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初期，绝大部分私营工商业者选择在轰轰烈烈的所有制改造运动中他们又追随共产党亲手埋葬了本阶级，和全国人民一道走向社会主义……
［内容提要］建国初期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成为历史，并渐渐离我们远去。人们在不同的时代，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内心体验，回顾着这段历史。作为私有者，在1949年的历史转折关头，在国共两党间，绝大部分私营工商业者选择了留在大陆，跟共产党走。在轰轰烈烈的所有制改造运动中他们又追随共产党亲手埋葬了本阶级，和全国人民一道走向社会主义。本文以上海私营工商业者为例，分析研究私营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客观原因。
从1949年到1956年，上海私营工商业者追随中国共产党走向社会主义。究其原因，可以从改造方——中国共产党和被改造方——私营工商业者两方面考察，即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原因。
一
在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私营工商业者从历史比较中选择了留在大陆，跟共产党走。这一行为本身就隐含着他们一定程度上接受在将来的某一天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奋斗目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这方面说，他们有心理准备。但走向社会主义毕竟不是普通的事件，而是消灭阶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营工商业者一定既得利益的丧失。因此，当最后的选择真的到来时，他们还是有诸多的恐慌和不舍。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相对成功地综合了各方面的条件，在巨大的阶级消灭、社会制度变迁中，他们并没有大的波动。
1．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政治、经济上的优势，是私营工商业者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保障
政治上，新中国成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保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四个阶级并存，共同建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用本阶级的思想教育和影响全社会，使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深入到社会的每个阶级和阶层。
经济上，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国情出发，鉴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和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双重作用，建国初期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下，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政策，同时也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组和改造。私营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应该看到，尽管民族资产阶级是联合专政的四个阶级之一，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允许私营经济存在，理论上新民主主义有走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可能性，但在条件成熟时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努力的方向。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努力发展国营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中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力量不断加强，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支柱。特别是根据当时客观实际而相应采取的如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经济形式，逐步从原料和市场两方面控制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使私营工商业对国营经济的依赖性逐步增强，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使私营工商业离开政府和国营经济就不能生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增长、政权的巩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家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抗美援朝的胜利等，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包括私营工商业者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崇敬和信任。比如，1950年国民党对上海的“2•6”大轰炸，令私营工商业者刘鸿生的企业损失惨重，生产面临极大困难，这使他打消了共产党这么快拿下大陆，能不能守得住的疑虑。他说：“然而，有些事我却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上海的‘二白一黑’（米、棉花、煤）是长久以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多年来市场上难以稳定价格。共产党虽然是空手打下了上海，却很快地解决了和上海人民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问题。我的企业当时都在困难中，由人民银行贷款帮助稳定了企业。”抗美援朝开始时，资本家心存恐惧。刘鸿生就坦言：“美国是全世界的大老板。碰碰别人可以，为什么要去碰这位大老板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冒险行为。”但当他从朝鲜前线参观回来的儿子口中证实这位大老板被朝中人民打败了时却无比兴奋，他说：“平生第一次感到作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共产党终于使我们中国人抬起头来了！我一生受尽帝国主义的欺侮，现在可以出气了”。
但当时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观念深受前苏联影响，私营经济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经济直接对立的，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被认为是更大范围地剥削工人，自由竞争更多地被从破坏秩序的角度来认识。特别是“五反”运动后，人们更多地从消极方面看待私营经济。因此，即使当时政府出于发展和稳定的考虑，对民族资本一直坚持利用、限制策略，但实际上私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已非常明显，特别是普通的干部群众观念上的对立情绪，常超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使中央政策不能得到认真执行。而中央政策也处于变动中，私营经济的消灭只是时间和时机的问题，资本家群体的改造只是方式问题，即和平与否。
