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居正的出身及其入仕时的制度背景
（一）张居正的出身情况
《明史》有张居正的传，关于张居正的出身，其云：
“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颖敏绝伦，十五为诸生，巡抚顾璘奇其文，曰：‘国器也。’未几，居正举于乡，璘解犀带以赠，且曰：‘君异日当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居正成进士，改庶吉士，日讨求国家典故，徐阶辈皆器重之。授编修，请急归，亡何还职。”
江陵是府名，治所便在今湖北江陵县，就在长江边上。张居正的小名叫白圭，他的祖父叫张镇，父亲叫张文明。他的祖父张镇是荆州辽王府的护卫，故张居正家庭出身寒伧，不是门阀衣冠家庭出身。然而张居正自小便很聪明，在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十二岁时在荆州府考生员，取了第一名，成为一名秀才。到了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张居正十六岁时，他应乡试，中了举人，那时辽王朱宪节与张居正同年，看到张居正中举，便请他祖父张镇去辽王府饮酒，结果醉死。次年张居正入京参加会试，没有考上。到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参加会试，再参加殿试，这次他考了二甲进士，选为庶吉士。
明代在府、州、县皆设学校，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级学校都有限额，少年要经考试才能进官学，官学的学员，有伙食供应，考取后进入学校便成为学员，后来称秀才，每三年一大比，生员可以参加乡试，试题在四书及易、春秋、书、礼记、诗五经范围内，文章是八股文，仿古人语气讲经义。乡试是省一级考试，中式者是举人。举人可以参加乡试第二年举行的会试，在京师考试，中式的参加殿试。取中者分三甲，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一般是五十人左右，赐进士及第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
学而优则仕，考取进士可以为官了，状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二、三甲进士考选庶吉士，都属于翰林院。翰林院放到现代来讲，相当于一个研究、编纂、教学的机构，设学士一人，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一人，侍读、侍讲各二人，这是可以陪君王经筵、日讲的老师。此外有五经博士、史官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没有定员的限制。翰林院这个机构在朱元璋吴元年便已设置了，学士是为帝王掌文书制诰、史册、文翰之事，侍读、侍讲是君王的陪读陪讲，史官掌起居注和实录的编纂。庶吉士这个名称在洪武时就有了，那时始设于六科，练习办事能力，至明成祖永乐时，始定为翰林院庶吉士，是挑选文学优等和书法好的进士担任，三年考核一次，能留在翰林院的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皆属史官。没有留在翰林院的，则授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属于言官的性质。到地方则出任州县官，留在翰林院的往往有机会成为内阁的成员。张居正便是由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出身，以后留在翰林院成为庶吉士，然后由徐阶、高拱提携进入内阁成为首辅的。
（二）明朝内阁制度的特点
朱元璋为大明帝国建章立制的时候，为了自己子子孙孙能牢牢掌控王权，总结历代王朝覆灭的教训，不外乎几个方面。一是相权的专政，如曹操对汉献帝。一是宦官专权，如汉唐都是败于宦官专政。对这二条朱元璋都想作一些限制，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按照他的设想前进。他废丞相，实际上只废了一个名义，后来以内阁的形式成为变相的相权。至于宦官的专政，朱元璋洪武时期虽有节制，但成祖以后情况便发生了变化，宦官之祸烈于汉唐。还有一条是后宫的管理，如何限制外戚专权，他有鉴于王莽的篡政及东汉外戚专权的问题制订制度，只有这一条得到后世子孙的遵守，有明一代没有出现母后与外戚专权的问题。朱元璋当年的建章立制，用现在的话讲便是顶层设计，这三条设计，有效的只有一条，所以顶层设计这个玩意儿，要懂得实事求是，一切得从实际出发，研究它的可行性，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其实际操作。我讲朱元璋为大明帝国建章立制，是讲张居正所面临的制度背景。要理解张居正何以能在万历前十年执政，应该先了解他那个时代的制度背景。
