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全上海店员同志团结一致，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在上海市店员“五反”运动代表大会的开幕词。既然“五反”运动和民族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此重要，就得据我所知对它的细节作一个说明。
一
经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本质决定他们要行贿、偷税漏税、欺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瑞有天事件”是一个例子，比“瑞有天事件”更严重的很多。在上海如大康药店的王康年等等，他们竟然把假药、次残的医疗器材送到抗美援朝的前线去害死志愿军。
上海大康药房资本家王康年因向志愿军出售伪劣药品被判死刑
到1951年，资产阶级的“五毒”已很严重。1月5日。毛泽东代中央批示北京市委报告，要求各大中小城市一律把“三反”斗争同“五反”斗争结合起来进行。指出资产阶级的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要给予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完成此项任务。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斗争的指示》。
二
全国“五反”亟需开展。资产阶级集中在上海，“五毒”也集中在上海，上海必须快快行动。
当时上海领导力量的情况是：市委书记兼市长陈毅同志因为抗美援朝，常在南京军区办公;市委书记刘晓同志生病;市委由市委书记兼上海总工会主席刘长胜同志主持;市政府由副市长潘汉年同志管。饶漱石是华东局第一书记，管华东。
中央要求同资产阶级斗争后，饶漱石曾出面要资本家自己开展“四反”，根本搞不起来!
市里的“五反”工作，市委委托市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许滌新同志具体负责，市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顾准同志参加。不料，许滌新同志春节在家里洗澡，用煤球炉取暖，煤气中毒，病倒了。“五反”只好由顾准同志具体抓了。
店员工会的“五反”工作，是在市总工会领导下开展的。实际因为市总主席刘长胜同志是市委实际主持人，所以店员工会的“五反”运动也等于由市委直接领导。
同时，政府的“五反”工作又由顾准具体抓，店员工会在协助税收工作中同顾准有很好的配合，“五反”也就很好合作。
三
经过商量，1952年1月21日晚上，中国店员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在市政府礼堂举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斗争的干部大会，二千人参加。由店员工会副主席朱刚同志主持，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顾准同志作动员报告。
1月22日晚上，市店员工会又在市府礼堂召开全市协助税收干部“四反”动员大会，由店员工会协助税收工作委员会主任朱刚主持，并总结协助税收的经验。同时，请市税务局副局长朱如言讲话。到会人员也是二千人。
这两个会后，各区店员工会纷纷行动，发动店员揭发检举。
两个会连着开，说明市里负责“五反”的刘长胜、顾准同志，都是抓紧的。但是，正逢春节到，群众忙过年，运动进展仍显迟缓。
春节后，刘长胜同志亲自向我指示，要进行更有力的动员。店员工会就决定自下而上召开会议发动店员揭发检举。许多基层召开动员大会，各区店员工会召开代表会议。各区会后，都敲锣打鼓向区党、政、工会领导机关送检举材料，全上海就这样热闹起来了。
在此基础上，全市选出4000代表，于1952年2月7日，在天蟾舞台开了“中国店员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代表会议”。
这个大会，由于事先各基层、各区店员工会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开会期间大家敲锣打鼓，结队把71615件检举揭发材料送到会场。大会在店员工会副主席韩西雅致开会词后，请市总工会副主席张祺同志做报告。几位先进积极分子作典型发言。通过了会议的决议，并致电毛主席。大会由人民广播电台实况转播，组织全市收听。会后，《解放日报》于2月8日发表了张祺报告摘要、韩西雅开会词全文、大会决议和致毛泽东主席电。会议声势比较浩大。此后若干天中，还有基层群众敲锣打鼓向上海市委、市政府、市总工会和主管局等报送揭发材料。广大工人阶级确实被发动起来了。那些犯有“五毒”的违法工商业者，受到了震慑。有材料说，外地有的资本家害怕，已经有34人自杀;有的消极了，采取吃光、花光拉倒的态度。
四
以上情况说明，从阶级本质上说，资产阶级是要搞“五毒”的，是要向党、国家、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有的是非常坏的。所以“五反”必须“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进行。另一方面民族工商业者这个资产阶级又是软弱的，一斗他，他就害怕，许多人并不敢同我们坚决斗争。
毛泽东主席说：“我们现在是搞新民主主义，不是搞社会主义，因此，‘五反’是削弱资产阶级，而不是打倒资产阶级，是要打它几个月，打痛了再拉，而不是一直打下去，都打垮。”
五
毛主席的指导思想很明确。问题是现在把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下一步怎么办?
