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一场反腐斗争，为新中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健康发展的环境奠定了基础。
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的问题引起毛泽东注意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一年，局势基本稳定，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发展。但是，在一些干部中间，也产生了一种骄奢淫逸的风气。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国，第一站到了哈尔滨。哈尔滨市设宴招待，把最好的东西做给他吃，有熊掌、飞龙等。毛泽东见了，内心极不高兴。第一顿饭，因有胡志明在座，毛泽东碍于外交礼仪，不好当面批评，只好硬着头皮吃了这顿饭。回到住地，毛泽东就发了火。他当着身边工作人员和当地干部的面说：这样好的饭有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嘛!我们国家现在这么穷，搞得这么丰富干什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去交代一下，从明天开始，还按我们在家的标准去办。第二天，哈尔滨市负责接待的同志把伙食改过来了，毛泽东很高兴，说这样子蛮好的。又说，胡志明同志是客人，一定要照顾好。后来到了沈阳，饭菜比哈尔滨安排得还好。毛泽东很生气，接见干部时专门讲了这个事。他说：我是不学李自成的，我劝你们也不要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
党内的腐败现象进一步引起毛泽东重视，是由一份报告引起的。1951年秋，东北局书记高岗送来一份报告。报告谈的是增产节约运动，但侧重点却在于反映一种情况，即党内产生的贪污腐化问题。高岗在报告中谈道：东北局在开展增产节约的运动中，发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有许多干部贪污受贿。报告还列举了许多事实：沈阳市的部分单位揭发出有3600多人存在贪污问题。东北贸易部经过检举和坦白，存在赃款达5亿元人民币(指旧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币比，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同时，浪费现象也很严重。有许多干部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他们担任领导职务后，却不了解，也不愿意去抓工作，而是愿意摆官架子，愿意过舒适的生活。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他们也不去理会。东北铁路系统积压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
高岗的这份文件，引起了毛泽东的思索。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国家各项事业都很吃紧。为了统一全国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毛泽东在1951年10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条要求：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在这次会议上，中央还确定了从五个方面解决财政困难的方针。其中，节约是核心内容。如节约兵力，精简人员，收缩开支，提倡节约，反对浪费等。
尽管中央一再强调精简和节约，在党内干部中却仍然存在着高岗所反映的现象。在朝鲜前线，志愿军战士在流血;而在后方，许多干部却这样骄奢淫逸。这不能不使毛泽东震怒。东北地区在全国来说，是开展各项工作都比较好的，可是，在这个地区竟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这也使毛泽东感到吃惊。他觉得，这类事情不仅是严重的，也是全国性的，如果不立即解决，将影响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威信，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政权就不会稳固。他决定，在继续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同时，要在全国展开一场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运动。
11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将东北局的报告转发全国并附上了批语。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毛泽东还要求，各地、各部门领导干部，要将有关情况及时向上级和中央报告。
发起“三反”斗争
中央转发东北局文件不久，陆续收到了反映一些干部存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的报告。毛泽东要求，这方面的材料一到中央，立即全部送到他那里，并且要求中央办公厅不断地催促各地，尽快报送这方面的材料。很快，各地、各部门、各大军区关于一些干部中存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的材料就送到毛泽东手上。每一份材料，毛泽东都要阅读，大量材料上留下了他的批示。毛泽东的批示，有的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的，有的就直接以他个人的名义发出。
在阅读和处理这类文件中，毛泽东觉得，现在这样以各地党委一事一议的办法来处理，远远不能遏止已经发展起来的腐败现象，必须在全党开展一场大的运动。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在他1951年11月30日批转的两份报告中可以反映出来。这两份报告，一份是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报送中央的，一份是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第二书记刘澜涛联名报送中央的。毛泽东在同一天将这两份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及各省、市、区党委，并且在这两份报告上都写下了批语。
毛泽东在邓小平的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此电第三项所提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自从东北局揭露大批的贪污犯以后，我们已告诉你们严重地注意此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务请你们加以注意。
薄一波和刘澜涛在报告中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他在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毛泽东在全党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意见，得到中央政治局的一致赞成。11月底，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文件。文件起草完后，交给中央政治局同志传阅并征求意见。之后，毛泽东集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意见，对文稿进行了修改。毛泽东在修改中，在文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这份文件最后由中央政治局通过，于12月1日下发，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的下发，标志着全党范围的“三反”运动正式开始。
