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和传播学等领域不约而同地向美国“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展开了一次集体回溯。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有关“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讨论中，“进步主义运动”就已经成为参照性的历史镜像。这场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改革运动，被认为在解释和解决社会危机方面提供了重要线索：如何走出财富集中、经济垄断、政治腐败、贫富分化、阶层板结和环境破坏的困境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如何应对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风起云涌的大众反抗运动?如何挽救传统信仰并创造新时代的道德和价值体系?
本文从公共传播视角考察进步主义运动，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在转型和动荡中，对话和共识何以成为可能?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人们如何提出并确认社会发展的问题与目标?进步主义者及其“敌人”如何对话?在对话中，思想的解放如何转化为行动的洪流?对话如何在关键的历史细节上发挥作用?达成社会共识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前提是什么?
一、“不满者相遇”与信息共同体
据统计，19世纪90年代的美国，占总人口1%的富有家族掌握了全国51%的财富，而占44%的贫困人群只拥有1.2%的财富。[1](P2)经济爆炸式增长的背后是惊人的垄断、腐败和贫富分化。财富欲望驱动了机器，也造成了此起彼伏的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件和遍及全国的劳资流血冲突。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改变、颠覆了传统生活图景和生命价值，人们随时面临意想不到的选择和变数，身体和精神都处于离乡状态。“(这一切)给民众带来了混乱无措的社会困境和经济难题……人们变成了经济的奴隶”[2](P14)。正如一百年后很多欠发达国家人们感同身受的那样，发展和美好不是一回事。
改革势在必行，而在此之前，社会各方需要尽可能清晰地确认和表述“我们时代的问题”。追逐和纠缠假问题、表面问题、片面问题，只能贻误时机、加剧危机。起初，洛克菲勒、福特、摩根等财团认为提高福利、改善民生就可以消除罢工，然而他们惊讶地发现，工人在获得8小时工作制和高薪后仍抱有更高期待，工会组织变得更加好斗。除了金钱，工人还要求摆脱“时刻被监督、检查、训导到崩溃”的人格境况。农民、黑人、妇女、移民、小企业主、新兴中产阶级等多重身份的社会群体也都加入反抗运动，他们希望能够稳定地养家糊口，自主地学习、上教堂、交朋友，获得宪法所承诺的平等、自由和公正。比如移民，他们在努力安顿家业的同时，吁请政府和富人改善第二代的教育条件，以确保有指望的阶层流动。
“我们时代的问题”在国家层面就是现代化，即实现物质和精神的对等繁荣，在奔向富足的同时“重建遭到工业文明摧毁和破坏的社会价值体系，从而推动资本主义顺利发展”[3](P3);在个体层面就是要活命，也要自由，还要为承认而斗争。“他们试图获得经济保障，即在物质享受方面达到一个合理的水准;他们要求个人自主权，即做出人生选择、开创事业、建立家庭和维持社群的能力，不受来自他人的不适当干涉;他们还追求社会地位，即来自同侪或整个社会的尊重和承认。”[4](P6)
在1900年前后，财富和人性的整体拓展成为美国社会的公共议程，作为一个被共同确认和体验的“真问题”，它为各方参与和推进改革提供了底线共识和基本行动纲领。值得深究的是，在剧烈变革年代，一个社会怎样避开假问题、表面问题和片面问题从而辨别和分享“真问题”?怎样克服改革之初的偶然、自私、仇恨和混乱?美国的情况大抵如下：
第一，不满者与不满者相遇。当时，美国报刊业获得充分发展，一个前所未有的透明时代已经到来，全国范围内扩散和评论改革议题成为可能;高等教育培养了大批知识精英，一些学者、律师、教士、白领、小企业主、公共机构负责人在社会运动和新闻报道中成为拥有全国声望的名人，他们能够清晰、深入地分析社会问题，在众声喧哗中有效影响公众的认知和态度;“联合会”、“工会”、“服务社”、“同盟”等社会组织广泛建立，它们发起的农民抗议运动、工人罢工、城市贫民窟的社会报复行动此起彼伏并且相互策应。总之，“不满者遇到了不满者”[5](P16)，千差万别的利益和欲望强势汇聚，社会认同危机由表及里点爆。
