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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一化三改”

九江春 · 2014-01-18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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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农民走集体化道路。

 

  玖江春:老母猪想起万年糠

  ——我想起了“一化三改”

 

  【引子】

  习主席主政后,说出了一句我认为最为耳目一新的话:“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是改开三十年来我听到的一句寓意最深的话。不说是石破惊天吧,至少是在新时代的回音壁上轰隆作响,久久不绝于耳。

  通过思考、推理、判断,我认为这句话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史册上伟人的名言了。

  过去,听到最多的是前三十年如何的“浮夸”“冒进”“极左”“崩溃”“贫穷”“灾难”…,后三十年如何“砸三铁”“奔小康”“先富论”“鸡的屁”“救美国”“黄金年”…。这些话是三十年不绝于耳的主流声音。开始的时候,听得很新鲜,过了一段就习惯了,再后来就反感了——话说多了,就是废话。

  我对习主席的这句话很迷信。我不是迷信他的身份,我迷信他的家庭出身。

  他是红二代,父亲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全程参加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那么,习老肯定会言传身教留给他孩子很多共产党的“东西”。习主席也肯定从他父辈身上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共产党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他父亲留给他的遗产。这笔遗产是难以用金钱来计算的。

  所以,我就苦苦的思索…,习主席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一点肯定,绝不是说着玩的。可我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突然想起来一个思路,既然“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我为什么不去看看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呢?

  通过查阅资料,有一件大事锁定了我的神经,这就是建国初期我国的“一化三改”,这真是“老母猪想起万年糠”啊!

  “一化三改”,是建国初期的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建国初期可能毛主席还不是“暴君”也没有“独裁”呢,所以,这个总路线虽不能冠以“集体智慧的结晶”吧,至少是老一辈革命家们(当然包括习老)的共识。因此,这个“一化三改”在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都是具有相当的分量。

  那么,什么是一化三改?它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一化三改?它有哪些历史意义?

  自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奋斗目标——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从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井冈山根据地;红色苏区;万里长征;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这个目标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牺牲了一批又一批的英雄先烈,终于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实现了共产主义者多年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了有步骤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工作之后,1952年底,中共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是一化三改。

  “一化”,社会主义工业化。

  “三改”,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

  由于我的“学业”尚未完成,本文只能谈谈我对农业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粗浅认识。

  【概况】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

  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我国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又一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变革和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通过合作化道路,把农村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1953年春,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获得土地的农民有着极大的生产积极性,但分散、脆弱的农业个体经济既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又有两极分化的危险。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们当时达成共识:只有将一家一户的自耕农组织起来互助合作,才能发展生产,实现共同富裕。

  1953年,中央先后发布了《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引导、鼓励农民们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走集体化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历史背景】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中农化”。在老解放区,由于种种原因又出现了土地买卖和两级分化的现象。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农民得到土地后,下一步该怎么办?根据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必须进一步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农民引导到互助合作的道路上来。

  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原来都建立了互助组(互相帮助的组织),后来,发生了土地买卖和两级分化现象,有的地区的互助组就瘫痪了。1950年7月,山西省委组织考察组到武乡县进行考察后写出了《山西武乡农村考察报告》,同年,山西省长治地委也写出了《关于组织起来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这两个报告都是一个观点,认为要解决互助组消沉涣散的问题,必须给互助组增加新的内容,以激发活力,才能够有效的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增加生产。

  那么,这两个《报告》所说的增加“新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要把互助组转变成“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将原来互相帮助的组织(互助组)推进到合作组织(合作社)。

  山西省委在写给华北局的《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中还主张用“增加公共积累”“扩大初级社按劳分配的比重”等新因素,限制富农发展,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逐步动摇、削弱直至根除土地私有化。

  刘少奇和华北局对山西省委的上述主张坚决反对,在回复《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时,对山西省委提出了严肃批评,他们认为山西省的做法是“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犯了两方面的错误:

  1.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而不是去“动摇(土地)私有的基础”。

  2.搞农业集体化,那是将来的任务,并且要依靠国家工业化的强大和农业机器大规模的使用为条件的。后来,他在不同场合的讲话都是这个观点。

  但是毛主席不同意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并明确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在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期就出现了“走集体化”道路”还是走“一家一户小农经济道路”的争论。