2．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和动员
建国后，各级政府不断地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如学习《共同纲领》、学习私营企业条例、学习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等。1953年9月总路线公布前后，政府加强了对改造政策的宣传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全社会动员，共同教育。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出面，多次邀请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方向。10月6－12日，中国共产党华东局统战部与上海市委统战部邀请华东各地工商界与民主党派代表座谈。上海市领导陈毅、潘汉年及各部门干部也积极宣传。
没有学习前，上海私营工商业者感到恐惧，棉纺业资方说：以前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很好，最好万寿无疆下去，拖几十年。染织业的李樾卿说：“知道社会主义前途是美好的，但对消灭阶级有些恐惧。”商业资本家的顾虑比工业资本家多，认为商业资本的消费性、剥削性、居间性多，缺少对国计民生的积极性，很少有可能通过公私合营走向社会主义。1953年10月底，上海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30日，陈毅市长首先对上海市工商联执监委员、专门委员、各区工商联委员和百人以上私营工厂的资方共1900余人进行了传达报告。随后又在30人以上和部分造纸、卷烟、水泥、火柴等主要行业的企业资方等约1.4余万人参加的大会上作了传达。很多资方听了报告后，认为陈毅市长的报告快人快语，句句打入人的心坎中，使人口服心服，认为报告非常必要和适时。陈毅市长在报告中曾说：私营工商业大多数是拥护和愿意走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和公私合营的，但我们也不怕反对，我们只要在税收上施一些压力，或者在加工订货上用点压力，甚至在工会上找你们一些麻烦，那你们就吃不消了！从11月底到12月初，各区工商联又先后组织了69次传达大会，向中小工商业户资方约52900余人进行了传达。上海工商业者（包括部分上层工商界家属）听到总路线传达报告的前后共达89400余人。通过学习，工商界明确了总路线的含义，这对稳定其情绪起到极大的作用。工商业者反映：“在没有听到传达以前，真是十五个吊捅打水，七上八下，觉得日子难过，现在就稳定了。”有的工商界青年形象地说：“过去好像站在福州路看不到人民大道，毛主席带我转了个弯，现在清楚地看到人民大道（指社会主义）就在眼前。”
另外，中国共产党对梁漱溟的政治批评，对正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党外民主人士来说，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高饶事件、潘汉年事件、批判“小脚女人”等党内的政治斗争，对于私营工商业者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这些斗争都给他们思想上、政治上造成一定的压力，形成他们接受改造的外部推动力。
3．已公私合营企业的有效示范作用
公私合营是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形式。上海解放后到1953年10月前，私营工业中的公私合营企业有66户，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在全部工业中所占比重极小，在行业中所占比重也很小。其合营原因也各异：企业中原有敌伪股权在解放后被接管后形成的；企业负债过大或资金周转困难要求政府合营的；由政府财经机构或国营企业提议合营的；有银行投资的企业，随私营银行全业合营而走向合营的等。总路线公布后，上海第一批14个典型企业首批合营。有的看到合营厂比自己的企业任务多也很羡慕。看到他们的人事安排后，也好像吃了定心丸。永安三厂的厂长说：“合营后利润可以提高，天津1万锭可赚58亿”，“现在很明显，国营比合营好，合营比私营好，应该争取合营”。
公私合营后，由于企业性质的改变，国家对企业的领导鼓励着劳方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生产不断增长，劳资关系也渐趋正常。同时，已合营企业在政策、资金等方面都得到国家政策的倾斜，生产效率等也优于私营企业，一些条件差、长期亏损的企业出现赢余，使更多工商业者看到合营的前景，这是他们认识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1955年2月24日，中华造船厂召开关于分配1953年度股东股息红利公私股代表协商会议。副厂长索林（公方）宣布：1953年度全厂营业额514万元，获得利润106万元，净利润额103.4万元。根据《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按利润总额缴纳所得税后，提出50％作为公积金，20％作为职工福利基金，其余公私股按9.5厘发付股息红利。《解放日报》曾以“中华造船厂建厂廿九年来第一次分红”为标题，报道了中华造船厂合营后第一年股东们就分到红利的消息，在工商界引起很大反响。私方厂长杨俊生感慨地说：“合营后，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但扭转了过去的亏损局面，而且第一年就盈余了100多万元，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这一切都说明了公私合营的优越性，是私营企业所望尘莫及的。”先期合营企业合营后面貌的迅速改变，在行业中起到先导和示范的作用。
4．中国共产党在定息、人事安排、清产核资等方面政策的有效贯彻使私营工商业者从心理失衡达到新的平衡
经过宣传教育，工商业者在认识到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就是安排与定息的问题。公私合营过程中工商界最关心的是利益问题，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现在争来争去是定息这个尾巴粗细的问题和割掉尾巴的时间问题”。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对定息抱有“求三（厘）、望四（厘）”的想法。但考虑到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不同，如果单纯采取“四马分肥”的方式，就会造成资方分得的红利高低过于悬殊，因此，陈云建议采取统一定息办法。1956年6月，全国人大宣布定息一律五厘，工商业者喜出望外。12月，党中央又做出从1956年起，定息七年不变，七年后工商业者生活上有困难，还可以再留个尾巴，资本家原有高薪一律不动的决定。时任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的陈铭珊在上海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开始时一言不发，心里疑虑公私合营是不是共产党要把我们的工厂都吃掉了。但听到企业赚钱的股息红利照发，原来的职位不动，工资不减后，心里很高兴。他认为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也就可以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定息实行后，企业赢利多少已经与经营者分离，严格地说资本家群体已经不存在了。正如薄一波指出的：“实行定息之后，资本家名义上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占有100万元的利息。”