部分不满者遭遇了暴力镇压，有人甚至被以“践踏草坪”、“妨碍邮递”的罪名逮捕，更有人不幸死于工厂主、州警察和联邦军队的枪下。然而开枪者很快就意识到，社会系统毕竟要正常运转下去，改革和进步才能化解对抗，站在对立面的民众不是问题，而恰是问题的解决者。在某一次罢工冲突后，洛克菲勒接受公共关系顾问的建议，放弃“从后门进入市政厅”，不再躲避工人领袖、新闻记者和示威者，而是与他们直接对话，一起寻找解决方案。“先生们，走后门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洛克菲勒先生将和其他人走同样的门进去，必须的。”[6](P125-126)不满者也在斗争中发现，流血换回的往往只是暂时和局部的胜利，人们期待有作为的政府和负责任的企业推动社会系统的整体改善。
第二，公共讨论与地位赋予。当不满者相遇的时候，美国选择了公共讨论而非全面对抗来应对社会危机。对于一个进取的社会而言，不满者相遇未必带来想象中的风险，反而可能为改革提供破冰、融冰的历史性机遇。公共讨论的首要价值是让人们以参与者、解决者和社会主体的身份面对问题和危机，而不是成为不屑一顾的旁观者、不顾一切的反抗者。这是一个地位赋予的过程，人们以主体身份认同卷入改革，其直接效果是在改革议题上集纳各方意见、勇气和智慧，即使找不到最优方案，亦可排解不满和仇恨。而从社会历史效果看，美国正是通过广泛、深入的公共讨论把公众训练为公民，在转型和危机中涵化理性、建设性的公民精神，消解“乌合之众”的自私、偏见和盲动。因此，公共讨论本身即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珍贵遗产，它促进“国”与“民”的同步现代化。
1902年春，罗斯福总统亲自出面协调宾夕法尼亚西部15万名无烟煤矿工人罢工事件，他邀请劳资双方到白宫直接对话，为其设立仲裁委员会，调解结果皆大欢喜。[7](P189)罗斯福的做法鼓舞了社会各方以沟通、讨论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动辄“颠覆”或者“推倒重来”。比如，钢铁大王卡内基一方面在汹涌民意的冲击下做出自我调整，一方面也告诫民众，资本家的让步并不意味着平民的胜利，一个人的成功要靠“勤奋认真地做好每一件小事”。这样的“告诫”在当时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可，可见大亨与民众之间尽管关系紧张，彼此尚可认真倾听、理性对话。
第三，信息共同体与“真问题”。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和广泛的公共讨论使美国社会成为一个透明的信息共同体，其中“扒粪运动”对共同体的贡献最为直接。在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一批专门揭露大企业和政府劣迹的记者和作家，发起了面向社会罪恶的“扒粪运动”。这些记者和作家成功地扮演了改革的提问者和意见整合者的角色，“20世纪开头几年支持社会改良的人数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之高，是历史上罕见的”[8](P34)。
“扒粪者”的可贵之处不只是把罪恶暴露在阳光下，更重要的是不滥用自己的笔杆子和影响力，不操纵民众的激情、恐惧和仇恨。他们没有用自己的火炬点燃统治集团的炮火和民众的怒火，避免了炮火与怒火大规模、灾难性的相遇。相反，他们用火炬照亮了改革的“真问题”：打破垄断格局，实现民主公平正义;抑制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病症，给予人民经济保障、自由权利和社会地位;建立新时代的道德秩序和精神家园。
1902年11月，记者塔贝尔撰写的《美孚石油公司史》开始在《麦克卢尔》杂志上连载，这是她历时五年、进行史学家式调查研究的成果，揭露了美孚的市场独占、欺诈豪夺和官商勾结。美孚对此束手无策，因为报道客观翔实、证据确凿、无懈可击。让企业难堪和受罚并非塔贝尔的追求，她呼吁全面的工业和社会改革，“我们合众国的人民，而非其他任何人，对美孚石油公司及工业环境所体现的可怕弊端，皆必须予以纠正”[9](P292)。1906年，作家辛克莱的纪实小说《屠场》推出，随后畅销百万册，小说描绘了肉类托拉斯惊人的粗暴贪婪、令人作呕的生产环境、生产不顾消费者死活的“死老鼠火腿肠”。辛克莱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约见，他吁请政府干预市场、庇护人民。罗斯福决定彻底解决举国共愤的食品和药品安全问题，敦促国会通过了《食品安全与药物管理法》，这是美国在食品药品卫生领域现代化的里程碑式事件。
