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文化大革命
——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话题是由所谓“文革道歉”引起来的。
2013年，几家报刊兴风作浪，上演“文革道歉”的闹剧，再向文化大革命发难。后来发现这是一条只能用于“自缚”的“火绳”，就不怎么“玩”了。
“道歉”的“高潮”，可怕要数陈小鲁的道歉了——闹出不小的“动静”：不仅高调亮明他是“陈毅之子”，还说他是“八中校革委会主任”、“‘造反派’学生领袖”。
议论文革，如果是严肃的，是要“认知”文化大革命，就要牢守实事求是的底线。如果不是，那就另说了。
《红旗》改成了《求实》，可见“求实”也是一面旗帜。如果不能“是事求实”，就谈不上“实事求是”了。
比如，陈小鲁不是八中校“革委会主任”！他应该是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或者“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学校“革委会”是学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八中成立革委会的时候，陈小鲁应该不在八中。就是在八中，有了他所“道歉”的那些言行，也进不了“三结合”，更不可能做学校“革委会主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简称是“文革会”，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老文革”、“老文筹”，是工作组包办成立、操纵活动的“御用工具”。
陈小鲁也不是“‘造反派’学生领袖”。“造反派”是从工作组和老文革统治下冲杀出来的革命师生，恰恰是老文革的“对立面”。
报纸的鼓噪歪曲了历史的事实，还是“把水搅浑”的老手法！这一“浑”，就把工作组、老文革造的“孽”，硬栽到了“革命委员会”和“造反派”的头上了！
过去的报纸出了错误，甚至错字，都要“声明更正”，向读者“道歉”；现在的报纸出了这样的“花活”，又被读者指了出来，却不见道歉，也不见相关方面的更正：报纸的光环在消失！
使陈小鲁们“道歉”的那些作为，发生在“五十多天里”，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围攻、批斗、站桌子、跪板凳、游街、抄家、戴高帽、挂黑牌、喷气式、拳打脚踢、限制自由、强行囚禁、摧残致死人命，挑动群众斗群众，全都肇始于这个“工作组时期”。在撤销工作组的时候，刘少奇和邓小平承担了责任，陈小鲁们至今仍“愧疚于心”的行为，没有被追究，他们被“原谅”了。
在今天，陈小鲁们自思、反省，追悔、惭愧，都可以理解，都在情理之中，但是拿出来“演”，就太“作秀”了。有些人想要由此抹黑文化大革命，恐怕不能如愿，只不过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枉费心机罢了。
议论文化大革命，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无论是说好还是说坏，都要尊重事实、弄清事实，不能笼而统之。要总结、汲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就不能由性而发、由兴而发。若要发表出来，更要有认真的负责的态度。
邓小平说，对文化大革命“宜粗不宜细”；毛主席可就不是这样说的。毛主席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毛主席说：“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毛主席说：“要过细，粗枝大叶不行，粗枝大叶往往搞错。”
对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单位”、延续十年之久、七八亿人口规模的群众运动，只说现象，不说过程，不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不说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盾和斗争，不分主流和支流，看不见革命和反扑，不认清人性“恶的表现”和盲目冲动的差别，不区分领导者的失误和故意破坏的不同，就不可能作出中肯的评价，就不能有正确的结论。
比如有人说，毛泽东武断、专断，听不进不同意见，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可是他们不说毛泽东曾经拿着宪法和党章为自己争取发言权，不提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许多权力——各省各地方党委，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了”（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不说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政治局、中央全会的决定。
毛泽东是人民的领袖。他不但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地主资产阶级压迫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他也反对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压迫广大人民群众。他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不是武断、专断，是为人民保权、争权；不是听不进不同意见，是拒绝采纳错误的意见！
要“认知”文化大革命，就要实事求是。这个“实事求是”，是毛主席重新阐发的意义，即：“‘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不同于《河间献王传》中的原意，也与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有别。
毛主席对“实事求是”的这个解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指出：要获得可靠的认识，就要去“研究”；研究的对象和基础，是“实事”；研究的目的，是洞察“事物的内部联系”，获得“规律性”的认识。“研究”，就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要站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用历史的、唯物辩证的观点进行分析。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站在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不是唯物地、辩证地、历史地去看，就不能理解“三七开”，就不能得到可靠的认识。就会像邓小平那样，因为“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而不能把“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与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