正在这时，中央派了由陈毅、谭震林、薄一波带队的，包括陈丕显、谷牧、方毅、王一平、钟民等一批领导干部的强大的工作组到上海来，同上海市委一起搞“五反”运动。毛主席指示他们：“既不包办代替，也不坐视不管。”
工作组有一套政策和策略，原则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坚决、彻底反“五毒”。方法上来了一个“背靠背”。在企业里，店员、工人自己开会、写材料，毫不留情地揭发资本家的“五毒”。资本家不必到职工中去。揭发的材料抄给他;把群众揭发的喇叭拉到资本家的办公室，让他听。这样使有“五毒”的心惊肉跳，不得不交待。但避免了职工同资本家直接见面，群众火起来，动手动脚，造成人身伤害等危险。
最巧妙的一着是，把上海市303家大工商企业的头面人物，集中到和平饭店，按行业编组，住定学习交待。他们自己的职工可以揭发他们，把材料送给他们本人和他们的上级管理机关。既使他们自己检查交待，也避免了掌握不好，出现过激行动。
工作组做好对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工作，及时总结了一套经验，登在党刊上，并开干部大会传达，让大家学习执行。
“五反”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在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改造。当时毛主席、党中央做工作抓得很紧，很有计划、有步骤。1952年1月5日，毛主席批示了北京市委给中央的报告。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2月14日，毛泽东批示了“开展‘三反’和‘五反’斗争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3月5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并批转了《关于在“五反”中对工商户处理的标准和办法的指示》，提出：“私人工商户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在划类时要“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
“为了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将上层资本家中一部分人划为完全守法户，就要适当考虑他们过去的贡献和考虑他们的政治态度。如荣毅仁，当时是上海最大的私营工商户，‘五反’中其企业也被揭发出一些问题，原定为‘基本守法户’。这个情况转报毛泽东后，他幽默地说：‘何必那么小气，对陈毅同志说，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一定荣毅仁，有了这个样板，黄炎培对毛主席说：‘上海的资本家都放心了!’”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五反”斗争结束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称：“处理的原则是‘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
6月13日，政务院又发出《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要求结束“五反”运动，既要防止草率收场，又要警惕扩大化偏向，明确定案处理必须经过资本家自报、工人和店员集体审定、政府批准三个程序。
1952年6月，历时半年的“五反”运动结束。
“五反”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严重违法行为，打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使资产阶级认识到只有合法经营、并向工人阶级靠拢才是出路。“五反”运动提高了私营企业中工人阶级的地位，推动了工人监督和民主改革，为后来用和平方式逐步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了重要铺垫。
“五反”都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对于这样一场全新的、史无前例、如此复杂、面广的阶级斗争，毛主席运筹帷幄，举重若轻，在短短时间中取得了圆满的胜利。
六
“五反”是圆满胜利的，但顾准同志却在“五反”中被撤职，并且从此不得翻身。
正式宣布撤掉顾准职务，是1952年2月29日。那天上海市委开会，宣布对黎玉等八个党员撤职或开除党籍。这个会很紧张，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开，八个人不是一个案子，他们被处分的内容各不相同。
那天给顾准定的罪名是：“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法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这个会下一天就公开报导。
很奇怪的是，在这个会之前若干天，约在2月中旬，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后的几天，在华东局的瑞金花园会议室，开了一个会。陈毅、薄一波没有到，由谭震林主持。工作组的许多人都到，刘长胜也到，也让我去参加。会的主要针对对象是顾准。谭震林很严厉地批评顾准搞“五反”把上海搞乱了。宣布顾准不但不要搞“五反”了，并且也不要搞他税务局的工作了。谭在讲话中说：“说是店员工会搞的，店员工会懂什么?”
