国农村变革的题材。对他的评价和争论涉及如下几个问题：浩然的身份和人品，浩然对新中国农村、包括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描写的真实性，特别是农村阶级斗争描写的真实性，对浩然实践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及“三突出”创作原则应怎样看?

　　关于浩然的身份和人品，主要涉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当时出现所谓“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就指浩然。意思是那时作家中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被揪斗，还能够写作。而且认为他投靠“四人帮”，受到江青的重用，还被内定为“文化部副部长”(转帖者注：所谓浩然被内定为“文化部副部长”纯属无稽之谈)。有些评论家和文学史著作由此认定他的人品“坏”，是“四人帮”的“帮凶”。但文化大革命后，经过组织审查，结论是浩然并非帮派分子，只是犯有错误。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还能写作的作家并不止浩然一个。汪曾祺就改写过样板戏《沙家浜》，黎汝清就写过《万山红遍》，当时还没有成名的刘心武、谌容等都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发表和出版过作品。魏巍的《东方》、孟伟哉的《昨天的战争》也基本创作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然，他们没有受到“四人帮”重视。浩然被江青带去西沙(转帖者注：当时江青并没有去西沙，因而，说浩然被“带去”不实)，并非他投机钻营的结果，而是“四人帮”运用组织名义下令要他去的。他没有识破“四人帮”的反党面目，是他的认识局限。但那时又有几个人能识破呢?!浩然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认识的错误。我们必须把他放在同时代的许多情况差不多的作家行列中去公平地评判他。而不能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或根据道听途说的并不确实的情况来评判。单独苛求于他。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否真实、合理，对此，中国共产党经过全党四千多人的讨论，最后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颁布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转帖者注：应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有明确的结论。即基本肯定1951——1956年合作化运动的成绩。事实证明，那个时期从发展互助组到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都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胡绳在《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一书指出(转帖者注：应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当时的许多统计资料表明，合作社80%以上都增产增收，并且一般都是互助组优于单干、合作社又优于互助组，因此互助合作运动得到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他们积极要求入社。”自然，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却又是符合广大贫下中农利益和愿望的群众性运动。富裕中农开头观望，富农则内心反对，但后来既因大势所趋的政治压力，也因社会心理学所阐明的从众心理驱动，都先后加入了。1956年虽因毛泽东急于求成，发展得快了些，后来又做了整顿和巩固。1957年还是获得丰收。这是由老解放区农村互助组发展起来的运动，也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席卷全国农村的运动。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证明了它的合理性。它获得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就证明它的必然性。由于农业合作化运动，当时农村为我国工业化的资金投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就是存在于当时中国大地的历史真实。到了1958年，毛泽东急于走向“共产主义”，发动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才造成农村生产力的破坏。因为生产关系超过了当时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人民公社化虽然也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的运动，但它是左倾路线造成的灾难。我们必须把它与前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浩然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前期的短篇小说，还是他的代表作《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描写的都是前期的农业合作化，而非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中写的《百花川》除外(转帖者注：《百花川》所写的故事背景是70年代的农村，也就是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村生活，但主题并非“公社化”）。浩然原来就是农民，参加革命工作后也参加过农业合作化运动，还长期与农村保持密切的联系，拥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的体验。他写的基本上都是他所熟悉的人和事。所以，不能说他的描写不真实。何况艺术源于生活又可以和可能高于生活，即使作家在革命理想的照耀下，对人物和情节有所理想化，那在文学的传统写作中也是允许的。

　　现在有些人赞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也不反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却独独反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实在是很奇怪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是世界文学史上为许多伟大作家所采用所实践过的。我国的古典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七实三虚”，就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否则就不会有诸葛亮“多智而近妖”的军师形象，也不可能有关羽那样“义薄千秋”的英雄典型。当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提出，就把积极的浪漫主义作为自己有机的组成部分。世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中的许多经典性的作品都是在遵循这样的口号的背景下创作的。1958年毛主席受到当时群众运动的鼓舞，更加强调浪漫主义的作用。周恩来总理后来解释说，两结合“以革命现实主义为基础，以革命浪漫主义为先导”。我国著名作家梁斌说他所创作的《红旗谱》中的朱老忠的形象，就是实践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有意把朱老忠的形象“理想化”了的。老作家姚雪垠也阐述自己的名著《李自成》中所塑造的李自成的形象，也是有意实践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应该说，无论是朱老忠的形象，还是李自成的形象，都塑造的十分丰满、生动、真实，极有光彩也极为感人，富于艺术的魅力。艺术就是艺术，没有人一定要把《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关羽的艺术形象跟历史上真实存在的诸葛亮、关羽混同起来。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一定要有容纳不同艺术色彩和创作流派的的胸怀，要分析和阐释其不同的艺术特色。艺术作品的高下，关键在于是否提供了生动感人的艺术真实，而不在于创作方法。同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作品，也是有艺术高下的。它取决于作家的艺术才能和生活把握的广度与深度。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作品也如此。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实际也是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以为，浩然采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不应受到责难。正如他后期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苍天》(转帖者注：应为《苍生》)，不应受到特别责难一样。