胡适曾高度评价美国“扒粪运动”：“以人民的疾苦为背景，以事实和证据为武器，暴露黑暗面，唤起社会和政府的注意，从社会立法上加以改善。这种运动在美国文化上占最重要的一部分。”[10]
二、改革的立场与利益共同体
在准确地捕捉到“我们时代的问题”，就改革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后，改革路径的选择及其障碍破除便成为紧迫要求。美国从1890年前后改革潮起到1917年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历经近30年的讨论和行动，实现了比较充分的现代化改造，于此间崛起为世界强国。此中值得深究的是，社会各方怎样在“必要性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达成“可行性共识”?尤其是如何破除改革进路中立场、利益上的分歧、纷争和障碍?以下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共同体命名与思想解放
谁是改革者?谁是改革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冲突为什么没有导致暴力革命而是促成了温和的社会改良?一些文献记录了当时充当改革先锋的进步派成员的构成，如《加利福尼亚进步派及其原则：对中等阶层政治的研究》调查了48位加州“进步者”，其中司法人员17人、新闻工14人、企业主11人、医生和银行家各3人;另据1912年一项关于进步派的调查，261人中有企业主95人、律师75人、编辑36人、其他专业技术人员55人。[11](P30-31)如此看来，这场社会运动不能简单、抽象地归结为底层民众与统治集团的对抗：改革同盟成分复杂，除一般民众及其领袖外，各行业、各阶层——中产阶级、企业主和银行家皆有进步派参与其中。
从大企业方面看，福特、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强盗大亨”对改革要求有一定的觉醒，他们认识到疯狂和贪婪必然造成难以为继的社会困局，因此主动在管理、技术、福利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实质性改革。从政府层面看，罗斯福和威尔逊都堪称改革的领导者，他们站在民众一边着力打破财富集中和利益板结，又站在企业一边化解劳资对抗，总体上顺应和引领了国家现代化潮流。1905年前后，垄断财团和政党、政府已达成改革共识，标志性事件是洛克菲勒等公开支持“垄断克星”罗斯福竞选连任。
改革者及其“敌人”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利益共同体，罗斯福表述了这个共同体的核心利益：“要么全体上升，要么一起沉沦”[12](P310)。这其实是一个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基本常识。工农大众贫穷而愤怒，中产阶级牢骚满腹，记者学者到处“扒粪”，中小企业主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移民陌生疏离，教会持续批判工业文明和现实道德，这些显然不符合统治集团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想象。反过来，当时人们发起抗议的目的在于追求美好生活而非毁灭一切，毕竟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工作机遇和生活可能性，希望仍然大于失望。
“命名”对于通过公共传播发起社会运动、构建利益共同体至关重要，历史关键时刻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浪潮往往始于能够最大限度凝聚共识的命名。具有命名价值的一个词、一句话，可能意味着旧思想、旧制度的“破”，新方向、新方法的“立”，以及不同利益族群之间立场和利益的有效协调。经过19世纪90年代的酝酿，美国支持改革的各个族群在新世纪之初获得了历史垂赐的共同命名：“进步派”。1905年有改革者宣称自己为“进步派”，1912年罗斯福再次参加大选时组建第三党“进步党”，1915年学者德威特发表论文《进步运动》，称当时“进步主义”一词已广泛使用、广为讨论。这说明当时能够带来多数人共识的统一词汇出现了，“进步派”、“进步主义”、“进步运动”分别定义了改革的主体、理念和实践，确立了温和的改良基调，描绘了“由发展到美好”的改革愿景。
(二)原罪救赎与社会宽容