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一段不短的历史，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是毛主席竭尽心力的作为，被他看作是自己一生所作的两件大事之一，是全中国人民的一次伟大实践，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一场革命，它也取得了伟大的业绩。比如，它提升了人民群众对“民主”的觉悟，人民群众对于民主的要求和感受都与文革前大不相同了——取消“四大”，只是剥夺了人民群众的“一种”民主手段，而民主的意识是消灭不了的；它清晰了人民群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意识，不再把随便什么领导人都看作共产党的化身了——不管多么理直气壮的语词和冠冕堂皇的“理由”，都要拿“人民利益”的尺子靠一靠；它使中国人民看清了自己的希望所在，“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的信念深入人心——虽然被糊弄，也只是暂时的，终必会醒悟过来，而且正在醒；……文化大革命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了改革，不论是政治，还是教科文卫，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取消它们，是因为不再适合后来的形势，然而，“利弊”却慢慢地显示出来；文化大革命触及了中国社会的层层面面，暴露出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治世理政提供了基础、经验和借鉴——其中就包括“防止文革重演”。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的思想大大解放，精神面貌呈现出新的状态——它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必将影响深远。它被否定了，但否定的同时也是肯定！所谓“彻底否定”云云，无非是一些人们的心态，说是他们的利益诉求也无不可。但那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为从量上说，他们只是极少数，跟世界人民、全中国人民相比，简直就是一小撮；从质上讲，他们的认识、要求，是违背社会发展方向、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怎么否定它？无非是不说它好而说它不好，这只不过说明了这是一伙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或者被他们忽悠了。这些人得势于一时，是因为他们“主导”了社会，霸占了话语权，就像奔腾的江水里打了个漩涡。但是，事情是会变化的，而且正在变——历史发展的逻辑是阻挡不了的。其实，宣告文革的结束和随后的历史，就把文革“否定”了——社会就是在否定此前的历史中前进的。这没有什么奇怪。这种否定是历史的必然。但要“彻底否定”，就暴露了一种“恐惧”，以及恐惧者们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暴露了一些人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甚至罪恶而嫁祸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企图。
正确地认识文化大革命，有利于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认识不当，就会成为历史的“包袱”。我们现在正是在“背着包袱前进”，而对于“社会主义”，不是那么明晰、那么坚定了。
几十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历史，要真正认识它，就要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从个别上升到一般，就是说，既要摆事实，也要讲道理。
黑格尔说，“不能表述的思想不是思想”。本文试着说说，想给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种”理解。
发生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否则，就不会发生。
有人说：要不是毛泽东，就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句大实话。但只是直观的、表面的、肤浅的大实话。问题在于，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这个文化大革命，他是怎样想的，又为了解决什么问题？也就是说，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是什么。事实表明，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思想，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当然也借鉴了斯大林。他说：马列主义是源，我们的是流。
马克思通过批判旧哲学，创立了“新观点”——辩证唯物论。他用“新的世界观”研究资本主义，是从“商品”开始，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列宁《卡尔·马克思》）；他考察人类历史，是从“人”着手，因为人是社会的主体。他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是人的最高本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关于“人”、人类社会的历史，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其他几篇文章中，有着极其精彩的阐述。实在想不出还能用别的说法来揭示这些关系，揭示这些身处其中却说不出、想不到然而却不很深奥的道理。网友诸君不妨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开头的几篇文章，享受享受“振聋发聩”的喜悦！
马克思说，“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因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德意志意识形态》）
……
马克思的眼界是广阔的，材料的占据是普遍的，探究是深入的，理解是透彻的，逻辑是严密的，理论是彻底的，因而，他的论断是可靠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使我们明白了：
人们要生存、要发展，就要进行获取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人们同自然、社会接触和改造它们，就能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认识——知识；这些知识又反过来指导人们的实践，使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更有成效。
人们改变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同时也改变着人类自身：扩展着人们的眼界，深化着人们的认识，丰富着人们的知识，增强人们适应和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
人们索取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受他们的能力的制约。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是人的智力和体力的结合、融合，这是人类社会存续、发展的根本依据。人的精神和肉体，须臾不能分离。
人们靠语言和文字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靠语言和文字，交流和传播思想、保存和流传思想材料，靠语言和文字承继和接受既往的思想和见解，加速了人类智力的进化、能力的增强和社会的进步，形成了人类的历史。
人在社会中的活动，人的能力在社会中的实现，就是社会生产力。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提高，人类社会呈现出了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逐渐演变、发展的规律 。生产力不发展，人和社会就不能进步。
人们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用从实践活动中得到的认识，指导自己的行为，作用于外部世界，使环境（自然界、社会）发生合乎自己意愿的改变：理想和希望指引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理想是实现理想的首要因素；决定的因素，自然是客观条件的具备。
人是社会的动物，在社会中生存、生产、生活，就有了关于社会的意识。离开了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实现，人就不能生存，不能有语言能力；离开了社会，人就无法生产和生活，就不成其为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人们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存在，就使他们的群体成为了社会，与兽群（畜群或其他生物群）有了根本的区别。人们的社会关系从最初的简单的血缘关系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十分复杂和多种多样的了，例如血缘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交往关系（交换关系、协作关系、竞争关系、平等和不平等关系、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等等。其中为了从事生产、在生产活动中发生的联系、关系，被称为生产关系，它是交往关系的主要内容。“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雇佣劳动与资本》）
