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焦裕禄》的启示：阶级斗争为什么要年年讲、月月讲

　　一、资产阶级当权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特点

　　资产阶级当权派的特点是：以权谋私。他们的这种特点是由他们的心理结构决定的，——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而没有国家、人民。他们把自己和他人对立起来，把自己和他人看作截然不同的两个利益主体。在他们心里，公和私是分离的、对立的关系。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特点是：他们把自己当作人民的一部分，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当作一个整体。所以，他们心中考虑的是人民的整体利益，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小集团的利益。所以，他们才能做到大公无私。因为他们心中没有私，私属于公。公私是一个整体。

　　资产阶级当权派“胸怀私利”，无产阶级革命派“胸怀天下”。

　　《焦裕禄》这部电视剧的主线之一就是以焦裕禄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当权派之间在思想、政策等方面的斗争。焦裕禄在兰考的一年多时间里，无产阶级革命派占了上风，所以，在这些革命家的带领下，兰考人民在治理三害上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革命家心中想的不是个人生活是否舒适，他们心中想的是整个兰考人民的利益。“治理三害”正是人民的利益所在。治理三害需要艰苦奋斗，于是他们就和兰考人民一块艰苦奋斗。他们把自己融入了人民之中。兰考地区条件艰苦，焦裕禄当时并不是兰考县委书记的第一人选，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愿意去，组织上才选择了焦裕禄。那些不愿去兰考的人显然是把自己的利益从人民的利益中分离出来了。

　　焦裕禄到兰考是在1962年冬天。在焦裕禄到来之前，兰考有过这么一段历史。当时的县委书记叫王金壁。这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他喜欢看戏，于是剧院第三排最好的座位就成了他一家人的专座，因此他就得了个“三排排长”的美称。每次演戏，如果他还没有来戏就不开场，群众说：“不急，三排排长还没到哩!”在1954年，一个叫张钦礼的人担任兰考县长。这个人被兰考人称作“活地图”，因为他对兰考的地理地貌非常熟悉。也是他在54年到57年，领导兰考人民在治理三害上取得初步成效。但到了1958年，由于不恰当的大炼钢铁政策，兰考的树林基本上被砍光了，也使风沙等灾害又肆虐起来。

　　另外，当时兰考县委的组织部长叫孙跃堂。他利用职权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并和发妻离婚。军人复员后，他害怕这个人因此生事，就捏造罪名把这个人投入监狱。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有人为这件事贴了他的大字报，还有200多名干部在上面签了名。但整风运动很快就变成了反右运动，当时的河南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坐镇兰考，伙同孙跃堂将这200多人全部打成右派。县长张钦礼对这种做法激烈反对，也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

　　1958年秋，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粮食征购会议，逼着各县县长说假话，报高产。省委书记吴芝圃亲自到开封组督阵。张钦礼在发言时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20万斤，也没有见过小麦亩产5000斤，并直接批评省委，“征购透底，再搞返销，粮食搬家，劳民伤财。爱说假话的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这个教训要记取。浮夸风刮过了头，最终是要害人的。风刮在下边，风源在上边。说白了一点，风源是在省委。”吴芝圃当时就面带怒容，离开这个组。接着，大会秘书处取消了张钦礼的参会资格，遣送回县，接受批判。批了8个月，张钦礼不检讨，不认错。省委给了他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三级，到农村劳动改造。

　　1960年12月，张钦礼突破种种封锁，冒着生命危险进京上访，向周总理反映河南浮夸风和饿死人的情况。不久中央开始对此进行调查。吴芝圃被免去省委书记一职，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刘建勋继任河南省省委书记。刘建勋到任后，给一大批受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平了反，但是，那些跟着吴芝圃干的坏干部并没有被撤下去。张钦礼获得平反，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和县长的职务。但兰考的县委书记仍是王金壁，他不仅不通知张钦礼上任，还不给张钦礼落实省委的平反政策。最后，还是省委不得不直接出面，给张钦礼办了平反手续。但，直到1962年焦裕禄到兰考，张钦礼在县委一直受排挤，只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县委仍然掌握在王金壁手里，大量因为抵制浮夸风、共产风而被冤枉的干部并没有被平反。

　　焦裕禄到兰考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大胆地把被冤枉的干部平反，组成了一支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的领导班子。这些无产阶级革命家拧成一股绳，抵挡住那些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干扰，奋不顾身地投入治理三害的工作。1964年5月，人民之子焦裕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42岁。焦裕禄是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他把自己的生命给予了人民，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人民的汪洋大海中。

　　焦裕禄死后，开封地委不是将深得民心的张钦礼提拔为县委书记，而是派了一个叫周化民的人来当书记。焦裕禄去世两个月后，兰考的“四清”工作开始。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任团长，周化民任副团长。他们的四清对象就是跟随焦裕禄和张钦礼苦战三害的无产阶级干部。张钦礼首当其冲，被当成了“四不清”干部。但是，大半年的调查，却没有查出丝毫四不清问题。秦一飞说：“我就不相信在一个县工作多年，会没有四不清问题。”秦一飞虽然加大了调查力度，仍然没有查出任何问题。他不得不恢复了张钦礼的工作。但之后，由于周化民的掣肘，治理三害的工作进展缓慢。

　　1965年，新华社打算宣传焦裕禄的事迹。秦一飞、周化民等百般阻挠。周化民说：焦裕禄用一年时间改变了兰考面貌，共产党领导了十六年都没有改变好?改变兰考面貌是焦一个人干的?新华社的稿子一发表，……焦裕禄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背黑锅的是我周某人，给焦裕禄填穷坑的也是我周某人。我周某人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填不满兰考这个穷坑!秦一飞说：焦裕禄是条龙他能吸多少水?他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