改革需要突破的另一个重大障碍，其实是由对历史的态度所产生的现实立场问题：如何评价历史——我们已然承受的一切?如何对待财团寡头及其政治同盟在资本积累和权力使用中的历史原罪?倘若这个问题得不到正视和解决，改革即使温和、平稳起步，也可能在原罪和积弊被逐步暴露、深入批判的中途，随时陷入狂怒或狂欢式的历史清算。中途散场、矫枉过正、满盘皆输的惨烈教训写满了历史教材。
美国在进步主义运动中之所以实现了“原罪软着陆”，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首先是利益认同。“原罪软着陆”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政治精英、知识精英认同于此并使之成为社会共识。从190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扒粪运动”共发表了2000多篇批判文章和大量揭露黑幕的著作。这样大规模、集中化的批判如同狂风暴雨，却并未导致舆论汪洋恣肆、疯狂失控。塔贝尔、辛克莱、贝克、斯蒂芬斯等数十位“扒粪”先锋以“对全部事实及细节负责”的理性揭露问题，同时也提醒公众：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人白手起家、勤奋辛劳、能力卓越，这些典型的“美国品质”值得尊敬;美孚、福特、摩根等大企业“极富效率”、“组织完善”，在科技和工业领域领先。因此，整体进步才是改革的真正诉求，也是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在。
其次是自我救赎。当原罪者以最大诚意、勇气和智慧，担当社会责任、建设公共事业以自我救赎，社会各方承认了他们的贡献，宽恕了其原罪。1901年，卡内基拿出500万美元设立钢铁工人救济和养老基金，随后陆续捐建3500多座图书馆，到1919年去世已捐出全部个人财产，他提出“人到临死前还很富有是可耻的”。洛克菲勒的公益贡献集中在教育和医疗领域，1901年开办的医学研究院百余年来培养了20多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1903年成立的普通教育委员会为大学和黑人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13年组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慈善机构——洛克菲勒基金会，1914年在中国捐建了协和医院。“大财阀们产生了设法挽回声誉的压力，并意识到为缓解社会矛盾、使美国的制度良性运转，自己也有一份责任。”[13]
垄断财团让渡财富、发展公共事业，分担了政府公共管理的压力，直接而显著地造福于广大民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自身与政府、民众之间的利益鸿沟和情感鸿沟。这为原罪“软着陆”提供了必要的理由，社会各方则回报以足够的宽容。人们总体上同意，改革的最大敌人不是垄断者，进步的最大障碍也不是落后，现实的立场应该是以更高的智慧和更好的制度促成更大的进步。
(三)改革情境与行动议程
在改革实践中，前述“信息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必定是差异性的族群聚合。即使在同一家工厂，老技师梦想回到工业化之前“穿正装戴礼帽被工厂主尊敬”的美好旧时光，那时机器还没有瓦解他们作为手艺人的劳动尊严，而年轻技师则向往拥有更高薪水和更多权利，包括改善选举程序、直选参议员。这种差异性共同体营造了相对平衡的改革情境：一方面，多样化需求使进步主义运动成为一次创造性而单一化的社会变革;另一方面，共同体意识确保了变革未造成严重的社会失序。有学者评析道：“我们认为进步主义的要义之一是对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综合，成功地平衡与调和了变革与秩序的内在紧张关系，进而奠定了现代美国的基础。”[14]
承认差异性意味着正视改革的实用性，避免对改革抱有过度浪漫主义的想象。共同的责任心和忧患意识十分必要，但共同体并不要求也难以做到每一个改革者都无私。改革也不是无私向自私的挑战，而是把每一方的利益都捆绑到公共利益上来，在对话、竞争和妥协中各得其所。进步主义运动顺利开展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各方于改革中能够理性、建设性地协商议程，而在利益问题上，理性就是实用，建设性就是互惠。实用和互惠使社会改革主张与个体追求产生共振、融汇，抽象的思想解放随之激发行动的洪流。