雷厉风行抓反腐
“三反”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就一直亲自抓，并且抓得非常紧。他要求，凡是这方面的材料，不要压，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送到他手上。
从1951年12月4日到7日，毛泽东集中看了北京市和中央几个部的“三反”报告。他感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的问题，不光地方存在，中央也存在，军队中也存在。这使毛泽东特别关注。从这些材料中，毛泽东得出了这样的认识：“三反”斗争，只在党内进行，远远不够，必须动员全体人民参加，并且要大张旗鼓地进行。12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指出：
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一样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到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
12月3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中央、大区、省市三级一切工作部门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的指示。他在指示中要求：中央、大区、省市三级的一切工作部门，必须向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作“三反”报告，以便中央有所比较，“看出各级领导同志对这一场严重斗争哪些是积极努力的，哪些是消极怠工的(消极怠工的原因，一种是领导人有官僚主义，一种是领导人手面不干净)，以便实行奖励和惩处。不作报告者以违纪论，须推迟时间作报告者须申明理由”。
12月31日，毛泽东对中南军区迟迟不送“三反”报告很不满意。晚上8点，他写了一个批语给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并告各大军区，点名批评中南军区：
就全军情况来看，最落后的是中南军区，至今没有一个彻底发动三反斗争的号召文件。相反地被整编一事所吸引，生怕发动这个斗争妨碍整编……务望中南军区和各大军区取一致步骤，务必在一月份全军整整齐齐进入三反斗争。
当毛泽东看到中南军区送来的材料后，又对他们在反对腐败中争取主动十分高兴，写道：
此件很好，你们对整编与三反的矛盾已大体上解决了，你们就有了主动……对各军区以电话电报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盼望你们的捷报。
元旦团拜会上的一席话
1952年元旦，中共中央在这一天的下午在中南海举行新年团拜会。按往常，新年团拜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主要是一些祝贺的话，但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在这次团拜会上的致辞，却不同于以往。他先在肯定过去一年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绩后，语气一转，表情严肃地提到了“三反”运动。他说：
我还要祝我们在新开辟的一条战线上的胜利，这就是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
毛泽东讲了这个话后，团拜会上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在座的各部委负责人心里明白，毛泽东讲的这个话，形式上是祝词，实际上是严格的要求和对搞“三反”运动指挥不力的领导干部的严厉批评。他们开始坐不住了。团拜之后，中央办公厅安排了一场文艺节目，然而，此时参加团拜的各部委负责人已经没有心思再去欣赏精彩节目了。团拜刚结束，文艺节目还没有开场，他们就陆续离开会场，赶回本机关，连夜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在团拜会上的讲话，并且对下级提出了“三反”斗争的严格要求，严厉批评了那些在“三反”中动作慢、处置不力的干部，重新部署本系统的“三反”斗争。
毛泽东还对中央机关提出了要求：限在十天内，各院委、部、会、院、署、行、局、处及其下面的一切单位，务须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坦白检举，于1月11日送来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署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他还分出类型，指出哪几个部是做得好的，哪几个部是中等的，哪些部是落后的。对于做得不好的，毛泽东还点了该部部长的名。
毛泽东抓得紧，各部委也不拖拉。元旦后的头几天，各部委连日开会，部署“三反”斗争。元旦后仅三天，差不多所有单位都开了坦白检举的群众会议，并且将详细报告上交。
1月4日，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求从中央到各省市，从各大军区到各级军区：
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
之后，为了把“三反”运动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毛泽东连续几个晚上召集会议，对运动进行研究和部署。1月15日，毛泽东在他所住的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听取“三反”运动最新情况汇报，作出新的指示。17日晚，毛泽东又把党内主管军队的朱德、聂荣臻、粟裕请到住处，专门谈解放军第二十兵团的生产和“三反”问题。18日，毛泽东再次在他的住处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天津的“三反”问题。
集中力量“打老虎”
随着“三反”运动的展开，毛泽东发现，在不少地方，有不少干部存在贪污腐化问题，有些问题还特别严重。这样的干部，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犯罪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对这些干部，必须予以严厉处置。因此，毛泽东在“三反”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起来后，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打击那些贪污数额大的腐败干部上，使运动进入“打老虎”阶段。
“老虎”这个名词，是中直干部发明的，最早是在1952年1月19日中直总党委召开的有1000人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出现的。当时，中直干部把贪污分子统称为“老虎”，意指他们害人。他们把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叫“大老虎”，把贪污旧币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叫“小老虎”。毛泽东觉得，“老虎”这个词很形象，就把它借用过来，把集中力量打击大贪污犯，形象地比喻为“打老虎”。
当各地各级都已经把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问题揭发出来后，毛泽东要求进入一个新阶段，即集中力量“打老虎”的阶段。1月23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和军委各部门，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各大军区，志愿军，并转各级军区和各军的电报中要求：全党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1月25日，毛泽东在致志愿军党委并告东北局的电报中说：大小老虎“已经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叛变人民的敌人，如不清出惩办，必将为患无穷”。