在通常的情况下，生产关系与既有的生产力总是相适应的；不适应了，就会改变。“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雇佣劳动与资本》）
人的精神活动的内容，根源于他们的物质生活。“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就是“市民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一定的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下，人们的社会生产活动的形式，就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人们互相交换其劳动的形式、方式，被称为交换方式。“市民社会”包含所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其中主要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决定了社会形态。“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从它所产生的法律、政治机构，以及与它相适应的道德、法律、艺术、哲学、科学等等的文化形态（意识形态），就相应地叫做上层建筑。“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产生了阶级。随着阶级的分化，人们的社会行为就具有阶级的属性，“生存竞争”的规律，在人类的阶级社会中就表现为阶级与阶级的斗争，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存在、发展。
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使得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更快、更深入地发展着。人们逐渐认识到，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规律的，是受规律支配的。这个规律，就是事物存在、发展的自身逻辑。规律，并不预先存在于什么地方，而是与事物的产生、出现同时存在的。没有一事物，就没有该事物存在、发展的规律；任何事物，一经成为“存在”，它的发展变化就受其自身规律的支配。为了探索研究“规律”，产生出许许多多的学科，发现了许许多多的“真理”，了解了许许多多的规律。
到了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发现了：
“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
这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无产阶级争取彻底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的斗争的理论表现。从此，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就提到了历史的面前。
马克思和恩格斯探究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前景和实现它的条件，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这就是有名的“两个决裂”，实现哪一个都不容易。但是，无产阶级要争得彻底的解放，“两个决裂”，哪一个都不能少！
这里说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传统的观念”，就是维护私有制关系的意识形态。
我们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所面对的、致力推翻的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或多或少地残存着既往历史阶段上的所有制形态，比如奴隶制、封建制的残余。这些私有制形式同样产生着维护它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它们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一样，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阻力。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可是一经产生，就反作用于社会，是维护既存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极大力量。不与这种“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就不可能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彻底的决裂。事实上，没有逐步地与一定的“传统观念”的决裂，就不可能发生革命。在革命前和革命中，这种决裂就表现为“思想的解放”。无产阶级革命所要求的，不过是“彻底决裂”而已。
“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要推翻、消灭私有制的最后形态——资本主义和一切私有制关系；“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这，就是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
网友诸君请原谅我的笨拙，不能用更简明的句子更好地复述老祖宗们讲得很明白的道理。总之是，人们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终必要认识到人类共产主义的前途，并且会为这个前途的实现而斗争。这样，共产主义社会就一定会实现，因为“人民生活的现实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子里生长起来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阿尔图塞说，马克思发现了“历史的大陆”，实现了哲学的变革，从马克思开始，不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了。（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15.4《“马克思主义的结构主义者”阿尔图塞》） 他这是局限于哲学来说的。事实上，正像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从来就是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来指导自己对客观世界的改造的。但是，马克思不仅从理论上揭示了这种情况，更具历史意义的是他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了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方向。从马克思以后，凡是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推动无产阶级彻底解放的事业的，是革命的；相反，阻碍人类目标的实现，阻碍历史前进，所谓使现存社会永保存续，不愿承认共产主义的，是反动的。
发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应该算是说明白了：无产阶级要实现共产主义，要搞社会主义，就必得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就得要进行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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