  后来,经过论证,毛主席的意见得到了高层领导人的共识,从而在中央统一了思想认识。并且对1951年9月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进行了修改,于同年12月,将这个《决议(草案)》下发各级党委试行。1953年2月毛主席对这个《决议(草案)》又做了进一步修改后,正式将《决议(草案)》发给全党实施。

  【两个积极性】

  土地改革后,农村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状况。这时由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力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解放。

  但是,毛主席认为一家一户的农民靠单干增产的能力是有限的,必须发展互助合作,毛主席认为“合作”比“单干”强。不仅如此,毛主席把这个问题上升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他认为土改后的农村阵地,“社会主义(即集体所有制)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

  毛主席认为,资本主义也可以增产,但时间会更长,而且是一条痛苦的道路,农民又会两级分化。他反对资本主义方式的增产道路,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增产。他认为:在土地革命完成后,农民已经不再满足于过去了。所以,共产党要有新的政策和方法给予农民,让广大的农民进一步获得利益,这个政策和方法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他指出:以前那个反地主、打土豪、分田地的联盟是暂时的,土改后农民又会发生分化,所以只有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民富裕起来了才能进一步巩固工农联盟。

  这时,有一些地区,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两级分化的现象。一部分农户由于天灾、人祸又陷入贫困之中,还有一些鳏、寡、孤、独的贫困户的困难,仅仅依靠互助组根本无力解决,因此,他们不得不出卖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当时有一首歌谣:“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真实展现了“单干户”的窘境。

  毛主席认为:为了防止少数农户又走向贫困化,为了阻止农民卖田卖地,唯一的办法就是搞合作化。他不断地强调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毛主席还认为,对土改后的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不仅必要,而且也是可能的。

  他提出,土改后的农民有两个积极性:

  一是作为个体经济、小私有者的农民,为了自己的利益,有自发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一是作为劳动者的农民又有互助合作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笔者认为,毛主席看到的这两个积极性,前者是不健康的积极性,后者是健康的积极性。

  对农民的这两个积极性,毛主席指出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追求个体经济利益的积极性(不健康的积极性),并且要求在政策上巩固地联合中农,允许富农经济的发展。

  但是他更多的是强调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健康的积极性),应趁热打铁立即进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

  当时,共产党在农民中的威信是空前的。只要是共产党、毛主席说的话,农民都相信,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

  毛主席虽然积极地倡导农业合作化,操作起来的时候还是很谨慎的。在1953年11月4日的一次讲话中,毛主席强调了办合作社一定要切合实际,应考虑到可能性,也就是办合作社的条件问题。包括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干部条件。

  可是在办社条件是否成熟问题上,党内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识认为,农民刚刚获得土地的,具有小私有者性质的农民在政治上还没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准备。并且还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小农的基础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应该是在国家实现工业化之后。

  毛主席却认为可以先合作化后机械化,他还提出要破除没有农业机器不能办社的迷信。毛主席指出:有些人只看见合作化必须有机械化,而没有看到机械化也需要合作化,没有看到只有农业增产了才能给工业提供物质基础。建国初期,工业化的资本积累主要靠农业。他认为,农业生产搞不上去,就不会有工业化,反过来也就不会有农业的机械化。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组织形式】

  我党确定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合作社。

  毛主席认为,为了逐步提高农民的觉悟、逐步地使农民适应新的变化,避免大的震动,合作化道路应该谨慎。他提出了“三步走”:

  一.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首先组织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几户或十几户在一起的农业生产互助组;

  二.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号召农民组织以土地、农具、牲畜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小型的带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

  三.在生产发展和农民觉悟进一步提高的基础上,组织大型的、按劳分配的、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

  他强调,在一般情况下都应该遵循上述步骤。同时他也认为,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允许农民们“走直路”,直接搞合作社。

  【农业合作化高潮】

  合作化的初期,在发展速度问题上,毛主席是持谨慎态度的,他一再强调要注意“条件是否成熟”。他认为,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快一点,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就慢一点。

  在合作化的过程中,有的地区积极性很高,积极推进合作化进程;有的地方积极性不高,合作化进程进展的缓慢。毛主席警觉的认识到,这就一定会出现“左倾冒险”和“右倾保守”。他不断地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在“反右”的同时也要注意“防左”。他强调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强调控制发展数字和合理地摊派;强调要积极引导、稳步前进,建社要合乎章程。他特别提出要正确对待中农。指出对待小农经济只能是改造,而不是消灭。