　　至于“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是从文化大革命中对“样板戏”的修改而总结出来的。见于当时文化部长于会咏写的一篇文章。我以为，作为一种艺术经验的总结，不无借鉴的意义。“四人帮”把它普遍化，要求所有的作品都去遵循，搞成艺术教条主义，这样当然是错误的，应该被反对的。蒋子龙曾说过，那时他想写个短篇小说，只有两个人物，编辑却要他遵循“三突出”原则，岂不可笑!但写个大型剧本或长篇小说，写的人物很多，而且确以英雄人物为主人公，那么，作家要借鉴“三突出”的经验，就并非绝对不可以。因为一个大作品总有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还有更次要的人物，作家不需要也不可能平均使用笔墨。当然，有的作品中主要人物也可能不止一个，如《水浒传》就写了许多英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情节。但就全书而论，最突出的笔墨还是用在宋江身上。我以为，作家创作可以有多种选择，“三突出”也不失为一种选择。浩然在《金光大道》中借鉴了“三突出”的原则，当然受到当时思潮的影响而作的选择，但关键还在于他笔下的人物是否写得生动、真实、有血有肉，使读者受到感动。“样板戏”实际上也不是都做到“三突出”。《智取威虎山》中对扬子荣的突出是成功的。《红灯记》里，李玉和、李铁梅和江奶奶都很突出。《沙家浜》本以阿庆嫂为中心的戏，修改后要突出郭建光，实际上没有做到，最突出最成功的的人物仍然是阿庆嫂。可见，“三突出”原则不是万能的灵药，不是什么作品都可以用。关键还得看作家的才能和生活基础以及本来的创作意图。上面提到的这几个戏，文化大革命前的基础就很好，经过不断修改，精益求精，艺术上是更成熟了。所以今天仍然有许多观众喜欢。当代文学史的著作也不能因为江青曾插手就一概否定它。否则，又是“以人废文”了。

　　社会主义时期的作品描写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浩然的作品所独有的。《共产党宣言》指出，自原始共产社会之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大家知道，阶级斗争的发现者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法国的资产阶级学者基佐。阶级是由于人们在一定生产关系中所占的利益分配的地位而形成的。而阶级斗争不但表现为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还表现为思想文化的斗争。那么，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代，是否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呢?列宁曾指出，社会主义的过渡年代的特点是，既存在共产主义的成分，也存在资本主义的成分。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属于过渡的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国际上存在世界资产阶级的反社会主义的包围，国内原有的剥削阶级，包括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曾有一定剥削的富农，都有待改造。被推翻的民国政府到了台湾后仍然叫嚣和准备反攻大陆。当时国内外存在阶级斗争是客观的事实。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争可以说是当时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我国农村各阶级因利益立场的差别而怀有不同的态度，对合作化的拥护、观望和明里暗里的反对，就成为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作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已基本解决，已非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的矛盾。但会议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仍然存在。事实上也仍然存在。从1956年到1962年的波匈事件、国内右派事件和反右扩大化、蒋介石再次策划反攻大陆以及国内一定范围内出现地主、富农的“变天”思想与行为等，都说明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面对上述现象的过于夸张的认识，导致毛泽东在1962年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为纲”思想。这自然是左倾的不完全符合实际的错误观点。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一定范围不同形式的长期存在，直到今天仍然是事实。只要社会存在贫富悬殊，存在阶级分野，就不可能完全没有阶级斗争。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社会主义的政权正确认识这时期阶级斗争存在的不同实际情况，通过发展生产力，缩小贫富差距，不断调整和控制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各种矛盾，达到将来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脑力体力劳动差别都消失的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即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没有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社会。

　　如果上述观点属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话，那么，我们就比较能够理解浩然这样的作家为什么会在他们的作品中描写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的阶级斗争了。《艳阳天》和《金光大道》所写的农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那个时期农村生活的现实存在，虽然，《艳阳天》受到“阶级斗争为纲”观点的影响，有过于夸大阶级斗争之嫌，却不能说它的描写根本不真实。现在有人从西方人道主义的立场根本否定阶级斗争的学说，也从这样的立场去否定浩然的创作，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上面说到，文化大革命中浩然有过左倾的认识错误，这在《百花川》的写作中尤为明显。但评价一个人和一个作家，我们都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要看他的全人、全部表现、全部历史。文化大革命期间还是北京市的作家，后来任过文化部副部长和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的高占祥认为，“文艺是一个时代的记录，是一个时代的足迹。浩然这样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正是尽到了一个作家的职责。试想，在那个年代，不写阶级斗争，不写路线斗争，还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作家吗?浩然还能成为浩然吗?浩然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他的人品、作品都是上品。”(见高占祥《〈浩然全集〉序》)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了解历史情况，也比较理解浩然的作家和党的领导干部，对浩然的负责任的评价，可以供我们文学史家参考。当然，文学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也需要指出浩然的作品所存在的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局限与缺陷。我想对于浩然的评价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实际上同样适用于类似作家的评价。那个时代，柳青、周立波、李满天、胡正、陈残云、克非、王杏元等都写过农村的题材。文学史家应该在同一平台上把他们放在同一批评标准下去予以公正的评价。而不应对浩然一个尺度，对类似的其他作家又取另一尺度。

×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