明代的相权，以内阁首辅的形式出现，它是历史自然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它起源于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明初的相权沿袭元朝制度设中书省，中书省处于国家权力结构核心的地位，属于决策的位置，这恰恰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明初除了李善长以外，在中书省的几个人都没有好结果，早年在中书省任职的杨宪、汪广洋、胡惟庸三个人结局都不好。洪武十三年(公元1340年)胡惟庸案以后，朱元璋废除了中书省，故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有这样一条规定：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诸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国家的权力结构，实际上是表现为它的组织结构及其运行方式，从组织结构的功能上，它包括决策、行政、监察、司法各个方面。废除丞相，实际上是把决策权集中在君主一个人的手上，由其直接面对行政、监察、司法各个相关的职能部门，并且在各个部门之间建立互相制衡的关系。这是横向的结构，还有纵向的，那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这个组织机构的状态，一方面离不开历史的因袭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演化和变革。这个行政架构，表面上似乎是由领导人按照一定的逻辑观念在作顶层设计，应当说这有一定的影响，但现实的发展，往往实践活动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前者似乎是应然，或者表现为设计者的主观愿望，或者是他核心的价值取向。后者是实然，是现实生活自身逻辑的必然，故应然与实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故中国历史上讲制度发展的历史，传统的表述用“沿革”二字，沿者，有因袭的一面。革者，它又有因时因地不断变革的一面。现在习惯上讲改革，其实不如“沿革”二字更为精确，因为任何制度设计，都不可能从天而降，也不可能照抄照搬舶来的洋货。中国的历史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从发展的眼光来看，变革是恒常的主题。变革的结果往往不以变革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也不是人们理想状态的应然，而是在各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实际后果的实然，这个实然很多时候与改革的目标大相径庭，甚至走向改革目标的反面。
朱元璋要废除丞相制度，立下祖训，他能废止的只能是丞相这个名称，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他的皇子皇孙不可能都如他那样精明能干，也不会象他那样殚精竭虑地处理政务，还得要有人帮助他们处理日常政务。明代的内阁，本质上是变相的丞相制度，改变的只是名称。万历即帝位的时候只有十岁，他不可能行使君王决策的权力。万历前十年，实际行使决策权的是内阁首辅张居正，皇明祖训只能挂在墙上。这十年实际决策行政的过程，有它自身的逻辑必然，故顶层设计只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逐步使之完善、协调并系统化，不可能根据某种理想的观念另搞一套强加于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如果作为普遍真理的话，它只是具备方法论上的意义，不能照抄照搬书本上现成的结论，不能用逻辑概念的推演去求得现实生活的结果，只能从实践中去摸索寻找它的必然性。内阁制度便是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形成制度化的东西，不是先有设计然后形成制度，而是通过不断在实践中探索才逐渐形成制度，这与工程设计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一种制度一旦成型以后，它的作用和影响也仅限于一定范围内有效，并且往往因人而异，制度要靠人去执行才能发挥它的效用。在帝王制度下，君王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运用这个权力，在国家的治理上起什么作用，那往往又是因人而异的。即使在现代宪政制度下，总统和总理的权力也要受到法制和议院的限制，他们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同样也因人因时而异。同理，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和国家制度的作用，也都是相对的，不能以绝对化的眼光去看待。以法治国，这个治是通过人去实施的，人的治理能力还是有差异的，作为执政者，现在讲要有公仆意识，过去讲是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然后还得有能力依法去处理各类复杂问题，这就是治理。它是依制度把决策付诸实施的过程，实施的效果还得有机构去审核。如果以一项工程作比喻，它包括设计、施工、监理和验收这些程序。如果从国家治理的层面看，作为政治家，设计者与实干家相比，对事态的结局，实干家的影响更大。全面深化改革，主要不是制度层面的另起炉灶，而是如何提高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治理政务的能力和实际效果，以及对其效果的审计和监管。