  他认为,检验农业合作化成败的关键主要是看是否能增产,看新的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发展。他强调发展合作社要做到数量多、质量高、成本低,并一定要达到能够增产的目的。

  根据以上原则,他认为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先进地区与落后地区…等,应分别对待,有所不同。

  由于党的合作化之路符合广大农民的愿望,全国农业合作化出现了全国性的积极性。1955年7月,毛主席认为全国农村形势发生了变化,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毛主席的这个判断是根据基层报送上来的一批又一批报告得出来的。他对每份报告都仔细研读,并作了比较详尽的批语,这些批语得出的结论就是,农村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已经到来或即将到来。为了迎接这个高潮的到来,毛主席主张由上面派出大量干部下农村去指导和帮助合作化运动。

  在农业合作化热火朝天的时候,浙江省对合作化却采取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一下子解散了共约四十万农户的大批合作社。毛主席认为这是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表现,说这是一种前怕狼,后怕虎的小脚女人思想。他强调说,群众运动已经走到了领导的前头,而我们的一些领导却跟不上运动。他批评了当时负责农村工作的邓子恢同志。毛主席认为邓子恢错误的性质属于右倾;属于经验主义;认为他是代表了富裕中农和富农的利益。毛主席的名言:“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73页)正是在这时说的。应该相信群众什么呢?那就是要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着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

  批判小脚女人之后,毛主席认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合作化要大发展,这是广大农民的要求;

  2.晚解放区、山区、落后乡、灾区都能发展合作化;

  3.少数民族地区也可以办(合作)社;

  4.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也可以办社;

  5.办社容易,巩固也不难;

  6.没有农业机器不能办社的迷信也能完全破除;

  7.合作社不能随便解散;

  8.如不赶快上马(办合作社),就要破坏工农联盟…。

  到1955年的12月下旬,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七千多万农户响应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合作社。毛主席兴奋地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2页)他认为:“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2-223页)

  【合作化道路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合作化以后,证明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的材料很多,网上都有这方面的资料、文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查看。在这里,笔者仅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供大家参考。

  〖大寨〗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改开后为“乡”),地处太行山麓。

  1964年的一句“农业学大寨”,使大寨成为靠集体的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样板。大寨精神被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农村推广,从而也让大寨在中国乃至世界闻名十几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样板被小岗村摘取了。

  大寨的地理自然条件非常不好。这里穷山恶水,七沟八梁一面坡,自然环境恶劣,群众生活十分艰苦。

  解放后,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农业合作化以后,以陈永贵、郭凤莲等为带头人的大寨人决心改变落后的面貌,敢于战天斗地,艰苦奋斗,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建设了层层梯田,并通过艰巨劳动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

  1953年,大寨实行农业集体化第一年,就制定了改造大自然的规划。他们凭着扁担、箩筐、锄头、铁镐,在土石山上开沟造地,平整田地,蓄水保粮,抗旱防涝,用秸杆还田,增施农家肥,改良了土壤,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

  1952年(合作化以前)大寨粮食亩产237斤,1962年(合作化以后)即增至亩产774斤。

  1963年8月,大寨遭受特大暴雨,冲垮100条大石坝,颗粒无收的耕地180亩,冲塌了113孔窑洞,倒塌房屋77间。灾情十分严重,但是,大寨人没有气馁,他们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物质,依然依靠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仅用一年时间,就医治了这场毁灭性的灾害。

  大寨大队不仅正确的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在逐渐改善社员生活的同时,还向国家交售粮食175万斤,每户平均2000斤,他们的奉献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不愧是农业战线上艰苦奋斗的典型。

  周恩来总理把大寨的基本经验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1964年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从而成为全国农业的一面旗帜。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大寨精神得到发扬,大寨经验得到推广。

  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担任了国家的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

  改革开放后,大寨人没有分田到户,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之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里参观,看看集体化道路究竟有没有前途。

  小岗村前书记沈浩曾带领大包干带头人去大寨参观学习,看到大寨欣欣向荣的景象,沈浩感慨的对郭凤莲说:“你们大寨是干出来的,我们小岗是按出来的”。这是沈浩离开这个世界前,留给中国人最后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沙石裕〗

  沙石峪村位于遵化市东南20公里处,是全国闻名的当代“活愚公”村。20世纪 60年代,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北方农业的一面旗帜”。