当时改革议程协商的大致程序如下：底层民众为改善自身境况发起对抗运动，首先牵引社会视线;“扒粪者”开辟广阔的公共讨论场域，更多知识精英提出解释和解决方案;政府、企业一边辩护一边因应时势做出变革;国家层面则不断废止或革新政策、法案，把运动成果转化为制度性财富。这些政策和法案涉及反垄断、财产、税收、市政、选举、儿童与妇女权利、教育与医疗保障诸领域，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改善了社会运行机制，提高了民众生活品质。
三、对话的尺度与价值共同体
自20世纪50年代起，学者们就对进步运动是否存在“一套思想体系”争论不休。“进步运动是否具有一贯性(即其本质，也可以说是一种共同的思想观念)?如果存在的话，这种一贯性是什么?”[15]保守的观点认为，进步运动起讫时间不明，“谁是进步派”也说不清，更谈不上严格界定的“主义”;乐观的看法是，进步运动在经济思想、政治哲学和伦理道德上皆有鲜明主张，比如威尔逊倡扬的“新自由主义”综合了杰斐逊时代以来的传统自由主义和罗斯福的国家干预思想，成为一种新的国家哲学。[16](P9)至少，改革者拥有一些共同原则和气质，“进步主义者是乐观主义者，是行动主义者，也是理性主义者，他们认定社会具有延展性，他们要用他们的精力通过合理方式锤炼它”[17](P35)。
从传播学的角度发问，这一争论也可以表述为：在信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之上，改革者是否还成功构筑了价值共同体?或者说，在信息共同体形成“改革必要性共识”、利益共同体达成“改革可行性共识”的基础上，进步派是否获得了国家哲学、社会理想和道德基准意义上的价值前提?
(一)国家哲学与“共同理解”
进步主义者发起的公共讨论覆盖了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公民、传统与现实、美国与世界等领域，一个核心问题是对根深蒂固的“市场自由竞争、政府不干预经济”的观念进行“破局”。这一观念始自杰斐逊时代，后来与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融合，自由放任、优胜劣汰、强者恒强成为“天经地义”的发展哲学。显然，杰斐逊传统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财富集中、阶层分化和社会不公提供了合法性解释，而进步派正是要树立新的观念来消解这种合法性。
第一个新观念是“新国家主义”。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破局”首先在社会学、哲学和文学领域展开。社会学家亨利·乔治在《进步与贫困》中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贬损了人的价值，认为真正的社会进步乃是人的平等并且仰赖于平等，要避免不平等导致“进步趋势减弱、受阻，甚至逆转”[18](P425)。哲学家威廉·詹姆斯的《心理学原理》和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强调人具有自由意志和创造力，不是任由环境摆布的动物，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的“丛林法则”正是人类文明所应挣脱的“野蛮人哲学”。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小说《回顾》描绘了基于国家主义体制、消灭社会不平等的“美国乌托邦”，而畅销百万余册。
1909年，哲学家克罗利在《美国生活的希望——政府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作用》中提出了“新国家主义”。这部进步主义哲学的经典之作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公共福祉优先于个体价值，“积极的政府”为了国家利益和公共福祉可以干预经济和社会发展;杰斐逊传统浪漫地把民主理解为放任自由，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残忍地把强者恒强理解为物竞天择，它们都忽视了社会的整体进步;干预并不意味着牺牲自由，因为“最终的民主希望依赖于国家责任的履行”[19](P294)。1910年，罗斯福宣称自己为克罗利的“新国家主义”一词所倾倒，以之为政治纲领。[20](P141)
第二个新观念是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主张走中间道路，强调政府的职责是协调多元复杂的利益关系并代表共同利益。新国家主义重点在“破”，限制乃至肢解垄断体系;新自由主义重点在“立”，强调为小企业主、中产阶级、劳工大众创造公平的竞争机会。罗斯福着眼于发展中“秩序”的一面，威尔逊则以罗斯福的改革成就为基础，强调了发展中“自由”的一面。