七
这两次出面撤掉顾准的是上海市委和中央工作组的谭震林。为什么?
透过现象看本质，从阶级斗争这个基础上看，要搞掉顾准的只能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对党在一线同他们斗争的干部是十分仇视的，非要弃之为快的。上海市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张祺同志对我说过，工商联的头头们扬言要把“工会二韩”搞掉。“工会二韩”就是上总私营企业部部长兼店员工会主席韩武成和店员工会副主席韩西雅。当时上海有163,000户工商户，其中商店110,000户，绝大多数私有，劳资纠纷都由我们二人代表工人阶级处理，同资本家斗争，所以他们恨我俩，要把我们搞掉。
顾准是党的一个优秀干部。他担任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江苏省委职委会书记、文委副书记等职。他学识渊博，敢作敢为。建国后，顾准在市政府负责财政税收工作，是依法向资产阶级收钱的，不容许他们偷漏。他思想上认为上海这个帝国主义租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城市，生产、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业太少，商业、服务业、“花天酒地、奢侈浪费”的太多，要改造，要用国家税收、财政政策来支持国有工业，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缩小、挤压投机商业、消费服务行业。顾准的这些主张和做法，资产阶级当然讨厌他、仇视他。他们的头面人物会去找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告状哭诉，要求弃掉顾准。
当时，中央工作组谭震林等初到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们肯定要向他们告状，并不准确反映顾准在“五反”中究竟做了些什么。拿他做“出头鸟”，说是顾准在“五反”中把上海搞乱了，现在私营工商业陷入困境，很是恐慌，影响了同党的统一战线关系。
顾准的性格作风中是有敢于公开反对领导的意见，进行争论的方面。这样的性格，过了分，使领导的正确决策、工作受干扰，就成为缺点。把他“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等作为撤职的根据，也有道理。但是领导上从另一个角度，也应把这种性格看成难能可贵的优点：看到领导做得不对，敢于提出，使领导改正，有利于党的工作。明知不对，不敢提醒，“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唯唯诺诺，自由主义，就不利于党。
谭震林等不清楚真相，不知顾准在“五反”中究竟做了些什么，上海是不是真的乱了、乱到什么程度?对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告状，他们不会全信，也不能完全不信。既然资产阶级告状，说明资产阶级不满，也就是说：党、政府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关系是有了问题，必须解决。
怎么办?如果顾准在岗位上不动，就不可能稀释资产阶级的不满、恐慌。从政策和策略上考虑，即使实际顾准并没有多大的错误，撤下顾准，可以使资产阶级宽心。但撤顾准就要顾准受冤枉、作牺牲。
又怎么办?如果这种冤枉和牺牲不可避免，重要的是，领导上以干部有错误为由撤他们以后，在做好了统战工作以后，领导上要以容许犯错误、容许改正错误，鼓励继续革命为原则，及时重新安排好被撤干部的工作。
在顾准这件案子上，可惜谭震林们没有注意，把顾准一打倒，从此不给翻身。把他调到了不了解撤他的真相的别处，一次再次地把他打成右派，甚至“恶劣分子”。整得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孤家寡人，没完没了地受凌辱、迫害，以致他不到60岁就死亡，构成了无法纠正的冤案!