明朝国家权力结构，是内外相制、并行的双轨制权力体系，互相制衡的皇权体系是在实践中逐渐自然形成的，这与朱元璋最早的制度设计不完全是一回事。内外相制，内是指宫庭后宫宦官的系统，外是指外朝以文官为主的官僚系统。从外讲，文官系统内部又有各个部门互相制衡以维持皇权的作用，并行的有六部尚书即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日常的政务。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和十三道御史作为言官来执掌监察系统。掌管军队的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即五军都督府。在地方行政上也是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提刑按察使司，使行政、军政、司法三者并立。这是文官系统，君王要指挥这个文官系统运转就要花费很多精力，以后的君王不可能都如朱元璋那样精明能干而且勤于政事，这就需要有一个文书班子，通过公文书来操作这套完整的文官系统。翰林院本来是君王的秘书班子，由翰林院分离出来的内阁，开始成为君主的机要秘书。最初设置大学士的有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都是朱元璋处理公务的场所，大学士的品秩只有正五品，品秩不高便不能任意弄权了。内阁逐渐在历史演化的过程中成为君王处理外廷文官系统的中枢机关，六部的长官与封疆大吏都要视其颜色行事。
内阁的起始是明成祖时，从翰林院挑选侍讲、侍读、编修、检讨等官员到君主身边，在文渊阁参预机务，因为办公地点是在文渊阁，故称内阁。最早是解缙、胡广直文渊阁，他们都是朱元璋洪武时期就在翰林院的文人。到了仁宗洪熙时，有杨士奇直文渊阁，加至太师太保的头衔。内阁的基本职能是协助君主处理公文书，公文书有自上而下的，那就是替皇帝起草诏令，自下而上的就是给诸司的奏启作批答。实际上根据皇帝的口谕，代拟旨意。《明史·宰辅年表》对内阁的票拟概括为“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故所谓票拟，是代替皇帝起草诏旨，批答诸司上送的奏疏和启文。这中间便有如何裁决的问题，内阁要提出参考的意见供君王裁决时参考。英宗即帝位时只有十一岁，还是一个小孩子，怎么可能行使君王的权力呢?那时便有杨士奇、杨荣、杨溥即三杨为阁老起草票拟，由内廷批红以后下达。事实上在宣宗时，便有阁臣参加廷议以后，将处置的意见用小条子书写，贴于章奏之上，备皇帝御览批红下达诸司。那时是代行书办，而明英宗因幼冲即位，故直接由阁老票拟后，通过内廷批红下达了，这样内阁就成了外廷文官系统的枢机。内阁地位，在明人眼光中也是有变化的。在前期，也就是嘉靖以前，是“无相名而有相之实”，嘉靖以后的内阁，人们都视内阁的首辅为真宰相，但与汉、唐的宰相不同，它既不能统率六部，而且还受制于内廷的太监，故明人称其为“有相之名而无相之实”。严格讲，只有张居正执政的万历前十年，他才是真宰相。为什么如此?因为内廷有太监冯保和李太后对他全力支持，在内阁他是一人独大，所以他才是明代唯一的真宰相。那时万历只有十几岁，还不能完全自己直接执掌权柄，这是张居正特殊的地方。为什么张居正能得到内廷的全力支持，那还得介绍明代宦官的系统及其与外廷文官之间在决策形成过程中的相互关系。
（三）明朝宦官与内廷制度
《明史·宦官传》的序言讲到朱元璋曾经铸铁牌于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而且下令诸司不得与宦官有文移往来。为了杜绝宦官预政，朱元璋曾规定内臣不许读书。《明史·职官·宦官》记载朱元璋曾对侍臣说：“朕观《周礼》，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踰数千，因用階乱。此曹止可供洒扫、给使令，非别有委任，毋令过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由于朱元璋的这种态度，当时有内侍偶尔言及政事，“立斥之，终其身不召。”这些规定和设想，实际上做不到，朱元璋自己有时也不得不使用身边的太监，但毕竟很有限。《皇明祖训》中设置有“绳顽司”，其职掌是“治内官、内使之犯罪者”，这个机构设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但洪武十七年以后就消失了。
明代宦官系统的设置，也有一个历史过程。朱元璋在集庆建立政权时，吴元年便设置了内史监。洪武十七年时对内官系统作过一次调整，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重定内官监的系统，设置十一监。宦官地位的提高是在明成祖永乐年间，靖难之役建文帝下面的宦官系统为朱棣提供了不少情报，所以他开始重视宦官系统的建置。宦官系统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即所谓二十四衙门。总管内廷事务的是司礼监，而司礼监在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便已设置，后来才成为明代宦官的第一署。因为司礼、掌印、秉笔及随堂太监掌握内外章奏和“批红”的权力，内阁的票拟要经过内廷的“批红”才能正式成为圣旨以号令整个国家机构，故外廷的“票拟”和内廷的“批红”二者的工作关系成为内外双轨相互制衡的关系。这样的宦官系统，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系统，如司礼监的权力便非常大了，在皇位交替之际，司礼监与阁臣同受顾命。对于军事重镇，有时也会派宦官出镇地方，出镇宦官的派遣和调动也归司礼监。