在人事安排上，政府对企业合营时在职私方人员全部包下来，按照“量才使用，适当照顾”原则统筹安排。以上海私营毛纺织工业为例，全行业共有53家私营企业，资方和资方代理人152人，政府根据不同对象（管理能力、技术水平、经营作风、体力精力，对改造的态度和贡献大小等）和企业的具体情况（企业规模、经营情况等），安排的结果是担任厂长、工程师以上职务的71人，占总数的52.7％，其中，经理2人，副经理6人，厂长5人，副厂长40人，工程师8人，其余都安排在科室、车间工作。又如，私营制笔业合营时共有资方实职人员809人，资方代理人100人，小业主299人，共计1765人，安排的结果是绝大部分担任原职，4位资本家上层人士担任制笔工业公司正副经理，99人担任工厂的厂长，186人担任正副科（股）长，75人担任正副车间主任，689人担任工厂科室人员。经过安排一般都比较满意。
在清产核资中，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做好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指出：对私营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必须根据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必须贯彻中央的“从宽”、“从了”方针。，并采取自点、自估、自报的方法，使私营人员体会到政府的信任。永安纱厂在清产核资中，各厂清估数字是人民币3600万元，与公司账面数相差200万元，郭棣活担心与公方讲不清楚而影响公司信誉。经与公方代表协商，重新对各厂厂房估价，郭棣活找到当年施工图纸，凭借厂房的良好情况和优良结构，经专家评定，固定资产总值升值200万元。
上海私营工商业者在向社会主义转变中确实有着许多复杂的情感。毛纺织业刘念智说：改造总是要痛的，思想改造也是如此，而且一定要痛，不痛改造就不彻底，谁要是说不痛，那是不老实。虽然改造是痛的，但由于政府对资本家的定息、人事安排问题处理较妥善，财产清估合理，企业有了社会主义牌子、个人有国家干部的地位和经济上有定息和薪金收入，这为私营工商业者由心理失衡到新的平衡提供了经济和政治条件。再结合思想教育，使资本家这一改造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不仅没有与政府对抗，而且参与到改造中去，推进了改造的进程。特别是与苏联消灭私营经济的做法比较，中国资本家认为还是和平改造好。
二
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会起作用。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私营工商业者自身的因素非常重要。他们执着的爱国心、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认同以及其上层人士的带头推动，使中国私营工商业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顺利而平稳。正因为有他们的配合，和平赎买在中国才成为可能。
1．私营工商业者在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上，认同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是当时人们比较和选择的结果。20世纪初努力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进中国人就已经表现出追求资本主义，同时又向往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样一种倾向。接受社会主义，代表了那个时代先进中国人的选择。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初期，明确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而社会主义最终是以消灭剥削和资产阶级为目的，就是工商资产阶级也不例外。虽然总路线公布后他们也曾感到突然，但认识到走向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特别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相比，他们觉得愿意接受和平赎买。如学习总路线时，手帕织造业的许资新认识到，无产阶级是不肯长期受剥削的，自己的子女也不会允许。“固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就要松懈，帝国主义要来侵略，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也要对我们冷淡下来，我们成为孤立，这些多么危险。”上海新药业的邹剑雄说：“中国革命如并一步走，马上打倒地主，没收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于是要流血了……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使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政权，然后加以改造，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幸福了。”钢铁炼制业的朱镜清引用周总理的话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我们参加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我们一面要参加政权，一面要接受改造，明确了自己的前途和走入社会主义的方式。我们接受改造，才能做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丽新的资方说：“这是必由之路。”中华一纺资方说：“要快点准备起来，争取公私合营，否则就来不及了。”有技术的资方比没技术的积极，他们表示：不合营拿工资吃饭，合营也拿工资吃饭，希望把厂子搞大，将来有地位。还有的说“将来我也可以做专家，生活仍可以过好，合营怕什么”。
当然，认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出于无奈的也大有人在。有的资方就说：“到客观环境使企业不能发展时，不自愿也得自愿”，“不走也得走，大势所趋”。同时也有不满的。但正如薄一波所说：1955年冬天，敲锣打鼓中请公私合营的滚滚人流中，虽然心情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是希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却是许多人的共识，这是抹煞不了的。
2．私营工商业者对本阶级认识的转变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在“四反”、“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工商资本家逐渐认识到自身阶级没落、消灭的不可避免，社会的巨变促使他们再次思考“做什么人”这一问题。1952年2月2日，工商界的代表章乃器在《人民日报》上指出：当此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在万分感奋中献身为国的时候，工商界却出现了大批损害国家利益、腐蚀国家干部的奸商，这是工商界的耻辱。工商业的五毒“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而携带这些污毒到新社会来的，主要的正是我们工商界”。将政府机构中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归结到本阶级身上，符合当时的主流认识，也表明“三反”、“四反”、“五反”运动不仅改变着社会其他阶层对私营工商界的认识，也触动了工商业者自身思想认识的变化。他们看到了本阶级的黑暗面，自卑感增强，也强化了他们服从工人阶级领导的意识。