八
谭震林在瑞金花园这个会也使我很紧张。因为我知道顾准思想上是要挤资产阶级，在他税务本职上是很抓紧，并且依靠店员协助税收很严的。但在具体的“五反”工作中，他并没有做许多工作。只有1月21日和22日店员工会开的两个会议，21日请顾准讲了话，22日由税务局另一个副局长朱如言讲话，同税务局顾准有关外，2月7日天蟾舞台这个会，完全是刘长胜同志指示我由店员工会召开的，同顾准毫无关系。21、22两个会比较一般，开完就是春节，并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2月7日天蟾舞台会的前后，是使群众在多天中敲锣打鼓上街检举揭发，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整个上海不平静了。即使如此，群众也没有过多的过激行动，有个别商店店员把标语贴到资本家的账桌上，个别工厂工人包围资本家。传说外地有资本家自杀，上海没有，说不上乱。谭震林这样撤掉顾准，他是不是也要把我看成犯了把上海搞乱的错误呢?
我去问了刘长胜同志：我该怎么办?长胜同志却对我说：你的工作都是我叫你做的，同顾准无关。现在市里另设立了“五反”群众运动办公室，由钟民同志负责，他们在上总办公，你到钟民同志处去报到，同他一起工作。这样我放下了包袱，到了钟民同志那边，一直到“五反”结束，返回店员工会，后调市总工作。
九
“五反”使资产阶级认识到只有合法经营，并向工人阶级靠拢才有出路。“五反”运动提高了私营企业中工人阶级的地位，推动了工人监督和民主管理。当时私营企业中都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明确资本家在企业中有经营管理、资金调度、人事任免三权;工人有民主监督权。有的资本家向工会主席调侃，说：我的三拳不如你的一拳。我有主张，你不同意就不行。但他们同意大家协商。
后来实行公私合营，企业利润实行“四马分肥”，即国家所得税占30%，企业公积金占30%，职工福利占15%，资本家占25%。这样资本家对利润的剥削有了限制，也有了保障。公私合营的成功榜样使资本家中愿意、要求公私合营的多了起来。
公私合营把国家资本同私有资本合在一起，企业的经营实际上纳入了国家计划，资本家参加管理，主要是由国家委派的公方代表掌握管理权。这样的公私合营企业，都兴旺发达起来，要求公私合营的资本家越来越多。在国家的引导下，1955年开始，出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要求。1956年出现了全国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全行业合营，进行清产合资、定股定息、人事安排、企业改革和经济改组工作。定股以后，由国家根据个人股额发给年息5%的股息，称为“定息”。一般从1956年1月1日起算，定息10年，后又延长，至文化大革命自行取消。这样，就在中国大陆地区基本上铲除了剥削制度，建立起了社会经济制度。原来预期18年完成的任务，只用7年就基本完成了。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没有造成破坏和动乱，整个社会风气也发生了变化，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社会主义是国家迅速富强、人民富裕的光明大道等观念深入人心。实践证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对资本家实行赎买、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设想第一次在中国成为现实。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史上是一个创造。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那种说：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停顿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超越了历史规律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历史的事实是：从“五反”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改造，是在党的政策指导下，同民族资产阶级又斗争又团结，在革命过程中，提高了工人阶级，改造了资产阶级，使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完成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
附：全上海店员同志团结一致，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在上海市店员五反运动代表会议上的开会词
中国店员工会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 韩西雅
各位代表：
我们上海店员响应党与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现在我向大家报告，在这一斗争中，我们已取得的胜利。十多天来，我们召开了三千多次大小会议，到了十六万个店员，收到了大批的检举信。在运动中涌现了像沈开基、孙俊骅、浦昌言、朱惟中、李子芳、顾锡康、陈川林、陆利忠、陈凌明、陆云敏、侯彩明、戴有德、谢荣祥、徐兆鍼、董定甫等等无数向不法奸商进行英勇斗争的模范人物，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正如北京市彭真市长所说，资产阶级的进攻是猖狂的恶毒的。他们可以在一种商品的偷工减料上骗取国家的财富十多亿元，一次虚报工缴、损耗中骗取国家财富四十亿，他们可以用五百万元的贿款来诈取三亿零八百多万元。他们可以偷税漏税十亿、百亿，甚至他们可以用直接偷盗的办法，搞国家数十亿、数百亿的财富。同志们，十亿是多少呢?你每月赚多少钱?一百单位吧，十亿是我们一个人两千个月的工资，就是说，我们要做二百年。一百亿是多少呢?正像薄一波主任所说，一百亿可供二万八千人吃一年，可买六架多战斗机。机器是我们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可是不法资本家为了获取暴利，就不顾机器损坏，在机油中掺杂。他们不顾矿山工人的生命把次货的钢丝绳来充好货。他们不顾抗美援朝的胜败，志愿军战士的生命，把那些从旧货担上收来的旧铜烂铁卖给我们的汽车兵团，装甲兵团。为了他们的暴利，他们可以在做给为祖国献出了双腿的伟大志愿军的假脚上偷工减料!大家想想，他们还有多少良心?
