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石飞先生2014年2月27日发表在上海《文学报》上的文章《批评浩然无关“文人相轻”——与樊发稼老师商榷》一文，我感到，石飞一是对浩然的为人不了解;二是对中国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社会真实状况不了解，三是对浩然的作品更不了解(石飞说，他对浩然的代表作《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全都读过，我对此表示怀疑——道理后面再讲)。石飞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毫无新意。他的这些说法，都是以前批判浩然的一些人，已经说过无数次的话。只能说他的话是人云亦云，拾人牙慧。
石飞说：樊文“存在近乎常识性的谬误。”其实，真正存在谬误的，不是樊文，正是他自己的文章。比如，他的文章中说：“包括浩然的两本‘巨著’在内的，所有以农业合作化为背景的文学作品, 只要是反映农民自觉自愿要求入合作社、心甘情愿放弃土地的，无不是用文学手段图解当时的极左政策。”就存在“常识性的谬误”。这里所谓的两本“巨著”，自然指的是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凡是读过《艳阳天》的人都知道，《艳阳天》写的是1957年麦收前后几天内的事，故事是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为背景，反映的并不是农民是否愿意入社的问题。由此便可以证明，我上面所说的，石飞根本就没有读过《艳阳天》，即使读过，怕也是囫囵吞枣，不得要领。
石飞文章的重点，是说浩然描写互助组、合作社的作品都是“撒谎”。并以他自己的家庭为例说：
“我的户口是1958年初转入县城的，祖辈生活在城郊农村。农民对于土地合作化的态度，我是深有体验，深有感触，他们的情绪极端抵触，他们的态度极其不满。可以说，没有农民心甘情愿把自家祖祖辈辈辛苦积攒下来的土地(包括土改分得的)拱手奉送给农业合作社的。亘古以来，土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舍不得放弃，天经地义，合情合理。”
“在农民愿意不愿意放弃土地、想不想参加合作社的问题上，浩然的‘巨著’全部是有悖真实的谎言鬼话。”
据知，石飞出生于1946年，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农业合作化时期，不过六七岁，也许是由于他的“早慧”，六七岁时，他就对“农民对于土地合作化的态度，深有体验，深有感触”。他又质问樊发稼先生：“樊老师也是农家子弟。敢问，合作化时期，您老家里是自觉自愿把土地交给合作社的吗?如果不是，那浩然连您的家庭也没代言。”对此，我不知樊发稼先生做何回答。不过，我倒是可以以我的亲身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有我印在书里的《小传》为证：我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而且在土改中被划为贫农成分，也正是在土改中，我和母亲分得了几亩土地。我出生于1936年，比石飞整整大十岁。当石飞还是个六七岁的孩子时，我已经是个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了。我虽愚钝，但对当年的情况却还清楚的记得，浩然书里所写的情况，正是为我的家庭做了“代言”。因为我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两个人。1947年，我11岁参加了革命，到河北省军区办的一家工厂去做工。建国后，组织上又送我入学读书。家里就留下我母亲一个人。虽然在土改中分得了几亩土地，却没有牲口，没有农具，每当耕种时，就要到处求亲戚帮忙，或是像《金光大道》中所描写的那样，雇人、借农具耕种，十分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把土地交给农业社，从此，耕种时再不用到处求人、雇人、借农具，自然是心甘情愿、求之不得的了。据我所知，像我家这样的情况，也绝非特例。要知道，当时有些农民虽有了土地，但没有牲口、没有农具的家庭是为数不少的。当然，不愿意把土地交给农业社的家庭也是有的，正因为如此，李准才在1953年写了《不能走那条路》这篇小说。在浩然的《金光大道》中，也并不是写的所有农民都积极要求入社，而是有积极入社的，有犹豫观望的，有顽固抵制的，甚至搞破坏活动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去做工作，以至和那些搞阴谋破坏活动的人去做斗争。这正是忠实地反映了当年农业合作化过程的实际状况，怎么能说成“全部是有悖真实的‘谎言’‘鬼话’”呢?难道说，石飞一个人童年的感受，一个人现在的臆想，就能代表全国几亿农民当年的想法吗?石飞这样说，是不是太主观武断、太不顾事实了?用他批樊发稼先生的话说：“是不是有点太霸道了”?
自从1977年冬，广东的李冰之(于逢)开始向浩然发难以来，一些人即随之跟风。骂浩然;诋毁、歪曲浩然的作品，似乎成为一股时髦的潮流。这些骂浩然的人，有的认识浩然，有的不认识浩然;有的读过浩然的作品，有的没有读过(即使草草读过，也根本没有读懂)。浩然健在时骂;2003年浩然重病后，不能自己发声了，他们继续骂;2008年浩然去世了，仍然在骂;至今，浩然已经去世了六年有余，像石飞这样的人，还是在接着骂。真如一位评论家的文章标题所写的那样：“追到黄泉骂不休”。当然，如果真是浩然的作品有缺点，有错误，予以实事求是的批评，是正常的，是无可厚非的;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非要把浩然的作品故意歪曲后，作为靶子，来加以攻击。比如，明明《金光大道》写的是从1950年农村搞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1956年农业合作化完成的历史过程，根本没有涉及后来的“大跃进”、“公社化”，有人却硬说它歌颂了“大跃进”、“公社化”。这些人这样歪曲浩然的作品，如果不是无知，就只能说是居心叵测了。因此，不能不说这是一股歪风。是一切正直的、有良知的读者和评论家所看不下去的。当然，这只是一股逆流。主流还是对浩然的为人和作品的肯定与赞扬。如对浩然的作品做了深入研究的评论家刘国震，就以一系列有理有据的评论文章和《感悟浩然》一书，对那些强加给浩然及其作品的污蔑不实之词，做了驳斥和澄清。和浩然有过较长时间接触、对浩然有着深刻了解的作家吴汉宾，也在他的《记忆浩然》一书中，对浩然及其作品，做了真实客观的描述。这样为浩然仗义执言、为浩然辩诬的评论家还有许多许多(其中，樊发稼先生就是一个)，他们都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文章，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浩然，对浩然的作品，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然而，那些骂浩然的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再散布他们的歪理邪说。不知这股歪风还会刮到何时?不过，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广大读者和有正义感的评论家眼睛是雪亮的。无论他们怎样对浩然及其作品大泼污水，都丝毫遮蔽不了浩然及其作品的光辉。
2014年3月2日晚匆草，3月3日晨改定。
(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作协名誉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诗人)
拓展阅读：刘国震：不是浩然“撒谎”，是你们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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