尤其是“五反”后，很多私营工商业者感觉有些灰溜溜的，即使被定为守法户也觉得没有脸面，在社会上抬不起头。很多资方已厌弃自己的“资本家”头衔。尤其是青年资本家，他们积极主动地争取早日改造，愿意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反映了工商资本家思想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上海市民主青联副秘书长鲍金荣就反映：“工商青年感到工人阶级伟大，资产阶级倒霉，希望转变成分。”’一位资方子女劝其父亲说：“快点接受改造吧，不要人家总讲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1956年1月18日，上海团市委和市民青联联合召开有2000人参加的全市工商界青年代表大会。当市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张棋说到“工商界青年不久的将来放弃了剥削，变成劳动者，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的时候，全场沸腾，出席大会的工商界青年激动地把帽子抛向空中，一再高呼“工人阶级万岁！”会上代表们排成长长的队伍，争先恐后地发言，很多代表在台上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有的热泪盈眶。整个会场上锣鼓声和“迎接社会主义改造最高潮”，“立志做劳动者，不做剥削者”的口号声此起被伏。
3．工商界上层进步人士的积极响应，促进了一般工商业者接受改造
在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上海工商界中一批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密切、在工商界中有着较高威望的工商界上层人士，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主动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其他私方人员接受改造。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亲自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向他们提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海私营工商业代表荣毅仁、郭棣活等参加。在全国工商联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上海市工商联主委盛丕华在谈到工商业者的前途时说：“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利润可得，到社会主义有工作可做”，得到了代表们的认同。李维汉在会上讲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这一讲话引起代表们的普遍重视。有的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有的提出要“接受限制，欢迎改造”。安达总经理刘靖基在会上代表安达、大丰等企业表示争取早日合营。荣毅仁也表示：大规模建设开始，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私营工商业要停留、倒退是不可能的，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资本主义是私营工商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和最好的办法。国家资本主义的三种形式，在我经营的企业系统中都有，政府要搞什么形式，我都可以接受。荣毅仁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立即召集申新各厂厂长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并找各厂厂长个别谈话，商谈有关公私合营的问题。申新副总经理汪君良表示，申新走公私合营有条件，要在工商界起带头作用。总路线公布后，上海第一批14个典型企业首批合营。积极申请合营的刘鸿生对14个厂中没有自己的厂子感到急躁。也有一些私营企业为创造公私合营条件而先期进行私私合并。荣毅仁、刘靖基、郭棣活、刘鸿生等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谈自己对总路线和公私合营的认识，对运动起到正面推动作用。
许多已经合营的资方也展开了积极宣传。1953年中华造船机器厂公私合营后，资方杨俊生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等报刊杂志上撰写文章，介绍公私合营的优越、个人的体会以及合营后企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他们的言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所起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邓小平在总结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时说：“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刘澜涛也说：“如果没有广大工商业者的合作，这个历史篇章也不会写得这样好。”
4．接受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工商业者爱国的表现
私营工商业者是爱国的。解放初期，上海的工商业者和全国人民一道，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供应全国市场。在私营企业本身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他们积极认购公债，进行爱国捐献，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表现了他们赤诚的爱国心。在向社会主义转变中，他们是被改造者，是利益受损群体，但由于认识到走向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他们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接受改造，最应该肯定的就是他们的爱国心。正如上海橡胶业的资方所说：“明知自己的阶级要被消灭，还是要参加革命行列，如路畔房屋，为了开阔马路，应将房屋拆去，不拆要妨碍市政建设，我们工商界好比房屋，少数不愿意拆除者，亦要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服从领导，参加革命。”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陈铭珊了解公私合营的政策后，很高兴，认为“要接受改造嘛，还是早点吧，不要等到人家都排队了以后我再排队那就不好了”。有的说民族资产阶级有双重身份，“跑在前面的是革命者，落在后面的是被革命者”，因此，谁也不想落在后面。1955年10月，全国工商联一届二次执委会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敬告全国工商界：我们只有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起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光明幸福的前途。这表达了私营工商业者的心声。