从杰斐逊传统、社会达尔文主义到新国家主义、新自由主义，进步主义运动实现了国家哲学与时俱进的转渡与创新，至少在精英阶层形成了有关国家治理观念的“共同理解”。英国社会学者齐格蒙特·鲍曼认为，从价值层面看，共同体需要获得一种“优先于所有一致和分歧的共同理解”，以“保持根本性的团结”，并允许各种分离因素的存在。[21](P5)进步主义运动确立了20世纪以来美国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原则性共识或曰“共同理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相对自由独立而又在干预、互动中联结一体。
(二)社会福音与道德理想
除了国家哲学的调整，进步主义者还要克服社会生活层面更为普遍、深切的价值危机——人的异化、认同消解、道德失序和社会理想的飘零。工业化、城市化导致农民和旧中产阶级失去了往昔熟悉的生活路线，在新时代里彷徨无措;工人、新中产阶级被镶嵌在机器和管理体系上，拼命工作却赚不到尊严、自主和人生意义;在全社会财富欲望的膨胀中，学者的知识导师、教士的心灵导师地位遭到弱化和动摇;垄断和腐败使小企业主举步维艰，官员和政客也有强烈的地位焦虑。这种价值危机蔓延为各个阶层、大多数人的切身体验：找不到自己，也难以认同他人;过去不可追，未来幻灭无常;在精神世界，弱者孤独无助，强者亦有其贫乏。
基督教在财富激增、理想凋敝的时代发起了社会福音运动以实施心灵改造，并直接介入了劳资纠纷调节、贫民救济、揭露市政腐败、教育和文官制度改革、移民保护和禁酒等社会事务。而为了以信仰和道德的力量影响社会变革，基督教首先进行了自我改造：理智化，简化宗教仪式，把旧宗教的迷信部分降到最低限度;人化，强调以认真、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现世、财富和尊严，促进人格救赎和完善;社会化，主张宗教道德普洽社会发展，以砸碎罪恶锁链，培育社会心智。①
意义总是在背景中显现。社会福音运动着眼于宗教自身的困境、社会危机和人的苦难，对教义做出了扣应时代主题的新诠释：上帝之国并非人类企望却不能实现的某个遥远所在，而是由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所构成的，因此要创造新的人，创造新的社会秩序。[22](P307)社会福音运动对美国复兴基督教、重塑社会心灵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费孝通所说：“把一个完善不缺的理想，广被深入到每一个老百姓心中。在这种不满于现状，企求更合乎理想的新秩序的心理中，发生了所谓进步的观念。”[23](P115)
(三)实用主义与再造共同体
实用主义哲学的创立正值进步主义运动时期，前述“新国家主义”、“新自由主义”观念皆体现了实用主义思想。这一哲学体系的主要特征是本体论上的折中主义、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社会历史观方面的多元主义，强调观念的有用性，重视经验的价值。事实上，进步派的改革理论和方法大多谋求多方调和，立足社会现实，以解决具体问题为旨归，精神层面的建设——促进公平正义、革新宗教和道德体系等也是如此。
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批来自新中产阶级的“社会工”，他们年轻有理想，有济世情怀且讲求实际，在贫困、酗酒、卖淫、青少年犯罪等问题上研究和采纳了大量专业实用的解决方案。他们组建或加入社会服务社等公共机构，在促进个人福利改善的同时，强调“社会性的诊疗”以建立整体性的社会正义机制。简·亚当斯创办的赫尔事务所最具代表性，事务所的宗旨是“为民主制补充社会功能”[24](P182)，主要项目包括：向移民讲授英语和美国史;在贫民区设立安置所，开办娱乐场、幼儿园、洗澡间;在社区举办文化节和艺术活动，传播社群意识和美国价值观，等等。
总体观之，进步主义运动其实就是一场重建社会认同、促进社会进步的实用主义革新。这场革新维系了转型、危机语境下底限性的社会共识，社会系统在颠簸、摇晃之中生长为一个新的共同体。新共同体的生长脉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危机全面爆发，不满者在社会运动和公共讨论中相遇，全社会就改革议题形成信息共同体;进步派因应时势，打破财富集中、拓展竞争空间、理顺政治经济关系，着力构建公平、互惠的利益共同体;同时创造和拓展公共福祉、重塑道德和信仰体系，以再造安宁、美好的价值共同体。