　　由于新闻报道中把张钦礼称作焦裕禄的亲密战友，秦一飞、周化民都说支持宣传焦裕禄是张钦礼为个人捞政治资本。

　　1966年初，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全国各地掀起了学习焦裕禄的热潮。但在兰考，这个活动冷冷清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秦一飞成了兰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化民任副组长。他们组织“造反派”将张钦礼定为黑帮，批斗游街。周化民组织相关部门贴出大字报“批判《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派人到北京抓穆青(《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1967年2月，跟着焦裕禄、张钦礼除三害的县、公社、村三级骨干分子1207人被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起来。是不是树立焦裕禄为典型，在兰考是一场斗争。周化民等人是否定焦裕禄的，并且文革后把否定焦裕禄的大字报向全国散发。这件事惊动了中央，国务院办公厅让河南省省委限期调查解决。

　　调查结果是，新华社的宣传没有不实之处。但资产阶级当权派周化民等人仍然在兰考打击以张钦礼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种背天逆理的行为激起兰考人民的极大愤慨，为焦裕禄、张钦礼申冤的信件雪片一样飞向北京。周总理派记者到兰考暗访，了解了实情，并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就这样，周总理将张钦礼接到北京，并宣布撤销下令逮捕张钦礼的河南省军区政委的命令。

　　张钦礼回到河南后，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党委兼地委书记，兼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为那些被冤枉的干部平了反，对那些跟着周化民的干部，没有开除他们的党籍，也没有把他们关起来，而是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从这时起到1970年8月，张钦礼带领兰考群众，完成了26万亩沙碱荒地的改造，使老灾区变成了粮食屯。

　　周化民调到安阳钢铁厂作党委书记去了。级别并没有改变。

　　1970年8月以后，张钦礼又遭难了。当时，林彪的党羽王新在河南权势熏天。秦一飞又回到了开封地委。他们说张钦礼是刘少奇的生产党，只抓生产不搞阶级斗争。由于张钦礼名气太大，他们不敢直接下手，就在名义上调张钦礼为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兼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把张钦礼软禁在大别山下的灵峰寺。张钦礼一走，兰考1200多名干部，还是1967年跟着张钦礼蹲监狱的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被再次关押起来。

　　1971年林彪事件后，王新失势，但在兰考，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势力依然稳如泰山。1972年，周总理派康克清到兰考调查，解放了被关押的干部，也了解到张钦礼落难的消息。1972年11月，周总理派河南军区司令员找到张钦礼，张钦礼再次见到周总理。

　　张钦礼恢复职务重回兰考。1973年到1977年，兰考建设取得巨大成绩。那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像焦裕禄一样，为了人民做出了巨大牺牲。但他们当然不认为这是牺牲，因为在他们心中，他们和人民是一体。

　　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世，“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展开“揭批查运动”。吴芝圃在河南任省委书记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省委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更奇怪的是，一向归属开封地区的兰考这时被划归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除一切职务。1978年10月，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79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主要罪行有：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人民等。同时，跟随张钦礼的1200多名干部再次被捕入狱。

　　上面把焦裕禄、张钦礼的事说出来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说明，新中国建立后，政府中是存在着资产阶级当权派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斗争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心中只有自己没有人民，无产阶级革命家把个人融入人民中，把个人的私放在人民的公里面。所以他们才叫人民公仆。

　　这种斗争的存在是毫不奇怪的。世界上的人本来就各种各样，人的思想境界有高有低，自古以来，君子、小人就是并存于世。

　　二、阶级斗争为什么要年年讲、月月讲

　　对于阶级斗争，不管你讲不讲，它都是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公心”与“私心”的斗争。在政府中主要表现为：大公无私的人民公仆思想与以权谋私的思想的斗争。

　　而在毛主席时代，很多人对阶级斗争的理解却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凡是批评政府的人就是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政权，就是阶级斗争的对象。资产阶级当权派正是利用了这种理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广大群众进行打压。阶级斗争理论不仅没有被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掌握，在很多时候还成了资产阶级当权派镇压他们的武器。这确实是时代的悲哀。

　　新中国建立后，最重要的阶级斗争主要存在于政府内部。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斗争。毛主席对阶级斗争有着深刻的认识。这是他不断地进行思想、文化运动的原因。为什么毛主席要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呢?因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权，人民政府的性质才不会变化;一旦资产阶级人物掌权，人民的苦日子就要来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确立之后，干部问题就成了关键问题。“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这话首先不是讲给普通群众听的，而是讲给政府官员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听的。阶级斗争时时存在，尤其是那些资产阶级人物，他们为了私利会时刻与无产阶级革命派做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而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你如果放松警惕，资产阶级人物就会得势。革命派不仅自身会因此受到打击，关键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就失去了保障。关于这一点，电视剧《焦裕禄》有着明确的启示。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抓生产的同时，必须时刻警惕，带领广大人民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政治挂帅”是必须的，否则经济建设的成果也保不住。然而在现实中，由于新中国经济落后，经济建设的任务显得迫在眉睫，以至无产阶级革命派把眼光一味集中在经济建设上，而忽视了阶级斗争。这恐怕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大的历史教训之一。

　　毛主席说，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这话是太对了。事实证明，当广大人民群众没有掌握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时，资产阶级人物的上台就成了必然。对这一点，目光如炬之毛主席都没有办法。这是时代的局限。

　　20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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