2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华东军区党委复电稿上加写了这样一句话：
我全军对于贪污腐化犯法乱纪情节严重的分子，必须一律予以惩办，不得姑宽。
2月12日，毛泽东在转发的六十六军党委关于“打虎”经验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将全部应有的而不是无中生有的老虎通通捉干净，否则运动结束，势必留下大批暗藏的老虎遗祸将来。
“打老虎”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那些严重损害党和国家利益的重大犯罪行为，也进一步激发起广大干部群众参加“三反”运动的热情，一下子把运动推向了高潮。
毛泽东亲自指挥“打老虎”。他像战争年代指挥大的战役一样，通宵达旦不睡觉，夜以继日地看材料、写批语，每天连续工作近20个小时。仅仅举一个例子：3月4日，毛泽东从头天晚上一直工作到这天下午6时10分才休息，大约20个小时。晚上11时50分起床后，又继续工作。秘书担心毛泽东把身体累坏了，就背着他让值班人员减少送审批阅的文件数量，不料，马上就被毛泽东发现了。毛泽东发了火，严厉批评了秘书。他要求，还要把各地文件全部送来，不能减少。没有办法，秘书们只好按毛泽东的意见，仍然把军以下直属机关及师;地方，分局直属机关及地委、专署、县关于“三反”的报告送给毛泽东看。
在毛泽东的严厉督促下，各地揪出了不少大贪污犯，并且用最快的速度，按照党纪国法进行了严肃处理。区分“真假老虎”和“大小老虎” 在“三反”运动中，特别是进入“打老虎”阶段后，许多地方层层压抓“老虎”的指标，并且以抓到多少“老虎”作为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搞主观臆断，对许多干部无端怀疑，并且不去认真调查研究，不是实事求是地定案，而是搞人人过关，搞逼供信。这就使这场反腐败斗争出现了一些偏差。
这种情况很快就反映到中央来。毛泽东立即提出：必须严禁逼供信，纠正错误。运动到了高潮时期，必须唤起同志们注意这一点。1952年2月9日，他在致高岗并告各同志的电报里指出：
已出现用逼供信的方法打虎，结果打出的不是真虎而是假虎，冤枉了好人(已纠正)。各地如出现此种情况请予迅速纠正。
同一天，毛泽东在转发华东军区“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又指出：
目前第一要注意打尽老虎，不要松劲;第二要注意调查研究，算大账，算细账，清查老虎真假，严禁迫(逼)供信。注意这两条，就可获得全胜。
2月26日，毛泽东在转发中直机关党委“打虎”报告的批语中，再一次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这“是目前打虎作战是否能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的所在”。
毛泽东一再强调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掌握政策，使各地层层压指标“打老虎”的现象基本纠正。
经过“三反”运动，各地都揭发出一些存在贪污问题的干部。对这些贪污受贿者，各地干部、群众十分愤慨。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后，各地干部、群众中有一种呼声，即对这些贪污受贿者，都要从重处理。干部、群众反对腐败的积极性是好的，应该保护，可是我们打击的面不能扩大，要集中力量打击那些大贪污犯。怎么办?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大贪污犯，毛泽东想出了一个办法，即按照贪污数量的多少画一条线，将贪污的人分成“大老虎”和“小老虎”。贪污数额在旧币1000万元以下的，划为“小老虎”，贪污数额在旧币1000万元以上的，划为“大老虎”。对“大老虎”，一定要从重处理，对“小老虎”，可根据其态度加以处理。毛泽东认为，画这个线，利于争取、团结、教育、改造一大批干部，既能使“三反”斗争顺利进行，又有利于今后的建设工作。
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赞成。1952年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公布的《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中，公布了这一政策。进入“五反”斗争 在“三反”运动中，各地均发现许多贪污受贿者和党外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拉拢、腐蚀有直接关系。毛泽东遂下决心，在党内开展“三反”斗争的同时，在大中城市针对违法的资本家，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2年1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送来的“三反”斗争报告中反映了一些资本家贿买和勾结干部，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对公家的财产高价卖低价买，而最普遍的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诱使工作人员贪污。毛泽东当天就在这份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语：
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在这个斗争中，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应酌予照顾，注意组织“三反”斗争的统一战线。
当天，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了这份报告。批语的下发，标志着毛泽东已经考虑发起一场与“三反”斗争相互配合的“五反”斗争。
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毛泽东在指示中写道：
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在这个斗争中，各城市的党组织对于阶级和群众的力量必须作精密的部署，必须注意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全国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战斗，请你们速作部署。
毛泽东在这个指示中，已经向全党发出了“进入‘五反’战斗”的号令。指示发出后，“五反”运动就在全国迅速展开。
“五反”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收到了良好效果，不仅有助于进一步清除和防止党内的腐败现象，也净化了经济环境，打击了不法资本家。在成绩面前，毛泽东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要求党内要正确掌握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说，“五反”运动不是对资产阶级的政策的改变，目前还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削弱资产阶级，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毛泽东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亲自领导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反对党内外腐败现象的斗争。斗争的胜利，不仅端正了党内的风气，使此后共产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能够保持一种清廉、朴素的风气，也稳固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基础，为此后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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