一些大案、要案，需要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会审时，往往也会派司礼监与三法司在堂上一起会审，而且每五年要举行大审一次。司礼监还有权派宦官提督京营，与兵部同理军务。京城的兵权，有一部分掌握在宦官手上。此外宦官还提督东厂，那是负责侦缉的事。在司礼监下，权力及影响最大的是秉笔太监，他是代替皇帝“批红”的。掌印太监的地位也很高，还有就是提督东厂的太监。所以宦官的触角代表帝王，伸向文官系统的方方面面。这样宦官系统人数众多，清人讲明代的宦官和宫女有十万多人，这可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了。既然宦官系统的触角伸及文官系统的方方面面，那么宦官没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就难以胜任了，因此从小进入宫庭的小内使便有一个读书学习的问题。洪武年间，内官只能识字、会书算。永乐时，让吏选教官入内教书。宣德时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那时在内书房读书的都是十岁上下的太监，有二三百人，后来增加到四五百人，都是由翰林官执教。宦官系统的二十四衙门缺会写字的小太监，就由内书房调拨，然后不断补充新的小内侍。明人记载中曾在内书堂任职的官员有69人，其中后来入阁为大学士的有19人。通过翰林院的教官，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沟通了内廷与外廷之间的联系。内官既然接近权力结构的顶端，那么宦官系统内部，势必派系林立，内斗不已，这与文官系统外廷及内阁内部的派系斗争往往互相呼应。
（四）明朝的后宫与东宫制度
明代宫殿的建筑，前殿后宫，前面是乾清宫，后面是坤宁宫，乾清是朝会办公的场所，坤宁是后宫，属于生活的场所。后宫六院是帝王与其妻妾生活的场所，帝王是一夫多妻制，他的后院妻妾成群。后宫旁还有东宫，是太子居住的地方。朱元璋鉴于前朝女主专权、外戚专政，他严格限制后妃干政。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他便让翰林学士朱升修女诫，他说：“治天下者，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明史·后妃传》记载他采取的措施，“命工部制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牌用铁，字饰以金，复著令典，自后妃以下至嫔御女史，巨细衣食之费，金银币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宫取旨，牒内使监覆奏，移部臣取给。”还规定内宫不能以“私书出外，违者论死”，“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宫，以证取药。”为了防止后宫干政，朱元璋完全切断了后宫与外部的直接联系。为了防止外戚干政，朱元璋还规定天子、亲王的后、妃、宫嫔都选良家女为之，大臣勋戚进者勿受。故明代的后妃都采之京师附近的民间，有明一代也因此没有母后临朝，没有外戚擅权。万历的生母李太后，漷县人，万历成人之前她在乾清宫照管万历的生活，万历成婚以后，她就返回慈宁宫。万历六年以前，神宗尚未成人，她的职责便是管好儿子的生活习惯，不直接预政。
与有明一代政制直接相关的便是东宫制度，也就是接班人的培养和教育问题。皇太子亦称皇储，这里有二个问题，一是如何选择和确定皇太子的问题，二是确立以后安置在哪里，如何培养他未来执政的能力?中国立储的传统，主要是为了防止诸子争夺，那就是《春秋》公羊传说的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故朱元璋在洪武元年便立其长子朱标为太子，朱标早死，因长孙早死，立次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明代在东宫设詹事府，设置詹事、左春坊、大学士、左庶子、左谕德等，一般情况下，詹事府的僚属都与翰林院的职务互相兼任，故王位交接时，东宫的班子往往就是未来内阁的班子，有如西方的影子内阁。如穆宗在嘉靖时为裕王，虽未正式册立为太子，实际上他是王位的接班人，当时如高拱、张居正都曾在裕邸随侍穆宗的左右。
以上是张居正执政以前，明代的内阁、宦官、后宫、东宫的制度背景，张居正是在这个制度背景下逐步进入明王朝权力结构中枢的。除了制度背景以外，我们还得了解张居正进入内阁中枢的历史背景，由此观察从嘉靖、隆庆进入万历这个时期，当时明王朝存在的内部矛盾和社会问题，弄清楚张居正是如何在处理这些内部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过程中胜出的。
有明一代的历史，在朱元璋和朱棣之后，那个东宫制度，并没有为明王朝培养出什么好皇帝来，朱元璋寄托希望的他的子子孙孙，反而多是昏庸之辈，他想方设法要限制的相权，后来自然演化成为内阁制度，反而是内阁制度在维护明王朝稳定上起了重要作用，张居正是内阁诸相中最杰出的代表。当然内阁中也有很不好的，如严嵩执政的那些年。其他内阁诸臣中，起积极作用的居多。朱元璋治吏很严酷，明代的文官中出了一批好官和清官，还是严以治官好，对官员宽松则贪官庸官就多了。这些事情也说明历史自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以人们主观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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