  沙石峪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沟,素有“土如珍珠水如油,满山遍野大石头”之称。过去仅有贫瘠土地5.3公顷,亩产粗粮30余公斤,人们连肚子都填不饱。

  解放后,沙石峪村村民热爱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农村土地改革后,沙石峪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毅然决然的走上了合作化之路。在第一代党支部书记张贵顺的带领下,硬是肩挑臂挎,从石头缝里取土,在青石板上造田,创建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世界奇迹,共造优质梯田33公顷。

  敬爱的周总理曾于20世纪60年代先后两次陪外宾到该村参观视察,给予很高的赞誉,并先后有120多个国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来该村参观访问。

  改革开放后,沙石裕人没有分田到户,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之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那里参观,看看集体化道路究竟有没有前途。

  〖红旗渠〗

  红旗渠,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河”。

  红旗渠是一个人工修建的灌渠名称,(英文名Red Flag Canal)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林县,林县处于河南、山西、河北三省交界处,历史上严重干旱缺水。为了改变因缺水造成的穷困,林县人民从1960年2月开始修建红旗渠(原称“引漳入林”工程),竣工于1969年7月。

  据计算,如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绕行北京,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没有集体的力量是根本做不到的。

  林县是个土薄石厚、水源奇缺的贫困山区。“水缺贵如油,十年九不收,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是旧林县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以“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决心,从农村合作化后的1957年起,先后建成英雄渠、淇河渠和南谷洞水库弓上水库等水利工程。但由于水源有限,仍不能解决大面积灌溉问题。

  “引漳入林”是林县人民多年的愿望。20世纪60年代,经过豫晋两省协商同意,后经国家计委委托水利电力部批准,在省、地各级领导和山西省平顺县干部群众的支持下,在各级水利部门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帮助下,县委、县人委组织数万农村社员,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精神,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质极端匮乏的条件下,人民凭着“重新安排山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逢山凿洞,遇沟架桥,苦战十个春秋建成了“生命之渠”红旗渠,渠线纵横1500多公里,被誉为“人工天河”。

  红旗渠以漳河为源。渠首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总干渠长70.6公里,渠底宽8米,渠墙高4.3米,纵坡为1/8000,设计最大流量23立方米每秒,全部开凿在峰峦迭嶂的太行山腰,工程艰险。

  19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1995年4月1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参观红旗渠青年洞,高度评价了林州(改开后改为州)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并讲到“红旗渠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仍需要大力弘扬”。

  1996年6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对红旗渠进行视察后语重心长地说:“林县人民了不起,红旗渠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典范,不仅给后人留下了可以浇灌几十万亩田园的水利工程,更重要的是留下了宝贵的红旗渠的精神。这不仅是林州的,河南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国家,民族的精神财富。”并亲笔题词:“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

  红旗渠悬挂在巍峨雄峙的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八米宽的红旗渠从山中穿过,各种文物点缀其中,天下一绝“一线天”有胜黄山,峨嵋之誉;情景交融“阳凤垴”可环视四周,触景生情,情趣满怀;胆颤心惊“铁索桥”,可凌空倚云,飘若天仙;攀崖悬壁“凌空栈道”,可体现艰苦创业的雄心壮志;轻松潇洒“滑行道”可与上山的艰难形成极大的反差。由分水苑风景区乘车上行30公里,可到达青年洞风景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处就是豫、冀、晋三省交界处,有“鸡鸣一声闻三省”之说的牛岭山村。到此一游,既可观赏太行“雄、险、奇、秀”之美景,又可通过红旗渠等艰苦创业的实物使人们进一步领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真谛,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真实写照,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

  红旗渠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的红旗渠人仍然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建立了红旗渠影视网,继续宣传红旗渠文化,希望能将这个文化发扬光大;“团结协作,无私奉献”仍旧在当代红旗渠人心中广为流传,并且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粮食大丰收】

  从1952年合作化至1982人民公社时期(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除外),我国的粮食年年增产——尽管每年增长的幅度高低不同。网上有大量的资料可查。

  【伟大意义】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为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创造了条件。

  【结束语】

  文章写到这里就算结束了,但也没有结束。

  我还是久久不能平静;我还在深深的思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究竟是走小岗村的路?还是走华西村的路呢?

 

  中国红友会—九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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