工商业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从惧怕到服从再到认同，反映了工商业者在社会巨变中，能跟随时代的脚步，接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在此过程中，资本家们的心理是复杂、矛盾的，有过痛苦的挣扎。建国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工商业者逐步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方面。工商业者深知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艰难，因此，工业的迅速发展对工商界的触动也最为强烈。1949年10月，胡厥文率上海工商界代表团参观东北老解放区，他感慨老解放区社会风气的变化，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而其印象最深的是工业的进步。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是有前途的。
从以上主客观原因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政治、经济上的优势，正确地发挥民族工商业者拥护宪法的积极性，对其进行教育和引导，并配合已有合营企业有效的示范作用及定息、人事安排、清产核资政策的执行，造成了促使民族工商业者参加改造的大势；广大民族工商业者从历史经历中产生的执着的爱国心、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追随共产党前进的积极性，促使他们最后接受了和平赎买，顺利走进了社会主义。
从1949年到1956年，上海私营工商业者追随中国共产党走向社会主义。究其原因，可以从改造方——中国共产党和被改造方——私营工商业者两方面考察，即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原因。
一
在1949年国共内战时期，私营工商业者从历史比较中选择了留在大陆，跟共产党走。这一行为本身就隐含着他们一定程度上接受在将来的某一天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奋斗目标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这方面说，他们有心理准备。但走向社会主义毕竟不是普通的事件，而是消灭阶级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私营工商业者一定既得利益的丧失。因此，当最后的选择真的到来时，他们还是有诸多的恐慌和不舍。但由于中国共产党相对成功地综合了各方面的条件，在巨大的阶级消灭、社会制度变迁中，他们并没有大的波动。
1．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政治、经济上的优势，是私营工商业者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保障
政治上，新中国成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过渡性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保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四个阶级并存，共同建设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用本阶级的思想教育和影响全社会，使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念深入到社会的每个阶级和阶层。
经济上，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的国情出发，鉴于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两面性和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双重作用，建国初期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下，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政策，同时也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组和改造。私营经济获得了恢复和发展，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应该看到，尽管民族资产阶级是联合专政的四个阶级之一，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允许私营经济存在，理论上新民主主义有走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可能性，但在条件成熟时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努力的方向。毛泽东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我们努力发展国营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
新中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国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营经济的力量不断加强，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支柱。特别是根据当时客观实际而相应采取的如收购、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经济形式，逐步从原料和市场两方面控制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使私营工商业对国营经济的依赖性逐步增强，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使私营工商业离开政府和国营经济就不能生存。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增长、政权的巩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国家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抗美援朝的胜利等，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包括私营工商业者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崇敬和信任。比如，1950年国民党对上海的“2•6”大轰炸，令私营工商业者刘鸿生的企业损失惨重，生产面临极大困难，这使他打消了共产党这么快拿下大陆，能不能守得住的疑虑。他说：“然而，有些事我却也不得不佩服共产党。上海的‘二白一黑’（米、棉花、煤）是长久以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多年来市场上难以稳定价格。共产党虽然是空手打下了上海，却很快地解决了和上海人民生活关系最密切的问题。我的企业当时都在困难中，由人民银行贷款帮助稳定了企业。”抗美援朝开始时，资本家心存恐惧。刘鸿生就坦言：“美国是全世界的大老板。碰碰别人可以，为什么要去碰这位大老板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冒险行为。”但当他从朝鲜前线参观回来的儿子口中证实这位大老板被朝中人民打败了时却无比兴奋，他说：“平生第一次感到作一个中国人是值得骄傲的。”“共产党终于使我们中国人抬起头来了！我一生受尽帝国主义的欺侮，现在可以出气了”。