为了取得暴利，他们千方百计地陷害政府的干部，他们可以打躬作揖，花言巧语，陪酒陪饭，作子作孙，他们可以开寄卖店，可以认妓女作表妹，可以拿出他们的妹妹、女儿、小老婆来作本钿，大家想想，他们竟无耻到如此地步!
就是他们这些行动，使多少干部蜕化堕落了，使革命队伍遭了玷污，使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遭到了严重的危害。几天来的工作进一步教育我们，再不能容许他们继续无法无天;对于这样的猖狂进攻，必须进行坚决的反攻，并且取得彻底的胜利。
这几天来的事实也教育我们，要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是一场激烈的战斗。资产阶级对五反运动，是进行坚决反抗的。我们店员同志检举不法资本家时，是遭遇了顽强的阻挠的，他们用威胁迫害的办法：不发年奖，不发工资，停止伙食，要解雇，要关店，甚至打骂，甚至说“要杀脱侬”;他们用利诱收买的办法：突然发觉与我们店员同志是“自家人”，因此要请你吃年夜饭，发给你双倍的年奖，送给你脚踏车，再给你到乡下小店里去入股，也让你做老板，送给你五百万元，还要由老板娘出场，陪你去吃咖啡，上饭馆。他们用造谣污蔑的办法，说：我行贿，你也知道，你脱不了干系。说：五反也要反到你们的头上。叫嚣说，政府要罚款他的店，说我们吃的用的都靠着他们，店罚垮了你们吃什么?企图用这种无耻的行为来软化和吓倒我们。可是，我们英勇的店员同志不仅没有被他们所吓倒，并且用更坚决的行动来粉碎了这些阴谋，把这些反动的气焰压下去了。
上海黄浦区国际贸易业的资本家排队向“五反”委员会递交坦白书
同志们，是什么使我们取得了这样的胜利呢?使我们取得胜利的第一个原因，是党、团、上级工会给了我们以正确的教育。使我们在这个运动中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激发了爱国热情，使我们认识到只有使这个运动取得彻底胜利，新中国的建设才有希望。这样使我们下定了最大的决心，产生了无限的力量。使我们取得胜利的第二个原因，是政府给我们的大力支持。运动开始的第一天，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顾准同志就给我们撑了腰，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又发表了四项规定，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的行动是有人民政府全力支持的，因而增加了无限的信心。我们感谢政府给我们的支持。使我们取得胜利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工会积极分子，特别是青年店员同志们的积极带头，深入群众。运动一开始，我们就有顾云南、魏光荣、王志全、黄顺龙等等青年店员同志站出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树立了旗帜;万千青年店员设立广播站，组织核心小组、访问队，深入基层，用黑板报、大字报、个别谈话等方式对全体店员同志进行了广泛的认真的宣传，动员了广大店员同志。向努力宣传、积极推动运动的同志们致敬!