从公共传播视角看，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历史镜像价值，体现于上述三个共同体的彼此建构关系上：公开、透明的信息共同体内在地要求自己生长为公平、互惠的利益共同体，否则就会认同幻灭、分崩离析;而在信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之上，应构筑有关美好心灵、公共良知和终极追求的价值共同体，否则由于缺少价值规约和导引，信息共同体就会沦为偏见与偏见交锋的情绪流放地，利益共同体就会堕入欲望冲撞、持续破坏之中。
虽然历史发展阶段和国情不同，但是中国当下的社会发展状态在轮廓和脉络上与此大抵相契。大众媒体、互联网、公共舆论正在把整个社会变成公开、透明的信息共同体，亿万人共处于一个开放、平等的对话场域。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信息资源、表达平台和行动机会，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的改革议题几乎纳入或宏大或精微的公共讨论。
新旧媒体融合推动着一直处于想象中的“公共领域”的形成，公域之光将照亮每一个角落的人和问题。至少从现实层面看，人们突破时空边界相遇，已经开始描绘有关个体价值和公共之善的改革路线图。众声喧哗可能导致失范失败、徒劳虚耗的社会对话，但对于形成改革和进步的信息共同体，对于训练公共讨论和砥砺公民精神则是不可避免和总体有益的。
显然，人们很难就改革路线图的所有细节都达成共识，意见的多样性和利益的差异化非但不能压制或“取消”，反而应该重视和珍惜。从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经验看，实现从信息共同体向利益共同体的转渡，关键问题是基于意见的多样性达成哪怕底限性的改革共识，而非取消意见的多样性。简言之，要珍惜“多样性”而追求“同一性”。在利益共同体层面，这个底线共识或曰“同一性”就是公平和互惠。不保障公共讨论和利益表达的多样性，人们就难以获得改革的“主人翁”身份，甚至走向边缘和反面，利益共同体的公平和互惠原则也就无从谈起。
价值共同体要为改革中的信息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提供心灵、道德和精神上的底限和上限。底限者，弃之不顾则无限沉沦;上限者，持以为真即天高地阔。用进步主义的话语体系来讲，价值共同体所许诺的是物质世界繁荣之上的精神家园的自足、和谐、美好。
总之，三个共同体所勾画的改革主线，乃是通过充分的公共讨论和社会对话，全社会获得彼此相通的命运感，构建转型与改革语境下的利益和价值共同体。
注释：
①有关教会“理智化”、“人化”和“社会化”的说法来自胡适，参见《胡适文集》，131页，台北，中正书局，198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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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胡适：《我们能做什么?》(1947年9月21日在天津公能学会的演讲)，载天津《大公报》，1947-09-22。
[11][20][24]李颜伟：《知识分子与改革：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2]Theodore Roosevelt. Progressive Principles. New York：Progressive National Service，1913.
[13]资中筠：《怎样才能进步：资中筠论美国进步主义时代的专栏文章》，http：//ishare. iask. sina. com. cn/f/22136968.html。
[14][15]赵辉兵：《美国进步运动研究评述》，载《史学集刊》，2006(1)。
[16]Cohen，Nancy.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Liberalism：1865—1914. Chapel Hill & London：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2.
[18]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9]赫伯特·D.克罗利：《美国生活的希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1]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22][23]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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