但当时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观念深受前苏联影响，私营经济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经济直接对立的，资本家对利润的追求被认为是更大范围地剥削工人，自由竞争更多地被从破坏秩序的角度来认识。特别是“五反”运动后，人们更多地从消极方面看待私营经济。因此，即使当时政府出于发展和稳定的考虑，对民族资本一直坚持利用、限制策略，但实际上私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已非常明显，特别是普通的干部群众观念上的对立情绪，常超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使中央政策不能得到认真执行。而中央政策也处于变动中，私营经济的消灭只是时间和时机的问题，资本家群体的改造只是方式问题，即和平与否。
2．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和动员
建国后，各级政府不断地组织工商业者学习。如学习《共同纲领》、学习私营企业条例、学习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等。1953年9月总路线公布前后，政府加强了对改造政策的宣传教育。从中央到地方，全社会动员，共同教育。毛泽东等领导人亲自出面，多次邀请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方向。10月6－12日，中国共产党华东局统战部与上海市委统战部邀请华东各地工商界与民主党派代表座谈。上海市领导陈毅、潘汉年及各部门干部也积极宣传。
没有学习前，上海私营工商业者感到恐惧，棉纺业资方说：以前想新民主主义社会很好，最好万寿无疆下去，拖几十年。染织业的李樾卿说：“知道社会主义前途是美好的，但对消灭阶级有些恐惧。”商业资本家的顾虑比工业资本家多，认为商业资本的消费性、剥削性、居间性多，缺少对国计民生的积极性，很少有可能通过公私合营走向社会主义。1953年10月底，上海开始大张旗鼓地宣传总路线，30日，陈毅市长首先对上海市工商联执监委员、专门委员、各区工商联委员和百人以上私营工厂的资方共1900余人进行了传达报告。随后又在30人以上和部分造纸、卷烟、水泥、火柴等主要行业的企业资方等约1.4余万人参加的大会上作了传达。很多资方听了报告后，认为陈毅市长的报告快人快语，句句打入人的心坎中，使人口服心服，认为报告非常必要和适时。陈毅市长在报告中曾说：私营工商业大多数是拥护和愿意走向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和公私合营的，但我们也不怕反对，我们只要在税收上施一些压力，或者在加工订货上用点压力，甚至在工会上找你们一些麻烦，那你们就吃不消了！从11月底到12月初，各区工商联又先后组织了69次传达大会，向中小工商业户资方约52900余人进行了传达。上海工商业者（包括部分上层工商界家属）听到总路线传达报告的前后共达89400余人。通过学习，工商界明确了总路线的含义，这对稳定其情绪起到极大的作用。工商业者反映：“在没有听到传达以前，真是十五个吊捅打水，七上八下，觉得日子难过，现在就稳定了。”有的工商界青年形象地说：“过去好像站在福州路看不到人民大道，毛主席带我转了个弯，现在清楚地看到人民大道（指社会主义）就在眼前。”
另外，中国共产党对梁漱溟的政治批评，对正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党外民主人士来说，不能不发生深刻影响。高饶事件、潘汉年事件、批判“小脚女人”等党内的政治斗争，对于私营工商业者的影响也不能忽视。这些斗争都给他们思想上、政治上造成一定的压力，形成他们接受改造的外部推动力。
3．已公私合营企业的有效示范作用
公私合营是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级形式。上海解放后到1953年10月前，私营工业中的公私合营企业有66户，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在全部工业中所占比重极小，在行业中所占比重也很小。其合营原因也各异：企业中原有敌伪股权在解放后被接管后形成的；企业负债过大或资金周转困难要求政府合营的；由政府财经机构或国营企业提议合营的；有银行投资的企业，随私营银行全业合营而走向合营的等。总路线公布后，上海第一批14个典型企业首批合营。有的看到合营厂比自己的企业任务多也很羡慕。看到他们的人事安排后，也好像吃了定心丸。永安三厂的厂长说：“合营后利润可以提高，天津1万锭可赚58亿”，“现在很明显，国营比合营好，合营比私营好，应该争取合营”。
公私合营后，由于企业性质的改变，国家对企业的领导鼓励着劳方生产积极性的提高，生产不断增长，劳资关系也渐趋正常。同时，已合营企业在政策、资金等方面都得到国家政策的倾斜，生产效率等也优于私营企业，一些条件差、长期亏损的企业出现赢余，使更多工商业者看到合营的前景，这是他们认识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1955年2月24日，中华造船厂召开关于分配1953年度股东股息红利公私股代表协商会议。副厂长索林（公方）宣布：1953年度全厂营业额514万元，获得利润106万元，净利润额103.4万元。根据《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按利润总额缴纳所得税后，提出50％作为公积金，20％作为职工福利基金，其余公私股按9.5厘发付股息红利。《解放日报》曾以“中华造船厂建厂廿九年来第一次分红”为标题，报道了中华造船厂合营后第一年股东们就分到红利的消息，在工商界引起很大反响。私方厂长杨俊生感慨地说：“合营后，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不但扭转了过去的亏损局面，而且第一年就盈余了100多万元，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了，这一切都说明了公私合营的优越性，是私营企业所望尘莫及的。”先期合营企业合营后面貌的迅速改变，在行业中起到先导和示范的作用。
4．中国共产党在定息、人事安排、清产核资等方面政策的有效贯彻使私营工商业者从心理失衡达到新的平衡
经过宣传教育，工商业者在认识到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已不可逆转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就是安排与定息的问题。公私合营过程中工商界最关心的是利益问题，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现在争来争去是定息这个尾巴粗细的问题和割掉尾巴的时间问题”。一些中小工商业者对定息抱有“求三（厘）、望四（厘）”的想法。但考虑到企业规模和经营范围不同，如果单纯采取“四马分肥”的方式，就会造成资方分得的红利高低过于悬殊，因此，陈云建议采取统一定息办法。1956年6月，全国人大宣布定息一律五厘，工商业者喜出望外。12月，党中央又做出从1956年起，定息七年不变，七年后工商业者生活上有困难，还可以再留个尾巴，资本家原有高薪一律不动的决定。时任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的陈铭珊在上海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开始时一言不发，心里疑虑公私合营是不是共产党要把我们的工厂都吃掉了。但听到企业赚钱的股息红利照发，原来的职位不动，工资不减后，心里很高兴。他认为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也就可以了。
但需要指出的是，定息实行后，企业赢利多少已经与经营者分离，严格地说资本家群体已经不存在了。正如薄一波指出的：“实行定息之后，资本家名义上拥有100万元的资产，实际上只占有100万元的利息。”
在人事安排上，政府对企业合营时在职私方人员全部包下来，按照“量才使用，适当照顾”原则统筹安排。以上海私营毛纺织工业为例，全行业共有53家私营企业，资方和资方代理人152人，政府根据不同对象（管理能力、技术水平、经营作风、体力精力，对改造的态度和贡献大小等）和企业的具体情况（企业规模、经营情况等），安排的结果是担任厂长、工程师以上职务的71人，占总数的52.7％，其中，经理2人，副经理6人，厂长5人，副厂长40人，工程师8人，其余都安排在科室、车间工作。又如，私营制笔业合营时共有资方实职人员809人，资方代理人100人，小业主299人，共计1765人，安排的结果是绝大部分担任原职，4位资本家上层人士担任制笔工业公司正副经理，99人担任工厂的厂长，186人担任正副科（股）长，75人担任正副车间主任，689人担任工厂科室人员。经过安排一般都比较满意。