同志们!我们的斗争还刚开始，资产阶级还没有老老实实坦白，更多的犯罪行为还没有检举出来，那些“大老虎”还没有完全抓出来，我们店员同志还没有每一个人都行动起来，因此，今天的大会应该认为是第二阶段的开始。全体到会的代表同志们，各区的五反运动代表们，全上海青年店员同志们，工会的干部同志们，我们大家应当成为这运动的前锋与骨干，要主动地去团结老店员、会计、跑街及跟老板有些亲戚关系、现在还在犹豫的店员同志们，一致地行动起来。
全上海店员同志们!让我们大家认识清楚：第一，资本家叫嚣“你们吃的用的都靠我，店罚垮了，你们吃什么?”是不对的。五反运动是纠正资产阶级的错误，使他们遵守政府法令，依法经营，怕资本家关店而不检举更是不对的。再说资产阶级的非法行为是藏不起来的，如果我们不检举，将来暴露出来，就要证明我们没有站稳工人阶级的立场。
特别重要的是应当让我们弄清楚，我们真是依靠资本家吃饭的吗?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前途都要依靠资本家吗?在旧社会中，资本家是硬说我们是吃他的饭，硬说我们只有好好听他的话才有希望，可是，许多店员听了半辈子，有了什么希望呢?没有。在旧社会中，我们的生活是没有保障的。解放后，才使我们的情况变了，新中国正在富强起来，人民生活在提高，我们看到了国家的伟大进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的生活才有了光彩，前途才有了希望。因此，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前途，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勤劳勇敢的生产，是依靠在毛主席与党的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建设。
要认识清楚，所谓“自己人”、“帮帮忙”、“双工钿”、“双年奖”、“请你吃咖啡”、“送你五百万”，都是“糖衣炮弹”。为什么现在认识我们是“自己人”了呢?解放前，我们请他帮忙他还不理呢，为什么现在突然“漂亮”起来了呢?一个月前，你如想多拿他一万元钱，开一个月劳资协商会议也解决不了的。为什么这几天老板娘突然可亲起来了呢?可亲到陪上咖啡馆了呢?以前老板娘的威风谁不知道?不是很清楚吗?老实说，资产阶级在五反运动中所表现的这一切，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要我们违背党，违背毛主席的话，违背全人民的利益，来把五反搞垮，以便与他们继续为非作恶，来拉迟新中国的建设，以便于他们回过头来，继续奴役我们。同志们!我们能上这个当吗?当然不能。拒不坦白的不法商人，不是我们的“自己人”。
现在已有政府给我们大力撑腰，因此，那些不自量力的威胁恐吓当然不再能阻碍我们的行动了。因此，我号召全上海店员行动起来，不分年老、年青、会计、跑街、与老板有没有亲戚关系，一律坚决站起来参加这个伟大的运动!
为了有组织有领导地来开展这个运动，我建议由今天会议作出决议，在我们工会的每一个基层委员会与组织员联合工作委员会中，建立“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委员会支会”，来统一领导全体会员投入这个运动，支会下并组织检查队，去帮助每一个商店开展这个运动，使没有一个商店遗漏;同时以商店为单位，用民主讨论的方法来订立五反爱国公约，保证这个运动的彻底胜利。
紧接着这些工作，我们更要组织力量，弄清目标，有重点地把那些拒不坦白的“大老虎”一个个的抓出来。
最后，我要告诉那些违法商人，我们全上海店员已经动员起来了，从今天开始，我们摆开浩荡阵势，在全上海张下天罗地网，你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坦白。如不坦白，就是自取毁灭，现在是选择的时候了。
现在，上海总工会张副主席在这里，张副主席!我代表全上海二十万店员向您保证，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个拒不坦白的违法奸商的每一件非法行为检举出来，不到彻底胜利决不收兵!
全上海店员行动起来!
欢迎其他各产业的工人同志、青年、妇女、全上海爱国居民与我们一致行动。
庆祝五反运动的伟大胜利!
为更大的胜利继续奋斗!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1952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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