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正燃——农村合作化又胜出一局
云淡水暖
全国农村的分田到户大潮，已经过去20几年了，经过这几度风雨几度春秋，人们发现，当初“顶住”不单干的少数农村集体化单位，日子都过得还不赖，当被誉为“农村改革领头羊”的小岗村还在温饱线上努力前行的时候，少数至今仍然保留“古董”式的集体化组织模式，甚至连称呼都不变的村庄，已然站在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行列前头，比如，广东省中山市崖口大队，至今保持着生产队、大队两级组织结构，社员按工分分配，人均年收入保持在9000多元。此外，崖口大队每年还会存几十万斤的储备粮，剩下的粮食以口粮方式分给社员。比如河北省周家庄人民公社，仍沿袭集体经济的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模式，2005年人均纯收入5000余元，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近一倍。
但专家学者们说了。那只是极少数“异类”，依靠的是特殊的人文、地域背景，而从全局来看“三农问题”的依然严峻，专家学者们言明了尚有“体制性”的突破待发动，反正这些年来一有问题，专家学者们就抬出“体制”，草民想，已经退到头了，还能够怎样“体制”呢。而身处农村的农民们也在试着改变自己的思路，“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就在羡慕南街村、华西村之余想搞某种模式的“集体化”，结果招来农村问题“专家”的好一顿数落，“重新走回原来的集体经营制度。在我看来，小岗村的领导人有些迷糊。”（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那照着专家学者们的愿望，怎样才能解决“三农问题”呢，按专家学者们的七嘴八舌，大概应该是将所谓“土地承包”再进一步“深化”为彻底私有化，然后，土地可以自由通过“流转”集中到“大户”手中，农民拿着卖地的钱，“转换身份”到城市成为“市民”。而草民以为，恐怕这样一来，就彻底断了农民的后路，在城市的农民工内心之所以还有一点点“底”，恐怕就是那两亩薄地了，城市到目前为止，何曾“真心”地敞开胸怀接纳过农民工，前不久广州的调查表明，大多数“白领”希望提高“门槛”，限制流动人口进入（说白了就是农民工），这里面不光是阶层的排斥心态因素，城市的承载力等也在限制着农民的真正“转换”。
毕竟农村已经是一片小农经济的莽原，而在这莽原之中，据说还“残存”着点点星火，就是保留了集体经济模式的数千个村庄。但事物的发展总是蜿蜒曲折的，或者说是螺旋状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近些年来，关于合作化、组织起来搞农业的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在上海的松江区，竟然从星火而燃起了一小片燎原之势的热烈之焰。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2005年松江区成立合作社28家，2006年新成立50多家。到2006年年底，松江总共88家合作社，耕地面积25.62万亩，带动了农户6000户。合作社成立以后，生产由村里合作总社提前规划，种植收割都由村里组织机械化操作，形成规模化经营。（《第一财经日报》“11个上海农民的年薪与一场农村变革”）
可以看出，松江的实践，是经过反复检验的结果：
其一，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需要，一家一户的单干模式，个人管个人，耕作成本高，风险大，盲目性大，一旦在市场、流通、技术、物资等某个环节遇到困难，一支筷子和一把筷子的抗御能力是天壤之别，什么地方种植什么，什么时候种植，什么时候防治收割，都是村里合作总社提前规划好，种子、肥料、药水都由村里提供，种植收割都由村里组织机械化操作。
其二，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需要，当初搞集体经济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农业机械化作准备，打基础，后来把大田分为巴掌大的无数小块，绝对不利于机械特别是大型机械的展开耕作，而一家一户搞机械化，无异于增加了机械化的投入成本和降低了其效率。
其三，专业化分工的需要，合作社把土地集中起来，由耕作能手集中耕作，成为“职业农民”，其他人可以腾出手来干自己能够发挥的工作，而因为是合作社，土地产生的效益和成果，为大家分享。
其四，农田、农村基础建设的需要，实践证明，在单干模式下，农田水利建设基本是在吃集体经济时期的老本，单家独户投不起，集体也投不起，政府投入如天女散花，而在松江区马桥村，合作社与镇政府联合投入，2003年，村里水利设施、农田道路、沟渠等的总投入是20多万元，2004年总投入是50万元到60万元，2005年总投入是100多万元，2006年300万元左右，2007年200万元左右。
其五，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民何四云合作化后的收入，比合作化前增加了四倍，分红表草稿显示，何四云的年薪金额是11553元。除此之外，加上以入股村民的身份享有今年队里土地丰收的第一次的分成，全部算起来估计有2万多元。何四云说“以前，我和我老太两个，光靠种地，每年最高收入3000多块，另外打打最简单的零工，最多不超过5000块。”。在实惠面前，搞合作化的示范效应扩大了，农民的信心也十足起来。
其六，政府要强力推动，如同当年的分田一样，松江的组织起来，也有赖于政府部门的思维转变，松江区区长孙建平的说法颇有幽默感：“当初分田到户是时代需要，如今合起来搞农业合作社也是时代需要。而松江区增加农民收入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徐磐石的说法更多的是使命感“合作社的成立，表明农村经营主体的变化，是农耕组织方式与经营方式重大变革，大大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重要开端。”、“从改变农民开始，农村一场根本性的变革正在深入推进。”
有人说分田单干是“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而实践再次证明，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的道路只能通过组织起来实现，这次，合作化又胜了一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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