在清产核资中，上海市委发出《关于做好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后清产核资工作的通知》指出：对私营企业的清产核资工作必须根据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原则进行，必须贯彻中央的“从宽”、“从了”方针。，并采取自点、自估、自报的方法，使私营人员体会到政府的信任。永安纱厂在清产核资中，各厂清估数字是人民币3600万元，与公司账面数相差200万元，郭棣活担心与公方讲不清楚而影响公司信誉。经与公方代表协商，重新对各厂厂房估价，郭棣活找到当年施工图纸，凭借厂房的良好情况和优良结构，经专家评定，固定资产总值升值200万元。
上海私营工商业者在向社会主义转变中确实有着许多复杂的情感。毛纺织业刘念智说：改造总是要痛的，思想改造也是如此，而且一定要痛，不痛改造就不彻底，谁要是说不痛，那是不老实。虽然改造是痛的，但由于政府对资本家的定息、人事安排问题处理较妥善，财产清估合理，企业有了社会主义牌子、个人有国家干部的地位和经济上有定息和薪金收入，这为私营工商业者由心理失衡到新的平衡提供了经济和政治条件。再结合思想教育，使资本家这一改造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不仅没有与政府对抗，而且参与到改造中去，推进了改造的进程。特别是与苏联消灭私营经济的做法比较，中国资本家认为还是和平改造好。
二
外因总是要通过内因才会起作用。在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私营工商业者自身的因素非常重要。他们执着的爱国心、对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认同以及其上层人士的带头推动，使中国私营工商业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顺利而平稳。正因为有他们的配合，和平赎买在中国才成为可能。
1．私营工商业者在社会历史发展趋势上，认同社会主义方向
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是当时人们比较和选择的结果。20世纪初努力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进中国人就已经表现出追求资本主义，同时又向往比资本主义更合理的社会制度这样一种倾向。接受社会主义，代表了那个时代先进中国人的选择。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建国初期，明确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而社会主义最终是以消灭剥削和资产阶级为目的，就是工商资产阶级也不例外。虽然总路线公布后他们也曾感到突然，但认识到走向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特别是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相比，他们觉得愿意接受和平赎买。如学习总路线时，手帕织造业的许资新认识到，无产阶级是不肯长期受剥削的，自己的子女也不会允许。“固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就要松懈，帝国主义要来侵略，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也要对我们冷淡下来，我们成为孤立，这些多么危险。”上海新药业的邹剑雄说：“中国革命如并一步走，马上打倒地主，没收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于是要流血了……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分两步走，使民族资产阶级也参加政权，然后加以改造，所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幸福了。”钢铁炼制业的朱镜清引用周总理的话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我们参加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时，我们一面要参加政权，一面要接受改造，明确了自己的前途和走入社会主义的方式。我们接受改造，才能做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丽新的资方说：“这是必由之路。”中华一纺资方说：“要快点准备起来，争取公私合营，否则就来不及了。”有技术的资方比没技术的积极，他们表示：不合营拿工资吃饭，合营也拿工资吃饭，希望把厂子搞大，将来有地位。还有的说“将来我也可以做专家，生活仍可以过好，合营怕什么”。
当然，认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出于无奈的也大有人在。有的资方就说：“到客观环境使企业不能发展时，不自愿也得自愿”，“不走也得走，大势所趋”。同时也有不满的。但正如薄一波所说：1955年冬天，敲锣打鼓中请公私合营的滚滚人流中，虽然心情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是希望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却是许多人的共识，这是抹煞不了的。
2．私营工商业者对本阶级认识的转变
新中国建立后，尤其在“四反”、“五反”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工商资本家逐渐认识到自身阶级没落、消灭的不可避免，社会的巨变促使他们再次思考“做什么人”这一问题。1952年2月2日，工商界的代表章乃器在《人民日报》上指出：当此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在万分感奋中献身为国的时候，工商界却出现了大批损害国家利益、腐蚀国家干部的奸商，这是工商界的耻辱。工商业的五毒“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而携带这些污毒到新社会来的，主要的正是我们工商界”。将政府机构中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归结到本阶级身上，符合当时的主流认识，也表明“三反”、“四反”、“五反”运动不仅改变着社会其他阶层对私营工商界的认识，也触动了工商业者自身思想认识的变化。他们看到了本阶级的黑暗面，自卑感增强，也强化了他们服从工人阶级领导的意识。尤其是“五反”后，很多私营工商业者感觉有些灰溜溜的，即使被定为守法户也觉得没有脸面，在社会上抬不起头。很多资方已厌弃自己的“资本家”头衔。尤其是青年资本家，他们积极主动地争取早日改造，愿意把自己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反映了工商资本家思想上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上海市民主青联副秘书长鲍金荣就反映：“工商青年感到工人阶级伟大，资产阶级倒霉，希望转变成分。”’一位资方子女劝其父亲说：“快点接受改造吧，不要人家总讲我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1956年1月18日，上海团市委和市民青联联合召开有2000人参加的全市工商界青年代表大会。当市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张棋说到“工商界青年不久的将来放弃了剥削，变成劳动者，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分子”的时候，全场沸腾，出席大会的工商界青年激动地把帽子抛向空中，一再高呼“工人阶级万岁！”会上代表们排成长长的队伍，争先恐后地发言，很多代表在台上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有的热泪盈眶。整个会场上锣鼓声和“迎接社会主义改造最高潮”，“立志做劳动者，不做剥削者”的口号声此起被伏。
3．工商界上层进步人士的积极响应，促进了一般工商业者接受改造
在中国共产党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上海工商界中一批与中国共产党接触密切、在工商界中有着较高威望的工商界上层人士，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主动带头申请公私合营，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推动其他私方人员接受改造。
1953年9月7日，毛泽东亲自出面邀请工商界代表人物座谈，向他们提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海私营工商业代表荣毅仁、郭棣活等参加。在全国工商联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上海市工商联主委盛丕华在谈到工商业者的前途时说：“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利润可得，到社会主义有工作可做”，得到了代表们的认同。李维汉在会上讲话，阐述了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的内容、意义和步骤。这一讲话引起代表们的普遍重视。有的提出要“积极经营，争取利用”，有的提出要“接受限制，欢迎改造”。安达总经理刘靖基在会上代表安达、大丰等企业表示争取早日合营。荣毅仁也表示：大规模建设开始，国家的前途是光明的，私营工商业要停留、倒退是不可能的，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国家资本主义是私营工商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和最好的办法。国家资本主义的三种形式，在我经营的企业系统中都有，政府要搞什么形式，我都可以接受。荣毅仁从北京回到上海后，立即召集申新各厂厂长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并找各厂厂长个别谈话，商谈有关公私合营的问题。申新副总经理汪君良表示，申新走公私合营有条件，要在工商界起带头作用。总路线公布后，上海第一批14个典型企业首批合营。积极申请合营的刘鸿生对14个厂中没有自己的厂子感到急躁。也有一些私营企业为创造公私合营条件而先期进行私私合并。荣毅仁、刘靖基、郭棣活、刘鸿生等还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谈自己对总路线和公私合营的认识，对运动起到正面推动作用。
许多已经合营的资方也展开了积极宣传。1953年中华造船机器厂公私合营后，资方杨俊生先后在《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等报刊杂志上撰写文章，介绍公私合营的优越、个人的体会以及合营后企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他们的言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所起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替代的。
邓小平在总结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时说：“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刘澜涛也说：“如果没有广大工商业者的合作，这个历史篇章也不会写得这样好。”
4．接受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工商业者爱国的表现
私营工商业者是爱国的。解放初期，上海的工商业者和全国人民一道，努力克服困难，积极地恢复和发展生产，供应全国市场。在私营企业本身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他们积极认购公债，进行爱国捐献，支援抗美援朝和国家建设，表现了他们赤诚的爱国心。在向社会主义转变中，他们是被改造者，是利益受损群体，但由于认识到走向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他们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接受改造，最应该肯定的就是他们的爱国心。正如上海橡胶业的资方所说：“明知自己的阶级要被消灭，还是要参加革命行列，如路畔房屋，为了开阔马路，应将房屋拆去，不拆要妨碍市政建设，我们工商界好比房屋，少数不愿意拆除者，亦要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服从领导，参加革命。”上海信谊药厂总经理陈铭珊了解公私合营的政策后，很高兴，认为“要接受改造嘛，还是早点吧，不要等到人家都排队了以后我再排队那就不好了”。有的说民族资产阶级有双重身份，“跑在前面的是革命者，落在后面的是被革命者”，因此，谁也不想落在后面。1955年10月，全国工商联一届二次执委会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敬告全国工商界：我们只有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起来，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主动地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同全国人民一道获得光明幸福的前途。这表达了私营工商业者的心声。
工商业者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从惧怕到服从再到认同，反映了工商业者在社会巨变中，能跟随时代的脚步，接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在此过程中，资本家们的心理是复杂、矛盾的，有过痛苦的挣扎。建国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工商业者逐步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方面。工商业者深知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艰难，因此，工业的迅速发展对工商界的触动也最为强烈。1949年10月，胡厥文率上海工商界代表团参观东北老解放区，他感慨老解放区社会风气的变化，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而其印象最深的是工业的进步。他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是有前途的。
从以上主客观原因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政治、经济上的优势，正确地发挥民族工商业者拥护宪法的积极性，对其进行教育和引导，并配合已有合营企业有效的示范作用及定息、人事安排、清产核资政策的执行，造成了促使民族工商业者参加改造的大势；广大民族工商业者从历史经历中产生的执着的爱国心、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追随共产党前进的积极性，促使他们最后接受了和平赎买，顺利走进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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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东林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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